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观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会文化观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1篇
社会文化观是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Vygotsky)提出的,作为前苏联著名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研究具有两大特点：第一，研究人的心理问题立足于以语言为基础的维度。维果斯基认为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中，个体的心理机能是伴随着对符号系统的掌握和内化而发展的。符号系统作为心理工具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刺激形式，人们可以使用它们来影响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而在符号中，词、言语是最为常用的刺激手段。词和言语先于语言社团中形成，而后成为个人的心理手段。第二，研究人的心理问题采纳一种以文化为取向的研究策略。作为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创始者，维果斯基不仅“更重视大的社会环境和小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强调文化和历史的社会因素和个人特点的关系”。还认为个体认知的发展是由语言工具及社会文化历史经历所决定的，言语思维不是天生的自然行为形式，而是受到历史文化过程制约。由此开辟了在心理语言学研究中引入社会文化和历史元素的先河。维果斯基从语言、社会历史文化和社会互动的角度揭示人的心理活动与心智发展，从而创立了社会文化发展理论，该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教学在发展之前(LearningPrecedesDevelopment)。在认知能力与学生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以传统心理学家皮亚杰为代表，认为成熟也就是智力发展是学习的前提，学习只有在心智和脑力都发展成熟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另一派以维果斯基为代表，他们强调教导对孩子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在发展之前的学习活动才是有意义的。
(二)语言是认知活动的重要媒介。学习媒介一向被人们视为是社会文化观的理论中心。媒介的字面意思是指帮助完成任务的某种工具，比方说是农夫耕作的锄头，裁缝缝纫的剪刀等。社会文化观就强调人类需要借助工具和符号系统对自身行为进行调节，其中语言作为最有利的一种符号媒介可以帮助人们将外界的社会语言内化为个体内部的心理机能。
(三)社会互动和知识内化。维果斯基强调一切学习活动的基础是社会互动，社会互动先于知识和能力的发展。因此缺乏互动的学习行为与维果斯基的教育理念是矛盾的。
(四)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维果斯基认为在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两个水平：现有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这两种发展水平之间的区域即是“最近发展区”。最近发展区可以说是社会文化理论中最著名的一个概念。透过这个概念，一方面人们看到了要想使教育对学生的发展起主导和促进作用，就必须确立学生发展的两种水平：一是其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学生能独立解决问题的智力水平，二是学生借助他人的协助可以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研究者把注意力投放到了如何帮助学生穿越最近发展区，向其潜在发展水平靠拢这一问题上来。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比较知名，影响也较大的就是基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由布鲁纳(Bruner)、伍德(Wood)等人提出的“支架”理论。
二、支架式语言教学(ScaffoldingInstruction)
(一)支架的定义和实施步骤
支架本意是指建筑行业中使用的脚手架，当它被用来代指语言教学模式时，则是指由教师提供帮助，引导学生逐步掌握、建构和内化所学的知识技能，最终学习任务由教师转移向学生，使他们可以独立地进行更高水平的认知活动的一种教学模式。支架式语言教学是社会文化观在语言教学上的具体应用。完整的支架式语言教学活动应包括以下五个环节：
1.搭建脚手架—该步骤是支架式语言教学模式的必备前提。教师在分析学生的学习任务和学习能力后，根据当前的学习主题，按最近发展区的要求建立概念框架，提供学习支架。
2.进入情景—创建真实的语言环境是支架式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一环。优化语言环境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真实体验需要解决的任务，激发学生参与活动、表达自我和迎接挑战的热情，更可以切实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
3.独立探索—这里所说的独立探索并非指学生仅凭一己之力，无需他人指导和协助。而是指先由教师引导启发，发挥支架作用，帮助学生沿支架逐步攀升，到达一定阶段后，教师撤去支架，让学生能继续在概念框架中前进。
4.协作学习—进行小组的讨论和协商。讨论的结果可以作为独立探索期间所学成果的有益补充。在共享集体思维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对当前所学概念比较全面正确的理解。最终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构建。
5.效果评价—这是支架理论中重要的后续保障环节。包括学生个人的自我评价，学习小组成员的相互评价和教师点评。这一环节对于支架式教学之所以不可或缺在于其可以决定何时脚手架可被拆除或移至他处。
(二)支架式教学的内涵
1.在“最近发展区”内开展教学。支架式语言教学本身就是在最佳发展区域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支架”何时搭建，搭建“多高”就必须要遵循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既要立足于学生的“现有水平”，同时也要促进学生“现有水平”向“潜在水平”转化。如果支架的搭建低于学生的现有水平，那支架可以说毫无意义，超出学生的未来水平，又无法促成学生实际能力的增长。因此只有在最近发展区内，才能充分发挥脚手架的支撑作用，不停顿地把学生的智力从一个水平提升到另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平，从而帮助学生顺利穿越“最近发展区”。这一点与克拉申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即语言输入要符合“i+1”的基本特征不谋而合。
2.有效的师生合作和互动。支架式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强调要以师生互动为背景构建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的互动教学模式。说到有效的师生间的互动，就首先要注意区分扶助式互动与传统的师生之间进行的发动-回答-反馈(initiation-response-feedback)模式。二者虽都包含师生间的问答及信息的反馈和评价，但二者的过程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发动-回答-反馈式对话
师：秋季过后是什么季节？
生：冬季。
师：好孩子。
支架式师生对话
生：不论他的种族和信仰，每个人都应得到同样的权利和保护。
师：是的，每个人。(教师接受学生的回答并等待)
生：不管他们是公民还是非法居留，他们都应得到同等的保护。
师：我同意你，但你有把握吗？(教师要求学生对他的回答加以详述)
生：因为书上这么说。
师：是吗？因为书上这么说？(教师接受学生的回答并继续等待学生的详述)生：也因为它们(第十四修正案)说不该不经过双重程序夺取任何人生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拥有财产的权利。(学生为他的思索寻找根据)
师：好。但他若不是公民呢？(教师重点指出第十四修正案中的一个要点)
生：这对任何人都有效。
师：好。那么第十四修正案对你有帮助吗？(教师将学生的学习和移民经历联系起来)(芮茵，2007：267)
可以看出在发动-回答-反馈的常规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只要求学生证明他明了某一事实，侧重结果本身，而在支架式问答中，教师充当“脚手架”，侧重于学习过程，目的旨在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一步步向正确答案靠近，从而帮助其自身能力获得实质增长。
3.支架要动态渐撤。在贯彻支架式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教师的一大“艺术”除了表现为要知晓如何搭建合适的“脚手架”外，还要知晓何时停止提供学生支持平台。如果支持平台维持时间过长，学习者将无法培养自主语言运用(autonomouslanguageuse)所需的独立性。因此教师提供的扶持应二者兼顾，既做到及时恰当的给予支持，还要做到当学生能独立进行学习时，能够改变，转移，重建甚至拆除支架。
4.看到协作的多样性。协作除了Vygotsky所提到的成人扶持(adultguidance)和能力强以及能力相当的同侪(capablepeers)的协作外，VanLier(1996)指出了在最佳发展区内可以提供另外两种支架方式。一是学生可以与比自己能力低的同侪共同工作，从教导扶助他人的过程中帮助自己明确概念，延伸知识，做到教中有学。二是还可通过自己的独立工作，从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记忆储存中实现知识技能的内化。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2篇
网格一词最初只是作为一种技术载体，将高速互联网、高性能计算机、大型数据库、传感器、远程设备等融为一体，为科技人员和普通百姓提供更多的资源、功能和交互性。而网格化社会管理则是将这种网格的理念延伸社会管理领域中。所谓网格化社会管理，意指通过地理编码技术、网格地图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将不同街道、社区划分成若干网格，同时将网格单元内的人、事、资源、组织等要素形成多维的信息体系，通过网格单元进行对接，借助一定的反馈系统，一旦发现问题，都能及时传递至指挥平台，通知相应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实现城乡社区的全方位和高效管理。从这可以看出，网格化社会管理显然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运用，而是借助于网格平台，通过资源共享、快捷的反馈和高效的服务来应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僵化和低效问题。有媒体报道显示，近年来，全国有众多省份的基层单位都尝试了网格化管理创新，例如北京、浙江舟山、上海、镇江、四川成都以及南京的仙林等地先后都推行了网格化社会管理，也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的积极尝试。网格化管理一出现就受到学者的关注，如童星以南京仙林街道为例，提出网格化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在于组织创新，认为网格化管理的核心在于通过网格化组织创新的手段来增强基层社会管理的动力和活力，提升社区服务的水平[1]；而文军则提出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具有规范、清晰、高效、创新、综合、统一等优点和特征[2]；杨宏山、皮定均则提出网格化管理在提升政府回应性、拓展社会协作、改进管理效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3]。竺乾威借助于公共管理的无缝隙管理理论，认为网格化管理的意义在于打破了部门、层级以及职能的边界，提供一种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精细的、个性化的全方位覆盖的公共服务，重塑了公共服务的流程[4]。上述探讨无疑是对现实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及时回应，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但却都偏重案例研究，而对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历史背景、运作逻辑以及中国情境下其功能如何演绎加以分析，故本文将在梳理网格化社会管理这种新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网格化社会管理何以发生、应具备哪些功能等议题。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背景
应该说，网格化管理创新是在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严重滞后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统领下，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观上选择了正确的制度路径之外，还得益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在一些城乡基层单元，在经济管理层面都尝试了不同程度的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导致我国的单位制趋于松解，以前由单位承担的诸多职能逐步社会化、市场化；而随着我国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城乡社区格局骤变。然而相比于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层面的变革显然是滞后和不足的，已远远不能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也让传统的社会管理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冲击。戴维•米勒曾指出，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遵循不同的场域规则，市场资源配置和机会的公平原则是“应得”。在市场领域，每个人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而确定的，而在社会领域，资源和机会是按照需求原则来配置[5]。显然市场的场域规则不能替代社会场域的规则。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可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甚至能达成一种共赢局面：因为“好的市场经济”鼓励公平竞争，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会管理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我们发现在中国改革以来的转型阶段，两者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管理的滞后和无序增加了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并没有能通过市场化自动调节的方式来解决，并且很多社会问题恰恰可视为是市场外部性所带来的；显然，市场化也并没有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破解社会事务的困境问题，除了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带来市场失灵现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规制包括伦理制约的现行市场体制所遵循的单一经济理性往往带来赢家通吃和精英结盟，并不会自发关注弱势群体；不仅如此，缺少监管机制和价值关怀的市场化逻辑已被贯彻到社会场域中，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尤其容易在城乡基层的社区结构中显现，也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挑战。
其次，人口流动对社会管理的冲击。随着单位制的松解，个体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包括区域意义上的横向社会流动和职业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开始出现，这些都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垂直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原本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在我国转型期，却带来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阶层固化等症状，这是很多社会问题发生的背景因素。同时，由于我们正处在信息化时代，因此，这种影响因素也在不断放大，从而引起民众的怨恨与不满；横向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则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过一亿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往返的钟摆式流动，这不仅给城市的管理和服务带来挑战，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一些社会后果，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这就给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带来了挑战。
另外，行政管控对社会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来，我们一直提倡把社会领域的事务回归给社会，让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这样才能让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务，但事实上在我国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边界有时很难分清，正如，还有两个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会事务，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预或影响社会事务。一是对社会组织不放心，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成长会危及社会的稳定性，或假设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础；二是和利益有关。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管理社会事务也意味着能掌控一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资源，这也是一些部门不愿放弃手中权力和资源的原因。这不仅和我国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管理的自主性：因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区在资源和服务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区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相应的社区资源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动员和整合。显然，这种行政社会下的管理忽视了“社会”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会自身应该做的事情，将社会纳入行政的控制范围，并不利于社会的成长[1]。行政管控下的基层社会不仅很难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协调，以及自我服务”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国执政党多年前提倡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理念。
总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也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的需求，更无法应对一些过渡性和增发性的社会问题，因而网格化管理显然就是对传统社会基层管理现实困境下的一种回应和创新，那么这种社会创新遵循何种逻辑？
三、何以可能：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各地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数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组团式服务模式”、上海、镇江、四川以及南京栖霞等地尝试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网格平台进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务把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网格进行划分，运用网格地图技术将某一辖区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作为最小的管理和服务单位，这些网格既不同于基层的行政划分区域，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单位。网格化管理改变以往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实现对管理对象的全面化、无缝化、高效化、节约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种思路下，网格需要对空间范畴再确认。
值得关注的是：网格不同于社区，我国目前社区不仅存在行政化倾向，而且社区之间的异质性大，不少社区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资源共享的层次太低，即社区服务贫乏，居民参与度低，因而社区无法满足共同体的需求，这也是各社区通过网格划分实现空间关系重组，应对上述困境的一种尝试。
下面我们以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为例看看网格是如何划分的。南京栖霞区仙林街道的行政区域面积23.17平方公里，下辖3个社区居委会，11家商品房小区，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学5所，常住人口2.2万余人，在校生约12.8万人。尽管仙林街道下辖三个社区居委会，但由于近年来多所高校的入驻，失地农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开发，入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骤增，三个社区居委会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为了应对辖区所发生的变化，在原有区域内进行网格划分是仙林街道网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图1展示了整个仙林街道划分的6个一级网格，46个二级网格，以社区为基本单位设置了1156个三级网格[1]。
网格划分遵循了“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则。所谓“横向到边”，是指管理和服务上要将原有科层管理所疏离的地带纳入管辖范围，做到无遗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带，这些空间往往既是滋生社会问题的场所；而“纵向到底”，是指网格在层级结构上，“通过网格直接联结服务对象，使它的触角延伸到了最底层”。横向到边以及纵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现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网格将资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网格化理论的最初理念，“网格化管理对终端用户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过多层多渠道协议体系实现网格资源有效利用和业务协同，在动态复杂背景下实现多组织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降低终端用户使用和组织管理复杂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网格化管理为现代复杂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方案。”[2]在这个意义上，网格划分是尝试化解复杂情境、以更好资源服务群众的一种策略。现实中的网格划分往往会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务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众、易于管理”的划分原则，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异性”的原则，将全区187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网络，根据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况，将网络划分为住宅、商务商业、企事业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四种类型；在城乡结合带，根据农村、城市、工业园区的不同特点，将全区划分为605个单元网络，其中社区网络143个、村庄网络440个（364个规划保留村、计划拆迁村76个）、园区网络22个；在农村地区，房山区将农村网络分为“村民住宅区、农业生产区、林地区、坑塘水面区、荒山区、滩涂区“六种类型，密云县也出现了”社区网络、村庄网络、农地网络、山场网络、景区网络、工业区网络”等[3]。
网格划分并不止于一种空间关系的重置，而是责权利的再落实。例如北京东城区一共约有1万平方米，将其化为1539个互相联接的网格单元，配备350名城市管理监督管理员，这些监督管理员的职能就是对其管辖网格内的城市部件进行监控，所谓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环保、园林绿化、房屋土地等相关设施，这些设置被逐一登记编码，每一部件按“市辖区代码-大类代码-小类代码-部件名称-归属部门-问题位置-所在网格号“编码，并纳入地理空间数据库，”从而在21个行政执法部门，6个政府职能部门和10个街道的保洁队、绿化队之间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说，网格化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无缝隙管理”，即为了解决打破部门、层级以及职能的边界，解决好部门机构的协调和整合问题，针对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种整体性治理，“无缝隙组织以一种整体的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方式提供服务。”[4]网格化管理通过网格划分、责权利的重置，同样也希望能破解科层固化、部门推诿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网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静态地将网格划分，在图2的简单网络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网格包括一定的动态结构，这种结构不同于传统的科层结构，它包含了四个组成部分，即网格化服务对象、网格巡逻人员、指挥中心、服务职能部门，形成了五个渠道，即对象采集渠道(1)巡逻监督信息上报渠道(2)资源调度渠道(3)服务渠道(4)对象主动触发渠道(5)两种内部监督机制（职能部门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巡逻监督人员监督机制）和一个外部监督机制[5]。通过网格化管理操作层面的流程我们能看出在网格划分之后，还具备一定的责任落实机制（参图2）。值得关注的是，网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国基层组织执行过的目标责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标责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称为是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其显著的差别是：以前的目标责任制主要是针对经济、计生工作等硬指标，而网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是一种“结果取向”（包括硬指标以及弹性任务），并且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满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软指标”，作为考核的依据；而传统的目标责任制是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管理”（如考评、奖惩等）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状/书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进行层层签订，以期获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综合管理方法，因而这种目标责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级之间形成一定的契约关系，有学者称之为“压力型体制”[1]。但是在上述的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中我们能看出这种目标责任是基层政府推动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诉求和民意评判，因而网格化管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契约，也是在政府推动下吸纳社区基层民众积极参与的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
四、何以可为：从管控到服务的功能演绎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推进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体的日益分化，社会生活的风险明显增加。为了应对这些风险，近年来，一些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种“消极的社会管理”，即认为社会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会，“不出事”、“摆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为逻辑，这种管控思维体现的是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的政绩取向，象北京市东城区初期的网格化管理中曾经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则，即网格助理员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网格，网格管理员定期汇总，一般纠纷不出社区，街道指挥中心定期分析，负责纠纷不出街道。”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尽管网格嵌入了社区，但是网格在扮演具体功能时还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维稳思路，这显然是压力型体制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将以前的GDP的经济指标压力转化成发生率、上访率等指标压力。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往往会把社会管理的任务简约为维护地方社会的“底线”稳定，使网格化管理成为维稳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方式。
这种模式在历史的特殊阶段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如果我们把“维稳”视为“唯稳”，这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维稳观[2]。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加，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现象。然而，面对利益关系复杂化和社会矛盾增加的趋势，关键在于正确定位和判断矛盾与冲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没有一套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规则和程序，矛盾积累起来，得不到及时化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整个社会也必将付出巨大代价[3]。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没有基层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并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即管控和维稳思维下的这种网格化管理往往会掩盖一些真实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也没有带来制度化的利益协商机制，正如下图中我们例出的网格化两种功能的差异。
尽管管控和维稳思路下的网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网格，通过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来及时发现问题、协调问题，也有利于快速处置问题，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这种网格化管理确实能发挥积极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国家和社会正常转型期，仍然一味强调这种网格化管理的这种单一功能是有悖于网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网格理论最初提倡的是一种需求导向的“服务、效率以及资源共享”，通过网格化提供积极的服务，除了网格中的资源共享之外，还要借助网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机制，网格化管理的最终目的可以通过民意表达机制自下而上地理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基层群众的纽带关系，即走向积极的服务型的网格化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目前的网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网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绩约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关注“上访率”和的“不出事”逻辑。因为“地方社会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组织网络，正式的政治领导角色应该是去识别这些网络，协同处理地方政策问题或者建设新的网络，以解决特定政策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他们的政治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引导和控制，而是通过协调和建立合作去保证他们应该负责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说，如果从管控型网格化管理能演绎至服务型网格化管理，势必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地方政府从压力型政府真正过渡至服务型政府。
我们认为，网格化管理从管控到服务功能的转变能带来一些“意外后果”：即通过“服务”化解管理甚至管控中的一些疑难杂症。上述的南京栖霞仙林街道就是个例证。网格化管理推行后，仙林街道机关除保留少量机动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下沉到一级二级网格，形成了一种“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的机制。街道将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稳定、社区管理等社会管理内容纳入网格化城市管理平台，网格化管理实施短短的一年多后，街道社会管理与服务水平显著提升，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评中由过去的20多位一跃成为排头兵，被列入2010年南京市城市管理十大创新项目。走访中我们看到：随着网格化的实践，党群干群关系日益融洽，一些“钉子、上访户”也不再是“刁民”了。第三方的民调显示：群众满意度达到95%以上，幸福感持续提升。这是提升服务解决难题的一个例证。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博物馆文化 城市 建设 作用
博物馆文化既是人类社会财富，又是人类历史进程。所谓社会财富，是指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其中包括历史遗留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所谓历史进程，是指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的素质不断提高的文明化过程。
博物馆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近代，博物馆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以欧美发达国家博物馆为代表的博物馆文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博物馆和博物馆文化成为社会和城市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伴随着社会和城市文化的快速发展，也促使了博物馆和博物馆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和提高。
博物馆文化主要是以藏品文化为主体、职能文化为辅助的博物馆综合性文化。藏品文化是指以文物标本所渗透或代表的历史文化，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具有固有的稳定性；职能文化是以博物馆人的工作为表现所反映出来的博物馆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职能，它主要是以藏品文化为基础，并围绕藏品文化这个核心而开展和形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它因人而异，因社会环境而异，具有可变性。两者相比，博物馆的藏品文化不应社会（特别是社会政治）的变化而随意变化，职能文化在传承和传播方式、方法上却应随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博物馆文化在现代社会和城市文化建设中具有如下方面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在社会和城市文化教育中的辅助作用。
博物馆文化是社会和城市文化的象征之一。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辅助教育作用。它虽与专业教育不同，但它具有社会化教育、辅教育、业余知识型教育等特点。从教育的角度讲，虽然它不是专业性的学校教育机构，但它可以起到学校教育中同样学习知识的作用；从科研的角度讲，它不是专门的科研单位，但是它所研究的对象，对社会科研工作者可以起借鉴的重要科研分支作用；从资料的保存角度讲，它不是公共图书馆，但是它具有可以给社会各界查找历史资料的人们提供实物标本的功能作用。因此，博物馆文化社会教育的特殊作用，是任何专业化的教学单位都不可取代的。
二、在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中的传承作用。
博物馆是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的专业收藏、陈列展览、宣传教育机构。一是博物馆对藏品的收藏和通过博物馆职能对藏品文化的正确发展，为保护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传承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发挥着宣传教育作用。二是本着对社会和历史文化负责的态度，为确实保护好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见证物，认真做好博物馆的藏品收藏、征集工作，发挥着博物馆的职能作用。三是通过对藏品文物的科学研究工作，把文物知识传播于当世，传承于后世，对于全民保护文物和学习、了解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知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四是运用博物馆公共文化场所的社会化职能，随着博物馆免费开放的需要，结合实际改变和改革传统的方式、方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征集社会化、科研专业化、传播与宣教市场化，对社会和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起着服务作用。
三、在社会和城市旅游文化中的观赏作用。
博物馆文化是旅游和旅游文化的重要人文景观。旅游及旅游文化是近代兴起，现展的一种新的现代产业文化。博物馆之所以能够在现代迅速繁荣和发展，是与旅游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崛起分不开的。尽管博物馆不是旅游业，但是博物馆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历史文物实物资源，对游客具有挡不住的诱惑。因此，博物馆作为现代旅游业异常重要的人文景观和不可回避的旅游资源，是旅游业经营精英们的重要发现。
四、在社会和城市科学文化中的研究服务作用。
博物馆的主体文化是藏品文化。就是说博物馆最主要的功能是记载和研究自然及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没有藏品文化的基础，就没有其它职能文化的开展。围绕藏品和藏品文化，博物馆需要做的就是收藏、研究和教育三项基本工作。收藏是对文物、标本等实物资料进行更好、更科学的保护和管理。研究是对藏品文化的发掘和历史文化的总结。教育是围绕藏品文化进行宣传，使人们更多的了解社会的进步，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而作为主体文化的博物馆藏品文物、标本是科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对社会和城市科学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研究和服务作用。
五、在社会和城市建筑文化中的示范作用。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农村;文化;管见
几年前,我省赣州市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念,并已取得了骄人成绩,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生活质量有了较大改善,村容更加靓丽了,人际也更加和谐了,到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中,赣州市新农村建设抓住“以人为本”的准绳,突出思想文化建设的核心,在全国取得了示范性成果。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思考,笔者认为,要实现新农村的发展要求,关键在于“人”的塑造,用先进文化去刷新“人” 的思想,把传统的农民改造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这便是治本之举。因此积极有效的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当然,在技术操作上,我们仍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笔者想就此谈谈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些看法,以飨读者。
一、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文化建设能普及人的知识,更新人的观念。
塑造新农民,关键就是要用先进文化的理念去灌输人、武装人,去改造人们头脑中的劣根文化,去更新农民的旧观念、旧思想;就是要用法治的观念去替代权力的观念,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去替代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用产业化市场化的理念去替代小农经济意识;就是要敢于创新而不因循守旧,讲科学而不弄迷信,讲理性而不耍愚味。要达到上述目标,文化建设可不能通过单纯的行政命令,而要通过各种宣传、讲座、表演等形式,让人们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的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洗礼,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2.文化建设能调节人的情感,促进人际和谐
广大农村地处僻壤,人民生活如井底之蛙,孤弱寡闻,少见为怪。若使群众参加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一则能满足其自身的精神需求,二者能做到劳逸结合,把自身心理状态调控到一种平和的程度。这样便有利于人们消除疲劳,保持充沛精力和一种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这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3.文化建设能凝聚人心,让大家团结奋进
人们通过参与文化活动交流了感情,促进了理解,达到了对某种问题的谅解和心理认同,也就聚合力量,使某种意志和社会需求得到实现。这在以往许多重要历史时期都有先例,如战争岁月、抗击自然灾害和重大工程建设等重要关头,文化工作者通过带有思想倾向性的文化宣传使参加者情绪激动,斗志昂扬,为共同利益而团结凝聚起来,形成强大合力对付共同目标。在新农村建设中,文化活动的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载体,引导、教育广大民众爱国爱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用科学发展观来建设美好家园的时代洪流中去。
二、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许多问题和负面影响
1.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投入偏低
尽管中央及省一级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文件,但对农村的文化投入比重仍然偏低。文化投入偏重城市,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有资料显示:二零零九年国家投入的文化事业费中城市占七成以上,农村文化不足三成;东部地区占八成以上,西部地区不足两成。部分的乡村领导也认为,经济建设能出实效、文化建设只是一种摆设,可有可无。这种不对称的观念,人为的将经济与文化割裂开来,使得两者不能同步发展而导致失衡。
2.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薄弱,物质载体缺乏
在许多村级文化场所中,真正把乡村文化生活搞得红红火火的,所占的比例不高,多数村落说有文化场所,但顶多算是老年活动室,无非是几张桌凳、一台电视和几本书而已,连个藏书百册的小型图书室都难以找到。据笔者了解,不少农户几乎没有文化消费概念,他们工闲时聚在一起或玩牌搓麻将或三五成群的聊天、看电视,粗略调查显示:一个月下来能看本子书或写点子字或参与一次文化活动的人不到一成。由于文化生活和教育阵地的匮乏,思想、道德感召力在减弱,娱乐文化生活陶冶力在下降,世风有些变浊,宗教迷信在抬头,等赌博却盛行开来,这便败坏了社会风气,给农村的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带来困难。
3.农村文化管理不顺,文化队伍建设不齐。
近年来,在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农村文化建设曾一度火热,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但其中也有部分村级文化阵地建设是为了应付上面的考核,软硬件设施东拼西凑,内部的管理不顺,队伍建设也不全,有的干脆“盖好庙后不纳和尚”,让其处于荒废状态。因此依托文化拉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应并没有真正显示出来。于是负面影响接踵而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何谈和谐社会?
三、应当落实乡镇文化站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职能
乡镇文化站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繁荣新农村文化生活的前沿主阵地,在政策上应当竭尽其职能效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营造新农村文化氛围
乡镇文化站要善于发挥文化的优势,将内容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寓教于乐,情理交融,传播先进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要在营造新农村文化氛围中起示范、导向作用:组织文艺宣传队送戏下村,在新农村撒播文化种子;发现文艺人才,及时培养人才;辅导民间艺人创作新农村文化题材的节目,力求潜移默化;以村落文化、节庆文化、校园文化为重点,带动群众性文体活动开展。如南康市赤土畲族乡文化站长期坚持“文化搭台,民营唱戏”,成功举办了多届农民艺术节、老人节等活动。
2.辅导文化艺术骨干,创建文化艺术队伍
乡镇文化站在辅导新农村文化艺术骨干和发展新农村文化艺术队伍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建立一支素质高、艺术精、讲奉献的新农村文化艺术队伍,是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乡镇文化站有条件也有责任做好这件事。如南康市唐江文化站就始终以辅导新农村文化艺术骨干队伍为重点,根据当地的特点和优势条件,举办了多期采茶戏学习班,培训了30多名采茶戏男女青年演员,在新农村文化活动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还有龙岭的鲤鱼灯培训班,大坪和横寨乡的唱元宵龙船歌培训班,龙华的中老年秧歌培训班等等,只要文化站组织起来了便能发挥极大地推动作用。
3.弘扬民族民间文化,创建农村特色文化
乡镇文化站要在弘扬民族民间文化和创建新农村特色文化方面起示范、主导的作用。地方性民间文艺的挖掘和传承利用是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需要,是弘扬民间文化艺术的需要,更是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需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农家故事会”、“鲤鱼灯贺新春”、“彩灯闹元宵”、“吹打乐演奏会”、“戏曲擂台赛”、“文艺大汇演”、“欢乐家庭”等活动应纳入日常工作中。去年,南康市文化馆牵头几个乡镇文化站在“非遗”工作中创建了龙岭的鲤鱼灯文化、大坪和横寨乡的元宵龙船歌文化、龙岭和浮石的天车文化等农村特色文化,成效卓著。
4.通过业务辅导,健全村级文化俱乐部建设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社会性别理论让人们从社会意义方面重新认识性别，而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有助于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并优化其秩序。鉴于学校教育与性别文化建构存在非常密切的关联，针对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提出了在文学与文化教学中培养与形成大学生社会性别观念的途径。
一、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一说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采用英语语言学范畴中的词汇“gen-der”，表示性别的社会构成，标示受后天习得的性别规范和行为，以区别于具有自然生物属性的“生理性别”(sex)。后者所指的自然的性别差异，已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本质主义的性别刻板模式，其不良后果“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性别分工，它的宿命性质使得性别身份具有某种神秘的(尤其对女性而言)悲剧色彩，像是男女不平等、女性永世不得翻身的自然基础”
这种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中西方的文化观念里均有根源，并随着各自的文化经典著作和思想的传播，深深地浸染于人们的传统思维里。被基督教社会奉为经典的《圣经》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奠基石，其中的《旧约·创世纪》里说，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夏娃，是上帝为亚当找到一个适合的帮手，用男人亚当的肋骨造成的，她不仅是为男人而造的，并且应当依附于男人；后来因偷吃了禁果，并且诱惑亚当一起犯下原罪。因此，女人成为人类堕落的根源，从而由上帝安排，承受生育之苦的处罚和通过繁衍后代得到救赎。
在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对女人有“三从四德”的要求。古代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而从古至今，传统观念里的重男轻女思想也是根深蒂固。这些腐朽的传统思想沿袭至今，多多少少还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性别观念。
现代女权主义思想对性别歧视在文化观念中进行了追根溯源，对性别作出了社会因素考究，其理论来源和结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中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社会)造成的。它明确指出，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在角色、态度、价值、关系等方面受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观念所影响，这种观念往往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遭到歧视，并影响妇女行使自己的权利。社会性别的提出，让人们重新认识性别，即对性别有一个社会意义方面的新观念，从而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并优化其秩序。
二、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作用
在当下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和秩序的优化进程中，妇女问题与环保、人权、贫困、能源等问题是同处在一个层面上。社会性别的提出，有助于丰富推进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方法。社会性别视角的目标是推进性别平等，在当前妇女处于弱势情况下，它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另一方面，它也反思男性在社会活动中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社会性别视角不仅从政策上和行动上推进性别平等，促使妇女参与决策，而且还体现了一种民主化、多元化的现代意识。因为“它更关注的是两性的关系，关注的是妇女和社会的关系”，超越了孤立的女性问题。利用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具体问题，其角度就会更广泛，其批判力量更具针对性。而在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中充分运用这个视角，不仅能引导青年男女学生培养健康的性别观念，全面发展他们的个体生命，而且，还能加强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树立以平等待人、尊重差异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社会问题的积极而向善的人生观。
三、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
首先，从学生们自小就接触的经典童话故事来看，其中受褒扬的女性多为美貌善良、谦虚温顺、乐于牺牲自我的形象。如灰姑娘是因为被打扮得美丽耀眼而受到王子的追寻，白雪公主和睡美人默默地等待王子的拯救，美人鱼为了爱王子而不惜失掉自己的声音和生命，等等。这样的传统阅读文本让男生女生们形成一种看法，女性要等着男性来唤醒，而男性可以主宰世界并拯救女性。在学生们的性别基本感觉里，男孩是力量型的，是救助者；女孩是柔弱的被救助对象。在教科书等阅读材料方面，有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含有不少性别偏见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省略、忽视、刻板化和歪曲等方面。很少涉及女性的人生、理想、事业等公共领域的宏大主题。学生长期在具有性别偏见的教材影响下，又缺乏教师平等的性别观念引导，很容易在意识观念里忽视女作家和有丰富内涵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把自己置身于趋于单一性别的一片“男色”的天空下，对于自身和他人特别是异性的价值评判和存在状态就很难形成两性双向参照的考虑角度。
其次，教师的性别刻板观念也是制约学生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副作用之一。在幼儿园里的角色扮演游戏中，老师通常会给男孩子扮演警察、医生等强有力和救助的主体，而多让女孩子扮演被伤害者或护士等被救助的或起辅助作用的人物，却很少让他们互换角色。史静寰评论说，“成人是在无意识当中扼杀了孩子这种反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尝试的愿望，硬把它纳人到传统性别规范中去。”这种误导一直延续到大学。有一部分大学教师仍持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如认为女生比男生更适合学语言，因此鼓励女孩把英语、汉语等当作职业目标来学，以便将来做老师、秘书或译员等；而鼓励男生把语言当作工具来学，为将来做管理者、医生或律师等打基础。体现在教学上，教师会无意识地对女生的语言学习要求比男生更高更严，从而间接地造成性别因素对学科教育的影响。这样，学生从小到大在受教育的同时也内化了的单性传统性别观念。
四、社会性别观念的培养与形成途径
(一)学习和理解社会性别理论。要求教师在讲授这一来自西方的性别理论时，一方面要指出其指导意义在不同的文化疆域里的共性和差异，使学生能排除对舶来理论的陌生感，同时对该理论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比如说，该理论的普范性观点在于：“揭示了一个根源性的东西，无论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我们看到的男和女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不是指生理上的，而是一种社会上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学生的现实情况和本土化需要来向学生引进这一先进的理念。应注意选择学生熟悉的案例，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来讲，好让学生对理论减少了隔膜感，而与现实更为贴近。
(二)改变教师刻板的性别观。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较深的教师很容易表现出不尊重性别差异的不公正性别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应该加强对教师的性别教育进行培训。如在师范院校和其他教学法培训课程中安排有关社会性别教育的内容，提高教师社会性别知识和能力，锻炼其洞察教学中性别偏见问题的敏感性，从而使教师有能力对教科书中带有性别偏见的内容重新阐释，赋予新的意义，或者对教材在性别观念方面滞后于时展等欠缺作出弥补，引领先进的性别观，确保学生受到健康良好的性别观念的影响。另外，还应鼓励教师选用消除性别偏见或编写体现两性平等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教材。
(三)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解读文本。在教学中引进性别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无疑是让学生获得一个以全新的性别观念重读文学经典和文化现象的科学分析视角。一方面，应该引导学生重新解析被埋没、被压抑、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还从社会性别角度揭示男权思想对两性心智发展的负面影响、反思男权中心意识主导下的文本评价尺度，从而还原一个消除性别偏见、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文学历史天地。
(四)以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和分析文化现象。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事物和现象进行分析批判的思维能力，而不光是被动地接纳概念知识的传授。可以用具体的案例、调查所得的数据、影音材料，或者让学生亲自到课堂外面去观察并记录生活中的现象等方式，让其接触和目睹真实的现实。
(五)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既然社会性别理论矛头直指社会性别本质论对人性的强制性规约，那么受性别本质论僵化的文化角色就包括男性和女性。因此，要引导学生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共同关爱男性和女性的精神健康，不仅解构和反思父权社会意识形态下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而且要分析男性在社会性别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而遭遇的巨大压力，从而指导男性和女性，从种种荒谬的、陈腐的、褊狭的旧性别观的误区中解放出来，达到两性共同发展自我和创造世界的和谐合作境界。
参考文献：
[1]李小江等著.文化、教育与性别：本土经验与学科建设[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