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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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范文第1篇
齐家文化是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的分布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遗存，年代与中原地区夏文化相当，约在公元前2183年～前1748年间。1923年至1924年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齐家文化分布以甘肃省兰州市一带为中心，东至陕西渭水上游，西至青海湟水流域，北至宁夏和内蒙古。目前，随着更多测年数据的公布及考古资料的积累，考古界倾向于将齐家文化作为与夏王朝共存的周边文化来认识，这就打破了以往把它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认识的局限性，所以在新的国家文明背景下，重新研究齐家文化玉器就有了新的意义。
目前，经调查发现的遗址计约1450余处，统计发现的玉器的地点近50个，出土玉、石器3500余件组。谢端琚先生曾于《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一书中将齐家文化各遗址划分成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各地玉器出土情况发现，笔者也认为齐家文化玉器传统在整个甘青地区是极具差异性的。
一、东区类型
这一类型齐家文化主要指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地区，分布在渭河上游、泾河流域以及白龙江流等地。出土玉器包括生产工具及礼仪器，如琮、璜及由璜组成的围圈等，仪仗类的玉钺仅见于此区；弦纹玉琮等一批制作精美的齐家玉器精品也多出于东区；选材以软玉类玉材为主。东区齐家文化主要继承由客省庄二期文化，同时受到了西部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的影响。玉器出土情况如下：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店河墓地发现绿松石饰1件。原州河川乡上台村征集三璜连缀围圈1件，发现玉铲1件。隆德县页河子遗址文化层内发现玉锛1件，灰坑内发现玉1件，另有1件玉璧出土位置不明。西吉县白崖乡征集玉琮1件。
甘肃灵台县桥村遗址发现玉锛1件。师赵村遗址墓葬中出土具有礼器性质的软玉质琮1件，璧1件，文化层中出土软玉质玉环2件，璜10件。临渊磨沟遗址墓葬中出土绿松石珠2颗，滑石珠2颗。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墓葬内发现石璧2件。此外，平凉静宁县后柳沟村、李店村、晨光梁；灵台县大王、上梁三村；庄浪县良邑乡、水洛镇、南坪乡、阳川乡等。出土玉器近百件，种类包括玉璧、琮、环、璜、箍形器、铲、凿、钺等。庆阳华池县乔川乡、五蛟乡、玉嘴子乡及镇原县大塬村等，但多数玉器为采集品或征集品。种类有玉璧、环、锛、凿、钺等。
二、中区类型
中、西两区文化面貌接近于马家窑文化。中区主要指甘肃中部地区，包括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出土玉器以珠管等小型装饰品较为常见，同时璧、环类玉器也发现较多，还包括少量生产工具及璜和琮的礼器，选材多绿松石、石质等一类假玉材料。玉器出土情况如下：
甘肃永靖张家嘴遗址文化层中均发现绿松石珠3颗。大何庄墓葬出土绿松石珠20件，玛瑙珠2件。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出土于墓葬绿松石珠40余件，石璧1件；文化层出土石璧1件，另有石璧3件位置不明。新庄坪遗址采集到石璧9件均为圆形，中间有穿孔。最大者直径19、厚0.6厘米。最小者直径4.3、厚0.4厘米。其中一件为半成品，周边呈不规则方形，未经磨制，直径22厘米。绿松石珠169粒。多呈不规则的圆柱形，个别的为扁圆形，中间有穿孔。兰州青岗岔遗址房址内发现绿松石饰4件。榆中县征集璧、环、腕饰、铲等，定西内管营、三十里铺、渭源县七圣村、会宁县老鸦沟村、牛门洞遗址、团结乡高泉村。出土玉璧、环、璜、琮、铲、刀、管等60余件。
三、西区类型
西区主要指甘肃西部及青海东部地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大通河流域。玉器以璧为主，珠管一类的小型玉器仍然数量庞大，而璜、琮等器物少见。选材以玉质为主，仍有绿松石等假玉材料。玉器出土情况如下：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墓葬中出土绿松石珠数枚、玉斧及石璧。第四次发掘中发现有24座墓随葬玉、石璧，少者1件，最多83件，一般都放置在髋骨及腰部上下，也有和小石子堆放在一起的，个别的在胸部、肘部、头下和手的部位。有20座墓随葬绿色或白色的小石子和粗玉石片，小石子一般都和陶器堆放在一起，个别的在头部上方和手旁堆放的，粗玉石片一般垫在骨架的肩、腰部之下。小石子大部分是粗玉和大理石料，都是经过人工打击的，粗玉石片一般都有截锯的痕迹，是制作石璧剩下的废料。海藏寺玉石作坊发现玉璧37件，镯1件，工具类玉器8件，玉料161件。古浪县朵家梁遗址发现璧、斧等。峡口遗址发现玉刀。新鲜公社四队发现玉斧。安西潘家庄墓葬中出土绿松石块1件。
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366座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发现玉锛1件（1325号齐家文化中期），石壁1件（1046齐家文化晚期），软玉制玉璧1件（980号齐家文化晚期），玉斧1件（264号齐家文化晚期），绿松石饰34件。互助土族自治州总寨遗址墓葬中发现玉斧1件，玛瑙珠及绿松石珠若干。大通黄家寨遗址墓葬内发现玉纺轮1件。孙家寨墓葬出土四孔玉刀1件。西宁沈那遗址发现玉璧、绿松石饰、玉凿、玉锛等。喇家遗址内采集到玉锛、玉刀各1件，玉斧2件，玉璧2件；房址内出土玉璧3件，玉料2件；墓葬中出土具有礼器性质的玉璧4件，玉环1件，玉锛1件，玉管2件，玉片1件，玉凿1件，玉料1件，玉璧芯2件。尖扎县直岗拉卡遗址发现绿松石饰若干。
结语
通过以上统计发现，齐家文化玉器多以玉质、大理石质、绿松石等为治玉原料，形制包括装饰用坠饰、珠、环、璜等；工具类斧、刀等；礼器性质的璧、琮、钺等。具体看来，东区类型多出精品，以琮、围圈等为代表；中区为马家窑文化腹地，绿松石等装饰品较为发达；西区类型公布的发掘资料较为充分，在数量上占多数，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青海乐都柳湾遗址、民和喇家遗址、宗日同德遗址等都是大宗玉器出土地点，出土玉器以璧类为代表。
由此可知，璧类器物无疑是齐家文化玉器代表，但观察崇“璧”的习俗在各个遗址内却又有不同的表现。以武威皇娘娘台及民和喇家遗址为例：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经四次发掘，墓葬内共出土玉石璧近300件，多置放人骨架胸腹部，这与同时期陶寺遗址内玉璧多做臂饰、腕饰的使用传统是大不相同的，却与良渚文化大墓内列璧习俗有相似之处。石璧多采用近玉质的绿色石料精工而成。每座墓葬中玉石璧的出土数量从一件到八十余件不等，男女长幼均可拥有，只能观察到财富占有的多寡，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所以推测此处崇璧习俗极有可能是崇“币”的表现。
但是，同处西部分布区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存―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内出土的玉璧就具有一定的宗教祭祀性质。于编号为F4的宗教或集会性质建筑的东壁北段，一处二次重砌的凸出墙面下，发现平铺玉璧2件，玉璧外侧各有玉石1件，盛于敛口瓮中的玉璧1件。此处墙面本为白灰面，后又均匀涂有一层黑色涂层，玉璧、玉料和石矛均集中放于黑色壁面旁。又于人工堆筑覆斗状祭祀土台顶部发现男性仰身直肢葬木棺墓一座，编号M17。遗址内其余墓葬大体都朝向M17，尤显墓主人身份尊贵。全墓共计出土玉器15件，另有1件猪下领骨放置在棺外左侧。于套口的填土中出土6件玉器，包括三璜合璧、锛、玉料、璧芯、三角形玉片和小璧芯各l件，摆放位置讲究。长方形竖穴墓口的填土中发现三璜合璧及璧芯各1件。墓主身上还有7件玉器，包括璧2件、管2件、环1件、纺轮（或为小璧）1件，均堆置在头颈部，另在右侧足端发现凿1件。
综上所述，极具差异的齐家文化玉器展现了其融合东部中原文化与西北文化的独特发展模式，形成了发达的装饰用玉传统、统一的崇璧传统以及与东方文化息息相关的琮、璜、钺等一类礼玉传统。高度发达的玉文化在所谓的“玉器时代”可谓大放异彩，对蜀地三星堆文化及中原二里头文化玉器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谢晓燕：《齐家文化玉器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胡晓军：《尖扎县直岗拉卡乡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青海文物10》，1996年。
[3]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宁小桥沈那齐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1993、1994》。
齐家文化范文第2篇
为了解答疑难，买到市场上所有以齐家文化玉器为主题的书籍，结果令人失望。因为专业工作者很少涉猎这个领域，热心的倒是一些爱好者和民间收藏者，其藏品虽然看上去琳琅满目，但却真伪难辨，新老不分，多数属于似是而非的现代仿制品。有些属于“一眼假”，臆造出的器形或雕刻形象让人啼笑皆非；还有些选用带着原生色斑和沁色的祁连玉老玉料仿制的，较难识别，最能迷惑收藏界。直到2012年央视曝光了北京古玩城商家采购甘肃民间玉器厂家的大量仿齐家玉器，并当做出土真品高价出售的情况，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才首次公布于众。2013年3月再到甘肃，弥补对齐家文化的认识不足，专程考察了定西博物馆、以收藏齐家文化玉器闻名遐迩定西众甫博物馆和静宁县博物馆之后，对于多年思考的问题有了一点进展，即依据现有的考古发掘品并参照民间收藏真品，尝试建立齐家文化玉器的玉料取材之色谱系统，从总体上把握齐家文化玉器生产的资源供应范围，对照如今的玉矿知识和祁连玉、昆仑玉的玉料颜色样本，经过排查比对，寻找是否具有来自新疆的和田玉线索。当然，这样的尝试还主要来自一种经验性的判断，即某一个地方的玉料在质地、颜色、光泽特征等方面会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仅凭外在的感官特征去做判断，难以排出主观性和似是而非的情况，不可能作为科学检测的精确结论，只是给目前陷于僵局的学术探讨提示一点可能的突破口。也给广大齐家文化玉器爱好者和收藏者们提供一些有益参照，虽然取样有限，但都尽量做到保真，以出土品为主，传世品为辅，两相结合，能够在辨识真伪方面给出借鉴，聊胜于无。也借此图说机会，求教于业内的行家和高人。
我把我个人调研过的齐家文化玉器的色谱情况，划分为三个系列，分别称为：第一，墨-绿色系，第二，青-白色系，第三，黄-褐色系。需要说明的是：有时在淡绿色和淡青色之间，在黄褐色和青黄色之间，玉料颜色的相似度很高，往往很难做截然的划分，因此这里的三个主要色系之说，以及26件玉器的采样标本，基本上是为了从总体上把握齐家玉器用料取材的色谱变化范围，并非绝对的尺度。有遗漏之处，有待于日后的增补和修正。
第一系：墨-绿色系。采样标本8件（套），按照颜色从深到浅排列。
标本1，墨玉斧，通体墨黑色，其色彩接近新疆和田墨玉。此类用料在齐家文化发掘品中尚不多见，在收藏品中却不乏其例。新仿的则更多见。辨识起来需要仔细查看器形，钻孔，切割痕，包浆和打磨痕迹等。
标本2，墨绿色玉璧，虽有残缺，仍然显得大气磅礴。绿颜色中透露着斑驳的淡黄色和黑色斑纹。定西地区以河川为主的地理条件，便于玉料的运输中转，这里或曾经是一个四千年前的玉器生产基地，能够留下较大的齐家文化玉器成品和半成品，刘岐江先生的众甫博物馆就十分难能可贵地陈列出一个展柜的玉器半成品。
标本3，碧绿色玉璧，器形硕大，绿色中闪现着黄色云雾状沁斑。其绿色均匀凝重，十分逼近新采摘的黄瓜外皮。
标本4，黄绿色玉琮，是“静宁七宝”中比较粗糙的一个玉琮，典型的齐家文化玉琮风格，粗线条几何形，不加任何雕饰纹样。外表些许白色的灰皮难掩其内在的质色。其玉料特点是黄中透着嫩绿，绿中透着嫩黄。
标本5，黄绿色大玉璧，是著名的齐家文化“静宁七宝”之大者。其玉料本色青涩，就好像未成熟的芒果。玉璧上面呈现出黑色和褐色的水渗状沁，尽显出一种说不尽的幽玄和神秘感。
标本6，黄绿色玉璧，色泽与上一件大玉璧大同小异，但玉质显得更加致密油润，外缘有灰白斑和黑色鱼子沁。是难得收藏到的齐家玉器中之精品，由上海某位收藏家提供原件，笔者拍摄。
标本7，淡绿色玉璧，其色彩特点是一种朦胧感，外面有斑驳的灰土皮壳，生坑特征明显，玉器表面留下一道原始加工时的切割痕。
标本8，绿色四联璜。联璜玉璧是齐家文化玉器特有的品种，其文化涵义至今还没有得到公认的解读。一般的加工程序是先做成玉璧，再切割为三璜或四璜，也有采用不尽相同的玉料拼合起来的。本组玉璜呈现出绿色和黄绿色玉质，土沁深透玉里，不像浮在表面的人工做沁。
第二系：青-白色系。这是齐家文化玉器中最多见的色系，采样标本12件（套），按照颜色从深到浅排列。
标本9，青玉琮，是“静宁七宝”中最精美的一件，上调至甘肃省博物馆展出。业内一般认为是采用新疆和田青玉制成的，其色泽略近似墨绿，但是又比墨绿色要浅淡。玉琮外表阴刻的十三道瓦沟纹，打磨光鲜，看上去有一些良渚玉琮的风格元素。齐家文化先民是怎样接受了外来的玉琮观念，又怎样取材上乘玉料，打造出如此鬼斧神工的玉器来，迄今尚无答案。
标本10，青玉琮。与前一件玉琮相比，这件才是典型的齐家玉器风格，素体无纹饰，只有外方内圆的几何形状。其功能，一般按照《周礼》的说法，解释为天圆地方的象征，用于祭祀天地的重要仪式活动。此件玉琮表面的白色是地下掩埋四千年的钙化和沁色，其褐色则像是玉料中本来就带有的色斑。这种色斑是青海甘肃一带祁连玉料的常见的。
标本11，青玉瑗。齐家文化留下许多环形玉器，玉瑗的孔比玉璧大，比玉环小。此件玉瑗选料精良纯净，表面特征近似和田青玉。器表略显黑褐色沁。
标本12，青玉琮。甘肃省广河县的齐家坪是当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齐家文化的地方，当地有许多齐家文化遗物出土，以陶器为最多，玉器精品却不多。当地博物馆所藏这件玉琮就是用石性较大的玉料加工的，表明古人所说的玉石不分现象，在精美玉材稀少的情况下，势必长久地存在。
标本13，青玉琮。这件齐家文化玉琮是安徽一位资深收藏家的藏品，也是来自甘肃。和上面一件生坑玉琮不同，本玉琮经过盘玩，已经接近熟坑玉，即较多透露出青玉料光洁的质色。
标本14，青玉璧。齐家文化和良渚文化一样，常见有大于20厘米的玉璧，而北方的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玉器则很少见如此大件器物。这或许是由于取材的难易程度不同而造成的。此件青玉璧大而完整，沁色自然天成，表面留有切割痕。单面管钻打孔的方式一目了然。
标本15，青白玉三联璜合璧。是精选色泽特征接近和田玉的马衔山玉料制作而成，属于齐家玉器中仅次于白玉的珍惜玉材。其白色和褐色斑纹究竟是原料所带还是掩埋后的土沁色，较难分辨。
标本16，白玉璧。古玉价值按照取材稀有的程度排列，众所周知以白玉为高贵。所谓“白璧无瑕”成为古人审美的至高标准。齐家文化玉器的流行年代比汉字中的甲骨文还要早，那时就就已经出现白玉为尊的现象，值得研究者关注。虽然当时白玉用料所占的比重还较小，毕竟是华夏核心价值形成的物质符号源头。这件玉璧采集自陇西一位收藏者，是难得一见的带皮的白玉制成，深褐色的松枝沁深入玉质肌理，左侧表层还有微黄色沁斑。
标本17，青白玉钺，私人藏品，来自陇东的庆阳。其外观的温润程度极似和田玉。刃部一端呈现黑漆古沁色，钺身中部有顺着绺裂的白色云雾状沁。此类玉器很容易引发有关玉石之路的猜想：古人是从哪里把如此优等的玉料拿来做斧钺用的？
标本18，白玉琮，兰州金城古玩城私人藏品。这是十分罕见的齐家文化白玉琮，玉质似和田玉，细腻莹润，透着黄褐色的沁，其双面打孔留下的旋转切割痕及台痕，清晰可观，算得上适合教学用的标准器。
标本19，白玉小斧，私人藏品。也是和田玉特征明显的一件。一般无孔称斧，有孔称钺。其实二者的区别是功能上的，斧为实用工具，钺为仪仗用的礼器，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
标本20，白玉斧（残），私人藏品。这件玉斧色泽白而纯，包浆自然，云雾状分布的沁色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一边留有未经打磨的切割痕。初步判断和上一件一样也是实用工具。
第三系：黄-褐色系。采样标本6件，按照颜色从深到浅排列。
标本21，黄色玉瑗，武威黄娘娘台齐家文化墓葬出土。当地一座墓出土玉璧玉瑗最多达80余件，创了有考古记录的出土齐家玉器数量之最。由于用量大，其选材上也是有玉石不分的现象。现存武威文庙内的武威博物馆。
标本22，黄褐色玉璧，兰州私人藏品。经过多年盘玩，包浆极美，沁色斑斓，表面呈橘皮纹状。考古出土的玉器，因为都是束之高阁的，不可能经常受到人手的接触和长期摩挲，所以很难见到这种古人玩玉所追求的奇妙效果。
标本23，黄褐色玉璜，兰州私人藏品。也是盘玩佩戴得很熟透的古玉，其玉质色调为齐家玉器中相对不多见的，如今的仿品则多用此类祁连玉料。
标本24，黄褐色满沁玉璧，上海私人藏品。玉质好，沁色美，堪称齐家玉器之精品。其玉料出处不详，耐人寻味。
标本25，黄褐色三联璜合璧，藏品。台湾的故宫收藏着1949年从大陆运抵宝岛的清宫旧藏古玉，其中的这件三联璜合璧还保留着生坑的特征，若经过人手的长期盘磨，行家都可以想见其预期的审美效果。
齐家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内圣外王"；"三纲八目"；"慎独"；干部内在修为；启示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浩如烟海的典籍与厚重的历史积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儒、释、道三家融合，在这其中，自汉代以来，历来居于正统地位的首推儒家文化。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儒家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且还广泛地影响着整个世界。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孔子推崇备至。1772年，在英国出版的《世界历史名人录》中，孔子名列榜首。1844年，美国著名学者爱默生称"孔子是中华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齐聚巴黎，在《巴黎宣言》中写道："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目前在全球已开办的360多个孔子学院和500多个孔子课堂，是又一个最有力的明证。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内容，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早已内化于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可以说，对中国文化、政治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内涵丰富，它不仅崇尚道德，同时还关注和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因此我们谈从政道德，论干部内在修为，就可以也应当从儒家文化中去吸取精华及养分。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为例，这一思想就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有机统一。"内圣"指修身养德，要求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指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做到"内圣"才能开出"外王"。"内圣外王"的统一可以说是儒家思想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孔子时代，并没有明确提出"内圣外王"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是由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庄子所提出的，但因为其思想内涵与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儒家就吸纳了这一术语，并且丰富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学说。
"内圣外王"中这一理论，可以说是无不谈道德，也无不谈政治。儒家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当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内圣外王"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他强调的是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的自我修行，换句话说，就是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精神境界。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呢？在儒家看来，《大学》中所讲的"三纲八目"是实现"内圣外王"的指导思想和重要途径。
《大学》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论强调的是治理国家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在联系。《大学》在开篇就提出了"三纲"，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就是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赋的光明道德；所谓"在亲民"，是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儒家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这就是三纲，它既是《大学》的纲领，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之所在。
由"三纲"又开出"八目"，"八目"既是实现"三纲"的具体步骤，同时也是实现"内圣外王"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八目"就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及修身被视为"内圣之业"，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被是"外王之业"。在这里我主要谈谈有关"内圣"的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格物致知。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就是"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从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格物致知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的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要践行格物致知，就必须在做决策之前，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多做调研，学会从群众的角度去思考和看待问题，充分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查找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疏漏，以问题为导向，才能更好地提高工作针对性，从而更加有效地为群众服务。
第二，诚意正心。关于诚意正心，《大学》中写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思是有真诚的心意才能端正心思。放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也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要有责任心和担当，要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
第三，修身。在"八目"中，处于中心环节的是修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格物、致知是修身的外部途径，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内在前提，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因此，修身是"八目"的中心环节。对于"修身"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修德，二是修智，儒家认为德才兼备才是修身的理想结果。在这里，修德又是修身的首要任务。修德是指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修身。
齐家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企业文化 凝聚力 供应链
俗语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只要家庭成员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整个家族就会兴旺发达，推而广之，整个国家就会富强昌盛。其实这里所说的就是凝聚力的问题。同样的，企业凝聚力的大小决定了企业能走多远。要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就要使其成员建立一种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的亲密的“家庭”关系，也就是在企业中建立一种“家”文化。
将“家”文化引入企业是可行的。一方面，重温历史我们会发现，我们是一个有极强凝聚力的民族。年代，人们团结一致，亲如兄弟姐妹，打击日寇、保卫家园。这种保卫家园的愿望产生巨大的力量，支撑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是重感情的，对家的眷恋也强于西方人。另一方面，现在人们生活在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工作对人们来说不单单是机械地完成任务，还应给予人们满足。所以，企业应为员工提供一个和谐、平等、信任的工作环境，使员工社交、工作、生活各方面的需要都可以在企业中得到满足。
在“家”文化指导的新型企业内部关系中，企业就像家长一样，履行自己对内对外的职责；员工就像子女一样履行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培养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信任、微妙与亲密关系。一方面，员工要学会建立共同的责任感和共同意识，像建设自己的家园一样建设自己的企业。企业要为员工提供“家”一样融洽的氛围：在这种环境中员工可以民主参与决策，共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工作热情高涨，人际关系和谐，产生很高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家长应该做到：第一，为员工提供各种发展机会，并提供及时的培训，使之能够把握这些机会。第二，帮助每一个员工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并为这些规划的实现铺平道路。第三，要考虑员工的生活状况，尤其是生活困难的员工，时时给他们以安慰和帮助，解决其后顾之忧。最终，企业与员工建立起共荣共辱的紧密关系，企业迅猛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和谐的企业关系在海尔集团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海尔的企业文化带着东方文化特有的人情味和亲和力，其核心部分体现了对员工和顾客的尊重。在海尔人的意识当中，海尔是一个大家庭，而每一个海尔人都是其中一分子。“海尔为家”就是海尔文化的精髓，它铸就了海尔人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赢得了广大员工对企业的“真心”和“实意”。
在海尔从来听不到员工对企业的抱怨，人们看到的永远都是员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主动进取的“主人翁”姿态。无论是对人才的选拔、考核，还是对人才的激励和培训，海尔都做到了平等待人，择优选人，充分释放了每一个员工的生命潜能。海尔集团在为员工着想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如办理各种国家保险；上下班有班车接送；解决职工住房等等。让员工体会到企业的温暖，从而形成对企业的归属感，激发了主人翁责任感。
企业的“家”文化不只局限于企业内部，它还可以融入到企业所在的供应链系统中。
供应链的实质是企业边界的扩展，它是由相互关联的不同企业实体构成的系统。企业作为其中的一个节点，要与供应链上其他企业合作，彼此信任，共同开拓市场。这就要求企业与供应链上其他企业建立家庭成员关系，将“家”文化融入到供应链系统中去。
对供应链来说顾客是其唯一真正的现金流入点，除此之外所有其他的现金流动只不过是发生在供应链中的资金交换。所以企业应把供应商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本着公平、公正、尊重、信任的原则，与供应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只有信任对方，为对方着想，才能取得对方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建立稳固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
至于顾客，常常被企业奉为“上帝”。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从家庭的角度赋予他一个新的角色---父母，把顾客当作需要企业赡养的老人一样看待。做儿女的会千方百计弄清楚父母需要什么，然后努力去实现他们的需要。作为企业，也要考虑顾客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思考如何去满足这些需求。这就要求企业及时跟踪把握顾客需求，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为顾客创造符合需求的产品。同时，企业还要在服务上下功夫，让顾客切实感觉到企业的良苦用心。在这方面海尔集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张瑞敏曾经说过经营企业如同经营人生，都需要我们用心去做，对用户像对亲朋那样真诚。如果企业真正做到了把顾客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一样去善待的话，那么其服务水平一定会有质的提高。
确定了组织文化建立的方向，然后按照一定的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组织文化是逐渐地培育出来的，千万不可急于求成。就我国的企业文化而言，起步晚，观念落后是不可忽视的弊端，但是不能避之不谈。只要企业拓展思路，把企业当“家”一样来营造，相信企业会出现一幅员工为企业贡献才智，企业为员工谋福利的其乐融融的景象。
参考文献：
[1]威廉・大内.Z理论.香港：长河出版社，1982.4
[2]迟双明:激活休克鱼：感动中国的张瑞敏与海尔文化.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4
齐家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耻感； 耻感文化； 道德教育； 价值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1－0114－03
中国传统耻感文化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自省、慎独、知耻改过，同时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灵堤防，耻感文化又外在表现为一种自重、自立、自强的人格力量，对国人的行为乃至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耻，古作恥，《说文》曰：‘辱也，从耳，心声。’《六书总要》曰：‘恥，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1］“耻”是人的好荣恶辱之心，是珍惜、维护自身尊严而产生的情感意识，人们知耻而为才能自觉地为善去恶、趋荣避辱。耻感文化就是指建立在耻感意识基础上的普遍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和行为模式。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历史演进
在夏商周时期，周公就强调“明德慎行”，《尚书·说命下》中也有“其心愧耻，若挞于市”之说，这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耻感对于控制人的行为的重要性。到春秋前期，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谈到诸如“仁、礼、惠、忠”等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孔孟则在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孔子道：“行己有耻，使之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告知人们要时刻保持一颗羞辱之心。孟子更是强调“人不可以，之耻，也。”［3］“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如果没有羞恶之心，那么人同鸟兽又有什么区别呢？春秋战国时期《管子·牧民》篇中有“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说法，管仲把作为四维之说的“礼、义、廉、耻”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可见耻感文化已经开始作为治国方略被世人所接受。吴越争霸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忘“会稽之耻”，终成大业。战国中期，秦孝公深以“诸侯卑秦”为耻，于是广招贤士，从而有商鞅变法，国力大增。战国后期，赵武灵王以“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打动公子成，遂成就胡服骑射之改革。这些事例说明，耻感文化在齐家治国和社会改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降及秦汉至盛唐，耻感文化在历史剧变、国难当头时，在志士仁人的践行中充分体现出来。卫青“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司马迁“轻于鸿毛，重于泰山”，苏武牧羊、党锢事件以及班超“投笔从戎”无不反映着耻感文化对现实的警示和规范力量。宋朝学者周敦颐认为“必有耻，则可教”。［4］朱熹也认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知耻是由内心以生。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5］陆九渊也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他曾有言“夫人之患莫大乎，人而，果何以为人哉？”［6］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管仲的“国之四维说”继承并发扬，强调“廉耻立人之大节”、“四者之中，耻尤为要”。［7］清代石成金也曾谈到：“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如知耻，则洁身励行，思学正人之所为，皆光明正大，凡污贱恶，不肖下流之事，决不肯为；如不知耻，则事事反是。”［8］龚自珍也是耻感思想的发挥者，他说：“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则辱其身而已；富而者，辱其家而已；士，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名之曰辱社稷”。［9］可见，使民众知耻，对社会安定发展关系重大。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也提出：“人只有不为，皆赖有耻心，如心，则事不可为矣。”“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又言“耻者，治教之大端。”［10］
可见，中国的耻感文化轨迹源远流长，古人早已认识到耻感文化对引导社会风气、修身齐家、以德治国等方面的作用。传统耻感文化的悄然建构，将人类从蒙昧甚至野蛮的状态中提升出来，它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有知耻之心而无之做”的警戒意识。耻感文化不仅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也是现代社会道德教化宝贵的精神资源。
二、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精神内核
中国传统耻感文化根植于中华大地，与华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休戚相通，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基本思想内核体现在:
其一，羞恶之心。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是否知耻，有无羞恶之心，是“人禽之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具有道德理性的真正意义的“人”，区别于一般动物而言所必须具有的最重要和最起码的条件。孟子大声疾呼：“无羞恶之心，非人矣。”［11］“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苦人有？”［12］在孟子看来，知耻对一个人来说关系重大，那些使用计谋的巧诈之人，是没有什么地方用得着羞耻的。如果不以不如别人为羞耻，怎么能赶上别人呢？朱熹也说过：“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13］宋代著名理学家陆九渊更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挥者。他的阐述具体而精辟。“今夫言之无常，行之不轨，既已昭著，乃反睢睢扬扬，饱食暖衣安行而自得，略无愧怍之意，吾不知其与鳞毛羽鬣、山栖水育、牢固野牧者，何以异也！人而至此，果何以为人乎哉？”［14］以此告诫人们，如果一个人言之无常，行之不轨，任意胡为却满不在乎，得意洋洋，毫无羞愧，那么，这与山林、水口的动物和圈养、放牧的牲口又有什么区别。可见，注重羞耻之心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其二，行己有耻。孔子谆谆教导我们：“行己有耻。”即一个人出言行事应有知耻之心。《论语》提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15］，意谓古代有道德的人，不随便说话，因为他们以言行不一，说得到而做不到为耻。《国语》也认为：“为礼而不终，耻也；中不胜貌，耻也；华而不实，耻也；不度而施，耻也；施而不济，耻也。”［16］耻泛指如下行为：举行礼仪有始无终，感情和外貌不一致，只有表面的华丽没有实在内容，不估量自己的实力而帮助人家，对别人帮助而无所成就等等。《荀子》主张：“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其大意是以自己不讲信用为耻，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朱熹也认为：“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为此故也。”［17］在朱熹的眼里，说得出而做不到，是很可耻的。所以，古代有修养的人不随便说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三，有所不为。朱熹说得好：“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18］意思是说，人有羞耻心，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就告诉人们，只有有了羞耻心，才能真正进行道德选择，才能在分辨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基础上，自觉坚持真、善、美，拒斥假、恶、丑。石成金也强调；“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如知耻，则洁己励行，思学正人，所为皆光明正大。凡污贱恶，不肖下流之事，决不肯为。如不知耻，则事事相反。”［19］在石成金眼里，知耻，就要洁身自好，为人正派，光明正大。凡是污秽下贱，荒邪恶，不肖下流的事情，决不肯做。康有为还说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之心。如心，则无事不可为矣。……若者，人欲所固有，有耻心，则可终身守节矣；利者，人欲所同然，有耻心，则可使路不拾遗矣；贪生者，人情之自然，有耻心，则可忠烈死节矣。”［20］可见，人有知耻心，才能清楚有所不为，从而近善远恶，不贪利，不贪生。
三、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当代价值
耻感文化，尽管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评价和选择标准，但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任何时代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和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耻感文化的建设对于激发人的道德自律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国民的精神境界具有主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对于个人来说，知廉耻乃“立人之大节”。“明耻”是做人的道德底线。人有耻，就给自己划定了行为的界限，也就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旦耻感意识在个体内心中生成，那么，他对行为就会产生怨恨自己的负罪感或者是惧怕谴责的羞耻感。每个人只有具备了这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机制，才可能自重、自爱、自尊。因此，我们可以说，耻感意识是道德主体内在形成的道德心理堤岸。有了它，才可能用以自警、自省，进而去追求更高的道德理想境界。但我们必须承认，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和对道德观念的冲击，一些人廉耻意识十分淡薄。有的人不以为官而贪、为吏不廉为耻，不以为商而奸、为富不仁为耻，不以出卖灵魂、出卖肉体为耻，不以见死不救、见恶不斗为耻，不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为耻，不以贪赃枉法、为耻……因此，耻感文化建设的意义就在于，强化社会个体自身的耻感意识，做到知耻明辱，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其次，对于家庭来说，耻感是家庭和谐的重要保障。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很重视家庭对个人道德的培养。在家庭关系上，儒家思想尤其强调“孝”与“悌”的美德，将之视为“为仁之本”。如，夫妻关系上，主张互敬互爱、坦信忠诚，以恃强凌弱、见异思迁为耻。在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上，儒家认为父母不仅要在物质上给予子女以抚助，还要在精神、做人方面给予教化。但不容质疑的是，在当今社会的家庭关系上，一些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法制观念严重滑坡，从而由代内代际关系引发的矛盾非常突出，影响了家庭和谐及社会稳定。因此在今天的家庭道德建设中，要加强知耻道德教育，知耻才能修身，知耻才能赡养父母、爱护兄弟、尊重妇女、养育子女，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这正是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建设所要求的。
再次，耻感文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大力推进耻感文化的建设，树立知耻明辱，行己有格的知耻意识对于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特别强调“个人知耻之心不可无”的观点，而在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中，有些人不知羞耻，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破坏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稳定。其原因之一就是缺少最起码的耻辱感、羞耻心。人，就会无所不为；人，极易无德。知耻，是明善恶、知是非、辨美丑的一种内心标准；知耻，是一种特殊的激励力量，可以转化为一种精神动力，激发个人潜在的自尊和自强，才会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完善道德人格，才能真正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另外，推进耻感文化建设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和培育理性的国民精神意义尤为重大。传统耻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锤炼，源远流长，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儿女广泛认同的心理依归和行为导向。学习和汲取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中有价值的养分，不但可以培养人们的知耻感和羞耻心，还能够有助于人们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由明耻而向荣，激励人们秉承道义，奋发向上，全面塑造和提升国民精神和素质。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史中积淀了高尚的传统美德和优秀的民族精神，耻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精髓一直都是维系我们民族荣辱与共、不断进取的精神支柱。在我国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耻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仍是推动民族和国家前进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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