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师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证券分析师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证券分析师范文第1篇

我国的证券分析师行业是随着证券市场的诞生而出现的，其正式纳入政府监管是从1997年《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正式生效开始的。证券投资咨询是指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机构及其投资咨询人员为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者间接有偿咨询服务的活动。我国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主要有两种运作模式――证券公司研究部模式和独立的投资咨询机构模式。

(一)证券公司研究机构的利益冲突问题现状

近两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上机构投资者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以基本面分析为主的价值投资理念的兴起，证券公司研究机构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对市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基金管理公司、境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QFII)、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通常都愿意购买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并且认为这些研究报告对他们的投资决策很有帮助。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问题在我国普遍存在。

(二)独立的投资咨询机构的利益冲突问题现状

在我国目前110家独立的投资咨询机构中，80％以上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处于保本或亏损的运营状态。这些机构通常资本金非常少，仅能达到我国《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最低限100万元。具有从业资格的证券分析师一般不超过10人。而且证券分析师的总体素质偏低，研究能力相当薄弱，专业性不够强，分析手段上主要是以技术分析为主，难以发掘公司的真正投资价值。

二、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主要来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金融机构利益冲突是指金融交易一方在采取某种行动获得潜在收益的同时损害其对方利益。由于金融交易中介及资产监护人的金融机构往往身兼多重角色，从而使得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地内嵌于金融行业结构中，并且，金融市场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以及金融机构业务的日趋多元化为利益冲突的滋生提供了沃土。

(一)投行业务和经纪业务导致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行为

在西方国家，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主要依据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进行投资决策。O’Brien和Bhushan(19901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主要根据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他们不会去投资那些不被证券分析师关注的股票。此外，Givoly和Lakonishok(1979)，Stickel(1991)，Wom(1996)等学者的研究对证券分析师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都认为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能够给予投资者以正确的信息，即投资者利用其所提供的信息能够获得超额收益。但更多文献关注的是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行为，并探讨这些利益冲突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二)客户的影响导致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

机构客户是证券公司所承销股票的主要购买者，同时机构客户巨大的股票交易量所产生的佣金收入也是证券公司经纪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公司可能由于担心失去机构投资者的业务”而不允许分析师影响机构投资者证券组合的负面报告。

三、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冲突防范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规范我国的证券市场

一个规范的证券市场是证券分析师执业的前提，而规范我国的证券市场则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它需要方方面面的工作，涉及到各方面制度的完善。首先，上市公司自身建设的问题，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将国有股减持进行到底，国家让利给广大公民持股，使公民真正成为主人翁。同时上市公司要形成一种企业文化，即股份公司是股东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标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制定专门的信息披露法。还要严格控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其次，放宽政府管制，还原证券市场本来面目。

(二)公司内部必须建立起能有效防范利益冲突的制度

公司高层应当重视和支持研究部门进行独立和客观的分析工作。客观地说，公司内部防范利益冲突的制度安排目前在中国市场上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公司还未能有效的实施。这些制度安排主要包括：

1、研究部门与业务部门的防火墙制度。

2、研究人员的薪酬不能与投行和自营等其他业务挂钩。

3、研究部门只能利用公开信息进行研究，不能依靠投资银行等部门的内部信息，以免影响研究报告的独立性。

(三)必须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证券分析师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 乐观倾向 利益冲突 认知偏差

一、引言

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是指证券分析师对公司未来盈余的预测值相对于实际值呈现系统“正偏差”特征（Brown，1993），或者在投资评级时倾向“买入”等正面评级，不或延迟“卖出”等负面评级的行为。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是证券分析师向投资者传递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能够降低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而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则会使这些信息出现偏误，误导投资者，进而阻碍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实现。因此，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重点关注和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实证会计乃至金融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该领域的研究对促进分析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以及对投资者甄别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将从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存在的经验证据、动因、经济后果和约束机制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

二、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相关研究

（ 一 ）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存在的经验证据 （1）证券分析师预测存在系统乐观倾向特征。Fried and Givoly（1982）和 Brown，Foster and Noreen（1985）最早证明了证券分析师在预测评级过程中存在乐观倾向。随后多位学者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连续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系统地高估公司未来每股收益（Dowen，1989； Butler and Lang，1991； Lang，1991； Calderon， l993）。随着盈余公告日的临近，证券分析师对盈余变动方向预测得越准确，乐观倾向也逐渐降低（Mstsumoto，1999；Richardson，Teoh and Wysocki，1999）。证券分析师除了在年度和季度等短期盈余预测中存在乐观倾向外，研究者还发现其所做的长期盈利预测同样偏于乐观（Deehow and Sloan，1997； Rajan and Servaes，1997）。长期盈利预测通常是指证券分析师对公司2年—5年的成长性进行预测，是研究者用来检验资本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我国证券分析师在盈利预测上也存在乐观行为。吴东辉等（2005）和李文贵（2007）均研究发现我国证券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偏于乐观。（2）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在盈利公司和亏损公司之间存在差异。研究者发现，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在不同公司之间有差异，当公司报告亏损时，分析师盈余预测的乐观倾向更显著。Dowen（1996）指出，十二分之十一的持有期间，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会在公司报告亏损时表现出更强烈的乐观倾向；Hwang，Jan and Basu（1996）指出，当公司报告亏损时，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倾向激增十倍。Degeorge， Patel and Zeekhauser（1997）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在亏损样本公司中的乐观倾向更强烈。Das（1998）和Brown（2000）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证券分析师对发生损失的公司比没有发生损失的公司更容易产生乐观倾向，而且对前者的盈余预测不如对后者的准确。Clayman and Schwartz（2004）认为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可能是当公司报告亏损时，证券分析师更可能错误理解盈余信号。尤其是当证券分析师预期某公司将会报告盈利，而事实上该公司报告了亏损，这就使得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存在乐观倾向。（3）证券分析师预测的乐观偏差程度的估计。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的程度如何呢，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估计。Chopra（1998）发现证券分析师平均高估盈余6.1个百分点。Lim（1998）发现分析师乐观倾向的平均值是0.94%。这一数字在小公司则高达2.5%，大公司股票则相对较小是0.53%。Brown（1998）观测到的预测误差均值急剧降低，从1993年的2.6%下降到1997年的0.91%。

（ 二 ）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动因 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存在乐观倾向行为后，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行为产生的动因进行了解释。迄今为止主要有两大类观点：一类认为是分析师外部制度环境中存在的利益冲突驱动分析师进行乐观预测，一类认为是分析师自身的认知偏差导致乐观预测。（1）外部利益冲突驱动乐观预测。独立性是资本市场信息中介执业的灵魂。证券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中重要的信息中介，独立性是其执业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原则。然而，现实中由于以下一些利益冲突，驱使证券分析师违背独立性原则，过度乐观的盈利预测。一是所分析公司管理层对分析师的压力。分析师获取及时信息和公司私有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是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交流。为此，分析师需要与公司管理层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出于这种考虑，分析师会尽量回避或拖延报告负面消息的时间（McNichols and O’Brien，1997），或者有意识的提供乐观预测（Lim，1998； Das et a.l，1998；Lim，2001）。Lim（2001）从理论上解释了证券分析师为维持管理层关系乐观预测的原因。他认为，由于管理者的薪酬与公司的股票价值相关，公司的股票价值越高，管理者可获得的薪酬越高，乐观的盈余预测能够提高公司的股票价格，所以管理层更喜欢乐观的盈余预测。所以，乐观预测或许是分析师迎合管理层的无奈选择，为了增加与公司管理层接触的机会，获得管理层掌握的公司私有信息，分析师只好提供乐观的盈余预测。Mest（2003）对比检验了分析师盈余预测和销售预测的乐观倾向程度，研究结论也支持了Lim（2001）的观点。二是证券公司对分析师的压力。证券分析师供职的证券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损害分析师研究的独立性。首先，在投行业务方面，为避免损害证券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业务关系，证券公司可能会要求分析师不要发表对公司客户不利的研究报告。Demetriades and Hussain（1996）和Dechow， Hutton and Sloan（1997）的研究都证实了证券公司与所分析公司的投行业务关系与分析师乐观预测的相关性。他们发现，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显著乐观于非承销商分析师。Lin and McNichols（1998）发现，附属分析师（affiliated analysts）比非附属分析师（unaffiliated analysts）的评论更乐观。Groysberg， Healy and Chapman（2008）认为，薪酬结构的差异可能是承销商分析师乐观倾向的原因。我国学者原红旗和黄情茹（2007）、张博（2011）的研究也发现，相比非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国内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更乐观。其次，在经纪业务方面，分析师面临着压力。由于分析师的“买入”评级能增加证券公司的交易量，而“卖出”评级不能（Aitken，Muthuswam and Wong，2001； Irvine，2004；Jackson，2005），因此，为获得更多的佣金，分析师可能会被要求多提供“买入”建议，而少提供甚至不提供“卖出”建议（Cowen et al，2006；Jacob et al，2008）。最后，分析师也受到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的压力。为了促使所在证券公司所持有股票的价格保持稳定或上涨，分析师可能会被要求向公众提供乐观的投资建议（Dugar and Nathan，1995；Michaely，1999）。三是机构客户对分析师的压力。机构投资者通过两种方式对分析师施加压力。一方面，证券公司所承销的股票主要销售给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如果大量持有证券公司承销的某个公司的股票，可能会因此施加压力给证券分析师，以降低股票的购买量或减少在该证券公司的股票交易量威胁分析师发表对该公司的不利报告或者要求其发表对该公司有利的报告。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对分析师的排名有直接影响。比如在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每年都会评选出当年度的明星分析师排名。明星分析师的排名产生于机构投资者的主观投票，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的主观态度决定了分析师的排名，而分析师排名又是分析师薪酬的关键因素。不言而喻，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证券分析师的“独立性”再次受到冲击，为获得较好的排名，证券分析师不得不迎合机构投资者的偏好，做出带有乐观倾向的预测。四是分析师自身利益的压力。分析师自身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分析师可能会乐观预测以推荐自身拥有的股票；另一方面某些大资金或大机构会雇佣分析师出具乐观研究报告以推荐其手中的股票（Cowen， Groysberg and Healy，2003）。（2）分析师自身的认知偏差导致乐观预测。有些学者试图用行为学中的认知偏差来解释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认为证券分析师是如实报告他们作出的预测的，只是由于认知过程中存在偏差，才使得这种预测带有乐观偏见。Debondt and Thaler（1990）认为是分析师对好消息过度反应导致乐观预测。Abarbanell and Bernard（1992）则认为是分析师对坏消息反应不足导致乐观预测。Wong and Raymond Seetoh（2004）则利用Tversky和Kabneman（1979）的期望理论来解释证券分析师情感因素在盈余预测过程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证券分析师面对公司正盈余增长和负盈余增长时的行为不对称。当公司盈余呈现正增长时，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是准确的，但是当公司盈余呈现负增长时，则存在乐观偏差。

（ 三 ）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经济后果 大多数研究认为，乐观倾向行为有悖于证券分析师的独立立场，是证券分析师分析和预测无效性的表现，会误导市场对证券的定价，从而阻碍市场有效性的实现。（1）分析师乐观倾向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行为。研究者认为，当市场处于上升趋势时，证券分析师的乐观预测会提高投资者对后市的预期，加剧投资者的“狂热”情绪，形成股市泡沫（金雪军和蔡健琦，2003）。Miller（2002）的研究就指出，证券分析师乐观预测是造成美国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的原因之一。相关研究也发现，投资者并不能充分识别并纠正分析师预测中的乐观倾向，从而被乐观倾向所误导（Michaely and Wmoack，1999）。此外，投资者在识别分析师研究报告上有差别，Boni and Womaek（2002、2003）研究探讨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对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是否都能作出正确反映，发现机构投资者会有意识的对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在定价上给予一定的折扣和修正，而个人投资者由于缺少相关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经验而无法对分析师的研究报告进行修正，而直接依据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对金融资产进行定价。Malmendier and Shanthikumar（2004）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相比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更容易被分析师的研究报告所误导。（2）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影响所分析公司管理层的行为。来自公司管理层的压力能够对证券分析师施加或产生影响，但同时，由于证券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公司管理层也会受到证券分析师的业绩预期压力。为达到预期业绩，公司管理层可能会采取危害公司健康经营的战略和投资行为（Fuller and Jensen，2001）。金雪军和蔡健琦（2003）也认为，为“迎合”证券分析师的乐观预测，公司管理层可能会改变原有稳健的经营战略，而投资于高风险项目，甚至通过财务造假以达到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此外，当整个市场处于泡沫中时，分析师乐观预测还可能“冲昏”公司管理层的头脑，使其不能客观的评价本公司的经营状况（Schultz and Zirman，2001）。

（ 四 ）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约束机制 主要有以下观点：（1）构建分析师声誉机制。声誉对重复博弈举足轻重，因而可抑制利益冲突。研究表明，有良好声誉的分析师不愿陷入纯粹向投资银行提供帮助而扭曲其建议和预测（Jackson，2005；Fang and Yasuda，2006a；Clarke et al.，2007）。金融机构对声誉的关注亦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利益冲突（Ljungqvist et al.，2007）。（2）构建科学的分析师薪酬机制。金融机构普遍实施的薪资与业绩捆绑的薪酬计划会驱使公司经理通过分析师建议及其他形式的期望管理抬高股价（Bolliger & Kast，2006）。而薪酬制度的合理设计，能在一定程度上扼制利益冲突（Hong et al.，2000）。（3）加强证券监管。为降低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都制定了降低分析师利益冲突的法律规范。如美国2002年通过的SOA法案制定了处理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的条款，并要求SEC和证券交易所制定处理利益冲突问题的细则。但最近对这些法规有效性的实证检验的结果不理想，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乐观预测的数量确实少了，但预测的信息含量也降低了（Jonathan et al.，2011；Ohad et al.，2009）。

三、结论与展望

上述文献表明，对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的研究，仍需要在如下方面深入。（1）对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动因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尚待探索的问题。首先，国外学者对分析师乐观倾向动因的研究相互独立，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解释框架。其次，分析师为维持管理层关系而乐观的预测报告，那么管理层为什么会偏好乐观的预测报告呢？对此国外实证研究文献没有给出详细的理论解释。对于认知偏差造成的分析师乐观倾向，研究者明显忽略对这种动因造成分析师乐观倾向程度的衡量。最后，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而言，国内学者零星的研究尽管已发现我国证券分析师存在乐观倾向行为，但是无论从研究方法的严谨性还是从样本的时间跨度来看， 其支持力度均有限。而且，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短，因此，不管是投资者还是分析师都不如西方资本市场成熟，分析师所面临的利益冲突是否不一样，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分析师的乐观倾向呢？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会丰富和发展证券分析师行为的研究，尤其是嵌入中国制度背景的研究，将为理解新兴资本市场中证券分析师的乐观行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2）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经济后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首先，前述的文献已表明，分析师与投资者以及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因此，如何判断和计量证券分析师乐观行为的经济后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其次，尽管我国学者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是现实中我国证券分析师丧失职业道德，卖身为“庄托”，充当“黑嘴”角色，乐观、“超乐观”甚至虚假的信息误导投资者的违规事件却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和我国资本市场的效率。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的经济后果的严重程度及复杂程度可能远远超出西方资本市场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经济后果，这无疑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研究机会。（3）如何约束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目前仍然是个难题。西方实务界出台了一些法规以降低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但理论界对这些法规有效性的实证检验仍然存在争议。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说，投资者保护意识差，资本市场缺乏分析师声誉回报机制，投资者的价值投资理念远未建立以来，如何建立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约束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研究”（项目编号：71172198）资助

参考文献：

[1]原红旗、黄倩如：《承销商分析师与非承销商分析师预测评级比较研究》，《中国会计评论》2007年第3期。

[2]于静、陈工孟、孙彬：《最佳证券分析师能战胜市场吗？》，《财经科学》2008年第5期。

[3]张雪兰、何德旭：《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影响投资者利益吗？》，《金融研究》2008年第7期。

[4]公言磊：《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倾向成因研究综述》，《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2期。

[5]金雪军、蔡健琦：《证券分析师行为及其市场影响》，《证券市场导报》2003年第8期。

[6]Ali A.， Klein A.， Rosenfeld J. Analysts’ Use of Information about Permanent and Transitory Earnings Components in Forecasting Annual EPS.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2.

[7]Avarbanell J.S.， Bernard V.L.， Tests of Analysts’ Overreaction/Underreaction to Earnings Information as an Explanation for Anomalous Stock Price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finance， ， 1992.

[8]Boni，Leslie，and Kent L.Womack， What do Investors Want and Need？，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and Dartmouth College. 2001.

[9]Boni， L.， Analyzing the Analysts After the Global Settlemen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nd the Nomura Institute of Capital Markets Research. 2006.

[10]Clarke， J.， Khorana， A.， Patel， A.， Rau， P.R.，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Differences in Analyst Behavior at Investment Banks， Brokerages and Independent Research Firms. Working paper. Prudue University. 2005.

[11]Chopra，Vijay Kumar. Why So Much Error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of Corporate Earnings.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1998.

[12]Dechow， P.， Hutton， A.， and Sloan， R.， The Relation Between Affiliated Analysts’ Long-term Earnings Forecasts and the Overpricing of Equity Offering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13]Dugar， A.， Nathan， S.， The Effects of Investment Banking Relationships on Financial Analysts’ Earning Forecasts and Investment Recommendation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5.

[14]Dowen R. J.，Analyst Reaction to Negative Earning for Large Well-Known Firms. The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1996.

[15]Fernadez F.A.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ecurities Analysts，Securities Industry Association Research Report. ，2001.

[16]Fried， Givoly. Financial Analysts’ Forecasts of Earnings： A Better Surrogate for Market Expectations .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2.

证券分析师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荐股评级；投资价值；准确性

证券分析师的重要工作内容就是凭仗自身的专业知识与分析能力，结合与各个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人脉关系，获取一手的商业信息，对证券市场的变化情况进行有效的分析与预测，并将预测的结果以报告的形式为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高效的建议。

一、数据与研究方法

1.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信息来源于万德资讯数据库，股票价格数据是以每一只股票上市的时间开始向后复权以消除配送和增发的影响情况，选择的时间是2000年1月到2004年12月之间，区间的样本选择的是深市与沪市的A股股票，这里不包括价格波动较大的ST、PT等。证券分析师预测报告选择了从2000年7月到2004年7月之间，包括上海证券、国泰君安、申银万国、华夏、海通、招商、银河等在内的12家证券公司的深度性研究报告、点评报告、调研报告等，数据样本从证券公司的网站获得，样本采用单个PDF文件和word文件形式展示，并附带了图表进行细致的说明，例如下表：

二、计算方法和实证结果

计算窗口：

计算三天事件的累计超额收益率用窗口[t-1，t+1]表示，事件前一周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可以用窗口[t-6，t-2] 表示，事件前一个月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可以用窗口[t-22，t-2]表示，事件前一个季度可以用窗口[t+2，t+6]表示。计算事件后一周的累计超额收益率用窗口[t+2，t+6]表示，事件后一个月的累计超额收益率用窗口[t+2，t+22]表示，事件后一个季度累计超额收益率用窗口[t+2，t+64]表示，并做了t检验。

三、实证结果分析

1.买入评级调整积累收益率与剔除的特点

证券分析师比较愿意推荐投资者买入前期正价格动量的股票，通过事件的具体分析，提供给投资者买入评级调整的总体投资价值。虽然分析师推荐的股票领先于同行的规模与优势，但是到来事件的后期就会慢慢的降低。

随着时间窗口的不断缩小，事件前3个月的累计收益率会随着事件的推移不断的降低，并在推荐调整期前会出现负数值，这些情况说明分析师推荐的股票在调整以前，已经发现了股票出现了跑输同行业与同规模股票的发展趋势，并且这种下降趋势在评级调整以后还会继续。

2.卖出评级调整累计收益率与剔除特点

分析师推荐将股票卖出，是因为这支股票已经出现了评级调整累计收益率下降的趋势，分析师的这种判断力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是非常准确的判断。是利用前期股票价格过高，涨幅度已经超出了股票本身的价值，在未来的时间里会出现价格拐点。投资者可以依据分析师的建议，及时的卖出股票，就可以避免经济受到损失。

四、结束语

通过实际的案例分析，得出证券分析师运用荐股评级的方法转化出超额收益偏差的数值，来证明分析师评级活动的准确性。投资者可以根据分析师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活动，但是这些并不能保证投资者每一笔交易都是收益的，还要特别的警惕投资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1]陈伟忠，吴佳，王宇，肖峻.对证券分析师荐股评级调整价值的经验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5）：714-718.

[2]张镅，王蕾，王丽娜.证券分析师荐股评级投资价值及准确性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6-10.

[3]王春峰，辛宇，房振明，赵亮.分析师评级调整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更有参考价值吗？――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投资研究，2015（3）：151-160.

证券分析师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承销商分析师；利益冲突；独立性；乐观预测

中图分类号：F230;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2)02-0061-04

一、引言

证券分析师作为专业分析人员，具有较强的信息收集能力和专业分析能力。如果分析师能够充分利用其所掌握的信息和专业技能，向市场提供科学的盈利预测信息，就必然会提高市场对信息的反应速度和效率，促进证券市场价格向证券内在价值回归，从而减少市场的价格偏离，促进资源有效配置。

证券分析师一般隶属于证券公司或证券咨询公司，当证券公司承销业务的客户是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对象时，证券分析师就是承销商分析师。我国的证券分析师大多受雇于综合类证券公司，这些公司的承销业务都可能与分析师独立的研究工作产生冲突。现实中，承销商分析师难以回避公司业务开展的干扰与影响，在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双重压力下，承销商分析师容易产生偏袒承销客户公司的倾向，从而损害一般投资者的利益［1，2］。

国内尚缺少基于数据分析基础上的承销因素对盈利预测影响的实证检验。本文考察在面对承销业务利益的诱惑下，承销商分析师能否保证独立性，做出准确的盈利预测，从而为市场提供科学准确的资源配置信号。通过对承销商和非承销商的盈利预测的数据对比研究，发现承销商分析师存在更加乐观的倾向，预测误差更大，承销业务明显地影响了盈利预测的客观性。

二、文献综述

国内对于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盈利预测准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师特征和盈利预测的市场反应等方面［3］ 。樊铮（2010）发现，分析师预测经验、券商规模、努力程度与其预测误差呈显著负相关，任务难度与其预测误差显著正相关［4］。杨萍（2010）发现盈利预测信息具有明显的短期效应［5］。姜姝（2010）发现基金重仓股的盈利预测误差高于其他股票,但是误差来源并非来自于乐观倾向，而是来自其悲观倾向［6］。

国外学者最先关注到分析师盈利预测会受到承销业务利益的影响［7］，先后有Brav等（2000）［8］、Jelic等（2001）［9］和Hamid Mehran（2007）［10］等研究了承销因素对盈利预测的影响，但他们更多地关注于承销商的规模和利益冲突是否会对盈利预测的准确度产生影响。国内周佰成、李晓东（2010）认为市场对于承销商分析师和非承销商分析师所关注股票的反应并无显著差异，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还没有认识到分析师的利益冲突行为［11］。原红旗、黄倩茹（2007）则发现承销业务利益会影响证券分析师的独立性［12］。

国内少数学者虽然已经意识到分析师会受到所属机构的利益关系的影响，但没有从盈利预测的视角来分析承销业务利益的影响，尤其尚未有研究承销业务利益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度的影响方式和结果的实证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对承销商分析师和非承销商分析师盈利预测的数据来进行对比分析，试图找到承销因素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证据。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Jensen 和Meckling（1976）在理论中提出，当个体或者团体置身于一个同时存在多个“委托―”关系的环境中时，人将不可能做到同时最大化两个委托人的利益。承销商分析师正是处于双重“委托――”关系的冲突之中。承销商分析师一方面负有为市场投资者和客户提供客观可靠的投资信息的“准公共责任”，另一方面又受到所属券商利益的影响，承担着内在的为承销对象服务的压力。理论上来讲，证券分析师具有良好的信息渠道和知识专长，有能力对目标公司做出尽可能准确的盈利预测。但是，很多券商将分析师的收入与其对公司投行业务的贡献挂钩，并把分析师作为拉拢承销业务的手段。券商为了维持与承销客户的业务关系，可能影响分析师在盈利预测工作中的勤勉态度和独立判断，从而影响其盈利预测的准确性。券商甚至可能要求分析师作出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从而取悦于承销对象，以维持稳定的业务关系。相对来说，非承销商分析师由于没有受到承销业务的影响，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尽管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加强了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但在券商内部制度建设，尤其是内部信息隔离制度和业务隔离制度的贯彻落实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无法保证分析师在利益冲突环境下的独立性［13］。因此，我们预期承销商分析师由于受到承销利益因素的影响，其盈利预测会更加乐观，而非承销商分析师相对而言由于没有承销利益的影响，所作出的盈利预测会比承销商分析师更准确。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比非承销商分析师更加乐观。

假设2：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误差大于非承销商分析师。

（二）变量设计

根据以往国内外相关研究以及我国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实际状况，我们对主要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设计如下：

Forecast(预测每股收益)。分析师对样本公司每股收益EPS的预测。

Error(每股收益预测误差)。该指标用来衡量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关于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的衡量有多种方法，我们采用Butler(1991)的方法［14］。Error等于预测每股收益与实际值之差除以股票价格。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采用其绝对值。Error越大，盈利预测准确性越低［14］。

Fnetpro(预测净利润)。分析师对样本公司净利润的预测值。选择净利润指标进入模型是为了消除样本公司股票增发或者回购的影响，使得实证结果更客观。

Bias(净利润预测误差)。等于预测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之差。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2年第2期2012年第2期(总第176期)丁方飞，王晓彦等:承销业务利益对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影响研究

虚拟变量Kind(分析师所属券商类型)。根据分析师所属的券商是否是上市公司的承销商取值，1代表承销商分析师；0代表非承销商分析师。

由于盈利预测会受到预测对象很多财务指标的影响，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ROE(公司上期净资产收益率)。衡量公司的盈利状况。分析师进行盈利预测时必然会参考公司上期的盈利状况，公司以往盈利状况的好坏会影响分析师对下期盈利预测的判断。

PB(市净率)。衡量公司的成长性指标。PB越高，表明市场对其价值越看好。公司成长性高低同样会影响分析师做出的盈利预测判断。

SIZE(公司规模)。取预测时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Kross(1990)认为公司规模变量影响分析师盈利预测，大规模的公司通常信息透明度更高，盈利预测准确度会更高［15］。但是我国规模较大的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及内部交易的复杂性也会增大分析师预测的难度。

BD(盈利波动性)。盈余波动是影响分析师进行盈利预测的一个重要变量，公司盈余波动性越大，意味着未来盈余越不确定，会增加盈利预测难度。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盈利预测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财务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板块。考虑到2007年至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方面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另一方面，国家对市场干预比较多，对国有企业和金融企业也有诸多补贴，对盈利预测的准确性影响比较大；因此，选取时间窗口为2009~2010年的盈利预测数据。

进入样本范围的盈利预测数据共有9186个，涉及被预测公司一共有513家，其中一个公司最少有一个分析师跟进，最多的有58个分析师。剔除相关变量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剩下272家公司，共4057个盈利预测样本数据，其中承销商盈利预测数据105个。承销商虚拟变量取值来自中国证券网和金融界网站，通过网站上的招股说明书手工整理得到。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按两个组别对盈利预测和预测误差进行单变量的均值比较。表1显示，承销商分析师对每股收益的预测均值比非承销商分析师高估0.0023；

而承销商分析师的每股收益预测误差均值为0.0202，显著高于非承销商分析师0.0135。同样，承销商分析师的净利润预测均值和预测误差也高于非承销商分析师的预测均值与预测误差。这与假设1和假设2一致。表2对两组数据进一步进行组间差异的曼-惠特尼检验。检验结果显示：Z=-0.858，t=0.009

（二）多元回归分析

1.总体的回归分析

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只考虑了承销因素，此处进一步地纳入其他多元因素，考察在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其结论是否依然成立。故建立多元回归分析的模型。

模型如下式（1）：

Error=a0+a1Kind+a2ROE+

a3PB+a4SIZE+a5BD+ε（1）

变量相关系数和模型回归结果分别如表3、表4所示。

从相关系数表3中可以看出，分析师类型与误差相关系数为正，说明承销因素可能导致更大的盈利预测误差，与假设1相符。ROE指标与Error的相关系数为负，说明净资产收益率越大的公司，分析师盈利预测越准确。PB与Error的相关系数为正，说明分析师对成长性较好公司的盈利预测会比较乐观，从而导致误差加大。SIZE与Error的系数也为正，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分析师反而对公司预测准确性就越低。BD系数为0.402，说明公司盈利波动性对于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有影响，盈利波动比较大的公司，盈利预测误差越大。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4以下，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从表5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模型通过了F检验，模型的可决系数达到了0.641，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方差膨胀因子均在1.5以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分析师类型变量Kind的系数为0.089，且在10%的水平上达到了显著，说明承销因素的作用是不可以忽略的。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不但表现出乐观倾向，而且会扩大盈利预测误差，这就支持了假设2。

从控制变量来看，SIZE的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对大规模公司的盈利预测误差更大。人们一般认为，大规模的公司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较低，盈利预测应当更加准确。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是大规模的公司以国有企业居多，由于国有企业的“扩张冲动”导致多元化经营［16］，企业业务的复杂化导致不确定性增加，从而增加预测难度。PB和BD的系数也是为正，说明成长性好的公司更容易被高估，而波动性大的公司的盈利预测误差也会加大，说明这一类公司的不确定性更高，预测难度大。只有ROE控制变量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增加，该公司会受到机构投资者更大的关注，信息挖掘会更为充分，因而对其盈利的估算会更精确，误差会愈小。

2.配对样本的检验

在前面的总样本实证分析中，承销商分析师和非承销商分析师两组的观测值个数不同，且公司不一样，在可比性上有一定的缺陷。为了有效地消除上述不足，在这里考虑采用配对样本法，选出同时有承销商分析师和非承销商分析师参与盈利预测的公司，这样具有更好的可比性，以此来检验前述结论的稳健性。同时有承销商和非承销进行盈利预测的共有105家公司，涉及1825个盈利预测值。同样将盈利预测数据分为承销商和非承销商两组，有多个非承销商分析师参与预测的上市公司取平均值作为非承销商分析师的综合盈利预测值，然后和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形成配对样本进行分析。由于同一家公司利润具有可比性，因此可以直接使用净利润预测值Fnetpro和净利润预测误差Bias来进行分析。

从表5配对样本的盈利预测均值比较来看，两个组别在Forecast和Fnetpro两个变量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且均是承销商显著大于非承销商，均在5%的水平上达到显著，进一步证明了假设1。

以Bias为因变量按模型（1）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6。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同一家样本公司，承销商分析师同样比非承销商分析师做出的盈利预测误差更大，Kind系数在0.05水平上显著，比前面总样本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证明了假设2。其他各变量的符号与前面的回归结果类似，说明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五、结 论

本文将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结果分为承销商分析师和非承销商分析师两组进行研究，考察了承销业务对盈利预测结果的影响。通过两组独立样本和配对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承销商分析师盈利预测比非承销商盈利预测更加乐观，且误差更大。这表明承销商分析师为了维护所属券商承销利益，取悦于承销公司的管理层，倾向于发表比非承销商分析师更为乐观的意见，导致盈利预测误差更大。

对于参考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进行决策的普通投资者而言，如果没有意识到分析师所处的利益关系对其盈利预测独立性和客观性的影响，可能会被误导，从而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我国的证券监管部门应当加大对券商内部的业务隔离制度和信息隔离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管，从而尽可能地隔断其承销业务利益对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独立性的影响渠道。

参考文献：

［1］Barber, B, Lehavy, R., McNichols, M., Ttueman, B. Buys, holds, and sells:the distribution of investment banks’ stock rating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fitability of analysts’ recommendation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41：87-117.

［2］雪军，蔡建琦. 证券分析师行为及其市场影响［J］.证券市场导报，2003，（8）：30-34.

［3］胡奕明，林文雄. 证券分析师的信息来源、关注域与分析工具［J］. 金融研究，2003,（12）：52-63.

［4］樊铮. 分析师特征，券商规模与盈利特征［J］. 中国注册会计师，2010,（7）：45.

［5］杨萍. 西部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及其市场反应研究［J］. 宁夏大学学报，2010,（6）：85-88.

［6］姜姝. 利益冲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J］. 科学技术与工程，2010,（33）：8338-8343.

［7］Carter, Richard B., and Steven Manaster.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and underwriter reputation［J］.Journal of Finance,1990, 45:1045-1067.

［8］Brav, Alon.Christopher geczy, and paul gompers, is the abnormal return following equity issuance anomalou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56:209-249.

［9］Jelic R.Saaddouni B.Briston R. Performance of malaysian IPOs: underwriters reputation and management earnings forecas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1,(2):33-79.

［10］Hamid Merhan, Rene M. Stulz. The economics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87:267-296.

［11］周柏成，李晓东. 公开信息、共同知识与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113-119.

［12］原红旗，黄倩茹. 承销商分析师与非承销商分析师预测评级比较研究［J］. 中国会计评论，2007,（10）：286-298.

［13］胡伏云,姚松涛. 完善证券公司业务信息隔离机制问题探讨［J］.证券市场导报，2008,（1）：20-21.

［14］Butler ,Kirt C，and Lang， Larry H.P. The forecast accuracy of individual analyst: evidence of systematic optimism and pessimism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9,（29）：150-156.

证券分析师范文第5篇

关键词：买壳；首次公开发行；经营绩效

一、证券公司上市的途径

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的上市途径有两种：一是借壳，一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在股市活跃的上市环境下，企业一般都是通过直接IPO方式上市，在股市低迷、直接上市存在困难的情况下，买壳上市成为部分证券公司上市的捷径。借壳或是IPO，这两种方式在时间周期、交易成本、操作程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对一些符合条件的优质证券公司来说，IPO应作为其首选，这不仅有利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使企业形象得到大大提升，而且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对那些短期内无法达到IPO财务指标要求，或在券商IPO潮的竞争中优势不明显的券商，借壳是其尽快实现上市目标的较好选择。这主要是因为IPO的门槛较高，例如持续三年盈利等，由于证券市场的波动起伏比较大，使得多数证券公司很难保持赢利的连续性。与IPO相比较，借壳上市的优势在于耗时短，只要重组方案得到双方认可，获批以后，证券公司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上市。因此，借壳上市成为当前证券公司上市所选择的捷径。

买壳和IPO作为两种上市途径各有利弊。对证券公司来说，是选择IPO还是买壳有以下因素的考虑。一是公司的股权结构。部分公司的股东过于分散，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过低，这不利于形成股东一致意见及要面对股权稀释所带来的问题，这类企业适合做IPO。二是自身的赢利状况。对部分出现亏损的公司来说，一些证券公司的赢利极不稳定，特别是自营证券对赢利的冲击，经常出现大亏大赢的局面，因此这些公司无法达到实行IPO的要求，只能借壳。

(一)证券公司借壳上市的利弊

1、有利方面。一是上市时间较快。借壳上市尽管也有主管部门的“前置性审批”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但由于管理层鼓励上市公司推进实质性重组，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审核程序较具弹性，如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等方面的要求较IPO上市的相对要低。正因为如此，借壳上市只要选择较干净的壳资源，通常就能在6至12个月内实现上市，有利于把握牛市融资时机。二是有利于保守证券公司的商业秘密。借壳上市无需向社会公开公司的各项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增强企业的隐蔽性，有利于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

2、不利方面。一是买壳成本很难把握。在买壳过程中很难做到消息的保密，而一旦消息泄露，买壳目标二级市场的价格就会扶摇直上，这无疑将加大买壳成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多数证券公司不得不放弃壳资源。二是壳公司的财务重组存在风险。壳资源的隐性负债、对外担保和关联交易等问题往往在重组时不易被发现。一旦证券公司在买壳过程中稍有不慎陷入到壳公司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中，其财务重组的风险就非常巨大，以证券公司目前的资产水平来说还很难抵御这种风险。三是中国证监会对借壳上市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以往要求必须是创新类或规范类证券公司，拟借壳公司必须股价未出现异动等。不过有些条件很难满足，特别是在股价异动方面。借壳过程中要接触中介、上市公司、公司股东等，很难做到完全保密，市场对证券公司借壳题材又炒得很热，一有消息传，股价立马上涨；而证监会又明确表示股价异动就很难批准，这样一来，证券公司买壳上市的积极性将会受到很大打击。四是存在融资失败的风险。很多公司借壳上市后未必能马上融资。如果证券公司借壳上市后经营业绩未能实质改观，则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融不了资，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二)证券公司通过IPO上市的利弊

1，有利方面。一是募集资金量较大。通常IPO发行量为发行后总股本的30％左右，发行市盈率为20倍左右，募集资金一步到位且数量较大。二是融资成本较低。从成本角度看，通过IPO融资的成本比借壳的融资成本较低。三是可增加公司的知名度。公开发行上市使广大公众成为公司的潜在投资者，公司通过新闻，媒体信息活动等手段，将公司概况，公司战略和公司业绩推介给大家，使公司为更多的人所知。证券分析师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对公司证券的分析也会起到广告与促销的作用。四是IPO上市对企业的连续赢利能力、风险控制和治理结构都有严格的要求。能够通过IPO上市的证券公司，其经营理念、竞争能力和赢利能力都要比一般公司高一筹，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上市后能马上融到资金，净资本实力能够得到补充，因此具有更强的发展实力。

2、不利方面。一是上市周期较长。IPO上市需经过改制、辅导、审核、发行等过程，相对时间周期较长。另外，证券公司的赢利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即使上市辅导工作完成，一旦公司因市场波动原因经营不善、产生亏损，通常要花费3年的时间。二是审核程序严格。证监会严格要求拟上市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得有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审核程序较严格，大多数公司很难通过。

比较买壳上市和IPO，后者的要求更加严格、难度也更大，但IPO上市对企业的连续赢利能力、风险控制和治理结构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们认为，通过IPO上市的企业比借壳上市的企业更有竞争力。

二、证券公司买壳与IPO上市的成本比较

(一)买壳的成本

借壳上市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买壳的支出。买壳支出是买壳方向股权出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格，是总成本的主要部分，占最大比例。由于财政部规定国有股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因此，每股净资产成为上市公司转让定价的普遍标尺。二是买壳过程中支付的其它费用。指证券公司买壳上市过程中聘请证券公司、会计师和律师所发生的财务顾问费、法律顾问费用、财务费用、上市宣传费等。三是折价向壳公司注入优质资产的成本。并购公司买壳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取得增发配股权，而壳公司往往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因此，需要向壳公司注入优质资产以提升业绩，实际上是买壳方对壳公司的利润输出，是买壳的一大成本。买壳方注入壳公司优质资产的折价金额为：买壳方注入壳公司优质资产的市场价值减去壳公司对该资产实际折股金额。四是整合成本。主要包括对壳公司不良资产的处理成本，人员安置成本，两企业合并后的磨合成本。

(二)IPO所发生的费用

证券公司通过IPO上市，所发生的费用主要有承销费、发行费、律师、会计师等中间费用。据统计，2006年底至2007年初，上市公司IPO所发生的费用如表1，在这一阶段，上市公司IPO的费用率平均为6.5％。

(三)借壳上市与IPO上市证券公司的成本比较

IPO上市的成本计算比较简单，主要包括承销费、发行费、律师、会计师等中间费用，平均费率在6.5％左右，表面上看，高于借壳后再融资的成本，但证券公司借壳上市的成本除再融资成本外，还有买壳成本、资产注入成本、整合成本等，与IPO比较，借壳上市的成本不但数目繁多，而且各种成本相加费用明显偏高。近年来，我国不少证券公司想尽快上市，但短期内无法满足IPO的连续盈利的要求，而借壳上市门槛较低，上市途径便捷，借壳上市成本尽管较高，但众多急需增加资本金的证券公司也愿意为此支付相应的代价。

三、借壳上市与IPO上市证券公司的绩效对比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证券公司共有8家，其中IPO上市的两家，借壳上市的6家。借壳上市的证券公司中除海通证券2007年底进行过一次增发融资外，其它几家公司还未融过资，因此，这几家尽管已上市，但与上市前相比，基本面并没发生大的改变。为分析对比方便，我们将上市的证券公司分为两类，一类是已上市并融过资的证券公司，这类主要有中信证券和宏源证券两家。另一类是已借壳上市但还未融过资的证券公司，这类公司主要有长江证券、东北证券、国元证券和国金证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