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学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语义学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博弈论;语义学;逻辑哲学

贾可·辛提卡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将博弈论与语义学直接结合起来，创建了博弈论语义学。辛提卡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处理命题，就是要确定命题的值，即命题的真或假。同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预设了命题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给出一个定义域D，任何名称都可以在这个集合中找到所指。博弈论语义学的核心是将量词短语看成专名，将句子看成语句函项，然后在给定的定义域D中选择相应的个体将句子中的量词短语替换，从而达到消除量词，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选择了博弈论，他将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比喻为一个两人博弈，两个参与人分别为“我”和“自然”，每个回合必定要分出胜负，不容平局，那么对于一个句子S，根据规则，博弈双方轮流将S约化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约化的句子不再包含变量和连接词，即原子句，此时双方就可一决输赢。如果这个原子句为真，则我取胜，自然失败;如果这个原子句为假，则自然取胜，我失败。运用博弈论语义学，我们能够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简化的语句，从而能够轻松地判定这些语言信息的真假。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是理解定义域D、原子句、博弈等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可以说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综合:“语言博弈”概念源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游戏说，而它的理论核心则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图象论。

一“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总括。”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John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医学；生态学

中医学认为，保持机体内的气血调和，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关键。二千多年前，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明确记载“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现代生态医学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充分利用有益因素，控制和消除有害因素，有病治疗，未病防病，无病保健，延年益寿。两者理论，不谋而合，十分相似。最近有人提出“废除中医”发表“中医是伪科学”的奇谈怪论，可见这些人对中医理论知之甚少，片面理解。本文作者长期从事生态医学的研究，也涉足中医学的阴阳平衡理论，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医学的本质就是生态医学，决不是伪科学”［1，2］。

1生态学的基本概念

生态学（ecology）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E·Haeckel于1869年提出，其定义是：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由于研究生态学，保护生态环境（宏环境和微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及生命优质有着重要作用。近30年来生态学已发展成为庞大的学科群，并出现了许多分支，生态医学就是其中重要的分支［3］。

2生态医学及三层次

生态学分为宏观生态学、微观生态学、分子生态学三个层次。生态医学可从三个层次进行研究，一是以个体和群体为中心同其环境的宏观生态医学；二是以单细胞为中心同其环境关系的微观生态医学即医学微生态学；三是以细胞内的生物活性分子特别是核酸分子为中心同其分子环境关系的分子生态医学；现就生态医学的三个层次简要介绍如下：

2.1宏观生态医学在医学和人体健康方面，随着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对生态医学研究的广泛重视，作者认为医学必须将人放在整个生物圈中来研究生命现象，因为人不仅仅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更重要的是人是生物圈中众多物种的成员之一，生物圈对人类的影响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只是在20世纪50年生的环境危机和“公害病”迭次发生以后，人们才认识到生物圈的变化与人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大气、土壤、水质的污染，噪音和振动的增多，致癌致畸，致突变的理化因子进入人类所生存的环境，植被的破坏和野生动物的灭绝，臭氧层的破坏，酸雨、温室效应等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体的健康，影响人体以下的生态层次。另外，人增也将影响到食物的供应，食物短缺可致营养不良和其他疾病的发生，现在许多人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里，这样的城市中水处理系统、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公共健康规划的使用是严重超载的，这势必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健康，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基础必须是生态学的基本原理［3］。

2.2微观生态医学（医学微生态学）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魏曦、康白教授开始从事微生态学的研究，60年代以后美国的DubosR·J等人把大量的生态学观念和术语引入到微观生态学研究之中。1977年，联邦德国VolkerRush博士首先明确提出微生态学即微观生态学(microecology)一词，康白教授将其定义为微生态学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与其宿主（人、动物、植物）相互关系的生命科学分支，微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医学微生态学即微观生态医学，它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与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在长期的生物进化、适应过程中，在正常人的体表和与外界相通的腔道粘膜表面存在不同种类和数量对人体有益无害的微生物群称为正常微生物群，其中以细菌为主，其数量相当于人体细胞的10倍，正常微生物大部分与宿主细胞密切接触，交换物质、能量，甚至相互传递遗传信息，正常微生物群对宿主具有营养、免疫、生长刺激、生物拮抗等作用，从生态学观点来看，正常微生物群，在正常条件下，与宿主保持着生态平衡，一切干扰因素，都将引起微生态失调，从而影响人体健康。

在感染性疾病中，按以往的观点，是病原微生物所致，但它不能解释菌群失调所致的内源性感染（条件致病），医学微生态学认为，感染是微生物对宿主或宏生物的异常侵染所致的微生物与宿主或宏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生态学现象。疫苗、抗生素以及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了一种我们几乎不受疾病影响的假象，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抗生素对人类的不利作用。1950年魏曦、康白二位教授曾发现一例鼠型链丝杆菌感染的鼠咬热病人，在用抗生素治疗后，虽杀灭了病原体，但终因导致肺炎克鲁伯菌（正常情况下为人体正常菌之一，不致病）肺炎进而引起败血症而死亡，成为世界上首次发现抗生素治疗而引起的菌群失调症，当时二位教授曾预言到，在光辉的抗生素降临以后，我们必须注意其给人类带来的阴影，扰乱正常菌群和引起菌群失调。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尤其是滥用抗生素而引起的菌群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这就唤醒人们对正常微生物群的生态平衡和失调等问题的研究，从此，诞生了微观生态医学。微观生态医学的行为是维护人体的微生态平衡，防治微生态失调，微生态制剂疗法，合理应用抗生素等［5,7］。

2.3分子生态医学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展，以及生态学的理论向分子生物学中的渗透而出现了分子生态学（molecularecology）它是从分子水平上研究和探讨生命物质的生态学问题，分子生态学一词于1988年由中国的向近敏、林雨霖二位教授首先提出，随后国外的TerryBurke也在《自然》杂志上提出。分子生态学的定义为：研究分子生物甚至生物活性分子同其分子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是生态学的分子层次。它主要阐明生命体与其相关细胞之间的各种活性分子直至分子网络相互作用的生理平衡状态和病理失调状态的分子机制，以及促进生理平衡和防止病理失调和恢复生理平衡的措施和方法，分子生态医学的医疗行为是利用分子生态制剂以恢复分子生态平衡［6］。

3中医学的生态观与现代生态医学

中医学的四诊八纲就是从人的整体出发，探讨人体平衡和失调的转化机制，并通过中药使失调恢复平衡，中医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阴阳平衡理论，辨证施治的方法以及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药食同源的防病原则都是生态医学思想的体现。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中医学的生态观在微观生态医学（医学微生态学）中的体现加以论述［1～3］。

3.1中医“治未病”的学术思想与现代保健医学中医从整体观念出发，建立了预防为主的保健观点，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预防疾病的重要性，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所谓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方面的内容。微生态学的崛起，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医学从治疗医学、预防医学已经发展到现代保健医学，它必须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其主要思想为无病保健、未病预防、有病治疗、既病防变，这是医学发展到现代保健医学的必然规律。微生态制剂由于是来自宿主生理性细菌的制剂，回归至原生境，修复生物屏障，根据疾病的生态病因的观点，因而，微生态制剂可达到无病保健、未病预防，有病治疗，既病防变之目的。微生态疗法重在调整，中医的核心也是调整，因此，两者的观点和理论不谋而合，这是值得互相借鉴的。

3.2阴阳平衡理论与微生态理论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它渗透到医学领域后，促进了中医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借此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和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的根本规律，因此，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关于认识疾病和防治疾病根本规律的学说［1～3］。

3.2.1阐释人体的结构及生理功能阴阳学说在阐释人体的结构时，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阴阳对立统一体。医学微生态学研究表明，在人体的体表以及与外界相通的腔道粘膜表面存在着大量的正常生物群，构成了除解剖意义上的系统以外的微生态系统，与机体形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医认为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是阴阳两个方面保持着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使阴阳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结果，物质与功能、阴与阳共处于相互对立、依存和转化的统一体中，维持着物质与功能、阴与阳的相对的动态平衡，保证了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据瑞典Gustaffson教授研究估计，人类肠道大约带1kg细菌，其活菌数量达1012～13个，这些正常菌参与了宿主的代谢、免疫、生理生化、生物拮抗等方面的作用，以维持人的健康，此即微生态平衡。

3.2.2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人体与外界环境的整体统一和机体内在环境的平衡协调，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基础，疾病的发生就是这种平衡协调遭到破坏的结果，用阴阳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则认为“阴平阳秘”即阴阳的平衡协调是人体生理活动的基础，这种平衡协调关系一旦受到破坏，使阴阳失去平衡，便会产生疾病。人体微生态系统由于内因或外因的影响使其平衡遭受破坏即微生态失调，便可导致多种疾病，如胃肠微生态系统平衡失调，便可引起多种胃肠道疾病。

3.2.3用于疾病的诊断由于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在于阴阳失调，中医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但八纲中又以阴阳作为总纲。微生态学诊断疾病，采用厌氧培养技术对人体某部位正常细菌进行定量（多少）、定性（何种细菌）定位（存在的部位）检查以确定微生态失调及程度。

3.2.4指导养生防病中医学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取天地自然规律，采取各种养生的方法，借以保持机体内部以及机体内外环境之间的阴阳平衡，达到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的目的。养生防病即为现代的保健医学，保健医学必须以微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维持人体微生态平衡，微生态制剂的重要功能就是无病保健，未病预防。

3.2.5用于疾病的治疗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阴阳平衡失调，因此，调整阴阳、补偏救弊、促使阴平阳秘，恢复阴阳相对平衡。微生态疗法也是恢复微生态平衡达到治疗目的，其方法有营养调整、抗菌调整、内服菌群促进物质、活菌制剂等从而达到纠正微生态失调，恢复微生态平衡。

3.3扶正祛邪理论与维护人体微生态平衡中医认为疾病的过程是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的过程，正邪力量的消长决定疾病的发展与转归，邪胜于正则病进，正胜于邪则病退，扶正和祛邪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扶正是为了祛邪，是通过增强正气的方法，祛邪外出，从而恢复健康，即所谓“正足邪自祛”；祛邪是为了扶正，消除致病因素的损害，而达到保护正气恢复健康的目的，即所谓“邪去正自安”。

从医学微生态学角度来认识正气可理解为人体微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态。20世纪70年代中期荷兰微生态学专家VanderWaaij提出了定植抗力学说，其含义为肠道正常菌群对潜在病原菌在肠道中定植的拮抗作用或抵抗力。研究证明，在正常菌群中，厌氧菌（如双歧杆菌等）对定植抗力负有重要责任，抑制了厌氧菌，定植抗力便下降，扶持厌氧菌，定植抗力便提高。康白教授提出了生物夺氧学说，因肠道正常菌大多为厌氧菌，因此，他用从土壤中所分离出的一株无毒的需氧芽胞杆菌（蜡样芽胞杆菌）制成一种生物夺氧的活菌制剂，口服后，肠道氧气被消耗，提供了供厌氧菌生存的厌氧环境，厌氧菌才能生长，才能维持正常菌的屏障作用和其他功能，从而达到扶正（扶持正常菌群）祛邪（拮抗外袭菌的感染）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医的扶正祛邪理论与维护微生态平衡原理十分相似。

3.4中医的脾胃学说与胃肠微生态系统功能脾胃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脾与消化、吸收、代谢、免疫、神经内分泌有关，微生态学研究表明，中医的脾与人体胃肠正常微生物有密切关系。胃主受纳、脾主运化，是指胃受纳食物之后再经脾把水谷化为精微，并将精微物质转输至全身。脾气健运，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才健全，才能为化生气、血、津液等提供足够的养料，才能使全身脏腑组织得到充分的营养，以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反之脾失健运，则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便因此而失常，便会出现腹胀、便泌、食欲不振以至倦怠、消瘦和气血不足等。

医学微生态学研究证明，在人的胃肠微生态系统中存在许多生理性细菌如双歧杆菌、类杆菌、乳杆菌、拟杆菌、粪链球菌、韦荣球菌等，每克粪便的细菌数量可达1014个，如此大量正常菌产生的各种酶，参与了机体的酶池，对三大营养物质（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类）的消化吸收起着重要作用，如胃肠微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正常，就会发挥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若结构和功能异常如双歧杆菌等减少时生物屏障作用下降，有利于外来病原菌的侵袭，或与其他肠道菌比例失调或寄居位置的变化如产气菌大量增殖，就会引起腹泻、胀气等表现。

3.5药食同源理论与微生态学中的营养调整中医的药食学，即药物与饮食关系的学问，药食同源，药食互补，药食互用是其主要内容，药与食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把药物与食物科学地配合起来用以养生、治病是中医学的重要课题，作者对中医的医食同源有以下的理解。

由于不合理的膳食可致冠心病、高血压、胃肠疾病等，对病人而言，合理营养极为重要。医食同源、药食同根，表明合理营养和药物对于防治疾病有异曲同工之处。医学微生态学研究证明，营养也是使宿主适应其正常微生物菌群的重要因素。营养失调、营养不良或营养变化都对正常微生物群有影响，在正常时保持微生态平衡，在异常时导致生态失调，在微生态治疗法中，用限制营养的办法抑制过盛菌的繁殖如发酵性腹泻可限制碳水化合物食物，腐败性腹泻限制蛋白质食物等。通过营养对正常微生物群中某些成员的促进作用来调整菌群失调也可取得一定作用，根据不同种群对营养要求的不同，可达到促进某些细菌生长和繁殖的目的。对双歧杆菌的扶植可用胡萝卜、乳糖、野芝麻四糖、棉子糖；对乳杆菌的扶植可用乳糖和蔗糖；对肠球菌的扶植可用叶酸、复合维生素B及蜂蜜等多含B族维生素的食物。通过营养的作用来提高宿主对其正常微生物群的适应能力，从而保持人体微生态平衡。

高蛋白、高脂肪食物结构对类杆菌和梭菌有促进作用，这两种细菌的增多与癌症和衰老有联系，因此，要保持对健康有益的正常微生物群，就必须注意膳食结构，合理膳食以利人的健康。

3.6异病同治与使用微生态制剂的微生态疗法

中医的异病同治是不同的疾病在出现相同的证候时，应采用同样的治疗方法。有关微生态学中异病同治的问题，目前研究得较多的是胃肠道疾病及微生态治疗。微生态学研究表明，在人体胃肠粘膜上排列着致密的对人体有益的细菌（主要有双歧杆菌、乳杆菌、粪链球菌等）形成菌膜屏障，这种菌膜屏障能发挥生物拮抗作用控制有害菌的繁殖，阻止有害菌毒性物质的吸收，产生乳酸等使体内有害毒物排出体外，具有清洁肠道，保护肝脏，维护人体健康的作用。一旦菌膜屏障破坏，在外袭病因的作用下，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如急慢性胃炎、胃溃疡、肠炎、慢性结肠炎、肝病加重等，鉴于这些疾病有一共同的发病机制——微生态失调，因此，利用宿主体内的生理性细菌（如双歧杆菌等）作为种子，通过发酵工程，扩大数量，制成活菌制剂，再回归到宿主的原生境，重建菌膜屏障，就能达到纠正微生态失调，恢复微生态平衡的目的。因此，一种微生态制剂能治疗多种消化系统疾病，此谓异病同治。

从以上列举的医学微生态学理论与中医理论来看，两者不谋而合，极为相似，因此，是值得相互借鉴的，可以用医学微生态学原理解释和阐明中医中的某些理论，也可用微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来研究中医理论和中药、药方。舌象检查证明，不同舌象，是不同菌群结果，通过中医中药疗法，可改变舌象，菌群结构也同步改变。四君子汤有扶植肠道生理性细菌的生长作用，小承气汤在调整肠道平衡方面非常有效。我们可利用微生态学研究方法，从医学微生态学角度依据生态学原理去研究中医中药等方面的问题，为人类服务。

【参考文献】

［1］项祺.内经教程［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9.

［2］牛实为.内经生态观，第1版［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1.

［3］孙濡泳.普通生态学，第1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4.

［4］扬力.周易与中医学，第2版［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8.

［5］康白.微生态学，第1版［M］.大连：大连出版社，1988：7.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英美文学 语言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5-0195-0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飞速发展，英语作为一门国际性语言，在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对于人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高校的大学英语教育也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众多大学英语教师都在不断地摸索，总结新的有效的教学策略和方法。目前，很多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尝试使用多媒体教学，用丰富的视听材料给学生创设富有意义的课堂教学环境。作为一种补充，在课堂教学中融入经典英美文学作品也不失为一种提高学生兴趣，促进英语学习的有效途径。英美文学教育，作为大学英语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以及创造力。其功能和应用价值的体现不仅仅适用于英语专业高年级的学生，同时也适用于大学外语教学，而文学语言也可以作为英语语言学习的重要范本，在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情操及文学鉴赏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文学语言感悟力。

一、文学语言与英语语言技能的发展

众所周知，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实现，人靠语言来表达思想。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较，语言艺术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容量。作家可以直接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体验、理解、评价及情绪、情感渗透在作品中，从而以情达理，以理融情，情、理相生。真正的文学大师笔下的语言是具有生命灵性的，它有声，有色，有味，有情感，有厚度、力度与质感，是应该细心去体味，沉吟，把玩，并从中感受到一种语言的趣味性。因此语言的背后是人的心灵世界。对文学语言美的敏感与驾驭能力，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使人变得更加美好的不可或缺的方面。文学阅读的魅力与意义也就在于此。

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单纯课文教学，语言点讲解等层面上，课本内容相对陈旧，教师的教学手段也并无创新之处。其弊端是忽视英语的基本功能即表达功能，也忽视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另外还忽视了对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培养，将生硬的课本内容强行“灌输”至学生脑海中，使整个课堂教学环节缺乏生气，长此以往，大学英语教学将陷入僵局。

基于这一现状，以英美文学作品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课文文本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尝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最美的语言主要存在于文学语篇之中，所以文学文本可以给英语学习者提供真实可信的阅读文本，对他们语言技能的发展益处良多；文学语言的使用颇讲究遣词造句，词汇的微妙涵义与繁复的句式可以在语言层面拓展学习者的语言能力。

“阅读是读者与文本的交互过程，因此，我们同样需要研究造成语言学习者或群体在对第二语言输入解码方面意愿与能力不同的诸变量，如情感、态度和经历等”。（Gaies，S.1979:48）对多数学习者来说，文学文本也是激励他们去阅读的情感和因素，因为优秀的文学文本本身妙趣横生、令人爱不释手。文学文本可以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对实现他们自己学业目标或者职业目标大有裨益。Widdowson也认为文学阅读“不是对文本的反映活动，而是通过文本这一中介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互活动。”(Widdowson H.G，1979:74)通过这一阅读活动，达到与作者的对话，提高自身语言的水平和素养。

然而，就目前来讲，英美文学语言的渗透和引入还并未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课堂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受欢迎程度也并不是很高。原因一方面在于英汉语言习惯的差异，以及一些英美诗歌中古英语的使用给学生的阅读造成了一定的语言障碍；另外就是文化断裂问题，学生没有学好系统的英美文化，断章阅读时有很大的理解难度；再加上，现代中国经济发展迅速，高校学习氛围浮躁，各种英语学习模式应运而生，英语文学阅读投入多，见效稍慢，很多学生认为学习英语语言文学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这种现象让人担忧，是我们这些专长于英美文学，并试图将其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教师亟待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二、文学语言与大学生的素质拓展

英美文学为大学生实现素质拓展提供有力的文学素养和文化背景支持，这是别的学科无法取代的。文学语言是生活语言，它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具有朴实自然、通俗易懂的特点，易于学生吸收。它不仅能够为英语学习者提供有意义和有韵味的“语言输入”，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讨论，在增加学习乐趣的同时，不仅能提高语言的理解、分析、鉴赏能力，还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掌握英语听说读写基本功、克服在阅读原文英语文学作品时遇到语言、文化背景困难，既在语言掌握方面有所长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在逐渐了解异域文化风情的过程中开拓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大学英语的课堂上，尽力让学生充分接触文学内容，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课后布置学生自己赏析文学作品，这能给他们提供丰富的语境，使他们了解语言使用的“特殊性”，在自然状态下掌握语言。在感受优美语言的同时深刻领悟文学作品丰富的内涵。以下以培根的《论美》为例，介绍笔者的授课思路和教学方案。

在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很少关注学生的能力培养和智慧启迪。关于“美”这个话题，不同层面和不同性别的学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在授课的导入部分，教师试着让学生用英语表达自己对美的理解。接下来再去让学生体会培根在他的佳作《论美》当中对美的阐释，即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在美和内在美的问题。文章开头就点出：“Virtue is like a rich stone,best plain set:and surely virtue is best in a body that is comely,though not of delicate feature: and that hath rather dignity of presence,than beauty of aspect.”的确，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不要抱怨自己外在的缺陷，只有内在的美才是永恒的美。

在仔细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还会领悟到培根对美的进一步深入分析。他认为的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而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最高之美是画家无法表现的，因为它是难以直观的。这是一种奇妙的美。“In beauty,that of favor is more than that of color,and that of decent and gracious motion,more than that of favor.This is the best part of beauty,which a picture can not express;no,nor the first sight of life.”形体、颜色、行为，这三者中，行为美才是最高境界，是内在美的折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最容易忽视的就是自己的内在美。正如培根在文章结尾处所表达，“Beauty is as summer fruits,which are easy to corrupt,and can not last:and for the most part,it makes a dissolute youth,and an age a little out of countenance:but yet certainly again,if it light well,it makes virtues shines,and vices blush.”美犹如盛夏的水果，是容易腐烂而难保持的。无疑，美德重于美貌，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美才能真正发出光辉。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篇文章，学习名家散文的创作手法，在与学生共同欣赏完这篇美文时，记录经典语句，并点出四级词汇，如，virtue,decent,gracious,principal,

corrupt,countenance,at the first sight of, accomplish,等等。这样一来，学生既不会感到文学佳作的高深莫测，又能够真正体会到阅读这类文章对于应试技巧的提高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三、结语

关于渗透英美文学语言教学的话题，以上笔者从自己的教学经验出发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其未来发展前景的见解。如何使中国的大学英语课堂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把它变为智力开发，智慧启迪以及创新能力培养的摇篮？使其不仅成为一门语言基础知识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值得我们这些大学外语教学工作者不断地思考与探索。

【参考文献】

[1]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学教育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3]卢家楣.情感教育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4]Gaies,S.Linguistic input in formal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J].TESOL Quarterly,1979.13/1:48.

[5]Widdowson,H.G.Explora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J].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74.

The Applied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Language in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4篇

在教育学领域内，已有的生命意义研究主要体现在生命意义的内涵、生命意义失落的原因和追寻生命意义的对策三个方面。

1．生命意义的内涵

对于生命意义的界定，学者们的侧重点不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站在普遍人类学的立场上，认为生命意义即是对“我是谁”问题的追问，需要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得以实现。Frank认为，在生命历程中，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特殊的天职或使命。生命意义是某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生活的特定意义，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它展现在追寻和实现个体独特的生活使命之中，这种生活使命是对现实生活中随处所能预见的状况的回应，进而借此实现自我的终极意义。Fabry将生命意义分为终极意义和此刻意义，终极意义是指诸如“神”“道”“自然”等之类的超越人类且无法被验证的律则。对于终极意义，我们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能否达成；此刻意义指每个人生命的每一瞬间有待实现的使命。董喜才认为，只要人类存在着，就必然要求其存在状态更加完美、更符合人的生命发展需要。这种客观需要便赋予人生一种天然的使命，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承担起这一使命。他指出人生的意义包括三个部分，即个人对自身生命、对他人和对社会的意义。第二种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认为生命的意义即是价值，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得以体现。比如国外学者Crumbaugh将生命的意义界定为一种目标，它能给予个体存在以方向感和价值感，且通过目标的实现，个体可以获得一种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的认同感。Yalom认为，生命意义由两部分组成：

①宇宙生命的意义（cosmicmeaning），是指宇宙中有一种超越个人之上或之外的、非人类所能够理解的、不变的规律。

②世俗生命的意义（terrestrialmeaning），即个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体验到自己的生命是有目的、有价值的。唐晓鸣认为，有生命意义意味着个体能体验到生命存在的价值或乐趣（意思），有了它就意味着个体找到了生命存在的理由和意义。高德胜指出，生命的意义不是解释和说明所能够建构的，生命意义需要创造，是人类永不停歇的价值追求。刘颖洁认为，生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如何去创造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三种是站在个体生存的立场上，认为生命的意义是活下去的理由，尤其是在个体遭遇困境时，认为生命意义便是使人面对不幸时的精神支撑。Hedlund认为，生命意义是个人存在的理由，当个人能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意义时，就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感到有力量。董文香、陈秋婷和马慧玲等同样把生命意义理解成个体生命存在的理由，它是用来回答“生命为什么而活”的问题。

2．生命意义失落的原因

对于学生生命意义失落的原因，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看法。万荣根从内外因两方面分析了学生生命意义失落的原因，从外因来看，物欲膨胀的社会大背景使得教育倾向于传授“何以为生”的本领，缺乏对学生进行“为何而生”的教育。从内因来看，学校管理者对教师和学生提出的诸多强制性要求和缺乏弹性的管理手段，压抑了学生的思想和个性；教师把教学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和职业，没有体认到教学是一种承载生命的事业，缺乏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不少学生信奉“知识就是金钱”，难以从学习中获得多方面的滋养，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生命世界。易元祥和陈金江也同样指出了教师和学生的传统的教学观和学习观是生命意义丢失的主要因素。杨先花从教学模式的角度，提出了学生生命意义缺失的几点原因。一是教学模式自身存在问题，比如理论水平不高，评价标准不当和概念界定的物化。二是人们对教学模式认识不当，将教学目标理解为学生知识的增长和认知能力的培养，将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曲解为如何快速高效地促进学生成长。三是教学模式的实施存在问题。譬如功利性过强，流于外部形象的表演和照抄照搬现象严重。何孔潮和杨晓萍从课程实践方面阐述了生命意义丢失的原因，主要有课程目标的虚化，课程内容的窄化，课程实施的僵化以及课程评价的异化等。周守军从知识的视角，指出确定性的知识极大窒息了研究生知识创新的激情，使学生的生命意义不复存在。梁冠文提出生命意义在评价中消解，指出传统教育评价的五大弊端，即唯甄别独尊、唯功利是图、评价标准单一、量化统整、主体错位，使得教育的生命意义荡然无存。

3．追寻生命意义的对策

目前的研究认为，生命意义主要通过生命教育实现或者侧重于实现个体精神的提升。弗兰克尔认为，有三种途径可以获得生命的意义，创造和工作、体验某件事和通过我们对无法避免的苦难所采取的态度。韩小琼借鉴Frank所提出的追寻生命意义的途径，并结合我国大学生生命意义的现状，提出大学生要通过保持创造价值的恒心、增加爱的体验、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加强适应性教育和重视生命教育来实现生命意义。唐晓鸣指出，教育可以通过让学生有人的尊严感，培育学生积极的生命情感和生命责任感，增加学生的生活愉悦感以及指导学生乐观地直面缺憾来使学生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温乾利从高校德育的视角对生命意义的建构提出了几点建议：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正确对待人生中的痛苦和死亡；引导大学生对生命意义自觉体认并在对生命的担当中实现生命意义；引导其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提升生命质量。梅萍提出了引导学生追寻生命的意义的几点措施：引导学生在现实的生活中、在省察自我中、在良好的文化熏陶中、在挑战痛苦中以及在创造性劳动实践中开创生命的意义。部分学者也分别从教育的不同方面提出实现生命意义的策略。杨先花提出在教学模式的实施中体现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追寻，并指出以下几点措施：树立超功利的教学态度；注重教学情感和体验式教学策略的运用；营造充满审美意境的教学氛围；提倡主体参与的教学模式。何孔潮和杨晓萍指出，我们应当对课程实践从生命意义的视角进行再思考：确立基于自我实现的课程目标，倡导回归学生生活世界的经验选择，观照主体间性的教学体验，实施促进生命发展的评价变革。陈振华从师生关系的角度，提出通过建构理解型的师生关系，来丰盈教育的生命意义。周守军从知识的角度，认为首先要重塑教学知识价值观，将教学作为传播、应用和发展确定性知识和不确定性知识的活动，从知识增长的角度和人的生命意义的角度去设计教学；其次，研究生教学要体现知识的生活性，体现生命成长的意义；再次，不确定性知识观要求教师转换角色，成为学生生命意义体验的促进者。

二、结语

语义学论文范文第5篇

 

1医学道德观念与生俱来于人类文化

 

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是这些民族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断选择、创造、积累、传承和坚守的结果。作为当代人文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原本的形态只是传统文化中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的构成部分，伴随医学的进步和后来整个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医学道德才从观念和思想形态逐步转化为一种学科形态。医学以及与生俱来的医学道德观念是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对人自身的认识以及对可以触摸到的、自己视野范围内的外部世界的观察开始的，对人自身的初始认识中就包含医学的意义，因为“疾病比人类更古老”[1]2，人类的出现就意味着疾病的相伴相随，对人自身、疾病现象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初步认识就是医学的萌芽状态。由于原始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人类寻求解除病痛的过程中，最初的方式是来自巫师的实践”2]。巫术医学是一种原始医学文化形态，这种形态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和崇拜，达到解除病痛、消灾免祸的目的。巫医在采用药物治疗的同时，更注重采用巫术咒语、占卜、妖术的原始宗教方式，这些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对道德力量和心理方法的巧妙运用。在那个时代，巫术在许多文化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巫术医学是世界各种不同原始医学文化的共同形态，但由于文化起源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对后来古代医学道德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四大人类文明发祥地所形成的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不同的医学和与之相应的医学道德思想的萌芽。比如幼发拉底河流域产生的巴比伦文明，“认为恶神和魔鬼的附体是疾病和厄运的根源，每一个邪恶的灵魂常常导致一种特殊的疾病。”[1]28在对医生行为的规范上采用的是法律的形式，如《汉漠拉比法典》中有多个段落对医生的行为做出了法律的限定，具有一定的医学道德规范意义。形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将巫术与医学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但他们希望二者通过结合达到更好的效果。古代埃及医学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强调不同专业的医生应该具备与专业相适应的良好的个人素质，“身体无处没有自己的神”[1]32,成为不同专业医生的宗教信条。诞生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医学深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印度草医学被认为是“生命的科学”“要求医生要善待和同情所有病人，要全身心地对待那些可以治愈的病人，同时也要理性地对待那些即将死亡的病人”[1]«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融为一体，具有丰富伦理内涵的古代哲学思想直接渗透在中医理论和方法中。在医学伦理学史意义上，蕴含着医学道德思想的古代医学，其原始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被融为一体，表现为一种自然哲学形态，这可以被认为是医学伦理学的初始样态，这种样态在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发展中表现形式各有千秋，共同的特点则是生长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体现和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质。

 

2作为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在西方率先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近代以后的西方医学开始从自然哲学形态向自然科学形态转化，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都开始成为医学系统中独立的学科，古代医学从注重对人体、环境的研究开始逐渐扩展为微观生命科学的探索。这个时代西医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实验医学模式的逐步形成，以分析方法为主体的研究使医学在摆脱自然哲学原始性的同时，追求生命科学的纯粹性和单一性，医学的人文性表面上被排斥在医学之外，但由于人文性是医学的本质规定性，迫使它只好另辟蹊径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西方医学伦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古代医学道德思想逐步向学科形态演化的。中医学的学科形态在近代以后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蕴含在中医学思想体系中的医学道德思想一如既往附着在中医学的母体上，以中医学整体性的模式通过实际的诊疗过程传递给患者和社会。但近代以后，西医学逐步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医学体系，西医学诊断、治疗方法在向世界各地扩散和传播的过程中，特别是医院的社会建制化和医学教育的系统化，西方医学伦理学从思想到学科都随之向输入地渗透，医学伦理学中所包含和反映的传统文化同样对西方医学伦理学的接受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古代医学道德思想与文化的关系相对直接和简单，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逐步形成，医学与医学伦理学被分属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个分隔的文化领域，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较之前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从零散、碎片化的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向医学伦理学学科形态的转化，是医学伦理思想诸要素向医学伦理学系统的转化，这个过程不单纯是一个伴随医学进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科学和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只提供了一方面的基础，医学进步在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提出和引发的新的伦理问题，并不能仅靠医学本身来解释和解决。作为学科，医学伦理学要具备从理论、原则、方法到实践等多层面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逻辑架构和学科体系，传统文化通过学科理论建构的过程必然渗透和融入医学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医学伦理学理论必然体现由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伦理精神、道德认识、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等，传统文化更多地是通过形而上的道德哲学思想和理论并把它转变为一种立场和方法向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输入和渗透。从这种意义上看，传统文化同样构成了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传统文化对近代西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思想传承这一条路径上。医学伦理学打破以往的道德哲学形态向应用伦理学形态的转变，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和管理的因素都成为传统文化向医学伦理学输送和传递的渠道。

 

比如，医学由古代的个体行医经过松散的医学社团向作为社会建制的职业性转变过程中，中世纪的欧洲就建立起了正规的医学大学教育，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后期的‘里性时代’是随着对逻辑学、自然哲学、神学、医学和定律的课程探索在大学里制度化开始的。”[1]m传统文化通过教育手段对医学观念的影响可见一斑。在这个时代，原来医学伦理的规范对象从医生个体行为转变为建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社会性要求。在医学伴随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逐步向科学化、技术化和职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医学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增强，医学的社会责任随之得到提升，这种提升也势必对整个医学伦理的视野、眼界和范围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几千年逐步形成的医学道德观念和医学伦理思想、道德原则和各种各样的规范，产生了一种总结、概括和整合的必要，在近代哲学和伦理学强有力的理论铺垫和支撑下，医学伦理学在西方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

 

医学伦理学向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延伸和发展，更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生命伦理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生命伦理学一方面是医学伦理学在学科意义上的一种延伸和扩展，传统文化在这种延伸中完成的是自然传承。另一方面更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引发了诸多现实的生命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直接导致的，而是科学的应用和技术的运用与传统的医学伦理观念和规范产生了矛盾乃至冲突，需要重新确立新的医学伦理标准和形成新的医学伦理观念，由于很多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人的生命过程的各个阶段，特别是体现在人的生和死两端，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上的一个新的概念似乎更能反映学科的本质。生命伦理学面对的伦理矛盾、悖论乃至道德冲突，现象上是源于新的科技成果在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是临床上的运用，实质上是社会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成果广泛运用之间矛盾的反映。根深蒂固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权等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的观念，在科学技术面前并没有让步和动摇，这些观念向医学领域的转移，才造就了诸如医疗知情权、知情同意权、医疗自主权等医疗个人主义观念的形成，这些观念被纳入到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和规范中。这种情况所表明的，并非是传统文化对新伦理观念形成的限制和阻碍，而是传统文化通过各种路径让新的伦理观念能够体现和传承它固有的价值。生命伦理学具有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思路、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伦理公理的特点，但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新的伦理问题和难题，传统文化的影响总是无处不在。这是人类文化进化的本性决定的。

 

3传统伦理文化是中国医学伦理学本土化的脉与根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医学伦理思想不仅伴随医学的发展而成长，也成为以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古代有诸如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等丰富的医学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与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一脉相承。近代以来，中国医学界和哲学、伦理学的学者也力图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几乎所有论述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的著述中都十分强调优秀的中国伦理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掠夺的炮火声中走上近代史道路的，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种种强烈的冲击。西医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引入中国的，教会医院的建立，促使医疗形态由个体模式向集团模式转变，西医学与中医学在认识和实践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种体系之间出现种种矛盾，在中国逐步形成了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格局，新格局的形成必然带

 

来医学道德观念的调整与新的医学伦理思想的传入[3]17。在这个阶段中国并没有构建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学科，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没有明显的建树，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运用仍然停留在自发状态。

 

医学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学科形态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和医学界的。尽管那个时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形成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医学科学和技术的条件以及社会基础，但中国哲学界和医学界的部分学者敏锐地洞察到医学伦理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这个时期完成的医学伦理学著作和教学用书在内容上都注意到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引入，但是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医学伦理学尚无能力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完全形成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础的、适合中国现实的医学伦理学。几乎同一时期，西方医学伦理学理论和方法等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体系中吸纳和借鉴了西方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许多观点、理论、内容、案例和方法，与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迄今为止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是医学伦理学如何形成中国的文化特色和伦理精神，并将这种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思想付诸医学实践，将是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和医学界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医学领域无国界的国际化特征，势必带来医学伦理学在很多方面认识和标准上的普适性和全球性。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文化传播和流动，文化的传统性受到强烈冲击。在这样的趋势面前，需要不断地调整对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才可能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与借鉴外来文化的问题，从而推动医学伦理学更合理地、更深入地认识和对待社会文化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4医学伦理文化的接受与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

 

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另外一条途径是医学职业主体在职业实践中的习得和坚守。文化对一个特定领域的影响固然是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性使然，主体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也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医学伦理学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文化竞争、文化冲突的领域，医务工作者在对医学伦理思想、原则和规范的认知和接受过程，实质上是对文化的认识和接纳过程。传统文化并不是以一种文本或者标记的形态出现在医学伦理学中，而是渗透在医学伦理学思想和理论中，这些思想和理论又通过若干伦理原则和规范等体现在对医务工作者行为的约束和要求上。医务工作者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践履医学道德规范，首先需要在文化层面认同和接受医学伦理学提出和确立的价值观念、道德认识和伦理标准。医务工作者在对待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上，只有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受，这一过程是学习并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当医务工作者的医学道德认识达到一定的境界，传统文化所倡导和确立的医学道德价值观念才可能扎根于医务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成为他们医疗实践行为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