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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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学范文第1篇
1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就其一般意义来说。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经济系统。它是从生态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上．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理论为主导，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围绕着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相互发展的关系这个主题．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学不是一般地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相互关系]．而是研究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统一有机体运动发展的规律性。
2生态经济学的特点
生态经济学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战略性等重要特点．这些特点从不同角度又体现了生态经济学的性质。
2．1整体性生态经济系统的整体性，是指生态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有机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内各个成分之间，都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使生态经济系统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生态经济学具有严密的整体性。
2．2综合性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综合的。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序列的综合结构体系。在这个庞大的综合体系中，生态系统的生命系统是包含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并由食物链连接起来的生物网络：环境系统有各种物理、化学过程。由于生态经济学涉及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因此．它必然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
2．3战略性战略问题一般是指带有全局性和长远目标的主导问题，生态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技术、社会和生态问题，一般来说都具有这一特征：如人日和资源。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技术进步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等，在几年以至十几年内都看不出其后果。一旦达到质变的程度．就会对整个社会和人类产生无可挽回的影响。生态经济学在着眼于长远利益的基础上．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重视研究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重视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当代人与子孙共享资源与环境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之路。
3生态经济学的产生
生态经济学是以生态经济系统及其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正是由于生态系统思想的产生，人们才有可能把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他的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先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利用市场机制控制人口和调节消费品的分配、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环境污染以及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人类福利的缺陷等进行了创见性的论述。
4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
我国的生态经济学是1980年由中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提出建立的．它的出现是生态时代的需要，其目标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学在我国作为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建立了本身的学科理论体系，并广泛用于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践．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起了很大促进作用[21。过去．由于没有经济与生态协调的思想做指导，严重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使经济社会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推动了生态经济学的产生。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为指导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国建立生态经济学的目的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反映了新的时代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是世界和我国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反映。生态经济学的产生是新时期解决普遍存在的生态与经济矛盾的需要。我国的生态经济学是世界生态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生态经济学的产生表现出与世界走向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潮流的三个同步：即与世界3O年来的环境与发展运动同步[3]：与世界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同步…：与世界经济生态化趋势的出现同步[。
5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5．1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从自然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即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从社会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即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从经济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即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和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㈣。从科技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有的学者从技术选择的角度扩展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如司伯斯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闭式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
5．2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5．2．1公平性原则：一是当代人的公平即代内平等。二是代际问的公平即世代平等]。
5．2．2持续性原则：持续性原则的核心思想是指人类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可持续发展主张建立在保护地球自然系统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发展必须有一定的限制因素]。
5．2．3共同性原则：鉴于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和实施步骤不可能是惟一的。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则是应该共同遵从的[8]。
5．3可持续发展的标准界定问题
5．3．1代际公平：这是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原则之一。所谓代际公平就是指：若某种选择或某个决策涉及多代人的利益，就存在一个代与代之间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时就要遵循代际公平的原则，使各代人有同等的满足其需要的权利。
5．3．2最低安全标准原则：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不超过环境承载力的限度，以使得该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能在一定时间内通过环境系统自身动态平衡得以消除。环境承载力的限度可用最低安全标准来衡量。最低安全标准至少应包括以下3条：①社会使用可更新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资源的更新速度；②社会使用不可更新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其替代品的开发速度，且替代品必须是可更新资源：③社会排放污染物的速度不能超过环境对污染物的吸收速度。
生态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碳金融；碳排放；碳市场；生态经济学
一、碳金融概述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不断加剧，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经济学兴起并不断发展。在这个低碳经济大背景大环境下，碳金融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兴金融工具，不仅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也为不断发展扩充金融体系。
二、碳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一）碳金融研究基础
1.以科斯定理为基础
国外学者对碳金融的研究时是环境金融的延伸而来的。国外学者认为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且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对于碳金融的研究是从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特别是以科斯定理为基础。根据科斯定理的思想，学者大量研究了以界定产权的，具体来说是排放权的金融工具与市场体系，并将其应用于实践。京都议定书界定三种灵活机制就是科斯定理的一个应用。
2.环境金融的延伸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使环境的牺牲成本降到最低，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此基础上，环境经济学诞生。为了能够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实践，金融手段被广泛研究和使用。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越发的认识到气体温室效应的危害性，节能减排成为最重要的环保问题之一。当国际环境保护的重心转向以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为标志、以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议题时，环境金融便开辟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碳金融。为了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国际组织机构设计市场机制，使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转让。这些市场机制直接推动了全球碳市场与碳金融的形成与发展。
因此，就像刘丽巍（2010）所述，国外是从环境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延伸出碳金融概念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揭示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融资作用以及环境风险管理作用，并用丰富的案例介绍碳金融的市场操作机制，把市场力量引进到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法。
国外对碳金融的研究，是以国际碳市场为基础，重点关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和清洁发展机制（CDM）的运行机制与成效。
3.从低碳角度出发
除了从环境金融的角度出发。我国学者也从低碳经济的角度去研究碳金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减缓和适应国际气候变化，应该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需要金融支持并做出制度、产品、业务、市场等的创新性安排。即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高度，倡导在国内推行碳金融。
（二）碳金融工具发展路径研究
碳金融的产生与排放主要是由于许多实体经济部门的经济活动，通过何种手段与路径来控制实体经济的碳排放一直是碳金融的研究基础与研究热点。
最初，各国的减排手段是碳税，即采用征税的方式来提高企业排放成本。但是碳税这种方法有其固有的缺陷，一是政府很难获得有效的信息，进而制定有效地税率从而到达有效的减排量：二是，碳税容易通过价格被转嫁与消费者。
Sorrell and sijm（2003）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认为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和碳排放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地共存。只要有助于提高静态或动态效率的交易计划，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共存的政策工具却提高整体减排成本，没有在进一步减少排放量作出贡献，因此在政策组合的目标和取舍必须是明确的。
三、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市场化的碳减排手段，是碳金融体系以碳排放为基础和核心。国际碳交易市场在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干预下形成与发展，其中较为成功和成熟的的是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以碳排放市场为基础，金融机构创新衍生产品，促进了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交易活跃程度。目前，碳交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买家在“总量管制与交易”（Cap-and-Trade）体制下购买减排配额，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就是基于配额的。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买主向可证实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联合履行机制（Ⅱ）就是基于此的。
Rubin（1996）使用了连续均衡模型探了排放权的价格、银行与跨期借款。他运用最优控制理论分析框架下，探讨了分散的企业行为可以使联合成本最小，实现成本最小的方案。得出排放许可证价明确的解决方案的时间路径，讨论了当允许企业同时向银行借贷和只允许企业与银行的交易排放许可证的情况。同时排放权可以借贷的条件下的定价问题，表明减排的边际贴现成本应该不随时间变动，是固定的。由于均衡条件下，排放权应该等于边际成本，因此许可的价格应该随无风险贴现率增长。
我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也是积极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碳排放与碳金融的研究也成为了我国的学术热点。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碳金融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碳金融实践程度也较弱。目前我国的碳金融研究多数为定性研究。
（一）我国碳金融研究方法
我国的碳金融研究主要从介绍我国目前碳金融的发展现状人手，指出当前发展碳金融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发展碳金融的对策建议。
初昌雄（2010）对我国碳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我国很早就开始着手通过政策引导信贷资源向节能环保领域配置的工作。2009年底，全行家分行全部开展了节能减排项目贷款业务，共支持全国34个节能减排项目，融资金额达到165亿，近几年注册成功的合作项目和签发量都得到了迅猛的增长，在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上最大供应国。
（二）我国碳金融发展路径与对策
目前我国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均以开始着手发展碳金融市场与碳交易市场。但是相关制度与机制相对缺失。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发展我国碳金融市场。
1.完善碳金融的法律
碳金融的形成与发展不是自然而言形成的，是高度依赖制度与管制的。目前中国在国际碳市场上缺少话语权，碳市场制度与法规基本是由欧洲制定的。为了提高竞争力，保护我国利益，相关立法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国内市场，在碳排放上就没有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实体的碳排放的混乱，使得以其为基础的碳金融无法发展。目前并没有从立法上强制要求减排，近年来提出的减排目标也需要后续的额度分配、监测、考核、问责等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只有在统一的社会规范和协调的法律体系下，才能构建一个碳排放的约束环境，真正促进低碳经济与碳金融的发展。同时，健全的碳金融法律法规是确保中国碳金融业务规范发展的必要保障。
2.构建全国碳交易体系
目前我国已成立了四个碳排放交易所，包括成立于2008年的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组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体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生态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经济学；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8－0059－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循环经济的中部产业集群生态化路径和模式研究”(批准号：08CJY024)
[作者简介]蒋云霞，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湖南理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与工程；(湖南 长沙 410000)茂，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循环经济、区域经济。(湖南 娄底 417000)
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迅猛，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渤海湾地区，集群已经成为东部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随着产业集群的日益兴起和广泛实践，集群带来的负外部性也日益突出。浙江永康五金、绍兴轻纺、海宁皮革等产业集群发展“块状经济”带来的环境问题，山东省的造纸业集群在促进造纸工业规模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资源紧缺和同类污染加倍问题，环太湖流域化工企业聚集引起的水污染问题，都是典型的集群污染。这种集群内资源的集中消耗和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往往是集群所在地难以承受的，更是制约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出现这些环境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地区发展目标的不科学，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因此，引入生态经济学理论，构建产业集群绩效的科学评价方法与体系，引导集群的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是促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生态经济学理念
1.生态经济学的内涵。传统经济学将经济系统假定为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与周围的环境没有物资与能量的交换。因而，经济系统的理想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物资财富的线性增加过程，该模式的特点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物资流动，从自然生态系统中提取物资与能量，还给自然生态系统污染和废物，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垃圾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这种经济扩张模式在经济系统相对于生态系统较小时，即世界是一个“空的世界”时尚能实现。然而，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扩张。经济系统快速膨胀，世界逐渐从“空的世界”变成“满的世界”，环境与资源日益稀缺，支撑人类经济社会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极度脆弱，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缺陷随之显现。长此以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促使社会经济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增长，20世纪60年代，生态经济学正式创建。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经济学和生态学的新兴边缘学科，是关于人类经济活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以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通过中间环节――由各种技术手段组成的技术系统，二者不断地进行着能量、物质、信息和价值的流动和转化运动。因此，概括地讲，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技术系统和经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行为及其规律性的学科。
2.生态经济系统。所谓生态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通过中介技术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大系统。生态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在各自独立存在，发挥彼此功能的同时，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耦合。经济系统生产和生活所需的低熵物质和能量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供给，同时剩余的高熵物质和能量又还给自然界，在自然循环中通过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影响着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二者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与转化。
鉴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要实现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统筹处理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转变为以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在追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中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下表系统总结了传统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差异：
二、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产业集群的绩效研究分析。产业集群实际上就是一种网络组织，是区域内互相关联的企业和机构所组成的集合体，是以企业之间、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依存互动为基础的有机系统。
放眼全球，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世界性经济现象，世界上产业集群的成功发展创造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世人瞩目。目前，探讨产业集群的绩效也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从企业和产业角度分析产业集群的影响。马歇尔就从集群所带来的外部经济进行分析；韦伯从集聚因素带来的经济性――“一般经济开支成本”的降低来研究；迈克尔・波特则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分析了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二是分析产业集群对于所在区域发展的影响。集群的社会区域发展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有利于形成地区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形成地区产业优势，从而进一步形成区域的核心竞争力。(2)对经济贡献具有乘数效应。产业集群具有的竞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加入，为区域带来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促进集群的良性发展，不仅可以把某些产业做大，而且这些产业的兴旺带动其上游产业的发展，又促进其下游销售、运输业的发达。同时，从横向上带动相关产业以及文化、教育、金融、信息、服务等行业的发展，由此使地区经济成倍增长。所以，一个地区可以通过对产业集群的培育实现地区经济的腾飞。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产业集群的绩效研究多局限在传统经济学范畴之内，以集群经济绩效为研究考察对象。可是，一方面产业集群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集群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严重地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有着“中国皮都”之称的温州平阳水头镇是全国最大的成品皮出口供应基地、亚洲最大的猪皮革生产基地，2002年，近1200家制革企业的年产值达40多亿元，但是水头制革污染在2003年被国家列为“全国十大重点污染源”之一。宁波市象山县爵溪街号称“中国针织名城”，在2平方公里多的区域上拥有针织企业430余家，2003年全街道的工业总产值为65亿元，可是由于针织企业高度集聚，缺水、缺电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在集群系统中，要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充
分认识资源环境的稀缺性，保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平衡，建立多角度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集群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集群综合绩效测评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构建出产业集群绩效科学的评价方法与体系，从而为测度和比较不同产业集群对地方区域的影响提供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依据。
2.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本文认为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遵循科学性、完备性和实用性原则。
(1)科学性原则。本研究所确定的指标要使评价目标和评价指标有机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整体。同时，要求指标涵义明确，界定清晰，能够量化，计算方法规范，评价结果具有科学性。
(2)完备性原则。产业集群的综合绩效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评价指标体系应具备足够的涵盖面，能够概括地反映集群综合绩效的基本内涵和各方面的影响因素。
(3)实用性原则。指标设计不仅应具有理论研究价值，而且应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实用性原则包括以下含义：指标不宜过多，力求以最少的指标来反映产业集群的综合绩效，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各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避免重复和交叉，保证指标之间的相互独立；指标的设计应有利于资料的获取，指标内容应简单明了，容易理解，而且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能够予以计算研究和分析，具有可操作性。
3.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的开发。基于以上分析，遵循科学性、完备性和实用性等原则，本文从产业集群中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各要素共生共荣、协调统一的视角，构建集群综合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一层为目标层，即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如上所述，将产业集群看作是生态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开放子系统，认为产业集群的绩效应该涵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方面，此谓之综合绩效。第二层为准则层，包括集群经济效益、集群社会效益和集群生态效益三个方面。第三层为指标层，为准则层的进一步深化，由8个具体指标构成，各指标层次递阶结构如图所示，各指标具体内容如下：
(1)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即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量多的经营成果，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经济效益可以从集群生产规模、生产效率和资金利润率三个方面进行测量。
①集群总产值。它是反映集群生产规模的指标，指标数值越高，说明生产规模越大。计算方法是：
集群总产值=一定时期集群内企业产品产量×产品销售单价
②全员劳动生产率。它是反映生产效率的指标，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劳动效率越高。计算方法是：
全员劳动生产率=[一定时期的总产值(或总产量)／同时期生产工人的平均人数]× 100％
③单位资金利润率。它是反映生产经营效果的指标。指标数值越高，说明经营效果越好。计算方法是：
单位资金利润率=(一定时期利润总额／同一时期资金平均投入)×100％
(2)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是集群发展对社会科技、政治、文化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社会效益可以从安全生产、员工受教育程度、企业创新能力三个方面进行衡量。
①安全生产率。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是企业应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指标计算方法是：
安全生产率=(一定时期安全生产天数／同时期总生产天数)×100％
②高等教育水平人员比率。能够综合反映集群内员工接受教育的状况，关系到社会、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计算方法是：
高等教育水平人员比率=(一定时期受过高等教育员工的人数／同时期全部员工的平均人数)×100％
③新产品率。能够体现集群生产新产品、开创新市场的能力，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创新能力越强，因而对社会的科技进步贡献越大。计算方法是：
新产品率=(一定时期的新产品数量／同时期销售的商品总数)×100％
(3)生态效益。生态效益是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衡量绩效，它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如果生态效益受到损害，人类整体的、长远的经济也难以得到保障。生态效益可以从能源的节约和环境污染治理二个方面进行测度。
①单位产值能耗。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能源短缺已经成为全国突出性的问题，制约着经济发展。因此，应将单位产值能耗作为生态效益的主要指标。单位产值能耗越低，说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越少，生态效益越好。计算方法是：
单位产值能耗=(一定时期总投入能量)／(同时期总产值)
②污染物排放达标率。如果将大量未达标的污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直接排放到环境中，会对环境造成损害，这种做法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从环境方面将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污染物排放达标率应该是生态效益中的重要内容，指标数值越高，就说明环境治理的效果越好。具体计算方法是：
污染物排放达标率=[某地区企业排放污染物达到国家(地方)标准的项目数(个)／同一地区考核的全部项目数(个)]×100％
参考文献：
[1]顾强.提高产业集群生态效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J].中国经贸导刊，2006，(10).
[2] Herman E Daly. Beyond Growth: The Economics ofSustainable Development[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7.
[3]周立华.生态经济与生态经济学[J].自然杂志，2004，(4).
[4]李煜华，胡运权.产业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关联性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6).
生态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经济理性；经济价值；生态理性；生态价值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8-0143-05
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历经300余年演化，日益涌现出其自身无法调和的系统性矛盾。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显现，正是人类为更好地确保其自身类存在而不懈探索出路的行动写照。生态理性、生态伦理与生态价值是生态文明内涵的三个主干概念。其中，生态文明范域的生态理性与生态价值概念是对工业文明范式的经济理性与经济价值概念的辩证否定。择要进论，诚如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命题所言，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自然本体只不过是社会本体的前史。本文着重讨论的生态价值不仅基于价值的主体性和历史性，而且基于价值的社会性。生态文明范域内生于自然限制退缩与劳动社会性增强这对矛盾；特别是在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人类劳动能力因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资本的全球扩张而得到空前发展，劳动目的设定的实现程度依此同比大幅提高。这使得人类在为高楼大厦和先进技术等劳动成果欢欣雀跃之时，却触动了自身赖以生存的地球母亲之“奶酪”——环境恶化和极端气候等生态系统性问题正在不断拷问着人类生存发展的底线。由是观之，生态价值所映射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根源于经济价值指向的人化自然，却又高于人化自然，是一个十足的社会问题；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及主导二者价值判断的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辩证关系在21世纪不仅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场域，更是一个关乎人类生死存亡和发展前途的根本性问题。
一、资本主义话语范畴中的经济理性与经济价值
资本主义范畴的经济理性是近代经济学鼻祖英国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中提出的。斯密凭着自己对人性的观察，认为每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经济人”，都有理性的利己之心，主观上的利己心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展开竞争，客观上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使整个社会福利增加。“理性经济人”的论点成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支撑点和方法论原则。①经济学对理性范畴的运用，采取了一种简捷的方法，即借用其他学科对理性的定义和解释，主要是在分析假设前提上来考察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②进而言之，人的生存需要与利益的存在使人的发展有了驱动机制，经济活动的动力性主要还是由利益取向的最大化来呈现的，而利益取向又时时由人的需要指数的不断增长、人们对生存质量的不断寻求所掌控。驱动机制的形成往往使经济活动显示出过程性与结构性的统一，而最终由效率指数来展示其结果。③由此足见，经济理性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指向的价值理念。第一，从主体角度讲，经济理性是单一主体，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理性，只重视人们的需要，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映。第二，从价值角度讲，经济理性是看重交换价值，在交换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第三，从目的合理性角度讲，经济理性是支配目的合理的工具理性，它主要是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的目标，是可以精确计算与预先算计的。④总而言之，这种经济理性及其所主导的经济价值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范畴，集中体现着资本增殖的本性；在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中，这种所谓的经济理性是不够格的理性，其外显的现实效应就是直接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安全与幸福的系统性生态环境恶化。
进而论之，要想深入理解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够格的经济理性，准确理解从资本主义范畴的经济理性到社会主义范域生态理性的逻辑发展，必须认真探考理性这个哲学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任何概念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脱离历史和现实的所谓概念只能算作描述性语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略去理性概念从柏拉图起始的溯源性讨论，直接汲取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孕育的两位哲学巨匠康德和黑格尔对理性概念的研究成果，用以扼要说明资本主义范畴经济理性被社会主义范域生态理性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康德认为，在实践理性范围内，人们常常在“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的指引下追求自己的幸福。这种道德理性知识不但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健全常识，也包括来自各门具体科学的有益的观念。但当人们运用它来追求幸福时，发现自己会陷入更多的烦恼之中，而那些接受“单纯的自然本能的引导”的人，反倒觉得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实在的幸福。在进行这样的比较以后，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某种程度上的“理性恨”。但这里的“理性恨”的对象是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尽管这种道德理性知识也包含着来自各门具体科学的某些知识，但并不专指这些知识。总之，一方面，康德批判了实践理性范围内的“理性恨”现象，因为它诱使人们退向“单纯的自然本能”，即退向非严格理性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康德又揭示了这种“理性恨”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暗含着这样的思想，即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和幸福观念都不足以承担起准确地引导人们行为的重任，而准确的引导乃是“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即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的（纯粹理性的）绝对命令和道德法则。⑤
相较而言，黑格尔话语体系中的理性是通过现象与本质、有限与无限、有条件与无条件、部分与总体的辩证关系来把握这些超验的、无限的、总体性的对象，即理念或自在之物的。⑥其“理性”内涵有两层含义：一是与“精神现象”或“意识形态”是同义语的“理性”；二是结合历史发展，涉及许多道德伦理问题的“理性”。因而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既与意识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同时又表现为一种方法，即历史的、辩证的方法。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具有特殊的批判性即自我否定性。理性的这种“自我否定性”表现为概念的运动原则，在黑格尔那里，这个原则被叫做概念辩证法。⑦诚如康德研究所示，理性真正伟大的使命是用来探索和实现理念（即灵魂、世界-自由、上帝这三大理念）的，而不是用来追求日常生活中的幸福的。⑧资本主义范畴的经济理性实际上只是康德话语体系里的“理性恨”，因为这种经济理性诱使人们退向“单纯的自然本能”。黑格尔更是在《精神现象学》上卷理性的确定性与真理性论述中指出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身的活动而实现：理性自我意识的直向运动即伦理世界，理性自我意识的反向运动即道德世界。虽然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批判黑格尔的“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就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就是在自己的纯粹抽象中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⑨但是，黑格尔将伦理与道德内涵纳入理性概念的本质规定，是对柏拉图“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这一哲学命题的系统展开与深化。一旦考虑伦理和道德问题，资本主义范畴的经济理性便难以立足，扬弃以资本增殖为终极目的设定的经济价值负面效应便据此具备了逻辑与历史的合理性。
总之，康德话语体系里的“理性恨”概念以及黑格尔将理性自我意识指向伦理与道德世界的理论构建对我们研究从资本主义范畴经济理性到社会主义范域生态理性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具有重要的枢纽价值与环节意义。
二、社会主义话语范域中的生态理性与生态价值
随着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盛到衰的历史转变，人类对生态危机、生存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理性观照，人类正在资本主导的社会形态中以国度性、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的形式，借助舆论、政策、国策、外交以及法律等手段，不遗余力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我们应该辩证地认识到，这一社会现象其实在反复重申着这样一个真理：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包容的积极因素释放殆尽的时际已经到来，新的产业革命与新的社会形态取代现有工业革命成果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已经无法避免。回到现实，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业已不期而遇，并以生态社会主义为名，在欧美绿色运动与生态运动中产生并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具而言之，生态社会主义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逐渐成为一个异军崛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点是将生态主义世界观引入社会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他们主张只有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拯救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态社会主义的政策主要有：主张社会公正和自然界的公正，主张基层民主和非暴力，主张建立生态经济，其国际主张同样依据其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和非暴力原则。生态史观同社会主义的耦合绝非偶然，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是生态理性、生态伦理与生态史观合理内核的外化，生态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这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哲学与历史必然性。
择要进论，生态理性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自我否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旧事物中孕育生长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新事物之萌芽。一方面，倘若没有危及人类生死存亡的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系统性矛盾的显现，也就不会生成生态理性、生态伦理和生态史观的概念；另一方面，倘若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承载这种思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作支撑，生态文明的核心——生态价值亦将停留在萌芽状态因而无法得以充分实现。不同于传统的推理或决策模型只注重认识过程的有序性和连贯性，关注认知过程是否符合内部标准即逻辑规则，生态理性观把认识方式与环境信息结构的适配性作为判断认识合理性的标准。⑩进而言之，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外部的条件。尤其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但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当经济活动侵害了原始的生态圈的平衡或破坏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时，就会发生这种颠倒现象。生态学无疑是从另一侧面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理性的内在矛盾，即在追求更多、更快的利润时忽视了造成利润的外在自然条件的损耗，它必然引起新一轮的能源、资源的竞争，而竞争在追逐利润、资本的欲望下不断扩大，愈演愈烈，自然资源的不断减损不但没有使竞争的脚步放慢，反而加剧了竞争，结果造成一种不可再生、不可挽回的局面，资源的严重匮乏打破了生产的企图，人类进步最终沦为空话。11由此可见，生态理性、生态伦理和生态史观的历史任务主要是批判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内在桎梏，进而超越资本增殖为主要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形态，在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高扬生态理性，确立生态伦理，端正生态史观，实现生态价值。
三、生态价值是对经济价值的辩证否定和积极扬弃
人类活动总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指导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全部成就及其问题都根源于一定形式的价值观念。因此，从本质上看，建立生态经济、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树立统一的生态价值观念。利用市场激励机制建立生态经济，在经济层面上，需要建立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在政治层面上，需要政府以强制力保障产权的自由转让；在伦理层面上，需要确立生态价值观。这三者之间并行不悖，而且缺一不可。12生态理性主导的生态价值体系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内在矛盾性，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天然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义性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不断出现体系性危机，人类社会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知识集成和绿色新能源产业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社会形态大变革（囊括生态文明全部内涵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已现端倪的21世纪10年代，探讨社会主义范域生态价值与资本主义范式经济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扬弃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系，构建包含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系一切合理因素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体系的必要一环。
概念具有积累性。抽象的理论概念皆来源于具体的历史与现实，脱离具体社会形态和历史演进的概念讨论只能是坏的抽象。生态价值不是抽象的凭空产生的概念，而是在具体的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对既有经济价值概念的辩证否定，是继承了经济价值合理内核的崭新概念。生态学思想只具有相对的有效性，它们必须吻合于并扎根于它们所处的时代。13只有通过认识经常变化的过去——人类与自然总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过去——我们才能在并不完善的人类理性帮助下，发现哪些是我们认为有价值的，而哪些又是我们该防备的。14本文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置于不同文明范式和相异社会形态中展开论述，力求逻辑与历史在具体、整体和时空三个向度上实现内在的统一。
辩证察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两大概念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性，同时又存在质的差别性。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范域的生态伦理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经济制度的道德性取决于两个因素：是否有利于增进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有机和谐整体的生态系的善；是否有利于增进人类社会自身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所要求的善。15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只能是技术上的开放，无法改变的是危机背后的原因，因为改变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这种制度下的生态观充其量也只是利益扩大化的帮凶，而不是救世主，这样的生态化解决的不只是暂时的危机，很快新的危机便会出现，当人类解决问题的速度远远小于危机出现的速度，适度的崩盘便可想而知。16以经济理性为出发点的传统经济学，以人类为自然万物的主宰，认为自然界除了满足人的欲求之外，再没有其他价值。经济理性把人的财富积累和物质消费视为最高价值，以大量占有高档奢侈消费品为荣耀，置自然资源的枯竭于不顾。大规模的生产对自然界大规模采伐，大规模的消费对自然界大规模排废，构成对自然界的大规模戕害。与经济理性不同的是，生态理性把生态系统视为母系统，把经济系统视为子系统，视大自然为万物之母、人类之母。生态理性承认人类是万物之长、万物之灵，承认人在自然系统中的卓越地位，但不承认人类是万物的主宰。人类要想从大自然那里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使用价值，就必须保全和养育自然万物的生态价值。因此，生态理性强调把人类的物质欲望及对自然的改造、干预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承受和恢复的范围之内。经济活动须得考虑生态环境的规模约束，在经济系统的吞吐量保持常量和较小增量的情况下，改变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从而维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17上述这些论点皆属于生态理路。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话语主体对全球气候及环境问题的认识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话语主体继承了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理论精华，将社会主义范域的生态价值概念牢牢构建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话语主体刻意遮蔽的社会性基础上，从而深刻揭示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价值的内在桎梏与单向度，进而积极全面地扬弃了资本主义经济价值及由其衍生出的资本主义生态伦理。
生态者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生态系统，作为其构成要素的精神内容使人类社会比其他任何生态系统都更为复杂。在这个系统中，作为主体的人对环境的适应是人在改造客体、改造实践方式以及改造主体自身的过程中实现的主动适应。无论对主体、客体还是实践方式的成功改造，都是以人对相应对象的正确认识为前提的。18人与自然必然不是简单的结合，人和自然只有在一种“正当”关系之下的相互成就才能造就真实的人类社会，才能在这样一种人类社会中凸显人对自然作出生态化的努力，即不单一追求自然的采伐的利已层面，更要顾及在双方关系中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与人性的合力彰显、适时的发展。无论是高兹还是马克思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发展就是人性持续退化的根源，人性的退化又不单单表现在人性被物性遮蔽的事实，更重要的，人性的异化已经由一种被动形态转向主动趋势。而生态理性的提出恰恰为一切异化的根源得以回归应然的尺度提供了可能。生态理性秉持着“更多不一定更好”的原则，就是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时，量度而行，以“关系性”的维度为大方向，不以一方的利益高于另一方为原则的“求和”，这种“求和”也正是生态理性的根本目的。1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话语主体片面认为：“自然之被破坏、环境问题之产生，究其根源，是传统伦理学的狭隘和偏执性所致。因为在传统伦理学的视野中，除人类以外的非人类生物被认为是不具备主体资格的，只有人才具有道德权利，才是道德关怀的惟一对象。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传统伦理学的这种狭隘和偏执性导致了人类对非人类生物的冷漠和残忍，导致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粗暴奴役和无情破坏。基于此，生态中心主义指出，把道德关怀的界限固定在人类的范围内是不合理的，传统伦理学必须突破对人的偏爱，把道德义务的范围扩展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上去，‘设定’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承认其他生物物种的‘道德权利’。即不仅要对人类讲道德，而且也要对非人类生物讲道德，并认为只有这样，人类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才会有确定的基础和内在动力”。20这种生态中心主义论具有极大的真理遮蔽性和意识形态迷惑性；其主要采用的方法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萌芽和上升时期的理论代言人们曾经使用过的对抗上帝观念的自然观念，其根本目的是避免人们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之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本身。
然而，诚如沃勒斯坦对“发展”概念的批判——他指出“发展”这一概念只不过是“工业革命”这一概念的简单变种而已。基于此，他强调时空多元性对社会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21通观历史，发展是间断性的质变，而非连续性的量变，可持续发展概念在哲学语境中是值得商榷的。要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所孕育的经济价值看似合理，实际上却是资本所有者借可持续发展之名，潜在认同更多就是更好的资本积累逻辑，实质为资本所有者精心编织的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观念系统与游戏规则。更进一步，卢卡奇研究指出：“劳动的事实和它的结果在社会存在中造成了一个完全特殊的结构。因为，虽然一个目的性设定的全部产物是因果地产生和起作用的，以致它们的目的论起源似乎在效果中被消除了，但它们却具有仅仅是社会性的特征”。 22鉴于此，研究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要到主导人类生存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中去寻求原因。反之，生态价值只有在打破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全球体系中才能得以真正彰显；同时，也只有在全世界劳动者联合的理性作支撑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全球体系中才能生成完全意义上的生态经济。
[注 释]
①17姜亦华：《用生态理性匡正经济理性》，《红旗文稿》，2012年第8期。
②何大安：《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③盖光：《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6期。
④王若宇、冯颜利：《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7期。
⑤⑥⑧俞吾金：《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
⑦陈爱华：《黑格尔理性概念的自我否定性》，《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⑩18唐本钰：《论生态理性》，《济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11619韩秋红、杨赫姣：《高兹的生态理性——社会主义的另一种阐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
12费平、卢风：《生态经济与市场激励机制》，《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314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89页。
15田海平：《应当确立经济伦理的生态理念》，《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20王云霞：《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之比较及启示》，《思想战线》，2012年第2期。
2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页。
22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页。
[参考文献]
[1]崔永和.生态价值：深化价值论研究的前沿视域[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4）.
[2]赵敏.生态学与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探源[J].长沙大学学报，2001，（3）.
[3]樊胜岳，高新才.中国荒漠化治理的模式与制度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4]康芒，斯塔格尔.生态经济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刘永佶.劳动主义[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生态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危机;欲望;科技理性;和谐生态观
在人类发展史上，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人类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自然界的存在成为“他者”，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使得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过度盘剥和压榨，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根源上探究，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因此，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需要将人类的财富欲望纳入历史通道进行反思。财富欲望的张力随着世俗社会商业精神的发育而开启，在利润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带来财富的自然界。发达的科技是对自然界进行深度开发的关键力量，技术在人类财富欲望的驱使下，“促逼”着自然界，使其被过度开发而遭到破坏，深层次里破坏着“人—自然命运共同体”。
一、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
现代社会是以资本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存在在于价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就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1］因此资本家的目的不是获得使用价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储藏者所共有的。”［2］这种财富欲望具有一种扩张自身的内在张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义定位，它乃是指社会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产生对一定的物质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识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动倾向，也可以说是趋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类欲望的闸门被打开以后，欲望的张力使得人类对货币、资本的追求日益强烈。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当货币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这导致了货币持有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极大的不平等。货币持有者极力将货币继续投入再生产过程中，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无产者则对货币持有者掌握的生产资料日益依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货币持有者日益成为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主宰者，货币力量由此转化为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带来增殖的资本力量。资本的扩张逻辑不断生产出剩余价值并将其投入扩大再生产。“资本扩张过程是资本向自然界的扩张，向自然资源的扩张。资本自诞生以来进行的数百年的扩张过程，就是将从地表到地下，从表层到深层的自然资源不断货币化、资本化，吸收到不断运转的资本机器内部的过程，也即吞噬自然资源的过程。”［4］因此，资本的扩张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对自然界无休止的掠夺为前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才能表现为资本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7］因而“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纳入经济系统中，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中，由此进一步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不断开拓着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资本追求扩张的本性具有使这些资源进入扩张体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在人类欲望的驱动下与货币相结合，进入生产领域中，便被赋予了人的主观意志，被资本化后便获得了不可遏制的扩张本能。我们亟需对人类疯狂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层次追问。人类企图将一切资源都资本化，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刺激着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种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为它的武器，支配了劳动，鼓起了勇气，激发了远见，使人类的一切能力日益发达。每一种欲望获得满足时的享受或愉快，对于那些克服了障碍和完成了自然的计划的人，是一种无穷尽的报酬的源泉。”［9］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资本扩张的推动力。人类把劳动价值注入到自然资源中时，资源被资本化了，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这种心理因素就通过物质得以显现出来。这种获得物质资源的力量承载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意志，使得人类进入了疯狂追求物质力量———资源。当人类对尚未资本化的资源进行开发，要投入大量的资本预付金，因此必须获得利润，否则就将血本无归，因此人类陷入资本逻辑体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动机，人类的行为由于这一欲望的满足而终止。这一欲望的满足又激发了新的欲望的产生，一种物欲造波着另一种物欲，由此导致欲望动力机的马达强劲，不断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触角。亚当•斯密指出:“每一个人对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家具等舒适品和装饰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没有限制和确定界限的。”［10］满足这类没有限制的欲望的资本扩张也就处于无止境状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也深刻指出了，这种资本扩张的欲望逻辑，“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测的含义范畴。”［11］这是深度资本扩张的欲望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图景。尚未开发的资源被资本化后获得了一种价值通约的社会性，这种经济性符号通兑着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价值通约有着一种将五彩斑斓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过货币把异质性的社会变成一种可量度、可计算、可兑换的存在，使得人类的生活世界被货币和资本的增殖体系宰制。人类在这个体系下追求资本的不断扩张，并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研发出越来越多的高尖端的先进科技，进一步武装着人类进行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的资本扩张欲望在吞噬着自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当愈来愈多的自然资源消耗在资本体系中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断衰减，最终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2］人类破坏着与自己的身体发肤密切相关的自然机体而不自知。资本扩张欲望无资源可寻而无法得到满足时，或许人类真的会将触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将世代诗意的栖居破坏，人类被疯狂追求资本扩张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与生态危机的勾连
发达的科学技术对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给人类带来快捷、便利、现代化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资源破坏与生态危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证的同时，人类对科技的依赖性愈加强烈，对科技的盲目乐观的态度实际上带来的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缺失，人类的深度异化并日益成为机器的奴仆。因此，可以说“科学进展是一种悲喜交加的福音。”［13］科技理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技术力量。在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将对德性的追求视为“至善”，柏拉图、老子等哲学家都提出技术是“奇技巧”会败坏人的心智，反对技术的应用。近代以来，随着“科技乐观主义鼻祖”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迅速发展为人类战胜自然的武器。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进一步确立了人的存在，自然在这种反思哲学中成为人的“思中之物”，因此“征服自然意味着，自然是敌人，是一种被规约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东西都被归为人的劳动而非自然的馈赠，自然只不过是提供了毫无价值的物质材料。”［14］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证使得自然越来越被沦为人类征服的对象。科技理性由探究真理的本体论变成一种实证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追求对自然的深度开发，以达到人类自身的财富欲望，将自然定义为为人的利益而服务的存在。在挖掘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利益驱使下，使科技理性日益排除了人类的价值判断，如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等。科技的发展使科学的理念成为现实，带来便捷与舒适的同时，也越来越抛弃了对人文意义的追求。科技的发展不断助推着人类财富欲望的扩张，也使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生存困境与自然困境。比如，农药、化肥、催熟剂等化学药剂的超标使用，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却破坏了土壤，同时产出的作物含有未完全降解的药物残留，直接危害人类自身。人类开始意识到科技理性所导致的人的发展悖论。人类开始将科技理性作为批判与讨伐的对象加以审视。首先对科技理性提出批判的是卢梭，他认为科学每往前推进一步，人就随之往后堕落一尺，因此他将科学定义为人类的祸患和敌人。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他指出:“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15］胡塞尔也强调“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16］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丧失了主观性，拼命追求物的逻辑而缺失了对人自身的思考，只追求动力因，不断求解着X而忽视了科技对人类应用领域的后果。实证科学导致了现代人漫不经心地丢掉了那些对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思考，使人类陷于不幸的困境。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把科学应用于实际所创造出来的武器使战争变得更为迫近而可怕，使个人的安全几乎降低到毫无保障的程度……不可否认，假如不是由于科学，这些祸害不至于象现在这个样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对文明的价值一直受到了怀疑，至今仍然如此。”［17］因此，科学必须接受审查。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作为人类征服世界的工具，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促逼”着自然界，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也成为被“促逼”的对象。对自然和对人类自身的“促逼”达到了“座架”，“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18］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认为，工具的价值在于它被主体运用在实现主体目的时的作用，工具理性遵循一种效用逻辑。科学技术在工具理性的效用逻辑下发展起来并成为对人类而言行之有效的工具。马尔库塞延续了对科学技术批判的思路，认为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失了对事物的人文意义的考量，只追求技术手段的实用性而缺乏目的性的考察，科学发展成为一种奴役人类的异化形态，社会发展成为一种人性扭曲的病态社会，导致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严的丧失。以科学技术为载体的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剪断了人与自然的脐带关系，同时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转也侵占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导致人与人之间被各自分离的意见的机械组合的量化计算所代替。工具理性企图以对世界的操纵为目标，在影片的情节推进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工具理性实质上是科技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工具的发展正从带给人类的裨益走向反面，越来越缺失对人类自身的存在论境域的思考，成为危害自然生态环境和人自身发展的“罪恶之源”。科学技术强大的工具性和功能给人类带来的便捷与舒适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科学的发展和运用离不开人类的导控。人类之所与陷于工具理性的崇拜中不能自拔，源于人类自身价值理性的畸形、正确价值观的缺失。科学技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体系时，逐利的秉性操控着科技，疯狂的资本扩张欲望带来科技的飞速发展，这种科技的发展当然是一种人类仅仅为满足自身利益的异化的发展状态。这种异化状态可以深层次追溯到主体性哲学的痼疾，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神教的神秘、蒙昧中走出来，发现了自身的主体性力量，“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彰显。然而人类在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其他的存在对人类来说都是“他者”(Theothers)，这就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人类在自然科学与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中感到欢欣鼓舞，主体性力量达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盲目自信，科技与工业在主体性力量下发展日益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日益丰盈。但是人类却沉迷于机器与技术的世界中，技术越来越高端、机器越来越精密，人类对工具理性越来越着迷，将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视为客体和“他者”，工具在缺乏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考量之下畸形发展，由此破坏着与人类发展休戚相关的自然界机体。
三、基于对象性关系的和谐生态观
人类的财富欲望在科学技术的助推下不断扩张，最终带来了生产危机。那么能否像一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消灭资本也就消灭了人类的财富欲望，生态危机就能迎刃而解了呢?马克思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中，也是可笑的”［19］，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资本，只有通过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这一最发达和最多样的生产组织。资本作为人类剩余劳动的结晶，本无善恶是非可言，其性质主要取决于它运用于何种生产关系之下以及人类运用资本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对资本扩张的考察也就是对人自身的反省。人类在世界资本化的浪潮中，可以寻找到一个与自然之间的合理距离。马克思指出，“人们需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20］人类生活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生态伦理学基于旧唯物主义的理论，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出发，强调人类自身的主置和中心地位，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将只对人类有意义的伦理观、价值观赋予自然，自然就沦为了人类利用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人类的主体地位导致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始终将与自身生存休戚相关的自然视作“他者”，自然成为满足人类利益的奴隶。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导致对自然的无限制开发掠夺，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灾难。生态伦理学把自然当作在人之外的孤立存在客观事物而不是与人产生内在联系的人类学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对人类的意义在于给人类提供资源，将自己视为主体的人类竭尽所能去掠夺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与欲望。埃里希•弗罗姆指出“我们奴役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结果是自然界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们对它的敌视态度使我们人类变得盲目起来，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21］人类错误的生态观导致无节制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而忘记了自然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的对象性关系。人类在资本的驱动下疯狂破坏自然界的可再生能力的同时也是在破坏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即人类在进行着自我毁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单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学，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回溯到“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物的多样性具有它自身的内在价值”［22］，所有自然物因为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应当得到保护，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受到保护。福斯特深刻地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仅仅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23］“这里永远存在的二元论观念往往妨碍了知识和有意义的实践的真正发展。实际上，这种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24］福斯特指出了根植于人与自然二分法的生态学理论导致的生态学困境。人类错误地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物，这种自然被误以为是外在的，其存在的全部意义只在于给人类提供资源;也正是错误地将人与自然分割，以自然界自身的价值为中心，导致“唯自然至上”的“生态中心主义”。幸运的是，人类已经意识到上述两种基于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不正确的生态观的问题所在，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为建构和谐生态观而努力，和谐的生态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将自然划分为第一自然即“自在自然”与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马克思认为，自在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6］“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7］，即不存在脱离自然界这一对象的孤立的人也不存在不以人为对象的孤立的自然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28］事实上，现实的、有意义的自然是对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不存在独立于自然界的孤立的人同样也不存在不以人为对象的自然界。对象性关系意味着“别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个‘我’，就成为我的对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内隐，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眼睛。只有在别人身上，我才具有对类的意识。”［29］“也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30］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是作为对象性关系而存在的并通过对象性活动而相互内在联系。这种对象性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1］通过实践活动建构“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人在与自然的内在联系随着实践活动而不断深化，自然成为人的“无机身体”。通过实践活动人类建构起与自然的生理性、理智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的内在联系，使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存在物，人亦是如此，因此要立足于对象性关系以及实践活动来研究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不能屈从于资本力量和人类的财富欲望，不能被科技理性所左右，不能“唯自然至上”，也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换取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人的财富欲望应该服从“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科学技术的进步应立足于“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这才是满足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生态观。
作者:郑柏茹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0、179．
［3］［9］张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96、103．
［4］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11．
［5］［6］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56、362．
［7］［26］［27］［28］［30］［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3、220、210、211、187、162－163．
［8］［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2、928．
［10］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58．
［11］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12］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3．
［13］波普尔:科学革命的理性［J］．世界科学，1979(8)．
［14］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现代性基本读本(上)［C］．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61．
［15］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6．
［16］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
［17］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3．
［18］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946．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21］埃里希•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0．
［22］ArneNaess，IdentificationasASourceofDeepEcologicalAtti-tudes［J］．RadicalEnvironmentalism，PhilosophyandTactices，EditedbyPeterC．list，WadsworthPublishingCompany，1993:25．
［23］［24］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