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妇女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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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妇女与狗范文第1篇

在城市，形成留守儿童的原因更多元化，例如，父母异地打工、进修学习、离异、工作繁忙，还有一种就是父母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在异地购房，把孩子户口迁入异地，这些孩子往往被寄养在亲戚家或学校、教师家里，这也是一种新的留守儿童。而且，这些家长对子女期望极高，往往将孩子送往民办中学。

他们的生活并不贫困，有的还很富裕，但亲情的缺失，仍让他们感到空虚，对父母的情感需求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富足的留守儿童缺少爱

在同学眼中，晶晶属于那种“幸福得像花儿一样”的少年。就读于北京某小学五年级的晶晶家境优越，有同学们羡慕的漂亮衣服和玩具，但她却并不觉得幸福。晶晶父母都长期出差在外工作，平时照顾晶晶生活的是保姆王阿姨。王阿姨是一个快50岁的中年妇女，少言寡语，一到晚上六点半就准时走人，很少跟晶晶有情感沟通，晶晶常常在孤独中入睡。

去年冬天，晶晶坐在小区里晒太阳、吃零食，一只浑身脏兮兮的京巴狗围着她转，晶晶可怜它，将手中的鸡爪丢给了它，小狗就再也不离开她了，一路跟着她回了家。

“你怎么带一条野狗回来！万一咬人怎么办？万一它有狂犬病怎么办？”王阿姨发现后赶紧把小狗赶出了家门。

但小狗在楼下徘徊不走，一看到晶晶出来就摇头摆尾，晶晶把家里的饭菜带出来喂它，趁王阿姨不在家又把狗带回家，洗干净后养起来，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雪儿”。

从那以后，晶晶有好吃的都给小狗分一份，做完作业就陪小狗玩耍嬉戏，还拿压岁钱给小狗买衣裳，把小狗当成最好的伙伴。

晶晶跟“雪儿”的感情越来越深。她不让小狗住在新买的狗屋里，让它和自己睡在床上。王阿姨不在的时候，她让小狗和自己一起在桌子上吃饭。“雪儿”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伴侣，王阿姨甚至觉得，晶晶把所有的心思和感情都花在了小狗身上。

两个月前，小狗失踪了，晶晶急得哭了，天天放学后就嚷嚷着出去找“雪儿”，但没找到。在电话里得知情况的爸爸和妈妈安慰她说再给她买个小狗回来，她还是哭，此后一直郁郁寡欢，很少有话语，看到和“雪儿”差不多大的京巴狗就黯然神伤。

从外地赶回来的妈妈认识了一位心理医生，和医生说到晶晶的事，对方告诉她，晶晶可能有轻微孤独症。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晶晶缺少这个年龄儿童应有的亲情关注，她认为自己和流浪狗一样，没有人关爱，因此与流浪狗产生了一种命运的共鸣。在与流浪狗的相处过程中，与狗产生了情感互动，形成了情感依赖，把自己的情感全部转移到流浪狗身上。对方还告诉她：像这样由于父母忙于事业而导致亲情缺失，致使孩子患上孤独症的，在今天的都市里并不鲜见，心理门诊里经常有这样的孩子来就诊。

同样是城市留守儿童，小伟的日子过得似乎轻松很多。他在外地上寄宿制小学，每个月回家两次，分别由奶奶或者外婆陪伴。小伟的父亲是某石油公司派驻国外的技术人员，母亲则在父亲出国后干脆去了深圳做生意。“回家也没有事情做，还不如和同学聚聚呢！”小伟所谓的同学聚会无非就是吃吃喝喝，末了大家一起去上网玩游戏。“家里也可以玩，但是就没法现场组团了，还是大家一起玩有意思。”

小伟承认自己成绩不太好，但是并不认为自己是坏学生。他觉得自己的挥霍没有什么不合理的：“爸爸、妈妈怕我没钱花，他们每月往我卡上打两次钱，每次爸爸回来也总是叮嘱我说：待人接物不要小气，你要知道照顾自己，千万别委屈了自己。”父母最担心的不是小伟花钱，反而是小伟不花钱。

“我特盼过节，因为一过节我家就团聚了。平时回家的日子我也记得特别清楚，每次回去就真的舍不得离开，连同学叫我玩都不去。”除了舍不得好不容易可以与妈妈在一起的时光，小伟不愿意去同学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别人家里最常见的其乐融融、欢聚一堂的景象，会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难免会产生联想吧！特别是同学的家长总会夸我说：‘看人家多懂事！什么都能自己干！’其实我也愿意什么都不会干，整天等着爸爸妈妈伺候，可是我是被逼出来的啊！”小伟的话可以代表许多城市留守儿童的心声，他们或许经常被同学邀请去家里做客，但却每次都会因为对方家长的热情而更加深刻地感到自己的孤独与无助。

城市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大多属于高收入群体，他们大多无法陪伴在孩子身边，因此会感觉亏欠了孩子，于是希望用金钱来弥补自己没有能够给予孩子的关怀。然而，大部分城市留守儿童并没有像父母期待的那样，将大把的零花钱用于“改善生活”，而是用在了“填充生活”上，他们衣食无忧，只是生活单调缺乏乐趣，用小伟的话说就是“穷得只剩下钱了”。

是谁“制造”了留守儿童

在眼下的城市里，像晶晶和小伟一样的留守儿童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那么，是什么原因“制造”了这些留守儿童呢？

夫妻双双外出工作。在事业稳固之前，一般不会把孩子带出去，这类留守儿童，见父母的机会很少，是最缺乏父母关爱的孩子。

一些高知家庭，夫妻双方到另外的城市或国外深造，而不得不暂别孩子，将其留在原来的城市生活读书。这样的孩子，一般会在父母休假时全家团聚。

有些孩子的家长在国家机关单位任职，因为工作需要，得挂职下乡去基层单位工作，少则半年，多则两三年，孩子则留在了原来所在的城市；另有一部分家长，单位地址虽然设在所在的城市，但大部分时间都出差在外，孩子形成事实上的城市留守儿童，与前两种孩子相比，这些孩子和父母见面的机会相对多一些。

还有一部分是处于留守边缘的孩子，父母的工作单位和孩子在一个城市，但他们工作特别忙，根本无暇顾及孩子，孩子的生活长期交给同城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顾。比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留守儿童幸福的是，一旦孩子有什么事情，父母可以很快赶过来处理。

据有关儿童心理研究专家分析，城市留守儿童因为独处状态或是与父母难以沟通，得不到家庭和亲情的温暖，长期下来他们中往往会分化成两种极端。一种是极优秀的孩子，他们大多早熟懂事，在缺少亲人关爱的环境下，他们会迅速学习，独立面对生活和学习上遇到的一系列难题，自理、自立、自我约束能力很强，品学兼优。另一种则会出现种种问题，是厌学、逃学、辍学的重点群体，他们大多数表现在：自尊心过强，不太合群，不善于与人交流等，孤独、偏激、自卑、玩世不恭等表象相对比较明显，甚至个别的还非常敏感，遇事不冷静，容易冲动，在与同学和老师交往时大多带有一些戒备心理。

某小学三年级语文老师黄小雷说，她的班里有两位留守男生，从小没有与父母共同生活，行为心理表现与其他同学有较大差异，一位性格固执，甚至有自虐倾向，常用头撞物体；另一位性格内向，少与老师同学聊天。

河南心理网心理咨询师周建勋说，城市留守儿童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农村留守儿童所面临的情况更加残酷。主要表现是：因为城市里面存在很多诱惑，比如网吧、各种游戏厅等，孩子很容易进入；农村人都很淳朴，而城市存在很大利益之争，孩子一旦被引诱，将十分危险；孩子长期不与父母一起，可能会造成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觉得自己不安全，要么孩子就变得胆小怕事儿，要么会使孩子有激烈的抵抗攻击行为。

周建勋认为，为了工作，有个别家长干脆给孩子选择寄宿学校，殊不知孩子在进学校前就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进校后又长期缺少关爱，可能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本来，孩子踏入社会的过程是家—学校—社会，现在却变成了直接从学校走向社会，这肯定会出问题的！”

周建勋强调说，孩子缺少沟通对象后，缺少一种对“自我”的确认，孩子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好不好，缺少鼓励也缺少批评，这会诱发孩子的自负或自卑心理。孩子的成长伴随着变数，特别是在城市，孩子视野比较广阔，遇到的问题也很多，认识错误的地方，需要家长给予及时纠正，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如果这些错误不及时纠正，等孩子犯错时才补救，无疑给孩子心理留下一块“伤疤”，可能会对孩子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从事中小学心理教育的专家们对周建勋的分析表示认同：很多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比其他儿童更隐蔽也更严重。留守儿童由于生活境遇、成长环境的磨炼，往往比同年龄段的孩子更独立也更要强。他们的自卑情绪和自负指数都很高，一般都觉得自己比其他孩子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多，但是由于成长过程中缺乏爱的教育，在思维模式上很容易走极端。

因为父母不能陪伴在身边进行监督指导，留守儿童的自我防范意识也往往很脆弱。不是说没有自我防范的意识，他们很重视自己的安全，但是却总是容易受到不良生活习惯的诱惑。由于心灵空虚、生活单调，留守儿童往往会选择比较放纵的生活，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是在受到周围“朋友”的关注，是受欢迎的个体。

让“爱”常驻孩子心田

长年出差在外的爸爸好不容易回家了，儿子不但不高兴，反而冷漠回避，还口口声声说：“爸爸就像个陌生人，我不喜欢他！”

12岁的景书是天津某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平时，景书一直听话懂事，可近来却有点反常：放学了不愿回家，一直到姥姥来找他才回家。班主任老师经了解得知，原来，景书不愿回家的理由竟是因为其出差半年多的爸爸回来了！

景书的父亲从事建筑业，经常出差，常常一出门就是七八个月，孩子一直住在姥姥家。其实景书的父亲很疼他，每次回家都会给他带许多礼物，并对其嘘寒问暖疼爱有加。既然如此，景书为什么还躲着爸爸呢？

景书说，他还没上小学时，爸爸就不停地出差，往往好长时间都见不到一面。刚开始他还羡慕其他小朋友能天天和爸爸在一起，可日子久了，“父亲”对他而言渐渐变得陌生了。现在他已经习惯了由姥姥、姥爷和妈妈组成的家庭格局，一旦爸爸在家，他就觉得很不习惯。尤其是爸爸回家后，全家人都围着爸爸转，他心里就更不高兴了。“每次爸爸要走时，妈妈和姥姥都很舍不得，但我就不会，反而觉得轻松不少……”

“怎么做，才能让孩子不再疏远亲情？”采访中，一些在外的父母问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让孩子留守家中，许多家长也感到无奈。生存的压力，工作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在家庭和事业中作出选择。然而，选择一方不等于完全牺牲另一方，只要家长肯用心，完全可以做到事业、孩子的兼顾和两全。

城市留守儿童的家长最容易忽略的教育问题就是，亲情的交流缺乏持续性。不少家长在外出差时，由于工作繁忙，有时一个月都无暇打个电话回家，有时打来电话，但没跟孩子说话就匆匆挂掉了。有的打电话一开口就问学习成绩，甚至在电话里教训人，原本温馨的亲情电话一下子降温了。

其实，即使远隔千里，只要用心，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父母细致的关怀并不是难事。打打长途，视频聊天，费用不贵又可以长时间交流。每天晚上抽出10分钟和孩子通电话，每周和孩子视频一下，和孩子拉拉家常，问问孩子在学校里的趣事，听听孩子的烦恼，不时流露出对孩子的思念之情，这些都能令孩子感受到远方的亲情关爱，也可以和孩子讲讲自己工作的繁忙和漂泊的艰辛，让孩子体谅父母的不易，珍惜父母的付出。

有的家长总以忙碌为借口冷落孩子。但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在无限度地追求财富而忽略了亲情，长时间对孩子的冷落真的是必需的吗？工作上真的非事必躬亲不可吗？如果不是必须的，那么安排好手中的工作，把一些事情多交代给助手和员工，多抽些时间回归孩子身边吧。要知道再多的财富也比不上亲情。名牌衣服、名牌鞋、充裕的零花钱……这些，并不能够替代父母的呵护，曾经有人说过“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童年是多么短暂，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又是多么的孤单、遗憾呢！

“一切以孩子为重，教育比天还要大！”郑州市阳光午托服务中心董事长魏玲说。将教育孩子的事业做好了，父母一辈子都会感到欣慰，如果做不好，即便有再多的钱，父母也会感到后悔和懊恼。

留守妇女与狗范文第2篇

离别，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一种习惯……

苏玲睡着了，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坐着。

这是春天的一个下午，医院人很多。可是她太累了，已经三天不曾合眼。风从走廊尽头刮过来，卷起她的头发，四十多岁的女人，已经有白发了。丈夫悄悄地走过来，给她披上一件衣裳，眼睛里泪花闪烁。

突如其来的危机

三天前，苏玲像往常一样做好早饭，可是却不见婆婆公公起来。她前去叫，却发现公公正在喂婆婆吃药。婆婆一向没病没灾的，一大早吃的哪门子药？苏玲吓了一跳。

她走到婆婆床前，一看，婆婆的双腿肿得像水桶一样，已经起不来床了，公公正在喂她吃自己平常吃的利尿片。苏玲扭头就往外跑，得赶紧去找医生呐！

村医正在吃饭，苏玲气喘吁吁地跑进屋，几乎是硬夺着让他把碗放下来，“快去看看吧，俺娘的腿虚得老粗！”

村医也从来没见过肿得这般厉害的腿，他只说了一句：“赶紧送医院吧，虚到胸口就危险了！”

危险？生命危险！一听这话，苏玲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慌忙找人、找车，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塞进手提包，把婆婆送进了医院。

婆婆被推进了手术室。护士拿着手术单让苏玲签字，苏玲缠满胶布的手哆嗦着，写了好几下笔都没有出水，最后还是护士把笔给她扶正了，才歪歪扭扭地签上了。手术单上都说了什么，她没看，医生让怎么做，她就怎么做。

手术室的门关上了，苏玲扶着门框，心慌得厉害，觉得一张嘴心就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她喃喃着：“俺娘一辈子没做过坏事，俺也没做过坏事，俺们一家都没做过坏事，一定没事的，一定没事的……”

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苏玲就抱着手术室的门框站了四个多小时。这四个小时，就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麻醉剂的药力还没有散去，婆婆醒来看了她一眼，再次睡去。等再一次醒来，天已经黑了。她说饿，想喝点粥。

苏玲松开一直握着婆婆的手——老人家的手老动，很容易鼓针——拿着饭盒一口气跑到大街上，蹲在街角，呜呜大哭。

清冷的大街，痛哭的女人，让陌生的行人都忍不住揪心。

哭完了，苏玲打电话给远在天津打工的丈夫：“娘的腿不大好，住院了。现在没什么危险……”

一个人的奋斗

等丈夫回来，已经是三天以后。婆婆的病情已经稳定了。她终于可以睡一会儿了。

她实在太累了，从来没这么累过！

苏玲今年43岁，是鲁西南一个小山村的一位普通妇女。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两个女儿一个读初中一个念小学，公婆已失去劳动能力，和她住在一起。

苏玲种了十余亩地。鲁西南一年两熟，地里的活儿赶得紧，麦收秋收时节，天不亮苏玲就得起床，先给孩子们做好饭，然后下地干活。等到日头东偏南一点，再回家给公婆做饭（孩子上学吃饭早，老人不习惯），吃完饭赶紧回到地里。紧打紧地干，才不至于落在季节后头。在地里刨食的人，庄稼就是命根子，错过了季节，任你把地伺候得再好，也结不出果实来。

有一年玉米长势特别好，棒槌一样的玉米齐刷刷的，看得人心生欢喜。可是，临收前的半个月，一连下了两场大雨，又刮了一场大风，一下子，玉米株都倒伏在了地里。倒伏的玉米没法用收割机收，只好一个一个地掰。掰完用三轮车运回家，再去砍玉米秸。晚上就在家剥玉米皮，剥好了运到房顶上去晾晒。

眼见别家的地都拾掇好了，就等着种麦子，自家的玉米还没掰完，麦子没法下种啊！苏玲急得嘴角起泡。她想找人来帮忙，可是各家都忙，谁能腾出时间来帮她呢？

直到有一天，剥出来的玉米已经堆满院子了，再不运到房顶上就会发霉。白天是没有时间的，晚饭后，苏玲咬了咬牙，拿着绳子和手电就上了房顶。公婆和孩子在地面上装筐，她就在房顶上拔。3米多高的房顶，她不知拔了多少筐，反正四五个小时后，七千多斤玉米就上了房顶。拔完最后一筐，玉米还没有倒，她身子一歪，就倒了下去。手上水泡早已顶着厚茧起来了，肩膀酸得就要使不上力，腿也软得站不住了。

不知过了多大会儿，站起来，又是一阵头晕眼花，她不由得蹲下去。可是，慢着，裤管怎么湿漉漉的？

——大姨妈提前十多天来了。

那是苏玲记忆中最悲催的一个秋天，因为过完那个秋天，她几乎遍体鳞伤，打那年落下了腰肩痛的毛病。稍有劳累，就得贴膏药缓解疼痛。

忙和累，苏玲不怕，她只怕老人或孩子生病。那种恐惧和无助，能击碎四十几年生命所构筑的所有坚强！

就像这次，农活重、苦，她没叫累，照顾孩子和老人，她没叫累，可是面对婆婆的病，她真的撑不住了，尤其是看见丈夫的那一刻，好像全身的力气一下子都被抽掉了。

在鲁西南，像她这样的留守妇女有很多。她们不知道什么叫中年危机，不会把维生素E挤破了敷在脸上挽留青春。对她们来说，只要老少平安，只要丈夫年底能带回钱来，就是好日子。

半辈子的孤单

苏玲养了两条狗，很大，一顿能吃掉一盆面条。苏玲嫌它们食量大，经常说要将它们卖掉，可是又舍不得。其实也不敢。

白天的时候，两条狗被拴在狗窝旁边，晚上就将它们放开。或许是多年训成的习惯，它们一个趴在大门口，一个趴在堂屋门口，像两个尽忠职守的卫兵。狗已经成了她的亲人。

夜里，狗一叫，苏玲就会醒来，如果持续地叫，她就会开灯起床，拿手电往院子里照一照，当然手里拿根木棍是少不了的。放在15年前她不敢，那时候婆婆陪她睡，听见声音起床，婆婆拿着手电照，她就拿着木棍跟在后面。

苏玲用的牙缸还是结婚时买的，上面的囍字已经残缺不全了。倒是丈夫的那一只，还挺新。并排放在一起，不大像一对。象征着残缺的日子。婚后第一次分离，丈夫去青岛打工，说要带着它，省得买。苏玲不让，怕他弄坏了或弄丢了，说两只在一起多好啊。这只牙缸，丈夫一年到头用不了几次，但是每隔几天，苏玲就会涮一涮。看见它们并排放着，心里就是安慰。

苏玲还有个习惯，晚上刷牙要对着镜子。这可以唤起新婚时俩人常对着镜子比“白胡子”的回忆。在镜子里，苏玲常常能看到丈夫的笑脸。

村头的广场上，常有同村的妇女去跳舞。开始，县妇联专门请了人来教，恰好苏玲在家，就被村妇代会主任生拉硬拽去了。苏玲学得很快，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但之后再也没去过。有时候经过广场，看见老老少少随音乐起舞，她也会在边上站一会儿，但从不过去跳。因为那些跳舞的，都是丈夫在家的女人。她不能去跳，否则会让人觉着不守妇道。

一年到头，苏玲都做来料加工，编中国结、织垫子、串项链，有时候加工一件只挣几分钱。她不在乎，反正晚上也是闲着。累了，苏玲就会关起门来，按照记忆中的舞步跳一会儿，“就当舒展胳膊腿了，也复习一下步子别忘了”。她有一个美好的梦，在她的床头柜里，珍藏着一条项链，那是她做的第一条项链，没舍得卖。她想着哪天丈夫能亲手为她戴上，她就戴着这条项链为他跳一段舞。但她又觉得不现实，“都老夫老妻了”，太矫情。

唯一的娱乐是看电视，喜欢看爱情剧和家庭剧，比如《媳妇的美好时代》、《岳母的幸福生活》。但很少看，一是没时间，二是指不定哪个温暖镜头就会引出她的泪水，“被孩子们看到，不好”。

从最美丽的年华“两地分居”，到现在，已经孤单了半辈子。孤单，似乎已经成了习惯。可是，那绵绵不绝的思念和期盼啊！

永远有多远

苏玲和丈夫订婚8年才结婚，那时候，他们每两三年能够见上一面。每次见面，丈夫都承诺，结婚后咱们就永远不分开了，苏玲也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他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婚后第一年，夫妻双双出去打工。那是一段最甜蜜的日子，工作上，俩人都是“工人”，生活上夫唱妇随，苏玲有时还能吃到丈夫做的饭，那是那个时代青春年少里不曾想象的幸福。

可是，这种幸福很快便被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孩子的到来让苏玲无暇工作，城市生活的高成本逼迫她不得不回到老家。

往后的日子似乎再次回到婚前，唯一的进步在于，夫妻见面的次数上升到一年一次。每次，丈夫能在家呆半个月。那是一家人宝贵的团聚时刻，比过年更值得期待，更值得庆祝和珍惜。

能增加幸福的是，电话越来越方便。以前是固定电话的时候，丈夫只能晚上打才能确保有人接，老人、孩子都在身边，说不了一句悄悄话；后来手机普及了，苏玲能躲在任何地方接电话，可是话费太高，说不了两句就得挂，拣要紧的就得先说老人再说孩子；现在手机资费降低了，敢煲电话粥了，“又过了甜蜜蜜的年龄”，一句“什么都是你担着，多注意，别累着了”，就是丈夫最热烈的情话。就是这样一句话，说得苏玲眼圈发热、鼻头发酸。

丈夫回来的头一个月是苏玲一年中最兴奋的时候，就像疲累的小学生终于盼到了星期五，周末不远了。她会把房子收拾了再收拾，把沾了头油的梳子刷得干干净净。还有丈夫的刮胡刀，也要摆到床头柜上，丈夫的拖鞋，要时不时地刷一刷。

最难过的是丈夫走前的倒计时，越想忘记记得越清楚。丈夫背起行囊远行了，一连几天，苏玲都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失魂落魄。这种感觉，随着留守年龄的增加而每年剧增。老了老了，少年夫妻老来伴，她也到了生病的年岁了，那丈夫呢？更是令她牵肠挂肚。

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苏玲不知道。孩子还小，公婆身体也不好，未来花钱的地方还很多。如果不能实现家门口就业创业，那么，厮守的幸福遥遥无期。

什么时候能实现家门口就业创业？她不知道。

留守妇女与狗范文第3篇

近年来，随着乡村青年谋生方式的转变，外遇、出轨、等情感毒瘤，悄然蔓延至部分乡村家庭。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乡村离婚率节节高升，部分地区已高出城镇，其中，外出务工家庭离婚的现象占了绝大多数，最大的因素是第三者介入。

对大多数女性来说，离婚意味着她们要脱离安全的家庭经济环境。面对小三，乡村留守女性、打工妻子们，往往遭遇房子无法分割、丈夫无钱可赔、受尽冤屈最终却要净身出户的悲剧，以至于被逼得走投无路，痛苦绝望，弱如浮萍……

人口的流动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积攒了太多的离愁与苦闷。改革至今，广大的进城打工者，是付出牺牲最大的一个群体。如何改善打工者的婚姻家庭生活，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在财富积累中感到幸福，有的在平淡生活中体验幸福，有的在两情相悦和家常满足中品味幸福。但是，心理学家们曾经做过一份调查，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来自亲人的支持和爱才是最重要的幸福源泉。

婚姻“病了”，并不可怕，重要的是，爱还有“复苏”的能力。挫折、失败也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心房充满阳光，便还有奋斗的勇气、爱的力量。

气愤：当保安的丈夫竟然有小三

谭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付出十年的婚姻，到头来竟会两手空空。

现年38岁的谭霞出生于湖南省衡东县农村。初中毕业后，她来到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一家电子厂打工，从此一直挣钱供哥哥谭军和弟弟谭伟读书。

2000年，谭霞已经26岁，此时哥哥和弟弟均已大学毕业，也都来到了深圳打工。由于多年来她一直为家人着想，婚事成了老大难。父母很着急，这年夏天，经人介绍，她回乡与邻镇28岁的段强相亲，年底便匆匆忙忙地结了婚。

为了报答谭霞，娘家人一直尽力帮衬。2002年，谭伟在深圳买房后，把父母接来长住，好替谭霞照顾两个女儿；2005年，谭霞夫妇在老家修建新房花费十几万元，大部分是谭家资助的……

而段强，吃不了苦，经常换工作。2008年，他因打架，被厂里炒了鱿鱼，不久进了龙华镇某高档小区当保安，每月薪水不到2000元。由于他抽烟喝酒又打牌，家里的开销都是谭霞在支撑。谭霞是一个善良、勤劳、贤惠的传统女人，从没说过段强的不是，一心一意为丈夫和两个女儿着想。

然而，段强并不知足。2010年初的一天，看到谭军和谭伟都买了房子和车子，他阴阳怪气地对谭霞说：“你为你哥和你弟付出十年，现在却依然住出租屋，悲哀啊！”谭霞觉得丈夫心胸狭隘，反驳道：“那也是他们靠自己的能力挣来的。再说了，我们老家那幢两层十几间的新房，没有他们帮忙，能这么快建好吗？”

不久，段强想买一辆七八万元的汽车从事“黑的”生意，要妻子向谭军和谭伟借钱。谭霞不同意，一是不愿加重自己兄弟的负担，二是她知道丈夫好高骛远。可没想到，段强从此对她不理不睬，每天下班后要么在出租屋上网聊天，要么就出去打麻将。

由于谭霞在工厂是两班倒，而段强当保安是三班倒，夫妻俩经常是一个上班一个下班，以至于谁干了什么都不知道。2010年9月的一天，谭霞突然发现丈夫的QQ密码改了。11月，她还发现丈夫的手机短信很多，每次都偷偷躲到厕所看，并删得干干净净。一天晚上，她上班时请假悄悄回到出租屋，在门外听到丈夫和女网友视频，说的话很肉麻。

谭霞激动地闯进家。段强不仅承认了一切，还提出离婚。谭霞质问他为什么要出轨，自己到底哪里对不起他？他竟说：“我承认，你是个好女人，但是不合我胃口！”谭霞气得以泪洗面。

2011年1月底，谭霞回湖南过春节。那段日子，段强天天打电话给谭霞，要求离婚，表示愿意赔偿10万元，但必须悄悄离婚，不准谭霞将其出轨的事情告诉他的母亲和两个女儿。考虑到女儿还小，谭霞不想离婚，故意要求赔偿15万元，并让段强回湖南当面解决。他不肯，居然说：“你不离也可以，那你给我一年时间，我跟那女的分了，再和你在一起。”

痛苦：打工妹差点被丈夫和小三逼死

2011年正月初九，段母得知此事后激动不已，对谭霞说：“好媳妇，是我前世造了孽啊，生了这么个儿子！他要是敢离婚，我就把他赶出家门，没这个儿子，我只认你这个媳妇！”

谭家人也并不希望他们离婚，决定给段强半年的改过时间。可谭霞回到深圳后，段强依然我行我素。2月中旬，一直在外与小三同居的段强回到出租屋，向谭霞要两个女儿的学费。两人争吵起来，段强野蛮地抢走了谭霞钱包里的几百元钱，她反抗时被段强踹了一脚，受了伤。当晚，谭伟得知后又气愤又心痛：“姐，你不知道报警啊？正因为你的软弱，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嚣张！”

对于段强主动提出赔偿10万元，谭霞始终心存疑虑，因为家里只有几千元积蓄。为了捉住小三，不久，谭霞故意搬出了原来的出租屋。一个早晨，她果然发现丈夫带着小三住了进去，便进去吵闹，结果她不仅被小三辱骂，还被丈夫摔烂了手机。

事已至此，谭霞决定离婚，接受10万元的赔偿。段强却反悔了，“我没钱，我不离了，你要离的话就净身出户！”谭霞内心并不愿离婚，便要求丈夫，不离也行，只要他跟小三分开，回来好好过日子。谁知，段强依然不同意。

2011年4月，段强的外甥结婚，谭霞得知一直在躲避的丈夫回了老家，便也赶回湖南，想当面跟他好好商量。没想到段强竟把小三也带回了老家，就住镇上的旅馆。段母恼怒地把他赶出家门：“滚！我没你这个儿子！”

在两家人共同协议离婚时，段强依然说：“要离可以，房子没有，一分钱也不给，而且各负责一个孩子。”谭母老泪纵横地指着他说：“你还是人吗？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啊！”说罢，谭母扯住他的衣服要去法院说理。他却用力将谭母的手一扭，说：“要告你们就自己去法院！”谭母的手指当场被扭成骨折。

谭霞还在婆家傻傻地等待丈夫回来商量，段强却在当天下午就和小三回了深圳，并声称，他已决定和那个女人结婚。

谭霞绝望了。2011年4月底的一天傍晚，她独自来到河边，准备一死了之。幸好婆婆及时赶到，劝阻了她。当晚，谭霞被闻讯而来的父母接回了娘家。

5月初，谭霞回到深圳，这才逐渐了解到，段强和那小三是在网上认识的，开始他听说她住在高档小区里，就以为是业主，便想离婚傍一个富婆，这也就是他当初为什么会主动提出愿意赔偿谭霞10万元。不料，接触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她是租户，40岁，离异，带着19岁的女儿一起租住在段强当保安的小区，从事保姆工作。可这时段强已和谭家人闹翻了，爱面子的他又不愿低头悔改，只好两边拖着。

婚姻让谭霞绝望，而离婚，也让她绝望。幸亏有娘家人的支持、开导与抚慰。不久，她在两个兄弟的支持下，决定净身出户：房子不要，一分钱不要他赔，而且抚养一个孩子。2011年7月5日，她与段强办理了离婚手续。

谭霞两手空空地回到娘家的那天，亲戚们都鸣不平，说为什么不要房子，不要赔偿？为什么不把他告上法庭？这些谭霞和家人不是没想过。谭霞虽然为那幢房子付出了很多，但产权证上的名字依然是婆婆的，离异后她不可能还住在那里，一人一半要来何用？有邻居说，那也不能太便宜了段强，宁愿砸烂。这显然不理智。父母离婚，孩子已经受到伤害，如果把房子砸了，或者把段强告上法庭，判决赔偿10余万也无济于事，因为段强根本没有积蓄，最终只能是害了孩子，所以，尽管吃了“天大的亏”，谭霞也只能忍受。

温暖：在浩荡亲情中走向春天

离完婚那天下午，远在深圳的弟弟谭伟拨通谭霞的电话说：“姐，你不要难过，一定要坚信，这是痛苦的结束，美好的开始！你一定要坚强，日子会好起来的……”

那段日子，谭伟反复思考着怎样才能让姐姐过得更好些。由于谭霞新租仅8平方米的房子空空如也，谭伟便给她买了一台旧电视，又送去电磁炉等生活用品，不久又在网上淘了一台二手电脑送过去；后来，他还帮姐姐买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

尽管考虑细致，但谭伟觉得，姐姐依然没有安全感。那些天，他发现姐姐情绪低落，每到周末叫她过来玩，她都说加班。他知道姐姐本来就性格内向，遭遇这次打击后，如果总把自己封闭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让一无所有的姐姐有家可归，谭伟最终决定：尽快帮姐姐解决住房问题，给姐姐重新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可在深圳买房太不现实了，哪怕一套三四十平方米的二手单身公寓，也得几十万元。即使兄弟们帮谭霞付了首付，可谭霞月薪才3000元，每年还得负责一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怎么也付不出银行贷款的月供来。几经商量，最终，谭伟和谭军决定就在村里建房，有20万元，完全可以建一幢漂亮的小“别墅”，解决姐姐的后顾之忧。

大姐谭艳夫妇听说后也很高兴，打电话给谭霞和两个弟弟说：“把建房子的事情交给我们，你们就放心在深圳工作吧，保证年底咱一大家子能在新房里团聚！”

之后，兄弟俩又想办法丰富姐姐的业余生活，周末轮着接她到各自的家里吃饭。10月谭伟带她去广东韶关自驾游，11月谭军带她去深圳欢乐谷玩……渐渐地，憔悴、消瘦的谭霞气色红润了。

在亲友们的热情帮助下，一幢两层的新房四个月就顺利建好了。2012年1月底，谭伟和谭军带着家人与谭霞一起从深圳回到湖南，庆祝乔迁之喜。入住那天，爆竹声声，热闹非凡，谭母拿出新办的房产证开心地对谭霞说：“闺女啊，你看看，这上面只有你的名字，以后这幢大房子就是你的啦！”亲友们和村里人也都拍掌鼓励她：“谭霞，没有过不去的坎，你应该像这幢房子一样，推倒重建后，又是一副崭新的面貌！”那一刻，谭霞终于由衷地笑了。望着漂亮的房子，体味着浓浓的亲情，她的心里无比温暖。

2012年春节，谭霞和娘家人幸福地过了一个团圆年。正月初八，她和两个兄弟要赶回深圳上班了，一路上，亲戚们都前来送别。浩浩荡荡的亲情，在乡间的小路上流淌，也在她的心中奔腾。她充满自信地对亲人说：“你们放心，我会活得比以前更好……”(因涉及隐私，文中人名均系化名）

专家点评――

婚外情已成农村婚姻家庭最大“杀手”

陈一筠，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谭霞婚姻失败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她当年对感情的选择过于草率；二是她丈夫自身的问题；三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日渐趋同的局面，使得婚外情已渗透到打工阶层。

根据民政部规划财务司的统计，我国农村离婚率逐年上升，部分地区离婚率远高于城镇。十年前，我就做过类似的调研，发现农村离婚的主要人群是打工夫妻，那时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两地分居。但现在，第三者介入成了主因。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文化、港台文化、爱情自由观推高了中国的离婚率，那么21世纪初兴起的网络文化，以及日益剧烈的社会转型，就是对婚姻家庭发起的又一轮挑战。一向崇尚“家和万事兴”的古老中国，正遭遇婚姻动荡的巨大冲击。

进城打工者多数处于社会底层，不少夫妇因为生活压力巨大，缺乏最起码的交流。有的夫妇甚至因为工作时间不一，每天只能匆匆见一面。长期枯燥、高压以及缺乏沟通的夫妇，忠诚度、责任感也随之降低，更容易出现外遇、离婚。此外，进城的打工夫妇，眼界开阔了，人生观、价值观、婚恋观都受到城市文化的一定影响，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被排除在城市生活圈子以外，致使打工夫妇的业余生活乏善可陈，有的流连于网络，有的沉迷于打牌，还有一些则在酗酒中排遣愁闷。于是，小三成了这部分人压抑的人性四处冲突、盲目寻找的一个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小三其实只是压死婚姻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然而，婚外情并不能最终拯救无所依靠的灵魂；稳定、不离婚的家庭，也不代表打工者的婚姻就是幸福的。

《婚姻法》忽视城乡差别

陈樟宜，广东知名律师，高级婚姻家庭指导师：从法律、理性的角度，谭霞步步退让的做法是不应提倡的。自己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离婚时即使分不了房产、拿不到赔偿，也要在法律层面上给自己赢得尊严；即便出轨丈夫没钱，也要让他欠“人情债”，吸取教训，否则就是最大的纵容。

其实，整个婚姻立法都存在着忽视城乡差别的现象。2011年8月施行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也并未涉及农村妇女离婚时的房产处理问题。农村的房子，大都是男方婚前的，婚后加修或者重建的房子，产权也归男方所有，大多房产证上甚至是公婆的名字。一旦离婚，女性将与房产无缘，如果娘家住房困难，离婚后的农村女性便无栖身之地。这意味着女性婚后为房子付出的巨大心血，在离婚时难以体现，分割起来十分棘手。此外，与城市家庭不同，农村家庭中通常没有汽车、投资等财产，最大的财产就是房产，如果离婚时女性无法分得房产，只能净身出户，这对农村女性而言极不公平。

当然，从情感、人性的角度，谭霞及其亲人的行为又令人动容。他们这样做，让谭霞的受伤害程度减到了最小。但是，我们又应清晰地认识到，并非每一个女性，都像谭霞这样拥有十分融洽的亲情。在农村，很多家庭的兄弟姐妹之间矛盾丛生，年迈的父母连养老都成问题，他们又如何能顾得上离异后的女儿？倘若是80后、90后的独生女，她们又哪来亲情帮助？

谭霞的悲剧既深刻地反映了当下农村留守妇女、打工妻子地位劣势的严峻性，也警醒正在热恋的新生代农村女性们：对待感情和婚姻不仅要小心谨慎，还要像《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提倡的一样，从一开始就应增强自主意识和自强自立的人生态度，保持经济上相对独立，减弱对丈夫的依附性，在房产、收入等方面做到公开透明，当遇到丈夫出轨等家庭变故时，便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争取自己的权益。更重要的是，打工女性们还须改变观念，学会设计自己的生活，发现自己的价值和潜力，不将命运寄托于婚姻，而是自己去创造幸福人生。

此外，社会应增设进城务工人员调解中心、家庭服务热线，当打工者的婚姻家庭出现问题时，可以找到相应的地方或部门去倾诉、去讨教、去寻求帮助，使家庭问题在第一时间就地就近得到解决，避免和制止家庭矛盾升级。

婚姻质量影响幸福指数

吴靖，上海婚姻家庭心理咨询网首席专家：传统的婚姻模式好比“经济合作社”和“生育共同体”，加上“好人不离婚，离婚没好人”的观念和大杂院式的群众监督，外在纽带对婚姻的稳固起着巨大作用。

而如今，婚姻家庭的凝聚力已经发生转移，更多地关注夫妻志同道合、心理和谐、文化般配、性生活满意度等，即以亲子关系为轴心转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与传统模式相比，它文明得多、进步得多，但也脆弱得多。所以，农村夫妻要想巩固婚姻、维持家庭，最重要的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兴趣志向，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留守妇女与狗范文第4篇

――《三访江村》

江村是太湖边一个村落的“学名”。这个村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著名社会学家先生1936年来这里调查，写成《江村经济》。这本著作“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因此“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夫斯基《江村经济序言》）。开弦弓村也因此而以“江村”闻名于世。

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26次访问开弦弓村，提出许多农村和农民问题。他在《江村经济》中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是解决农民的饥饿问题；1957年重访江村，感到“要显著地提高这类地区的农民收入，单纯从农业入手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1981年之后，多次重访开弦弓村，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工相辅”、解决农民建房等建议。

先生把开弦弓村当做社会调查的基地，强调这是一个观察中国农村的小窗口。笔者在2016年初冬时节，也带着《江村经济》这本著作，来到了这个小村。今天的_弦弓村，合并了周围三个村庄，人口比过去多一倍，成为一个有着5个自然村落的农村社区。吃饭、增收、办厂、建房等都已经不再是问题。笔者有幸在先生上世纪50年代重访江村时的老房东家里住了一夜。

农民收入：是经济数据，更是社会概念

个人估计之间的差别非常小，这说明了这样的估计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研究乡村社区生活水准时，简单地以货币的收支来总计家庭预算，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江村经济》第七章

增加农民收入，多少年来都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目标。对老百姓来说，只有收入增加了，各种政策措施才算“落地”。开弦弓村年人均收入已超过3万元，算得上小康了。但笔者在访问中发现，收入多了，农民的“自我评价”却并不高，似乎“获得感”还不强。为何？一些 村民和笔者算了几笔账。

村边一位谈姓家庭的主妇详细计算了他们家的收入。这是一个六口之家，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儿子、儿媳妇和一个刚刚上幼儿园的小孙子，管家的是这位主妇两口子。儿子、儿媳在纺织厂上班，俩人每月收入7000多元，一年接近10万元；丈夫打零工，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一年3万多元；老母亲每月养老金350元。这两位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养老金加起来是600元，全家养老金收入全年有一万多元。这个家庭一年的总收入在13万元到14万元之间。

先生当年是以四口人的普通家庭来研究农民正常生活最低开支的：一位老年妇女、一位成年男子、一位成年妇女和一个小孩。现在，开弦弓村农民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大家庭”是普遍现象。谈家四代六口人，基本代表了村里普通人家的家庭结构。这个家庭人均收入2万多元，在村里属于中等水平。一方面，主人承认村里有不少人比他们富裕；另一方面，她说，他们家的生活也能反映人们“怎样过日子”。

算完收入账，这位主妇又算了支出账，得出的结论是：“所剩无几，并不富裕。”每月买菜、买米等伙食开支在1500元到1800元之间，一年2万元左右；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是每年3000元，买商业保险支出5000元，每年花在小孩身上的其他生活类开支，如买衣服、玩具、营养食品等还得有25000元左右；丈夫抽烟，每天开支15元至20元，一年6000多元；儿子和儿媳妇每年穿衣、出游等生活类开支2万到3万元。此外，这个家庭每年还得有15000元到20000元走亲访友的礼仪类支出。亲朋好友盖房子、孩子婚嫁、老人生病等，都得随礼。全家一年总开支在10万元以上。开支与十三四万元左右的收入相抵，每年结余三四万元。这家人住在一栋上下两层的楼房里，是10年前建的。这位主妇说：“年收入十来万（元）的家庭，在村里不能算有钱。”

一年多少收入，农民才能有富裕的“自我认同”？笔者在一位养螃蟹产老乡那里找到了答案。这位老乡叫周文官，65岁。9年前，他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租赁了20亩地，开始养蟹。他家是一个五口之家，周文官夫妇和儿子、儿媳，还有一个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的孙子。儿子儿媳妇每年打工收入8万元左右，而他养蟹收入平均也在七八万元左右。加上老伴在厂里打零工每年挣三四万元，他大致估摸，全家每年收入二十万元。他的家庭开支大致与谈家相当，需要10万元。这样，周家每年可节余10万元。老周感觉自家“算得上富裕”。他说，去年刚刚新盖了房屋，上下两层别墅，花费100多万元。他们告诉笔者：一个家庭每年节余10万元，10年多就可以盖新房子。“这样生活才过得下去。”

攒钱10年盖房，正好不耽误下一代结婚成家，自己生活也不受影响。10年，一个孩子正好从少年长成青年。这是一个农家两代人“更新”的时间。看来，农民收入不仅是一个经济数据，更包含着农家接续更替的社会意义。只有收入节余可以满足农家接续的需要，农民才有“获得感”。

江村农田：规模化才能高效益

农业占用的土地不只是自然实体。文化把土地变成了农田。

――《江村经济》第十章

名誉、抱负、热忱、社会上的赞扬，就这样全都和土地联系了起来。村民根据个人是否在土地上辛勤劳动来判断他的好坏。……这种激励劳动的因素比害怕挨饿还要深。

――《江村经济》第十一章

把工厂建到乡下，以工厂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解决农民有粮而钱不够花的问题，先生将其称之为“农工相辅”。但是，乡村留得住农民，才能实现“农工相辅”，尤其要留住青壮年劳力才行。在什么情况下，农民才能安心农业“不离土”？开弦弓村的蟹农给了笔者一些启示。

笔者在小清河边遇到刚刚从市场送蟹回来的周文官，正巧，周根全也来他家闲坐。我们三人一起算了算养蟹与打工的收入账。两位老周同庚，都是65岁，而且9年前同时租田养蟹，每人都租了20亩。在同一块土地上，每亩地的租金也都是1000元。

他们对养蟹的开支高度一致，都说每年得11万元左右。蟹苗需要2万元，租金2万元，饲料4万元，还要买一种下在地里的花苗，开支2万元，农药花销8000元左右，电费和其他开销2000多元。这样算下来，20亩螃蟹成本支出，不算劳动力工资，是11万元左右。

养蟹收入不是一个固定数字。周文官告诉笔者，他们养了九年螃蟹，除了有一年因灾绝收之外，收入最好的年头在10万元以上，少的时候也有五六万元。9年下来，每年平均收入七八万元。现在的价格，大蟹在市场上每斤卖100元，中等个头的40元，小个的16元左右。

“养蟹抵得上打工收入。”这是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笔者在江村调查了10多位农民，一般打工者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收入最高的是纺织车间的挡车工，每月工资在8000元以上。但能做挡车工的多是年轻人，像老周这样上年岁的人，在工厂打工收入每月在3000元至4000元之间。所以，他们觉得“养蟹和打工差不多”。

不同的是，养蟹更自由。周文官介绍了他们的“作息时间”：一般早上三四点到地里收蟹，八点之前送到市场。上午忙家务，下午到地里照看一下，时间长短不一。而且一年之内，也不是天天如此。春节过后，有两三个月不用下田，到五月份开始忙，秋冬卖蟹季节才忙些。

按照两位老周的养蟹收入估算，20亩地年纯收入七八万元，亩均收入4000元上下。这个数字背后，有两个条件必须考虑：一个是开弦弓村现在有9个纺织厂，距离村子不远处的庙港镇，还有多家纺织S。这里的工厂吸纳了村里大多数农民就业。笔者了解到，开弦弓村民人均3万元纯收入中，工业收入占86%，农业收入只有6%。再一个条件是，全村2965亩耕地集中到74家专业户开展水产养殖。农民在工厂充分就业，才有农田规模化养殖。农田规模化经营，是保证务农与打工收入相当的条件。一部分农民的“土地收入”达到了打工收入，他们就会安心农业生产，村庄才能实现“农工相辅”。

开弦弓村的农田耕作经过了几轮变化。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写道：“一个旅客，如果乘火车路经这个地区时，将接连不断地看到一片片的稻田。据统计，开弦弓村90%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桑树在农民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靠它发展蚕丝业。”（《江村经济》第二章）上世纪八十年代，兔毛值钱，村里人又大量养兔，先生的《三访江村》记录了家家养兔的盛况。2000年之后，随着水产养殖效益的显现，开弦弓村的稻田和桑园面积逐年减少。目前，村里已经没有一分地种植水稻，养蚕的人家也很少了。

农田变迁背后是农作物效益的变化，什么值钱种什么。笔者在走访中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快捷和精准，这也是农民对市场变化的敏锐反应。掌握技术的农民是改变土地耕作的积极力量。周文官曾经是村里的养蚕技术员，后来专门养蟹。有技术的农民更愿意留在土地上经营。同时，开弦弓村农田作物仅仅跟随品种的经济效益在变，运用在农田上的科技含量还很少。当前，村里土地大都用来养蟹，笔者调查了三个蟹农，其养殖技术是最普通的，除农药使用和设施更新，几乎没有多少技术应用。

先生向往的“农工相辅”在这个乡村已经成为现实。这里没有“空心之虞”，没有多少老人和孩子“留守”，有的是四世同堂的家庭。这种和谐景象让笔者这样一个熟悉北方农村的人十分羡慕。但是，要巩固“农工相辅”，除了农田的规模化经营，恐怕将来还得在土地上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技术优势才是农业比较优势的可靠“保证”。

江村工厂：换代升级“不离乡”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

――《江村经济》第十六章

理解今天的开弦弓村，工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点。这个2000多口人的村庄，有9个工厂。距离村庄4里路的庙港镇，有更多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存在。这些工厂吸纳了开弦弓村人最多的就业。村会计介绍，村里40岁到50岁的劳动力，不论男女，几乎都在纺织厂打工。

乡村工厂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民收入，也在改变着农村社会保障结构。笔者在村部会计那里了解到一个数字：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有399人，只有17人参加了城镇社保，其余参加的是农村养老保险。而60岁以下的人，大都参加了城镇社保，他们往往是在工厂参加社会保险的。

笔者走访了晓春针织厂和田园纺织厂两家工厂。晓春针织厂是一个作坊式工厂，设在一栋三层的小楼里。这个厂一般有10个工人照看数台针织机，最多时15人，其中有5人是开弦弓村的。田园纺织厂规模大一些，庞大的生产车间里，数十台纺纱机哒哒作响。厂里会计告诉笔者，工厂是由开弦弓村人开办的，70多位工人中有20多人是开弦弓村人，其余工人都来自附近的村里。纺织厂女工居多，不少外地女工直接嫁到了开弦弓村。

开弦弓村的工厂发展了几十年，依然透出“乡土特色”，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农民“兼业”。工厂忙的时候，多增加工人，而生产淡季就减少工人。打工农民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织布车间有70多岁的老人在忙碌着。田园公司一位47岁的倪姓女工告诉笔者，她从17岁就开始在纺织厂上班，原来是挡车工，一直干到41岁。家里房子盖起来了，孩子也长大了，自己身体不如以前，于是到这里来做织布工。工资虽然少了点，但劳动量减轻很多。

田园纺织厂传达室的大爷姓吴，已经74岁了。他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7点回家，月工资2000元。他和老伴还有养老金收入。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有稳定工作，孙子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老人说：“我们不缺钞票。人老了，不能在家里闲着，所以到女婿的工厂来坐坐，看大门。天热了，还要去种种菜，搞点农业。”

“兼业”也许是帮助农民充分就业最现实的选择。在乡村附近成长起来的工厂，劳动力来源大都是农业效益提高后“溢出”的农民。他们年龄大小不一，文化高低不同，如果追求一种“标准化格式”，必然会把一些人“挤出”工厂。而乡下工厂用工的弹性，适应了农民的兼业需要，也是“乡土化”的最好体现。

如果以纺织机械作为参照物，来考察开弦弓村的纺织企业，每个工厂都换了好几代机器。和所有的工厂一样，升级换代是这些工厂发展的内在要求。有趣的是，技术升级并没有完全改变工厂管理的乡土化。笔者按照以往惯例，找村干部帮忙联系两个工厂去采访。他们建议笔者自己去找。没想到的是，竟毫不费力就进入了晓春针织厂和田园纺织厂。没有受到任何“盘问”，笔者就到了生产车间，在机器旁大声和那些有空闲的工人说话。后来又登上二楼，找到了厂里的会计。他熟练地操作着电脑，查找一些笔者问到的数据。植根乡村的那种人与人的信任，在这些现代机器轰鸣的工厂里仍然保留着。田园纺织厂有一个现代化的推拉式大门，传达室吴大爷通过两个按钮，遥控大门的开闭。进入大门，这里还养着两条狗。老人说：“它们是用来看门护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