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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认为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而她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正是人生飞扬的一面的底子。张爱玲用《传奇》扉页上的这样一段文字解读自己这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由此可见,张爱玲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凡俗的生活,不管历史的车轮如何滚滚向前,《传奇》中的人物热衷的都是柴米油盐、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谈婚论嫁,躲不开、离不了的都是爱人、情人、父母、儿女,各种拐着弯儿的亲戚。总而言之,家庭是《传奇》演出人生悲欢的最大的、最主要的舞台。也正是张爱玲对婚姻恋爱、家庭生活的重视和生动描摹,让读者在品味作品中不彻底的人物、苍凉的手势和悲凉的人物命运之余,不得不关注到那一个个像是被蚤子啮噬过或啮噬着的病态的、充满着矛盾的家庭以及这样的家庭给予子女们的不当家庭教育。教育作用与价值在文学作品中是隐性存在的,本文在解读张爱玲的《传奇》时,尝试关注其中蕴涵的家庭教育价值并予以剖析,以期抛砖引玉。
《传奇》中充斥的自私、享乐的生活氛围警醒世人培育良好的家风是家庭教育的根本。
张爱玲是现代海派文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从艺术气质上把握了市民阶级的心理,开拓出都市民间的新空间,主人公大多表现为一方面是对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享乐的稍纵即逝的恐惧。《传奇》的日常起居、家庭生活颇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洋场特色,并且几乎都是负面的,一派混乱,充斥着自私、虚伪、享乐甚至之风。《花凋》中的郑家,郑先生、郑太太小小的发了点财之后,便在女儿郑川嫦坟上加工修葺了一下,并且在题着“爱女郑川嫦之墓”墓碑的碑阴还有托人撰制着无限深情的话语:“……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1]161正当读者为其眷眷深情感动之际,作者的一句“全然不是这回事”[1]161,揭开了郑家家庭生活和家庭氛围中的虚伪的面纱,展现出其自私、冷酷、耽于一己享乐的底色。
郑家除了郑先生夫妇,还有四个女儿三个儿子以及下堂妾,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混乱,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然而,“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客室里稀稀朗朗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机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1]163此外,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私,人人只为自己打算,只顾自己享乐,张爱玲在《花凋》中对于亲情与爱情的冷漠与厌倦描写得很是刻骨。郑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因此,她就格外被忽视。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
作者说郑川嫦在家里受的委屈,对于她实在是再没有过的严格的训练。这句语,不无讽刺意味地表明,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种家庭生活会对川嫦以及她的姐弟们有着怎样负面的影响。在郑家有“不停地嘀嘀咕咕,明争暗斗”[1]164。正当最好年华的川嫦不幸患上肺病之后,她的亲人们最关注、最计较的是金钱,而不是她的生命。她的母亲怕她的先生知道自己有私房钱,不拿钱出来给女儿买药,郑先生的一番言语更是自私透顶,让人不寒而栗:“现在西药是什么价钱,你是喜欢买药厂股票的,你该有数呀。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1]178毋庸置疑,这样夫妻无爱、父母失和、亲情淡漠的家庭缺失良好的家风,是无法给予孩子健康的教育和幸福的生活的。传奇用鲜活的形象启迪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培育良好的家风是家庭教育的根本。家风通过日常生活影响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性格特征、道德素养、为人处世及生活习惯等,每个方面都会打上家风的烙印。
《传奇》展现的以拜金为主的功利性家庭教育价值取向警醒世人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是家庭教育的基础。
本文所说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主要是指人们对其子女教育价值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确定的教育行为取向的标准,它基本上是在一定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定了家庭教育的方向、目标、方法、内容等家庭教育的方法内容。”[2]我们在《传奇》中混乱、自私的家庭生活的表象之下梳理出其家庭教育价值取向——功利。《琉璃》《花凋》中的女儿们有一个共性,就是美貌。对于郑家和姚家的女儿,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家庭给予她们的教育以及唯一目标和出路就是做“女结婚员”,并且要努力谋得好的婚姻。父亲用女儿们巴结人,谋求升职,女儿们也以嫁得好自矜。父母对女儿婚姻的要求就是对方有钱、有权势、地位,至于年龄、长相、性格、气质那是无须在意的,即使那个男人“椰子似的圆滚滚的头。头发朝后梳,前面就是脸,头发朝前梳,后面就是脸”[1]142。对于不合乎父母标准的恋爱和婚姻,父母是要极力挞伐和阻挠的。
姚家和郑家乃至《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等白家女儿,正如作者对川嫦的评价的那样:“是没点灯的灯塔。”[1]162没有独立的精神追求,没有灵魂,更缺乏平等、自由等现代意识,既是父母功利、享乐价值观的一粒棋子,也是牺牲品。通过《沉香屑·第一炉香》《琉璃瓦》《花凋》等作品,读者会鲜明地感受到这些大家庭的家庭教育既缺乏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处世做人、以德为本的重德主义价值取向和诚信做人、重义轻利的非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也缺乏现代家庭应有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个人全方位发展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现代家庭教育应该以此为鉴,树立积极正向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
《传奇》中“去势”的父亲形象和男性形象警醒世人人格渗透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方式。
当然,家庭教育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仅父母影响孩子,孩子也对父母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家长的角度进行讨论。本文所说的“人格”不是指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个人品质或者名誉,而是指这个人所思、所言和所行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传奇》中男性形象遗老遗少不少,家里虽然表面上维持着以父亲为中心的传统模式,但是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生理上,张爱玲笔下这些男性形象已被“去势”,甚至干脆是缺席的,比如《金锁记》。“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薄于义”[3]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男性形象的精当概括。《传奇》中的那些父亲形象亦是如此,他们从外形到内心,从精神到人格,都是苍白空洞的。《花凋》中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张爱玲说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其生活经历就是连演40年的一出闹剧。他不仅保守、怯懦,而且极端自私,面对病中的女儿却这样抱怨“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这孩子一病两年,不但你,你是爱牺牲,找着牺牲的,就连我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不算对不起她了,肥鸡大鸭子吃腻了,一天两只苹果——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我看我们也就只能这样了。”[1]178《茉莉香片》和《心经》中的聂传庆的父亲聂介臣和许小寒的父亲许峰仪,虽然有着不俗的仪表,内心却充满阴暗。以聂介臣为例,他曾是纨绔子弟,对聂传庆的生母因爱生恨,并把这种怨恨转移到聂传庆身上,人格渐渐扭曲。在生活中,他没有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给予真诚的爱与尊重,而是以冷漠、刻薄、粗暴对待儿子,不仅造成儿子耳聋的残疾,还对聂传庆心理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聂传庆越来越孤僻、懦弱、沉溺、自卑、敏感,最终性格变态以至犯罪。在很大程度上,聂介臣是造成聂传庆悲剧的源头。
张爱玲在传奇中塑造了一群或徒有其表或身体残疾、精神残障的丑陋男性,他们缺乏高尚的人格,没有责任感,毫无积极、健康的精神追求,耽于享乐,已经与父亲原有的伟岸形象相去甚远,是失掉宗法社会赋予男性正统的精神的“去势”者。作为父辈,这样的丑陋人格及其表现出来的丑陋言行——狂滥赌、昏聩丑陋、猥琐无能注定是无法给予子辈精神滋养和正向能量的。但是作为审美形象,他们依然有教育价值,给读者以启示。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不管是良好的家风还是积极正向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都需要家长言传身教,形成人格渗透。人格渗透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方式,它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
总之,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的现代社会,《传奇》通过文学手段展示的家庭生活、家庭教育问题以及不当、不良家庭教育的恶果,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和启示意义,可视为前车之鉴。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2] 张梅,胡学亮.日本家庭教育价值取向及其背景——兼与中国的比较考察[J].外国教育研究,2011(03).
[3] 常彬.类型各异的男性世界——张爱玲小说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4).
关键词:文学传播;大众传媒;张爱玲热
大众传媒诞生于商品经济背景下,以满足市场需求、消费群体兴趣为导向,其不仅是单纯的载体,更以媒介特性影响着文学传播形态,表现出“浅层化”“符号化”“泛娱乐化”等特点。
一、文本的“误读”与“浅化”
大众传媒对文学内涵的“误读”和“浅化”,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中有颇为集中的体现。从本质上看,这是由传媒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影视是以声画为主体的符号系统,其生成与传播,是对原文本文字符号的解码与再度编码。一方面,由于解码者与原作者的差异,解码过程可能出现“谬误”;另一方面,影视的图像表达直观性强,少了文字的“韵外之致”;再者,大众媒体以普通人为受众,注重通俗化,其对文学传播的介入将直接导致文学“阳春白雪”内涵的消解。
以《倾城之恋》为例,首先,从故事内容上看,原著以反讽的方式、冷峻的笔触讲述了一对世俗男女的情爱斗法,其结局是一段看似美满、实则凡俗残缺的婚姻故事:
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从整个故事来看,张爱玲以不动声色的叙述着力表现的是人性的自私冷漠、亲情爱情间的勾心算计,“整个故事是一曲对世俗世界爱情、亲情沦丧的无奈凄清的挽歌”。
然而同名电视剧以洋洋洒洒的36集,在白流苏与范柳原相遇之前增加了大量情节,甚至包括白流苏与唐一元的婚姻、范柳原与洪莲的初恋等,最后更是构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范柳原深情地对流苏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白流苏亦发出爱的誓言:“我和柳原的姻缘是因为整个城市的倾覆而获得的。我们在苦难中相知、相携,更相爱。我希望战争永远都消亡,希望我和柳原的爱情就像这个城市一样,永不摧毁!”
开头情节的增设,结尾直白而深情的对白,无疑“具化”了范白的爱情,却将无边的苍凉变成了“公主王子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肤浅肥皂剧。
其次,从人物塑造上看,张爱玲一贯表现的都是没有大善大恶的普通小人物,具有极强的生活感。拿主要人物范柳原来说,张爱玲将其定义为“不过是个自私的男子”,其擅长风月,也渴求情爱,却不愿受婚姻的束缚,可以说是张氏心目中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而电视剧中,却通过范柳原元与洪莲的爱情、与邱律师的交往、与白流苏的邂逅等场景将范柳原塑造成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对朋友两肋插刀、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加“痴情种子”,这无疑违背了张爱玲对男性的解读。
最后,从潜在内蕴上看,白流苏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女性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依附。小说从白流苏的视角,描绘白公馆的破败与颓废,体现的是女性面对青春老去、生死更迭的失落与挣扎,是生命意识的彰显。而影视剧更多表现的仅是“完美爱情故事”“新旧生活方式冲突”等相对浅层的主题,可以说,影视剧版的《倾城之恋》虽极大地丰富了故事性,却也将一首苍凉的“挽歌”唱成了热闹的“赞歌”。
二、作者的“符号化”界定
忆起张爱玲,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小资”,而这种“符号化”的界定,实则得益于大众传媒在传播过程中“以人造势”的议程设置。
出身名门的张爱玲不仅天生丽质,且善于衣着,其从内而外透露出的贵族气质与以讲究“情调”为特征的小资情愫不谋而合。在当时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在“消费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神话被许多人所迷恋、所向往的双重背景下,张爱玲意外地满足了一些在物质上已经达到了好莱坞电影中‘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人群,以及更多的物质上虽然不够但精神上却提前中产阶级起来的人群对‘中产阶级气质’的一种想象。”
故而,从最初进入大众视野,媒介即对张爱玲的走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其抓住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大众向往“中产阶级生活”的心理,从张爱玲的传奇人生中提炼出“小资”因素,并加以放大和凸显,其将张爱玲冠之以“最后的贵族”等颇具雅致落寞情调的名号,成功地将张“符号化”。
《张爱玲典藏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是张爱玲作品在内地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出版,14册封面以张爱玲的14张照片为背景,用略显发黄、粗糙的纸张营造出仿旧的效果,精致的装帧设计,书名“典藏”二字对文化品位的提升,均推动了张爱玲形象的建立。继此之后,团结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张爱玲画传》,配图展示其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及颇有造诣的书画作品,更为“张爱玲小资符号”的形成推波助澜。在此前后,诸多出版社接连出版关于张爱玲的图书,甚至包括张爱玲语录,连番“造势”将张爱玲打造成为“时尚小资”生活的代表,使其成为小资阶层相追逐效仿的偶像。可以说,持续升温的“张爱玲热”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范畴,而变成大众传媒所打造的一场以张爱玲为品牌的文化符号消费。
三、传播的“泛娱乐”倾向
80年代消费型社会背景下,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学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泛娱乐化”趋势。文学作品包装带有很强的炒作性,这在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出版所掀起的“张热”中有突出体现。
且看《小团圆》出版附近的相关媒体报道:2月,《北京青年报》发表《张爱玲最神秘作品〈小团圆〉“违约”出版》,对张爱玲生前欲以销毁《小团圆》的话题加以渲染;3月,《青年周末》发文《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港台出版幕后揭秘》,称“这是第一次,你可以从张爱玲的角度了解胡兰成”;4月,《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小团圆〉:一个更真实的张爱玲》,围绕“最接近张真实生活的小说”发表议论,将之喻为张爱玲的“内心独白”……
围绕《小团圆》的出版,众多报道立场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张爱玲与小说人物盛九莉的对应关系探讨中,集中于张爱玲欲销毁《小团圆》的花边新闻上,带有很强的“猎奇性”。这部小说从出版之初起,将其推向“炙热状态”的本因并不是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得益于媒体对“张爱玲最神秘作品”的炒作,该文本中隐射出“张胡之恋”的“娱乐传奇因素”才是传播的“主角”。
再纵观近年境况可以发现,《小团圆》的“泛娱乐化”其实并非个例。大众传媒关注张爱玲,在很大程度上已然从文学作品转向了感情、生活,张爱玲文学传播演变成为张爱玲传奇生活信息的传播。在“张爱玲热”于大众传媒背景下兴起之初,媒体围绕张爱玲的身世、爱情、婚姻、去世等等,安排了一系列公众兴趣昂然的话题,如“张爱玲的传奇身世”“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吗”“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张爱玲是小资吗”等。这些多以探寻、争鸣、研究论文或猎奇等形式,铺天盖地般出现于报刊、杂志、电视荧屏、互联网等媒体中。
从很大程度上看,大众传媒对文学的介入,促成了“看张”“读张”的热潮,但这种“读”与“看”更多地开始转向文学之外的“衍生物”,而非文学本身。媒介的消费性、大众化与多元化,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再解读”与解构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李校争,郭兰英.从终点退回到原点――电视剧《倾城之恋》对张爱玲同名小说的解构[J].美与时代(下),2010(3).
关键词:情感 悲剧 生命体验
一、张爱玲作品中的爱情与婚姻悲剧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她的作品有着淡漠的贫血和感伤的情调”。胡兰成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张爱玲的小说,刻画了一个个悲凉的人物形象,作品始终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张爱玲是凭感情来领会,她把这个世界看作悲剧。
爱情本是浪漫的,然而悲剧却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爱情成为奢侈品。爱情这件“华丽的外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便有了“爬满了虱子”的尴尬。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
在张爱玲的笔下,男女间并无真情,而是在玩着“爱情”的游戏,进行着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红鸾禧》中的玉清、《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等, 她们自觉地甚至是费尽心机地走进婚姻,。结婚既不是来自父母的包办,也不是基于爱情的考虑,她们凭借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去获得婚姻,目的不过是通过婚姻获取物质的保障和身份地位的提高,从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女结婚员”。但是,婚姻除了带给她们生活保障、金钱地位之外, 也带给了她们沉重的代价。约翰.柰斯比特在《女性大趋势》中指出:“女性需要三样东西:自尊、经济能力和生育自由。”可是,如果女性没有经济能力,就只能用性价值来补偿,而成为生儿育女的机器,男人们的附属品。恋爱与婚姻是张爱玲作品中的中心题材,作者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悲剧。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一面”的高手。”由于骨子里的悲观,她的作品在刻画男女情感方面,不管是有爱或是无爱,都表现出异常的凄凉,弥漫着悲观的情调。
二、女性情感悲剧的成因
张爱玲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说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股悲凉的阴气。这些情感的悲剧的背后有社会的原因,时代的原因,女性自身的弱点等原因。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风雨飘摇、人们随时受到战争和生存的威胁,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更是缺乏起码的生存空间,那么嫁人,尤其是有钱人自然就成了女性生存的最好选择。满清贵族时代已经过去了,没落贵族的小姐们日益受到身份贬值、经济困顿的威胁。无情的现实迫使她们走出闺阁,到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中去,以出卖自己的方法换取生存的避难所。注重实际、金钱至上的资产阶级与清高的满清小姐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因此两个阶级与生俱来的矛盾决定了其联姻的悲剧性。中国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将男尊女卑演化为社会人伦观念、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子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对家庭和男人的追随与依附中,不仅完全失去了把握命运的权利,也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
张爱玲说:“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张爱玲的独特的身世与爱情悲剧的创作是密不可分的。她经历了家族的失落,家庭的失落,求学的失落。张爱玲出身于满清贵族家庭,惊醒了满清贵族沉睡的梦,因此,1921年出生的张爱玲虽未真正感受到家族的显赫,但却成长在遗老遗少对既往繁华生活的怀念里,久而久之,失落的情绪潜滋暗长。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是在父母的争吵和分分合合中度过的。她的父亲身上集合了满清遗少的全部生活方式和癖好,诸如抽大烟、逛妓院之类。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新派的女性,崇尚自由平等,父母志不同道不合,争吵不断。张爱玲寄希望于通过自我学习获得自立的能力,但两次战争的爆发两度摧毁了她的求学之路。 难成眷属的无奈,利益交换的婚姻,张爱玲用苍凉的手势写尽了人间的婚恋传奇, 虽然偏激,却异常的深刻。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以自己的悲剧意识构建了一个世俗而又深刻的婚恋世界,并以婚恋生活为视角引发了社会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她敢于正视女性的弱点,表现出一种强烈而又自觉的自省意识,这对于研究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心灵世界,建构女性健康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结语
难成眷属的无奈,利益交换的婚姻,张爱玲用苍凉的手势写尽了人间的婚恋传奇, 虽然偏激,却异常的深刻。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以自己的悲剧意识构建了一个世俗而又深刻的婚恋世界,并以婚恋生活为视角引发了社会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她敢于正视女性的弱点,表现出一种强烈而又自觉的自省意识,这对于研究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心灵世界,建构女性健康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荒凉的音韵;凄艳的色彩;多样的修辞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是一幅幅苍凉没落的风俗画,是一幅幅人欲横流的百丑图。张爱玲的文字有一种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纵观她的小说,代表作有《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传奇》、《怨女》等等。张爱玲的小说在语言表达方面技巧圆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本人试做了以下浅薄的分析:
一、荒凉的音韵
如果说鲁迅、卡夫卡小说的荒凉带有寓意的色彩,是思想家思想的产物。那么张爱玲小说的荒凉则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是一种悲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感叹。
张爱玲说她自己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是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在《怨女》中有一段银娣出嫁前的描写:“邻居婴儿的哭声。咳嗽吐痰声,踏扁了鞋跟当作拖鞋,在地板上擦来擦去,擦掉那口痰,这些夜间熟悉的声音都已经退得很远,听上去已经渺茫了,如同隔世。她翻来覆去,草席子整夜沙沙作响,床板格格响着。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一会儿又被黎明的粪车吵醒。远远地拖拉着大车来了,木轮辚辚在石子路上碾过,清冷的声音,听得出天亮的时候的凉气,上下一色都是潮湿新鲜的灰色。时而有个夫子发声喊,叫醒大家倒马桶,是个野蛮的吠声,有音无字,在朦胧中听着特别震耳。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所以也忘了怎么说话。虽然满目荒凉,生命都是他的,大喊一声,也有一种狂喜。”文中“满目荒凉”一语道出了银娣在出嫁前内心的不安、恐惧和矛盾。婴儿啼哭的声音原本是透露新生命、新希望的暗喻,但那接下来的咳嗽、吐痰、粪车夫子清倒马桶的喊声等等,则把新婚的美好象征——新生活、新生命、新希望的憧憬顿时降为一种污秽难堪的现实。粪车夫子对照着即将出嫁的新娘,希望对照着践踏,荒凉对照着狂喜,这种种极端的矛盾两级可能就是张爱玲所说的参差的对照吧。其中,把痰和粪这两种污秽物用在准备出嫁的姑娘身上这种写法,实在是大胆到令人怵目惊心,不是一般人敢想敢用的联想吧。在琐琐屑屑,细细碎碎的描述中,我们没有看到一点“喜”,那粪车夫子的吠喊声更是给人一种漫无边际的怅惘与压抑,反倒更加凸显了银娣出嫁前 “满目荒凉”的内心情境,荒凉弥漫、回味深长。
张爱玲小说荒凉的气氛还在于她叙述的调子,那种特有的回忆的,冷漠淡然的调子。如《沉香屑 第一炉香》的开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寥寥的一段文字拉开了故事的序言,一炉子的沉香屑,它的生命是短暂的,它的结局也只是一炉子的冷灰。在淡淡然的,甚至是冷漠的讲述语气中,不经意的就渗透出一种无奈的荒凉况味。那说着的,都是与己无关的,别人的故事而已。张爱玲以局外人的视角冷眼旁观事态的进展,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多么激烈的争斗,多么凄美的爱情,在她的笔下,一律冷静、淡漠。在张爱玲的故事里,你永远找不到作者的影子,她从来不评论哪个人好,哪个人坏,她只是那个淡然得有点冷漠的讲着故事的人而已。
再如《金锁记》引子:“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眼泪,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了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轻描淡写的一段文字,不但月的描写那么新颖,更是淡淡的就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模模糊糊又迷迷蒙蒙的,带着张爱玲特有的那种冷淡荒凉的调子。张爱玲的这种笔调一方面让我们感到时间过于短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时间过于漫长,年复一年,不断地,演着老一套的戏。
张爱玲是冷静的。她笔下的故事,无论结局是悲是喜,是好是坏,也一律是冷静淡漠的一种基调。冷静的文笔描写冷静的现实,冷静的现实冷静地表达人性,反来复去感叹的是同一种荒凉的情绪。
二、凄艳的色彩
据说张爱玲在穿衣方面是非常个性的,既不能用奇装异服来形容,但款式、色彩等等却又的确与众不同。在服装上出新出奇出古,在颜色选配上也喜欢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等就是她常选用做衣料的色彩。可以想象如此出色的颜色与出格的款式相配,会产生怎样惊人的效果。这实在是个奇特的,我行我素的女子。在张爱玲的审美标准里,没有雅俗之分,很雅的东西经她透视也能见其俗;很俗的东西经她把玩却能品出无限风情。她的文字也体现着她的这种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文如其人,文如其衣。张爱玲喜欢用些艳丽浓重的字眼,在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那种种华丽凄艳的文字,通过那份绚丽色彩突出她所表达的主题,给人视觉上一种强烈的冲击,让人在视觉冲击中去联想,去感悟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有时候我看张爱玲的小说,一个字一个字读下去,眼前仿佛飘过一幅幅五颜六色的画,那种画面感非常的强烈。
如《金锁记》中借七巧的媳妇芝寿眼睛有段描写:“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玻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偌大一间房里充塞着箱笼、被褥、铺陈,不见得她就找不出一条汗巾子来上吊,她又倒到床上去。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张爱玲喜欢用紫色、金色等浓艳色彩的字眼,而本来代表着高贵富丽的紫色、金色在她的叙述中从来给人的都是一种绝望的凄怆,在艳丽的字眼背后掩盖的是满眼满心的荒凉。这段文字中的玫瑰紫、大红平金、水红、红绿丝、银粉、桃红等等一系列标志着喜庆的富丽的色彩和青、绿、紫等冷去的尸身的颜色相对照,一暖一冷,一艳一晦,一喜一悲,这种鲜明而又参差的色彩对照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使人视觉上受到猛烈的冲击,烘托出一种晦暗阴森的气氛,给人以无边的联想,让人感到再美的色彩都只是一种凄凉和了无生气,让人觉得喘不过气的压抑和恐惧。这段色彩分明,描写细微的文字写出了芝寿无边的绝望,使读者对芝寿的悲惨处境给予深深的同情。同时通过芝寿的绝望、悲惨也从侧面进一步的达到塑造主人公曹七巧病态人生、变态心理的目的。
《金锁记》中还有段世舫看见七巧的描写:“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边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子——无缘无故地,他只是毛骨悚然。”在这些文字的描述下,眼前好像看见了一张晦暗无光、年岁久远又模糊不清的古画。在“阴森高敞”的餐室里,我们透过童世舫的眼睛,看见的是灰的、大红的、昏黄的、湖绿的、花的一团模糊,这种种浓重、凄艳的色彩所推出的是那个病态边缘的疯女子曹七巧!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颜色衬托的是那个童世舫心目中幽闲贞静的中国闺秀长安的母亲曹七巧!混乱的色彩刻画出一个混乱的疯子,不多的一小段文字,字字如金。把曹七巧的疯人形象一点一点的勾勒出来,既模糊又清晰,给人一种既虚幻又真实的朦胧,让人不由自主的去想象那个画面,不由自主的想要看看曹七巧此情此景下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段描写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让读者很紧张,同时又很好奇,既有所期待,又有所担忧,有让人欲罢不能的效果。终于她幽幽的出现在童世舫的视野里,轻轻的一句“她(长安)再抽两筒就下来了。”就把女儿的幸福无情的打得粉碎,就把读者的心撕裂了一条口子,有厌恶,有憎恨,有惋惜,也有同情,能引起看书的人诸如此般的感情,这该是怎样的一种语言的魅力啊。
三、多样的修辞
张爱玲就像一位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离奇的象征,一串串断珠的比喻,一段段淡淡的描写都使得她的作品格外的美丽。她说自己喜欢素朴,认为她“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从她的话语中看得出,这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子。
而我最喜欢的是张爱玲那种淡淡的朴素的描写,细细品味,总是让人心生许多感动和感伤。在《金锁记》里童世舫和长安的最后一次道别,“他穿过砖砌的天井,院子正中生着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出来。她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的雏菊。她两手交握着,脸上现出稀有的柔和。世舫回过身来道:“姜小姐……”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
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还有什么描写,能写出这种又疼又爱的微妙?还有什么描写,能如此美好又如此凄婉?还有什么描写,能让读者这样惋惜、心疼与不忍?我喜欢这段文字,细细微微的,安安静静的,带着一丝甜蜜的忧伤,让人心里轻轻的疼痛。那一树的枯枝,淡青色的天,穿旗袍的柔弱女子和那落寞难堪的青年男子,如剪影般定格在一片忧郁的灰灰的画面中,爱徐徐缓缓的消逝……说不完的美丽,说不完的忧伤,从字里行间弥散开来,濡得看书人也跟着变得安静与伤感。
张爱玲是个聪明的女子,有时候在读她的文字时我甚至感到她是一个聪明得有些刻薄的女子。她在文中用的某些譬喻是非常犀利而又一针见血的。《金锁记》里有段点睛之笔:“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曹七巧要死了,回忆她的一生,她只是一个戴着枷锁的奴隶。张爱玲把钱比喻成黄金锁,一个“金”字,一个“锁” 字,譬喻得那样巧妙,那样刻骨。黄金的锁捆绑了曹七巧一辈子,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锁住了自己。没有健康的爱情,没有健康的生活,也没有健康的心理,没有人爱她,她也不爱任何人,一辈子就守着那点钱,却又被钱奴役着。这个堕落变态得像疯子一样的女人又可怜着又可恨着。看《金锁记》你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悲哀,人性的悲哀,做女人的悲哀。你还会明白一个道理:黄金做成的枷锁原来很沉很沉,扛一辈子原来是件很难很难的事。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还有段经典之喻:“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就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红与白,蚊子血和明月光,饭粘子和朱砂痣,晃得人眼前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仿佛亲眼目睹了那时而明媚,时而恶俗的红与白,令人浮想联翩,不得不感叹,张爱玲的比喻太精了,有入木三分的功力。
张爱玲的写作技巧是非常娴熟的,她的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非常注重首尾呼应。在《倾城之恋》里开篇的第二段写道:“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来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结尾写着:“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文章开头提起的是胡琴,结尾还是胡琴,甚至有的字句都没有变,可此胡琴又非彼胡琴,既前后照应,又彼此有别,个中的深意,留得你自己去回味。在《封锁》里也有这种呼应,文章开头“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和空间。”文章要结束时,“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只是封锁和封锁开放,变化的只是封锁前后的人与事,不变的永远是那单调的“叮玲玲玲玲玲”声,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时间和空间。看似重复的字眼,带着些铿锵的音韵,机械的,呆板的,却又是形象的生活的全部。细细读来,有很多很多的感慨油然而生。张爱玲的这种前后呼应写法在《金锁记》、《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都有体现,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呼应的写法,有点冷淡,有点平静,有点经典,给人完整的感觉,想象的空间,令人回味无穷。
喜欢张爱玲的人有很多,研究张爱玲的人也有很多。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题材局限于男女之情,有人说张爱玲太有才华,写作技巧太过于圆熟并不是件好事等等。而我不是专家,我只是一个读者。我说出的只是我对张爱玲文字的一些个人之见,我只是喜欢她的文字,喜欢她笔下那一个个的世俗故事,喜欢她字里行间闪动的灵气,喜欢那淡淡的冷意,浓艳的画面,奇特的想象,喜欢那些堪称经典的字句,她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说“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她还写道“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当你看到这些字句的时候,你有没有感慨?有没有喜欢?有没有惊讶?这是一个多么敏感、细腻而又聪明的女子啊。
一颗彗星划出一道美丽的轨迹,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张爱玲就像那颗闪耀着光芒的彗星,她从我们的眼前掠过,留下数不清的传奇美文。也许,张爱玲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传奇的文学,传奇的女子,传奇的一生。读着张爱玲的文字,眼前会浮现出那个穿着典雅的旗袍,右手叉腰,头高高地昂起,嘴角微扬,目空一切,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淡然处之的女子。读着张爱玲的文字,你总会有所感慨,有所启迪,有所思考。那至善至美的收获只有喜爱张爱玲的人才能领会得到。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小说全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12(3)
[2]《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1)
[3]《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四《沉香屑-第一炉香》,花城出版社,1994,10 (1)
――题记
谈起张爱玲总让人心中不由生出些感慨来。在众人眼中,她就像是从风花雪月的民国里款款走出来的一个清瘦女子,身影孤寂,不沾一丝凡尘俗气。但在我细细打开这一炉沉香,品味其中的故事,才明白,那冰冷坚硬的外壳,只是为了掩饰她的纤弱与敏感。
她出生在落没的贵族家庭,虽不比先代,但日子总算是富裕舒适的,自小张爱玲就在阅读写作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天赋。可惜不幸遭受家庭破碎,又受尽父亲的虐待,使仅十二岁的小张爱玲表现出超出同龄人的冷傲与悲凉,那种凉是渗到骨子里的。所以才能说出“生命如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样的话来。
我想,所谓传奇便不过是经历的比常人更多了。张爱玲亦是如此。好不容易逃出那个冷漠的家,与甚是崇拜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在校内过着独守一片宁静的日子,若一直如此,其实也未尝不是人生一大乐事,多出些老庄的意境来。但就在这时,传奇又戏剧的人生又开始了――遇到了战争。战争使她不得不暂停学业,但她又怎知道这一停竟成了悲剧的开始。
想必是人性所趋,使得人们总认为镜中花,水中月才是最好的。胡兰成便是这样。他深深地迷上了张爱玲的才气,傲气与伸手不可触了。于是他想尽办法望一睹她的风采,深入她的生命中。孤傲的张爱玲心中总还是单纯的,不出数月,她已对他卸下所有的兵器,而显然他已没有了当初的热情。其实,聪明如张爱玲,心中怎会不知她就是他的一根烟,在盒子里躺久后,幸运地被抽到。而待到最后一缕生命燃尽时,也就只剩下了厚而无用的烟嘴被掐灭在冰冷混杂的烟灰缸里了。然而她是不甘于平凡的,有颗炽热的心让她决定疯狂一回,所以即使明了这一切,还是选择义无反顾地爱着,直到被抛弃,被厌弃,被嫌弃。对此,怎能不发一句“唱不尽的浮世悲欢,道不完的风尘悲凉”的感慨来呢?她当年的一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至今仍在耳畔。
之后,爱玲也曾再次打开千疮百孔的心去接受桑弧,这个她生命中第二个男人。但结果终是不好的。
既然情场失意,那张爱玲也就不得不从其文思才情里寻找解药了。或许是受爱情的影响吧,使她的作品自此少了份孤傲,而多了份幽怨来。她不再从烟火里提炼出有深意的地方用如珠如玉的文字串成珠玑之文,而是多发对爱情观的阐释。其中一句我印象颇深――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其中深意,想必再没有她自己更清楚的了。
说来也奇,谈到张爱玲,脑中便不觉浮出李清照的影子。或许是因为二人皆有满腹才情吧。然而比起李清照的家国恨来,张爱玲的儿女私情反倒显得有些真实,更有感触写了。一直觉得爱玲就像一朵盛开在废墟里的花朵,太过艳丽,更显悲凉。若要论其人生唯一的温暖,恐怕就是这之后遇到的赖雅了。他对她来说是丈夫,更是父亲,之间并没有与胡兰成般的热烈,而这份平静也正是这段婚姻得以延续直至赖雅去世为止的原因。
赖雅走后,爱玲的世界又只剩下冷色调了。终究还是与世隔绝了。她静的厉害,若不是陆续有几部作品的发表,世人早已遗忘了这位女才人的存在了。她静的厉害,就连死也是那样安静,就睡在精致的地毯上,旁边沁着墨香。她终于获得自由了,怪不得嘴角会有一抹久违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