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史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近代文学史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近代文学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 历史 研究

一、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概述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二十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仍在发展的一个文学进程。是古代中国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演变并最终成为现代文学的完整过程。作为推动中国文学向世界文学格局并入发展的重要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在中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与交流中形成了文学方面、道德方面、政治方面等民族意识，并且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折射出中国古老民族及文化在新旧交替中收获的成果和精神。现阶段，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主要包括以下主要类型：即将融入“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中华民族灵魂”的主题文学；以“悲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美感文学；从文学语言结构中散发出来的艺术风格现代文学等。

二、世界文学形成及发展进程

1827年，歌德大局性以普遍人性观点为出发点，对世界声明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因此，随着世界各民族的开放及发展，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学汇聚形成了世界文学，因此，抛却世界文学单独叙述某一个国家文学的独自发展已经脱离了事实，由此可见，二十世纪的文学已经不再是国家封闭环境内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世界共同发展而来的文学。

世界文学不断发展，直至二十世纪末期才达到上限。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融入途径也不相同。首先，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以《拉美文学史》这一著作的出世宣告了汇入世界文学。其次，具有丰富古文化的非洲大陆和亚洲则有所不同。二十世纪非洲的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文化转变。而亚洲日本、印度则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开始了自我现代文学的崛起，从世界各种文学成果中汲取经验和灵感，以推动本土文学的前进。

而中国，也在世界文学迅速融合发展时同步发展，尽管遇到了一些险阻，但是却从失败中学到了文学艺术、经济法律、政治观念等。其中，裘廷梁《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将文学媒介中的问题清晰的提了出来。而这代表着中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开始划清，包括文学观念、作家语言、表现手法及地位。时期，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蓬勃发展时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极其痛苦、充满不堪的情况下融入世界文学的。

三、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悲剧感

在不断发展中，中国文学向世界展现了本身灿烂的东方文化，并且在世界中展现着自身发展中的创造性，对于世界文学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却一直停留在浅显层次，甚至无法明确二十世界中国近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不如表面上的一帆风顺。因为，在落后的民族、文化极其贫瘠的亚洲，文学的发展环境过于动荡不安。

首先，这个时期的文学担当起了对大众启蒙的职责，并且企图通过民主、科学的方式来打击封建传统，鲁迅就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发展中的代表者。文学围绕着政治形势做着一切宣传，并且不断服务于民族解放。其次，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斥着焦虑、危机的时代，因此，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表达中充满了对生命及社会的焦灼感和危机感，并且表现出与十九世纪激情、正义、理性迥然不同的文学气息，笔者将这种气息归纳为充满现代悲剧感的气息。其次，在世界焦虑的影响下，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悲凉沉郁当中继续前进，但却少了真正意义上的号召力，号召内容严重空泛含糊，给众人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错觉，充满了时代悲哀与悲戚。

四、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变异

单纯从表面内容上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体性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文学发展进程与艺术形式有着密切关系。而中国文学史上，也发生了以文学艺术变化为主体的形式变异，文学的不断发展使得不妥协的形式革命代替了传统上递增并存形式的兴衰变化。一直占有文学主要地位的古典文、曲、词、诗的主体文学地位也开始动摇，文言小说几乎消失，而现代短篇小说、散文诗、报告文学、话剧等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学文体开始出现在文学领域。令众多担心的不是新型文学的出现，而是每一种文体都是新出现的，而且在文学表现上还不完全成熟，在发展中势必面临着更多更艰巨的挑战。

五、总结

总之，文学领域是一个新旧交替时常发生的领域，不断都新鲜热血流入文学领域，不可能得出更加定性的研究结论。尽管从整体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进行分析，充满了变数，也缺乏更充分的资料支撑。但是，通过本文对世界文学及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多元化相融合将会是我国现代文学最正确、最合理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1.王成一，崔斌.《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J].山东社会科学，2009，（1）

近代文学史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演变；研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15-02

1904年，任职于京师大讲堂的林传甲写出了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史》，虽是为了讲课而急就的讲义，但在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历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已有多部《中国文学史》面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日本人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等。相对于海外学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大量成果，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仍未起步。林本《中国文学史》的出现，正式揭开了中国人写本民族的文学史的序幕。在其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政权更迭，政体频换，外族侵略，思潮涌动。也正是在这变幻莫测的几十年间，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日渐繁荣，无数文人学者投身其中，出版了各种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等著作，洋洋洒洒千余册，蔚为大观。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学者认知的不断深化，文学史研究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今以时间为序，就近代文学史研究的演变历程做一次初步探索。

二十世纪上半叶，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而具体到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应以二十世纪初期为开端，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也就是建国前夕。这一阶段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初兴期。从无到有，再到初步繁荣，早期学者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一批文学健将，披荆斩棘，在荒芜中走出一条大道，为后世的文学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调。

这一阶段的前半期，也就是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文学史研究还处于发轫期。虽是新生事物，仍饱受旧思想的束缚。虽是新生儿，却长着旧模样。说是“中国文学史”，而其“文学”的范畴却局限于老一套的诗、文、词，就连体例也是仿着最常见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法来作的。别说乐府、戏曲这些在文学史上占据一方天地且自成一家的体裁，便是近世文坛中大放异彩，占据半壁江山的小说也被视为小道而摈弃在外了，猛一看去，不禁叫人疑心是看到了《四库》的翻版。这是旧式文人的思维，是传统儒家教育理论下注重政治道德的旧式文学观的体现。这是新事物发展的初期阶段必然要面临也必须要打破的困境。在这之后，便有人对文学史的体例进行了调整，不再按照我国传统的“四分法”或者“六分法”根据体裁内容进行编排，而是尝试着以时代来安排内容，这无疑是一次大胆且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尝试。它从另一个角度将中国文学史串联起来，让人们看到了文学内部的另一种关联，加强了文学的前后相继性。但是，这种分类标准不同于后来的分期法，他没有将文学史按照朝代或者文学思潮的演进进行编排，对于人们进行文体流变的研究推动力量不足，但是这是对于文学史编排体例的一次勇敢尝试，成为后来出现的分期法的先驱。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还是新生儿，难以脱掉旧式思想的痕迹，它有着无数的缺点和不足，甚至错误，但它在诗、文、词领域对旧学的整理为后来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后来文学史研究的初步繁荣作了准备。

在这一阶段的后半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西方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接受西方思想的五四学者的活跃，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呈现出近代化、学术化的特点，初步具有了严谨的学术著作的面貌。

从体例上来说，它一改以往单一的以文体为依据的分类方法，已经出现了以时间为序的分期法。在每一时期中分述各类文体的发展嬗变以及各种文学现象，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整体的层面更好地认识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状况，有更强的历史感。这一分期法，不仅在当时，便是在当下也为许多文学史作者广泛采用。分期法的出现就涉及到一个划分时期标准的问题。有的作者依照政治领域的王朝更替来划分，如的《白话文学史》就以“唐以前”和“唐朝”为上下两编的编目，而将这部文学史一分为二。而在稍晚于《白话文学史》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郑振铎对此分期法提出了异议：“他书大抵抄袭日人的旧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换姓的表面上的为划界。例如，中古期皆开始于隋，近古期皆终止于明。却不知隋与唐初的文学史很难分别得开的；明末的文坛上的风尚到了清初的几十年间也尚相承未变。如何可以硬生生的将一个相同的时代劈开为两呢？”①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郑振铎在这本书中采用了新的分期法，将文学史分成了三段：以西晋以前为古代，晋南渡到明正德间为中世，明世宗嘉靖元年到“五四”运动前为近代。前者以政治朝代为单位，有利于揭示政治朝代、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后者则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新思想：它将被禁锢在各个朝代中的文学串联起来组成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线索，表现出一种由产生到繁荣再到衰败甚至消亡的运动性的历史进程，为我们展示出一段具有生命力的活的历史，为文学史研究迈向“史”的方向跨出了重要一步。为后世学者研究文体流变开启了一扇大门。

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一向被中国学者所轻视的小说与戏剧在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占据着主流位置，再加上西方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小说戏剧等章节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心理驱动下，人们开始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小说与戏剧领域。梁启超甚至掀起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小说界革命，以大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另一方面，以来等人推行的“文言一致”的白话文运动，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俗文学”、“平民文学”的地位。“我们要知道，这几百年来，中国社会里行销最广、势力最大的书籍，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程、朱语录，也不是韩、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远’的白话小说！”②“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③在《白话文学史》中还提出“活的文学”与“死的文学”两个概念，以古文作对比处处抬高民间文学的地位。还特别为“民歌”、“故事诗”列出专门的章节。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以“昆曲”、“变文”等俗文学作为标题的在“中世文学”中就有十三章，占总共四十三章的三分之一，而在只有六章的“近代文学”中俗文学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三分之二，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几年之后他的一本俗文学专著《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更是将俗文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也如历史不再以英雄豪杰为中心一样，文学史早已不是‘文学巨人’的传记的集合体了。”④在一批学者的推动下，小说、戏剧、变文等开始从边缘走向文坛的中心，彻底改变了以诗、文、词为正统的文学史的格局。而支持胡、郑二人完成这一改变的便是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如，唐人小说《游仙窟》从日本传入国内，元人曲子总集《太平乐府》与《阳春白雪》在国内的流通，特别是敦煌石窟一大批卷子的问世。这些材料的出现解开了许多悬而未解的谜题，保存了大量文本资料，生动地还原了当时民间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也成为促使六年后重写《白话文学史》的直接推动力量。

近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到初步繁荣的过程，虽然它还存在着文学范畴过于狭窄盲目排斥新兴俗文学，编排体例不科学分期标准混乱以及缺乏独立性思考过分依赖现有的结论等等缺点，但是这都不能掩盖一个新兴学科如朝日般冉冉升起的光芒。在这群星璀璨的数十年间，无数文学的巨人在这里交汇，他们用手中的笔绘出一幅美妙的蓝图，指引着中国文学史研究向更加灿烂的明天行去。

注释：

①④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②③.白话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17.

参考文献：

［1］.白话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106.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近代文学史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一直以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它可以引发学生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培养学生对文学的鉴赏和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文化水平。但是，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使学生对这门课保持持续的热情，通过实践教学的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把经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适当地运用到教学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内容丰富，基本讲授都是文学史与经典文本的选读为主要教学方式。因此，经典文学名著阅读是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必然的过程。但经典文学名著大部分都篇幅较长，涉及面较广。而学生呢，之前由于的高考的压力，对经典文学的接触比较少；考入大学后，由于就业的压力，忙于应付各种考证，难于集中精力和时间去阅读研究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中国现当代文学授课教师要将课堂组织好自然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了。

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一定要想办法吸引学生，让学生迅速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使之不仅在课堂上学习文学，而且要深入学生的生活，使之爱上文学，自觉地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精神。这是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师面前的难题和身处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各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1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1.1影视文学赏析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普遍是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为教学方式进行单一化教学，其教学方式非常简单，也就是常规的“填鸭式”教学。对此，使用影视文学性赏析能够有效地改善教学方式，改善常规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1.2影视文学赏析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的教学中引入影视剧进行文学赏析，能够促学生以更高的积极性投身于现当代文学学习，并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这一教学活动，还能帮助教师进行教学设计，例如观后感、关于文本与影视剧的区别等等，从而让影视这一资源更加富有教育意义。

1.3正确看待影视文学在教学中的作用利用影视剧只是促进教学，加强学生对文学名著的理解，但观看影视剧毕竟不能代替阅读原著。因此，在教学中，我们看到了影视剧对辅助教学的有益方面，但绝不能舍本逐末。

2利用影视剧促进教学的方法

2.1课堂上放映影视剧：

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课堂上放映整部影片（电影）。首先，要选取那些忠实于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放映影片前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原著，课堂上教师先介绍相关作品的作家及创作背景和时代精神，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要求在看完影片后共同探讨。放映整部影片耗时较长，因此授课时间大致分配3-4学时。这种方式不能经常性地出现在课堂上，一学期出现一次足矣。二是剪接影视剧中部分精彩片段，根据需要在上课时间进行播放。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技术的提倡特别适合这种方式的教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地穿插一些剪辑的精彩视频，有利于调动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培养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热情。这种短片剪辑播放进行教学的方式，占用时间少，学生更能集中注意力，积极性与参与性也更强，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但是，制作电影剪辑时，也必须选择忠实于原著影视作品进行教学。

2.2课外观看影视剧：

这种方式可以由教师课堂上教授相关的文学知识，简单介绍作品背景和主要人物，并留下思考题，要求学生课外时间观看影视剧。可以由班上学生集体组织观看，也可以由学生自行观看。这种方式是观看影视剧不会占用上课时间，又能增加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当然，要提醒学生观看影视剧时，注意影视剧与文本原著的区别，并思考导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编，从而分析和感受不同艺术类别的美学特征。学生观看影视剧后，在下次课时，教师要就上次所留课后思考题进行提问，以便巩固学习，增强学习效果。

3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要遵循的原则

3.1尽量选择忠实于原著的影视剧

我们应该知道，文学作品一直都是影视剧改编的重要素材来源。当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剧对于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必须有个全面的了解。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是有益的。尤其是一些改编比较成功的影视作品，比如电影《骆驼祥子》，电视剧《围城》、《四世同堂》等，对于现代文学创作成果的普及和推动教学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对学生了解作品的大概情节、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甚至激发他们对于原著的阅读兴趣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往往会造成对文学作品的扭曲。现代文学作品中构思精致、富有艺术创新的一面被抹杀，作品严肃深刻的内涵被通俗化甚至庸俗化。

比如的《雷雨》所用的回溯式结构，是作家的艺术构思中最具特色和艺术性的方面，是为了将三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一起，造成情节的集中紧凑、戏剧冲突的紧张激烈而设置的。而电视剧《雷雨》却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将情节一一展开，这就使原作在艺术构思方面最具匠心的一面被忽视，体现不出作品原有的艺术性。而由老舍《我这一辈子》、张爱玲《金锁记》等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任意添加人物形象，肆意篡改故事情节，不仅使原作的内容所剩无几，而且严重歪曲了其精神内涵，使作品中严肃、悲凉的一面大大冲淡。这是对文学作品的媚俗化改编，甚至可以说是打着改编旗号的重新创作。在选择影视剧进行播放教学时，教师要认真加以甄别。

3.2耐心引导教学的核心以及主体

最终必然会落到学生上，在整个教学活动当中学生也是占据主导地位。在教育观念上，教师应当积极并且耐心的引导学生，不仅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教学当中的地位，还需要改善自己的学习出发点与学习观念，清楚认识到影视剧赏析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更多的是增强大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同时，对文学名著改编程度较大的影视剧对于现代文学作品原汁原味的保留是有害的。尤其是当学生还没有充分阅读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就先接触影视作品，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对理解文学作品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造成误导。对这些现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引起注意，加强引导。对一些改编较为成功的影视作品可以适当推荐给学生，或者进入课堂播放、讨论和学习，而对文学作品被扭曲的方面应予以提醒并及时矫正，要引导学生回到文学原著上来。

3.3精心设计课堂

在课堂中，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充分了解影视剧的内容，并按照教学内容不同巧妙地设计课堂中的影片播放内容以及播放时间，在非特殊情况下，尽可能对电影进行剪辑，对电影当中无意义、繁琐的片段删减掉，将剪辑重点放在与该课堂重点、难点突出的部分。在课堂中，影片播放的时候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过长会导致学生完全沉浸在影片观看当中，而不是赏析中，过短会导致学生无法有效理解影片中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中，既需要保障影片能够激发学生的观影兴趣，还需要保障学生能够完成预计的教学任务。在影片结束之后，教师还能够设计更多的相关活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巩固。

总之，文学名著与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作有很大区别，如文学侧重叙述和描写，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影视剧侧重外部语言和动作，注重观众接受心理，主要以票房收入为目的。但是在教学活动中，只要运用运用得当，正确加以引导，影视剧完全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作者单位：长沙医学院）

参考文献

[1]温如敏.关于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J].中国大学教育，2004.（2）

[2]田俊武，李群英.电影的越界和现当代美国文学[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6）

[3]申力富，王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索[J].北方文学，2011（2）

近代文学史范文第4篇

2、丰臣秀吉：是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大名、天下人，著名政治家，继室町幕府之后，近代首次以天下人的称号统一日本的日本战国三英杰之一；

3、德川家康：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安土桃山时代三河国大名，江户幕府第一代征夷大将军。日本战国三英杰之一。日本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4、明治天皇睦仁：庆应三年睦仁继位天皇并经历江户幕府戊辰战争，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并实行“王政复古”，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庆应四年改元明治，采取“一世一元制”。明治元年颁布一系列维新举措，实行明治维新，带领日本自封建社会迈入工业化世界大国；

近代文学史范文第5篇

一、金融问题中的不确定性研究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Allen,F.(1999),ComparingFinancialSystem,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

[2]Banz,S.(1981),TheRelationshipBetweenReturnandMarketValueofCommonStock,JournalofFinanceEconomic9.

[3]Ferson,W.(1995),TheoryandEmpiricalTestingofAssetPricingModels,inJarrow,MaksimovicandZiemba.

[4]Glosten,L.andMilgrom(1985),Bid,Ask,andTransactionPricesinaSpecialistMarketwithHeteogeneouslyInformedTrader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3.

[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7]Loughran,T.andJ.Ritter(1995),TheNewIssuesPuzzle,JournalofFinance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