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全球环境问题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全球要面对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的局面。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早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不过,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在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系以实现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却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和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金融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政策及相关国内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现状的基础上,在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应积极发展以环境标准为支撑的绿色贸易战略,并对相关国内政策进行调整,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攻坚时期,环境保护国际合作迎来重大机遇。
回望“十二五”’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已融人环境保护工作的主战线,在促进对外关系健康发展,积极应对全球与区域环境挑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务环保中心工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展望“十三五”,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济进人新常态,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矛盾将更加突出,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更加迫切。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度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环境事务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国际社会大力推动后2015可持续发展进程和目标的实现。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在全球事务中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也将承担更多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凸显。因此,面对这些新形势和新要求,需要我们正确判断国际环境与发展的形势,统筹国际和国内,将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和国际环境公约履约有机地融人“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中,使之常态化、主流化、融合化。
1“十三五”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形势研判
“十三五”时期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下行,我国经济进人新常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调整p],我国外交战略重点转变为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都对我国环保工作和国际合作有着深刻的影响,综合看来,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以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给我国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带来挑战和压力;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我国周边地区形势持续处于快速变化过程中,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显著突出,环境问题因承载了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因素,成为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2015议程后,全球环境问题依然严峻,全球环境治理也呈现出多重复杂的特征,并日益明显。具体来看,文章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国P示合作面临的形势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研判。
1.1环境治理在全球治理的地位不断提高
世界经济论坛的《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极端天气频发”、“水资源加速枯竭”w等环境议题已前所未有的成为全球对话的重要领域,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成为今后全球、区域环境治理和保护面临的挑战。同时,与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相比,国际环境谈判的广泛性和参与度变得十分突出,如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塞尔公约》等14个重要的国际环境条约中,成员国超过10#的有13个,其中5个条约的成员国超过180个,表明参与环境公约及其谈判的机构和领域越来越广泛。同时,国际社会对环境可持续的重要性认知不断上升。一是当前后2015议程讨论中关注的环境议题更为全面,凸显了环境可持续目标在后2015时代全球发展进程中的支柱性地位。二是后2015议程关注可持续发展各个方面的一体化,强调了环境可持续目标与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的进一步融合。
1.2工业污染类环境问题的全球关注不断上升
目前已签署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多边环境公约与协定750个,其中涉及污染防治相关的公约大约占四分之一。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污染防治(包括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相关的多边环境公约与协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工业污染防治受到全球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如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GEF)对于工业领域的环境援助份额不断增加: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控制领域的资金分配额度已从第一次增资期间的2%增长到现在的10%以上;尽管发达国家因经济不景气不再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全球共同环境行动难以达成的背景下,2013年国际社会签署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更加体现出全球对工业污染防治的关注。
1.3非政府组织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决策影响日益增强
随着非组织(Non-Governmental Qiganizadms,NG0)的发展壮大,其间接或直接影响全球环境治理决策的作用逐渐得到增强。NG0不断通过各类论坛、谈判、协商会议等方式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通过实施社会监督、开展第三方评估等活动,推动全球治理进程。如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缔约方大会的非政府组织数量逐年大幅度增加;在《关于持久性有机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审查方面,美国化学理事会、国际溴科学与环境论坛、大自然保护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和评估信息为各类议题谈判提供了重要参考等。
1.4公私合作成为未来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模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私营部门对全球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虽然有着先进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巨大的社会资本和高效的行动效率,但趋利性和环保的公益性导致私营部门缺乏自觉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动力。政府部门在环境治理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不足日益明显,需要得到其他主体的弥补。鉴于此,“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为政府和私营部门提供了各取所需、实现共赢的重要途径。虽然目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仍在探索阶段,但国际社会对于这种模式的期待和热情仍然高涨,并努力在合作理念上加强拓展,以消除官方主导、经济利益吸引力不够等限制因素。如2013年全球环境基金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作为未来开展全球环境治理融资和具体实施的重要方式,并专门为此开辟新资源以推动相关工作;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决定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模式进行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1.5资源竞争引发不同环境机制的协同合作
目前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众多机制大多独立运行,治理资金来源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增加了不同领域环境机制的竞争。这种压力使得国际社会不断推动环境公约与协定之间的协同合作,并不断融人相关文件中。如“里约+20”峰会提出加强环境公约与协定之间的协同合作,努力推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间的协同机制。
1.6发展中国家对技术援助需求日益强烈,全球环境治理彩响力持续上升
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和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环境治理援助基金的主要捐资方,逐年缩减援助支出,但发展中国家对于申请援助参与环境国际合作的需求逐年上涨,在资金申请愈发困难的情况下,技术援助申请成为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环境友好型技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环境和经济的双重效益,一方面避免单纯的资金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环境改善不理想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国际环境合作重点正逐渐向提升环境改善能力的新趋势。
此外,在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发达国家借助其资金、技术和智力方面的强大优势,在南北环境关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对环境议题的国际影响日益上升,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和诉求在国际环境谈判中不断得到重视,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统一发声,x^m判进程起到了重大影响,“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被写人“里约+20”会议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中。
1.7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改革迫在眉睫
现有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分散、机构重叠,造成环境治理体系碎片化、多中心和效率低下。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截至2012年,在已经确认的32(Kh全球环境治理目标中,有一半目标未获进展甚至恶化。当前,全球经济整体低迷,传统发展模式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瓶颈,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坚冰、重振世界经济的最大动力,这要求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环境治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上行压力背景下,2012年《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明确提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在未来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提出改革机构的具体建议,从法律地位、能力建设、业务界定等方面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领导全球环境治理进行铺垫”。2014年联合国环境大会首次会议召开,不仅拉开了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改革的大序幕,而且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不断加大。
因此,当前国际国内新形势下,环保国际合作工作面临着三个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变,一是合作原则,由侧重强调“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重视“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的方向转变;二是合作动力,由过去被动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国际压力,向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环境规则和治理体系方向转变;三是合作方式,由强调争取环境与发展援助向提倡“相互帮助、协力推进”转变,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环保合作开启“共同出资”新模式,结合南南合作逐步开展对外援助。
2“十三五”环保国际合作主要机遇
2012年“里约+20”峰会后,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开展全球环境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2014年,联合国首届环境大会标志着全球环境治理迈出了改革坚实的步伐;后2015可持续发展将全面得到深化,多边和双边外交活动频繁涉及2015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谈判,环境事务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全球环境治理面临重要的机遇和挑战。
2.1环境保护面临创新转型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人新常态,发展方式面临根本性转变的同时,环境保护也将创新转型并开启新常态。“十三五”环境保护工作以全面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亟需在解决资源环境约束、谋划环保思路、拓展工作领域、理顺体制机制、加强环境法治、满足公众需求等方面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制度和管理经验。
2.2国内开展大规模环境治理行动
国内陆续展开规模空前的大气、水、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亟需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借鉴有效治理模式,推进大气、水、土壤、化学品、重金属等污染治理,实现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2.3“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展开
“一带一路”建设将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国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支撑和保障。作为战略规划中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生态环保国际合作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谱写新的篇章。
2.4可雛錄议程与生态环保日M为国际挪联合国大力推动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依然成为世界潮流和B寸代主流,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十三五”环保国际合作主要挑战
3.1环境保护国际责任显著增强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深度调整,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环境事务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重要性凸显;全球环境形势严峻,在资源环境约束的瓶颈作用下,环境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也将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3.2周边环境问题加剧政治风险。
东亚、东南亚等我国周边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博弈日益激烈;周边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突出,生态环境安全局势亟待稳定;跨国界环境污染、环境纠纷时有发生,跨界生态环保问题成为与周边国家政治博弈的重要议题。
3.3国内总体环境形势严峻
环境质量成为“十三五”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重点地区污染排放已经达到或接近环境承载能力上限,新老环境问题交叉呈现,环境治理和修复难度加大,环境形势空前严峻,环保工作进人攻坚时期。
3.4生态环境风险制约走出去进程
随着我国产业和投资走出去带动经济从输人型向输出型转变,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主要风险领域之一。境外投资和企业遭遇环境污染问题的事件时有发生,引发国际社会髙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和生态环境风险;国际核安全体系的变化及核电走出去进程对核安全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3.5环保国际合作基础能力与综合保障不足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改变后,我国接受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环保援助资金大幅减少,而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核安全、促进绿色贸易与投资等方面的责任和压力不断增大。国际环境公约呈现总体任务繁重、压力持续增大、公约协同日显、履约条件多变、资源约束趋紧、目标任务硬化等新特征。环保国际合作总体能力严重不足,缺乏必要的人才储备和资金保障。
4中国加强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综合考虑“十三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国内与国际新形势,可以看到,“十三五”是我国推动绿色转型、改善环境质量的“机会之窗”,也是我们全面融人国际环境与发展进程,参与国际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的机会之窗。X#我们进一步融入国际环境与发展进程,解决好全球、区域环境问题,促进我国国内环境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适应全球化、国际化的要求,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事关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和国家环境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已经到了强化顶层设计,强化谋篇布局,主动积极构建合作“大战略”的时机。文章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应重点关注以下4个方面。
4.1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立足国家总体安全和发展战略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环保为纽带务实推动与大国、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合作,维护国家权益,服务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
4.2突出重点,强化支撑
服务国内环境质量改善和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等重点工作,充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体制机制建设有益经验支撑国内环境保护。打造“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支撑平台,加强环保交流合作,保障战略环境安全。
4.3主动转型,拓展提升
准确把握“十三五”环境保护的历史定位,主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配合中国国际角色转变,推动环保国际合作工作主动转型,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实施对外环保援助计划,构建环保国际合作大战略。
4.2顺势而为,探索创新
主动适应新常态,迎接新挑战,抓住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保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有利时机,坚持主动作为,探索环保国际合作新模式,开创环保国际合作新局面。
世界环境日时间
世界环境日为每年的6月5日
世界环境日基本介绍
它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它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每年6月5日选择一个成员国举行“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发表《环境现状的年度报告书》及表彰“全球500佳”,并根据当年的世界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热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世界环境日”主题。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提出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同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受了该建议。世界环境日(World Environment Day),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
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每年都在6月5日的这一天开展各项活动来宣传与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
论文摘要:基于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机制,提出全球环境变化下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任何发展都是有一定环境背景和起点的。当今人类的发展是在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由环境变化引发的生态问题、问题、问题、军事问题以至国家安全问题,正从各个层面冲击着“人类健康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在此背景下,如何定义“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标准是什么,如何实现。对此,本文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1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
1. 1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再认识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现实:今天的环境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生活环境的优美和健康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乃至整个地球的命运的问题;不仅是地区性的、局部性的和暂时性的问题,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因为,由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环境、资源、生态方面的负影响除了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外甚至已进一步影响到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同时,未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也势必将对目前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然而,目前人们似乎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层面上,仅仅从环境规划、开发、保护和的角度和从科学技术等硬件方面寻求解决全球环境危机的对策,却忽视了从人类学研究角度发掘由其带来的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各类化学品—特别是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的积累和持续影响;气候易变和变化、常见的公众健康问题、新的社会问题,如疾病、流行病肆虐、失业、贫困、社会组织接替、崩溃、冲突、异化等;自然资源继续退化、环境性反映的不足和可再生资源的紧张所导致的粮食不安全和冲突的局势;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变化和气候变化、臭氧层耗竭及酸化作用等。这些问题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为地方、区域和全球社会带来了更严重的发展危机。可以看出,在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所有区域范围内环境和政治越来越密不可分,生态、社会和政治安全问题一起交织着提前到来〔‘〕,在不断加重环境危机破坏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及国际关系变化,并在更深更广层面上影响着全人类的健康持续发展。
不同的阶段人们对“健康”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健康”就是没有疾病,而“疾病”就是生理机能失调川,这只是传统的最简单的生物模式。自化和城市化革命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与精神因素对健康的影响。20世纪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普遍接受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这种规律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得更为典型。“健康”逐渐由简单的生物模式转为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模式的多维健康观。在意义上包含了体健、心安和适应社会三个方面}z7。世界卫生组织于1946年将“健康”的定义重新修订为“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而且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概念应是一种全方位的和多层面的社会状态,强调的是系统原则和完整人健康观念,特别是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起源。这点恰与《布氏报告》中定义的“可持续发展最高宗旨为全人类的健康、持续、全面发展’,[s〕具有高度一致性。这要求对“健康”的理解必须放在一个宽广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既要从动态发展和历史变迁角度看,更要从宏观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角度思考。简言之,新的人类健康标准的提出既标志着个人健康议题转变为社会健康议题的过程,同时也标志着社会健康化时代的到来。
[1]
1. 3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发展关系框架
虽然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自身健康和人类生存发展存在重大影响,但两者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人类系统又是怎样作用的,目前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从大量的事实和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关系:一方面由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的自然和生活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由环境变化牵动的社会效应引起的各式社会问题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这两大方面共同决定着全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图所示:
2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发展的影响
如上图所示,全球环境变化正从个人健康化和社会健康化两大方面影响着全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
2. 1全球环境变化对个人健康化的影响
全球变暖及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以及对人体健康影响已成为目前国际上研究的一个热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科学预言,人类体质退化将成为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致命因素。预测世界在未来的100年内气温将逐渐升高。长期暴露在高温,热浪中的弱势群体(老人、小孩、穷人)将面临更高的危险;因CO:增加最终导致的太阳紫外线辐射量的加大,将致使皮肤癌、白内障和免疫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急升;各种污染及疟疾、登革热、血吸虫病、鼠疫、霍乱、脑炎等一系列的传染病提供致病环境同时间接加大了对人体健康的损害。研究发现妇女、儿童和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土著人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受环境影响最大}4}
[2]
2. 2全球变化对健康化的影响
如果说个人健康化是全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那么社会健康化就是保障。健康社会的精髓就是社会的质量。这里提到“社会健康化”概念主要体现在政策反映本身。包括: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卫生政策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欧美的卫生实践表明,社会化程度越高,服务超越卫生领域向整个社会生活渗透扩张的趋势就越明显、强烈困。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健康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尚不完善。包括宏观层面上社会生活和制度安排、医疗社会化和的发展、全民保险成为普遍的政策选择、新型卫生政策框架的形成等。虽然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已被传统的所认识,但却没有将环境考察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决策很好结合起来。众多的事实已经证明,如果全球收益不能有效地与环境保护和找会发展方面的相伴随,国家政府不更加重视个人和全球的健康幸福,那么社会各部分的服务将很难实现更加公平、健康及持续发展。考虑到关于健康决定因素的不同估计,对健康福利环境(包括和水)以及社会服务(包含)的投资就显得至关重要。
3。全球环境变化下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面对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人类必须实现多层次的连续性飞跃:个人层面上,由关注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转为更加关注社会环境、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质量;社会层面上,由关注经济发展转为关注整个社会系统(包括国家、市场、社区、民间社会、家庭生活和个人)的结构质量;国家层面上,由关注主权国家发展质量状况转为关注全球性社会的健康发展。只有这三个层面的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全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认识只是第一步,决策行动才是关键。
3. 1加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为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GEO— 2000》表明,我们对有关当前环境状况的信息仍充满了弱点,还缺乏用以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如何影响其他地区以及一个地区的理想和期望是否与全球民众的可持续发展相符合的有效手段C}7。另一个严重疏忽是没有努力发现新的环境政策和花费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这些知识上的缺陷无疑起到一种障碍物的作用,掩盖了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基于此我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积极的国际合作加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掌握全球环境变化、海平面上升、污染扩散等的规律,及由各因子引发的健康效应,利用现有的观测网络和现代科学技术进行长期的定位观测和研究,逐步建立完整的检测和预测系统,为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行为。否则羲们的发展只是“暂时的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Ca].
3. 2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为各项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变化是一个较多因素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虽然环境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早已被认识,但缺乏现代科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验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改革现有的、僵化的地球科学专业体制,将学科体系从学科中心推向学科边缘,与现代环境学、社会科学、医学、科学交叉渗透和有效合作[9];其次,建立专门的环境与健康研究机构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环境与健康实验室,组织环境保护学、医学、化学、生态学和流行病学等多学科联合、积极公关,发展控制和疾病的公共卫生措施,同时促进医疗、制产业的调整和创新;此外,改变环境的理解方法和管理环境方法,将环境问题纳人主流思想,使其与有关农业、贸易、投资、研究开发、基础设施和的决策更好结合起来。显然,包含广泛社会因素的环境政策将会比单纯地解决部门问题产生更长久影响。
3. 3提高公共参与的力度,减缓全球变化的进程和强度
全球环境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地关系长期失调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human一caused)['0]。人是主动者,全球环境变化也必须靠人类自身的努力才能得到解决。这要求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源”上减缓和降低全球变化的进程和强度,包括所有有关的个人、非政府组织、界、地区和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行动。据((GEO— 2000))的政策分析证实,公众参与是改善环境管理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的是,一是无论国别、种族,环境关系着所有人的切身利益。二是正确对待公众参与,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明白,公众参与环保不是施舍而是赋予的权利,我们有义务去回应和保障。没有利益有关方特别是贫困和丧失社会权利的群体的广泛参与,所实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持续的。
[3]
3. 4深化人地关系的认识,适应变化,保持健康
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研究将深化我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促使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又一个评价体系和行动方案。同时,由于变化引起人们心态的变化,健康心理的促进与维护是必须注重的一个心理内容。心理健康者总是超越个人的自我封闭的怪圈去开发人体中处于休眠状态的巨大潜能,丰富人类对生命意义的体验,深化对生存价值的任何取向,并在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中形成非凡的智慧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及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点是创建当代人类社会可持续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柱。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缔造全新的人地关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
论文关键词: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途径;主权
一、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及有关规定
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是《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
《联合国》的序言宣布各成员国为促成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第一条死三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人类环境宣言》第7条规定:“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此条款尤其强调为实现环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第22、24、25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
《里约宣言》中,有9项原则规定了加强磋商、合作的内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类环境宣言》的有关内容,是它的具体化。如原则24,关于战争破坏问题,规定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最后一项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和人民应诚意地本着伙伴精神合作”,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国际合作原则的必然性
首先,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交叉和互相促进,既有当前症状又有滞后效应等。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解决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胜任的。
其次,国际社会由于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国家所组成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这些差异导致了各国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尤其是经济和正式利益的冲突,这就反感了各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协调行动。各国唯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利益上的冲突,共同致力于国际环境的保护。
最后,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要求各国进行合作。国际合作是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的必要条件。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制定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意志的国际环境法规则。所有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形成过程都是国际合作或经过斗争达到合作的过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有效的实施国际环境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增强,加之危机意识的增强、安全概念的扩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权利分配问题敏感而又复杂,体现出一种无法形成“合力”的“离心”倾向,各国均有意强化政府职能,扞卫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发的公共问题——无论是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瘟疫流行、环境问题,都使国界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单凭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无论他们有多么强的实力。为了生存,国家之间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些问题,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合力”。
三、国际合作原则的实施现状
(一)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关心其他区域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整治只关心自己领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来,这样就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缓和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样全球和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与矛盾也就往往通过发达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来。
(二)南北双方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终酿成了当今世界的重大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都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发达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人均数量高出发展中国家几十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发达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技术。然而,多数发达国家非但没有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回避和推卸责任,甚至利用环境保护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南北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三)南北双方环境权益的斗争异常尖锐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一直是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分工、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环境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利用环境保护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各自放弃一些主权,尤其是在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缺乏诚意。发达国家在上述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观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对立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此,发展中国家从促进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出发,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四、推进国际合作原则实施的途径
(一)推动全球环境法制化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环境问题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面对环境安全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已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停留在各种论坛上的一般性讨论,必须寻求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确保各国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国际立法是一种强制性手段,无论哪一国家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他就在法律上承担了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否则,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国际社会的压力,或在国际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新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条约不断出台,领域不断扩大。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强制性,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二)开展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对话和东西协商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都会对全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发达国家在改善环境时遭遇到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障碍时,发达国家基于历史和未来的考虑,应给予大力帮助。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治理基点的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投资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可见,从全球来看,环境保护和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各种努力。尽管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这一原则号召各国积极应对环境危机,克服环境合作中的分歧与困难以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