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敦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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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敦和睦范文第1篇

2、出处：唐 陈子昂《座右铭》：“兄弟敦和睦，朋友笃信诚。”

3、近义词：融洽、和谐

4、融洽，拼音róng qià，释义：融洽含意，彼此感情好，没有隔阂和抵触。多用作融会，融合，感情和睦，没有隔阂。

兄弟敦和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常璩 《华阳国志》 人物形象

《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史志专著。著者常璩，字道将，其生卒年不可考，《晋书》亦无传记流传，其他史籍零星记载其出生于一个氏族大家。《华阳国志》也是我国第一部为女性立传的地方史志，其《先贤士女总赞》，以三卷的篇幅，记录了蜀郡、巴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以及七边郡地区的妇女53人，常璩以地域为界而为女子立传，展现出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女子所具有的文化差异和不同个性形象。

一、仁而有德、至孝至善的贤妇孝女形象

“百善孝为先”，自儒家提倡孝道以来，人们就努力践行着对“孝”的诠释，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为了舅姑或是父母，放弃自己的生命保全别人的幸福；也可以忍辱负重，以自己的高贵德行感悟凶恶的舅姑，而使家门和睦。

《礼记・内则》曰：“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常志》中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善事公婆，以德感悟凶恶舅姑的贤妇形象。如广汉姜诗的妻子庞行，侍奉婆婆如亲生父母，为满足老人只喝江水和每日一尾鲤鱼的嗜好，为此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即使遭遣后，亦一如既往的供给婆婆各种所需，终于感动了夫家，得以侍奉婆婆如初。汉中贤女礼，以贤德感悟凶恶的婆婆，使其对礼更加的慈爱，从此礼被乡里人作为家庭和睦的典范赞道：“作妇不当如赵伯高妇乎？使恶姑之变，可谓妇师矣。”还有蜀郡贤女张叔纪“至有贤训，事姑以礼”，贤士为其作颂：“少则为家之孝女，长则为夫之贤妇，老则为子之慈亲”，并为其取谥号为“孝明惠母”等等。

二、教子有方、匡夫以道的贤妻良母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贤妻良母形象一直是中国传统女性道德的化身，也是儒家文化对女性的道德规范。即使在偏南一隅的西南地区，也处处闪耀着贤妻良母的光辉，她们为人们所称赞，成为世人的典范。

梓潼文季姜，嫁与其夫王敬伯之时，前室已育有一男二女，季姜进门之后，生育三男两女，王家前后一共八子，季姜均视如己出，抚育恩爱如一，成为一代继母之典范。汉中杜泰姬，生七男七女，有一套自己的育儿经，其后七子皆“辟命察举，牧州守郡”。同为汉中的刘泰瑛，教子悔过，使交贤良，其后四子，“皆为才官，隆于先人”。还有汉中穆姜，以己之厚德感悟前妻之子，卒至兄弟相爱，踏入仕途等等。这些母亲，或慈祥、或严厉，教导孩子明白事理，良好的教育使得儿辈功成名就，流芳百世。

《常志》中的贤妻，她们有才能，德行好，能帮助丈夫很好的养育前妻所生孩子，视如己出，如季姜等；能在丈夫遇事不决时，出谋划策，如陈惠谦等；还能帮助丈夫和睦兄弟，如广汉汝敦妻，助夫与被嫂子离间的哥哥再次相亲相爱，使家“世为冠族”。

三、聪明睿智、深谋远虑的才智女子

在封建社会，尽管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对女性进行了束缚，但是她们还是以她们的聪明才智，为家庭排忧解难，赢得了人们对她们的尊重。汉中李文姬临危不乱，挽救李氏血脉，使李门宗祀得保；陈氏惠谦，常为丈夫政事出谋划策，看待事物睿智聪颖，对待已有的问题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治根治本，陈伯台誉其为“女尚书之俊耳”；另一位犍为阳姬，其父坐狱，阳姬以其超人胆识，“邀道扣涣马，讼父罪”，言辞甚为慷慨，使父得出，此后阳姬亦以其谋略，使夫举荐的贤才得以进用，多年以后，阳姬二子均为仕宦，夫兄子伯邳为司隶校尉，二子常邀伯邳来家作客，阳姬亦教其为政之道。

四、坚贞专一、不事二夫的节妇贞女

在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中，男人“三妻四妾”，女人“从一而终”，是儒家的道德符号。《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所述53位女性，约三分之一的女子为守节不嫁者。其或反对再嫁，面对父母或官员的“逼婚”，或残身，或丧命，或以自己的聪明胆识，守护信念。

广汉纪配早寡，作诗明不嫁之志，然因容貌秀丽，上门求亲者犹众，在其父母将要把她许嫁他人时，纪配便断指残身，最终得全养子而终。彭非、进饿“截发”，王和“割耳”，犍为周度“割体”，更有甚者，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死明志，犍为贞，亦早寡无子，供养舅姑如旧，奈何被太守督邮看中，利用职权逼迫贞与其成婚，贞誓死不嫁，乃投水自杀，幸而得救生还，其此等贞烈举动受到多位太守表彰。如是者有敬姬、相乌、等等，其或投水，或吞药，或绝食，或自缢，用生命守护住了心中的信念。《常志》所选女子，不乏有胆识，聪明睿智者，以自己的胆识和智慧，成功地使自己摆脱了“被逼再婚”的困境。《常志》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逼嫁之风和妇女对再婚问题的所具有的自主意识的时代风貌。

这些女性，各以其不同的风貌、品质、情操，构筑了《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异彩纷呈的人物画廊，真实的反映了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婚姻状况、妇女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状态，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观。

参考文献：

[1]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2]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刘重来，徐适端主编，华阳国志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

[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兄弟敦和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古代蒙学 高职学生 道德养成

中国传统蒙学教育以立志做人为首要目标，以日常生活为进路入口，以伦理教化为类型特征。尤其在教育方法上，力求切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强调榜样示范作用，注重良好习惯养成，讲求知行合一，按照循序渐进原则，实行因材施教，编写符合儿童特点的教材等。探讨传统蒙学教育方法的现代意蕴，继承优秀教育传统，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寻找“内源性”思想路径。

一、古代蒙学读物的特点

在今天这个传统与现代大碰撞的年代，探寻传统蒙学教育理论与现代道德教育的契合点，将是教育学界一件极为迫切而又重要的工作。反顾古代蒙学教育，将其教育实践特点加以梳理研究，借鉴其富有成效的教育经验，对我们更好地开展现阶段道德教育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中成书最早、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作者为南朝梁时周兴嗣。作为最早的蒙学读物，千字文开创了蒙学教育传统的先河，初步形成了蒙学教育和蒙学读物编写的体系，为蒙学教育中伦理道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蒙学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后来的《三字经》、《弟子规》、《童蒙须知》等蒙学读物无疑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通过对《千字文》伦理道德教育特色的研究，可以为当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伦理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

古代蒙学教育思想主要仍以传统儒学为主，同时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积累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颜之推经历南北两朝，思想深受朱熹圣人“明哲保身”的影响，所以《颜氏家训》也带有很强烈的保守意识。《颜氏家训》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学习古代蒙学的优点

伦理道德教育不是脱离其他知识而进行的单纯说教，而是与知识教育融和，按照一定的道德理想塑造学生心灵，培养学生美好的品德，达到敦人伦、美教化、淳风俗的教育目的。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伦关系，所以人伦关系在蒙学教育中是最重要的。《千字文》乃至其后的蒙学特别注重别尊卑，序长幼的伦常关系教育，劝孝、向善是其主旨，这与儒家的传统美德是一脉相承的。“恭惟鞠养，岂敢毁伤”讲的是孝亲；“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则谈夫妇人伦；“孔怀兄弟，同气连枝”说兄弟和睦；“交友投分，切磨箴规”是朋友之谊；“资父事君，曰严与敬”是忠孝之心。凡此种种，总是力图构建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理想。，从而有利于高职学生道德的养成。

把伦理道德教育与其他知识的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之中，这正是今天的道德教育所缺失的意义与内容。我们今天在实施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来自学生方面的信息，关注学生道德范畴中的“先前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正确而有效地引导，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作用，使他们具有伦理道德学习与实践的主动性，德育工作就会事半功倍。

三、学习古代蒙学对高职学生道德养成的现实意义

1、道德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历来重视幼儿的道德教育，可以说，它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教育的主线。在当今道德底线模糊的社会，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重新拾起那些精简但寓意深刻的古代蒙学教材，作为经典文化向幼儿诵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从幼儿时期开始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如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等，我觉得这也是幼儿们喜闻乐见的故事。

2、博文广志。像《幼学琼林》、《蒙求》等书内容囊括了天文地理、人文世故、自然景象、教育等非常全面的内容，可以使幼儿在快乐阅读时收获各种各样的知识，比起现在一些单调，华而不实的书来说是个更好的选择。

四、学习古代蒙学读物对培养高职学生道德养成的可操作性

伦理道德教育具体实用可操作性强 。《千字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道德教育要求具体、明确，不作空洞的说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实施。《千字文》对蒙童进行教育，具体到了人的音容笑貌、言辞、着装、饮食等细节，“容止若思，言辞安定”，要求人的言行要神定气闲；“俯仰廊庙，束带矜庄”，朝礼着装要整洁端庄；“稽颡再拜，悚惧恐慌”，祭祀行礼须神情惊悚恐惧。短短千字，竟然能细化到这样的程度，令人惊叹。

五、总结

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是现代伦理道德建构的文化渊源，道德类蒙学教材作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世俗化形式，是古代私人设学和私家聘请教师时教授学生所采用的道德类读本，是一种侧重于向童蒙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及培养童蒙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社会里修身处事的态度的蒙学教材。宋代是蒙学教材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甚至可以说它是我国蒙学教材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宋代出现了系统化的道德类蒙学教材体系，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正是通过向学生讲授蒙学教材特别是专门的道德类蒙学教材这种方式使道德观念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深入青少年的骨髓，左右着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所以深入研究宋代道德类蒙学教材的特点，拓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现代价值研究空间，将会为现代高职生道德建设提供一定的思想理论上的支持，对现代学校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谈儒强，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方法的现代意蕴[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2期

兄弟敦和睦范文第4篇

人类在30多万年以前，就开始了进化的历程。在农业产生以前，人类依靠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果实、根茎等生存，过着饿则捕食、采食，饱则弃之的生活。由于野生动、植物的季节和地域等方面限制，人类的生活是没有保证的。人类的生存欲望和创造欲望使人类在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生产，出现了农业文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生产的国家之一。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通过研究提出，“地中海、西南亚、印度、中国北部与中部山区、东非山区、墨西哥、秘鲁等是几个基本的、独立的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由这些中心形成了全世界的农业。”[1]1954年，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炭化栗和菜籽，经测定为7000年以前的遗物。1976年，河北武安磁山出土有炭化栗粒和猪骨，88个灰坑贮存着粮食，有的窖底腐朽粮食厚达2米，经测定，这些都是8000年前的遗物。近年来，我国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等地发现了距今上万年的栽培稻遗址。这些都充分证明，中国是最早出现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中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不仅为中华民族的进化繁衍、发展强大提供了物质生活条件，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的古代教育就一直受着中国农业文明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当代也依然存在。

一、中国农业社会孕育了中国古代教育的萌芽

中国古代教育活动是从农业教育开始的。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朝代，人类通过耕作、畜牧进入原始农业状态。农业一旦开始，人类就需要将耕作、畜牧的方式方法进行传播推广。这就开始了原始的教育活动。原始人群“为了供劳动更有成效，必须制造劳动工具。他们的劳动工具虽然简单粗糙，经验虽极有限，但把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经验和方法传授给年青的成员，使他们知道群体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2]古籍中可以找到原始教育活动的记载，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写到“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记叙，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原始人类传播农耕技术的教育活动。

原始教育活动是不可能与生产劳动互相分离而独自存在的，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类开始了聚集性的教育活动，因此有了教育场所。古籍中记载的可能是最早用于教育活动的原始场所有两种。一是“成均”。“成均”被考证为平坦、宽阔的场地，用来堆积捕获物与农耕作物和聚会的地方，被认为是五帝时代的教育场所。二是“庠”，被认为是虞舜时代的学校，“庠”也是储存谷物之处。《礼记•明堂位》中这样阐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可见，不管是我们前面所述的非集中的教育活动还是“成均”、“庠”等集中性的教育活动，都是和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许多考古发现都说明中国古代教育是源起于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

二、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教育的重农思想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政治稳定。人们依靠农业维持生存，统治者依靠农业维护稳定，农业在古代最具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农业作为国家之本，中国古代教育也就打上了深深的重农恪印。在许多史籍中，都有重农思想的描述。法家李悝、商鞅等人最早明确提出“农本”观念，李悝在魏国采取的政策是“尽地力之教”“禁技巧”，即发展农耕，约束手工业。墨子在他的论述中强调农业生产，“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聊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否则“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为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汉代思想家贾谊在《论积贮疏》中论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这些重农言论的传播是古代思想家们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言论对历代统治者和民众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拿唐代来说，唐代实行“均田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允许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同时在役期上规定农民的最高役期，让农民有更多的耕作时间。唐朝到745年有人口九百零六万，比唐初增加数倍，开垦的土地面积大为增加、粮食充盈，这些都是唐朝统治者推行重农政策和农民接受重农思想说教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活动的成果。

中国农业文明也使得中国古代教育把是否知农、会农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在《论语•微子》中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的记录，说的是孔子带众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一天，子路迷路，遇一老农，问其看到老师没有。老农说，既不劳动，又不知道劳动知识，哪里配得上称为老师。可见“四体”勤，“五谷”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才标准存在的。1811年出生的晚清大儒、两江总督8岁时能读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早年的读书经历及亲身感受使他非常重视对子女、亲眷的劳动教育。他教育两个儿子每天都要劳作，“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并且以同样的要求对所有女眷包括自己的老婆。给他们规定了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织布，什么时候种地。以至于曾家所有人的衣服都是自己家织做的。教育自己的子侄们:“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中国历代史籍的许多记载都反映了中国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人才评判标准的影响。

三、中国农业社会蕴育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天人合一特点

农业生产是人们通过劳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繁殖与生产，以此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需要。古代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吕氏春秋》“审时篇”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任地篇”提到: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把天时地利的自然变化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3]古代人们敬畏自然、顺从自然、寄希望于自然。中国农业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点导致了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涵，使中国古代教育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重要的教育目标。我们说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人”不是天和人的实体存在，天是说指自然及其客观运动，人着重强调的是情感、欲望，即人的主观世界。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常有“天人合一“的论述，《尚书》有“惟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以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的阐述。《老子•二十五章》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亦云，“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田子方》)。“大地与我并生，而大地与我合一”《庄子•齐物论》典籍中又常有人与物相融的意境描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摆焉……岁有其物，物有其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大自然的变化影响人的情感变化，人与自然相生相感，这是与西方文明对自然的理性剖析所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古代教育。古代教育家们如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等，他们都在教育活动中，著书立说，演讲说辩，传播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象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赋予了“天人合一”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调了人性与万物的融合思想，也强调了认识自我与认识自然的统一。总之，中国古代教育的天人合一教育内容是丰富精深的，同时也对中国当代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古代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民族生产生活的范围极小。正如钱穆指出的，农耕民族“生长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坟墓安葬于此”，所以他们“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4]由于农业生产的空间局限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限制，以及农耕发展民族企望家族繁衍、代代相传的心理特征，使中国古代教育家把家庭作为社会实施各种教育活动的最初起点和最基层的单位，使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要求，使家庭教育成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教育家们认为“天下之本在家”，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齐家”。“在封建社会，父兄在家庭中是家长，他们负责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是家庭的准则。宋王弘官至尚书并进位太保，他知道自己应是人们的表率，因此注意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礼法，以致写书信均有一定格式，这是他的家庭准则。后人都仿效他，称为王太保家法。齐中书令王延之家教很严，见子弟要先规定时间。他的儿子伦之也用这个方法。里面包含了封建因素，但家长作为榜样注意严肃是有一定道理的。陈左仆射，侍中王旸，敦敦教诲诸弟，兄弟三十余人因受到规训，所以家庭和睦。”[5]古代的许多名人大家在家庭教育中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写下了大量的“家训”、“家教”类著作，以教育子孙，警戒后代。现存最早的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流传最广，被称为家教之祖。明末清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劝人治家勤俭、安分守己，是影响最大的家教典籍之一。古代教育家的家教观对中国的家庭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就深受儒家家教思想影响，他自己的家书又对中国近代、现代乃至当代都产生着更大的影响。钱穆对推崇备至，认为是影响了他一生的重要经典，他称为“一大教育家”。李鸿章常以“敬恕”二字诫其弟子。冯天祥也以的“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的名言自勉及教育部下。的岳父杨昌济抄录过的家书和日记，以其中的精神教育学生。还在延安时期建议党员干部们都要读读家书。

中国历代家教典籍以及其它历史文献的家庭教育观念虽然有不少带有封建社会的糟粕内容，但它们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重视营建良好的家庭环境，重视家庭结构的稳固，其中有许多思想、方法在今天都是可取的。象古人对慈、善、孝、贞、悌等家庭伦理要求，对现代家庭道德教育就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兄弟敦和睦范文第5篇

河南省大同文化教育中心的赵泽远、刘永秀老师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精华，深得感悟。5月9日，围绕着这些现实中的社会问题，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方面进行了一些阐释，旁征博引，让记者再次感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决策探索：现在，大家已经习惯把传统文化用“国学”一词来表达，那传统文化和国学是不是能划等号呢？

赵泽远：我们接触这些东西也已经很多年了，“国学”这个词大家现在都这么叫，其实是不准确的。“国学”这个词是近代的一个词语，当西方文化来了之后，中国的文化为了要与西方的对称，就把中国所有的文化一揽子起了个名字叫“国学”。其实，它是相对西学而言叫“国学”，实际上，还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好一些。

决策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哪里？

赵泽远：中国传统文化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把天地宇宙人生的规律认知了，然后把这些规律用文字的形式给表述出来，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比如说黄帝时候的老黄历可以算上万年它都不会错，已经把宇宙规律认识得很清楚了，后来圣人就把这些东西归纳成了社会规律、社会原则。比如说《论语》里边孔子直接告诉后人怎么做人，怎么交朋友，怎么对待上级，怎么对待家庭，怎么对待社会和事业，它把这些按照原来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的认知都给总结归纳清楚了，后人按照这个规则去生活就行了，这种规则是超越了时空的，它没有历史局限性。用今天的话来讲，它是一个超越了阶级、民族、种族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决策探索：可不可以说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思维方式呢？

赵泽远：文化不是历史，文化是圣人对宇宙生命体证认知的大科学。记载这些大科学的文章就是经典。文言文是中国圣贤记载宇宙生命大道的独特的语言方式，言简意赅，又合于音律，这叫“微言大义”。文是经典，化就是经典思想指导下的生活方式。生命源于自然，禀赋天地之性而生，生命的过程必然要符合根本的自然法则。道是本于天地自然的生命规律，德是符合规律的幸福生活。儒释道看待生命的智慧是一种生命本有的回归，是开启生活事业智慧的根本法门。比如，我们看自己，想到最多的是“学什么专业，专业搞了多长时间，有多少人脉关系或社会资源”，而很少看自己的隐藏在这些显性条件背后的能量在哪里，这就让很多人为了成功总是向外求，很少反观自己。其实，文化的实质是以正确的观念为指导的一种生活方式，顺道而行，自然而德（得），正所谓“文以化世，道生德养”。

刘永秀：我们就是想在这种理念下向大家推广一种我们中国本有的大同文化。

决策探索：何谓“大同文化”？

赵泽远：就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最正统的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传统文化的“根”。如果要去用时间界定的话，应该是在孔孟以前。孔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述而不作”，即是说，这不是我创作的，我只是把古代的那些圣人怎么做的告诉后人。孔子作为一个集大成者，他的这些道的来源主要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是中国核心文化的源头，这些内容就散落在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五经》里边。

决策探索：那又怎么看待孔孟以后的传统文化呢？

赵泽远：孔孟之后各家各派各抒己见，都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慢慢地开始偏离了中国原本的天道、君道、人道合一的正统文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文化的载体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的是“术”，从这个时期开始文化逐步被政治奴役，成为私有统治的工具。汉朝以后，文化与私有统治结合得更加紧密，帝王们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想办法去保住自己的社稷之位，当私心起作用时，他们将原本文化的道统观念、仁政思想更加权术化、谋略化，就不会实行全心全意为百姓着想的“仁政”，离“公天下”的大同理想越来越远。到了宋明理学的时代，文化完全沦为统治者的附庸，失掉了它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丧失由政治堕落殃及到文化原有的人本思想，一些不符合人性的文化糟粕出现了。比如后来说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还有一些单方面要求的忠孝，就是“愚孝愚忠”；还有一些其他的现象，比如说女人裹小脚、过度限制女性自由的思想、夸大“三从四德”的概念等等这些摧残人性的内容，都附会牵扯到传统文化上。当这些杂七杂八的思想或者现象演变得多了，积累得多了，文化逐步成为奴役人性的枷锁。故而鲁迅先生定性“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吃人的，翻开历史就是吃人、吃人。”这些糟粕的东西越来越多，为政的越来越自私，慢慢地偏离了为政以德、仁政为民的原本思想。到清朝后期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极端，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在很多地方失去了文化的本意，离正道越来越远。实际上，中国近代的败亡，首先是文化偏离正统的没落。文化堕落了以后，很快就被别人吃掉了，民族的核心凝聚力没有了。“”打倒所谓的“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把那些东西打倒的话，人心不会被重新唤醒，中华民族是很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倒的是一个偏离正统的没落文化，是一个被扭曲变形了的假文化。所以说，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的道统文化，是天地人相和谐的人道文化。我喜欢用大同文化表述她，因为中国原本文化的目标就是建构一个敦亲和睦、其乐融融的大同社会。从这个意义讲，中国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中华智慧先祖们对整个人类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