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与安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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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与安禄山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梧桐雨》；民俗事象；故事情节；俗化倾向
[中图分类号] I2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4-0057-06
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白朴的杂剧代表作《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1}，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写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故事。全剧结构层次井然，诗意浓厚，以致后世学者对该剧的风格倾向于俗化还是诗化产生很多讨论。张石川在《白朴的俗化倾向》一文中，提到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元曲的由来与白仁甫的梧桐雨》[1]中论到元杂剧的俗的倾向，狩野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梧桐雨》取材于颇具通俗情调的《长恨歌》。张石川在此基础上指出，《梧桐雨》不仅取材于《长恨歌》，而且取材于宋小说、金院本、元代诸宫调等多种通俗文学。但是接下来，文章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笔锋一转，提出：“《梧桐雨》是一部‘诗化’的杂剧。无论从语言还是从意境的营造上，都体现出与传统的诗词文学更为接近的特色，而所谓俗的倾向则应更多地体现在白朴的《墙头马上》这样的作品上。”[2]这一观点颇让人存疑。笔者认为，《梧桐雨》“诗化”的曲辞并不能掩盖其作为杂剧的俗化本质，《梧桐雨》的俗化来自于白朴高超的情节组材艺术。
《梧桐雨》之前，关涉李、杨故事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故事情节也异彩纷呈，仅《杨太真外传》中就出现了二十五个情节元素{2}。白朴在创作《梧桐雨》时择取“洗儿会”、“七夕乞巧”、“爱情盟誓”、“信物定情”、“通奸”等五个民俗事象，将李、杨、安三个主人公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剧情发展。白朴之所以选择这五个民俗事象，是因为他深谙于杂剧的情节艺术本质，他按照平民百姓所熟知的、喜闻乐见的民俗事象去设置情节，从而展示出《梧桐雨》作为杂剧的通俗之美。
王国维先生对戏曲的定义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3]“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的意义始全。”[4]可见，戏曲艺术的内核是一个故事，怎样表现这个故事，让故事触动人心才是戏曲所追求的，其它因素如言语、动作、歌唱、舞蹈等只是为“演一个故事”而服务的。而故事的核心元素是情节，因此，情节艺术才是戏曲之根本。《梧桐雨》的俗化恰在于情节设置上对民俗的倚重。这种倚重突出地表现于它借助于五个民俗事象，完成了整个情节的建构。
一、洗儿会、七夕乞巧
《梧桐雨》剧中洗儿会和七夕乞巧，这两个节日的择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将杨贵妃与安禄山、杨贵妃与唐玄宗之间的感情纠葛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激化了剧中人物之间的冲突。从受众角度而言，洗儿会与七夕乞巧的习俗已是当时平民百姓所熟知乐见的。
（一）以传奇目的再现洗儿会
洗儿之风开始盛行于唐代宫廷，并且上行下效。而最有传奇色彩也最具特殊性质的洗儿礼是杨贵妃给安禄山所办的“洗儿会”，后人对其多持征信态度。《资治通鉴》载曰：“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撰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褪袱，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异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5]这一故事在文人中影响较大，宋代出现了一些有关杨贵妃洗儿的诗句，如舒邦佐的《读》：“锦绷儿啼妃子笑，鸡头肉念禄山来。”[6]刘克庄的《明皇按乐图》：“惜哉傍有锦绷儿，蹴破咸秦跳河陇。”[7]《唐二妃相》：“原来玉环子，别有锦绷儿。”[8]姚勉的《题杨妃出浴图》：“谁知迎洗锦绷儿，已在华清赐浴时。”[9]可见，许多文人对贵妃洗儿这一故事颇熟。
宋时，民间“洗儿会”已经作为一种习俗，为千家万户所接纳和遵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育子”条记载北宋都城东京一带民间盛行满月洗儿，此时洗儿程序复杂而有规范，有“围盆”、“搅盆”、“添盆”，还有“落胎发”等程序[10]。甚至当时一些著名文人也按习俗操办“洗儿会”，梅尧臣五十七岁时喜得贵子，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和朝中大臣参加了其洗儿会，留下贺诗有欧阳修的《洗儿歌》[11]、范仲淹的《次韵永叔贺圣俞洗儿》[12]、富弼的《次韵永叔贺圣俞洗儿诗》[13]等。梅尧臣为答谢诸友的洗儿贺诗，作《依韵答永叔洗儿歌》诗以答[14]。
金元时期，洗儿会也颇受重视。《金史》卷八本纪第八载：“辛未秋猎。十月癸巳，还都。庚戍，幸东宫，赐皇孙吾都补洗儿礼。”[15]记载金世宗因出宫秋猎，回宫后还特意为皇孙补洗儿礼。《金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十三载：“（泰和）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满三月，章宗以玑（卢玑）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为洗儿礼物。”[16]可见金朝是“满三月”洗儿，大概为“百日洗儿会”。金章宗为了祈愿皇子能够平安长寿，用老臣卢玑的拐杖作为洗儿之礼，可见洗儿的时间和洗儿的礼物因时代的演变和个人的想法而有所变化。到了同样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元代，洗儿会风俗依然盛行。宋末元初诗人方回《庆陆仁重举男四首》（其三）有：“升平重见上元天，箫鼓声中璧月圆。惟有高门更多喜，金盘分送洗儿钱。”[17]元末明初学者谢应芳《过金陵明道书院访友人高孟立山长适遇秩满且有侧室洗儿之喜作诗贺之六韵》[18]。由此可见，“洗儿会”自唐始而盛，经两宋，至少数民族统治的金元两朝，发展成为宫廷和民间的重要习俗。
白朴作为由金入元文人，对“洗儿会”习俗应该非常了解。杨贵妃给安禄山作“洗儿会”的故事在李、杨故事中是一件堪称引人注目的新奇事。因此，白朴既考虑到金元时期洗儿会盛行的风俗，又考虑到杂剧的民众性，选择杨贵妃为安禄山作“洗儿会”剧情，是有意识地以传奇之目的叙写这段传奇故事。
（二）以嫁接手法演绎七夕乞巧
七夕，因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而广受人关注。七夕乞巧，这一习俗也因牛郎织女故事的流传而逐渐发展成民间的普遍节日。后世文人为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篇章，也因其而流传下来许多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
魏晋南北朝以来，因七夕乞巧的习俗，产生了大量的诗篇。民间也有《乞巧歌》流传：“乞手巧，乞容貌，乞心能，乞颜容，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19]这一习俗发展到北宋，则显得繁华无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条[20]和罗烨《醉翁谈录》卷四“京城风俗记”“七月”条[21]中关于七夕的记述都非常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宋时七夕节的隆重，因七夕节所带来的市场繁荣场面与市民的购物狂潮丝毫不逊于中国传统的春节和中秋节。
元代七夕节的隆盛场面也令人叹为观止。生活于金元之际的杜仁杰有套曲《商调·集贤宾北·七夕》：
暑才消大火即渐西，斗柄往坎宫移。一叶梧桐飘坠，万方秋意皆知。暮云闲聒聒蝉鸣，晚风轻点点萤飞。天阶夜凉清似水，鹊桥图高挂偏宜。金盆内种五生，琼楼上设筵席。【集贤宾南】今宵两星相会期，正乞巧投机。沉李浮瓜肴馔美，把几个摩诃罗儿摆起。齐拜礼，端的是塑得来可嬉。【凤鸾吟北】月色辉，夜将阑银汉低，斗穿针逞艳质。喜蛛儿奇，一丝丝往下垂，结罗成巧样势。酒斟着绿蚁，香焚着麝脐，引杯觞大家沉醉。樱桃妒水底红，葱指剖冰瓜脆，更胜似爱月夜眠迟。【斗双鸡南】金钗坠、金钗坠玳瑁整齐，蟠桃宴、蟠桃宴众仙聚会。彩衣、彩衣轻纱织翠，禁步摇绣带垂，但愿得同欢宴团圆到底。【节节高北】玉葱纤细，粉腮娇腻。争妍斗巧，笑声举，欢天喜地。我则见管弦齐动，商音夷则。遥天外斗渐移，喜阴晴今宵七夕。【耍鲍老南】团圈笑令心尽喜，食品愈稀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的鸡头美，珍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霄内。风淅淅，雨霏霏，露湿了弓鞋底。纱笼罩仕女随，灯影下人扶起，尚留恋懒心回。【四门子北】画堂深寂寂重门闭，照金荷红蜡辉。斗柄又横，月色又西，醉乡中不知更漏迟。士庶每安，烽燧又息，愿吾皇万岁。【尾】人生愿得同欢会，把四季良辰须记，乞巧年年庆七夕[22]。
此套曲既对元代七夕节繁荣场面做了充分描绘，又展示了元代七夕节的特殊风俗，如挂鹊桥图等。元代文人对七夕节也情有独钟，产生了许多与七夕节相关的诗词。在这些作品中，有七夕怀友的，如萨都剌的《登乐陵台倚梧桐望月有怀南台李御史艺，七夕》[23]；有感伤悼亡的，如华幼武的《七夕薄阴悼亡有感》[24]；有寄信问候的，如陆文圭的《回俞亲家七夕问信》[25]；有七夕宴乐的，如刘仁本的《七夕宴会分韵得人字》[26]；有文人因七夕节而向亲友征集诗歌的，如宋褧《张仲容七夕来征诗就次韵以答》[27]；还有借七夕贺新亲的，如谢应芳《新亲贺七夕札子二首》[28]。而且从元代诗人七夕题材诗歌中也可见元代七夕之习俗，如祈雨、曝书等。
宋元时期，作为俗文学之大宗，小说戏曲中有关七夕的记载也繁荣起来，有些甚至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民间七夕节的热闹繁荣为人间男女欢会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以此为背景，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新编醉翁谈录》乙集卷一有《静女私通陈彦和》的故事[29]，《绿窗新话》卷上有《杨生私通孙玉娘》的故事等[30]。
白朴则另辟蹊径，《梧桐雨》中关于杨贵妃七夕乞巧的叙写采取了张冠李戴的表现手法，将元代的七夕节习俗嫁接到了唐宫中，使得杨贵妃七夕乞巧情节具有了元代的民俗风情，从而大大加强了其作为戏剧的现实性和通俗化特质。因为随着时代的流变，七夕节中的诸多习俗虽然大致相同，但是某些具体习俗却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宋代开始七夕节流行买卖“魔合罗”。而元代七夕节最为典型的时代特征就是悬挂鹊桥图。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岁纪》中云：“宫庭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女孩儿节。”[31]《梧桐雨》中关于杨贵妃七夕乞巧的内容，就有典型的元代七夕节特征，剧中唐明皇唱词：“小小金盆种五生，供养着鹊桥会丹青帧，把一个米来大蜘蛛儿抱定。”这里提到了悬挂鹊桥图，而文献记载显示，唐宫中七夕乞巧并没有悬挂鹊桥图的习俗，可见白朴所描绘的七夕乞巧其实是元代民俗生活中的节日活动，而非唐代宫中的七夕乞巧。
其实，在元杂剧中七夕节也是一个非常通俗化、大众化的男女情感表达的媒介。如白朴《墙头马上》剧中嬷嬷问李千金：“你看上这穷酸饿醋甚么好？”李千金唱道：“却待要宴瑶池七夕会，便银汉水两分开！委实这乌鹊桥边女，舍不的斗牛星畔客。”[32]武昌龄《张天师》中陈世英云：“既蒙仙子相许，小生怎敢负了此心？但仙子虽同织女，小生非比牵牛，怎么也要一年一会？做这般老远的期约也。”桂花仙子唱曰：“那七夕，会牛女佳期，你可也休卖弄。”[33]
二、爱情盟誓、信物定情
《梧桐雨》中择取唐明皇与杨贵妃于七夕之夜为爱情盟誓，寄钗钿信物以定情的情节，不仅为了表达李、杨二人之真情，也充分说明了白朴在创作《梧桐雨》时的市民化取向。
（一）以真情遇挫打动人心——爱情盟誓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爱情盟誓的记载非常丰富而动人。《诗经·王风·大车》有：“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34]汉乐府民歌中的《上邪》通篇以咒为诗，动人心魄：“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35]《敦煌曲子词集》中一首【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非斗回南面。 休即未熊休，且待三更见日头。”[36]在主人公的眼中，爱情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共存，都是将宇宙之不可能以衬托主人公对爱情的真挚，对真情的坚守。
《梧桐雨》中设置李、杨二人在七夕之夜为爱情盟誓的情节也是非常打动人心的，通过爱情盟誓以表主人公情坚意长。而且，以皇帝与贵妃身份而情盟誓，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将二人的角色下移，更接近普通百姓的心理，即尽管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和贵妃，但是在爱情面前，他们也像市井男女一样，会为了爱情的忠贞而盟誓，这自然拉近了受众与剧情的心理距离。
在元杂剧中，为爱情盟誓，甚至赌咒发誓的作品非常多，如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周舍对赵盼儿的婚约产生了怀疑，赵盼儿赌咒发誓曰：“你若休了媳妇，我不嫁你呵，我着塘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臁儿骨。你逼我的赌这般重咒哩！”周舍听完赵盼儿的誓词之后就回家休了妻[37]。杨显之《潇湘雨》第一折张翠鸾怕“崔秀才此一去，久后负了人也”，崔甸士赌咒发誓以表决心曰：“小生若负了你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38]
以上诸杂剧，均有为爱赌咒发誓的剧情，但是在海誓山盟之后，主人公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获得天长地久的大团圆式结局。这种真情遇挫的剧情更能扣人心弦、打动人心。剧作家择取这类剧情除了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和调动观众的期待视野和观剧情绪外，对剧作家而言，还有利于激化戏剧冲突，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使得剧情跌宕起伏、张弛有度。
（二）以诚信受阻推动剧情——信物定情
《梧桐雨》中李、杨二人通过“钗钿”信物定情这一情节，也是中国古代民俗事象中的一个典型。《说文》云：“信者，诚也。”[39]即我们今天所讲的诚信。可见，所谓信物，不在于物的贵贱，而在于赠物之人的诚信。信物的种类丰富多彩，在中国文学史上，信物是抒情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但是，发展到元明清俗文学中，信物定情几乎成为关涉爱情的叙事文学中的固定情节模式，在一些小说戏剧中，它起到穿针引线、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作用。而在这类故事发展中，作为信物定情的主人公，大多遭遇种种阻碍和磨难，从而形成了三类结局：第一类是因主人公坚守诚信，并且不屈不挠地同现实阻碍抗争，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第二类是主人公没有坚守，男人始乱终弃，或女人见异思迁；第三类是主人公虽然坚守诚信，但是由于外力阻碍所不可抗拒，最终相爱之人只能落得悲剧结局。《梧桐雨》就属于第三类情况。
在中国文学作品记载中，定情信物的样式也多种多样。《诗经·王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40]《诗经·郑风·丘中有麻》：“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治我佩玖。”[41]除了上述的瓜果、玉器作为定情信物，中国古代情人间的定情信物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世说新语·惑弱》有“韩寿偷香”的故事[42]，唐传奇中也有许多情人间互赠定情信物的，如《柳氏传》、《李章武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等[43]，所赠信物各不相同，如相思枕、扬州青铜镜、扇子、交颈鸳鸯绮、同心结、香囊等等。这些信物大多是人间珍品，名贵异常。而到宋元明清小说戏剧中，主人公的汗衫、裹肚、袜儿之类也被当情信物，赠送给爱人。这些随带的贴身用品，不仅将赠送信物的范围普及化，而且也是社会风尚日趋俗化的表现。在宋元市井文化转型的浪潮中，普通人家男女之间为了表达爱情的真诚，以贴身俗物相赠，表达那种以“信”赠物，以真爱定情的寓意。元杂剧《金钱记》、《玉镜台》、《对玉梳》、《鸳鸯被》等，都是以信物作为杂剧之名，也是以信物贯穿全剧始终。
因此，《梧桐雨》里设置李、杨二人信物定情的故事情节，是通俗文学发展到元代的时代必然选择。在白朴《梧桐雨》中，信物定情在通俗意义上所预示的美满结局同现实中悲惨结局作对比所形成的剧情张力，也为剧本蒙上了浓重的不可抗拒命运的悲剧色彩，从而使剧情更具震撼力。
三、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想象与心理补偿——通奸
陶慕宁先生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曾论到：“对男女两性关系的问题，民间的理解却并不认同于统治者所倡导的原则。如果说士大夫阶层是通过纳妾狎来弥补婚姻生活的缺陷的话，那么在下层社会则是用私通来解决同一问题。民间的男女所追求的是那种比较形而下的，侧重本能的两性之爱。”[44]这段话论述得颇为精到。从中国古代流行于下层社会的通俗文学中可以看出，私通、通奸等话题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特殊调味剂，颇受，其实从民众心理视角而论，这种好奇心与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缺失性体验的想象与心理补偿有关。《梧桐雨》中也写到通奸的剧情，即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这受到同题材宋小说的影响，但是白朴在作为面向大众的杂剧中设置这一通奸行为的剧情，无疑是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接受与期待的，这一选择本身就体现了白朴创作剧本时主观上的俗化倾向。
杨贵妃与安禄山是否有通奸行为，唐五代文人的记述颇为隐晦，只是提到杨贵妃自收安禄山为义子之后，安禄山经常出入宫廷而不受阻碍。但是随着宋代俗文学的发展，关于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私情被文人逐渐夸张与放大，到了北宋后期秦醇的《骊山记》、《温泉记》中，其内容完全化，色彩浓重。如《骊山记》中描绘杨贵妃与安禄山，甚至还有唐玄宗三人后宫的行为：“贵妃虑其丑声落民间，乃以禄山为子。一日，禄山醉戏，无礼尤甚。”“贵妃虑帝见胸乳痕，乃以金为诃子遮之，后宫中皆效之，迄今民间亦有之。”“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帝以指扪弄曰：‘吾有句，汝可对也。’乃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妃未果对。禄山从旁曰：‘臣有对。’帝曰：‘可举之。’禄山曰：‘初来塞上酥。’妃子笑曰：‘信是胡奴，只识酥。’帝亦大笑。”[45]但是《骊山记》中还是维护了杨贵妃的尊贵形象，将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通奸叙述成杨贵妃被迫而为之的行为：“禄山数失礼贵妃，贵妃私甚恨，第无计绝之耳。晚年尤不喜之。禄山之守渔阳，贵妃屡言于上曰：‘渔阳天下之精兵所聚，宜用—心腹臣，禄山阴贼，不可为帅。’上不答。”[46]从杨贵妃谏言唐玄宗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极力丑化安禄山这一胡人叛将。这与宋代文人谨承“华夷之辨”之大防，对安禄山一片斥责之声相一致。
而《梧桐雨》中虽然也写到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但是却与宋小说中大不相同。首先，《梧桐雨》将杨贵妃与安禄山通奸设置成自愿而为之，并且肯定了二人的真情。第一折中写到杨国忠发现其妹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他谏言唐明皇发配安禄山去镇守边疆，以免东窗事发，累及整个杨氏家族。安禄山走后，杨贵妃是“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其次，《梧桐雨》中的安禄山形象并非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十恶不赦和下流，而是一位了解政治形势的武将。第二折安禄山起兵时说：“如今明皇年已昏眊，杨国忠、李林甫播弄朝政。”再次，《梧桐雨》中的安禄山还是一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重情之人：“我今只以讨贼为名，起兵到长安，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梧桐雨》中对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自愿通奸行为的叙述与安禄山爱江山更爱美人形象的树立，无疑极大调动了受众对故事情节的好奇和对剧中人物的复杂心理。受众既对剧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大加谴责，同时也会对安禄山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举动唏嘘不已，而并非宋小说中仅仅给人以感官刺激和对小说中人物的可耻行为深恶痛绝这种单一的情感体验所能比拟的。
白朴并没有因为《梧桐雨》作为历史题材而刻意加强剧本的严肃感，其对杨、安二人通奸剧情的选择与元代其它杂剧一样，元到通奸主题的剧作也很普遍，郑传寅在《论元人杂剧中“贪破家”悲剧》一文中专门对元杂剧中关涉有妇之夫“贪破家”剧情的剧本做过统计：“现存150多部元杂剧中有12部以有夫之妇贪破家的故事为表现对象，其中有4部具有较强的悲剧性。”[47]这种通奸模式在明清小说中更是大量出现，有人曾统计明末涉及情节的小说，竟然有近四十余部[48]。元明清时期通俗文学中对主题的选择和大肆抒写，除了一部分是为了劝人遵守妇道，大多情况下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呈现出强烈的民间化叙事倾向。
四、结语
《梧桐雨》虽为简短的四折一楔子杂剧，但是其内容的涵盖量却非常丰富多彩。从《梧桐雨》中出现的五个民俗事象可以看出，虽然白朴采取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为剧情的通俗易懂、引人注目、新颖可观服务的。以传奇目的再现洗儿会，首先考虑的就是剧本内容的吸引人；以嫁接手法演绎七夕乞巧，则充分考虑了剧情虚实相间的叙事原则。受众可以从爱情盟誓中体悟真情，但是真情遇挫、有情人终不能长相厮守，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千。受众也可以从信物定情行为中感受情坚与情贞，但是由于受到外力阻碍，爱情信物最终变成了爱情遗物，怎能不令人顿首喟叹。而剧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不仅可以满足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想象与心理补偿，而且对于受众而言，还有种石破天惊的震撼效果。因此，从民俗事象来看，白朴创作《梧桐雨》充分考虑了杂剧的文本性质和演出需要，这些民俗事象既构成了《梧桐雨》的主体故事情节，也充分体现了《梧桐雨》的俗化倾向。而张石川《论中的意象——兼及杂剧意象的特征与功能》中认为：“如果我们从文体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梧桐雨》并不是一部成熟的元杂剧作品，它更多的体现出的是一种过渡的状态，一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创作倾向。”[49]联系他在《白朴的俗化倾向》中的观点，可以看出，他认为《墙头马上》是一部成熟的元杂剧作品，而《梧桐雨》由于曲辞的“剧诗”化，因此只是诗词到杂剧的文体过渡形式。这一看法显然过分强调了杂剧曲辞对杂剧本质的决定性作用。从笔者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梧桐雨》的定位还是值得商榷和重新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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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与安禄山范文第2篇
在一处破庙，他正用了温婉的语气哄她：“玉环，你就将就一些，明早我们就离开此地了”。她看见他皱起的眉头，不语了。她知道他如今正为安禄山烦恼。
高力士送晚膳来了，他望见庶民进贡的几色瓜果，有些激动：“我大唐有如此子民，此是天不亡我大唐！”。
深夜里，墙角里不知名的虫儿鸣声惊醒了她，回头看他睡的极熟，她的眼光定在他鬓角的几缕白发上。想他毕竟老了，泪无声滑落。烛影摇曳里，她的记忆连成一片了........
她有一个无忧的童年。十五岁随家人到寿王府拜寿，不久被册为寿王妃。寿王的母亲是当今明皇宠爱的武惠妃，总有人来巴结寿王，因此身为王妃她是要什么有什么，丈夫也是可亲可爱---如果，不是骑马闯行宫的话.....
那时，她并不知道当今圣驾在华清池。寿王听讲经去了，她便一人骑马出来。她天生喜欢骑马。它和寿王是众皇子中公认的一对神仙眷旅---她的公公，当今明皇见了她，并未深究擅闯禁地，反赐给她一副黄金百两的见面礼，并由禁地赐车返回。将寿王吓个半死。后来，便常有宫里的赏赐给她，令她和寿王又惊又惑。不久，她被迫自请入宫为道，寿王只是说必须这么做，她哭了，她不舍亲爱的丈夫和孩子----他们是有骨肉的，只是她因为产后按一个女道的传授恢复体型，看不出她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入宫了，太真观里清灯古佛的生活让她的心无穷寂寞和烦躁，她美的野性，宫中传闻寿王另立王妃的那夜，她独对孤灯，思绪万千.....
玄宗再幸华清池，带她同行，她被允许在行宫内穿宫装，回到长安，玄宗不顾大臣反对，封她为贵妃------后来她才知道,这一切,包括自请为道都是在他策划之中的.她开始恨,但是不久,她发现他不是她想像的那样,他给她任何一切她想要的,甚至动用了御马为她运送荔枝,让她享受皇后的待遇,让她称呼他为"三郎"而不必自称臣妾,为迎合她喜欢舞,他亲自为她谱曲.渐渐的,她无意中开始迎合他,心里不知道这算不算他给她这种生活的一种回报.唯一使她不快的是他是一个皇帝,有太多军国大事要他处理,不能常常陪她.后来,他为她取消了早朝.
安禄山来了,他命安禄山和杨家姊妹结为异姓兄妹,可是安禄山却因他的一句戏言认她为母,她还起兴在宫里为安禄山举行了三朝小儿的洗礼,只是没有想到,安禄山会突然起兵反唐,他们才会仓皇出逃....
收回思绪,他还在沉睡,却突然呓出:"玉环,再给朕舞一回<霓裳羽衣舞>来".她有些不知所措的望着他,似乎一转眼他就会离她而去.
次日清晨,他吩咐行军,很久了却没有动静,高力士奏报,军士不行,让他龙颜大怒,不料高力士更说出一番吓人的话来"启圣上,军士称安禄山造反系杨丞相权奸弄国所致,所以杀了他,还说贵妃扰乱圣聪,迷惑皇上,请皇上割爱一并正法,以谢天下".
她头一晕,栽倒在他怀里,早预感到有这么一天.她突然急急下跪:"圣上,杀了我 ",他牵她起来"玉环,不关你的事.朕身为一国之君,还保护不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女人吗 ".
外面喊杀声又起,:"杀,杀死杨国忠,绞死杨贵妃.....".喊声一遍又一遍,他目瞪口呆,这时,庙门忽然大开,统军将领跪拜请旨,乞他割爱.她悲哀的看着他,四目相对,空气凝滞.不知过了多久,他挥退众人,庙里只剩他和她,她泪如雨下....
良久,她平静下来,终于明白,他爱她,可没有了他的江山,他拿什么爱她 她突然无所谓的笑了笑,这一笑,她看见了她眼睛里的难过.她让宫女找来红舞衣,从容看他一眼,展开衣袖,霓裳渐起,她一阵恍惚,仿佛又回到那些无忧的日子.她想起寿王府拜寿时的忐忑,想起寿王目不转睛的样子,想起与寿王一起出游的情景,想起华清池的缠绵,想起长生殿的夜半私语,想起"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而这些,如今都是不过一个梦,一个繁华的梦.如今,她已经从梦的云端跌落,她恐慌无助,他要舍弃她了.她忘情的舞着,衣袖愈乱,舞步越快,还不忘转身之际对他笑笑,让他记得她的笑,负她的三郎!终于,曲终了,人要散了,她静静立在那里,象极了一幅绝美的雕像.他奔过去:"玉环,是朕负你,朕连凡夫俗子都不如,朕......"
她打断他,拔出头上花钿,用力扯开,递给他一股,"来世相见罢".这时门外喊杀声又高了起来,她换上白衫,飘然下拜,统军将领已带人进入庙里.她起身走了出去,衣衫飘飘,坦然走向刑台,军士们安静的出奇,他们没有想到,皇上舍弃的杨贵妃,世间只有一个.她缓缓的环视了一下人群,面无表情的把头伸进白凌.
杨贵妃与安禄山范文第3篇
唐玄宗文韬武略，英断多艺，是历代帝王中的佼佼者。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他为临淄王，与他的姑母太平公主发动宫廷，一举诛灭了阴谋篡夺皇位的韦武集团，拥立他的父亲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自己被立为皇太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又诛杀了势倾朝野、擅权用事的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从此玄宗真正掌握了皇帝大权。
唐玄宗即位后，鉴于纲纪废弛，吏治腐败，乃锐意革新，整饬吏治。首先他任用“明于吏道，割断不滞”的姚崇为相。姚崇向玄宗提出“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等十事”，被玄宗全部采纳，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被称为“救时宰相”。晚唐诗人杜牧赞其“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姚崇举荐宋自代。宋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而且把宋的进言书立座右，作为鉴戒。史称：“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
宋之后，张嘉贞、张说、李元、杜暹、韩休、张九龄相继为相。这些人虽不如姚、宋，但各有所长。史学家赞美唐玄宗开元年间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
然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唐玄宗做了25年皇帝之后，“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且变得爱谀恶直、愎谏自贤，特别在用人方面，良莠不分、善恶莫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玄宗要任“柔佞多狡数”“巧伺上意”的李林甫为相，张九龄谏道：“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但玄宗忠言逆耳，一意孤行，还偏信李林甫谗言，罢了张九龄的相位，“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经高力士引荐，把姿质丰艳、能歌善舞的杨玉环召入宫中，玄宗“如得至宝”。“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终日纵情于声色之中，国家大事均委之李林甫。杨玉环册为贵妃后，杨氏家族个个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亡父、叔父、从兄、胞姐都被封官赐爵，势倾天下。正如唐德宗时政治家陆贽所说的：“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
唐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有一天，唐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坦诚地回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唐玄宗听了，很不高兴，吓得高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李林甫为相19年，《资治通鉴》总结他的四大奸恶：“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结果，养成天下之乱，而玄宗执迷不悟。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李林甫病死，唐玄宗竟任嗜酒善博、不学无行的无赖――杨贵妃的从兄杨国忠为相。杨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专徇帝嗜欲，不顾天下成败，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又广收贿赂，“中外饷遗辐辏，积缣至三千万匹”。
唐玄宗晚年，不但骄侈怠政，而且贪求边功，有“吞四夷之志”，动辄对少数民族使用武力，狡黠的胡人安禄山，就是以边功得到玄宗宠信的。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玄宗诏令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王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玄宗很不高兴，当时将军董延光自请率兵取石堡城，玄宗命王忠嗣分兵助之。王忠嗣不得已奉诏。
结果，董延光没有攻克石堡城，却怪罪王忠嗣“阻挠军计”。奸相李林甫素忌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便乘此机会使人诬告王忠嗣“欲拥兵以尊奉太子”。玄宗听信谗诬，敕命王忠嗣入朝，委三司审问，三司奏忠嗣罪当死。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入朝力嗣之冤，并请以自己的官爵为忠嗣赎罪，王忠嗣才得免死，贬为汉阳太守，仅两年，得暴病死。
王忠嗣忠诚奉国，统率四镇，“以持重安边为重”，史称其“立功边域，为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在当时，朝廷正需要王忠嗣这样的大将，然而却被昏君奸相贬黜而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唐玄宗在贬黜王忠嗣的同时，却对“外若痴直，内实狡黠”的安禄山日益宠信，任以范阳、平卢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六月，又赐安禄山铁券（帝王颁赐功臣授以世代享受某种特权的铁契）；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五月，赐安禄山爵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玄宗“命有司为安禄山治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用物皆饰以金银。同年，玄宗又同意安禄山的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安禄山“既兼领三镇，赏刑己出，日益骄恣”。杨国忠和太子都说安禄山必反，而昏愦的玄宗不但不听，反而对安禄山更加亲信。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以讨杨国忠为名，率军15万众，长驱南下。据《资治通鉴》记载：“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仅仅10个月时间，叛军就攻陷东都洛阳。灵宝一战，唐军溃败，潼关失守，玄宗连夜仓皇出逃。在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扈从的六军将士痛恨杨国忠祸国殃民，发生哗变，射杀了杨国忠，并逼迫玄宗缢杀了杨贵妃，这才平息众怒，逃往成都。京都长安，也很快落入叛军之手。长达9年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的半壁河山陷入兵荒马乱之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大唐帝国也从极盛的顶峰跌落下来，以至一蹶不振。
杨贵妃与安禄山范文第4篇
（一）沉鱼
“沉鱼”，讲的是西施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相争，吴国兵强马壮，很快打败越国，把越王勾践和宰相范蠡押作人质。越王为报灭国之仇，暂栖于吴王膝下，装得十分老实忠诚。一次吴王肚子疼，请来郎中也没有看出哈病。越王勾践得知后就当着吴王夫差的面，亲口尝了他的粪便，说：“大王没什么病，是着了凉喝点热酒暖暖就会好的。”吴王照勾践说的，喝了点热酒，果然好了。吴王看到勾践这样忠心，就将他放回越国。勾践回国后接受了范蠡献的复国三计一是屯兵，加紧练武，二是屯田，发展农业，三是选美女送给吴王，作为内线。当时，有一个叫西施的，是个浣纱的女子，五官端正，粉面桃花，相貌过人。她在河边浣纱时，清彻的河水映照她俊俏的身影？使他显得更加美丽，这时，鱼儿看见她的倒影，忘记了游水，渐渐地沉到河底。从此，西施这个“沉鱼”的代称，在附近流传开来。西旌被选送到吴国后，吴王一看西施长得如此漂亮，对西施百依百顺，终日沉溺于游乐，不理国事，国力耗费殆尽。越王勾践乘虚而入，出兵攻打吴国，达到了复国报仇的目的，这里边有西施的很大功劳。
（二）落雁
“落雁”，是昭君出塞的那段故事。汉元帝在位期间，南北交兵，边界不得安静。汉元帝为安抚扯匈奴，选昭君与单干结成姻缘，以保两国永远和好。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昭君告别了故土，登程北去。一路上，马嘶雁鸣，撕裂她的心肝：悲切之感，使她心绪难平。她在坐骑之上，拨动琴弦，奏起悲壮的离别之曲。南飞的大雁听到这‘悦耳的琴声，看到骑在马上的这个美丽女子，忘记摆动翅膀，跌落地下。从此，昭君就得来“落雁”的代称。
（三）闭月
“闭月”，是貂婵的代称。她是三国时汉献帝的大臣司徒王允的歌妓，能歌善舞，很受王允的宠爱。当时，董卓专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大臣们敢怒而敢言。王允每天闷闷不乐，茶不饮，饭不进。貂婵很为主人优愁。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在后花园烧香跪地，为主人祈祷，“月亮啊月亮，你虽清白如洗，可哪知我们老爷心中的烦恼！苍天啊苍天，你虽那样深邃，却难容我们老爷如火如焚的心情。我是老爷的婢女，愿为国为民，万死不辞。”赶巧，王允也来花园散心。顿时，他感情激动，赶忙走上前去将貂婵扶起。王允说：“你能为我分忧，我忧在何处，你知道吗？”“知道，大人。”“那你时哲我讨国贼，杀董卓吗？”“只要大人信得过奴婢，奴婢拐肝脑涂地。”王允听罢，两手一合，当即给貂婢一拜。从此、便和貂婵以父女相称。一年多以后，王允先将其女许给董卓，后又许给吕布。董、吕二人争风吃醋，发生火并，董卓被杀。这就是王允巧使连环计，一女二聘杀国贼。那么貂婵怎么叫“闭月”呢？貂婵在后花园拜月时，忽然轻风吹来，一块浮云将那皎洁的明月遮住。这时正好王允瞧见。王允为宣扬他的女儿长得如何漂亮，逢人就说，我的女儿和月亮比美，月亮比不过，赶紧躲在云彩后面，因此，貂婵也就被人们称为“闭月”了。
杨贵妃与安禄山范文第5篇
关键词：洪 《长生殿》 遗民情绪
中图分类号：I2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洪的《长生殿》写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历史故事，作者巧妙地将李隆基、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与安史之乱的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描写，通过这两条线的交织，既写他们沉迷爱情给政治带来的悲剧后果，又写政治悲剧酿成了他们的爱情悲剧。“占了情场，弛了朝纲”，二者彼此纠结，互为因果。正如清初的许多作品（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一样，《长生殿》的背后，弥漫着作者洪深沉的遗民情绪。本文拟从《长生殿》的创作背景、创作过程以及具体的文本内容来探讨洪的遗民情绪。
一、创作背景
李、杨的故事受到历代文人的注意，并通过多种文学形式进行再创造，对李杨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清初文坛，人们对李杨的态度主要表现为同情。明遗民朱一是的《雨霖铃》写道：“灵武中兴日，华清寂寞时。上皇新度曲，唯有旧臣知。”①表现出对“失运的天家”的眷恋之情。在戏曲中，清初作家对李杨形象的处理也多以正面为主，通常让他俩充当伯乐的角色，赏识提拔李白。比如尤侗、张韬的《清平调》都写到了这一点。
为什么清初文坛如此同情这一对间接酿成安史之乱的帝妃呢？这与清初整个社会弥漫的遗民情绪有关，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民族矛盾一直得不到消除，在清初尤为高涨。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安史之乱中的叛将安禄山、史思明是少数民族出身，很容易被当做是民族矛盾，进而同情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剧命运，正如清初王夫之所言：“天不佑玄宗，人不厌唐德。”②
从洪自身来说，则与他的仕进遭遇有关。洪（1645――1704），字思，号稗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生于世代官宦而没落的缙绅之家，他出生的时候，清朝的统治已经建立，所以他并不算前朝遗民，但他曾受业于明遗民陆繁、毛先舒、朱之京等人，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也受到他们遗民思想的熏染。应该说，在洪的青少年时期，遗民思想对他的影响并不强烈，他还对清朝抱有幻想，听从外祖父黄机的建议就学于北京国子监就是明证。
然而，此后他一直科举不第，做了约二十年的太学生康熙七年（1688）因未得官职，失望而归，27岁前后，与父母失和，被迫离家别居，贫至断炊。康熙十二年（1673），他再度往北京谋生，此时，其父以事“被诬遣戍”，家境败落，他在北京穷愁潦倒，写了很多反映自身境遇的诗，如“移家失策寓长安，若问生涯便难”（《赠徐灵昭》）；“八口总为衣食累，半生空溷利名场”（《省觐南归留简长安故人》）； “远望穷高下，孤怀感废兴。白头遗老在，指点十三陵”（《京东杂感》）。在《京东杂感》中，已表露出了眷恋旧朝的情绪。他还写了《长安》诗，有“棋局长安事，傍观迥不迷。党人投远戍，故相换新颜”之句，深恶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与朝政翻覆，对社会现实有了较深的认识。
此外，他的诗中所流露出的失望尤其值得注意，“逃却高名远俗尘，披裘泽畔独垂纶”（《钓台》）；“君问西陵陆讲山，飘然一钵竟忘还。乘云或化孤飞鹤，来往天台雁荡间”（《答友人》）。这种失望乃至想要退隐的的情绪反映出了他仕进之梦的破灭，对清朝幻想的破灭。他知道清朝终究是压制汉族知识分子的。同时，清初满清贵族圈地的暴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又让他看清了统治者的本质，于是他会不由自主地怀念起旧朝、旧君。联系到当时文坛上对李、杨的态度，他便以感慨系之，历经十年写成了《长生殿》。
二、“三易其稿”的创作过程
洪曾自述该剧情节的提炼过程：
“忆与严十定隅坐皋园，谈及开元、天宝间事，偶感李白之遇，因作《沉香亭》传奇。寻客燕台，亡友毛玉斯谓排场近熟。因去李白，入李泌辅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优伶皆久习之。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为盒情缘，以《长生殿》题名，……盖经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③
从这段材料可知《长生殿》的创作过程。第一稿写于杭州，剧名《沉香亭》，以李白的遭遇为中心，约于康熙十二年（1673）前完成，此时的洪29岁，又处于一个科举不第怀才不遇的境地，这一题材的选择，反映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第二稿写于移家北京之后，他在例言中说的“排场近熟”，就是情节俗套缺乏新意，因为屠隆写过类似的作品《采毫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稿中作者对李杨情缘是持否定态度的。由《沉香亭》到《舞霓裳》，可以看出洪已经把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从个人的身世感怀上升到对国家命运和历史兴亡的思索。
第三稿为最后定本，他去掉了李泌辅佐肃宗中兴的情节，并吸取唐代“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写盒情缘，题名《长生殿》。李杨故事因其深邃的历史内蕴，自发生之时起便不断有文人咏叹，或行诸诗歌，比如杜甫的《哀江头》、白居易的《长恨歌》；或行诸小说，比如陈鸿的传奇《长恨歌》；或行诸戏剧，比如白朴的《梧桐雨》。洪正是继承了白居易《长恨歌》的感伤与白朴《梧桐雨》的兴亡之叹而创作了《长生殿》。他在《长生殿・自序》中写道：“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辄作数日恶”语出《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恶”指的是十分伤感。洪在这段话中表明，他为这两部作品所深深感动。其中，《梧桐雨》是身历金元易代之变的白朴借以抒写兴亡之悲的，这应给了洪很大的启示。
十余年三易其稿，由最初的感于个人遭际，到后来的感叹历史兴亡，再到眷恋旧朝，实际上是洪在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方式表达其难以言传的内心意蕴的过程。
三、《骂贼》与《弹词》
在《长生殿》剧本中，遗民情绪的体现，主要集中在《骂贼》与《弹词》两出中。《骂贼》一出雷海青的唱词中有“生克擦直逼的个官家下殿走天涯”④这类极其敏感的话。洪还用了大量篇幅强调安禄山的军队是“番人”“胡种”。比如《合围》一出中写道“这一员莽兀喇拳毛高鼻，那一员恶支沙雕目胡颜”， “连毛带血肉生餐，笑拥着番姬双颊丹，把琵琶忒楞楞弹也么弹”⑤，全是外族模样。
《弹词》中的《九转货郎担》是清代观众最为热衷的曲子，因为李龟年淋漓尽致的唱出了李杨爱情及唐朝乐极哀来的过程。“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曲中的苍凉引起了清代观众的强烈共鸣。其中有一段曲文值得注意：
“六宫中朱户挂蛸，御榻傍白日狐狸啸。叫鸱也么哥，长蓬蒿也么哥。野鹿儿乱跑，苑柳宫花一半儿凋。有谁人去扫，去扫！玳瑁空梁燕泥儿抛，只留得缺月黄昏照。叹萧条也么哥，梁腥臊也么哥！染腥臊，玉砌空堆马粪高。”⑥
这一支曲与《桃花扇》中的《余韵[驻马听・沉醉东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显示出了洪与孔尚任类似的遗民情绪。
总之，《长生殿》作为一部清初戏曲名作，有着特定时代文学作品的历史内蕴。洪与孔尚任一样，都是通过剧本传达出了他们眷恋旧朝的遗民情绪，这也是洪“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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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长生殿・例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长生殿・骂贼》，1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