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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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 及物性 发展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7-0103-01

及物性系统是表达说话人的主客观经验的基石，也是语言的再现经验的基石，及物性系统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事物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分成了若干个过程，它说明了过程中的有关的参与者以及环境成分，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所处于的各种过程、状态和关系。一些传统语法将及物性系统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动词，而且一些学者根据动词后是否可以接宾语为标准区分了“及物性动词”和“不及物性动词”。但是这种分法不能解释全部的动词类型现象，比如，有些英语动词可以归纳到不仅仅是一种的动词类型的现象中，所以，为了能够减少某些动词归类的重叠的现象，Halliday，即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把及物性的概念提出到小句的层次。同时，韩礼德还认为及物性系统涵盖了整个的小句，这就是涵盖过程、参与者和环境成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者提出了语言具有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以及语篇功能。而及物性则是其中的概念功能中的语义系统。本文将对及物性理论的起源发展以及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及物性理论的发展历程

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韩礼德在20世纪60年表了一些代表性的论文，这是韩礼德第一次将对及物性系统的研究对象从动词上转移到小句上。及物性系统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过程：萌芽过程、雏形阶段、及物性理论的形成阶段以及它的成型阶段。而与此相对应的及物性系统的发展的顺序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他们分别是：系统这个概念的出现、第一个及物性网络系统的构建、网络系统的语义化以及全面的语义网络系统的成型。

（一）萌芽阶段

韩礼德于1961年发表了论文，题名为“语法理论的范畴”。韩礼德的这篇论文被人们普遍的认为是他早期作品的代表之作。韩礼德在这篇论文中提到了四个语法范畴，即单位、结构、类别和系统。韩礼德还提到了三个级阶，分别是：级、说明以及精密度。在这一阶段，Halliday并没有提出小句及物性概念，并且在此阶段及物性成为一个依照精密度而排列的系统网络。

（二）雏形阶段

韩礼德在1964年在印第安纳大学首次提出了构建小句及物性系统网络框架。韩礼德认为在四个语法范畴中，系统要比其它三个更重要。小句中的每一个成分都可以通过独立出现或者与其他成分一起出现，才能够实现网络中的一个或者是一系列的特征。

（三）形成阶段

在1967年，韩礼德在“英语及物性与主位札记”中重新绘制了及物性系统网络图。韩礼德又根据是否涉及动作为标准，将小句划分为外包型和内包型；根据动作是否涉及指向性的标准，外包型又可以分为施效型和描述型；而根据谓体的语态，又把施效型分为施事、中动和受事。并且韩礼德指出及物性过程有很多，包括动作和行为、归属。从功能语法角度，韩礼德正式提出小句的三个过程类型，即动作过程、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

（四）成型阶段

在这一阶段，韩礼德在他的著作――《功能语法导论》这本书中，对及物性理论作出了最全面的解释。他给了及物性理论一个最完整的定义。在此基础上，他将过程设为中心设立了框架，包括过程的本身、过程中的参与者以及和过程相关的环境成分。就围绕着这个框架，Halliday完整地论述了及物性理论。在过程上，韩礼德把及物性系统分为了六个过程，即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以及存在过程。并且六个过程类型都分别地区分了相对应的参与者，例如，在物质过程中的参与者主要是动作者和目的。

二、及物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的国内学研究者都集中关注及物性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到现在为止，胡壮麟等人对及物性理论进行了相对比较全面的介绍。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学者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对《系统功能语言学》这本书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在这本的第四章中，他们就介绍了及物性的六个过程，以及每个过程中有关的参与者。该书为国内的语言学者在及物性理论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也为及物性理论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除此之外，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一书对及物性理论的研究也作出了一个新的尝试，见解有其独特之处。除了以上提到的学者以及著作，还有肖俊洪、朱永生、严世清等国内学者对及物性理论进行探讨、发展以及完善。

三、结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理论的研究在近些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本文简要地介绍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理论的发展以及及物性理论在国内的发展情况。本文在简单的叙述中仍然存在些不足，但希望会对一些及物性理论研究的学者有些帮助。

参考文献：

[1]Halliday，M.A.K.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Part 1 [J].Journal of Linguistics，1967，3.

[2]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物性论范文第2篇

药物性肝损害(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是指药物治疗过程中,由于药物或其代谢产物引起的肝细胞毒性损害,或肝脏对药物及其代谢产物的过敏反应所致疾病[1]。老年药物性肝损害一般指年龄超过65岁的DILI患者,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老年人的老年性药物性肝损害是老年人消化系统常见病及多发病,是具有潜在生命危险的中毒性疾病,由于老年人的机体免疫功能降低,脏器功能减退,基础疾病多,服用药物种类多数量大,极易造成肝脏损害,老年药物性肝损害越来越受到重视,故有必要探讨其临床特点。

1 易导致药物性肝损害的基础

疾病大多数老年患者伴有多种基础疾病。由于慢性疾病如:肾病、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全身性疾病,使机体抵抗力下降,同时需要服用大量药物控制病情;因此老年人的DILI发生概率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年龄对药物的生物学影响,尤其因血流减少而导致的肝脏对药物的改变,药物从微血管向肝细胞的弥散能力等都有改变。

2 药物性肝损害反应类型及其代表

药物药物引起的肝损害,既可以是普通治疗剂量药物导致的不能预料的特异反应,也可以由于摄入大剂量肝毒性药物所引起的中毒反应,既可以是涉及肝实质细胞或其胆汁分泌功能的急性肝损害,也可以隐袭性发展的慢性肝损害,主要分为急性活动性肝炎型、肝细胞伤害型、急性肝内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大量文献报道造成老年人DILI以中药类占的比例最大[4,5],其次为乙酰氨基酚、抗生素、非甾体抗炎药、胺碘酮和抗结核药物,这与患者对中药无毒的错误认识和平时滥用抗生素有关。

3 药物性肝损害的临床表现

老年性DILI的临床表现很复杂,最常见的是类似急性黄疸型肝炎或胆汁淤积型肝炎的表现,常有发热、乏力、食欲减退、肝肿大、黄疸和血清ALT、 AST等升高,轻者停药后症状在短时间内消退,重者可致爆发性肝功能衰竭。

4 药物性肝损害的诊断主要依据

发病的时间过程特点和临床诊断标准并排除其他因素,其时间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可疑药物的给药到发病多数在1~12周。但既往已对该种药物有暴露史或致敏的患者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病(1~2天),一年以前服用的药物基本排除是急性药物性肝损伤的诱因。(2)药物治疗停止后肝功能异常和肝损伤消失,常常数周内可完全恢复。如停药后临床表现在几天内消失而转氨酶在一周内下降超过50%以上,则对诊断非常有意义。(3)偶尔再次给予该药物可引起肝脏异常的复发。但不可故意重新给予可疑药物,特别是对免疫致敏性肝炎,重新给一片药物有时会引起暴发型肝炎。此外还需要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详细询问病史,排除其他引起肝损伤的病因,如有无肝胆疾病史、心功能不全、过量饮酒。肝活检有助于早期了解肝损害程度和病变类型。

5 药物性肝损害预防和治疗

合理用药是预防老年人DILI的最主要方法,根据老年人的药物代谢特点,尽可能选用肝毒性相对较小的药品,严格控制剂量,用药应注意个体差异,用药期间密切观测肝功能,避免长时间使用抗生素。老年人发生DILI后首先应立即停药,同时可通过洗胃、导泻、活性炭吸附、渗透性利尿、血透等方法清除肝毒性药物。维生素类、降酶药物可使肝功能好转;熊去氧胆酸、门冬氨酸可促进黄疸消退;静脉滴注促肝细胞生长素或前列腺素E保护肝细胞;在有免疫高敏性证据患者中可考虑使用皮质激素;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补充蛋白质等全身性支持治疗也应及时跟上。

【参考文献】

1 叶维法.临床肝胆病学.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718-729.

2 吴孟超,李梦东.实用肝病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302-303.

3 何健,刘利艳.药源性肝炎临床研究进展.医学信息,2011,(1):350.

物性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武侠》 弗洛伊德 武侠 自我 本我 超我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2.022

近期，由陈可辛导演的《武侠》以其独特的面貌闯入了人们的视野，并成为第64届戛纳电影节唯一入围华语影片。本片在宣传中打出了“微观武侠”、“科技武侠”、“医学武侠”这三大招牌。我想，本片还可以加上一大招牌，那便是“心理武侠”。本文试图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对影片中两位主人公唐龙和徐百九的人格结构和行为动机做一分析。

一、唐龙：叛逆的自我

根据影片所提供的信息，可以把唐龙的人格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唐龙出世到他离开七十二地煞的约二十年时间。这段时期，唐龙的本我占据着主要地位，而超我处于压抑状态。唐龙自幼被教主收养，由于七十二地煞特殊的历史，在教主及十三娘等的调教下，唐龙成长为一个不分善恶好坏、不懂道德礼教为何物的杀人机器。因而唐龙的成长过程中一直缺少社会道德的教化，以至于他的超我一直得不到良好的发展，而本我却异常强大。本我如果控制不好，便会显示出冲动性，所以此时的唐龙可以为了一时之快，而冲动地做出一些令人意外的事。

弗洛伊德指出，本我是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的部分，不受任何理性和逻辑准则的约束而存在。因此，这个阶段的唐龙只是一味追求欲望的满足，而无视社会价值和人伦道德。直到他在杀害张屠夫一家过程中，那个看着他哭的小孩唤醒了他人格中的超我部分，他才发现原来他爹是错的，知道“人不是畜生”，人是有感情的。弗洛伊德说，超我用良心来监督行为过程，从而指导自我限制本我，使之符合社会规范和要求，是人格的理想部分。因此，唐龙人格中的超我被唤醒并逐渐加强，超我根据社会道德规范要求自我必须要有良心、所做之事必须符合道德要求，而其人格中的本我则要求自我去按照教主的要求去做事去杀人去满足原始积累的复仇愿望，自我无法协调二者的斗争，于是唐龙的自我出现了第一次分裂，这直接导致了他做出离开七十二地煞的决定。

第二阶段，生活在刘家村的十年。唐龙说：“如果想要抹掉过去，唯有离开家乡。我要做刘金喜！”这句话中便体现出了他的行为目标。这十年的唐龙是一个开心的个体，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处于和谐状态的个体。所以，影片一开始展现的是一幅和谐画面，美丽的田园风光里刘金喜（唐龙）平淡而幸福的日常生活。通过十年的磨砺，唐龙努力塑造出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形象，是一个好村民，好丈夫，好父亲。这个形象以刘金喜的身份出现，实际上是唐龙所努力塑造的超我，是一个道德化的自我。而这一切，要归功于刘家村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社会道德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情感联系。影片中有不少镜头是展现这种民族风俗和淳朴民风的。比如在徐百九砍伤刘金喜之后，全村男女老少唱歌骂徐百九。这说明，刘金喜在这里生活的十年，在超我的约束和指导下，自我已经深入人心。

第三阶段，从杀死阎东生到杀死教主。这段时期是唐龙人格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如果不是阎东生的出现，那么唐龙人格中的这种和谐便不会被破坏，他仍然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做他的刘金喜。可是阎东生的死引来了“蚂蝗”一般的徐百九。固执的徐百九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各种方式试探他，并一心想要抓他归案。这段时期，唐龙的自我仍然很好的化解了本我和超我的矛盾。比如，在刘金喜带徐百九抄近道去县城的路上，本是一个绝佳的除掉徐百九的机会。我们有理由怀疑刘金喜带徐百九走这条路有某种想杀他的冲动存在：他的本我欲杀之而后快，而超我则要求自我的行为要合乎道德。然而，最终刘金喜相信了徐百九的谎言――因为徐百九说他会销案。

在刘家村给族谱上刘金喜名字时候，七十二地煞的人杀到了刘家村。放火，杀人……这彻底激发了唐龙人格中的“本我”的冲动。这时候的本我寻求的是一种“剖肝见胆的血性，一种放荡不羁、快意恩仇的风范”[1]，而这种血性和风范真正体现了“本我”的自由释放――笔者认为，这便是导演所要表达的“武侠”之“侠”！此后唐龙的自我一直处于本我和超我的强烈斗争之中，到唐龙假死醒来时，其本我和超我的斗争到达极限――自我为了协调本我和超我的平衡，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为了彻底脱离七十二地煞，唐龙挥刀自断了一条手臂。然而，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其与七十二地煞的斗争仍在继续，直到教主的死去。影片的最后给了个与开头相呼应的镜头，只不过这时候的刘金喜少了一条手臂，但是脸上却多了愉快轻松的笑容。唐龙的人格又重归于和谐，他找到了久违的自我――一个处于和谐状态中的自我即完美的真我，而这个真我的回归是通过自我与他的三位主人――本我、现实与超我的斗争换来的。

弗洛伊德指出，自我的处境艰难，因为自我既要驾驭桀骜不顺的本我，同时又要严厉服从超我，努力调节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冲突。唐龙的自我便是处于这三者激烈斗争中，当自我无法协调好这三者关系时，便会导致自我产生深深的焦虑感，而主体同时又有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主体会对通过压抑的方式来规避。但是在这种防御机制失效时，主体便会陷入更深的焦虑之中甚至产生精神疾病。所以，笔者认为唐龙的自我是叛逆的，他的自我在压抑本我的冲动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便是离开以及反抗。本我时不时的冲动，超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指导以及现实的残酷，使得他的自我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到最后，唐龙自断手臂，其实是自我无法协调三者的平衡而做出的无奈之举。

二、徐百九：疯狂的超我

影片中的徐百九，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处处显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操着一口川话，在一个不知道法为何物的刘家村他却处处坚持“法理”。因为他的“铁面无私”和顽固，他的岳父因此自杀，最后他自己也因此而丢掉性命。徐百九的这种近乎顽固的坚持，与其过于强大的超我有关。

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由于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的，他处于人格的最高层，是道德化了的自我。超我规定着道德的标准，它的主要功能是按照至善原则指导自我，限制本我，以便达到理想自我的实现。然而，这是处于和谐状态下的超我所发挥出的功能。如果一个人的人格中的“超我”部分过于强大甚至达到疯狂地步，那么势必会严厉控制其自我按照超我的价值观行事甚至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自我无法协调超我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必将导致自我出现自残或自杀行为。

影片中大部分情节都是围绕徐百九抓捕刘金喜进行。至于徐百九为何非要抓捕刘金喜，用徐百九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法”，为了“抓他回去受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了满足超我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或许影片中导演也在和观众一起探讨法理和人情的问题，但是在徐百九的身上，体现的便是其人格的扭曲。徐百九过于强大的超我使得其自我常常做出一些比较令人费解的事情，最具代表性的是拿刀砍伤刘金喜的那次。当时他看到刘金喜身上居然不招苍蝇，认为他的气场比一般人强，于是他的超我又跳出来，对自我说：试一下，保证砍不进去。此时徐百九的自我失去了控制，冲动战胜了理性。

徐百九以为法不应该凌驾于人情。所以那次他抓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偷了其养父养母的钱，出于同情心，徐百九放了他，谁知道这孩子竟然在饭菜中下毒，结果毒死了养父养母，而徐百九也身中剧毒。于是他给自己放两针，一针放膻中穴，压抑他对人的同情心，一针放天突穴，控制剧毒。他医治自己的身体，同时医治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从此另一个他就出现在他身边，这个他可以说就是他的“超我”。超我说：人性是不可靠的，只有法，只有物质，才不会骗人。从这段情节可以看出两点，其一便是徐百九的本性还是很富有同情心的，然而这被其当成了自己的人格弱点；其二便是从此时开始徐百九的人格发展出现转折，如果说以前他的人格中的超我尚未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这时他的超我已经冲破了理性的藩篱了。

“如果一个人的超我过于强大、追求完美，则会过分压抑自己自然的、本能的需要和冲动，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发展出一些特殊的强迫症状。”[2]徐百九自己也说过他是受他的膻中穴出卖，膻中穴主管人的同情心，他的膻中穴天生活跃，使他易生爱心。因此这也不难解释徐百九在超我的顽固不化的坚持下做出的疯狂举动，最后又帮助一个他一心想抓捕归案的刘金喜。最终，自我的毁灭便是他的超我一味追求疯狂的牺牲品。

三、结语

对于“自我”的角色，弗洛伊德这样论述：“有一句格言告诉我们，一仆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然而可怜的自我却处境更坏，它服侍着三个严厉的主人，而且要使它们的要求和需要相互协调。这些要求总是背道而驰并似乎常常互不相容，难怪自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它的三位专制的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3]弗洛伊德认为，本我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自我的目的在于迫求现实，超我的目的则在于追求完美。在通常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处于协调和平衡状态的，从而保证了人格的正常发展。对于影片中的唐龙和徐百九，他们的自我总是处于本我、超我和现实三方面的“统治”之下，当本我或超我过于强大时，自我便无法担当好协调本我、超我的矛盾之角色，致使主体人格发展出现不平衡，从而出现人格扭曲，严重的甚至出现神经症。只有当三者处于平衡状态时，人格才是和谐的。

注释

[1] 李新良.集体无意识的影像代偿―――透过《黄飞鸿》系列片看香港人的文化心态变迁[J].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36.

[2] 殷霞. 怎样做到人格的协调与健康――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谈起[J].法制与社会.2010年12月（中）.224.

[3] 弗洛伊德著．精神分析引论新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86.

参考文献

【1】[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陆扬著，王岳川主编.精神分析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4】殷霞. 怎样做到人格的协调与健康――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谈起[J].法制与社会.2010年12月（中）.

【5】李新良.集体无意识的影像代偿――透过《黄飞鸿》系列片看香港人的文化心态变迁[J].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物性论范文第4篇

植物叶片是维持陆地生态系统机能的最基本要素，一方面叶片是植物光合作用和物质生产的主要器官，是生态系统中初级生产者的能量转换器。另一方面植物叶片是植物与大气环境水气交换的主要器官，是大气－植物系统能量交换的基本单元。植物响应环境的变化而形成的内在生理及外在形态方面的适应对策称为植物性状，其中关于叶片的性状称之为植物叶性状，这类植物叶性状与植物的生长对策及植物利用资源的能力紧密联系，具有易于测定的特点，可同时对大量的植物种类进行比较研究［1－3］。叶性状能够反映植物适应环境变化所形成的生存对策［4－7］，是植物基本行为和功能的具体体现，它们共同体现了植物为了获得最大化碳收获所采取的生存适应策略［8－9］，具有重要的生态学和生物进化意义［10－12］。尺度问题对于研究叶性状的分异规律及叶性状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不同研究尺度，叶性状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存在一定的差异［13－14］。举例来说，沿降雨和养分梯度，物种的叶面积和比叶面积（Specialleafarea，SLA）存在极显著相关性［1，15］。然而，在群落内部，尤其是当取样仅限于草本植物和乔木物种时，叶面积和SLA只存在较弱的相关性，甚至会出现负相关［16－17］。植物性状间的相关性在不同分辨率尺度上是具有区别的［13］，且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环境因子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要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研究尺度来选择合适的叶性状。最近20a，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加深，植物性状相关的新测度方法不断涌现，应用叶性状因子研究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机理是生理生态学领域近年研究中新的突破点［18］。生态学家将叶性状因子应用到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功能影响的定量分析、模拟和评价及其他科研问题中［19］，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基于尺度研究植物功能性状与环境的关系及其与生态系统的关系，环境如何影响植物的功能性状，植物如何响应环境的改变［3］，从而达到环境与植物之间的和谐。

1植物主要叶性状及其生态功能

叶性状是植物的重要特性之一，属植物功能性状的二级性状［20］，直接影响到植物的基本行为和功能，能够反映植物适应环境变化所形成的生存对策［6］。近年来，对植物叶性状的研究较多，研究所采用的叶性状因子指标也较多。综合归纳目前研究较多的叶性状因子，概括为两大类，分别为结构型性状和功能型性状。结构型性状是指植物叶片的生物化学结构特征，在特定环境下保持相对稳定，主要包括叶寿命（leaflife－span，LLS）、SLA、叶干物质含量（leafdrymattercontent，LDMC）和叶氮含量（Leafnitrogencontent，LNC）、叶磷含量（Leafphosphoruscontent，LPC）、叶氮磷比（Leafnitro－gen／phosphorusratio，N／P）、叶片碳含量（LeafCarboncontent，LCC），叶碳氮比（LeafCarbon／ni－trogenratio，C／N），单位面积叶质量（Leafmassperarea，LMA），叶厚度（leafthickness，TH）等。功能型性状则体现了叶片的生长代谢指标，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程度相对较大，主要包括光合速率、呼吸速率、气孔导度等。植物的这些叶性状共同体现了植物为了获得最大化碳收获所采取的生存适应策略［9，21］。其中SLA、LDMC、LNC和LPC由于易于测定，被广泛应用于不同尺度叶性状研究中。例如，LNC、LPC、N／P常用来评估植被组成，群落水平植被的生态功能及养分制约的指标；N／P小于14一般指示植物受氮素制约，大于16指示受磷制约［22］；在大尺度研究中，常用的指标有SLA和LNC等。

1．1结构型叶性状指示的生态功能

1．1．1LLSLLS是一个反映植物行为和功能的综合性指标，并被认为是植物在长期适应过程中为获得最大光合生产以及维持高效养分利用所形成的适应策略，综合反映了植物对各种胁迫因子（光、温、水、营养、大气污染、草食动物的摄食等）的生态适应性［5，10，23］。

1．1．2SLA：等于叶片面积／叶片干重SLA与潜在相对生长速率及单位质量光合速率正相关，是反映植物碳收获策略的关键叶性状之一［24］，通常与LLS呈负相关，与单位重量的叶氮含量LNCmass呈正相关关系，即具有较高SLA的植物种类，平均LLS较低，但其叶片的光捕获面积、单位重量LNC却较高，并由此导致较高的净光合速率［23，25］。1．1．3LDMC：等于叶片干重／叶片饱和鲜重LDMC与潜在相对生长速率负相关，与LLS正相关，与叶厚度也具显著相关性［26］，被认为是资源获取轴上比较稳定的预测指标［27］。1．1．4LNCLNC指的是包括核酮糖－1，5－二磷酸羧化酶（Rubisco）在内的所有光合器官所含蛋白质中的氮含量，包括单位质量叶氮含量（Leafnitrogencon－tentpermass，LNCmass）和单位面积叶氮含量（Leafnitrogencontentperarea，LNCarea），LNC与单位质量光合速率具显著相关性。叶磷含量［28－29］一般指叶片内核酸、脂肪膜、生物能量分子如ATP等组织中存在的磷含量，受环境中土壤矿物质元素的影响，多数由植物从大气中获取［30］。N／P指的是叶片氮含量与磷含量的比值，可用于评估群落水平植被的生态功能及养分制约。1．1．5δ13C和δ15Nδ13C和δ15N反映的是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植物具有较高的δ13C值，说明其具有较高的水分利用效率［31－33］。

1．2功能型叶性状指示的生态功能

最大光合速率（Amax），指在光饱合、土壤养分和CO2含量等环境因子适宜的情况下测定的植物光合速率，受气孔导度和叶片内CO2浓度影响［11］。可反映植物的碳收获策略。

2不同研究尺度叶性状的研究

国内外有关植物叶片性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对大量植物的比较研究，探讨叶性状的生态功能，揭示叶性状的分异规律、不同叶性状之间及叶性状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研究的尺度可分为个体尺度、功能群尺度、群落尺度及区域和全球尺度。

2．1个体尺度

在个体尺度研究中，比较常用的叶性状指标有SLA、LDMC、Amax、LNC和LPC等，Philip对10种地中海植物的9种叶性状（包括SLA、LDMC、叶面积、干重、鲜重、厚度、叶密度、叶体积和LNC）进行筛选比较，得出SLA与LDMC是最优的两个指标，两者可以解释90％以上植物叶性状随取环境不同而发生的变异，可以用来定量化研究叶性状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的关系，而且与较难测定的Amax一样，可应用于更大尺度上的研究［34］。为了寻找叶性状的分异规律及其与各种环境因子之间关系，个体尺度叶性状的研究着重于定量化研究单个或多个植物种叶性状对不同环境因子的响应［35］。目前关于植物个体叶性状对环境因子的响应研究较多，环境因子主要包括温度、土壤养分、土壤水分、光照等非生物环境因子，也包括人类活动等生物环境因子。例如，温度低的小麦叶片比温度高的小麦叶片具有更高的叶绿素含量和净光合速率，而且温度低的小麦具有结构更复杂的冠层［31］。养分的添加可以增加土壤硝态氮的积累，提高土壤中植物可利用氮素［36］，随养分的增加两种草原优势植物羊草（Leymuschinensis）与大针茅（Stipagrandis）的LNC显著增加，C／N呈减小趋势［37］。干旱环境中植物的SLA和叶片面积较低，而相应的LDMC、LNC和Amax较高，这些特征被解释为植物为了适应干旱生境的保水对策，具体表现为植物水分利用率和氮素利用率之间的权衡［38］。地形对叶性状的影响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包括海拔、坡度、坡向等的变化引起的光照、温度、养分和水分的梯度变化。在北京东灵山地区辽东栎海拔分布范围（1000～1800m）内，叶性状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辽东栎气孔密度、气孔长度和叶面积随海拔的升高呈现曲线变化形式，叶绿素含量和单位干重叶氮、磷和钾含量沿海拔梯度呈上升趋势，同时叶绿素含量和LNC有较弱的正相关［39］。人类活动是比较特殊的环境因子，具有主动性和选择性。可直接影响植物性状，也能通过改变土地利用方式来改变植物的生境条件从而影响植物性状，如人类的放牧活动引起植物的SLA、LDMC、叶面积、叶重量等发生改变，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植物群落结构、土壤种子库等发生改变［39－40］，只有具有适应性状的物种才能存活，且存活的植物其SLA呈增加趋势，LDMC呈减小趋势，以适应逐渐恶化的环境［41－42］。土地利用对植物生长和繁殖的影响显著，如开垦草原，耕作等导致土壤养分、水分、土壤团聚体等环境因子发生改变，引起植物叶性状的改变以适应新的生境条件［43］。对黄土高原不同退耕年限坡地植物SLA与养分含量的关系的研究表明，立地和物种水平植物SLA存在显著差异，SLA变化范围各不相同，植物LCC、LNC和LPC以及C／N、N／P和C／P在不同退耕年限坡地间不具有一致的变化，这表明不同植物种的叶性因子随生境的改变其变化较为复杂［43］。目前在个体尺度，针对个体对各种环境因子响应的研究较多，然而并没有建立机理性的模型解释叶性状对各环境因子的响应，只有少数半经验模型，缺少定量化模型。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半经验模型有Evans－Poorter的模型，该模型可以解释SLA在干旱环境下的变异趋势［44－45］：干物质比决定单位面积氮含量，植物通过协调其SLA和单位干重氮含量的关系来平衡叶片单位质量有机氮的含量以达到最大化其净光合速率的目的。为达到这一点，植物必须同时调整其TH和LDMC，而二者又都能决定SLA和单位干重氮含量，植物这类形态学上的特性和单位干重氮含量本质上的变异无关，但与Amax有关。

2．2功能群尺度

植物功能群（Functionalgroup）实际上等同于植物功能型（Functionaltype），它是对某一特征因子有相似响应或具有某些相似性状的物种集合，划分的性状一般是个体生态学性状，不一定是分类学性状［46］。相同功能群植物的叶性状对某类环境因子的响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利用功能群这一概念有利于定义植被属性和揭示植被对环境因子的响应，有利于不同研究尺度上更复杂定量模型的实现［3］。虽然植物功能群的划分方法较多（表1），然而当前的研究在划分功能群时，大多是选择定性的指标，较少依据定量的形状进行划分，这是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功能群尺度叶性状的主要研究内容可简单的概括为指一组（几个或者较多）物种叶性状之间的比较。由于功能群是几个物种个体的组合，因此，个体尺度叶性状研究中常用的指标也被高频率的沿用，如LNC、SLA、LDMC与Amax等。在功能群内部，植物性状存在很宽的变异范围，而在不同功能群之间叶性状经常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在被子植物中，植物LNC由低到高，大致顺序为：木质化灌木＜单子叶草本植物＜双子叶草本植物＜木质化藤本植物，这些差异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同功能群之间特定的植物性状的分异表明，对特定功能群而言存在选择压力（如低氮），但在功能群内部，植物性状的选择压力较弱［3］。以生活型把植物分为杂草类和乔木植物，杂草类植物LNC和LPC高于乔木，落叶植物LNC和LPC高于常绿植物［47］。对明尼苏达州34种草本植物的养分添加实验表明，禾本科植物、C3和C4植物这3类不同功能群植物的Amax对养分添加的响应具有显著差异［3］。Reich等［2］把其研究的物种分为针叶、阔叶、禾本科和灌木植物等4类功能群，结果发现，不同功能群之间的平均SLA、LNC与Amax之间的关系具有差异，禾本科植物具有最高的SLA和Amax，常绿植物最低。Kikuzawa等［21］在综合考虑了叶的建成消耗和其他器官的呼吸消耗后，完善了其建立的单叶模型，按生活型把植物分为不同的功能群植物，得出LLS的排序结果如下：水生植物的浮叶＜一年生草本植物＜多年生草本植物＜落叶植物＜常绿植物。原因是叶寿命与植物的根、茎等非光合器官的维持消耗密切相关，就这部分消耗而言，水生浮叶植物非常小（几乎没有支撑结构）；一年生草本植物在冬天全部死亡，所以冬天的维持消耗为零；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冬天仅地下部分能存活，其维持消耗显然大于一年生草本植物；落叶树种的根、茎器官在冬天需消耗大量有机物质，而常绿树种则除了这部分消耗，还要维持叶子的呼吸消耗，所以必须具备长的叶寿命来弥补这些消耗。

2．3群落尺度

在群落尺度，植物叶性状与群落的物种组成、生态功能及生长状况联系紧密，因此，该尺度的研究重点是用叶性状指示群落的生态功能等。例如，植被生态学家常用LNC、LPC、N／P比值来评估植被组成，群落水平植被的生态功能及养分制约的指标；当植被的叶氮磷比小于14，一般指示植物受氮素制约，大于16指示受磷制约［22］。在群落尺度上，SLA与物种丰富度显著相关，可以预测群落物种组成的变化，而LDMC则与生态系统演替过程中物种组成变化联系紧密［48－49］。叶性状作为个体表性可塑性的指示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同［50］，然而在植物种相互作用及相互作用引起的植物群落构建（Communityassembly）的变化过程中，植物性状的生态功能仍不清楚［51］。叶性状可反映不同植物的适应对策，可用来指示物种组成的变化和演替进程的改变，然而目前叶性状与群落物种组成与演替的相关性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长时间尺度上，群落发生演替，植物叶性状随之发生变化，在演替早期生境中占据优势的物种其植物种具有较低LLS，较高的SLA和LPC，对光及土壤养分的利用效率较低，养分循环速度较快［52－53］，这些性状有利于植物种适应演替早期较贫瘠的环境（中国沙漠）。在演替过程中，先锋种对群落结构的更新和演替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先锋种比演替中后期的植物物种在生理特征和叶性状特征上具有优势［54－55］，更能适应演替早期的环境，因此，能占据演替早期生态位。一般认为先锋物种比非先锋物种具有更低的LMA和LNC［56］。在热带山地雨林生态系统中，先锋树种的单位干重的Amax和单位干重暗呼吸速率显著大于非先锋树种［57］。演替后期生境条件有所改善，土壤养分、土壤水分含量提高，群落结构更加稳定。由于植物叶性状与植物的最适生境有关［58］，因此，生境条件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植物叶性状的改变。在演替的后期或优越环境条件下较强保持体内养分型的植物种占据优势生态位［53］。具有较低SLA、较高LDMC及叶片C／N比的植物将会是演替后期的优势种，在长时间尺度上，群落中优势种的SLA和土壤C／N含量成正相关关系，而非优势种成负相关［59］，如在法国南部地区，演替后期的植物具有较高的养分保持能力和较长的LLS［53］。在演替的后期植物种的生活型以多年生草本或乔木为主，这类植物具有较长的LLS和较高的叶建成消耗［60］。外来物种的入侵也能导致群落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影响演替进程。在群落水平上，外来物种能成功的入侵新的生境，并在群落中占据较有利的生态位，与其具有迅速获取资源的适应对策有关，叶性状可以指示这一适应对策［61］，外来物种通常具有较大的SLA、较高的单位质量LNC和较短的LLS等性状［62］。对悉尼地区外来物种的叶性状进行了群落水平的比较研究，得出处于扰动生境中的外来物种其SLA、LNC、LPC和N／P显著高于原生生境中的乡土物种［14］。不同植物群落之间的叶性状均值也不尽相同，表示不同的植物群落其指示的生态功能也具有差异。例如，常绿植物群落的SLA明显低于落叶植物群落，加利福尼亚海湾地中海气候区内的22种常绿阔叶灌丛物种在群落水平此种差异趋势显著［1］。对欧洲中部次生草地不同植物群落的叶性状研究表明，随着群落物种丰富度的增加，SLA呈减小的趋势，单位面积LNC呈下降趋势［50］。

2．4区域与全球尺度

区域和全球尺度叶性状的研究重点是定量化研究植物关键叶性状沿气候梯度变化的规律和机理［62］。比较常用的指标是LNC、SLA、LPC，原因之一是由于上述指标简单易测，易于在大尺度、多物种水平上进行研究。长期试验发现，上述叶性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示区域的养分、水分分布格局［62－63］。植物功能性状在不同的气候带、不同的景观内和不同的样点类型间有差异，与植物对环境的适应对策及植物自身的适应对策有关［7］。在区域尺度上，气温、降雨和土壤养分等存在区域分布差异，那么在区域尺度上，植物叶性状是否存在一定的生物地理格局？Reich等［64］在全球年均温为5～10℃的区域内，依据生物地理和气候梯度，分析了植物的LNC，提出几个关于叶性状分异规律的假说，其中包括温度－植物生理假说（temperature－plantphysio－logicalhypothesis）和生物地球化学假说（biogeo－chemicalhypothesis）。温度－植物生理假说指的是LNC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因为温度越低，叶片的生理活性和酶活性减弱，使得叶片内的LNC较高。与此相反，生物地球化学假说指的是低的年均温通过降低有机物的分解和矿化速率来降低氮素的可利用性，而且低温条件下，植物根吸收效率下降导致LNC降低。Han等［65］依据中国753种植物种的叶氮磷含量进行综合分析表明，植物LNC和LPC随海拔的升高而增加，N／P与海拔无显著相关性，中国植被的N／P较全球平均值高，但中国各个植被功能群之间的氮、磷含量及N／P与全球水平较一致，这些性状在中国植被中存在一定的生物地理格局。与之相对应的是，He等［66－67］在分析了中国北方草地199个样点213种植物的叶氮磷后指出，虽然中国植被的N／P高于全球平均值，然而生物地球化学假说不适用于年均温很低的区域，指出在中国北方草原区叶氮磷含量并没有形成生物地理格局，LNC在中国北方草地并没有随温度形成明显的地理格局，气候与植物的LPC和N／P相关性很小，而取样点之间和样地内植物之间的叶性状差异显著。

植物各叶性状因子之间相互关联，不同植物区系间可能存在相似的性状格局。大尺度上，叶性状的分异规律及其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已被广泛研究，成为解释生态系统功能的关键指标［8］。Wright等［11］基于全球175个样点（涉及从极地冻原到热带雨林，从草地到荒漠）的各类植被类型的2548种植物的叶性状分析，首次在全球尺度上阐述了这些关键叶性因子间的普遍相关规律以及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是对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各叶性状因子之间存在相关性，揭示了各个性状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以及叶性状因子在不同环境压力下趋同进化的特征。研究表明，LNCmass与Amax存在密切正相关，而SLA与植物生产单位叶面积的物质成本呈负相关，二者又随LLS的增加而降低，这种相互关系几乎在所有植物种群和群落中都普遍存在，是进一步理解生态系统行为特征的基础［68－69］。定量化研究不同物种、不同生境相同物种的叶性状因子之间的相关性，有助于找出气候、土壤养分等环境因子对叶性状的影响［61］。目前，已经在全球尺度上初步定量化阐明了6种关键叶性因子（SLA、LDMC、LNC、LPC、LLS等）之间存在的普遍相关规律［70］，在区域尺度上，植物叶性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全球尺度的研究结果。对澳大利亚258种不同生境中的建群种乔木的叶性状分析显示，SLA、Amax、暗呼吸速率、LNC和LPC之间存在相互的正相关性；而LLS与以上几种叶性状因子成显著负相关，且与单位面积叶质量成正相关［11］。

3研究展望

3．1中国的叶性状研究

国内对植物叶性状的研究开始的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1959年侯学煜先生撰写的《中国150种植物化学成分及其分析方法》［71］。虽然，植物叶性状的研究在早期生态学各领域的研究中均有所涉及，然而明确系统地提出植物叶性状（plantleaftraits）的研究却是在最近十年［72］。目前，中国的植物叶性状研究尚属刚刚起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在青藏高原，Luo等［73］从区域尺度上解释了植物叶性状对海拔的响应，随海拔高度增加，冠层平均叶寿命、基于面积的叶氮含量、叶面积指数、叶氮库都相应增加，而冠层平均比叶面积、基于质量的叶氮含量都下降。驱动因子主要是温度和降水，土壤有机碳和总氮含量也有重要作用。在科尔沁沙地，李玉霖等［37］调查了不同类型沙丘生境中分布的20种物种，得出SLA和LDMC在不同物种间差异显著。对草原区建群物种羊草进行养分添加实验［74］，结果表明，羊草通过提高SLA、单位质量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和含氮量，使单位面积叶片含氮量和叶绿素含量均呈线性提高。Han等［65］在综合分析中国753种植物种的叶氮磷含量，指出中国植物叶氮磷含量分布存在一定的生物地理格局。然而，中国在中尺度（群落尺度）、大尺度（区域和全球尺度）的研究还较欠缺，只在中国东北样带草原植物性状与降雨梯度的相关性，叶氮含量的地理格局以及青藏高原植物叶性状生态功能的研究方面开展了一些尝试性的工作［51，66－67］。然而由于中国有着特殊的气候、植被条件，又有着长期的人为干扰和土地利用历史，使得中国的植物叶性状研究有别于其他国家。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加强大尺度上植物叶性状对环境因子响应的定量化研究。尝试建立一些区域性的模型，有助于从机理上解释植物叶性状随环境变化的分异规律。

3．2存在问题与展望

尽管目前叶性状的研究很多，针对植物叶性状的分异规律及其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11，71］，但仍有很多问题未能阐释清楚：

（1）生态学家强调植物对生境的梯度变化具有不同的、复杂的适应对策。具体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哪类环境因子在多大程度上引起叶性状的变异？目前的研究大多只是验证一些假设，没有从机理上阐述清楚［3］。Ackerly等［74］提出通过分子标记法，对变异的性状进行标记，找出与特定植物性状变异相关的候补基因，一旦确定了此类基因，将会给植物性状的研究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2）自然环境是复杂多变的，某个环境因子对植物的影响往往和其他环境因子耦合在一起，存在交互作用，且大多数物种都具有影响生态系统的独特性状组合，单一性状或者单一功能群无法代替这些性状组合的作用，也不能预测不同物种表现出来的多种功能［75］。因此，需要加强针对某几个环境因子及环境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开展的控制试验，以定量化研究叶性状与多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

（3）以前的研究对单个植物种叶性状因子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关注，然而不同尺度叶性状间的相关性亦有差异。所有大尺度的植物性状的研究均是基于群落尺度的。举例来说，SLA全球尺度的变化有大于35％的部分是基于研究样点的数据，研究样点之间植物叶性状的比较可以反映出植物受大尺度气候条件的影响［11］。由于叶性状相关性是基于研究的尺度，因此，尺度的推绎就显得尤为重要，且要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研究尺度来选择合适的叶性状。

物性论范文第5篇

真正的美的舞蹈不仅应该具有内容美，同时也应该具备形式美，这样才能做到内在和外在的统一以及动作与主旨的协调。而舞蹈作为一门形式感很强的视觉艺术，其所具备的形式美不仅能够影响到舞蹈内容美的表达，而且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其他要素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在进行舞蹈编创的过程中，编者要十分注重形式美的表现，要从舞者的人体美、舞蹈动作美以及舞蹈造型美这三个方面进行考虑。首先，人体美。人体美是保持舞蹈形式美的硬性条件，是舞者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其包括自然美与社会美两方面的美。自然美包括舞者和谐的体态体形、健康均匀的肤色以及姣好的面容等。社会美包括舞者自身所具备的的创造力以及对于舞蹈的表现力。可以说，人体美是舞蹈美最基本的载体，因为无论什么样的舞蹈首先映入群众视线的就是舞蹈演员健美匀称的身体，再美好的舞蹈如果没有合适的舞蹈演员也是徒劳的。其次，舞蹈动作的美。舞蹈动作是指被社会大众所认可的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肢体动作以及造型，其比较注重自身的节奏性。通俗来讲，舞蹈动作的美就是指舞蹈中所有的人体动作形态都要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有节奏的表现，包括动作的力度、动作的速度以及动作幅度的大小等。这些有节奏的舞蹈动作有利于舞者思想情感的抒发，也有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如孙颖编导的古典舞《踏歌》就表现出了强烈的节奏性。该舞蹈中的主要动作为“踏足”，其以收颌、扩肩、摆臂、拧腰、扭胯、松膝作为主要动作，以肩的前后耸动带动身体其他部位的运动为基本动律，这种动律带有强烈的节奏性，将舞蹈动作所蕴含的热情高涨的情绪表现了出来。再次，舞蹈造型的美。舞蹈的造型是指相对静止的肢体动作造型以及舞蹈的队形或是结构，其有利于烘托情景氛围以及丰富故事情节，能够起到深化舞蹈主题的作用。一般而言，舞蹈动作中某一瞬间的造型停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舞蹈动作的转瞬即逝，受众则可以借助静的画面造型来加强自身对该舞蹈的印象，这也能够强化舞蹈的形式美和整体审美效果。例如，傣族舞蹈《水》中的“三道弯”造型就是一种充满美的静止的舞蹈造型，舞者的头和胸、腰和臀、胯和腿之间以一种逆反的方向呈现出一种S型的姿态，其曼妙灵动的身姿将傣族舞蹈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从侧面表现出了傣族人民的朴实、大方。

二、音乐美

舞蹈的发展必然离不开音乐的相伴，舞蹈和音乐两者是天生的伴侣，二者不可分割。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音乐是舞蹈的声音所在，而舞蹈则是音乐的具体表现形式，一个有形无声，一个有声无形，两者的结合乃是浑然天成。由此可见，舞蹈艺术美的呈现自然也是离不开音乐美的配合的。舞蹈中的音乐可以用来描绘主人公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能够帮助舞蹈完成人物形象塑造的任务，还能够对舞蹈所需要的环境进行渲染和烘托。此外，音乐还可以组织帮助舞蹈动作，能够使舞蹈动作紧跟节奏节拍，从而确保所有的动作有条不紊。我国著名的舞蹈理论家叶纯之曾经提及过“音乐所带来的美深化了舞蹈的内涵，是舞蹈美的一种解说、一种辅助，当两者同步发展时，音乐和舞姿的结合能够共同唤起舞者的情感。另一方面，从受众角度来讲，音乐的出现使观众不再仅仅停留在视觉审美上面，还可以借助听觉对舞蹈进行想象，这也会使舞蹈的编创过程变得更为自由”。而在具体的编创过程中，编导首先要对舞蹈的主体结构进行创作，然后再依据舞蹈配置音乐，同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根据舞蹈的题材和内容来确定音乐主题。所确定的音乐要具有舞蹈的特性，要精炼而又概括集中，既要能够配合舞蹈的情节开展，又要能够保持自己鲜明的独特性。二是要重视舞台剧中音乐的结构。虽然舞蹈中音乐美的呈现并不需要太过于严谨的结构形式，但是也要根据舞剧情节的需要对音乐作大致结构上的处理，这样才能够将音乐中有价值的美的东西充分发挥出来。例如，福金编导的《天鹅之死》中的音乐就具有极为强烈的美感特征。福金根据舞蹈情节和动作节奏的需要对音乐进行了编创，并以期能够从音乐中找寻到舞蹈情感变化的依托。在一开始，为了表现出天鹅恬静优美的形象造型，福金选用的音乐是平静的大调；而到了中段为了表现出天鹅对生的渴望和对世间万物的留恋，福金将音乐转入小调，从而进一步表达出了天鹅激动的情绪；当最后天鹅在平静安详的气氛中死去的时候，音乐也因此而又重新回归到了宁静的大调。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