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会学理论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虽然越轨社会学理论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解释越轨现象,可是由于研究者视角、关注点等的不同,相关学者对于越轨现象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越轨社会学理论阵营里具有多种理论,如标签理论、文化冲突理论、失范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决定了其解释的立场与角度,对于“问题学生”的成因有着不同的思考。在对“问题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问题学生”的成因所在。
(一)标签理论的基本观点
标签理论是出现于20世纪中期,解释犯罪行为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它认为,个体越轨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社会贴标签的结果。为了较好地说明这一观点,标签理论将人的偏差行为分为“初级偏差行为”和“次级偏差行为”两类。对于越轨者而言,初级偏差行为可能是临时的、无意识的行为,而次级偏差行为则是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在初级偏差行为发展到次级偏差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判定(贴标签)是一个关键节点。具体言之,当社会给个体的初级偏差行为贴上“越轨”的标签时,个体会形成一种新的自我期待和行为方式,按照标签的内容重构自己的形象。此时,初级偏差行为转变为次级偏差行为,个体的越轨行为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依据标签理论的观点,我们认为,个体成为职业越轨者需要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一是既定标签的存在。即,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种种描述越轨行为的“标签”,如“盗窃”。二是社会中的他人发现或者察觉到越轨者的越轨行为,如个体偶然的盗窃行为被人发现。三是他人(尤其是越轨者的重要他人)为越轨者贴上相应的标签。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个体逐渐认可并内化标签所赋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慢慢地发展成为一名职业越轨者。在这个理论看来,问题学生之所以出现,是别人张贴“标签”的结果。
(二)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
文化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差异是引起社会越轨的重要原因。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存在着类型多样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较为独特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被一个文化群体所接受的行为对另外一个群体来说极有可能是越轨行为。电影《刮痧》就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点。“刮痧”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手法,为我们所认可。但是,当身处美国的中国成年人用这种手法为孩子治病时,其却被界定为一种虐待孩子的行为,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一种明显的“越轨”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越轨是文化界定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文化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塞林(T.Selin)区分了两种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与横向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时期的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是指同一时期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具体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方面,受教育者的一些越轨行为一般是由纵向文化冲突造成的。这是由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对于一些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理解也就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教师处于较为强势的位置,其往往将学生的行为界定为“越轨”,例如,在教师看来,学生染发就是一种越轨行为。此外,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纵向文化冲突也有可能造成学生的越轨。如,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使教师将学生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越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学生”的出现是由文化界定造成的。
(三)失范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学先驱爱弥尔•涂尔干将失范一词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他用失范描述这样一种状态:社会规范和价值相互矛盾、冲突或者社会规范与价值相对脆弱,个人与社会都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很容易出现越轨行为。这是由于:此时的社会处于价值真空或者价值混乱时期,社会规范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这个社会中,个体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缺乏有效的价值引导与行为指导。按照历史性与共时性的维度,我们可以将社会失范分为纵向失范与横向失范两个类型。所谓纵向失范,指的是社会中既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中缺乏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正如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所谓横向失范,是指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与冲突,处于这些系统中的个体缺乏一个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具体到学生身上而言,就是家庭价值体系、学校价值体系、社会价值体系两两冲突,或者三者都有所差异。在道德教育过程中,5+2≤0现象的出现与此具有莫大的关系。由此看来,不同环境中价值规范的冲突导致了问题学生的出现。
(四)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控制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假设。一是个体天生具有利己与的倾向,从人的天性出发,反抗是一种正常现象;二是人们对于法律与道德规范是非常清楚的,人们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否发生了越轨行为。基于这两个假设,越轨理论指出,社会中之所以存在着越轨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个体的控制与约束不足。换言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出现越轨行为,是因为我们受到一些关键社会纽带的控制与束缚。而在越轨者那里,这些关键纽带呈软弱状态。一般而言,这些关键社会纽带主要包括“附属”“承诺”“参与”等。“附属”是指个体依附于其他个体,如父母、教师、朋友等;“承诺”则是指个体为一些传统、正规的目标工作,如学生为了考上大学而辛苦的学习;“参与”指的是个体积极的参加社会的常规活动,如学生积极主动的参加学校、班级中的活动。在这些社会纽带强有力的束缚与控制中,个体能够较为有效地抵制越轨诱惑,控制自己的越轨冲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越轨行为的出现。从这个理论观点来看,学校中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学生”,主要是社会纽带控制不足造成的。
二、问题学生的德育:来自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启示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学生道德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个体。即,学生道德品质如何,主要受到个体的影响。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比较强调“修身”“内省”等教育方式。而越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则告诉我们:学生道德品质如何,并不仅仅取决于学生个体,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言之,在培养学生的德性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学生自律、自觉,还要考虑学生生活的环境、与学生互动的个体等因素。因此,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我们需要经历一个从学生道德到外部环境的视角转换,这是越轨社会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方法论启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努力。
(一)留意学生的道德表现,并及时加以强化
在日常的道德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应该随时留意学生的各种道德表现,并运用适当的标签强化这些已经出现的行为。总的来说,在促进学生道德成长的过程中,教育者应该有“贴标签”的意识。即,给学生一些临时性、随意性的道德行为贴上道德的标签,促进其道德行为的长久化、固定化。比如,当发现学生帮助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应及时的将“助人为乐”的标签赋予学生。具体而言,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需要准备大量的“标签”。标签的存在是贴标签行为发生的前提,因而教育者应该备有丰富多样的标签。这是由于:标签的内容越是细致、越是具体,其对学生的影响也就越个性化、越深化。这提醒我们,在日常的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仅需要准备一些较为概括性的标签,如“好孩子”,还要准备一些较为具体的标签,如“诚实”“勇敢”“自信”等。其次,教育者需要时刻关注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现,随时发现学生的道德闪光点。为了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就需要关注学生的整体生活。例如,教师不能仅注意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还要留意其在课堂之外甚至学校之外的表现。第三,教育者适时的将标签贴在学生身上。在这里,教育者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贴标签的时机,在发现学生的道德行为之后,教育者应该及时的发出贴标签行为。二是贴标签的主体。在给学生贴标签时,教育者应该尽量寻找学生的“重要他人”,即学生较为信服的人,这样能够形成更好的结果。
(二)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并积极地与受教育者开展对话
文化冲突理论凸显了越轨行为的文化特质,揭示出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文化性。这给我们的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二是与受教育者展开积极的对话。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此举能够有效地增强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第一,教育者应该全面、深入地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对于道德教育而言,教育者了解受教者的文化,主要是了解适合于受教育者文化的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行为模式。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模式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道德观念有所更新。例如,几十年前,男女生交往过密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在今天,其却被视为一种正常的交往现象。另一方面,道德行为模式有所变化。何谓尊重教师能够较为明显的体现这一点。数十年前,尊重教师意味着对老师言听计从,甚至是唯唯诺诺。当下,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讨论甚至是争论,对于学生而言,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尊重教师。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学生的行为表现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价值理念有很大部分与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价值是一致的”。因此,在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时,教育者应该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深入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第二,受教育者应该与教育者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开展对话,有利于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消除可能产生的矛盾与误会。在对话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在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尊重对方言说的权利。自己无论是否欢迎、赞成,都要允许对方表达出来。二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平等的地位。在对话的过程中,各种观点的价值、意义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其地位却是平等的。因此,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教育者,切不可用自己的话语来裁剪受教育者的话语,影响对话的正常进行。
(三)建设统一的价值体系,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
失范理论强调了价值体系统一对于受教育者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重要性。因此,该理论对于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启示就是形成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以努力。从纵向上讲,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统一的价值体系就是指整个社会较为认可的,同时能够指导社会成员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如提出核心价值观念,并对这些价值进行阐释等工作,也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努力。社会中的个体需要接受、践行这些价值观念,并对其他社会成员加以督促,从行动上推进统一价值体系的建立。通过这些途径,我们才能为受教育者提供一个有规范、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从横向上讲,我们需要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一般而言,受教育者生活于家庭、学校与社会三个场域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打通这三个生活场域。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家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家校价值观念的统一。面对社会,家庭与学校既不能孤傲的保持理想主义,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制。家长或教师应该让受教育者了解社会现实,让学生知晓如何道德的处理真实社会事件,提高家校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生活的一致性。
(四)加强正向的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的社会纽带
论文摘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转贴于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核心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
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郑淑贞,盛群力.社会互赖理论对合作学习设计的启示[J].教育学报,2010,6(6):34.
[2]杨成.历奇教育[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12):52.
[3]宋丽范.符号互动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教学与管理,2006,(9):3.
[关健词]社会学理论 建构 功能 困惑
一、社会学理论是什么
从某种角度上说,理论是在讲一个独立完整系统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然而,理论又有专业与非专业之分。专业理论和非专业理论的区别在哪里?著名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在他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一书中,列举了社会学专业理论与日常生活中的非专业理论的差别。大概可归为以下几点:(1)专业理论较之日常生活理论,表现出更多的系统性;(2)专业理论常常建立在已有理论基础之上;(3)专业理论提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发表,这对该理论的前途来说至关重要;(4)专业理论更依赖相关资料的收集;(5)专业理论可以是关于社会的总括性和通则性的思考;(6)专业理论同样关注理论的应用层面。以上六点,决定了社会学理论与一般生活理论的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的地位。
社会学的理论,讲的自然就是关于社会学专业的故事。同样,引用乔治・瑞泽尔的定义:社会理论是一组互相关联的观念,能对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系统化、能解释社会世界,并且预测社会的未来。需要指出的是,瑞泽尔的定义实际上是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定义,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社会学理论都要能够全面解释社会世界,也不一定都要预测未来。
二、理论的建构
许多人认为社会学理论脱离实际,深不可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理论建构过程的不了解。所以谈一谈关于理论的“理论”,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关于社会学理论的根源。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源头都是哲学。它产生于人们的思辨过程。当然,光有哲学的思辨是不够的。其他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可以实证的。而迄今为止最具实证性的学科无疑就是数学。而我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将哲学与数学完美结合的学科。这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谈。
接下来是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在我看来,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有两个方面: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者的主观条件。所谓社会历史条件,就是指该理论产生的特殊的社会背景。社会学理论是为了解释社会现象,因此社会现象的历史性决定了社会理论的历史性。一般来说,越是复杂的社会背景条件,产生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者的主观条件,在我看来,是最关键的。同样的根源,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甚至同样的科学研究方法,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提出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其他人则不行?用米尔斯的话说,它取决于理论家个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谈完了根源与条件,现在来谈一谈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讲的。要了解理论建构的过程,首先必须明确理论的要素。乔纳森・H・特纳认为,社会学理论应有三个要素:概念、变量和理论的陈述与格式。另外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建构方法,但内容上大同小异,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区别。
三、理论的功能
理论的功能何在?首先,我以为,社会学理论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增进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社会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我们掌握了理论,就可以对社会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体现在它可以增进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我们都是社会人,社会学的理论适用于其他人,同样也适用于我们。
第三,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在于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和修正。这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社会学这门学科也正是在这种对立中不断发展。
第四,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能体现在应用层面上。比如,乔治・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就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活动中;默顿的越轨理论则被用于社会控制的实践中。
四、理论的困惑
在肯定社会学理论具有诸多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可发现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的困惑。
1.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人类的无穷的智慧和极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赋予了人们对一个问题可以换角度,换说法的进行反复论证。宏大理论的产生也大多基于在语言上玩的花招。米尔思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就概述帕森斯关于行动系统理论的主要内容后。他不无尖刻地指出,宏大理论中的繁文冗词中确实有一些东西,但是隐埋很深,不过总说了点东西:理论的客观性问题。显然,这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它首先表现在理论是否真实地反应了客观事实,它的解释力到底有多大。其次,个人的偏见也普遍存在。“尽管个人极力避免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但人们还是悄悄地溜了进去。”最后,在理论的接纳方面,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
2.价值无涉与权威保留问题。有人指出,社会学理论要求价值无涉,这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和受权威束缚。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价值无涉带来的是对权威的不尊重。并且,“人类社会将不再有不变的法则,因为人类可以任意改变这些法则所陈述的事实。”乔纳森・H・特纳在《社会学理论的逻辑》中如是说。
3.理论本身存在争论。可能是由于社会学理论至今尚未发展十分成熟的缘故吧,关于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争论一直都存在。首先,也是最大的争论来自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即所有社会学理论的前提假设的争论:人的行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直接影响到整个理论的建构过程。同样的争论也来自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争论。究竟是个体具有能动性还是集体决定个体的一切?这一直是社会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另外,社会学力量论中的性别问题和现代社的起源和决定因素问题也存争议。这无疑让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遭受了严重的置疑。
4.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困惑:本土化问题。文军在《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中,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诸多问题,大致为以下三点:首先,由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思想十分严重,这种不正之风也蔓延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导致基本社会学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中国社会学理论面临自后后继无人的局面。其次,政治的导向性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异常重要的影响。这导致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共性有余,个性不足。最后,中国社会学理论还过分依赖于外国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很多都是没有结合实际地照般过来。
五、总结
到这里,故事基本上讲完了。虽然社会学理论至今发展还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但它确实是具有很实际的功能和强大的发展潜能的。正像人类需要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大自然一样,人类同样需要社会学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社会的存在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学理论的存在。
参考文献:
[1]乔纳森・H・特纳.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文军.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01).
关键词:纯粹法社会学;法律行为;案件社会学;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中图分类号:D90-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2-0188-02
作为行为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纯粹法社会学”的创始人,布莱克为唤起人们对一种“科学的”法社会学理论的注意力,而把抽象的理论公式运用于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和分析中,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他于1972年在《耶鲁法律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法社会学的界定》的论文,对社会学家研究法律时混淆事实和价值观念――即混淆应然和实然的界限提出诘难,并力主创建一门纯粹的法社会学。1976年,《法律的运作行为》的出版,比较完整的构建出了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体系,并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法律行为理论中的三个核心概念
第一,关于“行为”的概念,布莱克是这样定义的:行为是现实的可变方面。一切事物都在行为,社会生活也在行为;法律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同样在行为。于是,谈论思想、音乐、文学、医学或科学的运作行为,便成为可能。在理解这一概念时需要注意,这样的“行为”包含两个变量:一是某事物或多或少的数量变化,另一个是某事物在数量变化上独特的风格。因此,这里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指变化。
第二,关于“法律”的概念。布莱克对于法律的界定是极其狭义的,即:“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或者说它是国家和公民的规范性的生活。”他对“法律”的定义包含三层意思:(1)法是一种社会控制;(2)只有统治机关对公民的社会控制才可称之为法律;(3)这种社会控制的本质是对越轨行为的定义和处理。故而,法律并不包括政府机构的日常生活,也不包括公立学校、监狱或军队中的纪律,因为这些都不是对公民本身的社会控制。他对“法”进行了定性的类型化,大体分为刑罚的、赔偿的、治疗的、调解的四种,又把每一形态都转换为普遍变量。这样一个非变量推演出复数的普遍变量之后,对于法的变化,就不仅可以在总体规模上把握,而且可以从不同风格的交替上把握了。
第三,对于“社会生活”,布莱克把其分为五个基本的方面:分层、形态、文化、组织性和社会控制。同样的,也将其转换成一组普遍变量,用以预测等级性分配。例如,布莱克认为,分层与法的变化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正关系;而关系距离与法的变化之间存在着曲线关系,即随着关系的疏远,法的作用也相应增大,但是,当人们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生活圈时,差别越大则法的影响就越小;组织化与法制化成正比;法与其他社会控制方式之间的消长成反比。
二、案件社会学理论
布莱克将案件的特征划分为案件的“法律技术性特征”和“社会特征”。前者是指案件受法律规范约束的因素;而后者是指案件中无法受到法律规范约束但却会对裁判产生影响的因素,如谁控告谁,谁处理这个案件,还有谁与案件有关等等问题,而这些人的社会性质就构成了案件的“社会结构”。为了说明案件的社会结构如何发挥其机制,布莱克创建了“法律量”这一概念:法律量,是指施加于个人或群体的政府权威的数量。他把案件的社会结构分成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1.对手效应。布莱克用大量的实证调查表明,原被告双方自身形成的案件社会结构,是预测案件将被如何处理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结构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发挥影响,第一个方面是双方的“相对”社会地位。下行(原告或受害人的社会地位高于被告或罪犯)的案件引起最多的法律量;其次是发生在高社会地位的人们之间的案件;再次是发生在低社会地位的人们之间的案件,而上行的案件引起最少的法律量。第二个方面是双方之间的关系距离。人们的关系越紧密,则介入他们之间事务的法律就越少。这两个特征,与法律量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2.律师效应。实际上,证人、公开其偏向立场的支持者及其社会特征,也以同样的模式发生影响。律师的社会特征对法律的影响取决于当事人。在社会地位方面,律师为处于劣势的委托人提升其社会地位,使案件的处理倾向均质化和平等化;而在当事人双方的关系距离方面,当双方关系较远时,律师可以缩小其距离,增加谈判和解的可能性;反之,则增大双方的关系距离。
3.第三方效应。如果法官和陪审团员的权威性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社会特征,以及与当事人双方及他们的支持者的“相对”地位较高,则他们倾向于选择一个获胜方,且更具处罚性和强制性;而如果其权威性较低,则他们会更宽容,并倾向于选择折衷的、给各方一些利益的方式。另一方面,当事人与法官或陪审团的社会距离越远,判决的结果就越具有决定性。
4.讲话方式。如果证人的证词是“有力”的,证人的社会地位较高、发言较冗长、爱控制交替发言权,那么他的证词会得到更多的信任。
如何来规避或者弱化这些司法中的“差别待遇”,是布莱克思索的主要问题。他提出的第一种方法是建立一些专门用来处理冲突的法律合作社团。这些法律合作社团将平衡案件中的社会结构,促使其均质发展,通过消除案件与案件之间众多的社会差异,减少歧视现象的发生,从而使每个人应该享有的社会权益更加得到尊重。第二种方法是,从案件的处理过程入手消除案件自身的社会特征,即非社会特征化,尽量减少法律的社会性,来使案件均质化。
除了以上两种从社会学角度就法律本身进行改革的方法之外,布莱克又提出第三种方法:通过减少法律自身的司法权限和法律的应用,即社会的非法律化来达到司法公正。他认为,要减少法律差异的最终解决办法就是削减法律,实现法律的最小化。他提出了替代法律的五种纠纷解决方式,并且,为了说明自己并非如一些批判者所断言的“似乎要让历史重回到上古时期”,又引用了两个例子从正反两面证明其假设的可能性:一是“基蒂・吉诺维斯综合症”,提醒当今人们对法律的过分依赖导致其处理自身问题的能力逐渐退化甚至消失;另又引用日本人“面子”观在社会秩序和交易中所起的规范作用,作为一个当局有意识寻求法律最小化的成功案例。接下来他提出有计划地减少法律的观点,认为“法律最为声名狼藉的一点在于,它赋予富贵者比贪贱者大得多的权利。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人们甚至难以想象,缺陷如此多的法律到底还将给那些富贵者以多少好处。总之在法律差别被特殊强调的地方,减少这种差别的方式就是减少法律本身。”
三、借鉴意义
近年来,作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人们法律意识增强的必然要求,我国立法规模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而其中参照国外立法或从国外直接移植过来的法律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西方”制度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对于如何发现和解决两者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上文所介绍的这种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它使人们能够真实地面对社会中的差异,客观地认识影响法律运行的社会因素,不再局限于规则的逻辑分析和理论的价值分析,而以法律在社会实践中的运行为观察对象,如此方能把制度置于实践的检验之下,在外来制度与本土环境的互动中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并以此为根据来建立行之有效、适应国情的法律制度,实现原初的立法目的。这一方法不仅可以检验我们是否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方法,也可以为进一步明确我国法治建设的方向做出贡献。
一、导语
“未工作,先失业”似乎已经成为大学生就业的真实写照。自高等院校实行大规模扩招以来,每年等待就业的毕业生越来越多。200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待业人数为37万,2003年为52万,至2009年已有196万,但这还是8年前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727万,2015年达到749万,预计到了2017年,中国大学生数量将达到历史最高的765万。据统计,今年的毕业生加上30万海归和之前没有找到工作的往届毕业生,将有1000万大学生同时竞争岗位。这一庞大的群体在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青年失业问题已不容忽视。笔者将从功能冲突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论以及自我认同理论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二、社会学理论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分析
(一)功能冲突论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功能冲突论的代表人物是科塞,他的理论既有结构功能论的背景,又有冲突论的立场。科塞从结构功能论立场出发,认为社会系统内的每一种成分、部门都是彼此关联的。当这个彼此相关联的社会系统运转时,由于各个部门对社会系统的整合和适应程度不一致,导致不同部门的操作、运行方式和过程的不协调。因而,社会系统运行不可避免的伴随出现紧张、失调和利益冲突现象。
结合现今的就业形势,预计2017年将有1000万毕业生竞争工作岗位,他们彼此存在竞争关系,有限的工作岗位对于1000万人来说就是稀缺资源,竞争关系的恶化可能会产生种种冲突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用人单位与就业者主要有三种关系的对立:一是毕业生与毕业生之间的冲突,应届毕业生、往届未就业毕业生、海归毕业生在争夺有限工作岗位中产生竞争;二是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对于少数优质毕业生的争夺;另一方面,根据科塞的冲突功能论,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这一现象是正常的,这一冲突对于大学生自身能力和就业市场的规范性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不涉及根本价值观和信仰的前提下,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现象是正常的。
(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立足于中国社会经验研究的社会资本理论代表是林南,他从个体理性选择行为出发,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关系中,把社会资本放到微观、中观和宏观社会结构中进行系统论述。林南从个体的目的行动出发研究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他的“人力资本”理论中。人力资本理论重点论述劳动者如何通过接受教育和技术训练而掌握知识与技能,进而具备获取更多利益回报的能力,并且因为获取回报和利润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随着高等院校的扩招,大学毕业生的能力素质各有高低。重点高校??业生往往比普通高校毕业生更具有优势,用人单位更看重个人能力以及从业者能为单位创造多少价值。所以整体来看“985”“211”高校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更具优势。
林南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联系起来,认为人力资本的强弱规定着行动者调动和占有社会资本的能力。这一观点对于当今的大学生就业分析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个人能力素质高,能够更快地获得上级的赏识、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得到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人力资本的增值无形中增加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在未来的就业和升职中更容易获得机会。反之亦然。
(三)自我认同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自我认同理论是吉登斯的主要理论之一,这一理论通过尝试揭示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的既相生又相克的复杂关系,而重构西方传统的“自我认同”理论。吉登斯致力于将西方现代性的个体融入到后现代性的情境之中,主要关注“自我认同的塑造过程中,外在的全球性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冲击以及个体对这一冲击的吸纳和强化作用”,但对于全球范围内的部分社会现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自我认同是指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自我期望则是在自我认同下的表现形式之一。毕业生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学习,对于自我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尤其是二十年前社会对于大学生的尊崇使得现在很多家长、学生都对大学无比向往。毕业生在这样的观念引导下追寻更高薪、更优质的用人单位和工作环境,对于基层和一线单位却不怎么关注。于是,众多大学生更愿意去北上广,而不愿意去西北地区和四五线城市。大学生自身的就业期望值太高,对于自我和就业市场定位不准,这样的自我定位偏离也是就业难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