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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一、指导思想
为了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加大对农村地区促进就业工作的投入和支持,不断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来源渠道,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努力使农村中富余劳动力在不断提高素质的同时,转移到二、三产业发展中来,切实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使城市建设和农村发展良性互动,有机统一。
二、目标任务
完善以政府主导的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社会责任体系,紧紧围绕以促进非农就业为目标,千方百计扩大非农就业,建立各镇促进非农就业联席会议制度。各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定期研究促进非农就业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及解决的方法,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促进非农就业的各项扶持政策,形成促进非农就业的长效机制。期间新增就业岗位每年不少于3万个,其中非农就业每年3000人次以上;农村“双困人员(生活困难、就业困难)就业安置率努力达到100%。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素质。期间培训各类职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达到其总数的80%以上。
三、主要措施
(一)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各项功能,大力推进非农就业
1、健全政府促进非农就业责任体系,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调控功能。强化各级政府促进非农就业的责任、完善促进就业目标考核体系,把就业目标与经济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同布置、同检查、同安排。根据每年制定的促进就业目标计划,明确考核内容和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给被考核单位和相关部门。
各镇政府应加大政府促进非农就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完善政府出资购买就业岗位的各项管理措施,形成优先吸纳本地区劳动力就业的良好环境。
2、不断优化就业扶持政策,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政策支持功能。根据的实际,实施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和实现自我创业给予交通费补贴与创业补贴政策措施,对农村“双困”人员市场就业的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补贴标准按镇保缴费基数设定。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非农就业。对能创造较多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和有效的扶持。发展有一定就业容量、能提供公共服务事业并适合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公益性项目,支持有市场潜力的非正规劳动组织发展壮大。同时疏通劳务输出渠道,扩大输出规模。
3、重视解决纯农户的就业问题,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引导功能。在全区对纯农户家庭的人员结构、文化、技能、求职意向等开展排摸,期间,对纯农户家庭,实现有一人以上非农就业,提高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4、健全农村“双困”人员就业援助机制,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托底安置功能。完善对农村“双困”人员的就业托底机制,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拓宽农村“双困”人员安置渠道。加强对农村“双困”人员进入、认定、退出的动态管理,确保出现一个、认定一个、安置一个、保障一个。
5、优化社区微小型企业创业环境,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就业扶持功能。认真落实农村富余劳动力享受与城镇劳动力相同的就业服务和就业优惠政策,积极做好开业贷款的政策扶持工作,有条件的街镇应当提供创业场所,提供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创业经营场地,加大开业指导工作力度。农村富余劳动力创业贷款5万元以下,免除个人担保,积极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创业促就业。
6、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健全网上公共职介平台,在现有就业服务机构三级网络的基础上,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建立农村就业服务中心,开设专门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求职服务的公共招聘就业窗口,方便求职,降低求职成本。全面掌握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和求职意向,做到“一人一档”,实施职业指导联系卡制度,重点关注正在培训和有求职愿望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征地劳动力,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职业指导服务。
(二)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竞争能力
1、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社会化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机制。加强针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工作的指导,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面向市场、政府出资购买培训成果的职业培训机制。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特别是抓好郊区青年万人培训项目的落实。
2、探索建立职业培训政府补贴新思路。加大政府对职业培训投入的力度,逐步为农村劳动力建立个人培训账户,为每一个账户注入一定的资金额度(每卡每年2000元),实现职业培训政府补贴账户化和人本化的操作模式。
为深入了解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和培训工作的开展情况,年月——月,清水县农广校组织调查小组,深入5乡15村镇调查了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通过对中部永清镇苏屲村,东部白沙乡马沟,北部黄门乡王店,西部郭川乡宋川村,南部丰旺乡柏树村195户农户的抽样调查。了解了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及其培训实施情况,基本摸清了制约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的成因,并据此提出了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对策。
一、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的调查
(一)清水县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
清水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人均耕地面积1.88亩。近年来,按照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的工作思路,在农村劳动力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水县现有6镇12乡,260个村民委员会,1118个村民小组,71901户,总人口达31.8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达29.59万人,占总人口的92%。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18.0316万人,实有劳动力总量14.8986万人。其中男性7.8885万人,女性7.0101万人,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10.3251万人,占69.3.00%,从事工业的劳动力2695人,占6.54%,从事建筑业的劳动力9286人,占6.23%,从事批发、商业的劳动力2234万人,占1.8%,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劳动力2228人,占1.5%,从事其他的劳动力6559人,占4.4%。
(二)清水县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
从调查情况看,全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
1.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2009年底全县实有劳动力总量14.8986万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仍有3.7013人,小学文化程度5.6361万人,占62.6%,初中文化程度3.9802万人,占26.7%,高中以上学历的1.5670万人,占10.6%。大专以上138人,仅占1%。而发达国家的情况是,美国的大部分农场主都是农学院毕业生;德国农民有67%是大学毕业生,53.2%接受过2~3年的职业教育;日本农民中大学生占59%以上。
2.科技素质差。目前,全县实有劳动力中,真正受过系统专业技能培训的仅为3.2%。大多数农民缺乏基本的科学生产知识,没有掌握一技之长,对一些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实验、示范,即使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也很难完成;一部分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对一般性农业生产技术都不能很好掌握。
3.思想观念落后。小富即安、满足现状等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农民的思想。抽样调查100名农村劳动力显示,不愿参加培训的占38%,今后打算参加培训的占27%,因不愿耽误劳动原因不参加培训的占25%。相当一部分农民思想保守,逢事喜欢走老路,按老规矩办事,缺乏创新精神和敢闯、敢干、敢试的勇气和信心。
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重大。据统计,全县实有劳动力总量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90.85%,其中18~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7.041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49.79%。
2.从业时间不足,隐形失业严重。全县农村劳动力中有30%的人常年从业时间在8个月以下。主要从事农业的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在8个月以下的占34%;主要从事非农业的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业时间不足8个月的占28%,隐性失业现象较为明显。
3.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差,盲目性强。全县实际常年外出务工农民仅占实有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2.9%。全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大多集中在年初是群体外出,有明显去向的只占30%左右,70%没有目标,且收入极不稳定。这些人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但多数是靠出体力、卖苦力换取收入,从业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季节性和风险性。经培训有组织输出的农民仅0.716万人,月平均收入在1000~1500元之间,比未参加培训的月平均收入高300元以上。
二、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的成因分析
制约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的因素比较复杂,既有历史的因素,也受现实的教育理念的制约;既受农民主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基层政府和相关政策的影响,总的可概括有以下几点:
1.历史因素的影响。年龄在45~55岁的劳动力大多就读在期间,由于受“白卷英雄”和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加之当时教育受到较大的冲击,正常教学秩序无法保证,学生的自控能力又比较弱,荒废了学业,因此大部分人文化底子薄,进而影响了对科技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要求。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低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先天。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应引起全社会的思考。
为深入了解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和培训工作的开展情况,年6月——7月,清水县农广校组织调查小组,深入5乡15村镇调查了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通过对中部永清镇苏屲村,东部白沙乡马沟,北部黄门乡王店,西部郭川乡宋川村,南部丰旺乡柏树村195户农户的抽样调查。了解了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及其培训实施情况,基本摸清了制约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的成因,并据此提出了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对策。
一、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的调查
(一)清水县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
清水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人均耕地面积1.88亩。近年来,按照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的工作思路,在农村劳动力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水县现有6镇12乡,260个村民委员会,1118个村民小组,71901户,总人口达31.8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达29.59万人,占总人口的92%。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18.0316万人,实有劳动力总量14.8986万人。其中男性7.8885万人,女性7.0101万人,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10.3251万人,占69.3.00%,从事工业的劳动力2695人,占6.54%,从事建筑业的劳动力9286人,占6.23%,从事批发、商业的劳动力2234万人,占1.8%,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劳动力2228人,占1.5%,从事其他的劳动力6559人,占4.4%。
(二)清水县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
从调查情况看,全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
1.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2009年底全县实有劳动力总量14.8986万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仍有3.7013人,小学文化程度5.6361万人,占62.6%,初中文化程度3.9802万人,占26.7%,高中以上学历的1.5670万人,占10.6%。大专以上138人,仅占1%。而发达国家的情况是,美国的大部分农场主都是农学院毕业生;德国农民有67%是大学毕业生,53.2%接受过2~3年的职业教育;日本农民中大学生占59%以上。
2.科技素质差。目前,全县实有劳动力中,真正受过系统专业技能培训的仅为3.2%。大多数农民缺乏基本的科学生产知识,没有掌握一技之长,对一些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实验、示范,即使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也很难完成;一部分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对一般性农业生产技术都不能很好掌握。
3.思想观念落后。小富即安、满足现状等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农民的思想。抽样调查100名农村劳动力显示,不愿参加培训的占38%,今后打算参加培训的占27%,因不愿耽误劳动原因不参加培训的占25%。相当一部分农民思想保守,逢事喜欢走老路,按老规矩办事,缺乏创新精神和敢闯、敢干、敢试的勇气和信心。
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重大。据统计,全县实有劳动力总量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90.85%,其中18~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7.041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49.79%。
2.从业时间不足,隐形失业严重。全县农村劳动力中有30%的人常年从业时间在8个月以下。主要从事农业的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在8个月以下的占34%;主要从事非农业的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业时间不足8个月的占28%,隐性失业现象较为明显。
3.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差,盲目性强。全县实际常年外出务工农民仅占实有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2.9%。全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大多集中在年初是群体外出,有明显去向的只占30%左右,70%没有目标,且收入极不稳定。这些人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但多数是靠出体力、卖苦力换取收入,从业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季节性和风险性。经培训有组织输出的农民仅0.716万人,月平均收入在1000~1500元之间,比未参加培训的月平均收入高300元以上。
二、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的成因分析
制约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的因素比较复杂,既有历史的因素,也受现实的教育理念的制约;既受农民主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基层政府和相关政策的影响,总的可概括有以下几点:
1.历史因素的影响。年龄在45~55岁的劳动力大多就读在期间,由于受“白卷英雄”和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加之当时教育受到较大的冲击,正常教学秩序无法保证,学生的自控能力又比较弱,荒废了学业,因此大部分人文化底子薄,进而影响了对科技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2.现实的教育理念的制约。尽管各地都在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做法还是没有完全改变,社会评价学校教学质量高低的标准还是没有离开中考和高考的指挥棒。农村中学尽管已经开始实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但由于时间较短,加之受中高考、专业师资缺乏、实验实习场地缺少、资金缺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改革效果还不十分明显,分流教育存在流于形式的现象,导致新增劳动力缺乏从事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基本技能。
3.农民观念落后的影响。一是部分青年劳动力只顾眼前利益,片面认为“读书不如赚钱”从而过早辍学打工;二是壮年劳动力接受新技术、新事物的能力差,培训机会少;三是相当多的农民从众心态严重,傻子过年看隔壁,人家不去学他也不去学,没有看到各自的差别;四是接受培训的兴趣不高,主观上不求进取,认为学不学一个样,延续过去传统落后的种养模式和技术。
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实现农村社会小康成为当前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党的大确定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总方向。同时也指出了要致富农民就要减少农民,因此,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成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根本途径。永川市市委、市政府也在年初的两会”上提出:未来7年内,让30%以上的农村人口必须转移到城镇,把永川建设成为渝西地区的大城市。为了贯彻落实重庆市农业局召开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试点县(市)工作会议”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管理培训班”有关精神,切实有效地搞好永川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早日实现把永川建设成为大城市。永川市农业局科教信息中心组织人员对永川农村劳动力整体状况、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和存在问题及转移方向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劳动力整体状况
农村劳动力43万,全市总人口106万。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20余万,农村人均耕地面积0.8亩,重庆辖区的劳务输出大县(市)之一,常年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达14.9万人,每年带回的经济收入总额在4亿元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农民致富增收的重要渠道,农民外出经商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为我市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30%以上的农村人口必须转移到城镇,永川要在未来7年内建设成为大城市。这其中,首先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通过多种措施吸纳这部分人就业。
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68%3040岁占27%40岁以上占5%农村劳动力特别中40岁以下的人将是转向城镇的主要人口,市农村富余劳动力中。转移情况、务工收入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市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二、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市农村劳动力在永川范围内转移4万人,去年。重庆市区转移2万人,重庆市外转移12万人,境外转移累计人数1498人(次)重庆市外转移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珠海、福建、厦门、上海等沿海城市和新疆、云南等边远地区,境外转移主要在新加坡、南非、阿根迁、日本北海道等十几个国家从事渔业捕捞。外出人员中,86%人员从事第二产业,从事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各占7%永川范围内转移的劳动力,主要在城区、集镇从事运输、建筑、餐饮、服务业,重庆市内转移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服务、经商业。
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已经呈现出了三健全”格局。一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健全。目前,经过近年的努力。市建成了高规格的综合服务大厅和交易大厅,成功与重庆市劳动力市场联网,初步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框架。二是服务功能进一步健全。据调查了解,市先后建立了劳动技能培训基地26个,建立了农村富余劳动储备基地3个,劳务输出基地5个。同时,对各类外出民工分别进行登记造册,促进民工有序流动。仅去年,就帮助民工追收工资96万元,清退保证金1.8万元,督促用工单位替民工参加社会保险850人,处理民工工资争议案件156件。三是职工技能鉴定和就业准入制度进一步健全。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中,市大力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业制度和预备制度的同时,规范和发展社会力量培训机构18家,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增加到4家。三、存在问题
以我所在的陶唐乡邱坊村为例,全村3230人,常住人口2950,土地2261亩,人均耕地仅0.7亩。男的大多去广州、深圳、上海等地务工,20岁左右的女孩子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中年妇女在家养育子女赡养老人。村里的整个状况以留守老人小孩为主,大批的青壮年外出。通过村支书吴志权介绍情况,从中了解到农村劳动力本来就弱,村里的土地很大一部分已经被征收用于建设藤陶新型材料产业园。随着今后土地流转政策的实行,农田耕作集约化、机械化后,在家种地的人就更少。走访的过程中自己也体会到农村的冷清,受访者多为留守老人及中年妇女,大多都会担心过低的收入不能支持以后的养老医疗。到了晚上,可以发现农村的灯火很早便已经熄灭。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导致了很多问题,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几个:1、经济状况依赖度高。依靠外出打工的收益维持一家的生活,而农村本身没有新鲜血液的产生,导致农村经济相当脆弱。集体土地大多供开发用,农民固定收取利益,依赖性很强;2、养老医疗缺乏保障,仅仅依靠政府财政的拨款,导致医疗卫生体系不健全,虽然农村医疗保险逐步普及,大力发展农村养老系统,但看病难养老贵得状况短期内依然难以解决;3、土地利用率低,在缺乏足够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村土地仅由留守老人及中年妇女这个群体的耕作,利用率极低,本可以一年种植两季水稻的,现好大一部分稻田都改种单季稻,还有一部分土地由于劳动力不足导致荒芜。虽然早已取消农业税,但物价上涨带来的影响,使土地的利润不能带来更多的额外收入。
通过调研,发现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严重流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农村老龄化的加剧。根据陶唐乡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2010年全乡人口中,0岁~14岁人口为2720人,占总人口的17.09%;15岁~64岁11440人,占70.15%;65岁以上2080人,占12.76%,老少比为75.63%。老年系数和老少比两项指标均高于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7%、30%以上)水平,也高于全国6.69%和30.4%的平均水平,启东从1990年起已成为标准的老年型人口社会。就我所在村1~16岁占村总人口16%,17~40占25%,41~60占27%,61岁以上的占32%,所在村老龄化现象严重。
(二)、单一的经济结构下农村经济薄弱。我所在村的经济对外的依赖度很高。村里只有一个奥兴公司这个服装企业,以出口创收为主要的收益来源,其员工多为村里的妇女以及一些年轻女工,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订单大量减少,很多员工在家待业,收入减少很多,而多年的工作使得自己早已不能再回到土地。大量外出人口的经济收入构成了农村很普遍的一种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使得农村的生命力十分薄弱,出现了依靠不断输出劳力而不能自生血液的脆弱经济结构。
(三)、公共设施不健全。由于公共设施的不健全导致农村生活水平不能有很大的提高。通过调查,所在村依然有很多的露天厕所,夏天的卫生状况堪忧。居民用水情况相较多年前有很大改善,但仍然面临夜间停水的问题。对于饮用水的净化处理,居民普遍担忧,虽然可以接入市里的水,但费用较村水站还是高。村里的娱乐、购物场所几乎没有,购物娱乐需到乡上。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导致年青人急于走出农村,外出的人又不想返回农村的恶性循环。
对此,就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流出提出以下几点措施:
第一、以政府性项目催生相应的服务业。近期内周边的重大工程项目有很多,如崇启大桥的开工建设。热闹的集乡上,一幢三层小楼上的 大桥旅馆与崇启大桥同步开工,如今生意十分红火。除了迎来送往一批批散客外,还有客人长期包住在这里。最近两个月,附近新开了10多家旅社、饭店、超市,从这里向南已经形成了一条‘商业街’。旅馆老板陈永安说,以后的生意会越来越红火。这种服务性行业就是受益于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对此,随着所在村作为上海启
东一小时经济圈的第一站,各种配套设施的投资值得村里投入。村里的土地也可以更集中的利用,将部分用地作为开发用地,吸引投资;部分用地可以自行建设,构造一些旅游、运输、维修性的服务性组织。
第二、开发农村人才资源。2007年,南通市委组织部等8个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实用人才开发工作的意见》,力争用五年时间培养1万名农村经营管理人才、2万名农业技术推广人才、3万名种养能手、4万名能工巧匠,树立百名市级、千名县级乡村优秀科技人才典型,建立10个市级特色农业人才基地,市人才工作专项资金给予一定扶持。作为农村的人才工作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送出去,二是引进来。送出去是讲培养优秀的农村青年,通过表彰、津贴等方式鼓励优秀农村青年,由村或者乡出资免费给予网上科技期刊查询,免费赴上海、北京、山东等地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观光、考察交流。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农村培养了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引进来的方式也有很多,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学生村官机制。国家实施一村一社区一名大学生计划后,给农村带来新思想、新思路、新风气。此外,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事业单位退休的专业技术人员到农村一线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