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文学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文学家范文第1篇

关注现实人生是文学家的共同特点，袁仁琮也不例外，这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得出来。如《王阳明》，尽管写的是明朝中后期的重臣王阳明，但实则是对文化人如何生存于世的思考，为此他曾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文人大抵有三条出路:其一是跟统治者跑，为统治者服务;其二是回避现实，既不愿意同流合污，也没有勇气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三是和当时主流社会唱反调。最后一类是正直的有骨气的文人。他们认定人间是有真理存在的，问题是要努力去寻找，找到了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下去。这一类文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代表。王阳明属于这一类。不同的是王阳明比历史上许多正直文人的遭遇更惨，付出更多，也更执着。大凡作者笔下的人物和作者有某些共通之处，这也许是王阳明叫我如此动情的缘故吧?”《穷乡》写的是一个叫甏洞的偏僻山区小村寨的事情，关注的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贫困及发展问题。西部省份发展滞后，西部省份中的偏远地区的发展更显滞后而困难，它们如何摆脱贫困?如何发展?

这是当今社会突出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难得头顶一片天》把眼光落在都市，关注的是城市里的普通工人，尤其是像赵铁这样的普通退休工人及他的儿子继红、儿媳妇春燕这样的下岗工人的生活。曾经让人羡慕不已的工人，随着改革的深化，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退休的不能及时拿到退休金，没有退休的则下了岗，他们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成了这部作品的关注点。《太阳底下》关注的是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当下的中小学教育，往往把教育质量与升学率混为一谈，把升学率高视作教育教学质量高的惟一标志，把提高升学率视作学校的惟一任务，不顾教育规律，不顾学生实际，盲目加压，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部作品及时地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映和思考。《梦城》则再次聚焦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聚焦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贫困。在作品中，他极敏锐地反映出了这样的现实———农民祖祖辈辈都有一种成为城里人的愿望，但若真有这样的机会时，这些农民恐怕还是很难成为城里人，因为他们的素质还与城里人有较大的差距。这部作品关注的侧重点是贫困地区人民的素质，作品借山区农民的梦城情结探讨了山区农民过上富足美满生活的可能以及障碍，从而触及了一个同样突出的社会问题———山区人民的素质问题。《庄周》写的庄周也是古人，作品写庄周反对兼并战争，为了自由、平等、尊严，宁愿一生穷极潦倒。从作品的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作家所关心的还是现在的人该如何生存的问题。袁仁琮的小说关注现实人生，他的哲学研究实际上也同样关注着现实人生。以《庄周今读》来看，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古代思想巨人、哲学大师”，主要阐述庄周的哲学思想，包括庄周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治国理念、生活理念等。第二编“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庄周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探讨庄周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三编“庄周和21世纪”，阐述庄周的思想对当展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中，袁仁琮强调后人因种种原因，或有意地曲解庄周，或无意地误读庄周，导致今天“庄周被描得几近面目全非”，他写此书的目的是“重在将庄学研究中被忽略、歪曲和误读的问题提出来，和现实结合起来考察”。

他如何“将庄学研究中被忽略、歪曲和误读的问题提出来，和现实结合起来考察”呢?不妨看一个例子。如对庄子有关“道”的思想的认识。袁仁琮首先指出庄子的“道”论来源于老子:“以庄周对历史文化的态度而言，不大可能放弃前人已经开辟的认识世界的道路而另辟蹊径，也不大可能撇开已经达到的认识高度，从头做起……庄周继承和发展老子的道论是很自然的事。”其次，指出人们对庄周“道”论的误解:“老子‘道’的理论，属于草创阶段，难免粗疏。庄周在这基础上向纵深发展，向更宽广领域推进。既继承了老子‘道’的精神实质，又有了许多发展。尽管后来研究‘道’的人难计其数，著作浩如烟海，更多的是考订哪些篇章属于庄周本人所作，哪些可能属于伪托;‘道’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故事、人物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字、词、句的诠释，极少触及‘道’的理论框架本身。”接着，他阐述了他对庄周“道”论的见解:“从老子所说的‘道’到庄周进行了扩展、充实的‘道’，都是在探索宇宙万物的共同规律。这种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可以认知的。但必须不为私欲所蔽，保持虚静心境才可能悟到。”最后，他联系到了当下的实际:“‘道’不仅实际存在，可以认识，重要的是它给人们提供了一整套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己、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指导实践的最高准则———按客观规律办事，这一规则历经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然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物欲横流，失去人生理想，模糊生命价值，低俗泛滥，人格矮化的时候，重新走进庄周精神世界，会感到习习清风，洗心洗肺;温婉流泉，沁人心脾。”显然，对庄周的“道”的认识，他是从“物欲横流，失去人生理想，模糊生命价值，低俗泛滥，人格矮化”这个实际出发去认识的，也是有针对性的。

以同样的方式，他研究了庄周的人生观。他认为庄周的人生观是这样的:“庄周所理解的生命价值并不是以名誉、地位为衡量标准，并不是名气大、地位高，生命的价值就大，否则就小。而是以有没有自由、自尊为标准。有自由、自尊，生命就有价值，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根本价值。”“在庄周的精神世界里，生命和自由、平等等同。他对生命的理解，表现为他对自由、平等的理解。活得有尊严，活得自由、平等，才活得有意义，生命也才有价值。”对庄周的人生观的关注，源于对这样的现实关注:“战国中后期，争权夺利发展到了顶峰，兼并、战争不断，没有正义可言，人应该怎样看待名利地位、物质享受等身外之物，庄周指出一条保全生命纯洁的宽广道路，至今听起来，依然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研究了庄周的历史观:“老子、庄周都不肯定圣人，更不肯定仁义，因为事实证明，尧、舜、汤、武等都不是庄周所说的圣人，所宣传的仁义也与‘道’相去甚远。”对庄周历史观的关注，源于对这样的现实的关注:“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项研究了庄周的治国理念:“在庄周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他的理想国和理想君王。他的理想国是老子所描述过的‘小国寡民’。”“如果把‘小国寡民’的主张联系老庄一系列重要观点来考察就会发现，老庄理想中的小国寡民的实质并不是要倒退，而是希望恢复‘小国寡民’时候君臣的纯洁和厚道，希望民与民之间没有争斗，孝敬父母，兄弟和睦，君、臣、民和谐相处，而不是像他们所处的时代那样昏上乱相。”“庄周心目中的君主不是普通人，而是有很高的知识修养、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要通晓‘道’(规律)，完全按照‘道’办事，功盖天下而不居功自恃的人;泽被四海，也不会特别高兴的人。”“庄周用‘无为’要求君王，却用‘无不为’要求臣民。庄周认为，‘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

(《天道》)意思是君王要排除私欲，按道办事，选用贤能;作为臣子，必须尽职尽责，尽力为天下人做事。”“治国要治本。所谓治本，就是要解决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以人为观察、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人为解决问题的归宿，是庄周的一贯主张。治理国家更是如此。庄周认为，国家乱，就乱在私欲泛滥、道德沦丧上面。人心被私欲蒙蔽，唯利是图。”这种阐述很显然也是有针对性而发的。研究了庄周的生活理念:为了尊严，宁愿受穷。反对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这种研究也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庄周反对贪得无厌，穷奢极欲，根本原因还是物会害性。所谓害性，是指改变人纯洁、厚朴的本性，变得低俗、贪婪，损人利己，以至犯罪。”不仅如此，袁仁琮先生还在全书的第三编专门谈了在当代如何应用庄周的思想的问题。他从庄周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二是为创造力的发挥创设宽松的环境。另外，他还谈到要正视社会的差别、人的合理欲求、学会在群体中生存，算是对庄周思想中容易引发误解的部分进行了补救。总之，文学家对哲学的研究，立足于社会现实，为当下的社会服务，而不做纯粹的哲学思辨，这是文学家研究哲学的第一个突出特点。

二、真诚

因为立足于现实，所以文学家的哲学研究往往态度真诚———他们坚信自己为社会开的药方。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为社会开药方。文学家与一般哲学家不同，他们因为进行文学创作，所以他们对现实社会介入得更深，他们对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也看得更透，对现实社会爱得更切，希望社会能变得更美好的心情也更迫切。因此，就像在他们的小说中一样，要给社会开药方。就如托尔斯泰，他在作品中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见解，恐怕很难令人信服，但他本人相信，而且他还身体力行了。袁仁琮也一样。尽管袁仁琮研究的是庄周，他在《庄周今读》中要阐述的是庄周的想法，而且他也坚信这的确是庄周的想法，但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告诉我们，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掺杂了解释者个人的理解，而不可能做到纯客观的解释。因此，袁仁琮对庄周思想的研究和解释，也不可能是对庄周原本的思想的全面发现，其中肯定有许许多多他本人的理解。事实上，这也不难找出证据。如前面所说，在《庄周今读》中，在论述庄周的治国理念时，他提出，庄周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解决人的问题，而解决人的问题的关键又在于防止私欲泛滥、道德沦丧，在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但实际上，这样的思想，他在他的《解读王阳明》中就已经提出来了:“王阳明认为，教育人，改造人的思想是治国的根本。只要人的素质普遍提高了，污泥浊水就会减少，国家就会兴旺发达。”

在《庄周今读》和《解读王阳明》两书中，都出现了强调人的平等，强调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强调提高人的素质，强调给人以宽松的环境，让人发挥创造性等思想，这些思想到底是谁的思想?王阳明的?庄周的?实际上，这既是庄周的思想，也是王阳明的思想，但更是袁仁琮的思想，袁仁琮在他的王阳明、庄周的哲学思想研究中，多多少少都掺进了自己的想法，这是显而易见的。袁仁琮给社会开的这个药方，效用到底如何，有待历史评说，但他对这个药方的坚信，从而在论述中表现出来的真诚，则是很容易体会得到的:“肯定人在天地间的地位，高举人的主体性大旗，是庄周对人类众多贡献之中的最主要的贡献。”像这样的论述，在书中随处可见，袁仁琮的真诚也就随处可见。

三、可读性强

文学家范文第2篇

金星凌日测定日地距离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接近于1.5亿公里，但18世纪60年代以前的天文学家是不知道地球离太阳究竟有多远的。无论这之前的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还是开普勒，都不清楚地球距离太阳究竟有多远。他们只知道各行星与太阳距离的相对比例，比如将太阳到地球的距离设为1，水星到太阳的距离就是0.387；金星到太阳的距离就是0.723等。开普勒就是凭借对太阳到各行星间的相对距离与周期间关系的分析，提出了他的第三行星定律。但是仅仅知道太阳到各行星间的相对距离是远远不够的，测定出太阳到地球的实际距离非常重要。这就好比，如果我们不清楚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是38.4万公里，根本就无法发射阿波罗飞船以及今天的嫦娥二号。

天文学家想到了很多测量太阳到地球距离的方法。哈雷在18世纪初提出一个很巧妙的建议，利用金星凌目来测定太阳的视差。具体来说，就是在地球上的两个相隔较远的地点同时测量金星凌日时穿过太阳表面所用的时间。由于两个地球的观测者相距较远，虽然同时看到了金星凌日，但金星投射在太阳表面的影子是有差距的，这就是视差。知道了太阳视差的角度和地球上两观测者的距离，就可以通过三角学原理计算出太阳与地球间的距离。

金星凌日并不是每年都发生的天文现象，但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因为两次金星凌目的间隔为8年，而且常常是两次为一组，如果某一次发生在夏季的6月初，那么8年后的6月初会再次发生，日期相差不过几天。前面提到的勒让提要观测的那次金星凌日就发生在1761年的6月6日。

一等八年的艰辛观测

勒让提为观测这次金置凌日做了周密的准备。他1760年出发就是为了提前到达印度而不至于耽搁时间。但是，因为航行中遭遇了英法两国的海上作战而使行程受阻，等他紧赶慢赶到达印度时，金星凌日已经过去了，要想观测，就必须再等上8年。郁闷的勒让提下了狠心，不观测到金星凌日决不罢休。他在当地(印度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买房建立了观测站，更换了仪器，学习本地的语言，研究古代印度的天文学，信心十足的勒让提终于等到了1769年的6月3日。之所以说他信心十足，是因为6月初当地的气候通常都是晴朗的，很少有阴天。事实的确如此，整个5月以及6月的前两天都是阳光明媚。可是，就在他准备观测的这一天出了事，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雷电大作，哪里还看得见太阳和金星。上帝似乎同勒让提开了个玩笑，等金星凌日结束，仅仅几分钟之后，雷雨过去，天空又变得晴朗湛蓝。

倒霉的勒让提沮丧至极，从此一病不起，他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与任何朋友通信，直到两年后的1771年才悻悻地返回欧洲。然而，不幸并没有放过勒让提，由于近三年没有音信，法国科学院以为他已经死在印度，就撤消了他的院士席位，遗缺早已有人补上，他的财产也被人承袭。愤怒的勒让提将法国科学院和财产继承人状告到法庭。法庭按照当时的法律判决他败诉，理由是已经被认为是去世的人，便无权拥有被他人承袭的地位和财产，诉讼费也要勒让提支付，从此他一贫如洗。

其实，除了勒让提，其他一些观测金星凌目的天文学家也有很多不幸遭遇。有的千辛万苦终于来到观测地，结果，打开箱子，不由傻眼了――观测仪器已损坏，等于是白跑了一趟。有的乘马、坐雪橇辗转来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在即将到达观测地前，被一条刚刚涨水的河挡住了去路，而且，还因此被当地人追得鸡飞狗跳，因为当地人看到他们把仪器对准天空，认为是他们带来了洪水。

文学家范文第3篇

一、外貌

唐代人张籍家境贫穷，眼疾严重，任过太常寺太祝，绰号“穷瞎张太祝”。

唐代人李贺手指奇而长，绰号“长爪郎”。

唐代人李绅，因身材短小而又精明强悍，绰号“短李”。

晚唐的温庭筠才思敏捷，每次入试，八叉手即成八韵，人称“温八叉”。

二、创作风格

唐代人李白的诗雄奇浪漫，贺知章把他比作谪仙，人称“诗仙”。

唐代人杜甫的诗气势磅礴，人称“诗圣”。

唐代人白居易作诗常是“狂醉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人称“诗魔”。

唐代人孟郊与贾岛写诗苦炼字句，元好问在《放言》诗中说：“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便成为孟郊、贾岛的绰号。

唐代人李贺写诗奇崛冷怪，人称“诗鬼”。

三、创作题材

1.动物类

唐代人郑谷以《鹧鸪》一诗闻名，时号“郑鹧鸪”。

唐代人崔珏曾作《和友人鸳鸯之什》一诗，时号“崔鸳鸯”。

宋代人谢逸作有关蝴蝶的诗达三百多首，时号“谢蝴蝶”。

宋代人梅尧臣写过有关河豚的诗，时号“梅河豚”。

南唐的鲍当写有《孤雁》一诗，时号“鲍孤雁”。

明代人袁凯写有《白燕》一诗，时号“袁白燕”。

2.植物类

唐代人杜牧写《紫薇花》一诗，时号“杜紫薇”。

唐代人刘象写《咏仙掌》一诗，时号“刘仙掌”。

宋代人陆游因写了很多有关海棠的诗，时号“海棠癫”。

四、“一句成名”

有些文学家因意象超绝或寓意警策的一句诗词而流传后世，并赢得绰号。

晋代才女谢道韫写有咏雪名句：“未若柳絮因风起。”人称“柳絮才”。

北宋有位工部尚书宋祁，写有《玉楼春》词：“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时人呼宋祁为“红杏尚书”。

宋代人贺铸的《青玉案》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句获得“贺梅子”的外号。

宋代人饶节有“间携经卷倚松立，试问客从何处来”这一佳句，人称“倚松老人”。

清代初年的王士祯本写有《蝶恋花》一词，其中一句为“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时称“王桐花”，他的学生崔华，也以“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之句得到“崔黄叶”的雅号。

清代人王苹有“黄叶下时牛背晚，青山缺处有人行”之句，被称为“王黄叶”。

至于有“红豆诗人”绰号的清代人吴绮，则以其《醉花间》一词中的“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得名。

清代人管水初在《春日即事》一诗中有“两三点雨逢寒食，廿四番风到杏花”的名句，人称“管杏花”。

唐代人赵嘏因《长安晚秋》一诗中的“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闻名，杜牧给他取了“赵倚楼”的外号。

宋代人范仲淹作《渔家傲》一词：“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欧阳修呼之为“穷塞主”。

宋代人秦少游以其《M庭芳》中的“山抹微云，天连衰草”闻名，坡呼他为“山抹微云君”。

清代人祁珊洲，因有“一夜东风吹雨过，满江新水长鱼虾”一句闻名，王士祯叫他“祁鱼虾”。

五、系列名句

宋代人张先，填词善用“影”字，“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柳径无人，堕絮飞无影”三句为其平生得意之句，时人称之为“张三影”。又因词中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人称“张三中”。

宋代人李清照，她的佳句是“应是绿肥柳瘦”“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人称“李三瘦”。

文学家范文第4篇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时期的科学家。据记载,张衡“通《五经》,贯六艺”,而且“常耽好《玄经》”[ ],也就是说,张衡精通儒家的五经,通晓儒家的六艺,并对汉儒扬雄的《太玄》非常感兴趣。

扬雄的《太玄》认为,“玄”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总原则,他说:“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 ]“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生乎规,执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开类,摛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 ]张衡非常推崇扬雄的《太玄》,并且说:

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 ]

而且,张衡还受到扬雄《太玄》的影响撰着《玄图》,其中说道:“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与先;包含道德,构掩乾坤;橐龠元气,禀受无原。”张衡把“玄”看作是自然之根本,显然是吸收了扬雄的思想。他还在阐述其宇宙论和天文学思想的重要着作《灵宪》中说:

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寞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涬,盖乃道之根也。[ ]

张衡把宇宙的最初状态说成是“幽清玄静”,应当说,这种宇宙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扬雄的影响。

与扬雄一样,张衡对当时流行的谶纬之学也进行了批评。他在《请禁绝图谶书》中写道:

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着,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

张衡认为,谶纬之学为后人编造,并非古代圣人所作。他接着说:

《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迄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

在这里,张衡指出谶书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否认其为圣人之言。与此同时,张衡还用事实来证明谶纬预言的无效。他说:“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因此张衡认为,谶纬之学“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应当“一禁绝之”。[ ]

此外,张衡还着有《周官训诂》,并且曾“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 ].可见,张衡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儒家学者。

刘洪(约公元129—210年),字元卓,泰山蒙阴(今属山东)人,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他的《乾象历》比四分历精密得多,且有许多进步之处,被称为“划时代的历法”[ ].然而,《乾象历》的理论依据来自《周易》。《晋书?律历中》称刘洪的《乾象历》“推而上则合于古,引而下则应于今。其为之也,依《易》立数,遁行相号,潜处相求”。

虞喜(公元281—365年),字仲宁,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着有《安天论》,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倾向于“宣夜说”。虞喜在天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他最早发现了岁差,并提出冬至点每50年西移一度的岁差值,被认为“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尤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据《晋书?虞喜传》记载:“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洁净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着《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可见,虞喜也是一位对儒家经典颇有研究的学者。

何承天(公元370年—447年),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因曾任衡阳内史,故被称“何衡阳”,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他利用前人的观测纪录,加之他自己多年的观测,撰《元嘉历》,对旧历作了多项的改进,是古代重要的历法之一。何承天在上表中说:

夫圆极常动,七曜运行,离合去来,虽有定势,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连日累岁,积微成着。是以《虞书》着钦若之典,《周易》明治历之训,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也。[ ]

这里所谓的“顺天以求合”,就是要求根据天象制定历法并使历法符合天象;《尚书?尧典》中帝尧命令羲氏、和氏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以及《周易》中所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就是“顺天以求合”。何承天认为,制定历法应当以儒家经典《尚书》中的《虞书》以及《周易》为依据,应当“顺天以求合”,而不是为了让天象符合于历法,不是“为合以验天”。

何承天不仅以儒家经典《尚书》、《周易》作为编撰历法的依据,同时,他在儒学上也颇有影响。据《宋书?何承天传》记载,“承天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并《前传》、《杂语》、《纂文论》并传于世”。而且,他还在形神关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曾说过:

天以阴阳分,地以刚柔用,人以仁义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三才同体,相须而成者也。……若夫众生者,取之有时,用之有道……所以明仁道也。至于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 ]

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 ]

这些观点对于当时形神关系问题的讨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祖冲之(公元429年-500年),字文远,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人,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在数学上,他对圆周率的计算和对球体体积的计算都代表了当时数学的最高水平。在天文学上,他编制了《大明历》,并首次在历法推算中将岁差的影响作为考虑的因素。祖冲之曾说自己在编制《大明历》的过程中,“搜练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 ],并且研读了包括汉儒刘歆、郑玄在内的许多学者有关历算方面的着述。刘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祖冲之将所编制的《大明历》上表给孝武帝,并说:“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气,《纪年》薄蚀,……探异今古,观要华戎。”他还说,他的历法有两大改变,其一,提出每391年设置144个闰月;其二,“以《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尧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 五十许度”。接着,祖冲之还论述了他的历法的三个“设法”,其中之一是,“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 ].对于祖冲之的《大明历》,朝廷重臣戴法兴大肆责难。祖冲之则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其中还就《诗经》中的“七月流火”以及《夏小正》中的“五月昏,大火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由此可见,祖冲之在编制《大明历》时,是把《春秋》、《尚书?尧典》、《周易》、《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文学的内容当作重要的研究资料和依据。

祖冲之不仅为编制《大明历》,研习过儒家经典,而且也是在儒学上很有造诣的学者。据《南史?祖冲之传》记载,祖冲之还“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术》数十篇”。

僧一行,俗名张遂(公元683—727年),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此外,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也多有贡献。一行“少聪敏,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读汉儒扬雄的《太玄》,撰《大衍玄图》,后来出家为僧。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一行入京,并在此后奉昭编制《大衍历》。[ ]《大衍历》中有《历议》十篇,其中《历本议》说:

《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

在一行看来,《周易》的“大衍之数”是历法的基础和出发点。把历法的数据与《周易》的“大衍之数”联系在一起,这在今天看来的确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是,当时包括一行在内的天文学家的确这样做了,并编制成历法,这却是事实。

苏颂(公元1020—1101年),字子容,泉州同安(今属福建厦门)人,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医药学家。他组织领导了水运仪象台的创制,并撰《新仪象法要》,同时还编撰了《本草图经》。苏颂饱读儒家经典,曾有诗曰:

占毕自忘老,攻坚常切问。六经日沈酣,百氏恣蹂躏。《礼》、《乐》原夏商,《春秋》道尧舜。论《诗》识温柔,讲《易》知谦巽。《书》要通上古,史亦蕲尽信。复熟《中庸》篇,推名善恶混。[ ]

苏颂还要求学校以“《春秋》兼《三传》,《礼记》兼《周礼》、《仪礼》,并为大经”,“《毛诗》为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 ]可见他对儒学的重视。

与苏颂同时代的曾肇在为他作墓志铭时称他“以儒学显”,并且说:“公天资闳厚,有犯不校。……凡所施为,主于宽恕,故天下称为钜人长者。尤以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博学,于书无所不读,图纬、阴阳五行、星历,下至山经、本草、训诂文字,靡不该贯,尤明典故。喜为人言,亹亹不绝。学士大夫有僻书疑事,多从公质问,朝廷有所制作,公必与焉。”[ ]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佑八年(1063年)举进士,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历任司天监、权三司使等官职。他博学多才,所着《梦溪笔谈》涉及数学、天文历法、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药学以及工程技术等诸多科技领域,此外,他还有专门的医药学着作《苏沈良方》。

然而,他的科学研究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沈括12岁开始延师受业,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历时12年。他的人格和学问较多地受到孟子的影响。他曾撰《孟子解》,其中说道:

屈伸俯仰无不中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立于天地间而无所憾,至大也;……

思之而尽其义,始条理也;行之而尽其道,终条理也。

所谓修身也,不能穷万物之理,则不足择天下之义;不能尽己之性,则不足入天下之道。[ ]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沈括对于儒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他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此外,他还说过:“虽实不能,愿学焉。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不至则命也。”[ ]儒家经典《中庸》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正是沈括为学成人的真实写照。

黄裳(公元1147—1195年),字文叔,四川隆庆府普城(今四川梓潼)人,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在天文学方面,现存的苏州石刻天文图为当时的王致远根据黄裳的天文图所刻;在地理学方面,他作有一幅全国总图。

据《宋史?黄裳传》记载,黄裳长期在王府讲授儒家经典,尤擅长于《春秋》,曾经“作八图以献:曰太极,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学术,曰九流学术,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绍运,以百官终焉,各述大旨陈之”,“有《王府春秋讲义》及《兼山集》,论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发明伊洛之旨”。而且,黄裳还非常赞赏朱熹的学问,并曾予以荐举。

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元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和天文观测方面成就突出,尤其是他作为主要贡献者所编制的《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把古代历法体系推向高峰”。[ ]

郭守敬从小随祖父长大,他的祖父郭荣通晓儒家五经,且精通数学和水利。后来,郭守敬又从学于刘秉忠。刘秉忠,字仲晦,邢州人。据《元史?刘秉忠传》记载: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显然,郭守敬从小较多地接受儒学尤其是理学方面的教育。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忽必烈下昭编制新历法,授张文谦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以总其事。在太史院,负责具体工作的主要是王恂和郭守敬。王恂很早就以数学方面的才能而闻名。据《元史?许衡传》记载,当时,王恂认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因而推荐许衡参与主持编制历法。许衡认为,“冬至者历之本,而求历本者在验气”。于是,他“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自丙子之冬至日测晷景”,并且“参考累代历法,复测候日月星辰消息运行之变,参别同异,酌取中数,以为历本”。[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又有杨恭懿入太史院参与修订历法。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新历告成,以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敬授民时”为据,命名为“授时历”。

一般认为,郭守敬是授时历的主要贡献者;这不仅因为他在共同合作的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有许多后继的工作以及最后的定稿都是由郭守敬独立完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在编制授时历的过程中,王恂、许衡、张文谦、杨恭懿等人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郭守敬的这四位主要合作者,恰恰都是在儒学上很有造诣的学者。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人。其父王 良曾弃去吏业,潜心于伊洛之学。据《元史?王恂传》记载:“恂早以算术名,裕宗尝问焉。恂曰:‘算数,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许衡(公元1209—1282年),字仲平,学者称鲁斋先生,怀庆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宋元之际理学家。他崇信程朱理学,对于传播理学发挥过重要作用。张文谦,字仲谦,邢州沙河人。据《元史?张文谦传》记载:“文谦蚤从刘秉忠,洞究术数;晚交许衡,尤粹于义理之学。为人刚明简重,凡所陈于上前,莫非尧、舜仁义之道。”杨恭懿,字元甫,奉元人。据《元史?杨恭懿传》记载:杨恭懿“暇则就学,书无不读,尤深于《易》、《礼》、《春秋》,后得朱熹集注《四书》,叹曰:‘人伦日常之用,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矣。’”

郭守敬从小接受儒家的教育,他在编制授时历过程中的四位主要合作者的学术背景也均属于儒学,而且许衡还是当时着名的理学家。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儒学对于郭守敬编制授时历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刚开始编制历法时,王恂就推荐“知历理”的许衡参与工作,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理学对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

王锡阐(公元1628—1682年),字寅旭,号晓庵,别号天同一生,江苏吴江人,明清之际的天文学家。他的天文学着作有《晓庵新法》、《历法》、《历策》、《五星行度解》等。

王锡阐曾自称:“治《诗》、《易》、《春秋》,明律历象数。”[ ]同时,他与诸多儒家学者有过交往,其中有顾炎武、朱彝尊、万斯大等,晚年又与吕留良、张履祥一起讲濂洛之学。[ ]这些学者都是当时着名的儒家学者。朱彝尊(公元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经学家,着有《经义考》、《曝书亭集》、《明诗综》等。万斯大(公元1633—1683年),字充宗,学者称褐夫先生,浙江鄞县人,清经学家;为学尤精《春秋》、《三礼》。吕留良(公元162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崇德(今浙江桐乡)人,清初理学家,学宗程朱。王锡阐与这些儒家学者交往,不可能不受到儒学的影响,

与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既讲历数又讲历理一样,王锡阐也说:

天学一家,有理而后有数,有数而后有法。然惟创法之人,必通乎数之变,而穷乎理之奥,至于法成数具,而理蕴于中。[ ]

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着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 ]

因此,他反对将历理和历数二者分割开来的做法。他说:

至宋而历分两途,有儒家之历,有历家之历。儒者不知历数,而援虚理以立说,术士不知历理,而为定法以验天。天经地纬躔离违合之原,概未有得也。[ ]

文学家范文第5篇

2、郭守敬，中国元朝的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

3、尼古拉·哥白尼，波兰人，现代天文学创始人，日心说的创立者。

4、伽利略·伽利雷，意大利，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