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事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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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事故评论范文第1篇
1837年，英国一些教会女校为确保学生在上下学途中的安全，使用专门的红色马车来接送学生，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校车。但是长期以来，校车在中国不是个常用词。
2011年，因为几次重大事故，校车在中国不仅成为汽车界同样也成为社会的热词。进入2012年，2011年底刮起的校车旋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今年已经成了客车行业公认的“校车年”。
校车的营销大战早已率先在网络上打响。最近几个月，如果你用百度搜索“校车”，就会发现客车企业正在这里展开一场激烈的校车推广卡位战，百度推广的前几位不断易主。
《汽车商业评论》注意到，最疯狂的时候，搜索结果的第一页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客车企业的校车推广广告。
宇通客车、金龙客车、上汽商用车Maxus大通、黄海客车、上饶客车、少林汽车、南京依维柯等企业你争我夺，甚至一些汽车改装企业也按捺不住寂寞，投身其中。
2012年2月15日，一场现实版的校车大战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上演。
在这场名为“2012首届中国校车发展研讨会暨国际校车展览会”上，来自于22家客车生产企业的52辆橙黄色校车齐聚一堂。
齐聚一堂的原因很简单，此次展会在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程协会、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主办，公安部、全国记协协办，看起来就是政府部门举办的一次校车大比武。
这是一次真正的交锋，面对着一片橙黄色的校车海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校车翻身
对于现在正处于上学年龄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父母大多是70后和80后。彼时，学生上学的方式无非三种：步行、骑自行车和乘公交车。
但是现在，这些70后和80后的父母们必须要为了自己的下一代去了解和尝试一种从欧美流行过来的时髦方式――坐校车。
校车，一直以来是人们很少谈论的话题。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它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并扮演着它的角色。
在农村，为了帮助路远的孩子上学，有校车，只不过常常简陋不堪，有的根本就不算是一辆车；
在城市，为了能够提升学校的档次，招收更多的生源（客车企业也将此作为校车的卖点进行推广），有校车，但也就是高级一点的中巴或者大客。
2008年10月，当宇通客车率先在其“阳光巴士”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出自主研发的第一款专业级校车ZK6100DA时，校车曾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初放异彩的新能源客车一起被客车行业认为是未来最具前景的两大车型。
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与如火如荼的新能源客车相比，校车则显得寂寞、冷清，甚至无人问津。
直到2011年11月，甘肃一起惨绝人寰的校车事故发生，终于改变了校车的命运。
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正宁县一辆幼儿园校车与运煤卡车迎面相撞。这辆原本荷载人数只有9人的校车实际搭载了含幼儿园学生和老师在内共64名乘客，最终酿成20死、44伤的惨剧。
此事一出，震惊全国。一时间，校车开始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各地媒体对校车的关注也空前高涨，校车问题频繁见诸报端。
针对多个地方出现的校车安全问题，国务院总理在2011年11月27日出席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时强调，国务院已经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制订《校车安全条例》，抓紧完善校车标准。
中央对校车关注的信号一出便迅速刺激了所有客车企业的神经，政府主导、财政支持，校车市场充满了无尽的想象。
2011年12月，虽然《校车安全条例》尚未出台，但各家客车企业已经开始纷纷在市场上推广自己的校车产品，各地政府也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响应中央的号召。
标准之争
2011年12月11日，《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由国务院法制办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正式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征求意见稿共八章五十九条，分别对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单位、校车使用许可、校车驾驶人、校车通行安全、校车乘车安全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
虽然给予校车道路优先权等“特权”还需要通过修改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后才能实现，但最终定稿与征求意见稿变化不会很大。
真正产生纠葛的地方集中在了校车标准的制定上。
其实，在2010年2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就共同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其中对校车进行了“用于运送不少于5名幼儿园、小学、中学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及其照管人员上下学的客车和乘用车”的定义，按乘坐对象分为幼儿校车、小学生校车和其他校车，按车辆属性分为专用校车和非专用校车。
此外还对座椅、出口、行车记录仪、紧急标识、车内布置等制订了国家强制性标准。
2011年底，工信部公开征求对《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等四项国家标准的意见，包括《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校车座椅系统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幼儿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幼儿校车座椅系统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四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简称“校车标准”），征求意见和建议的截止日期为2012年1月8日。
《汽车商业评论》了解到，这份校车标准由较早研发校车的宇通客车相关人员执笔，但校车标准一出，瞬时激起千层浪。
这份校车标准对校车的车辆外形进行了一刀切，要求“校车应为两厢式结构，至少一半以上的发动机长度应位于前风窗玻璃最前点以前。”
这就意味着，中国所有的平头后置发动机客车和众多的轻客、微客将与校车无缘。而校车标准所大力推广的车型正是宇通客车多年来所投入打造的美式专业校车。
而实际上，即使在美国，校车标准也没有规定单一车型，而是分为四大类，百花齐放。其中平头校车也占美国校车总数的近30%。
一时间，“校车标准利益第一”、“曲解美国校车标准”、“不考虑中国实际”等矛头迅速指向宇通客车和校车标准。上汽商用车Maxus大通则干脆以硬碰硬的翻滚试验来向外展示其安全性能。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多数客车生产企业一致认为安全是校车的第一要求，只要符合安全标准，不应该剥夺它们抢占校车市场的机会，更何况中国市场的多样性，售价高达40万元的美式校车并非人人都能够负担得起。
现在看来，这场争论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因为2012年3月公布的校车标准已经不再要求校车的发动机必须前置，给予其他客车产品公平对待。甚至它更像是众多客车企业拖延校车标准执行时间的一种手段。
实际上，新增加的碰撞标准等仍会使大多数企业趋向于生产长头校车。但与之前宇通客车一家独大的场面不同，中国的客车生产企业都在这短短的2个月里准备好了长头校车。
在国家会议中心的校车展上，你会发现52款校车产品中，长头和半长头的校车就多达23辆。几乎所有的客车企业都推出了自己的美式长头校车。
一家客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甚至对本刊记者抱怨它们的长头校车产品要2012年4月才能下线，这让它们在校车展上和其他企业相比显得很没有面子。
系统之争
当然，如果现在哪家企业还在校车产品上耿耿于怀，那它一定已经落伍了。
校车展上，一场新的战役已经打响，而这一次的焦点不再是长头或平头校车，而是校车安全管理系统。
宇通客车、厦门金龙和苏州金龙三家企业是这场战役的发起者。
2012年2月15日上午，宇通客车率先了其在车联网产品“安节通”智能运营系统上升级的安“芯”校车管理系统，并提出了从产品到管理、服务、安全教育四位一体的校车360°安全解决方案。
随后，厦门金龙了其“金龙智慧校车运营管理系统”，这是厦门金龙在2011年12月“展翼计划”后推出的基于车联网的校车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系统的开发者正是金龙集团牵头组建的上海创程车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这套系统囊括了校车运营监控、基础数据管理、驾驶行为管理和监控、校车车况管理、校车调度、道路支援、影音娱乐及导航等7大功能，并且配备了天气预报系统、灾害预警系统、Topview全景环视系统、车道偏离报警系统LDWS、前向防撞报警系统FCWS、侧面防撞报警系统、夜视成像报警系统等全方位的主动安全防护。
一直以来厦门金龙以“中国客车专家”作为其品牌定位，“金龙智慧校车运营管理系统”正是其希望在校车领域重新夺回领军地位的利器。
而作为“智慧客车”的领跑者，苏州金龙也自然不会在校车安全系统上甘落人后。
2012年2月15日下午，苏州金龙也举行了“有智慧、更安全”的校车安全管理系统会。一直以来，“安全”和“智慧”都是海格客车的质量特征和创新标签。
苏州金龙认为，校车安全，除了车辆本身的质量安全隐患外，还有很多“人为”安全隐患，提供质量过硬、安全可靠性较高的校车产品仅仅是校车生产企业的第一步，如何为校车运营商提供专业的“校车安全运营解决方案”，破解“人为”安全隐患，才是保障校车安全一直要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2010年7月，苏州金龙首次对外用于破解安全运营难题的G-BOS智慧运营系统，并在2011年开展“首届海格智慧科技助力行动”，已经证实G-BOS智慧运营系统可对车辆超速行车、空档滑行、急加速、急减速、发动机超转、ABS动作次数、超长时间驾驶等驾驶员的不良操作行为进行有效管理，影响安全的80%以上不良驾驶行为也可通过G-BOS系统得到有效改善。
因此，这一次，苏州金龙的校车安全管理系统更是在G-BOS智慧运营系统上升级和开发，并将协助政府和学校建设校车安全监控管理中心，解决校车的运营管理难题。
虽然校车安全管理系统跳出了对校车本身的竞争，但《汽车商业评论》认为，三家客车企业的系统在功能上仍然有很大的相似性，并且没有太高的门槛，未来其他客车企业也必将随之模仿，因此校车的这场争夺战将会在产品和系统双线开展，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难抑的冲动
但无论竞争将会如何激烈，各家客车企业对校车仍趋之若鹜，一时间校车产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车型遍及大、中型客车、轻客和微客产品。
客车企业保守估计，2012年校车销量有望达到5万辆，而更乐观者给出的数字高达10万辆。而各地政府响应中央精神的大力扶持，更加坚定了客车企业在2012年做好校车营销的信心。
2011年11月，浙江德清县斥资2000万元采购79辆校车，山东临朐县出资2000万元采购148辆校车；
2011年12月，山东龙口市花费2000万订购50辆美式校车；
2012年1月，甘肃庆阳投入980万采购40辆校车，上海所辖崇明县斥资600万元采购17辆校车；
2012年2月，陕西铜川以2000万元采购55辆校车。
这样的景象对于客车企业来说是那样的熟悉。
2009年1月，科技部、财政部、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启动了“十城千辆”计划，其中用单车5-60万元的补贴额度鼓励发展不同类型的新能源客车。
一时间，新能源客车四起，几乎每个客车企业都推出了自己的新能源客车产品，各地政府也竞相争抢成为新能源汽车的示范城市。
但在随后的实际运行中，由于各地政府对地方企业的采购保护，最终导致新能源客车在技术上并没有如当初设想的那样，通过实际运行获取经验从而推动技术进步，2012年“十城千辆”10%的新能源汽车销售目标也难以实现。新能源客车最终沦为了大多数城市的面子工程。
《汽车商业评论》认为，此次中央号召普及校车虽然出发点正确，但是略显冲动。
至少在决定推广和普及校车前，相关部门应该对国内现有的学生上学方式、乘坐校车的比例、在用校车的数量和车型进行科学的统计和分析，才能够针对中国现实国情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校车。
北京的一份调查显示，城区的上学学生中只有3%乘坐校车出行，其余选择公共交通、私家车等其他渠道。
校车事故评论范文第2篇
盲目撤并农村学校的后遗症显现已久。2008年，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对甘肃等8省、自治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的调研结果表明，部分地区由于布局调整失当，辍学率出现反弹。例如甘肃山丹县7个乡镇的初中生被集中到一所育才中学后，九年级有的班级辍学率达20%。再如内蒙古赤峰市，6000多名初中生被从苏木（乡）集中到旗（县）的一所学校，产生了母亲租房陪读使家庭经济负担加重等诸多问题……
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是政府的法定责任，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要统筹考虑城乡人口流动、学龄人口变化，以及当地地理环境及交通状况、教育条件保障能力、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等因素，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努力满足适龄儿童少年就近接受良好义务教育的要求。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规范意见》征求意见后的最终确认，被舆论认为是对撤并学校政策执行不当的迟来的纠错。
《规范意见》还不够规范
始于本世纪初的全国范围大规模撤并农村学校是由当地政府主导进行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出于减少教育投入、方便管理学校考虑，甚至撤并了不少生源充足的学校。在强制推进撤并的过程中，村民们反映的不愿意的理由合情合理，却都没有被政府部门采纳。撤并的结果是，当初村民所担忧的学生上学路途遥远、安全隐患严重、上学成本增加、低龄孩子不适合寄宿等问题全都发生了。一些变成了“巨无霸”的中心校，在住宿、吃饭、运动、卫生、安保方面，给学校管理带来巨大的难题；被撤并学校遗留了大量尚可使用的校舍和教师，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相比既往对各地撤并学校所云“不要一刀切、不要一哄而上”笼统的原则性要求，此次《规范意见》提出的要求比较具体和量化，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要求明确规范农村撤并学校的呼声。可是，由于相关的描述仍然尚欠明确，《规范意见》仍有可能遭遇弹性执行乃至变相不执行，因此，《规范意见》能否改变盲目撤并的局面，还难免让人心中没底。
《规范意见》的不够规范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撤并农村学校的量化要求不甚明确。比如“应保证学生上学单程步行时间不超过40分钟”的标准是根据什么测算的？其主体是六七岁的小学生还是十二三岁的初中生？ 路况条件有无崎岖、起伏？设置步行上课时间的标准，需要明确应因学生年龄以及当地路况不同而异。
其次是有些条文之间还不够协调。比如“原则上每个乡镇应至少设置1所初中”，和“各地要根据实际条件合理确定学校覆盖范围”是什么关系？学校的布局究竟是遵循前一条规定，还是后一条规定？相互不协调的意见会使地方政府无所适从。
再次是关键措辞疲软。比如多处以“一般”“原则性”的字眼替代“必须”，看似尊重了各地的具体情况，实际上会给“必须”执行留下回旋余地，一些地方很可能以此作为搞特殊的理由。
过去10年间，农村小学数量在被撤并中已从2000年的55万所减少到2010年的26万所。地方政府以“一刀切”的方式撤并学校所引发的问题不仅十分严重，而且十分复杂。《规范意见》出台的目的无疑是为防止诸多问题进一步蔓延。在这种情况下，《规范意见》对撤并学校的条件应再明确些，措辞再硬性些，各项规范之间再协调些，这是全社会的期待。
在农村学校锐减一半的现实下，此次《规范意见》已属“亡羊补牢”。至于《规范意见》提出的“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应当恢复”，由于许多农村的教育生态已经因此被破坏得支离破碎，农村学校普遍的不景气并非想扭转就能扭转得了，或许真的如一首歌中所唱的“永远不会再重来”。
现实中的“死结”有待解开
我国中小学现行的编制标准，农村小学的教职工与学生之比为1∶23。也就是说，如果一所学校有40名学生，最多只能配备2名教职工。显然，这样的学校连开展正常的教学也将相当困难。此次《规范意见》直面这一问题，力求在农村学校的编制问题上先行一步，提出“提高村小和教学点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对学生规模不足100人的村小和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保证其正常运转”。这为化解现实中因生源少、教师编制不足使学校难以为继的问题，传递出了积极的信息。
然而，落实这条意见的前提在于需要解开现实中的“死结”：其一，核定的公用经费由谁来支付？当地政府不可能有这个积极性。其二，如果缺乏监督机制，这笔公用经费很可能出现“合法”的虚报冒领。其三，“有编不补”在农村学校长期普遍存在，《规范意见》能否促使当地政府为农村学校配齐教师？因此，除了强调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以及改革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办法，还应加强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建设，严格督促各级政府不折不扣执行，否则，《规范意见》很可能仅仅停留在纸面。
另一个有待解开的“死结”就是校车安全。据中国扶贫基金会2011年3月对老少边区贫困县168所完全小学的调查，撤点并校整合了农村教育资源，却为偏远山区徒步翻山越岭求学的孩子们埋下了安全隐患。比如贵州省榕江县高扒小学的孩子，每天需要往返3个小时在崎岖的山路上，冬天上学在冰雪上行走还要靠手电照路，一些父母接送孩子上学的情况又不可能持久，于是配置安全校车提上国家议事日程。
2011年造成群死群伤的校车安全事故频发，导致现实中出现了因没有达标车辆以及害怕发生校车事故，使农村学生出现无车可乘的局面。如果学生上学必须乘车，要保证安全，就一定要提供达标车辆，可问题在于，没有达标车辆，怎样做到既要有车又保障安全呢？可行的办法就是自定达标标准，如此一来，万一出了校车事故，由谁来承担责任？“既要保证安全，又让学生有车可乘”，这的确给地方政府出了一道难题。
《规范意见》强调了校车安全，表示“坚决制止采用低速货车、三轮汽车、拖拉机以及拼装车、报废车等车辆接送学生”。实现校车达标，必须解决校车的经费来源。然而，在财政部门迄今没有拿出各级财政分担办法的背景下，达标车辆不到位、满足不了孩子们上学用车的刚性需求，就会有拼装车、报废车取而代之。针对不达标车辆出没于“江湖”，教育部门每到新学期开学，都会要求各地对校车进行专项治理。“不达标车辆接送孩子上学发生安全事故每学期一度专项治理”，如此形成的“周而复始”依然在今天延续，治理前景不容乐观。
纠错从完善决策机制入手
通常，一项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进行纠错是正常的，而纠错能不能收到好的效果，首先取决于政策制定时是否尽可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其次在政策执行中发现问题是否采取有力措施及时遏制。遗憾的是，撤并农村学校的政策在这两个环节上做得都不够，以至于使整合教育资源和师资优势的初衷大打了折扣。
比如一些农村学校被撤并时，政府部门向当地反对的村民解释，撤并是为娃娃们上好学考虑，可以有更好的老师，有更好的教室云云，可村民并不认同。孩子到那么远的学校上课，每天来回几个小时，路上的安全怎么保证？集中到一个地方上学，一个班并进了七八十人，是为孩子上好学考虑吗？如果制定政策时多一些站在孩子们求学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不当撤并”的后遗症大多是可以预防的。
再比如对执行撤并学校政策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是有察觉的。2009年，国务委员刘延东强调，对农村“撤点并校”，要注意从实际出发，防止“一刀切”或“一哄而起”，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只可惜这番话没有对地方政府起到约束作用。难怪有评论说，此次《规范意见》早在撤并学校之初就该公布。
撤并农村学校政策的最大问题是，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村民表达的意见不被尊重。此次《规范意见》中明确的一些“硬性要求”，比如学生步行上学单程不得超过40分钟，仍是政府主导的思维。如果有村民代表参与制定政策，那么，围绕撤并学校的学生上学路程、校车接送、寄宿管理、撤并后学校的班额、教学质量等一系列问题，都将在充分讨论中形成解决方案。这样的决策机制得到的结果，远比政府出台《规范意见》更符合当地实际。
作为一项影响面极广的民生政策，撤并农村学校由于严重缺乏当事村民的参与，导致政策一出台就疏漏百出、“带病运行”，必然是折腾了村民，又伤害到政府的公信力。其实，解决撤并农村学校相关问题的根本指导精神，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已有明确表达：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加强教育监督检查，完善教育问责机制”。
校车事故评论范文第3篇
一、相关理论
（一）话题检测与跟踪技术TDT作为一种主题检索技术，其特点主要在于关注与特定事件主题相关的数据。传统的检索技术是从内容来检索、确定文档的分类，而TDT技术是基于事件，利用分析文档与事件主题联系来获取特定主题信息，它从来源数据流中自动发现主题并把与主题相关的内容联系在一起。TDT的研究任务主要包括五部分：对新闻广播等报道进行切分（报道切分），检测未知话题（话题检测），跟踪已知话题（话题跟踪），检测未知话题首次相关报道（首次报道检测）以及检测报道间相关性（报道关联性检测）［7］。
（二）中文分词及词性标注中文分词就是将汉字序列切分成有意义的词，以字为单位，句和段则通过标点等分隔符来划界。目前主流的中文分词算法分为四类：基于字符串匹配的分词，基于理解的分词，基于统计和基于语义的分词［8］。词性标注是根据句子上下文环境给句中的每个词标记一个正确的词性，主要是机器针对多标记词（即有多种词性的词）和未登录词（即在训练语料中未出现的词）标记词性。词性标注技术与分词技术一样，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文本自动检索及分类、文字识别、语音识别等实际应用中占有重要地位［5］。目前比较典型的标注算法归纳起来有：基于规则的方法，基于统计的方法，规则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本文选用的是规则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
（三）向量空间模型向量空间模型（VectorSpaceModel，VSM）是一个应用于信息过滤、信息撷取、索引评估相关性的代数模型，文本分析对象通常是以词为单位的VSM数据［9］。运用这个模型把文本表示为向量，就可以将文本处理简化为向量空间中的向量运算。当文档转化为向量时，文档中每个词对应向量的每个特征项维度，所有文档中的词所对应的维度构成了整个空间，而特征权重则是每个词对应每一维的取值，于是，一个文档Dj转化为特征向量Dj可表示为：其中tij是特征项，wij是特征权重，M是文本tij中的特征项总数。另外，文本中作为特征项的词不能重复，即各特征项tij互异，且文本的内部结构不需要考虑，因此特征项tij无先后顺序。
（四）K－means文本聚类K－means算法以欧式距离作为相似性的评价指标，即认为两个对象的距离越近，其相似度就越大，得到紧凑且独立的簇是聚类的最终目标。K－means算法中距离的计算公式如下：第一步，从数据对象中任意选择K个对象（K值需要预先设定）作为初始聚类中心。第二步，计算剩下的对象与这些聚类中心的相似度（距离），并分别将它们分配给最相似的（聚类中心所代表的）类。第三步，重新计算每个新类的聚类中心（该聚类中所有对象的均值）。第四步，不断重复第二、三步，直到标准测度函数开始收敛为止，一般采用均方差作为标准测度函数。该算法在处理大数据集时是相对高效和可伸缩的，计算的复杂度为ON（kt），其中N是数据对象的数目，t是迭代的次数（一般K≤N，t≤N，同时算法对顺序不太敏感，因此较适合对VSM表示的文本集进行聚类。本文聚类效果的验证采用类平均相似度，公式为：其中AVGT（）SIM表示类T的平均相似度；CT表示类T所包含的微博条数；ft（avg（sim））表示类T中单条微博文t的个体平均相似度，即t与类T中其余微博文的相似程度之和取平均值。将类中所有微博文的个体平均相似度之和取一次平均值，从而得到类的平均相似度。
二、研究设计
（一）识别流程本文基于TDT技术设计出中文微博热点话题识别流程，主要环节如图1所示。首先通过微博爬虫系统获取所需的数据，如微博内容、评论数、转发数、受众数等；接着从获取数据中提取话题识别的数据源，利用中文分词处理过滤数据；对预处理后的微博内容中的每个特征词，利用特征词权值计算方法TF－IDF（TermFrequency–InverseDocumentFrequency）计算特征权重并建立向量空间模型，再利用K－means文本聚类来归纳出多个话题；最后对多个话题的影响力进行计算并分析，通过效果验证识别出热点话题。
（二）热点判定———话题影响力设计本文基于微博特点和话题本身，提出热度的判定因素———话题影响力。微博热点话题影响力为该话题中单条相关微博内容的影响力总和，单条微博内容的影响力又分为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由于用户发表的微博文直接呈现给关注该用户的受众，因此单条微博的直接影响力与该条微博用户的关注人数（受众数）相关［10］。本文此处只考虑微博评论数与第一层的转发数。定义话题影响力相关计算公式如下：其中Inf（）T为话题T的影响力；n为该类中与话题相关的微博条数；Inf（）t为单条相关微博内容t的影响力。一个话题的影响力为话题中所包含的所有相关微博内容影响力之和。其中InfD（）t为单条相关微博内容t的直接影响力；InfI（）t为单条相关微博内容t的间接影响力。单条微博的影响力为直接影响力与间接影响力之和。题T的影响力为：
三、实证分析
本文实验数据随机选取了2011年12月8日到2011年12月14日这7天内的微博数据，通过新浪微博API接口共爬取微博内容2103条。根据研究设计的热点话题挖掘流程，对该周内新浪微博热点话题挖掘进行实证研究。
（一）数据预处理首先对微博内容进行文本预处理，即进行去重、分词、无效信息过滤、降维等操作。实验中使用C＃版本的中科院ICTCLAS中文分词系统对微博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同时标注词性，并过滤微博内容，保留名词及名词性词语，然后将所有的单字过滤，再去除所有的英文字符、数字和一系列数学符号等非中文词，只留下有意义的中文词语。图2为关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英国女王出租宫殿套间”话题文本示例。
（二）话题识别文本预处理后，针对每条微博内容，利用特征词权值计算方法TF－IDF计算各个单词权重，以构成一个向量空间模型用于聚类。实验中，K值在最大值范围内通过多次实验结果验证来选取。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将该周的微博内容聚为10类，并对各类进行类关键词提取，结果如表1所示。以上10类中，所提取的关键词具有较强实时性的有6个，关键词所包含信息较为日常的类有4个。此时若设置类平均相似度阈值为0．01，则恰好包含较强实时信息的6个类别。将类平均相似度高于阈值且包含较强实时信息的类定义为一个话题，则从微博内容中发现话题数目为6个，分别为类3、4、6、7、8、10。
（三）话题影响力排序大多关于热点发现的算法认为，在聚类后出现的热点词频率较高，则该话题即为热点话题。这种原理是基于热点词与话题的附属关系，但却忽略了当话题较分散的情况下聚类也能进行，同时在聚类结果中，可能有些话题只是局部较热的小话题，整体来讲算不上热度很高［11］，因此可以设置一个阈值来区分话题冷热，话题热度（本文中以话题影响力来衡量）高于阈值则表示聚类出来的话题为“热点话题”，低于阈值则视为“非热点话题”。热点与非热点的概念是相对的，因此也可以根据话题影响力公式计算出每个话题的热度，然后按照热度分数排序，分数越高表示话题影响力越大，热度越高。实验中，挖掘热点话题的数据来源时间段Δh为2011年12月8日至2011年12月14日。由于实验中发现话题的总数较少，故本实验不以预先设定话题影响力阈值来划分“热点”与“非热点”，只将话题按影响力大小排序，即设定所发现话题均为热度不同的热点话题。根据话题影响力相关计算公式（4）～（8），计算得到实验中所提取的6个话题在当前时段的影响力评分及排名，如表2所示。考虑到微博转发会使微博的影响扩散，相对于评论其影响力更大，因此公式（8）中α取值为0．4，β取值为0．6．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实验识别出的2011年12月8日到2011年12月14日的6个话题中，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是江苏丰县校车事故、纪念日、韩国海警被刺事件、电影《金陵十三钗》即将上映、广东陆丰乌坎村、双子座流星雨爆发。
（四）效果验证话题识别与跟踪的效果一般使用准确率和召回率两个参数来衡量，公式如下：A表示已提取出的与话题相关内容，B表示已提取出的与话题不相关内容，C表示未提取出的与话题相关内容。在全部文本数据中，与话题相关的数目为A＋C，而被判定与话题相关的数目为A＋B。召回率和精度是不可能两全其美。当召回率较高时，精度反而降低；反之精度高时，召回率就会有所降低。因此，本文用这两个度量值融合而成的一个度量值F来衡量这个效果。F值公式如下：实验以“召回率”、“准确率”验证热点话题发现效果，根据公式（9）、（10）、（11）计算出每个话题的召回率与准确率，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6个热点话题召回率从高到低依次为：韩国海警被刺事件，江苏丰县校车事故，周年纪念，双子座流星雨，陆丰乌坎村，电影《金陵十三钗》话题，各类话题召回率均较高。相反，各类话题准确率均较低，最高为双子座流星雨，仅为0．769，最低为广东陆丰，仅为0．641。聚类准确率低与微博内容零散、谈论话题范围极其广泛有关，即话题聚类时噪声数据太多，导致β值较大。实验表明微博热点话题发现的“召回率”较高而准确率较低，这与微博内容的不规范性、随意性等特点有关。从综合衡量召回率和准确率的F值来看，热点识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尽管微博内容存在一定的不规范和随意性，但从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到，聚类所选取出的6类热点话题F值均保持在0．75以上。
四、结论
校车事故评论范文第4篇
采编流程是媒体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是媒体实现新闻理念、提升新闻质量的基础。设计一条明晰、严密、高效的流程，对媒体的顺畅运转至关重要。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流程，做新闻尤其如此。新闻不是工业产品，采编流程的设置必须以人为本，流程的执行也必须以人为本。流程不是电脑程序，一设就灵。流程设置好了，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关键看采编人员的执行力。执行力体现的是一种软实力，包括对流程的理解能力、职业修炼等，如职业素养、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合作精神。
流程是死的，人是活的
流程一旦设计好了，就必须得到各环节采编人员的严肃对待。只有采编人员对流程心存敬畏，流程才会得到有效执行。流程中关键的环节，不得随意更改。但科学的流程应该是一条柔性的链条，而不是铁板一块。采编人员在具体执行中应该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创造性地执行流程，才会让流程发挥更大作用。
1.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流程。流程的设置是建立在新闻理念基础上的，流程的设计是为理念服务的，有什么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流程。齐鲁晚报在2010年根据“做报纸的新闻”、“做有态度的新闻”的理念，制定了全新的采编组校流程，对信息监控、新闻采写、采前会、编前会、编辑出版等环节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配套启动了相应的督查办法，采编效率和新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2.对理念的认识越统一，流程运转就越顺畅。只有真正理解了流程设计的理念基础，采编对流程的认识达到高度一致，才能灵活、高效地执行流程，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新闻产品。所以，齐鲁晚报在流程设置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当采编人员对新闻理念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一定的统一后，才着手设计流程，并充分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完善，试行一段时间后，才正式运转。
3.流程不是电脑程序，一设就灵。流程只能保证基本的新闻采编路径和秩序，过于死板地执行流程，不仅难以产生高质量的新闻产品，还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所以不能过度依赖流程，不要以为有了流程，就完事大吉了。还是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创造性地执行流程。
4.没有一成不变的流程，只有僵化的脑筋。流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根据现实情况适时进行必要的调整。所以我们在编制流程的时候，有些地方留有余地，便于采编人员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流程磨合需要各种添加剂
流程的顺畅运转，首先需要采编双方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包括准确的判断、高起点的策划和包装等，这些都是硬件。但光有硬件还远远不够，在一定程度上，软件更重要，那就是流程执行人的软实力。需要在执行过程中适时添加各种添加剂。
1.激情是最好的助推剂。新闻需要激情，丧失了激情，流程就成为摆设，新闻就是一潭死水。流程是一条长长的生产链，需要动力推动，丧失激情，机械地执行流程，流程就会“死机”。满怀激情做新闻，才能更好地执行流程。2011年12月12日晚，江苏丰县发生校车侧翻事故，十几名小学生遇难。齐鲁晚报当晚值班编辑第一时间监控到了线索，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两位地方记者站记者连夜领命，驱车赶往丰县，迅速展开采访，克服种种困难于当晚发回了独家稿件和图片。没有做新闻的激情，就没有高效率的流程执行力。
2.沟通是最好的剂。流程链条需要不断添加剂，否则就会生锈，就无法顺畅运转。有效沟通，就是最好的剂。在具体操作中，由于采编理念的差异，采编之间往往会产生分歧甚至矛盾，部门与部门之间也会产生分歧甚至矛盾。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就会影响流程的正常运转。齐鲁晚报在流程设置别强调编辑位置前移，主动介入到新闻策划中去，提前与记者沟通编辑意图，甚至主动介入到采访环节，不断了解记者的采访情况，根据具体情况不断调整思路，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强行推销自己的编辑意图。在编采不断的互动中，最终可以达成理念的和谐与统一。
3.创新是最好的保鲜剂。流程是在特定环境下设置的，应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断推动流程的改造和完善。躺在既定流程上睡大觉，很容易丧失活力，增长暮气。做新闻需要创新的勇气和能力。许多事情是流程上所没有规定的，那么该谁做呢？该如何做呢？这些都需要采编人员突破既有流程的框框，主动去创新。
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当天，齐鲁晚报推出了全国第一份3D号外，一时引领国内3D报纸风潮。但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问号是很难在流程当中找到答案的，只有积极探索，才会有所作为。比利时的《最后一点钟报》筹备出版世界上第一份3D报纸，用了2个月的时间，而齐鲁晚报大胆进行流程创新，只用了短短的1个星期就推出了全国第一份3D号外。
流程高效运转需要各环节的配套机制
报纸采编流程是个大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环节，但再精密的流程设计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需要各环节进行细化、创新。齐鲁晚报在编辑环节就进行了流程再造，探索出几条配套子流程，大大提高了编辑生产力。另一方面，进行以评论为灵魂的报道模式创新，采、编、评三方联动，做“有态度的新闻”，促进了整个报纸生产模式的创新，大大提升了新闻品质。
1.释放编辑生产力，进行以策划为核心的编辑流程再造。编辑流程的再造在整个报纸流程变革中处于核心地位，编辑流程的科学再造会释放出巨大的编辑生产力。编辑流程再造的核心是编辑策划、位置前移，实行编辑人制和项目负责制。编辑工作前置，以编辑为主导，彻底将编辑转化成新闻策划的策动者、组织者、实施者。编辑流程再造包括几个子流程的再造，主要有：编辑后期干预，报道迅速转向；编辑提前介入，过程控制；编辑原创策动，一竿子到底；编辑为轴，跨部门跨媒体联动等。这几个子流程的完美配合与互补，最终构成了编辑流程的顺畅实施，同时也提升了报纸总流程的运转质量。
2.以评论为魂的报道模式创新。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增多,尤其是微博的广泛运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已基本解决了信息匮乏和来源渠道单一的问题。纸媒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上的竞争已从信息比拼转向观点、思想和包装的比拼。如何进行这种比拼？齐鲁晚报探索出了一条以评论为魂的报道新模式。而这一模式的创新，大大提高了报纸流程的执行力，提升了新闻品质。
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解析”系列报道中,齐鲁晚报充分发挥社论、评论的牵引作用,以社论、评论为纲,采取整体化的包装手法,并使之制度化。
2011年8月21日,利比亚反对派攻入首都的黎波里。这一进展标志着卡扎菲政权的开始,也是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利比亚战争的重要节点。随着战事的推进,网络上各种渠道在不间断地滚动报道前方战事。利比亚部落国家的特点,决定了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双方宣传战又打得火热,一时间众说纷纭。
在准确判断的前提下,齐鲁晚报通过流程改造,对信息进行沙里淘金。将以前主要是采访和编辑部门的讨论扩大为采访、编辑和评论三部门共同讨论。在值班总编和值班主任的带领下,编辑部门、评论部门主要梳理各种信息,摆到桌面上,供大家一起讨论,并和采访部门一起确定主攻方向。“利比亚战争解析”系列报道第一天,挑出了最受关注的卡扎菲的未来作为看点。
随着卡扎菲出逃以及卡扎菲儿子被捕,齐鲁晚报又在8月22日推出利比亚战争的第二个号外(第一个号外出现在3月20日利比亚战争打响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卡扎菲政权,再一次展现了“逢大事看晚报”的优势。
准确而又快速地出击,打响第一炮,是重大新闻事件策划的第一步。下一步该怎么走,必须要有一个纲,一个报道的灵魂。齐鲁晚报编采评三部门联动,深度整合,以社论、评论为纲、为主线,串起新闻事实,做出有观点、有态度、有报纸特色的策划。
在“利比亚战争解析”系列报道中,编采评三部门深度合作,一起梳理线索,提前组织策划,一起敲定方向与主题。尤为重要的是,以观点制胜的评论部门在联动讨论的基础上,确定当日社论的核心观点,并组织评论员写作。
编采部门则在社论论点确定后分头行动。报道主题确定了,还需把主题进行分解。社论是从大量事实中提炼出来的观点,代表着报纸的立场和态度。而编采部门则需要将其具象化,落实为一个一个的版面和稿子。
8月23日,在卡扎菲政权已成为事实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追问――谁的胜利?评论员代表报纸发出疑问：战争终有结束的一天,谁将是这场战争真正的赢家?是利比亚人民、利比亚反对派，还是那些介入利比亚战争的国家?
在这个追问的大主题下,内版报道分为：“卡氏末路：流亡?战死?被捉?”和“国之前途：未来难料,再陷内战可能性小”及“利益攸关：除了反对派,欧美最得利”等几个部分,将评论变为具体可感的新闻事实。
校车事故评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社会责任 领导力 责任型领导
【作者简介】 周勇，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系主任，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领导科学优秀中青年专家。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与企业伦理（企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12-0031-04
一、责任型领导：概念及内涵
责任型领导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重新思考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背景下的一个领导概念，它至少包含了两个部分的涵义――社会责任和领导。从理论上来看，责任型领导来自于领导伦理学、发展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系统理论等方面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和理解领导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过程。作为一个理论建构，责任型领导理论可以有效整合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和领导等理论。2005年 Doh & Stumpf 在其编辑的《全球商业中责任型领导及治理手册》一书中正式定义了“责任型领导”概念 （Pless，2007） 。 他们认为伦理、社会责任、领导、治理等概念已经越来越经常在课堂和会议中听到，也越来越经常出现在杂志和报纸的头版上，然而对这些重要概念间的关系还缺乏密切的注意。在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责任型领导是“一种与组织内外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培养和维持信任关系以及共同协调有责任的行为以实现一个有意义的、共同享有的商业愿景的艺术和能力”（Maak&Pless，2006，2011；Maak，2007）。在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责任型领导是“通过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履行，与组织内外的不同利益相关者达成互信、合作和稳定的互惠关系网，通过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以共享的愿景和协调各方的责任型行为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及各方共同利益” （宋继文等，2009）。
从上述分析来看，我们发现，不同的界定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显示出责任型领导的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有效性（effectiveness）。即责任型领导必须是有效的，能展示领导的影响力，有效影响员工心甘情愿地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努力与贡献（Hind，Wilson & Lenssen，2009）。二是伦理性（ethics）。即责任型领导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基本的权力和义务，不违背道德与伦理规范的，不仅如此，责任型领导通过其以身作则的当责行为，有效地影响下属从事社会责任行为；而且，责任型领导能带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责任型领导尊重多样性，能通过开放式的沟通了解并协调组织内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并与之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创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Hind，Wilson & Lenssen，2009）。三是持续性（endurance）。即责任型领导必须是不仅与组织内其他成员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而且更加强调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培养平等诚信，互惠互利，长期稳定的关系，将自身的行为社会化，使组织在合乎道德要求的条件下，与利益各方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总之，由于全球性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各样的需求，需要对领导有新的理解。责任型领导是建立在公民政治自治和实践推理的理想基础上的一个程序概念（Voegtlin，2012）。理想的责任型领导行为超越了领导者―追随者的二元交互模式，而是包含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是一种领导者―利益相关者的交互模式。责任型领导会根据合法性的争论来评价冲突性利益，并通过理性协商来解决冲突性利益。此外，责任型领导是一个基于道德、价值观的规范性现象，责任型领导与人沟通交往时能综合运用情绪智力和伦理智力，其决策和行为是符合伦理、有效且可持续的（Maak&Pless，2006b；Maak，2007）。责任型领导的行为必须是有效的、符合道德伦理的、可以持续的（Depree，1989，1997；Trevion，Brown&Hartmann，2003）。
二、时代呼唤责任型领导
1. 责任型领导是领导角色转变的迫切需要
目前，领导理论和实践正在面临着来自金融危机、日益增加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越来越表明政府是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问题的，因此社会要求组织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Hansen，2008）。在社会转型期，组织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瞬息万变，组织的经营也会遭遇到来自外部和内部压力引致的各种困局。从食品安全到动车事故，从大桥垮塌到煤矿透水，从校车追尾到楼房质量，一幕幕责任缺失的案例的不断呈现，公众呼吁组织承担社会责任，时代呼唤勇于当责的责任型领导。对于任何组织的领导者来说，责任管理是时代对领导者素质和思想境界的巨大挑战。领导者角色的转变首先是思想的转变，当组织出现问题的时候，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能审时度势，坚守自己的岗位，带领组织成员走出困境。责任型领导者不再是以往的权利的象征，他们和追随者之间已经实现了从“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转换为“责任互动”的全新理念。这就对管理者的思想和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者必须认识到自己对追随者负责，才能让他们愿意去承担责任，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因此，责任型领导是新时期领导角色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是现代领导者努力的方向。
2. 责任型领导是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的重要条件
组织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保证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是组织是否能留住人才的关键。提倡民主参与制和对员工负责的领导，能让员工感受到组织的尊重和被团队需要的满足感，从而大大增强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忠诚度。责任型领导能在组织内创造一个团结共进，工作负责的文化氛围，更能得到员工的信任，提升组织绩效，实现有效领导。现代组织中，技术型和知识型员工比例越来越大，他们更注重管理者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动力和信心。一个对员工负责的领导，会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发展纳入自己的责任范围，提供给员工更多的自和自我领导力以及更好的发展环境。如果员工对组织缺乏忠诚，就不会用心地去对待工作、积极地面对困难，发生事故后就倾向于逃避和推诿，甚至可能出卖组织去获得短暂的利益，给组织造成巨大的损失。一旦组织生存困难，这样的员工就急于跳槽而不会与组织共渡难关。责任型领导更能让员工拥有忠诚的品质，同时也让员工的忠诚和责任达到统一。
3. 责任型领导是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前提
面对日益凸显的社会、道德、环境、公益形象等问题，履行社会责任是组织管理发展的时代潮流，是组织可持续发展和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条件。而组织行为是领导风格的体现，领导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责任型领导对组织的社会行为会产生正确的引导。以典型的企业组织为例，企业的经营活动必然是以商业利润为目标的，而企业要充分考虑自身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对领导者个人素质和管理决策的挑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得不到物质上的任何奖励，甚至会遇到各方面的压力；而企业创造的经济利润，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以及政府的认可和重视。面对这样的难题，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应该将社会责任看成一项投资，企业正是因为承担了社会责任而存在和发展。对公众负责的企业自然能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企业品牌价值，从而促进了企业的稳定发展和持续运营。负责任的领导是能对企业生产的产品制定标准化的流程，对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进行严格地监管，避免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领导；负责任的领导是诚实守信，和商业伙伴公平交易，营造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的领导；负责任的领导是致力于环境保护，节约社会资源的领导。总之，对社会责任深刻理解的过程就责任型领导行为执行的过程。
三、责任型领导的三项修炼
1. 培育伦理意识
在一个全球化利益相关者社会里，有伦理思维的领导能清楚地分析自己的行为将会维护谁的利益，将利益和道德做出适当的权衡。相较于法律而言，责任是一种道德的自觉。法律赋予领导者的责任和义务只能起到最基本的规范，有助于抑恶，而对扬善作用有限，容易让大多数领导者缺乏主观能动性而沉湎于对最低限度责任的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责任是对领导者的一种被动的责任，甚至会让领导者刻意去回避责任，而无视公共利益。与法律对领导者行为的约束相比，领导伦理更注重领导者的素质和内涵。对于现代的领导者，领导者的伦理观念应该成为领导能力的重要指标，即除了需要技能、才智和胆识外，对责任信念和尊重社会需要的坚持，是领导者必不可少的意识。诚然，一个具有伦理意识的人，在利益面前不一定能有道德的行为；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具备伦理分析和思辨能力，他就不可能事事都能考虑到他人的权益。强调领导者的伦理意识，就是将领导者培养成在提高财政效益的同时，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造就领导者的个人素养和独特魅力。将伦理思维植根于心，做到廉洁奉公、诚信敬业，这是对责任型领导的客观要求。因此，领导者伦理意识的培育是对领导者法律责任的补充与提升，使领导者能够超越法律的基本规定，将自我利益和社会利益、责任和伦理协调统一。
2. 创造共享氛围
创造共享氛围即创造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共享的组织文化，并通过组织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建立，传递价值共享的组织文化。这种组织文化的生成与影响作用的发挥的首先条件是要构建互责互信的伦理氛围。组织伦理氛围（ organizational ethical climate）是组织在处理伦理问题上的特征， 也是组织成员在什么是符合伦理的行为和应该如何处理伦理问题两方面所形成的共同感知（Victor，Cullen；1987）。组织领导者可以通过政策法规、执行激励等过程影响、引导和控制组织伦理氛围的作用强度和发展方向。领导者对组织氛围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塑造，能够为组织伦理氛围的形成建立必需的文化环境和伦理价值基础，为伦理型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延续发展提供持续性的伦理价值资源，保证组织成员符合组织伦理要求的工作行为和组织的正常形成发展。
领导者清晰地划分责任问题和界定责任行为有助于减少责任问题的模糊性。对责任问题的情境和处理责任问题的方式给予清晰的界定也有利于形成组织伦理氛围的正确方向。领导者在组织日常运营中明确组织伦理要求，在组织面临伦理困境时做出清晰、明确选择，这些都有助于组织成员养成符合组织伦理要求的行为习惯，在面临伦理选择时避免模糊和失误（侯亚丁，2010）。在基于价值共享的互责互信的组织伦理氛围中， 组织成员不仅关心组织内部利益还关心受到自己决策影响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决策时能充分考虑到自己的决策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影响， 并试图追求各方利益的平衡，进而能够有效实现责任型领导。
3. 传递责任形象
领导者的行为是组织成员行为的样板， 组织成员会在各种实践中仿效领导者的行为。领导者的行为是传达期望、价值观和基本假设等文化和组织气氛的重要途径。领导者为责任行为设立了榜样，并且他们的行为影响着其追随者的责任行为和组织伦理气氛的形成。研究表明，领导者的角色模型作用对员工的责任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直接上级和管理者的行为更是如此。社会学习理论为领导行为影响员工的责任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个人学习方式之一就是观察他人的行为和行为后果。如果被观察到的行为产生了好的效果，那么在合适的场合下，观察者也会做出这种行为。因此，员工视领导者的行为为可接受的行为标准。组织领导者是组织成员天生的行为示范者。当组织成员面临伦理困境或伦理选择时， 其首要参照对象为其直接领导。在伦理行为上， 组织领导者的价值取向直接向组织成员传达组织伦理规范及要求，清晰表达组织伦理价值，进而和组织伦理规则一起形成组织员工伦理行为的基本环境和参照系。良好的领导责任行为示范， 能够潜移默化地向组织成员内化组织伦理规范， 培养组织成员正确的伦理行为习惯。
责任型领导如何传递责任形象呢？一方面，组织领导在管理实践中通过身体力行的示范效用将自身的价值观和责任标准向组织成员渗透， 从而可能有效影响员工接受并按照该标准行事（吴红梅，2005）。第二，责任型领导者可以通过培训等方式传递责任形象。责任绝不应该视为公司CEO或高层管理团队的专有知识。责任必须尽可能地在整个公司广泛传播，所以各级员工都应该得到如何提升责任心的培训。因此，培养分布式领导力是责任型领导者的最大职责。在公司上下培育责任心，将使组织能够灵活地、创造性地应对任何情况，员工们经常可以通过观察榜样的行为而提升责任心。第三，责任型领导还必须能够以一种人人都理解的方式传达信息、传递责任形象。而创作、讲述和分享责任故事是一种传递形象与思想的重要方法。责任故事可以帮助员工从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经历中获得自我认知。当然，要有效地运用故事或隐喻，领导者必须学会看清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之间，自己与别人之间，或现在与过去或未来之间的关系。最后，责任型领导还会尽可能与更多的人交谈与交流，对沟通表现出高度的关注与投入，因为从领导的意义上讲，积极主动的沟通是传递形象与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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