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带一本书去巴黎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带一本书去巴黎范文第1篇
无意间，我抬头仰视，怦然心跳――我忽然发现了自己是在上升，那钢缆挣断了，那黑手垂落了，那云朵变得浓亮了，可是，透明的铁匣子还在疯狂地往上升，一个劲地向上升，像是要冲破什么，又像是要挣脱什么，咯咯地向上，像是咬着牙根的声音，像是绷紧骨骼的声音，固执而又痴迷地向上升。它像是永远也升不到头了，永远也不会停下来了。因为它无论升得多高，仍然无法接近它――那个蓝色的梦想。
我曾以为自己像火箭一样被发射出去了呢；我曾以为我离开了地面；我曾以为我离天空很近很近了――当我同隔绝的风在一起的那些瞬间。
我们走出透明的铁匣子，阳光似乎仍然是那么不冷不热，天空仍然是那么不远不近。巴黎城，安然无恙地静卧在绿丛带似的塞纳河两岸。只有小轿车变成了玩具；房屋变成了模型，人呢？可惜我没有带望远镜。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高了（虽然我永远也弄不清那个字），――我有多高铁塔就有多高。那是一座有弹性的铁塔呀。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大了，――“那是巴黎圣母院！”“那是蓬皮杜艺术中心！”“那是蒙马特教堂！”“那是小纽约！”
巴黎多大铁塔就有多大，也许还不止。一本书上说过，万里无云时，塔顶上可望到外省……
从神经中解放出来的风，无忌地着铁塔，摇撼它、敲打它。
我曾以为那历经一百多年风雨的锈铁会，会晃悠颤栗……据说它的最大摆度是十八厘米，此时它却纹丝不动，不必担心它会断裂倒塌。这在工业革命的辉煌中屹立的巨人，似乎雄心勃勃地要同那天边席卷而来的新浪潮作一番耐力的较量。它不会退出，不会退出的，虽然它已是上一个时代的标记，一百年前它却曾经是作为一个标新立异的怪物，在一片嘘声里，诞生于巴黎城的古迹之中的。
带一本书去巴黎范文第2篇
书的两个生命
《读书年代――带上所有的书回巴黎》，作者安妮?弗朗索瓦，巴黎人。一无文凭，二无头衔，默默无闻，曾先后就职于多家出版社，在阅读中度过了三十年的职业生涯，2009年辞世。在世俗看来，这样的安妮也许默默无闻，但每个爱书人都明白，如此的生命历程，对于安妮来说，并无遗憾。
安妮有着不少只关乎读书的癖好。她厌恶书签，却在书里塞满了各种琐碎玩意儿，比如旧时的信笺、购物清单……“它们总是伺机透露一些已被遗忘的秘密。把它们从挤挤挨挨的书页里解放出来，这些来自时间深处的不速之客会泄露关于某一天的回忆。往昔短暂地复活了。这感觉奇妙而强烈，丝毫不亚于一眼瞥见某个作家或朋友多年前在书上亲笔题赠的句子。”
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如此，看书之后，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做书签，有一次，他竟然在一本几乎被遗忘的书中翻出了四张百元大钞。这事被他发到社交圈中上，以至于我都有了想翻遍自己整个书架的冲动。我对于旧书的兴趣，也正是出于这一点，相对于书籍本身的内容，我更期待在旧书中发现上一位主人留在书里的点滴线索。就像我曾经在旧书中遇到过的黑白照片、水果糖纸。所以安妮才会说：“书有两个生命，它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见证了我的生活。”
最近，置办了新居，不过，在只有4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为书籍留下足够的地方，还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每个爱书人，大概终究都要面对和自己心爱的书籍抢夺生存空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结局往往是以自我的妥协来结束。
“我的双眼生来就是为了看书的，双手生来就是为了翻书的，双脚生来就是为了跑书店的。”这可以看作是安妮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不过，生命的意义显然并不仅仅包含在书中。所以，在结尾处，安妮写到自己的愿望：“我想要一间充满禅意的空屋子，一间没有书的屋子；我想要带上所有的书，离开伊夫里，回巴黎去。我想带着它们住进塞纳河边二百五十平米的公寓，最好在顶层，有一个宽敞的露台。”
安妮的故事结束了，你是否会开启和书籍的故事？书与人，人与阅读，总会有这样一群人，甘愿为之奉献出一生的真心。
你的“莎士比亚”书店
说起“书式生活”，自然离不开书店。而了解书店的故事，也才能让你对书籍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书店是什么？不仅仅是售卖书籍这么简单，书店，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就意味着一生。而如今，书店在城市中也越来越多的扮演着公共空间的角色。我们在书店发现好书，遇到善友。
《莎士比亚书店》，让我明白了一家书店的重要性。位于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是全世界爱书人去巴黎旅行不能错过的朝圣之地。它的前身，是西尔维亚?毕奇女士在1919年创办的“莎士比亚书店”。这家英文书店从它诞生开始，就吸引了乔伊斯、海明威、纪德、艾略特、安太尔等作家和艺术家，不仅成为英法文化的交流中心，更是当时美国“迷惘的一代”的精神殿堂。
《莎士比亚书店》是毕奇对自己和书店这段颇具传奇的经历的回忆录。此书最早出版于1959年，中文版于2008年首次在台湾出版，这也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版本。随着此书的英文版成为公版，大陆这两年也出版了三个版本的《莎士比亚书店》。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在这本书中发现，一家书店是如何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作家甚至文学。时至今日，作者、书店、读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再也不会像那时如此得紧密与亲昵。然而，不要因此忽略了我们身边那些形形的小书店，下次再路过时，试着推开那扇门，也许，它就会成为你心中的“莎士比亚书店”。
在毕奇写下这本自传时，莎士比亚书店的传奇已经开始延续。1951年，38岁的美国人乔治?惠特曼在巴黎左岸拉丁区开了一家英文书店，紧邻着塞纳河边，河对面就是巴黎圣母院。像西尔维亚一样，他把书店的二层辟为图书馆，书堆间还有床铺，成了文人聚会场所和临时栖居地。惠特曼与美国东海岸作家来往密切，在50年代，书店成了垮派作家在巴黎的聚点。60年代，惠特曼征得毕奇小姐的同意后，正式把书店更名为“莎士比亚书店”。老乔治的女儿出生于1981年，全名叫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
年轻的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从年届九旬的老父亲乔治?惠特曼手里，接手莎士比亚书店。2011年12月14号，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店主在书店顶楼自己的卧室平静地离世，享年98岁。莎士比亚书店在另一位毕奇的精心照料下继续静候着人们的到来。
最后的陪伴
当一个人的生命即将到尽头的时候，如果他还能够从自己所热爱的书籍中寻找生的力量，那不得不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生命最后的读书会》就是这样一本书，当一个人被判定癌症晚期，生命从此进入倒计时，究竟该如何度过余下的日子才是最有意义的？对于一位极度热爱书籍的年迈的母亲来说，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却开始了一场只属于她和儿子两个人的读书会。
整本书的阅读，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感触颇深的体验。除了母子之间的读书会让我了解认识到很多的好书。两人在这段时期对于书籍，以及书籍之外人生的细细品味、思考、享受，更是让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深刻的思考。
作者的母亲正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女性，正像她的朋友写道的：“如此充沛的精力蕴含在一个纤小安静、面带微笑、衣着优雅的女性身上。她衣装传统、外出午餐，也经常去世界上条件极端恶劣的地方。她曾是巴尔干半岛的选举监督，曾在阿富汗遭遇过枪击。玛丽?安目睹过最艰险的事情，却对美好的事物深信不疑。”即使是在她被诊断出癌症后，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也是阿富汗图书馆。
所谓《生命最后的读书会》，其实是一个真实而感人的关于家庭、亲情的故事。虽然，当我们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就会预料到最终的结局。不过，当翻看了一页页的文字之后，就会变得不忍翻看结尾。幸好，母亲的最后，是在自己的家里，在亲人和书籍的陪伴下安然地离开。而在她弥留的时间里，作者仍旧有机会在母亲床边为她念诵着喜欢的诗句。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两年时光里，作者陪伴母亲读了几十本书。而这些书，作者也都认真整理到《生命最后的读书会》的附记里。只有你阅读过这本书之后，才能够真切体会到在医院里度过的几百小时当中，“母亲带领着我，证明了书籍是如何让我们越来越亲近，并保持这种亲密的，即使我们原本就是一对相当亲密的母子，即使我们中的一人已经与世长辞。”
值得庆幸的是，作者已经从母亲的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并且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看待自己和母亲一起读书的时光。如果有机会，在亲人患病的时候，也和他用分享书籍的方式共同度过那些让人痛苦的日子吧！
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生命中，书籍，亦是良方。
相关推荐书目
《读书年代――带上所有的书回巴黎》法安妮?弗朗索瓦，俞佳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莎士比亚书店》美西尔维亚?毕奇，恺蒂，译林出版社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一位母亲?一个儿子和书的世界》美威尔?施瓦尔贝，姜莹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书店的灯光》美刘易斯?布兹比，陈体仁，上海三联书店
《非普通读者》英国艾伦?贝内特，何宁，译林出版社
《书天堂》钟芳玲，中央编译出版社
《夜晚的书斋》加拿大阿尔贝托?曼古埃尔，杨传纬，上海人民
《书的罗曼史》美马歇?布鲁克斯，高桦、高飞，新星出版社
带一本书去巴黎范文第3篇
拉什・穆勒1955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8岁开始一直居住于瑞士。他曾在美国和荷兰学习平面设计，之后于1982年回到瑞士并在巴登成立工作室。自1996年起，拉什・穆勒一直是跨界设计小组“整体概念”（Integral Concept）的合伙人，活跃于巴黎、米兰、苏黎世、柏林和蒙特利尔。对很多人来说，拉什・穆勒是个陌生的名字，可是在设计界，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他是国际著名平面设计师和出版家，拉什・穆勒致力于设计和出版专业教育，曾在欧洲多所大学任教，并从2009年起担任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客座讲师。2012年至2015年任国际平面设计师联盟（AGI Alliance Graphique Internationale）主席，同时他也是国际出版社联盟（MOTOVU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Group）的成员。
实体书的魅力
1983年，拉什・穆勒几乎在开始设计师职业生涯的同时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他想同时掌控内容与设计。自此，这种引导一本书从初始概念到实体成果，经历全部过程的喜悦就始终伴随他左右。他一向身兼两种职业身份。身为出版人，他也应对他作为企业家的角色，必须在变动剧烈的出版界有力发声；身为设计师，书于他是理想之物，需要倍加珍视。在人们急于书籍的数字化时，仿佛也丧失了太多形体上的感知――物件本身，它的重量、材质，乃至气味，而他，却执着于实体书的设计，因为在这里，他能发现和感受到美，从概念到实体的演变永远令他感到兴奋。
身为设计师，拉什・穆勒所信仰的平面设计上的可能性，是从几位老师那里学到的。拉什・穆勒说：“约瑟夫・穆勒-布罗克曼是我最重要的老师。他轻易不作正式批评，但对于一件设计的理念与构思，他执着于自己的判断。通常，合适的形式在敏锐的思考与孜孜不倦的寻索之中逐步演化成形。直觉，即关于什么是‘对’的感觉由此建立。瑞士构成主义艺术家、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理查德・保罗・洛斯，是我意识形态上的大师。政治信念几乎无法在平面设计中表达，然而瑞士设计的实在性与实用性十分契合我关于社会的信念。此外，这种设计态度为我的微薄才华提供了一个支点与方向，虽然说我并不以‘瑞士风格’为己任。”
拉什・穆勒早期的第三位恩师是荷兰设计师维姆・克劳威尔。他使拉什・穆勒认识到，书是平面设计的完美体现。书籍设计为的不是制造短暂的轰动，而是以期长存于世。
不过，三位还教会了拉什・穆勒享受他的工作，并在为目标努力的这一过程中，建立一种激情与坚执。所以他说：“我极度感激他们。”
设计师属于一个团队时，理念与决策能够被反思、被讨论，这样的书籍设计方式是最有成效的。穆勒与一个充满动力的设计师团队共事，他们拥有各相迥异的经验，他也喜欢听取他们的建议，但保留最终决策的权力。一有机会，他就把作者和编辑们并入团队里来，当他们对书籍的设计有感觉时，穆勒也会感到很高兴。毕竟，书终归也是他们的。不过，在一个团队里做事也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方式。
从穆勒的第一本书起，墙壁就已成为他至为重要的“设计工具”。在最早的阶段，内容、草图及笔记也都统统落在了墙面上。各个元素逐渐融合为一个结构，序列不断被推敲完善，直到书呈现为一册长卷。经由这种呈现，书的流动与节奏得以被验证，形式中不和谐的杂音也能够被辨别。它所激发的那种对话，是对着电脑屏幕设计绝不会有的。
他并不担心纸质书会被数字媒介取代而导致实体图书的消失，数字化世界最大的冲击是书商，市场也许会式微，但书这一媒介总有倾慕它的人。
穆勒认为这股数字“热”终会淡去，数字设备的种种使用即将变得稀松平常，变得如书一般理所当然。即便知道了如何使用电子机器及设备带来的诸多便利，人们对真实、实时和实体感仍旧会有特别的需求。
与建筑师的合作
拉什・穆勒似乎特别喜欢和建筑师合作，而且好几位，都是普利兹克奖得主的顶级建筑师。
他为2009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彼得・卒姆托1979至1997年的设计项目做了书籍装帧。彼得・卒姆托1996年的瓦尔斯温泉浴场建成后，他就成了欧洲最有声望的建筑师之一。他的设计无与伦比的精确、诗意的韵味、激进独立的美学特征和丰富的形式语言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而拉什・穆勒试图以同样激进的态度来表现建筑师，摄影师伊莲・比内受拉什・穆勒所托，用影像记录下彼得・卒姆托所有现存的建筑作品。拉什・穆勒不用他人文字，只用彼得・卒姆托幽暗、近乎神秘的建筑构建了与之相称的宏大版面。这本320页的建筑图书收录了彼得・卒姆托164幅双色插画、40幅彩色插画、120幅平面图及草稿，而彼得・卒姆托有关建筑的文字（《思考建筑》），他将之设计为小开本的姐妹篇同时发行。
刚刚去世的扎哈・哈迪德和拉什・穆勒也有过合作。在辛辛那提罗森塔尔当代艺术中心的项目中，扎哈・哈迪德的设计是她对城市车流与人流的回应，传达她对城市和文化生活密度的思考。哈迪德的建筑概念正脱胎于城市这种密度，街面垂直抬高，如一张“城市地毯”。受立面浮雕的启发，拉什・穆勒设计了一个三维封面，书内的纸模型也强化了这种立体效果。他对封面立体效果的迷恋，也体现在他为哈迪德设计的另一本书《阿利耶夫文化中心》（2014年）的设计中。
拉什・穆勒为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所设计的《想象房子》收录的是王澍以手绘速写的方式制作的建筑草图，《想象房子》透过他的若干作品还原了这个设计过程。书中再现的图纸展示了这些设计在此过程中如何变得越来越具体，书中的图纸都按原尺寸复制，并且装订也以建筑师的原稿为依据。
解构主义建筑大师彼得・艾森曼的犹太人大屠杀受难者纪念馆构想始于1989年，此后，各种计划、草图和激烈的讨论相继进行了多年，邀请访者沉浸其中。拉什・穆勒为彼得・艾森曼所做的特别版，居然以原建筑水泥制成封面，然后用厚毛毡裹住沉重的书身，成为拉什・穆勒的设计中非常特别的一件。
享誉世界的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默隆是2001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拉什・穆勒为他们设计制作的书《自然史》也是穆勒本人最爱的一件作品。他说编辑这本书的指导方针非常朴素：几页纸上，几篇带插画的文字。由于可用于图书的图片很多，穆勒提出：为建筑师的设计提供一个舞台，同时呈现两位建筑师的内心世界以及作者对他们建筑手法的阐释。封面上是东京普拉达青山店模型的立体素压印，这一设计简直就是挑战装订师的极限，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压强需要达到每平方米7吨才可以在薄纸板上压出这样的立体效果。
带一本书去巴黎范文第4篇
闯进“狗狗至上”的国度
今年25岁的苏颜，出生在青海省德令哈市一个商人家庭。2002年从一所医学院校大专护理班毕业后，听说欧美国家的护士缺口很大，在那边当“白衣天使”的中国女孩很受宠，她不由怦然心动。在北京进修了半年多法语并拿到签证后，2003年初，苏颜终于在一位旅居巴黎的亲戚帮助下来到了法国。
但始料不及的是，巴黎的医院并不承认苏颜在国内取得的学历，外国人要想在巴黎从事护理工作，必须得拥有国际认证的护士学位。无奈之际，亲戚指点苏颜说：“巴黎有很多宠物医院，你去应聘宠物护士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薪水挺高的。”听了这话，女孩顿时转忧为喜，因为她对小动物有着与生俱来的好感，每天能和那些可爱的小家伙打交道也不错！
果然，宠物医院的招聘条件没有那么苛刻，苏颜很快就进入了13区（巴黎共有20个区，均以数字命名）一家宠物医院从事护理工作。这是一家比较大型的医院，和人类医院一样，它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等科室，并配备有无影灯、内窥镜、B超仪、大小动物X光机和超声波扫描仪等先进设备。
苏颜照顾的首位“病号”是一只叫莫尼的约瑟犬，它身材娇小，身上的毛柔滑如丝，并拥有一头少女般的“秀发”和美丽脸庞，这种外型漂亮的名贵犬种堪称“活宝石”。莫尼做完手术后，它的女主人----巴黎一位女作家为它要了“特护房”住院。作为莫尼的贴身护士，苏颜每天要给它打点滴，服侍它进餐，为小家伙洗澡、洗耳，再用电吹风把它的身子吹干，然后理毛、打扮，待莫尼渐渐康复后还要牵着它散步。莫尼的病房内有空调、狗玩具，电视里播放着狗狗最爱看的动漫片，它吃的是进口宠物食品，每天还要服用2粒价格昂贵的保养药丸，据说此药有抗衰老的妙用！当然，10多天的“星级待遇”也不是白享受的，这只宠物出院时，女主人为它缴了2700欧元，若折合成人民币就是2.7万元啊！
但在当地人看来，这一切都很正常，因为法国人爱狗是出了名的，他们完全把狗当作同类和朋友一样对待。在法国，狗能享受人所能够享受的各种待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狗服装店、狗美容院、狗婚姻介绍所、狗医院、狗餐厅、狗殡葬馆、狗公墓等应有尽有。而且，各种场合都是“绅士靠边，小狗优先”。许多法国女士更是“宁愿终身不嫁，不可一日无狗”，晚上还要和自己的宠物犬相拥而眠。
苏颜说，在法国的任何一处超市，无论规模大小，都有专门的狗食品卖：谷类、香肠、饮料、糖果等等，堂而皇之和人的食品摆放在一起，因此还有初来乍到、对法文一窍不通的外国人频频闹出笑话：买回大段大段的狗香肠，还着实为它的便宜和实惠而沾沾自喜！
“搜狗事件”成就宠物侦探生涯
为排遣飘零异国的孤寂感，2003年10月，苏颜也在宠物市场买回了一只金毛寻回犬，它的特点是嗅觉和听觉极为灵敏，且对主人很忠诚，苏颜为这只狗取名为虎子。从此，训练自己的爱犬“叼食物”、“翻跟头”、“抱拳作礼”等，就成了女孩业余时间最好的消遣方式。
起初，为了能和这只陌生的宠物建立感情，苏颜常常竭力“巴结”它，用好吃的食物进行“贿赂”，陪虎子玩捉迷藏等各种游戏，还经常带着它去散步游玩。为了让虎子掌握更多本领，苏颜专门请教过一位职业驯犬师，根据对方的指点，她每天下班后都和虎子玩“益智游戏”-----带领小家伙进行折返跑。如果它始终追随，对其进行美食奖励或者轻轻抚拍几下，并大声说“OK”鼓励它。在苏颜的苦心调教下，虎子一天天变得机灵、乖巧起来，掌握的“绝活”也越来越多。当时苏颜做梦也想不到，这只聪明可爱的宠物犬竟会给她带来好运！
2004年2月的一天下午，同事玛丽打电话给苏颜说：“苏，你能用你那只嗅觉超常的小狗，帮我寻找‘儿子’吗，它失踪两天了。”说着她开始哭泣。尽管苏颜对“狗寻狗”的成功率不抱任何希望，却不忍回绝伤心的玛丽，于是就答应帮她找找看。
当天傍晚，苏颜抱着虎子赶到了玛丽家中，拿出“儿子”穿过的宠物衣服和使用过的餐盒，让虎子嗅了一番，然后就轻轻拍着它的小脑袋为其下达“搜狗”任务。虎子显得很兴奋，像一只老练的警犬在搜寻逃犯，从玛丽家门口一步步向远处边嗅边走，寻找着“儿子”的踪迹。
顺着一条大道搜寻了几公里后，突然，虎子转向一个狭小的私人车道，它带着苏颜和玛丽沿小山坡来到一户私人住宅前。在大门口，苏颜看见一只小狗正在一堆盒子上嗅来嗅去。“儿子！”听到主人的呼唤，它猛地抬起头来，望着玛丽高兴地摇起了尾巴。她冲上前去，抱住自己的爱犬，把脸埋在他浓密的毛里，以它喜爱的方式抚摩着它。“调皮鬼，你可把我吓死了!”玛丽心疼地责怪它。
第二天，玛丽把一个装有500欧元的信封放到苏颜办公桌上，说：“我知道中国人很看重感情，但请不要拒绝我的酬谢，这样我心里会感觉舒服一些。”
不久后的一天黄昏，苏颜又在下班的路上发现一只受伤的杜宾狗，小家伙腿部关节处磨破了皮，它站在路边草丛里瑟瑟发抖的样子很令人心疼。苏颜赶紧把它抱了起来，带小狗回到住处后，马上给它保暖，并为它处理了伤口。当看到小家伙又开始活蹦乱跳时，女孩却发愁了，怎么才能找到小狗的主人呢?
苏颜忽然想到，应该用自己的数码相机为小狗拍几幅照片，再打印出来，制作成“领狗启事”张贴在捡回小狗附近的街区。这一招还真管用，没过两天，小狗的主人就打来了电话。当看到小家伙被护理得那么好时，它的主人很爽快地掏出800欧元酬金递给苏颜，并连声道谢。
接连做了两次“狗归原主”的善事，并挣到两笔数目可观的酬金后，苏颜不由来了灵感：巴黎养宠物狗的家庭多不胜数，每天都有小狗走失，一旦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宠物，主人们的心情无不悲伤异常。如果我和虎子专门帮大家找回丢失的宠物狗，那该使多少人重拾生活的乐趣啊!听说美国就有“宠物侦探”这种职业，而且属于高收入的“金领一族”,自己何不尝试一番呢？
通过悉心研究相关资料，以及同虎子多次“实战演习”，苏颜渐渐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寻狗技巧。
苏颜把印好的广告散发到宠物超市、宠物医院等地方，并在巴黎各大宠物网站上发帖子宣传自己的新鲜业务。一家宠物医院很快就为苏颜介绍来了第一位雇主，她是一位空姐，由于工作原因经常不能呆在家里，这次出航归来，她发现自己的宠物狗不见了，连续找了5天都毫无踪迹。
走失5天的宠物寻找起来难度很大，但苏颜还是答应试一试。一连两天，她和虎子都在这位空姐家的四周转悠，专门寻找野狗比较集中的垃圾堆附近，一遍遍播放磁带中的狗叫声，但换了许多地方都没有结果。第3天，她把从宠物医院购买到的雌狗体液涂抹在虎子身上，让它在指定的几处“可疑地点”随意散步，自己则继续播放事先录制好的母犬吠声。当苏颜和虎子经过一幢残旧的楼房时，几只小狗跑了过来。她惊喜地发现，其中一只狗狗的“穿着打扮”和长相，与那位空姐提供的宠物照片中的小狗丝毫不差！当苏颜把这个小家伙认真梳理、清洗一番，抱到那位空姐面前时，已经绝望的她不由喜极而泣，当即支付给苏颜1000欧元报酬。
“事实上，并非我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我在从事宠物护理工作时了解到，绝大多数小动物走失的原因是因为求偶，如果不掌握其生理规律，及时注射激素，它们一到期就会坐立不安，很容易走失。而此时的动物，嗅觉和听觉对异性特别敏感，因此，可通过播放异性的叫声或释放异性体液散发的气味，诱出迷失的宠物！”苏颜欢快地解释说。
“中国天使”走红巴黎
顺利完成了几宗“搜狗”业务后，《法兰西晚报》的一名记者慕名找上门来，对她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并尊称苏颜是“极富爱心而又掌握着诸多搜寻宠物绝技的‘中国天使’！”从此，她的业务更是应接不暇，最多时一天就接到7个单子！
这时，一些做过警察、私家侦探或宠物饲养员的退休老人、以及许多没有找到理想工作的华人同胞，都对苏颜自创的这份新鲜职业表现出了浓厚兴趣，纷纷以兼职的身份加盟她的“搜狗事业”。2005年初，女孩索性在13区成立了自己的宠物侦探公司。
“公司根据宠物本身的价值和寻找的难易程度，一般收取500～3000欧元的代寻费。开业的第一个月，我们就帮10多位失主找回了宠物，最快的只花一天时间，最慢一个多星期，成功率达75％。”
2005年7月的一天，苏颜接到一个特殊的“搜狗”任务。这次丢失的宠物叫Mick，属于小灵狗，市场价在2万美金左右，但因为它是一位“宠物明星”，身价早已比购买时翻升了几十倍！Mick失踪的前一天，刚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参加了“威斯敏斯特宠物俱乐部选美展”。比赛结束后，获得了亚军的Mick和主人乘飞机返回法国，但在走出巴黎机场时，小家伙却趁主人安娜不备，跳下手推车逃跑了。
丢失了朝夕相处的Mick，安娜简直悲痛欲绝，她最担心Mick“对付汽车”。
安娜说，她和丈夫结婚8年一直没要孩子，过着悠闲的丁克家庭生活，自从4年前从纽约市场上花高价买回Mick，她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家伙，因为它聪明、美丽、通人性。“它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狗明星’，几年来已经接拍过20多个宠物产品广告，即使被人捡到，恐怕也不会还给我了。”安娜伤心的说。
苏颜带着虎子来到巴黎国际机场时，天上正下着毛毛细雨。通常，雨会加强气味，所以她对这次行动很乐观。“你现在想开始吗?”她问虎子，就像他俩每次着手搜索一样。苏颜把一件印着“失踪宠物救援”字样的橘红色背心给虎子穿上，拿过一块Mick坐过的垫子让它闻了闻。“开始吧宝贝！” 虎子在周围找了找，渐渐“嗅”出了机场，向着圣诞老人山走去。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它还在跟踪搜寻。然后，它突然在一座横跨峡谷的铁路桥边停了下来，Mick的踪迹在这里断了！
苏颜和公司里的“宠物侦探”们就在附近苦苦寻觅起来，边走边大声喊Mick的名字。夜幕降临时，他们终于在不远处听到了狗吠声。不一会，Mick就从树林里钻了出来！估计这位浪漫多情的狗小姐，是在机场发现了哪位狗帅哥，并一路追踪到火车站，又尾随列车跑到了这里。
苏颜奖励虎子吃奶酪，闻讯赶来的安娜则抚摩着自己的爱狗，声音颤抖着说：“太感谢您了！如果找不回Mick，我生活里的重要一部分，将永远埋葬在这片黑暗的树林中。”眼泪从她脸上滚落下来。一瞬间，苏颜再次感到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单子，让她赚到了做宠物侦探以来最多的一笔钱，整整5000欧元！
2006年6月，苏颜在一位文笔极佳的华人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把自己的“搜狗”经验写成了一本书，名为《天使在巴黎：中国姑娘的“宠物侦探”生涯》。“此书上架后，虽称不上太畅销，却成了这一行的‘入门教程’，后来巴黎出现了许多宠物侦探，我敢说，其中90％的同行都看过这本书。”苏颜不无自豪地说。
如今，在做好宠物侦探工作的同时，她又在巴黎开起了自己的“宠物百货商行”和“宠物认领中心”，并将无意中寻找回来的那些迷途宠物，暂寄在“认领中心”照料，一旦它的主人来领取，苏颜也只收取宠物“代养”期间的生活费。这一善举，令许多巴黎市民感动不已，从苏颜手里找回失踪宠物的主人们，往往会在她的宠物百货店里疯狂购物，以示谢意。
带一本书去巴黎范文第5篇
留学法国培养工作能力
“其实退休后反倒更忙了”，丁一凡这样概括目前的生活，“因为大家都觉得你终于有时间可以做一些研究员以外的其他事情了”，丁一凡告诉《经济》记者，在这次采访后的一周里，他都要在青海参加关于“一带一路”的研讨会议。看上去似乎是脱离了研究的忙碌，实际上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不少人在退休后会选择享受天伦之乐，或者干脆直接侍弄花草、游山玩水，将年轻时候想做却没做的事情一口气全部搞定，就像是完成长长的愿望清单。可是，丁一凡却没有这样的意愿――“因为我的兴趣爱好、想做的事情都已经做成了”。他说，自己喜欢的事情可多了，夏天游泳、冬天滑雪、安静的日子拉小提琴、清爽的天气逛博物馆、傍晚带着喜悦走进不同的芭蕾剧场……所有这些都是已经达成的心愿，不必特地去做。目前，专注工作、潜心研究最令丁一凡着迷。此外，让这位花甲学者期待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他马上要回到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用法语和英语讲授专业课程。
丁一凡的法语很好，不仅是因为本科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更是因为硕士和博士时期都在法国波尔多大学学习。在他看来，自己在法国留学的经历对工作能力的锻炼与提升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影响令他受益至今。
“硕士就在波尔多读法语专业，继续提高语言能力，博士在政治学院”，丁一凡回忆说。众所周知，波尔多大学政治学院是法国巴黎打造政治精英的摇篮，这里不仅要求每位学生有极其广泛的知识涉猎，还要有胆大心细的分析能力。最初，他并不适应。“政治学院的课程分大课和小课，大课就是老师讲学生听，可是小课不一样，小课还称作工作方法论。”这种课程，完全是学生自主学习，老师列出许多题目，学生根据题目搜集资料，组织思维，然后在全班同学面前做演讲。回想当初，这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课堂上不允许有成文的稿子，最多是黑板上有几行类似现在的PPT一样的核心词汇。一开始来自同学和老师的批评声很多也很大，但是先天资质加上后天努力，很快，“学院里的教授说我做得比法国本土的学生还好”。
优秀不仅会博得老师的喜爱，也会在同学那里产生类似的效应，而在政治学院的学习经历为事业上人脉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多年以后身为光明日报社驻巴黎首席记者的丁一凡在当时所没有想到的。
学者型记者转做研究
丁一凡告诉记者，自己原本在新华社做编辑，可是当时光明日报社需要一个懂法语的人去巴黎，就直接找到他了。用丁一凡的原话就是“也没多想就过去了”。到巴黎任记者，他的优势太明显了：一口流利的法语，学生时代积累的人脉，对巴黎社会的熟悉，让这位记者新人很快融入当地主流政治社会。法国的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前任总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起草者、法国时任总统的财政顾问以及当时的财政部长，都逐渐出现在他已完成的采访名单上。这样做出来的采访与报道，因为第一手资料来源而坚实可靠。因此，在巴黎做记者的6年时间里，用如鱼得水来形容丁一凡的事业发展一点儿也不过分。
然而，就在工作一帆风顺的时候，丁一凡选择了回国发展――潜心做研究。问及原因，他说自己想要更开阔的视野。可是，一边是作为活跃社会活动家的记者，一边是需要静下心来低头研究的枯燥学者，丁一凡是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呢？
“研究是枯燥的，这是一种误解”，丁一凡认为，“记者也不是肤浅的职业”。早在巴黎任职的时候，法国流行一本书，叫做《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作者是米歇尔・阿尔贝尔，曾任法国计划署署长和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现任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士。当时，为了采访到该书作者，丁一凡不仅动用人脉关系，还特地研究了包括此书在内的很多背景资料，结果采访自然很成功。“当时连作者本人都很惊讶，因为我们竟然一口气聊了4个小时，他说从未和任何记者如此畅快地讨论过任何问题”。正因为这样“较真”的态度，大家给了他一个称号――“学者型记者”。
道理都是相同的，反之亦然，不少人以为枯燥的研究在丁一凡看来也非常具有可操作性。他认为，从书本到书本或者纯理论的研究不够接地气，简单地说，就是“夫子气”距离现实比较远。丁一凡还告诉记者，恰恰是做记者积累的经验，让他的研究脱离死板、枯燥，有活跃的因素掺杂其中，写出来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才更有可读性。他说：“即使现在，每年我都会接待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教授、学者和学生，这些人都是为研究中国问题而过来实地考察的”。同时，令他惋惜的是，中国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在丁一凡看来，国内的很多研究看似高深，实则不可靠，教育单位没有努力鼓励学生去实地调查、研究，学生自己也缺乏这方面的意识。而记者的任职经历，让他本人非常重视这种研究态度。
上天眷顾积极的人
在丁一凡的众多态度中，最值得提及的还是他对生活一贯秉持的积极心态。而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先概览一下这位学者看上去机缘巧合的求学经历。
1954年出生的人大多避免不了时代带来的“上山下乡”浪潮，而1969年开始到地方建设兵团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丁一凡才读了一年半的初中，而这一年半的初中实际上连课本和教材都见不到，“基本上就是稀里糊涂混下来的”。1973年的时候，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还叫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始第二届招生。“当时招生有名额限制，需要单位先推荐再考试，然后考不上就白推荐了”，丁一凡回忆，“因为不想浪费名额，所以各个地方都推荐考上几率比较大的人”。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大家都得过且过，没有求知欲，更没有心思读书，可他偏偏不是。下乡的时候，丁一凡带了一套大学英文教材，在兵团厨房里看锅烧火的时候都会拿出来背单词。大家看到后，一致表示应该推荐这个人，“因为我看的是大学英文，别人觉得很高级”。
就这样，他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考的是英文，通知书来了一看却是法语系。说到这里，丁一凡再次露出稍有些惊讶又坦然的笑容，“即使这样也不可能不去，否则只能继续在农村待下去”。在北外法语系的4年很快过去，命运又一次到了转折点。1977年，恰逢法国政府决定对中国留学生开放奖学金政策。几百个人参加筛选考试，只有十几个名额，丁一凡又考上了，前提是他回国后要在北外任教。问题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都不知道该让这批学生怎么办，最后给他们留下话――你们想读书就读书，想选哪个专业就选哪个专业，不读书、玩儿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