易经入门基础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易经入门基础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易经入门基础范文第1篇

关键词：易经；文献学；发展走向

ProspectsofYijingphilologicalstudyforthe21rtcentury

Abstract:ThestudyofYijingisoneoftheimportantissuesintoday’sstudyofChinesenationalculture.Inthe21rtcentury,itisthefirstquestiontobethoughtforthephilologisttodevelopthephilologicalstudyofYijingandotherancientbooks.Thispaperattendstoputforwardaseriesofindividualopinionsinviewofthedevelopingtrendofthissubject．

Keywords:Yijing;Philology;developingtrend

近两年来，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上，有关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走向的讨论性文章纷呈并出。的确，这正是我们现时代的热门话题和重要话题。众所周知，我国已经在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正式加入了WTO，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正式步入一个新阶段，融入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行列之中。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必将会加速其各自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取长补短、升华吸收的过程。《周易》古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占筮用书，其《易传》是一部充满丰富哲理的古代哲学著作，它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上古社会史料，汉代以后一跃而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因而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代表的身份，并成为历代学者长期研究的对象，为全世界的华人和各国汉学家们所研读，形成了一股彪炳灿烂的“易学”热潮。20世纪以来，对《周易》以及与其相关的历代易学著作的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个新的世纪里，易学的研究自然将会不断取得新发展、新成果。易学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现代多个学科门类，如哲学、历史、语言学、天文学等。同样，它也是当代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关注的治学对象。作为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我们对易学著作的研究，显然更多的关注于易学文献本身的爬梳和整理，执着于通过运用目录、版本、校勘、训诂、编纂、辨伪、辑佚等一系列文献整理研究手段，为其它相关学科层面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的研究资料。因为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只有立足于研究对象文献整理的基础上，然后才能进行哲学的、历史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深入研究。关于21世纪易经文献整理工作的发展走向，我们认为，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和反映。

一、易经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构和发展

中国文献学这样一门学问，大概至迟从春秋中期孔子整理以六艺为主的古代典籍开始就已经存在，但由于我国传统文献研究重实践轻理论的原因，作为一门学科的文献学却产生很晚。目前所知最早的以“文献学”命名的，是20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1］一书。此后近半个世纪却处于沉寂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才继之而起，各类文献学著作层出不穷。这些著作，有的属于古典文献学著作，有的属于现代文献学著作，有的属于文献学总论性质专书，还有的属于专科文献学。据笔者所见，仅专科文献学就有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2］，单淑卿、张春玲等《中国经济文献学》［3］，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4］，谢玉杰、王继光等《中国历史文献学》［5］，张伯元《法律文献学》［6］，等等。由此可见，晚近20多年来的中国文献学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近来，有的学者还对中国文献学学科发展现状进行了辩证的思考和分析，并从学科本身发展建设的角度，深入论证了学科改革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冯浩菲教授先后发表了《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7］、《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8］等系列论文，就此提出了一系列中肯可行的意见。冯先生还颇具卓识地指出：“专科文献学的发展，无疑将会启迪、激发专题文献学、专书文献学的研究。也就是说，不难预料，21世纪前20年，不仅会有大批的、配套的专科文献学著作出现，还会有大量的专题文献学、专书文献学著作相继问世。”［8］从如上所述中国文献学相关的各级学科体系建设情况来看，作为专书文献学性质的易经文献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易经各专题文献学，已具备了进行学科体系初步建构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对易经的研究，历来是我国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从现有的史书《艺文志》或《经籍志》记载情况来看，易学文献是相当丰富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周易》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研究著作时有出版。从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易经文献当不下3000部。从适应本学科研究发展的需要来看，建立易经文献学及各专题文献学的必要性也愈益明显，如果能够在尽可能全面吸收和反映前人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建构一门专书文献学意义上的易学文献学，显然会有利于促进易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并可能激发和引导当代易经研究自觉、有序地发展下去。基于上述所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两方面原因，我们认为，易经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任务，就迫在眉睫地压在了当代文献学理论研究学者的身上。同时，我们还相信，21世纪也必将出现多部日益完善、成熟的易经专题文献学著作。

二、对易学文献的经学和经学史研究将会成为新的研究重点之一

20世纪以来，由于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传统国学特别是传统经学的研究一度受到排挤和非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整个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学术环境不适宜也不允许经学研究问题的提出，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作为中国古典文献学重要分支的经学的深入发展。80年代以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和深入，国内经济形势的日趋繁盛，以及与国外学人学术交流的频繁不断，学术思想也渐趋自由和先进，因此我们认为，在新的世纪里，回顾和总结检讨有关易学中的经学问题，组织相关学者重新考察论定有关易经部分经学研究中的一些是是非非，诸如《周易》经传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等问题，做出总结性的评说，应该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注意到，20世纪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对经学及经学史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以易学史研究为例，台湾学者高怀民《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徐芹庭《易学源流》(上、下)，简博贤《魏晋四家易研究》，大陆学者如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徐志锐《宋明易学概论》、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探讨易学史,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更注意到将易学学术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往往透过学术发展背景的社会层面因素，探讨论证经学问题的是是非非，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文献学者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大量爬梳来论述问题这样一种思维角度还是不够的。一方面，社会政治、生活、教育等时代潮流中的各种因素，无疑在影响着易学的传播、研究和发展，这已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无须在此赘述。而另一方面，当易学的传播和研究（当然也包括其他儒家经学分支学科）在社会各阶层意识中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时，它必然要反过来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习俗等各个领域的具体方面，甚至还可能影响到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的制定和实施效果，因此，对后一方面现象的研究，就不能不引起当代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当代易学文献学者对此方面考虑不足，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研究更谈不上。所以我们相信，未来的易学经学史研究，将会在这方面出现更多的闪亮之作，并在另一层面更加深入地推动易学文献本身的研究。

在对有关易学的经学史研究中，不难发现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和关注的对象，更多是历朝历代经学研究具有较大影响的易学文献，如郑玄《周易注》，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朱熹《周易本义》等一类二次文献乃至三次文献的研究，强调研究对象的代表意义。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对易学研究主流代表人物的文献进行深入探讨，但同时似乎还应对一些在当时乃至其后影响不深的易学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出各个阶段易经研究的实际状况。此外，还应加强对其它相关文献中潜在的易学思想的研究，例如从汉代扬雄《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的释词内容，可以抽绎出扬氏、许氏、刘氏各自所接受的易学思想，深入了解易学在当时的影响因子。总之，这一方面的研究，为我们今后的易学文献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周易》文献本身的训诂研究工程的进一步加强和开展

对《周易》文献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但训释翻译却是其中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懂得词义、句意，然后才能展开其它方面的研究。由于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进程，当代学者的治学理念纷繁多样。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必将推动传统人文科学治学理念的变革。因此，今后《周易》文献的训释研究，其学术思想将更趋开放自由，更趋进步。另外，21世纪即将诞生的《周易》训诂著作，在训诂体式上，也必将体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传统的传注类、考证类、目录类、工具书类、论说类，也还会很大程度上予以保留和发展。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出土文献的整理、训释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有关《周易》的出土文献资料，同样也需要考校释读和训诂。目前已知的易学出土文献，有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和《易传》，及卷后佚书五种；有1977年安徽阜阳汉简，存《周易》近600片，其中与今本不同的卜筮之辞约400片。上一世纪，在二者的考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仅马王堆帛书《周易》文献，其考释材料就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义》、《马王堆汉墓文物》、《易传》中的《易之义》、《二三子问》、《要》等释文，以及重新整理的《系辞》释文。另外，目前保存在上海博物馆的战国楚竹书《周易》则是迄今为止时间最早的一部易书。这些古写本文献的出土，无疑为今人考证古书的时代及真伪、校补古书的讹脱及释读古书文义提供了可靠的最新证据，显然大大地推动了易经文献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由于前两者已有考释著述出版，因而对后者的考释和整理，则应是21世纪《周易》训诂工作的一个重点课题。

在重视出土文献训释工作的同时，我们认为，不能够忽略传世易经典籍的训诂工作。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里，对《周易》的注释，有的以义理为主,有的以字词句的训诂为主，有的以象数为主,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训诂义疏一派，试图通过科学的考订训诂，勾稽古史资料；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则继承了清代朴学方法，致力于经、传的训诂。其他如李镜池的《周易通义》、徐志锐的《周易大传新注》、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周振甫的《周易译注》、宋祚胤的《周易译注与考辨》、刘大钧、林忠军注释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0］、《周易传文白话解》［9］等，都是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当然，当代一些学者还注意从义理、象数角度对易经进行训释。以义理注《周易》,当以金景芳、吕绍纲的《周易全解》、潘雨廷的《周易表解》等为代表作。以象数解《周易》，当以尚秉和先生的遗著《周易尚氏学》等为代表。另外，当代学者刘大钧先生也特别重视开展象数易学研究，其出版的第一部重要专著《周易概论》［11］，在探讨易学各领域内容的同时，强调指出，作为易之本源的象数易学绝不可弃，并积极倡导象数与义理兼顾的研究方向。刘先生还在其主编的《象数易学研究》系列丛书第一辑《前言》中指出：“恢复象数易学研究，将其纳入现代人的研究视野。从整理易学经学史的角度入手，对象数易学中的一些专人、专题，进行专门研究，以求述其条贯、明其通例、释其凝滞而伸其亡阙。”［12］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作为易学之根的象数之学的研究，澄清了人们对象数易学的一些偏见和错误认识。以上这些充分说明，对易经文献的训诂研究，其内容是多方面的。为了推动易学文献学的深入发展，就目前现状来看，迫切需要一部分学者对历代训诂著作做一番钩稽爬梳工作，编撰出一部反映历代易经训诂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易经诂林》，并力求做到编撰体例完善、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宏通。这应当是现代学者总结前人《易》学成果的基础工作之一，其意义是重大的。

就目录类训诂著作而言，由于它是治学入门的第一步，因此，此前的一些学者已为我们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程启槃的《历代易学存目》及《现存易学存目》，沈竹礽《自得斋目睹国朝易学存目韵编》，庐松安《易庐易学书目》［13］，山东省图书馆编《易学书目》［14］，等等。此外，当代也有一些学者正在编制20世纪易学文献目录。然而随着视频和音频媒体的日益发展，对研究资料进行快速检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而要求目录类著作不再满足于以纸质文献为载体，而应适应于信息科学发展的需要，通过特殊的计算机软件辅助，建立通过互联网络传播的电子目录库，并成立专门易学网站，为从事易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便利的检索和查寻，这也成为当代文献学者目前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

四、撰写易学普及性读物，以加强易学基础知识的普及推广工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易学文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自身的社会政治功能，强调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学以致用的特点。因此，摆在21世纪文献学者面前又一个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强调在民众、特别是大学生中间的易学基础知识的传播，实现对易学文化的扬弃，清除社会上对易经文献片面的、错误的认识，并在这种易学传播的过程中，力求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实现新的“经世致用”的文化功能。

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刘大钧先生曾撰写《周易概论》［11］一书，该书既是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同时也在特定条件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普及易学文化基础知识的意图。此外，1990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周止礼撰写的《易经与中国文化》［15］一书，也对易经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20世纪也出版了少数今注今译性质的普及性入门读物，如孙振声《白话易经》，南怀瑾、徐芹庭合著的《周易今注今译》，等等。但80年代末以来，《周易》研究已经更加深入，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刻，诸书的某些内容有待完善和补充；而从传播的角度看，也不是单靠上述几部读物就能完全达到普及的目的的。因而，易学普及性读物的撰写和出版，也将是21世纪易经文献学者所需从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当代文献学者对于研究和文化的普及决不能存厚此薄彼之心，相反，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需要广大文献工作者们投入相当精力从事易经知识的普及工作。

五、各种传统《易经》文献的外文译注工作将会得到加强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互动趋势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古典文献学者自然就肩负着让本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进而影响别国的重任。对于其他国家学者而言，要接受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要学习中国的各种儒家典籍，这其中当然要包括各种易学文献在内。据笔者所知，全世界的易学组织不下于七十个，这充分说明易学研究在21世纪的前景是广阔的，《周易》文化的传播显然有助于促进全人类的文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易经》传统文献的各种外文译注，将会成为精通各种外语的部分中国学者的主要用武之地。我们相信，本国学者对易经文献的外语译注，必将在译注传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方面，比之外国学者的译注本更有长足之处。据笔者所知，目前，已经出版了一些易学文献的外文著作，既有《易经》本身的译注成果，也包括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外文翻译，如刘大钧、林忠军先生注译的《周易传文白话解》被翻译成英文版，《易经全译》还被翻译成法文版。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海外易学文化的传播，也推动了易学事业的发展。另外，随着信息科学的日益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化传播媒体，这一传播手段也有助于加快外语译注的工作进程，使易学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以上，我们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就21世纪（尤其是前20年）易经文献的研究趋势，谈了个人一些不很成熟的看法。当然，从事易经研究的文献学者，其今后的研究方向决不只是体现在以上五个方面，诸如历代易经文献的辑佚、编撰、辨伪、版本的重新考订等，虽然20世纪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待于继续深入全面的探讨。我们期待更多的易经研究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参与到这种讨论中来。



参考文献：

［1］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2］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3］单淑卿，张春玲，等.中国经济文献学［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

［4］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谢玉杰，王继光，等.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6］张伯元.法律文献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冯浩菲.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J］.学术界，2000，(4).

［8］冯浩菲.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J］.文史哲，2002，(1).

［9］刘大钧，林忠军．周易古经白话解［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

［10］刘大钧，林忠军．周易传文白话解［M］.济南：齐鲁书社，1993．

［11］刘大钧.周易概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6.

［12］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96．

［13］庐松安．易庐易学书目［M］.济南：齐鲁书社，1999．

易经入门基础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易学，科学，认知结构，独知，共识，境界，视角

On Yi Theory and Science

Abstract: The Yi theory and science all originate from ancient sorcery. They are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cognition. Science is based on common sense， and Yi tends to self-realized state. The scientific Yi of 20 century is a new annotation about the classic Yi theory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Key words: Yi theory， science， structure of cognition， self-realized state， common sense， perspective

从中国几千年错综复杂的历史来看，二十世纪无疑是中国的社会格局由内到外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一个百年。在这个世纪里，相对独立自足的中国思想和社会系统在保持几千年后随着世界各个文化体系的交互运动被动性地被带入了全球性的格局之中，原有的文化和经济基础随之发生动摇和裂变。这些改变迫使原先支撑整个中国社会精神和文化的传统哲学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语境的“甄别”，因此，在新的语境下“更新”话语就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时尚”。易学也不例外，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就是被称为“科学易”的新易学的勃兴。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应该说产生于近代欧洲。但是，无可否认，科学的历史起点与人类文化的起点同出一源。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科学与巫术并没有明显的界域分野，并且，“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是相近的，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因而是可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对那些深知事物起因并能接触到宇宙奥秘的人，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有无限可能性的前景。于是，巫术与科学都强有力地刺激着对于知识的追求” 。巫觋是人类知识最早的总结者和掌握者，他们的职业与天象和地形有关，而关于天象和地形的种种知识构成了人们精神世界中时间与空间的基本框架。古代中国关于天圆地方、天道左旋、中央四方、阴阳变化、四季流转的意象，通过巫术操作象征的暗示和仪式的神化，逐渐沉淀在基础结构之中，成为各种具体知识共同的背景。由于在“绝地天通”后巫觋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唯一使者，因此，他们的关注对象必然是天地宇宙的结构和运动变化的规律，人类的生老病死以及人神交通的仪式、规则和语言，这样的关注和相关的实践活动促成了早期中国的知识系统的形成。这些知识包括：与“天”有关的天文历算、占星望气、式法选择、龟卜筮占、风角五音；与“地”相关的形法；与“人”相关的占梦、招魂、厌劾、服食、房中、导引等等。显而易见，这些知识也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地质学、医学、数学等学科的最初源头，而《周易》则是对这些具体知识所体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个哲学化的总括。

《周易》，特别是《易经》的性质，古往今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这与《易经》本身内容的丰富和杂驳有很大关系。就《易经》的卦、爻辞而言，无论选择怎样的诠释角度，都无法否认和忽略其中明显的占卜成份，结合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的研究成果，有理由认为：历代围绕《周易》所展开的多层次、多向度的诠释和衍说——易学是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起源和内核的巫史传统的典型体现。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 。今天这个被称为“易学”的知识体系如果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标准，很难将其归入某个界域分明的专门知识之中，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以“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为方法论基础的“易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包含了先民在人生、社会、自然各方面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经过具有高度智慧的哲人的加工和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以阴阳五行八卦的流转迁化、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人与其生存所依托的世界关系的“图示”结构系统。这样的一个“图示”结构系统是植根于华夏民族精神深层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具体反映，并且与巫史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两汉以后，随着作为中国思想元典的“五经”在话语权力的霸主地位的确立，“五经”之首的《周易》中所蕴含的上述思想和结构模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到其它各个知识门类的形成和发展。

从《周易》的文本来看，《易传》显然较之《易经》更具哲学思辨性，它通过对《易经》的筮法和卦爻象与卦爻辞的解释，揭示出其内在的整体性原则、变易性原则、阴阳互补原则、和谐均衡原则以及象意合一与象数合一原则。这些原则对于人们如何观察和认识世界，如何体认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特别是《易传》中所表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对于中国古代科学范式中宇宙秩序原理、方法论原则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导向性的影响。明末方以智所谓“格致研极之精微，皆具于《易》”应该说是他对当时的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主要学科的成就“极深研几”后的深切体会。

从易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易学与其它门类知识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易经》中有不少关于天文和气象的记载，《易传》所记述的筮法也明显受到当时历法天文学的影响。在易学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次重大的思想转变都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而随着时展而发展的科学技术也就自然地对这些转变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汉代的卦气说就是以当时气象物候方面最新成果为基础而形成的，以易学为主干的宋明理学的形成也与当时的数理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理学家们将《大学》的“格物致知”嫁接在《易传》的的“穷理尽性”上而提出“格物穷理”的主张后，这种认识方法在宋明以降经过不断的演进，对祖国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宋代易学的数学派、理学派、气学派之间关于数与象、数与理、数与物或气的讨论中所发展出的数理哲学，作为宋元数理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一部分，成为把数学和物理学推向中国传统科学最高峰的一大动力源泉。明代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成就，如李时珍的本草自然分类法、朱载 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徐霞客的地形观察与分析学说，以及宋应星在声学、方以智在光学等方面的重大发展都与之密切相关。

明代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拓展，西方近代科学的一些成果陆续开始被系统地介绍进来，并在知识阶层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出于不同的动机，在这几百年间有不少人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尝试中西这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会通努力。在明清两代，虽然中国文化已经与西方文化正面遭遇，但中国文化的根基尚很稳固，以儒学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依然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会通不可避免地只能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类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由于易学在传统思想领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将易学与近代西方科学进行会通一直是人们努力的主要方向。这其中以徐光启、方以智、江永、焦循为代表。以方以智为例，他出身三代易学世家，二十岁就立下以易学为终身之志，试图实践中国传统文化诸领域之间的会通。同时，他对当时传入国内的西学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并结交了包括汤若望在内的多位西方传教士，广泛研读了由这些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地理、数学等专著。在此基础上，他试图调合中西，以易学改造西学。他的“质测”兼“通几”的方法论见解所反映的正是一种会通意识。其代表作《通雅》和《物理小识》中包括了天文、地理、算学、动植、矿物、医学、声音文字、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志艺”之学，其中充溢着易学“弥纶天地之道”的精神。然而，从结果来看，他的努力并不成功。近人任道斌有着中肯的评价：“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方以智对西学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科技作了调查整理。方以智试图改正西学的不足，然而，三代学《易》家庭的影响，虽给他带来了自然的朴素辩证法，但这不能完全解释宇宙，以至使他陷入了形而上学。由于先天的不足，他不可能像牛顿那样，从科学实践中去寻求三大定律式的科学观，只能从《周易》、《河图》、《洛书》中检出神秘主义作为改进西学的武器，所以他的尝试归于失败” 。从现代角度来看，方以智的失败是中西文化内在差异相互冲突的深刻体现，其个人身上所反映出的不足是整个文化某些缺陷的折射，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如果说明清两代方以智等人会通易学和西学的努力还是局部的个人行为甚至被排斥于主流话语之外的话，二十世纪易学研究中易学与西方科学的会通则已经凸显出来，并成为易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即所谓的科学易。大批的研究专著在此期间先后涌现出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沈仲涛的《易卦与科学》、薛学潜的《易与物质波动力学》、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学》、周士一、潘启明的《周易参同契研究》、黄本英的《易经科学》、沈宜甲的《科学无玄的周易》、乌恩溥的《易经——古代中国的世界图示》、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江国梁的《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徐道一的《周易科学观》和《周易与当代自然科学》、郑军的《太极太玄体系》、董光璧的《易学与科技》、《易图的数学结构》和《易学科学史纲》等。严格说来，科学易是从传统的象数易学中演化而来，象数易学中的一些图式和规则与自然科学的某些知识结构相类似，很容易使人将二者联系起来。从目前科学易的研究状况来看，大致有三种倾向：一是研究易学与古代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二是用现当代科学的某些成果重新解释传统易学；三是用现代科学比附传统易学。

所谓的科学，其本质特征在于运用诸如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属性和规律，是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科学的发展，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逻辑思维是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它以抽象出事物的特征、本质而形成概念，并在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来反映现实过程为其特征。因此，如果撩去人为笼罩在科学上的种种神圣光环和面纱，“科学只不过是知觉的显现、意图的说明、常识的完善和精确的语言表述” 。换言之，科学是人类的认知结构模式之一。十七世纪以后，科学思想由于挣脱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在欧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而极大的扩展了人类的视域，并带动各门类的专门技术，从根本上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从而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物质财富，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中坚力量。这些辉煌的成就以及科学思想所依托的概念的精确性和逻辑演绎的条理性使得科学的观念得以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并取得大众的共识，这种共识随着科学技术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神话般的惊人成就而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在现代社会中成为无可匹敌的霸权话语。

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百年，科学观念在强大的物质力量的裹挟下迅速登陆中土，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原有经济基础的瓦解而在新诞生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在这样一种态势下，原有的一些思想和话语为了求得生存，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话语的“更新”以求在新的语境下得到新的“共识”也就很自然了。从这个角度说，二十世纪易学所取得的许多发展，包括文字和历史的考据在内，与科学易试图以科学重新诠释易学（这与方以智等以易学诠释西学的努力方向已有了根本的改变）的尝试一样，自觉不自觉地都是在科学求真务实的观念指导下为易学在新的话语体系中重新定位的一种努力。

虽然科学易的研究方法得到很多人的积极响应，虽然科学和易学一样有着共同的古代巫术的源头并且两者之间确有不少可以相互契合互释的领域，但是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异：易学和科学严格说来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下两种不同的认知结构，它们是人类看待世界所选取的不同的视角。科学思维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观察结果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是在一系列严格的规则引导下进行的，这些规则经过了最大限度的共识检验因而保证了分析推理结果在共识中的可验证性。与之有着本质不同的，代表易思维最典型特征的易象思维是意象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解析，其演化的结果具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是思想者个体在某种目前尚不能解释的特殊心理状态下所获得的认识。《易传》中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说的正是易象思维这种与众不同的“感通”特征。这种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观念最根本的体现，而“天人合一”本身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境界”，所以《易传》的作者才接着说：“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传统易学中有许多今天看来是神秘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易象思维所达到的境界是独知性的，某种现象、状态或感受之所以“神秘”，就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受现实局限的“共识”可以理解的范围。

有了“独知”和“共识”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对科学易也就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应该说，科学易是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诠释传统易学，以期为易学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基础。这其中虽然有生拉硬扯甚至生吞活剥的成分，也有被学者批评的“丑科学”、“伪科学”现象出现，但它毕竟使得易学在新的形势下获得一个新的立足点，并且为越来越多在科学话语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了解和认识易学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入门之道，并为中西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新的途径。

注释:

弗雷译：《金枝》，转引自蒋广学等编《二十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95页。

永容、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任道斌：《方以智简论》，转引自董光璧：《关于科学与易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易学研究》第四辑，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易经入门基础范文第3篇

在上面的文本中，约翰・凯奇（John Cage）讲述了一个趣闻，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解释。我文章的核心主题将直接引入这种解释，也就是说它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想法，即美国不仅和欧洲的传统有关联，同样也与东方传统有联系。在美国，多种文化的相遇获得了一种推动性，这种推动性在最大的程度上解放了创新性，因此刺激并发明出一些新的东西甚至完全惊奇的东西。对此，凯奇和富勒的观点是一致的。凯奇讲述上面这个故事源于是一种兴趣，通过这种兴趣他也借用了很多外来文化，然而，他的这个兴趣并不是通过在另一种文化的镜面中去认证自己的文化，比如我们在欧洲所常用的与外来文化交往的方式。P奇的目的并非一种自我认知，更多的是一种最基础的自我建构，这个过程是源于一种自发的动力，它的形成是通过不同文化传统在一个类似中立的基础上互相碰面。在凯奇的这个趣闻后面，有一个期望，即美国有可能成为一个中立的地方，它的文化并非通过传统而获得，而是作为一种“发明”而产生。外来文化的另一面不是对立面，即并非关注反对一种（本土）文化，这种（本土）文化的出现总的来说提供了一种规则。这种外来文化的另一面更多的是加入在（本土）文化的建构过程中。

并非偶然，艺术历史学家迈克尔・奥平（Michael Auping）在他出版的著作《抽象的表现主义，批判性的发展》中的导论部分正好摘录了凯奇的上段趣闻，因为这展示了一种被描述为具有决定性的兴趣点，这个兴趣点将凯奇与四五十年代的“纽约画派”（New York School）联系在一起，在这其中，瑞士心理学分析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思想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探询主体和个体在独创性过程中的作用成为了上述兴趣点的核心。

一

凯奇在《东京讲座》的开始处提及了他与《易经》的相遇。这个事件的解释尤为值得关注，因为这是唯一一次，凯奇既谈论了《易经》，众所周知他在1950年通过克里斯提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获得这本书，又提及到更早的事情：

“我第一次看到《易经》的时候大概是1936年在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刘・哈里森（Lou Harrison）向我介绍了它，当时我并没有用任何方式去使用它，只是看了一眼。之后在1950年，克里斯提安・沃尔夫给我博灵根（Bollingen）基金会出版的两卷本，由凯里・拜内斯（Cary F. Baynes）从理查・威廉（Richard Wilhem）的德文版翻译而来的英文版，还有荣格写的导言。这次我一下子就被这个想法吸引住了：我可以用易经来解释我的那些数字问题。”{3}

很明显，1950年这个时间点对于凯奇接受《易经》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他更早的时候与《易经》的接触和作曲创作并未留下因果关系，就好像之前他从事亚洲哲学从来没有像在1950年这个时间点意识到《易经》给他的作曲创作所带来的意义如此之重大。

更有甚者，从哲学的角度从事禅宗一直被看作凯奇50到60年代特殊作曲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凯奇开始决定采用《易经》的方式进行创作。同时，人们能够明显地观察到一种趋势，即凯奇的作曲过程被理解为在他的著作中去找到一种哲学概念的形成。对此，凯奇自己也写到，他已经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调整了1945年到约1952年的大事年表，在这个年表中，他与铃木大拙（Daisetz T. Suzuki）的碰面被看作是激发他讨论禅宗的最初经历，之后促使他采用《易经》进行作曲。凯奇这种构思被纳入到音乐学讨论中。直到近期的讨论中这种构思才被怀疑：马丁・埃尔德曼（Martin Erdmann）在他的博士论文一个关于“凯奇和亚洲”的特别的章节中解开了凯奇作曲阶段的剖析面。{4}在这其中，他明确地断定：从一种时间编年原因来看，铃木本人以及他激发凯奇研究禅宗并不是导致凯奇使用《易经》的原因。因为铃木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并非像凯奇自己所叙述的那样在40年代的中末期，讲座真正的时间是从1951年开始，而凯奇直接获得《易经》这本书是在1950年，这一年此书刚出版，凯奇已经在1950年的12月开始使用《易经》进行作曲创作了。

在我们探询凯奇采用《易经》进行作曲创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作品并非是如凯奇自己在《东京讲座》中所提到的1951年所作的《变化的音乐》（Music of Changes），而是作曲家将上述新的可能性逐步在音乐作品《十六个舞者》（Sixteen Dances）和《为特别调制的钢琴而作的协奏曲》（Concerto for prepared piano）中进行探讨，{5}在后者的第三乐章中，凯奇根据《易经》，第一次以扔钱币的方式作曲。1950年12月，在他创作上述两首乐曲期间，他给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的信中提到了这两首作品：

“对于协奏曲和芭蕾舞，我曾经使用过表格像西洋跳棋盘式的预制乐队的声音组合形式，非常明显，这些棋盘上的改变是按照相符或不相符的移动而产生。在协奏曲中有两个这样的表格（一个为管弦乐，一个为钢琴），这些表格引起了“赋予”关系的可能性。所有这些让我更接近了一个“偶然性”，或者你喜欢这么说：一个没有美学意义的选择。”{6}

上述的信件展示了在哪些步骤下《易经》被用来作曲。在作品《十六个舞者》中（即从1950年12月起）《易经》中的卦象图已被使用，然而为了正好使用这种神奇的乘方，在这之后（即1951年2月），凯奇决定在《为特别调制的钢琴而作的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中使用《易经》中扔硬币的方法。

现在留下的问题是，凯奇和《易经》的相遇为何在此时显得如此重要。在文章《实验音乐》中，我们能找到上述问题的关键答案。这篇文章来自1957年在芝加哥国家音乐教师协会上的讲座内容，首先出现在1959年发行的黑胶唱片《约翰・凯奇25年回顾音乐会》的附录小册子中。{7}然而，这篇文章真正的传播是通过再版于1961年的《沉默》一书。{8}重要的段落如下：

“这些包含了实验音乐的创作找到了它的方法，而且很重要的是，它们把自身从自己产生的声音迁移开来。有些应用了偶然操作，这些来自于中国古代的《易经》，或者现代的随机的数字表格，后者也会被使用于物理研究中。或者类比于罗夏墨迹测验的心理分析实验（Rorshach Tests of psychoanalysis），这种在纸上全部写出的对不完美性的解读可能给音乐提供了一个人的记忆和想象的自由。这些将空间的叠加应用在最终表现和变化中的几何学的方式可以被使用，这种偶然的领域可以大体上被分离，而且这些分离中的实际声音可能标明了编号，但是留给演奏家去选择吧。在后者的情况下，作曲家就类似于制做照相机的人，他们制做出来的照相机让别人用来拍照。”{9}凯奇列举了一些作曲家所拥有的，能够将作曲过程从回忆和想象中解放出来的，或者说如他和布列兹所写的那种，从习惯和体验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在这种感悟下，他反对布列兹将“偶然”看作一种没有美学性的选择。然而，在他的文章《实验音乐》第一次出版和在著作《沉默》中再次出现时，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别。这个区别有可能引起了一种至今尚未被关注的关联，在此，我想展开讨论。在第一次出版中，对于中国《易经》出现了脚注，但在《沉默》中并没有这个脚注。在第一次出版时的脚注中，凯奇摘引了荣格在美国版《易经》中所写的前言片段：

“为了理解《易经》这样一本书到底讲了什么，第一重要的就是先抛弃我们西方思想中的一些偏见。确实很好奇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天赋与智慧的中华民族居然没有发展科技。但是我们的科技，也是基于因果性的，这个因果性也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但是一个伟大的改变从我们的角度看也要到来了。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没有解释的是，怎样用现代物理来完善。这个不证自明的因果性现在正被它自己的基础动摇着，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叫做自然法则的东西仅仅是统计学上的真理而且因此不允许例外的情况。我们还没有充分考虑需要有尖锐的限制性的实验室，用来展示自然法则不变的有效性。如果我们抛弃了自然的东西，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每一个过程都是或部分或全部由偶然推论出来的，如此之多以至于在自然条件下一个事件的行动方向要完全遵照特定的法则是几乎不可行的。”{10}

在上述这个关联中，荣格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时也给凯奇带来了思考。后者也是在此时，开始着手考虑演奏者的功能，即直接根据作曲概念发展而产生变化的功能。演奏者有可能可以自己考虑怎样按照作曲家所期望的那样演奏，在这一点上，凯奇或多或少地有所保留。在1958年的演讲稿《作曲作为过程：2. 不确定性》（Composition as Process： II. Indeterminacy）中，{11}他似乎采用相同的字句列举了存在上述可能性的3部作品（巴赫《赋格的艺术》，施托克豪森《钢琴作品第11首》（Klavierstück XI）和费德曼（Morton Feldman）的《交点3》（Intersection 3）。通过三次重复，这些片段在全文中获得了一个明显的强调位置。在这里，凯奇直接指向荣格。这个论证与上面摘引自《实验音乐》中，涉及作曲过程的段落基本一致，上述论证在第三部作品即费德曼的《交点3》中融入、重新接纳了摄像师的照片。这两篇演讲稿的相似性清晰明了地说明凯奇对实验音乐的观点（即他自己根据《易经》进行作曲创作）和他的不确定性概念之间存在的关联。

在1961年出版的《沉默》一书中，荣格的前言并未以脚注形式出现在文章《实验音乐》中，这种情况绝对不是疏忽所致，我们从五十年代末能够察觉到，上述未出现脚注的情况正显示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凯奇在1945年到1952年间与《易经》接触的过程中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重新解释了凯奇从最初在作曲上致力于取消作曲家主体的决定性力量逐步在铃木讲座的影响下，致力于禅宗。1989年，凯奇在自传的陈述中，更是就上述变化说到：“对我来说，禅宗替代了心理学分析”。{12}事实上在特定的时间内，对于凯奇而言，荣格的心理学分析已经被禅宗所取代。然而，凯奇在事后，或者说在他具有反作用的回忆录中，在一种没有顾及到上述事实接受的先后顺序的情况下，他将另一个动机替代了原来的动机，即对禅宗的兴趣替代了荣格心理学分析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新的构思下，荣格的思想对凯奇基于《易经》进行作曲创作的过程已失去意义。然而正是上面这一点让我们值得着手去探询这个变化过程的足迹。

凯奇在脚注中摘引的段落显示了荣格对《易经》产生兴趣的出发点，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与一种明显被动摇了的“因果原理”（axioms of causality）形成对立。荣格在下面的文章中接着写到：

“无论是谁发明了《易经》，人们都确信这个六角形卦在一定时候能起作用，而且不仅是时间上的，还有质量上的。对发明者来说，这个六角形卦是它计算的指示器，甚至不是时钟的小时和日历的除法可以相比的，因此这个六角形卦在当时其盛行的时候被认作是重要场合下的指示器。

这个假设包含了一个特定的稀奇的原则，我把它叫做同步性（synchronicity），这是一种直接、确切地阐述一种观点的概念，和因果性相反。后者（因果性）仅仅是数据上的真理，但不是绝对的，这并不是一种假设的办法，即解决一个事件是怎样使另一个事件发展，鉴于同步性采取了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同时存在性作为事件的意义，不仅仅偶然，也就是，一个特有的客观事件的独立性和其观察者们的心理学上的主观性。”{13}

事上荣格在《易经》中发现了“同步性”概念，这种概念被看作与因果思想对立。凯奇致力于在作曲过程中重新确定作曲家的功能，在这一背景下，荣格的这种“同步性”概念似乎特别吸引他，这种概念还给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可以进一步超越偶然的操作方式――从一种自身出发的作曲决定性转移到一种与他个人没有因果关系的过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作曲家的个人特性也并不会被完全抹杀。通过荣格的这种观点，《易经》给予凯奇的不仅是一种简单而又相适应的技术可能性，不然，凯奇也不会有带着偶然数字的牌子甚至是电话号码本等想法，在《易经》这本中国具有预言性的著作中，凯奇更多的遇到了一种哲学的场景，正是这种场景提供了动力，即开头凯奇接着富勒的话所言，这种动力促成飞机的诞生。在这种背景下，荣格单独为美国版《易经》所写的前言不单单是一种哲学的细节。这个前言同样有德语版本，它出现在美国版《易经》出版的前一年，并收录在荣格德语版全集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德语版本并没有包含关于“同步性”的段落，对此在美国出现了特别的讨论。{14}对于上面的推测，还出现了另一个证据：荣格在美国版《易经》前言的书写过程中曾再三强调（且仅仅只有在美国版的前言中强调）他对《易经》的解释和“同步性”的发现并不是基于自己深入的文献研究和在中国思想中的“移情”。相反，在开始的第一句中，他明确表示：

“既然我也不是汉学家，那么如果让我来写《易经》这本伟大又独一无二的书的序言的话一定在我人生中有纪念意义。”{15}

在凯奇摘引的段落原文中开始处有一句话 ：“我（荣格）不了解中国，也从未到过中国。”{16}这句话在凯奇的摘引中被删略。在展开“同步性”概念后，荣格甚至坦言：“我的论证仅是一个大概的轮廓，当然从来没有进入到中国的核心思想。”{17}

因此，荣格最后为凯奇混合式的对待亚洲文献的方式树立了榜样，对此，埃尔德曼指出：

“综合凯奇自己的所有文章来看，它仅与亚洲的某些东西有关系，但让人无法识别出一种牢固的思想建筑物，这种建筑物本应该归功于它的根源，一种给予亚洲文献准确的或者在词义上进行批评式的注释。在谈论“凯奇和亚洲”这个题目时，更准确地来说，是提及了一些语言上的错误。”{18}

二

当凯奇阅读《易经》前言时，荣格对他来说绝不陌生。1948年2月，凯奇在纽约州阿灵顿瓦撒学院举办的国家校际艺术会议上做了一个题为《一个作曲家的自白》的报告。他讲述了关于1945年后，即他搬家至纽约下城区的公寓后的事情：

“在学习了十八个月东方的和中世纪基督哲学和神秘主义之后，我开始阅读荣格的有关人格的集成。每个人格中有两项重要组成部分：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这两项是分裂的和分散的，在我们大多数人体内不计其数的路径和方向中存在着。音乐的作用就像其他任何健康类职业一样，就是帮助把这些分散的部分重新聚集起来。音乐通过提供这样一个瞬间（即人失去了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意识），来完成上述过程。元素的多样性可以将每个单元集合，然后他就是独一无二的了。这只有在音乐展现时人不懒懒散散，也不分心的情况下才能发生。”{19}

凯奇之后一直提到他与铃木的会面对他非常重要，但这个见面的时间与上面文章中涉及的时间是完全不同的。除了荣格的另一些著作外，他的《人格的融合》于1939年在纽约出版，{20}这本书在40年代被艺术家激烈地讨论。这些艺术家就是当时以标语的形式被概括为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们（即纽约画派）。{21}众所周知，凯奇本人在40年代末也与这些艺术家有着联系。人们可以在凯奇的文章《现代音乐的先驱》中找到关于当时艺术家针对荣格的具体谈论情况。在这篇文章中凯奇强调电子音乐的特点是能够快而简单地被反复删除，这种电子音乐领域的实验能和沙画进行对比，在荣格思想的接受过程中，沙画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在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身上就能观察到这种沙画与音乐的关系。{22}同时，凯奇在与马丁・格雷厄姆（Martin Graham）的对话中也讨论到荣格的作品。{23}

在上述情况下，1950年，凯奇收到了英语版本的《易经》，这个翻译是基于德国人理查・威廉（Richard Wilhelm）的德语版《易经》。第一眼看来，凯奇获得《易经》和他讨论荣格并没有什么关联，或者说这种关联仅是一种偶然性。在此书出版后，凯奇新收的学生克里斯提安・沃尔夫给他带来了此书，《易经》正是在沃尔夫的父亲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的出版社发行。然而，凯奇在《实验音乐》和《东京讲座》中非常详细地提到了关于这个《易经》版本书目的细节，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在这里，人们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延伸到凯奇个人对于《易经》的讨论中。凯里・拜内斯翻译了威廉的德语版本《易经》，拜内斯是荣格的学生。她还用英语翻译了威廉的德语版《太乙金华宗旨》（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1931， 这本书同样有荣格的前言），同时她还和斯坦利・戴尔（Stanley Dell）共同翻译了荣格的《寻找灵魂的现代人》（1933）以及单独翻译了荣格的《瑜伽和西方》（1936）。{24}英语版《易经》发行在一套丛书中，斯坦利・戴尔的出版社为博灵根基金会出版了这套丛书。这个基金会可以追溯到发起者纽约艺术赞助人玛丽・马龙（Mary Mellon）。从1943年起，这个基金会还在小的范围内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荣格的思想在美国得到推广和熟知。1945年，在建立真正的博灵根基金会时，主席为玛丽・马龙的丈夫保罗・马龙（Paul Mellon）。这个基金会发展了一个从内容上和组织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计划，这个计划将通过保罗・马龙的财力背景给人留下极其深远的印象，这个计划便是：除了许多的奖学金和研究资助外，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出版丛书。在他们第一年的报告中，简明扼要地将丛书内容上的多样性概述了出来：

“博灵根系列这套书是在博灵根基金会的赞助下出版的。它涵盖了最早的投稿，在此之前并没有英语翻译和新的经典书籍再版。在这些参与的领域中还有宗教比较、象征手法、神话、哲学、心理学、人类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历史学、批判文学还有美学。”{25}

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英语版《易经》被纳入到出版丛书系列第19册，随后的第20册是荣格的18本英语版总文集。在这一背景下，心理学分析者荣格被看作是四五十年代在亚洲接受过程中重要的传播使者。他甚至参与了铃木大拙文献的宣传。{26}1949年木于纽约出版的著作《禅宗入门》也同时附上了荣格的前言。值得关注的是，50年代末，铃木最终也是博灵根出版丛书中的作者代表，此外，在这之前，铃木还是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27}

20世纪初，弗洛伊德发掘的心理分析法对艺术特别是音乐有着极大的影响。路易斯・威克斯（Lewis Wickes）在其文章中，已经充分地论证了心理分析在以勋伯格为首的作曲家群体中的接受过程。{28}然而，荣格对于作曲家同样有着相似的重要性，相比在图像艺术中对他的重视程度，在音乐领域他至今还没有被认真地重视过，也没有被历史性深入地探寻过。如果把上述荣格的足迹和凯奇进行讨论，人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关系网，这个网将会涉及到纽约的整个文化生活。人们能够在四五十年代美国艺术家的讨论中发现，在任何一个讨论兴趣点中都有荣格的痕迹。同时，荣格还是由查尔斯・奥尔松（Charles Olson）发起的黑山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29}史蒂芬・宝格里斯（Stephen Polcaris）将荣格、博灵根基金会、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ell）以及玛尔塔・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看作是抽象表现主义中“高智商的根基”，{30}这种根基不仅作用于凯奇，同时还作用于图像艺术家。

1951年，P奇在文章《关于一些讲座》中提到了我们开头摘引的富勒的趣闻版本，这种方式正是为了将他自己从事禅宗的兴趣完全有意识地纳入到富勒提及的领域中，在这其中，荣格作为一个自由的，但未被提及的发起人也与之有关联：

“在我学习禅之前，人类就是人类，山川就是山川，但是我学习禅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在学习完禅以后，人类还是人类，山川还是山川，没有区别，除了不再附属的东西以外。现在我在讨论有些人说的这些想法时会说，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它们对我们并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它们是东方的（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这些差异很快就会消失，就像巴克敏斯特・富勒指出的，这些顺着东方的风产生的变化和逆着西方的风产生的变化最终在美洲汇合，并且产生了在空中的变化，空间、无声、无物都支持我们的观点）。而且如果你们之中谁还有关于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你们可以读埃克哈特（Eckhart）或者布莱斯（Blyth）关于禅的英文文献，{31}或者约瑟夫・坎贝尔的关于神话和哲学的书，{32}或者阿兰・瓦茨（Alan Watts）的书。{33}当然这类书还有很多。这些书很值得一读，而且还有附图、诗歌值得一看、一读以及雕像，建筑甚至戏剧、舞蹈和音乐。”{34}

{1} 本文是作者1995年在柏林艺术高等学院“约翰・凯奇会议”上的讲座内容，德文原稿（Die Geburt des Flugzeugs. Cage， I Ging und C.G. Jung）收录在Das Andere. Eine Spurensuche in der Musik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hrsg. von Annette Kreutziger-Herr，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8，S.353-366一书中。此次中文译稿基于2016年施密特于中央音乐学院同名讲座，有所删节。译者王刊， 德国柏林艺术大学音乐学系博士生。

{2} AUPING， Michael（Hg.）： Abstract Expressionism. The Critical Developments， New York 1987.S. 39.

{3} JUNG， Carl Gustav： ，，Foreword“， i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he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ion，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Carl F. Baynes， 2 B？]nde， New York 1950（=Bollingen Series 19）， S. i-xx.

{4} CAGE， John： ，，Tokyo Lecture and Three Mesostics“ （1986）， in： Richard Kostelanetz（Hg.）： John Cage Writer. Previously incollected pieces， New York 1993， S. 177-194.

{5} ERDMANN， Martin： Untersuchungen zum Gesamtwerk von John Cage， Phil. Diss Universit？]t Bonn 1992. S. 23-37.

{6} ERDMANN， Martin： ，，Chronologisches Werkverzeichnis“， in： Heinz-Klaus Metzger und Rainer Riehn （Hg.）： Musik-Konzepte Sonderband John Cage II， München 1990， S. 312.

{7} NATTIEZ， Jean-Jaques（Hg.）： Pierre Boulez， John Cage， Correspondance et Documents， Winterthur 1990， S. 124.

{8} CAGE， John： ？Experimental Music“（1959）， in： Plattenbeiheft zu The 25-Year Retrospective Concert of the Music of John Cage， George Avakian KO8Y-1499（1959）（Wiederabdruck in： Beiheft des CD-Umschnitts， Wergo WER 6247-2（1994）， S. 6-12）.

{9} CAGE， John： Silence. Lectures and Writings， Middletown/Conn. 1961.

{10} 同{8}，S. 9.

{11} 同{8}，S. 10.

{12} 这篇演讲稿收录在凯奇的《沉默》一书中，见脚注{8}，S. 35-40

{13} CAGE， John：，，An Autobiographical Statement“ （1989）， in： Richard Kostelanetz（Hg.）： John Cage Writer. Previously incollected pieces， New York 1993， S. 239.

{14} 同{3}，S. iv.

{15}DIEDERICHS， Ulf： ，，Exkurs： C.G.Jungs Entdeckung der ’Synchronizit？]t’“， in： Ulf Diederichs （Hg.）： Erfahrungen mit dem I Ging. Vom kreativen Umgang mit dem Buch der Wandlungen. K？iln 1984， S. 169-180.

{16} 同{3}，S. i.

{17} 同{3}，S. ii.

{18} 同{3}， S. v.

{19} 同{5}，S. 33.

{20} CAGE， John： ，，A Composer’s Confession“ （1948）， in： Richard Kostelanetz（Hg.）： John Cage Writer. Previously incollected pieces， New York 1993， S. 41.

{21} JUNG， Carl Gustav： The Integration of Personality， transl， by Stanley Dell， New York 1939.

{22} Gibson， Ann： ，，The Rhetoric of the Abstract Expressionism“， in： Michael Auping（Hg.）： Abstract Expressionism. The Critical Developments， New York， 1987， S. 68.

{23} CAGE， John： ，，Forerunners of Modern Music“ （1949）， in： John Cage： Silence. Lectures and Writing， Middletown/Conn. 1961， S. 65.

{24} POLCARI， Stephen： Abstract Expressionism and the Modern Experience， Cambridge 1991，S. 49-51.

{25} JUNG， Carl Gustav：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transl， by Stanley Dell und Carl F. Baynes， New York 1933， JUNG， Carl Gustav： ，，Yoga and the West“， in： Prabuddha Bharata， Section III， Sri Ramakrishma Centenary Number （Februar 1936）， S. 170-177.

{26} Bollingen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A report of its activities from its establishment in December 1945 through December 31， 1951， New York 1954， S. 8.

{27} KALBACHER， Catherine Elmes： Zen in America， Ph. 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2， S. 180.

{28} Bollingen Foundation. A report of its activities from January 1， 1954 through December 31， 1958， New York 1960， S. 20-24.

{29} WICKES， Lewis： ，，Sch？inberg， Erwartung， and the recep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 musical circles in Vienna until 1910/1911“， in： Studies in Music 23 （1989）， S. 88-106.

{30} HARRIS， Mary Emma： The Arts at Black Mountain College， Cambridge/Mass. 1987， S. 6.

{31} 同{24}，S. 31-56.

{32} BLYTH， Reginald Horace： Zen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Oriental Classics， Tokyo 1942.

{33} CAMP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New York 1949（=Bollingen Series 17）.

{34} WATTS， Alan： The Legacy of Asia and Western Man. A Study of the Middle Way， London 1937（Chicago 1938）. WATTS， Alan： The Supreme Identity. An Essay on Oriental Metaphysics and Chinese Religion， London 1950（New York 1950）.

易经入门基础范文第4篇

目前进出口企业已达二千多家，出口额由1988年的150万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49．4亿美元，虽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唐山市的出口一度下滑，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下，2010年唐山市的出口恢复到了29．2亿美元。唐山市的进口是从1995年开始的，由当年的9991万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64．6亿美元，同样是成绩斐然。2010年，唐山市的进口、进出口均创出历史新高（进口64．6亿美元、进出口93．9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居全省第一位（将唐钢进口铁矿砂纳入唐山市统计）。特别是在“十一五”期间，可以说唐山市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五年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333．3亿美元，是前18年总和的3．7倍。五年的出口总额达到了145．7亿美元，是前18年总和的3倍。这五年对外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为28．9％，远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此同时，唐山市外贸领域取得的进步不仅表现在量的迅速增长，更表现在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和附加价值的提高。目前，唐山市已经形成了以钢材、机电、陶瓷为主，以农产品、水海产品、纯碱为辅的出口格局。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近几年外贸出口发展的历史也是出口产品结构调整的过程。

一、唐山市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

（一）产品出口以钢铁、机电产品、陶瓷为主

唐山以煤炭建市又以钢铁兴市，出口以钢铁产品为主也是符合唐山市经济发展特色的。2010年钢材出口119033万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40．7％，这个比重是近十年来最低的，主要是受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影响。而在2008年，钢材出口的比重达到了63．5％，为历年来最高，其他年份这个数据也都在50％以上。可喜的是，唐山市钢铁产品出口结构也在逐步优化，由开始起步的出口钢坯和棒材逐步发展到目前以板材和型钢为主（两项相加占钢材出口比重的90％以上）的出口结构。高耗能高污染的钢坯在近3年已经没有出口，出口的型钢已经是世界领先水平。除钢材以外，机电产品出口占比20％多一点（2010年出口62478万美元），其中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和电器电子产品各占三分之一。陶瓷出口占比15％左右（2010年出口39463万美元），其中卫生瓷占60％左右，家用陶瓷占20％左右，装饰陶瓷占10％多一点，瓷砖占一小部分。农产品出口占比5％左右。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占比5％左右。其他像纯碱出口仅占一小部分。

（二）出口采取多种贸易方式

实现出口方式多元化，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是唐山市历年来外贸工作的重点。通过近几年的逐步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般贸易、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加工贸易、出料加工等多种贸易方式出口的新格局。特别是外贸企业积极走出去，通过对外承包工程来带动货物出口，目前全市出口产品中有十分之一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

（三）陶瓷、钢材产品出口占全省的八成和四成

唐山市的钢材和陶瓷出口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以2010年为例：钢材出口119033万美元，占全省钢材出口总额的37．8％。陶瓷产品出口39463万美元，占全省陶瓷产品出口额的78．3％。

（四）对外贸易遍及世界六大洲

唐山市产品出口渠道进一步拓宽，出口到了六大洲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主要国家是：韩国、美国、巴西、意大利、日本等。由近六十个国家和地区进口产品，主要进口国家是：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德国、日本等。

（五）进口以铁矿砂为主

进口的主要产品是铁矿砂（占比75％左右）、煤炭（占比8％左右）、机电产品（占比10％左右）。

（六）初步形成了多个出口产品聚集区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唐山市已经形成了多个具有地域特征和产业特征的出口产品聚集区。主要有以下几个：钢材、陶瓷、丰润现代装备制造、遵化迁西京东板栗、滦南钢锹、玉田电子元器件、玉田印刷机械、芦台自行车零部件、果菜深加工等。日前，陶瓷、板栗、装备制造业三个基地已被评为省级出口基地，5家企业被评为省出口基地企业。基地数量和企业数量均在全省列第一位。这必将为唐山市进一步扩大外贸出口起到推动作用。

二、进一步扩大唐山市对外贸易的几点建议

虽然唐山市对外贸易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仍有很大潜力，还有很多工作可做。特别是与唐山市经济发展状况相比、与先进城市相比，对外贸易进步不大，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一）立足唐山产业结构，争取在机电产品出口

上有所突破任何区域的对外贸易都是与本区域的产业结构分不开的，唐山市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资源性城市和重工业城市，唐山市主要产业———钢铁、陶瓷在对外贸易出口中起着重要作用，唐山市出口产品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钢独大，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无法大幅改变这一局面。但是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考虑问题，应该从现在做起，逐步改变出口产品结构。毕竟钢材、陶瓷相对技术含量较低，而且是高耗能产品，这两项产品都不是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对象。从目前唐山市产业基础看，发展机电产品出口或许是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近几年，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出口的主要有电子元器件、自行车零部件、钢锹、选煤设备、轨道客车以及对外承包工程建厂用水泥生产设备等。这里比较有发展前途的是：轨道客车及其周边产品、选煤设备、电子元器件等，自行车零部件的生产也可以转轨生产汽车轮毂出口。此外，玉田县的印刷机械生产也具有较大规模，但是直接出口量较小，一些生产商通过上海的进出口公司出口，属于间接出口。玉田县生产的印刷机械虽然不是高端产品，但由于可以填补此类产品一些空白，应该有较好出口前景。

（二）重视农产品出口，支持农民增收

农产品是唐山市出口的传统产品，出口的主要有板栗（主要是经过加工的栗仁）、鲜水果、经过加工的果蔬（速冻蔬菜、罐头）等，每年的出口额均在1亿美元以上。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是也有出口发展前途，并可以带动农业发展，为农民增加收入。唐山市农产品主要出口到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由于这些国家进口食品标准很高，加之食品保鲜的要求，企业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还不多，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优惠扶持政策，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实现农产品出口的新突破。

（三）重视基地产业，发挥聚集效应

目前，唐山市已有三个出口基地被省政府命名，此外还有多个产业聚集区很有发展前景。被命名为出口基地，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是好事，但不应该是目的。加强基地建设，壮大其主体，优化其产品，使其发展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特色出口基地，应该是工作的重点。市政府专门出台扶持政策，支持唐山市的基地建设。在国家、省出口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再发展几个唐山市的出口基地。比如芦台自行车零部件出口基地，玉田电子元器件和印刷机械出口基地，滦南钢锹出口基地，遵化、迁西的食品加工出口基地等等。

（四）重点培育新兴出口产业

目前唐山市出口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足以支承日益庞大的经济规模，钢铁、陶瓷产业大而不强，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低。唐山市新兴产业产品出口虽然不多，但还是有发展前途的。比如迁安晒阳太阳能有限公司生产的太阳能产品、唐山曹妃甸工大海宇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锂电池、唐山哥华泵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潜油泵等，都有很好的出口前景，应作为重点扶持对象，以点带面，从而发展唐山市新兴出口产业。

（五）依托现有外贸企业实现走出去

作为走出去，实现国内资本向国外扩张的外经工作，近年来备受重视。随着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的积累，我国已不仅仅是廉价的制造业中心，企业的国外扩张有着良好的机遇，但也是挑战。唐山也应积极促进引导企业走出国门，这将进一步提升唐山市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经、外贸工作应加强联系，以求实现联动。建议要重视利用外贸企业实现走出去的目的。这是因为，有些外贸企业经过多年来的外贸业务，已经有了国外人脉、市场信息、资本、销售渠道等有利资源，已经具备了走出去，实现海外扩张的能力。只要积极正确引导，外加政策、资金政策扶持，这些企业走出国门仅有一步之遥。

（六）帮助新企业早日实现进出口

在为企业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工作中，了解到一些企业从事对外贸易业务的积极性很高，但是他们没有客户资源，有的连最基本的业务知识也不懂。这里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由有关部门聘任外贸业务专家对这些新企业进行专门的业务辅导，介绍人才，帮助其尽早入门，开展进出口业务，为唐山市发展外贸进出口培育后备力量。

（七）深入挖潜，引导大中型内销企业实现出口

目前，唐山市一些大中型企业内销很好，但是仍未做出口业务或出口很少，这一点在三资企业居多。唐山市进一步扩大出口，在这方面有一定潜力可挖。应该加强政策宣传、业务辅导、信息提供等方面的工作。

（八）大力开展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又称劳务贸易，指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服务贸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服务贸易是指一国以提供直接服务活动形式满足另一国某种需要以取得报酬的活动。广义的服务贸易既包括有形的活动，也包括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在没有直接接触下交易的无形活动。服务贸易一般情况下都是指广义的。我国服务贸易起点低、基础差，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服务贸易整体水平差、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不合理、服务贸易管理滞后、服务贸易立法不健全。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无足轻重。加入WTO后，服务业市场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给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得服务贸易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目前，国家十分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近期也将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唐山市的服务贸易。

（九）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外设立海外贸易机构

对于那些有能力有意愿在海外设立贸易机构的企业，要在办理相关手续、办理时间上给予大力支持，帮助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其尽早成立。可以挑选业务开展好的海外贸易机构，拨付一定的工作经费，让其帮助唐山市其他进出口企业联系业务。这样既充分利用了资源，又扩大了唐山的对外贸易。

易经入门基础范文第5篇

一、工业与贸易经济运行基本态势

今年以来，全市工业与贸易经济运行总体形势较好，工业生产保持高位运行，企业效益大幅提升，商贸经济发展稳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字：快、优、好、升

（一）经济增长速度稳中趋快

1、工业生产高位运行。20**年全市工业实现总产值642.53亿元，同比增长27.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490亿元，同比增长30.5%；累计实现销售产值614亿元，同比增长27.2%，完成出货值204亿元，占工业销售的33.2%，同比增长44.6%。

2、工业投资增势强劲。20**年全市完成工业投资达93亿，同比增长59.2%。船舶修造业投入依然强劲，完成50.83亿元，同比增长82.5%；石化行业完成投入11.96亿元，同比增长99.3%。强劲的工业投资增长态势，说明了我市以临港工业为主导的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日益得到显现，**正在成为我省海洋经济发展的投资热土。

3、重点建设项目扎实推进。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在各级各部门的努力下得到扎实有效的推进。列入今年实事项目的9个大型船舶修造业项目总体推进较为顺利，累计完成总投资超过50亿元，全年累计完成投资35.11亿元，中远、常石、欧华、万邦永跃、金海湾等已投产部分的生产进展顺利，今年1—12月份实现产值94.23亿元。和邦化工、浙海油污水处理两大临港化工项目建设进度加快，累计投入分别为13.51亿元和1.52亿元，其中今年1—12月份完成投入分别为7.85亿元和1.23亿元。

（二）经济增长结构稳中显优

1、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在船舶工业的带动下，我市工业临港重化工特征愈发明显。20**年，全市临港工业实现产值430.2亿元，占全市工业经济比重达67%。重工业比重达54.7%，增长速度达50.9%。船舶工业已成为全市第一大产业，20**年全市船舶修造业实现产值192.8亿元，同比增长80.3%；水产加工业进一步向精深加工方向拓展，精深加工比例进一步提高，目前已达41.9%，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

2、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一批临港大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或进入前期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使全市工业经济初步呈现均衡发展的格局。从发展速度看，除嵊泗发展较缓以外，其他各县（区）累计增幅均在20%以上。20**年，普陀完成工业产值195.1亿元，定海完成工业产值185.45亿元，岱山完成工业产值102.53亿元，分别增长39.2%、23.3%和30.9%。从项目布局看，三县（区）各有大项目进入，**经济开发区新港工业区块的项目进入形势喜人，目前进区企业23家，开工项目16个。

3、出口格局发生转变。今年以来，工业制成品强势出口，首次超过初级产品，成为经济运行中一大亮点。20**年，全市工业制成品实现出口11.6亿美元，同比增长76.4%。但水产品出口6.4亿美元，同比增长0.7%，出口格局出现了一定调整。从出口品种看，船舶产品成为主要出口产品；从出口地区看，欧盟成为我市最大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从出口方式看，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增速均超过一般贸易。

（三）经济增长质量稳中求好

1、节能降耗成效显著。1-3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0.21吨标准煤，比上年同期下降16.5%。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比上年同期下降7.4%。根据前三季度经济发展和能耗增长实际情况，预计今年全社会能耗增长在10%左右，全市GDP能耗降低率在4.5-5%之间，能够完成20**年度的节能降耗任务。

2、企业效益大幅提升。1-11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考评得分234.34分，比上年同期提高26.88分，创下自工业经济效益考评以来最好成绩；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26.5亿元，其中利润16.8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4.3%和83.5%，利税和利润增长速度均居我省各市首位。

（四）商贸经济发展稳中有升

20**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2亿元，同比增长16.2%，比上年同期提高16.2百分点，位居全省第二；“万村千乡”市场建设工程进展顺利，乡镇连锁超市覆盖面达100%，位居全省首位。目前，全市市场监测调控体系和生活必需品应急调控机制已基本建立，市场繁荣稳定，有效供给充足，粮油和副食品市场运行平稳，价格波动趋缓。

二、明年宏观形势分析

明年宏观经济环境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一是要素环境进一步偏紧。中央货币政策从稳健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意味着明年货币供应量将大幅萎缩，企业融资难度愈加显现。同时，随着大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电力、土地等要素资源明年的缺口将会更大。二是企业的发展环境不容乐观。明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一方面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另一方面企业劳动力成本也随之增高；另外，人民币升值预期和贸易壁垒的加剧，也使我市出口企业发展更加严酷。三是随着国家加强对船舶修造行业的准入管理和整体环评要求的严格限制，以及船舶生产许可证制度的事实，新的涂层标准试行等，对我市船舶工业快速发展带来一定制约。四是明年中央对投资规模的控制力度加大，项目审批难度也将进一步加强。

三、2008年全市经贸工作初步思路

2008年全市经贸工作总体思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和市委“两创一促”总要求，遵循“稳中求进、进中求好”的原则，继续突出发展临港大工业，加大创新力度，加强节能减排，推进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确保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主要发展目标为：

工业总产值：完成800亿元，增长25%。

工业性投入：完成100亿元，增长10%，其中技改投入增长20%。

产业优化升级：船舶工业产值突破280亿元，增长50%，造船完工量达到260万载重吨；水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175亿元，水产品精深加工比例提高2个百分比。

工业效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总额增长30%。

节能降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5亿元，增长12%。

围绕上述发展目标，我们将做好“产业、布局、创新、统筹”四篇文章，努力实现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加快重点产业发展，打造新型临港工业体系

（一）要着力提升船舶工业发展水平，促进产业做强。

1、抓规划布局，优化产业档次。全面实施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行业总体环评规划，大力推进船舶产业技术改造和布局调整，制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重点支持海洋石油平台、海洋工程船舶、5000客滚装船等高附加值船型，提升我市船舶工业发展档次。

2、抓重点项目建设，促早日投产。重点项目是现阶段我市船舶工业发展的主动力。要积极推进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重大项目建设，力争早建成早投产。重点推进**中远船务三期、金海湾船业整体项目、辻产业、太平洋海洋工程、东海岸船业、惠生重工、东邦修造船等项目。

3、抓配套产业，拉长产业链。船舶配套产业是我市整个船舶工业发展的软肋，也是拉伸船舶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要加快船舶配套集聚区建设，优化发展环境。要积极引进发展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和国际知名品牌的核心船舶配套产品，大力扶持现有优势船配产品。制订出台扶持船舶配套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4、抓规范管理，提升管理水平。要以船舶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实施和新的涂层标准试行为契机，加强对船舶行业规范管理。要引导骨干企业率先运用现代管理技术，调整生产组织结构，推行工种复合化和中间产品生产专业化，建立社会化大协作总装企业模式。

（二）积极推进水产加工业，促进产业做精。

1.抓好内贸市场研究，积极开展内贸促进行动。根据当前国内市场逐步看好而国际市场贸易壁垒不断的现实，按照国务院有关调整优化进出口结构和贸易增长方式的精神，引导企业在继续巩固外贸业务的同时，创新销售模式，加大拓展国内市场力度，改变水产加工业单纯依赖外贸的营销模式，实现内外贸并进销售格局。

2.进一步引导水产加工业发展精深加工，提高精深加工比例。通过政策扶持和精深加工企业认定等措施，推动企业不断提高水产品加工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实施GMP达标考核和原产地保护标志申请工作，引导企业走品牌发展之路。积极鼓励企业开发生产市场前景好的海洋医药、保健品等海洋生物产品。

（三）稳步推进临港石化产业，促进产业做实。

要加强临港石化产业发展研究，合理定位发展方向。要强化产业引导，制订出台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要搞好服务，积极推进已建项目的达产达能及在建项目的进度。

二、加强产业布局，促进产业集聚

（一）大力推进北部工业带建设。积极构筑“南生活、北生产”的发展格局，努力实现工业向北部集聚。强化产业布局导向，完善专业配套服务，引导布局分散的中小企业逐步集中到北部开发区。南部区域要适度引入用地少、污染小、都市型项目，要研究制订“南部区域工业项目准入门槛”，要运用土地、环保等政策手段严格控制南部新批项目。对老项目要灵活运用土地置换等方式鼓励企业向北部搬迁。

（二）充分发挥港桥优势，打造特色产业。要根据连岛大桥的走向，规划发展大桥沿线产业带，结合全市不同岛屿各自产业特点、区位特点和港口资源优势，在重点产业发展上作专门规划布局，以形成特色鲜明、产业联动的岛屿产业结构。

（三）加强资源管理，严格把握准入门槛。加强对土地、岸线等资源的集约使用，协调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工业用地容积率和单位用地产出率，强化岸线使用的管理与规范。制订出台产业限制项目和淘汰目录，重点对一般中小型造船、普通修船、一般性中小水产品加工予以限制。

三、推动工业创业创新，切实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把技术创新作为战略基点，把工业产业结构的创优创新作为当前**“创新强工”的重要着力点；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当前自主创新的重要形式。

（一）推进企业自主创新。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企业从投资拉动型向创新趋动型方向转变。要鼓励发展行业（区域）技术中心和技术服务机构建设，扎实推进船舶行业技术中心和水产行业技术中心建设，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要制订出台促进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政策意见。

（二）推进企业技术改造。技术改造的核心是科技创新，要通过技术改造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产业政策，加强投资引导，围绕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及易地改造、装备制造业发展，企业挖潜节地和节能减排等五大专题，实施100项技术改造项目，同时扎实抓好省技术改造“双千工程”。要将技术改造增长指标作为明年考核县（区）工业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考核内容。

（三）推进品牌培育战略。加强政策引导，积极鼓励企业支持开拓国内外市场，依托优势产业推进区域品牌、行业品牌及专业制造品牌的培育和建设。动态选择一批符合条件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突出抓好水产、纺织等行业品牌培育工作。

（四）推进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创新。大力推进适合**海洋经济发展的涉海、涉港、涉航新项目。要大力发展临港装备制造业，着力培育以海洋工程、工程机械、大型起重运输为重点的临港装备业发展。要充分发挥港口资源优势和港口物流业比较发达的优势，以港口为依托，探索发展集运输、加工、保税、贸易、仓储、装卸、包装、配送、与展览为一体的临港物流型工业。充分利用**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着手开展相关研究，突出发展出口加工业。结合现有产业基础，重点发展物流容量较大的加工产品。

（五）推进发展模式创新。着力抓好节能降耗工作，全面落实节能降耗综合性措施，制定实施节能降耗综合性工作方案，完善节能降耗政策体系。认真组建和运作好市能源监测中心，加强对重点行业、企业能源监测与审计，严格节能监督执法。积极推进船舶、水产领域节能技术改造，制订出台船舶建造行业载重吨能耗标准和水产行业冷库节能标准，重点加大水产行业冷库节能技术操作规范作推广。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进一步推进试点，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标准和措施，强化清洁生产监督管理。切实抓好先进的资源节约替代和循环技术推广。

（六）推进全民创业创新。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关政策体系，深入实施中小企业成长计划。实施“微小企业培育工程”，加快建立推进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新机制。加强引导，鼓励有条件企业开展上市准备。继续推进家庭工业发展和新渔农村创业基地建设，探索出一条适合渔农民创业的新途径。

四、统筹要素保障体系，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一）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和预警分析。进一步完善经济运行的分析监测体系，指导帮助企业应对出口政策调整和各种贸易壁垒。进一步健全生活必需品应急调控体系，增强应对突发事件和市场运行波动的能力。高度重视安全生产，重点关注船舶企业质量安全监管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以确保工业经济健康有序运行。

（二）提高土地、电、水等要素保障水平。积极推进标准厂房建设，扎实开展“万家企业挖潜节地行动”，探索建立闲置土地流转机制，加大闲置土处置力度。努力提高用水用电保障水平。继续做好有序用电工作，抓紧落实明年迎峰度夏方案，配合做好**电厂二期工程及大陆联网建设工作。关注用水问题，引导做好开源节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