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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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的诗歌范文第1篇

清明出自唐代杰出诗人杜牧之手。

杜牧，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理人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

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其诗英发俊爽，多切经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颇高。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来源：文章屋网 ）

清明的诗歌范文第2篇

我妈一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很快就和那家主人聊上。后来我妈和我说，那个逝去的人是个年仅24岁的男孩，因为失恋而投江自杀。老父亲紧追其后，但追之不及，一时间竟天人永隔！我闻之非常之惊讶和惋惜！就因为一场恋爱而放弃仅仅24年的灿烂年华，置父母24年养育之恩而不顾？我无法理解，也不赞同！须知生命中最为灿烂的部分并不是如何恋爱结婚，动辄以生命的了断作为对恋爱失败的注释，虽用情至深可感可佩！但作为一个男人，一个肩扛着父母深恩，心担着万千大世界的男人，怎么能就此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在回家的路上，我久久难以释怀，我不止一次看见骨灰坛、灵位、坟茔上，几岁的、十几岁的、二十来岁的早逝的生命，每次看见我都会难以释怀！我是个父亲，我能够深深的领悟失去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撕心裂肺的痛，这种痛会无休无止，每次生死忌日更会痛的难以为继！这种痛不同于其它，会因为时间推移而痊愈。随着时间推移，没有了眼泪不是不痛，而是痛的麻木了！不是痊愈，而是结疤了，痂下依然血泪横流！

想到这，我想起那年女儿因为头发剪得过短而割腕的事情。但是结局和那老父亲却不同，我那时因为隐隐觉得不对劲，暴起翻窗而入，一入眼女儿正拿着一把带锯齿的西餐刀正在割腕。一时间夺刀，然后一巴掌扇在她脸上！瞬间，心痛如刀绞，我至今仍然无法用语言解释当时的心情！但是我想这种心情和那个老父亲气喘吁吁眼看的自己的儿子纵身一跃定格自己生命的心情绝对没两样！同样是父亲，同样目睹自己的孩子自寻死路，不同的是我警觉而有机会，而他年迈体弱没机会！

清明的诗歌范文第3篇

一、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对明清历史重估的理解

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革命”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评价的取向与重点发生重大转移，才有了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居主流的中国观。19世纪60年代后，中日两国学界对此的反应颇为不同。似乎日本学界也有“以我为主”的意识，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对“欧洲中心主义”有所抗争，有“东洋史”等等话题的提出。

同样，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西方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

“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在《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里，通过其写作的长文，发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反诘：“西方是否真的兴起过？或者说西方事实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沉重的病症？它是一项成就，或者是严重的失误？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实现？是不寻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寻常的崩溃？我们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历史系统何以会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加以限制？而这是预先设定好的状态，或者纯粹是意料之外的？（注：卜正民、Blue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二章“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华勒斯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最后一句，特别提醒：对于抑制资本主义出现的文明系统（华氏显然首先是指中国），要另眼相看。这里，华勒斯坦要表达的是有没有可能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条历史通道。至今为止，国内赞同“反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评价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倾向，似是不应有的疏忽。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这种史学思潮可能产生的现实导向，有没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如何明智地应对。

我们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应对，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研讨。

第一，基于事实的层面：“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强烈的重新解读历史的冲动，因此他们在重新解读甚至想颠覆欧洲史旧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欧洲史研究对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样，他们也对中国历史的光明面、积极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遮蔽了的东西，展示于阳光之下。这两者对我们都有历史认识方面纠偏补全的冲击作用。由此启发，若要全面地进行明清史再认识，则需要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双向互动，难度将大大增加。

由于“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提醒，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应该引起警惕的是，不能以一偏纠一偏。对“反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出现的许多新的历史判断，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事实层面上需要独立地省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注重实证，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实证方面，我们应该拥有西人难以替代的本土优势。这种新的西潮，应该成为激励我们更细致全面考察国史的强大动力，而决不是跟风而进，单纯变成另一声音的消极代言人。

第二，基于价值认同的层面：无论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现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经带来的社会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来隐患，“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惊叹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断然丢弃长期学术积淀形成的历史比较“规则”，我们对历史发展的把握，会不会变得无所适从？至于更宏观的道德诉求，诸如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等等的不和谐，恐怕是一个永恒性的难题。在史学上过度的执著，会不会再度激活出新的“乌托邦”倾向？例如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来有些国家找到了较好的内部解决办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贫困包袱甩给别的国家为代价，转换成国际性的困局，从人类历史全局来看，仍然是一个大难题。因此，当我们进入历史评估时，往往需要有历史主义与价值观的平衡，而非执著一端。

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冷峻地“秉笔直书”，需要有一种超乎情感之上的，实证地描述历史变迁的职业意识——不论中西，任何历史都是连续的，是连续中的发展。历史轨迹的明晰，是每个国家发展自己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独立的认识价值，就在于它是为“现在”而提供“过去”的情景，过分注重对“未来”的设计，会使历史学走向“过度诠释”的歧途。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价值观的分歧，必然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史家对历史描述特别是评估的主观取向，这是史学上的一个吊诡。学术上如何处理，也需要史学界进一步研讨。

二、关于明清历史再认识视角的变化

1840年开始，中国一再受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原有“天朝优越”的自信力终于遭遇到了严重的动摇。史学家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有难以自存以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溯明清历史，关注对政治史的批判，认定明清已经走到“前现代”的尽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现在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恰恰是针对着这种史学倾向而来的挑战。

当前，我们对明清史进行再认识，自然就会产生许多新的检讨角度。择其要者，大致有两方面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对“革命”做法的检讨，觉得它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态度——一个国家，不要说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它的存在，总有一种“历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经采取的治国方略，总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当时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否则，它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进，要摆脱困局，也不容易找准入手的路向。推倒一切重来的“革命”不是好办法，后遗症严重。受此苦痛，史家意识到有必要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更深入、更细致地鉴别分析明清历史的实际运作状态，特别是挖掘这些运作的“历史土壤”有否改良的可能，而非脱胎换骨，“只争朝夕”。这种时候，久被压抑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与过去总期望历史突变不同，成为了考察历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视点。

这里，思考的难点，是如何把“合理性”变成动态的概念，由此回答连续性与社会变革的契合关系在哪里？否则，“长期停滞论”很难以从根本上被驱赶出去。易言之，当变革实际上还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长期停滞”的提示，在思考中国长时段历史上，会不会仍然有其认识论上的价值？

其次，与前述相联系，历史考察的视域必然地要有所扩展。近2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等，都逐渐在深入展开。站在历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与人物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以及由规则“丛林”构成的结构性历史。因此在研讨“前现代”或向现代过渡的时候，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来。总体上说，在中国，目前专史、断代研究的力量较强，成果多，而跨朝代的、连贯的研究难度高，一时还跟不上来。但少了这种延续性的通贯研究，就很难准确定位断代史，更难把握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连续而非断裂式发展产生的路向。

在“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曾经有一种意见很受大家重视，那就是“整体的、全面的、协调的同步发展”。其实有哪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转型”过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结果）真正全面协调得那么顺利？西方专家提出的静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太理想，而且也与各国历史实景不是很吻合。在各国现代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凡经济推进的欲求最强，共通性也最大；其次是政治，政治与经济的匹配，恐怕有许多绕不过去的相关性，但其间不仅滞后是经常有的，而且也表现出某种为许多理论家不可思议的妥协性与灵活性，两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点；意识形态的通约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同是走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子的匹配，具体的对应组合方式，实际是相当机灵和多样的，是随机性的，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只有在各种模式的整体效果上，是可以比较甚至评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国家也往往很难“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现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应该被发掘出来的“现代化资源”？假若有，是哪些？但从实际历史运行来观察，又会纠缠于前述三者互动节奏的“合理性”在哪里？实际上却缺乏明晰的判别依据。因为讨论到突破的环节，什么时候以什么最佳，史家多般无从主观下断。在这里，我们只能隐约地感到，历史从来很难服从理论，而理论却必须依据历史来修正。这样，问题又回到需要对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全盘性的总体思考上来。

三、关于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

如果回到长达五六百年明清经济史叙事的角度，确有相当多的史料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工商业者还是农民、手工业者——不缺乏经济理论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经济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偏见。但即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家，也都认为19世纪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了“大分流”，中国沦入了真正的“停滞”。对于后一说法，我们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认真地予以正面回应（注：参见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笔者以为，由于各断代经济史微观研究深入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长期停滞论”撕成了碎片，伤痕累累。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由前清至晚清，乃至晚清至民国，经济都不曾有过真正的停滞。微观或断代研究不足的地方，就是各代说各代的，不能顾此及彼，把连续发展在时段上系统化，用以论证中国经济发展整体状态的趋向，揭示它的发展以及不发展两面。但是，明清经济史的考察，即使发掘的光明面再多，也无法绕过一个巨大的障碍：如何通解过去说的“中国近代的落后”？这是与西方国家、与日本比，要否认也很难。那么这种“落后”与“前现代”的历史有没有关联？可以把这种原因仍然单纯地归咎于“列强侵略”（“反欧洲中心主义”就有类似暗示性的倾向）吗？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认为。

对明清经济发展状态的估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主要谈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上，讨论经济发展的水准，最容易成为观察“社会进步”与历史分期标志的是工具、能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开发、物质增长的速率。它们都是非常醒目的标志，判别上最不容易出现歧见。“前现代”与现代，在这方面的分水岭便是以煤为能源的蒸汽机的使用（所谓“煤铁联合”）。中国“前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人力资源与手工机械。为什么它向现代“煤铁联合”的机械化生产转变反应慢而效率低？这是很需要费心回答的大关节。

与此相关联，笔者以为许多学者对“人口”的正面效应估计不足，不顾国情的不同，片面执著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多，当然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相冲的危机；但人口多，强大的生存欲求，也能促发各种经济开发的努力，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总量的增长。因此，直到清亡为止，从“前现代”经济的特性上衡量，中国是不是到达了“人口危机”的临界点，变成了消极的因素，还是相反，劳动力丰厚与密集恰恰是宋以来经济能长期连续发展的基础？这需要讨论。当然更关键的，被西方视为现代经济转变标志的那种技术进步，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中国，以及即使后来学到的、使用了，发展得也很慢，比日本都差得太多（我曾经比较了19—20世纪中日棉纺织业的不同发展态势（注：参见王家范：《发展与忧患：明清史再认识》，《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思想者”专版。））？这就启示我们需要从经济总量以外的角度思考问题，需要关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其他要素。

其二，不管“反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的中西比较，也不可能取消中西历史比较作为方法论存在的意义。他们中有些人一直认为，那种把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分析，意义不大。例如在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很强，国家对工商的掠夺也很突出。甚至也可以这样发问：发展经济的效率，能说集权制国家一定比分权制国家差吗？但，这些能否构成把政治制度与经济变革截然分开的充足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考察时，两者互相作用的联接点在哪里？国家财政政策的考察是个突破口。说具体些，财政政策，会影响到经济资源的支配与使用状态，国民生产总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终利益格局，特别是政治主体与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都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清明的诗歌范文第4篇

玉佩饰的演变

远古的先民们最早是以兽牙、兽骨和石珠等为饰，后来在长期制造石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奇异多彩、坚韧细腻的美丽玉石，他们将它制作成各种装饰器件，作随身佩戴之用。这种佩玉的风尚一直相沿成习。

新石器时代的玉佩饰，以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

龙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中的玉器最具特色。

玉块，是一种环形有缺口的玉器。《白虎通》：“i，环之不周也。”《广韵》：“块如环而有缺。”都是说块是一种有缺口的环。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到春秋时代以前，i形器多作为耳饰使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i形器亦多数出现于人的耳部。

早期的玉块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玉块的特征是：形态不太规整，中孔略偏一侧，i横截面呈圆或椭圆形。多光素无纹，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中，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都有此种器物。我国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多种i形器，呈环状，有一个缺口，缺口一侧略粗，雕兽头，另一侧为兽尾，较笨重。

商代玉块受红山文化玉块影响较大，多为屈身兽头形，有的两侧阴刻蟠龙纹，背脊起扉棱，身饰商代较流行的云雷纹、鳞纹、三角纹等。有的动物形块在块口两侧巧妙利用动物的眼、嘴或卷尾作为穿孔，可供穿绳悬佩。

西周的玉i大多为片状小圆璧形，窄长缺口，多为光素无纹，有的琢有相对的龙纹。春秋战国时的玉块，器身满饰兽面纹、云雷纹或卷云纹，玉块的制作极为工整精细。战国以后中原地区已很少有玉块，只在云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些异于中原地区的玉i出现。

玉i在考古发现的墓葬中，常常出现于墓主人肩上两侧耳下的部位，这也是玉i作为耳饰的一个用途。另外，古人使用玉i还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能够决断事物。《白虎通》：

“君子能决断则佩块”。庄子也曾说：“绶佩i者，事至而断。”二是用i表示断绝之意。Ⅸ广韵》云：

“逐臣待命于境，赐环则返，赐i则绝。”鸿门宴上范增劝优柔寡断的项羽，欲除掉对手刘邦时，以手循块予以暗示，所以i是传递信息的凭证。但总的来看，玉块还是应属于佩饰，不管它是悬于两耳，还是佩戴于腰间。

玉璜，

《说文》释璜：

“半璧也。”实际上，半璧形的玉璜并不多，大多数的玉璜为较窄的弧形，呈下弦弯月状。最早的玉璜出土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崧泽文化、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原始文化遗址中都曾有发现，弧形玉璜，横截面多呈圆形，在这些地区的史前墓葬中，玉璜位于人骨架中部，表明它是作为佩饰用的，是佩玉的一种，璜的佩带方式有多种，一般成组使用，或同玉环、冲牙等玉佩同时使用，这些玉璜大多为素面，但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璜却很精彩，器呈半璧形，两面用透雕及阴线技法琢出神面纹图案。镂空的部位采用先钻出孔，然后穿线拉磨的技法。

商代的玉璜，有的呈半环形或三分之一环形，多光素无纹，个别的刻有阴弦纹。动物形玉璜从商中期开始出现，大多制成龙形、鱼形、鸟纹、兽纹等，有的脊上雕出扉棱形，颈饰鳞纹，身、尾饰变形云纹。

周代玉璜均刻工精细，纹饰华丽，璜上图案多用长弧线琢出，以龙虎纹和鸟纹玉璜为主。

春秋战国时期，玉璜上的纹饰有了很大的变化，璜的两端大多雕琢虎首、兽首、龙首和鸟首，璜身饰云纹、谷纹，纹饰呈图案化，锦地化，双龙首璜最为常见，龙作回首状，口张开，形象生动，制作精良。

汉代玉璜基本延续战国玉璜的风格，只是数量比战国已大大减少，汉以后，玉璜少见，直到宋元明清时，出现了玉璜的仿古制品。

玉璜是最早出现的佩饰之一，新石器各个时代的遗址中都有发现，从发现的位置上看，玉璜佩带的部位，可在腰部，也可以在胸前或颈部。但后来渐渐演变为礼器，《周礼》有“以玄璜礼北方”之说，另外还表示祥瑞，《周礼》把玄璜列为“六器”之一，称其为“瑞玉”。

玉环，是璧的一种，圆形，片状，中心有孔，孔的直径与边宽相等。玉环与玉璧、玉瑷同形。《说文》说环“璧属也”。也就是说，玉环边的宽度同孔径是相等的。早期玉环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它的使用范围较玉璧更为广泛。河姆渡文化，早期距今约有七千年历史。当时已出现了玉环，小而厚，中心钻孔圆而规整，技术较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环大量出现，龙山文化墓葬中曾发现一种由两件半璧形玉片组成，接合处有孔的玉环，它套在人骨架上，无疑是手镯。良渚文化遗址中有多个璧部宽而厚，截面近似方形或椭圆形的，似环似镯，在环的外侧琢有数个凸起的兽面，被称为蚩尤环的兽面纹环。

商代玉环，孔较大，有的玉环在大孔的两面各有一圆周形凸起，有人称之为“乳环”。西周时期的玉环，直径较小，有的光素无纹，有的则用几根长弧线或双阴线雕饰出简练形状。

春秋时期玉环，加工很薄，环上饰有阴线琢的蟠虺纹，战国时期是玉环制造的高峰，出土了许多玛瑙环，环边缘的棱角薄而锐，玉环用玉较好，雕琢的花纹异常精致，有谷纹环、蒲纹环、绳纹环、云纹环、六棱环、双层环等。

汉代玉环为战国玉环的发展和延续。多为谷纹环或蒲纹环，特殊形式的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汉代四灵纹玉环，其上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唐宋以后至元明清代，玉环基本上已定型，外观无大的改变，只是纹饰上更加丰富多彩。

玉串饰，是由各种不同玉石质地的管、珠、蚕、璜、块等穿缀而成，大多做为颈饰用，个别用做腕饰。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出土了大量的玉佩饰，大型佩饰如三璜双环双块玉组佩、四璜连珠玉组佩、四璜四珩连珠玉组佩、五璜、六璜、多璜过珩连环胸腹玉组佩等等。这些复杂多样的完整组玉佩则对我们认识玉器组合的关系和规律、男女用玉制度差异、等级差别等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玉带钩，在战国时期极为盛行，且形式多样，主要作系腰带用。战国曾侯乙墓、信阳楚墓、淮阳平粮台楚墓、辉县固围村魏墓、平山中山国王墓等地都有发现。这一时期，青铜带钩多有出土，上面镶嵌有金、银、松石等。这些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很珍贵的带钩是王室贵族和士大夫的用品。而玉带钩一般体积不大，多在2寸左右，3寸以上的比较稀少。战国玉带钩，钩首多琢成兽头形，也有牛头或鸟头状，素面为多，刻有精美纹饰的较为珍贵，有琵琶肚和螳螂肚等样式，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的青玉带钩是其中的精品之作。钩身 细长，宽腹圆纽，钩首宽而薄，中部隆起，钩首尾均雕成兽头形，周身饰各种不同的几何纹，两侧刻连续的“s”形纹。阴刻的细线，纤细如丝。

玉带饰，或称玉带板，是从唐代兴盛起来的。这些镶嵌在玉带上的玉带板，数量最多并且极富时代特色。这些玉带板有的方形或长方形，还有半圆形也常见，一般较厚，光素的少，雕有人物、花鸟、动物的形象为多，尤以特殊的深目高鼻卷发，身着窄袖短衣及尖靴的伎乐胡人形象多见。据文献记载，玉带之用早在南北朝和隋代就有。到了唐代以后有了严格的用锛制度(玉带板又被称为玉带铐)。初唐是以金为主，后来以玉铸最为珍贵，只有皇帝、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佩带玉镑。这些制度一直沿用到明代。

明代玉佩饰

明代玉器，特别是早期的佩玉，构图简练，线条流畅，雕刻刀法圆熟，如明早期洪武四年汪兴祖墓出土的金扣镂空云龙玉带铸，及洪武二十二年朱檀墓出土的金镶白玉灵芝纹带板等，虽带有宋元遗风，但仍是明初玉佩饰中的佼佼者。明代中期，有了明显的风格变化，线条的运用趋于工细，构图较严整，刀法略显织巧快利，棱角较明显，不善藏锋。晚期嘉靖以后，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大型立体器皿增多，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明以前琢玉史上罕见的成就。明玉碾琢的基本特征包括玉料表面油润闪亮的玻璃光泽，图案轮廓线多采取平行抛光法，镂空透雕处理图案层次，部分作品保留管钻痕迹，回纹和“e”字纹的装饰特点等。明代雕工粗犷、刚劲，但往往忽视了细部的琢制，雕刻的技术不拘小节，磨制时只注意表面，不太注意两侧，细部处理比较草率，故有粗大明之说。

明代的玉带板，继唐、宋、辽、金、元之后又达到了一个高峰。明代玉带的使用规范，《明史》《明会要》等历史文献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其形制史料记载不多。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一品以上方可用玉带，带板上可以光素，亦可以饰花纹图案。明制规定，只有帝王或皇帝特赐才可用龙纹玉带。带板的块数虽有增加，但数量不多。明代早期延续元代玉带的风格，玉带板上的纹饰喜用整株大朵花卉，豪放富丽，工艺采用透雕深钻技法。早期墓葬出土的带板，用羊脂白玉制成，雕云龙戏珠纹，做工精巧细腻，蟠龙多有元代遗风。明代的中晚期，玉带上的带板块数一般固定为20块一套，各块形制及布列形式也有定制。图案内容也更加丰富，常以龙纹或麒麟纹作主纹，还有凤鸟纹、鹿纹、鹤纹、灵芝纹、荔枝纹、凌霄花纹、百子人物纹、戏狮纹、双鱼纹等，也有素面无纹的，并以缠枝花卉或几何纹饰作底纹，在四角装饰如意、锭升、古钱、“e”字纹等有吉祥用意的图案。工艺上中期多采用剔地浮雕法，使主纹突起，边框较窄，边框与主纹相平，而晚期镂雕玉带板大量出现，并采用了多层次的镂雕、透雕技法，二层、三层，甚至多层镂雕，即在主图案的下面再镂雕一层图案，起到了衬托主纹的效果。用材方面则多采用上等羊脂白玉或青玉。

明代玉带钩在上海、苏州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发现，但更大量的则是在传世玉器中，形式多样，以螭龙带钩为多，带钩较元代薄而宽，钩头要窄一些，玉质也比元代稍好，玉龙钩头窄而厚，头顶出现圆顶状隆起的高额，龙发较元代龙明显缩短，从背面露出很短的发尖，只留一缕在后面，发长占整个钩长约五分之一。龙一般为单角或双角，嘴部稍前倾，微微张口，很少见闭口的，口部镂空雕，露出两只犬牙。以管钻钻出突出的小圆粒形虾米眼。蟠螭在钩背上大多为镂空雕，似凌空腾起。明代玉带钩碾磨较为粗糙，底子上往往出现小波浪纹痕迹，虽然光泽度很高，但也难以掩饰琢磨粗糙的痕迹，这也是整个明代玉雕中的缺陷。明代一些粗糙的龙钩，出现“x”形重刀，很深，虽只有寥寥数刀，但仍能显示出龙的五官俱全。明代玉带钩中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就是螳螂式玉带钩。因它的背面弧度大，细颈，弓背，特别是细长的颈部像螳螂一样，所以被称为螳螂式带钩。螳螂式带钩有好几种，常见的有龙首、凤首、鹤首、灵芝形首等等。这些带钩的颈部细瘦而平伏，背面光素，琢工粗细都有，龙首的较粗糙，鹅首的最细致，光泽度也很强，尺寸一般不到3寸，是小型的玉带钩。玉色大都不佳，青中带黄或有糖色，有的表面还有黑色沁及玻璃光泽。清代虽也有螳螂式带钩，但多颈部粗壮厚实，玉色洁白，较明代的样式美观。

明代玉带扣、带环，延续元代带扣、带环的风格，带扣以两个委角的方板相连，方板上有孔，可扣合带头，孔的四周围圆雕蟠螭纹或云纹，两个玉板间或以一个玉套管套住方板侧面的半环，中间有榫相连接。明代玉器镂雕的技术发达，玉带扣中镂雕的作品很多，有些作品制造得极其精湛，例如明代制造的镂雕双环带扣，两环的形状近似于鸡心佩，一环中心为孔，可扣合带头，环的四周镂雕双螭，另一环中心封死，背面有一榫，可连接绦带，环四周亦雕双螭纹，两环之间以一方形套管相连接。

提携是将一种于玉带板下端出一扁环，可以用来悬挂其他饰件的玉器。这类带饰宋元时期就有，明汪兴祖墓及明益宣王墓中都有出现。明代的提携较宋元时的作品小而精致，并可分为活环及死环两种。如北京故宫藏一件明代的玉活环提携代表作品，为兽面长方提携，上部为光素的方板，侧面有槽孔可穿带，下部凸雕一兽面，衔一长方形环，环上部为两个相背的夔龙头，下部为夔龙身，环可在兽的口中横向的转动。

明代玉佩饰还包括服饰，其中有帽正、领花、钮扣等，头饰、发饰有发冠、头花等，悬挂于身的佩饰有串饰、腕饰、组佩、挂坠等等。明代的服饰用玉见于宫廷及民间，宫廷用玉主要是皇族及大臣，皆是按制度使用玉饰，而民间玉饰的使用则多见于习俗，明代民间佩戴玉器的风气也很盛行。

玉组佩在明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明定陵共出土玉组佩7副，分三、四种类型，包括以串珠、玉片组合之佩及玉叶、玉件组合之佩，在江西南城朱祜槟的合葬墓共出土6副，是明晚期皇室中极时兴的佩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2副明代的玉组佩，应是明代宫廷所造，每副由玉叶、玉件组合，最上端是1件镂雕骑凤纹的寿星，其下有一铜镀金质的双龙首提梁，横粱下挂4串玉饰件，共5行，每串由2片玉叶及“e”字、“寿”字、双鱼、凤鸟、麒麟、双桃、双柿、宝盖及四个仙人组成。这类玉佩使用时佩戴于革带以下，略一摆动，玉叶与玉件互相撞击，极易发出声响，正如明人所记载的“凡大朝会时，百寮俱朝服佩玉，殿陛之间，声音甚美。”

除宫廷外，明代民间佩戴玉器的风气也很盛，明代较流行的佩玉，如头饰、发饰、发簪等。江西明益宣王墓出土的七梁形玉发冠，因在器物的纵向起七道脊线，被称为七梁冠。同样的制品在北京故宫所收藏的传世的明代宫廷旧藏遗物中有多件，白玉、碧玉都有。玉簪也有多种，上海打蒲桥明代顾叙墓出 土的白玉蘑菇头发簪，长10.6厘米，为长形柱状，一端尖，另一端似蘑菇头的形状，且歪向一侧。无锡明代龚勉墓出土的玉簪亦如此形，长11.9厘米，其蘑菇头及外表皆光素无纹饰。明代还有一些其他的头部玉饰，如玉结子、玉花形片等。

明代玉佩饰是多悬挂于人的身上的饰物，也有挂于其他器物作为坠饰的，如杖头、扇尾的缀饰等，明代有大量的动物形的佩坠，如雁形坠、羊形坠、鹿形坠、鸳鸯卧莲坠、田螺坠、蟾蜍坠、蜘蛛蜜蜂坠、鱼形坠等等。还有许多半圆雕或圆雕的玉坠，如白玉童坠、双婴坠、执灵爬童坠等。

各式各样可挂于人身的玉牌是明代玉佩饰的又一个特点，这些玉牌，有的为方形，有的在方形的一端镂空透雕双夔龙，有的为圆形或花朵形，有的为连珠纹边框，它们大多体积较小，也可用于嵌饰。

嵌宝石玉佩饰是明晚期的一大特色。位于北京北部的十三陵地区，是明万历皇帝的寝陵，特别是定陵出土的白玉垂倒宝石花组佩、白玉顶嵌宝石金簪、白玉镂空寿字镶宝石金簪、白玉兔金镶宝石耳坠等，将色泽艳丽的宝石作为镶嵌材料装饰到玉器上，以黄金的金黄色泽衬托出如凝脂般的白玉，宝玉石共用，金与玉共用，实为美观。

陆子刚是晚明时期的琢玉高手，他所琢刻的玉器作品，主要在明嘉靖至崇祯年间，这时的明代经济的发展推动了鉴赏收藏风气的流行，一些名家的作品，成为富商们追逐的对象。其所制作玉器当时极富盛名，并且也有较高的市场价格。他所琢刻的玉器作品，形制仿汉，取法于宋，颇具古意，按材施艺，不拘一格，图案装饰多取浮雕技法，构图既有繁缛，又有简洁，线条锋棱快利，但抛光不细。子刚款的佩玉，有玉牌、玉簪、玉珩、玉带钩等，而尤以玉牌子最为突出，这种玉牌在明晚期以至清代、近现代都极为流行。玉牌皆用上好的白玉制成，上端和侧面有镂雕的夔龙等装饰，表面有碾磨的图案及文字，款识的处理多有变化，字体分为隶书和篆书等几种，笔力道劲而略显粗糙，但实际上，这种所谓粗糙的特点绝非工艺不精之故，而是有意追求古拙简朴的艺术特色。

清代玉佩饰

清代的玉佩饰集古代佩玉之大成，品种非常之多，如大量的玉佩、玉坠饰、玉头饰。这些作品制造精致，用玉精良，继承了明代制玉的传统工艺，特别是清代中期乾隆时期的玉佩饰，不仅在当时是清代官吏、士人追逐的对象，在现今也依然是收藏家们所热衷的藏品。乾隆时期玉佩饰的特点主要在于玉好工精。在选材上，均选用上好的和田羊脂白玉，其次则是青白玉，偶有黄玉或碧玉的制品。品种更是多种多样，有仿古鸡心佩、宜子孙佩、夔龙佩、龙凤佩、蚩尤环、鹿卢环、成组挂佩、十二辰组佩、十二月令牌组佩、夔龙顶的方牌子、斋戒牌、玉觞、搬指、玉锁、玉翎管、玉花囊、玉香囊、玉发簪、玉扁方、玉手镯、玉手串、玉带饰、玉人、玉兽小坠、玉杂佩等等。

清代玉带板已不见，但玉带扣、带环及玉带钩依然有很大的市场。玉带扣的体型比前代要大一些，玉质更加上乘，图案及做工比前代复杂和精致，特别是玉带钩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尺寸大小不论，造型与花纹各式各样。

仿古玉佩在清代玉佩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较常见的仿汉代鸡心佩和在鸡心佩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长方形透雕玉佩，有的仿得很像，并有许多汉代特有的细阴线纹饰，但玉质、玉的光泽、沁色等皆无汉代的特点。宜子孙佩亦是仿汉代宜子孙佩而制造，尺寸较汉代玉佩略小，但图案内容加以变化，更加丰富多彩，装饰造型更加繁复精致。

一些前代没有而在清代新出现的玉佩饰，如扃方、搬指、镂空的香囊、花囊、玉连环佩饰、合符等，数量亦很多。玉扁方是清代妇女特有的头部装饰品，清代满族妇女由于特殊的盘头形式，即梳“两把头”，而扁方就是梳“两把头”最主要的工具。最初，满族妇女梳“两把头”是以真的头发分成两把，扁方则是在其中起骨干作用，依靠扁方来固定、控制发髻，使其不至于散落下来。到了晚清，

“两把头”改成了青缎制作的，安在头顶上，而它与真头发梳成头座的连接则也是仗着扁方在起作用。扁方皆长条形，其一端翻卷起来，另一端为弧状。清代的扁方无论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相当多的。常见的扁方有翠制、白玉制、金制，还有金镶翠、碧玺、珍珠、宝石，或镂空雕喜字、团寿字、变形万字等等多种。

搬指的前身在古代被称为“剿”。《说文》云：“蝶，射决也，所以拘弦。”可知蝶是古代一种专供射箭拘弦时以保护手指的器具，是防止拉弓射箭时勒伤手指的器具。商代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玉蝶，圆筒状，一端平齐，一端为斜口，另一侧面有一凹槽，可以纳入弓弦。汉代时玉蝶已发展变成了鲽形的鸡心佩，这种鸡心佩在汉代极为流行，并一直延续到后代。到了清代玉鲽即又被演变成了圆筒状，已无凹槽，被称为“搬指”，一般套在手的大拇指上，但仅只起到装饰的作用。搬指在清代大量制作，非常盛行，质地以白玉、青玉、翠玉为多，也有金质、琥珀、金珀等，有的其上还饰有花纹、图案和诗句等。在清代的许多绘画作品中，可以见到许多男人手戴扳指或骑马射猎，或作一些其他的活动，是清代的达官显贵极为喜爱的手上装饰品。

朝珠是清代皇帝、皇后及大臣们在上朝和举行重大庆典活动穿朝服时必须佩带的饰物。大清会典有严格的规定，朝珠皆为108粒，间有四粒大珠作为结珠，另有佛头塔一粒，垂下的有背云和坠角，还有三串纪念共30粒，左边是一串，右边是两串，其下皆垂有坠角。根据清朝的典章制度规定，东珠朝珠只有皇帝和皇太后、皇后在宫中举行大典时才能佩戴，而皇帝在不同的场合会佩戴不同质地的朝珠，祭天时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时佩戴琥珀或蜜蜡朝珠，祭日时佩戴红珊瑚朝珠，祭月时佩戴绿松石朝珠。

清明的诗歌范文第5篇

凡准备申请助学金的新生，来校报到前须在本人户口所在地相关部门开具家庭经济困难证明，一式两份，具体办理如下：

一、农村户口新生只需携带《家庭户口薄》户主页(首页)和本人页复印件各二份即可办理。

二、城镇户口新生(选其一办理)：

1、享受“城市低保”家庭的新生，可携带《城市居民低保证》复印件和户口薄户主页及新生户籍页复印件;

2、其他新生，需在社区委员会按以下三类原因开具证明：

(1)长期疾病类

(2)单亲家庭类

(3)父母下岗类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证 明

兹有 (家庭户口所在地首页内的具体地址)居民 (爸爸或妈妈姓名)之子(女) (学生姓名)被xx学院录取，该生家庭主要成员 有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姓名)，主要从事 (主要收入来源如种植、工资、买卖生意、低保金、退学金等)，家中收入 元(家庭年收入状况)，家庭经济困难，开支大，负担重，望相关部门给予该生在校期间的生活补助，资助其顺利完成学业。

特此证明

(村委会或居民委员会)经办人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