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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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论文范文第1篇

1、学前教育专业民俗文化课程促进学生产生文化认同感

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认同危机的问题开始出现，外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认为“国家认同意识”危机是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产生最大阻力的因素。任何人，只在在国家特定的政治生活框架中生活，民族文化就要适应这种政治生活框架。所以，民族文化的认同就会对国家认同的意识产生影响，相同的文化归属会使不同的民族互相认同，从而构成一个团结的国家。实现文化认同教育就要让所有人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吸收和借鉴。而民族文化就是一种将民族性和地域性集为一体的文化，并具有独特的个性，民俗文化中风尚习俗的表现就是为了维护其价值的连续性，并对各民族的文化观念进行积淀。学生时期正是培养价值观的初始阶段，在这个时期进行民俗文化教育最容易让他们产生对文化、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并对其终身群体归属感产生积极的作用。

2、学前教育专业民俗文化课程培养学生的文化包容意识

文化包容意识是文化包容能力形成的基础，也是各民族和各国之间产生文化认同的基础。我国的民俗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历经分合之后不断进行碰撞、渗透和交融之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后形成的。我国各族文化虽然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但是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对学生进行民俗文化课程教育，让他们了解不同民俗文化的交融碰撞，例如：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织锦、侗族人民的鼓楼建造就是借鉴汉族的建筑风格、壮族向汉族学习织锦机技术等等。这样不仅能够让他们对不同的民俗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会对不同的文化形成包容意识，而且这些历史故事会对其音乐思维能力的发散性有极大的帮助。

3、学前教育专业民俗文化课程促进学生身心发展

我国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都及其重视教育，总结了大量的教育经验，并在一代代人民中传承下来。一些健康知识和教育方法都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现在的学生健康都极具指导意义。另外，各民俗文化中包含的娱乐活动，如唱歌、跳舞和竞技游戏等，不仅让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而且让他们的身心在音乐中得到发展。

二、总结

民俗学论文范文第2篇

本研究把农民工职业分为：餐饮服务、建筑装潢、制造业、个体户、其他五类［5］；男性765人，女性502人；月收入在760元以下者9人，760元～1　000元者175人，1　000元～1　500元者403人，1　500元～2　000元者484人，2　000元～3　000元者161人，3　000元以上者35人；年龄在20岁以下者132人，在20岁～30岁者513人，在30岁～40岁者522人，40岁以上者100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147人，初中文化程度者808人，高中及以上者312人。健康素养教育体现为一种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的健康素养的传递，受教者是教育主体，是教育的目的所在。对于农民工健康素养教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就是农民工的意愿，良好的意愿能够推动教育的进程与效果。调查显示，只有42．9％的农民工愿意接受健康素养教育，不愿意接受健康素养教育农民工高达8．9％，持无所谓态度的农民工占48．2％。

健康素养教育的途径体现了教育的正式化与合法化程度，也体现了健康素养教育内容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水平。调查显示，64．5％的农民工认为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是电视、收音机等大众媒体，22．1％的农民工认为家人和朋友是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19．0％的农民工认为雇主和所在单位是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8．4％的农民工认为文章报刊是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这与农民工所希望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途径有较大出入，45．2％的农民工希望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是政府医疗机构，32．6％的农民工希望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是电视、收音机等大众媒体，12．8％的农民工希望雇主和所在单位是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9．4％的农民工希望文章报刊是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

健康素养教育的频次体现着教育的制度化程度。从受教育的频次角度看，79．9％的农民工是“偶然”获得健康素养知识，2．7％的农民工“从不”接受健康素养教育，只有17．4％的农民工表示经常接受健康素养教育。说明农民工的健康素养教育还停留在不经意、偶然水平，健康素养教育只是在“偶然”中获得，健康素养教育没有制度化的保障。然而农民工希望“经常”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比例是30．2％，表达了农民工对于健康素养教育制度化的倾向，但是希望“偶然”接受教育的比例高达68．7％，也有1．1％的农民工“从不”希望接受健康素养教育。

从健康素养知识类型的角度看，92．3％的农民工健康素养知识是“零散”的，没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然而农民工的希望接受“系统全面”健康素养教育的比例达34．9％，从一个侧面表明农民工有接受系统、完整的健康素养教育的渴望，但希望获得“零散”健康素养教育的农民工也高达42．3％，说明了一部分农民工对于健康素养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在健康素养教育经费方面，有94．6％的农民工认为目前的健康素养教育不收费，同样希望未来的健康素养教育也不收费。

农民工接受教育的时间安排，体现了健康素养知识在农民工生活中的具体地位。85．7％的农民工在原住地接受健康素养教育，14．3％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休息时间接受健康素养教育。但是农民工希望在城市工作休息时间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比例高达52．3％，其次是在家乡的时间占44．0％，愿意在教育机构组织的特定时间接受健康素养教育的只有3．7％。就接受健康素养的地点，82．7％的农民工认为是家乡，而10．6％的农民工认为是工作单位（或场所）。但是，53．2％的农民工希望在工作单位（或场所）接受健康素养教育，其次才是家乡，占24．8％。这从侧面也反映出农民工在城市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农村，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对于农村的认知越来越少，他们与农村的联系越来越脆弱。

民俗学论文范文第3篇

初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还不是太强，因此需要通过直观、操作等手段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几何关系与演绎逻辑．而借助中国结、纸风车等为载体抽象出来的几何图形，通过拼图能直观地验证勾股定理，这对于数学学习基础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较弱的学生而言是极为重要的，降低了思维难度，但同时又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兴趣与信心．其次，密切数学与生活的关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生学校的数学学习与其生活是相互割裂的．这样的学习也造成了很大的教育问题，即学生的数学学习未能被正当地赋值，甚至有人还提出数学无用论．因此，在教学中需要借助学生生活中常见的素材，并由此学习这些素材中蕴含的数学元素与数学关系，这也即是“数学生活化”的教学设计逻辑．这即是指，教师首先确立的是“勾股定理”这一数学维度上的学习目标，然后寻找到如中国结、纸风车等生活中常见的素材，并使之融入到教学之中，以实现“数学生活化”．再次，为了学生文化浸润式的学习．除了密切学生的现实生活与数学之间的关联之外，还要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文化厚重感．即借助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中国结、流传历史悠久的纸风车来学习数学，能让学生产生历史厚重感．

二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勾股定理之后，向学生展现中国结和纸风车图片，要求学生抽象出其中的数学元素，并由此探索这些数学元素之间的数学关系．与前一种将文化素材作为验证勾股定理的载体不同，这里将其后置到定理学习之后作为拓展性的问题让学生探索．这种用法的价值除了具有前述“密切数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为了学生文化浸润式的学习”等两个方面之外，还有以下意义．首先，为了知识的巩固与活化．学生在学习了勾股定理之后，除了常规的练习之外，事实上更重要的是要将知识迁移到类似的但又不那么封闭与明确的情境之中．后者不仅在于巩固知识，同时也使知识得到活化．因为，无论是中国结还是纸风车，都需要学生作一定程度的数学化，并将不熟悉的问题化归为刚刚学习的勾股定理相关的问题，显然这就不仅仅是知识的巩固了．其次，从教育目标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还期待培养学生“生活数学化”的能力．关于数学价值，不同的人也许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显见的是，在数学上研究越深入的人越能认识到数学的内在价值．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数学的价值有时是非常内隐的，甚至很难为人所感知的．如果在教学中不去挖掘数学的内在价值，有时就会产生误导，甚至会认为数学只是用于计算．也正因如此，我们强调这些文化素材在数学教学中加以应用，就是希望所培养的学生能逐渐拥有用数学思考问题的意识和习惯，拥有用数学更好地组织生活的能力．

就本案例而言，中国结与纸风车都是我们文化生活中所常见的，但我们更习惯于用工艺品(或艺术品)的角度来理解，而很少会从数学的角度研究这类物品．但事实是，当我们用数学的角度来理解生活中的这些事和物的时候，往往能带来惊喜:原来我们身边处处有数学．再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习惯．过去我们所理解的数学学习习惯往往指的是学生伏在案头学习数学的习惯．我们认为，数学学习习惯除了上述方面外，一个更高的层次是学生随时而自然地会想着用数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后者当然是理想的状态，但教学中的有意识培养也能帮助学生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其中一个重要的培养策略就是让学生尝试探索也许表面上与数学风马牛不相及的素材中的数学元素，除了中国结、纸风车，还有包括建筑物等素材．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与前一种用法相比，这种用法对学生的数学要求也更高，当然所培养的探索能力也会更强一些．

民俗学论文范文第4篇

因为我没去过敦煌，没见过飞天壁画，为了给学生讲明白什么是飞天，赶紧的在网上查资料、找图片，翻阅书籍杂志，终于弄清楚了：佛教中把空中飞行的天神称为飞天，所以飞天多画在佛教石窟壁画中，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带学生“游览”过敦煌之后，让学生讲讲歌曲中一直重复演唱的“学那张骞出西域，丝绸之路情意长。”由于学生在历史课上学过张骞出使西域这一课，于是他们叽叽喳喳、七嘴八舌，看她们对张骞出使西域的事情经过了解的还是不错的，接下来谈谈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中国的丝绸、精美的手工艺品、漆器、铜器、玉器等传列西方,而西域的诸如良马、骆驼、驼鸟、狮子等动物；胡桃（核桃）、胡瓜（黄瓜）、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萝卜、葡萄、大蒜、石榴、苜蓿等各种土产陆续传入中国。西方的绘画、音乐、雕塑、舞蹈、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地理、历史等文化知识普及的差不多了，赶紧趁热打铁普及一下音乐知识，我把这首作品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歌曲主要表达古代劳动人民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面对烈日风沙，不怕艰难困苦，与大自然抗争的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把骆驼在沙漠里行进的那种坚韧步履与神态和它倔强的性格烘托出来，歌曲情景交融，形象生动、鲜明，达到了形神兼备、完美统一的艺术效果。

通过演唱，歌曲的主题思想被表现得淋沥尽致，把主人与骆驼两种不同的音乐形象完美准确地刻画出了。歌曲采用A＋B＋C＋A曲式结构，结构规整、严谨。这首合唱曲共分四段，开始以两个声部中速缓慢的向前推进，两声部用哼鸣来演唱，气息低沉、微弱，仿佛再现远方隐隐可见的骆队，随后旋律开始由低到高，力度由弱到中强，此时音乐给我们的场景是由依稀可见到完全清晰的变化过程，使音乐产生朦胧、遥远的艺术效果，让听众感受到骆队从远古蜿蜒而来的诗情画意。作品采用在合唱声部之间一长一短，一进一退的作曲手法，使两个声部交替有序，相互映衬。其中，抒展而悠长的高声部旋律用来表现主人饱满、激昂、向上的生活热情；而节奏明快的低声部旋律采用与之相反的切分节奏，与高声部形成了鲜明对比的音乐效果；并且节奏鲜明的低声部切分音准确地表现出骆驼在沙漠中行进时坚韧不拔的姿态。歌曲的音乐旋律和曲调优美动听，形成气氛热烈而稳健、意境深刻而美丽的音效氛围。这种氛围使听众仿佛感受到蔚蓝的天空下连绵无尽的沙丘，没有鸟叫，没有骚动，浩瀚的沙海一片寂静，只有清脆的驼铃在风中回响，天空中白云朵朵，烈日发出白光，远处是茫茫黄沙承载着，被蒸发的热浪，大地上黄沙漫漫中一群驼队由远及近从大漠边走来，一点一点的向我走近，驼队中骆驼们迈着坚强有力硕壮的腿昂首挺胸行进在黄沙上，宽大厚重的脚掌踏在柔软的黄沙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驼铃声响彻耳畔，划破长空，打破沉寂……。驼队的主人们走在这金色的大道上，时隐时现，使这幅美丽的画面更增添了梦幻般的色彩。第二段音乐通过变化拍子强弱规律，将第一、二小节进行了f、p的处理，把原来4/4拍的f、p、mf、p，处理成p、f、p、p来演唱，尤其是前2拍的“la”运用了上滑音的唱法，再加上旋律出现的8度大跳，使音乐在力度、强、弱等方面都形成了较大的对比，对比产生了进一步的音乐张力和音乐动感。形象地描绘了骆驼在一望无垠的沙漠中迈着坚定的步伐行进时的动态、神态。随着音乐的进一步发展，歌曲的第三段音乐进行了新的变化，先是将速度进行加快，由于速度的变化整个音乐形象、音乐情绪都变得激动、欢快、热烈、激昂了。高声部以一个具有呼唤性的“哎”起唱，像是人们看到了曙光，极大地烘托了音乐的气氛。音乐旋律变得明快、悠扬、热烈、奔放，似乎对一切充满了信心，充分表达了人们即将到达目的地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和情绪激昂的心境，展示了人们不畏艰辛、不怕困难、百折不挠，满怀激情取得最后胜利的喜悦心情。歌曲还将听众置入无数美轮美奂的飞天造型中，思绪随着舞动的飞天穿越时空，飞散的花雨化作一串一串律动的音符渗入心田！同时在历史上张赛不畏艰难险阻、不惧豺狼虎豹出使西域，勇走丝绸之路，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欧亚非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为在旋律上与高声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低声部采用了铿锵而有力的切分节奏，鼓点似的切分音，形象地描绘出骆队坚韧不拔坚的前行的生动画面，在这漫长而崎岖的征途上一路风尘仆仆，脚步是那么雄健、浑厚。此时音乐达到了全曲的，绽放出一种形神兼备的音乐形象和完美的艺术效果，伴随着凌空飘曳的衣裙，漫天飞舞的彩带，一副绚丽多姿、千变万化音乐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营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美。

尾声时，音乐速度从新回到歌曲开始部分。“叮咚，叮咚，叮咚，叮咚……”驼铃声渐行渐远了，蜿蜒的队伍走过沙碛，身影慢慢地消失在地平线上，留下一片安谧。此情此景采取音乐从强到渐弱的处理方式，使音乐旋律由清晰逐渐变化为朦胧而遥远。这种产生结尾与开头的音乐形成对比鲜明的效果，使得歌曲前后相互照应，前面的音乐由弱到渐强，旋律从朦胧到清晰，给听众展现骆队从遥远的地方慢慢地走来的情景，而最后的音乐则是由强到渐弱，旋律从清晰到朦胧，展现出骆驼商队走向一片茫茫戈壁，慢慢地消失在天际，朝着远方的目标———敦煌继续前行的倔强背影。从《敦煌的故事》这首合唱歌曲中让我和学生一起领略了中国古代文明横亘千年的汉唐盛世的繁荣古道———丝绸之路的神秘和敦煌的美妙，使我和学生从音乐的奏鸣声对敦煌、对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产生遐想，被这首歌曲的音乐成功处理所感染，充分体现出歌唱是一种听觉的艺术，自己只有在对歌曲充分分析和理解后，才能准确地处理和表达，而歌曲的分析、处理是手段，表达才是目的，没有准确的分析，就不会有真挚情感的表达。作曲家运用不同的音乐处理手法，表达作品中的故事、人物、情感等，使歌曲情景交融，把人物与骆驼两种不同的音乐形象完美准确地刻画出来，形象生动、鲜明，达到了形神兼备、完美统一的艺术效果。这种作品的表达容易让人产生共鸣，让氛围在音乐包裹中，使人们有所感悟、有所遐想，这也正是一首好作品艺术价值的体现。

作者：王新乐

民俗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现代民俗学研究；口述史；意义和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59-01

一、口述史释义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是以访谈、口述方式记载过往人事、搜集史料的一种学术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学科分支。口述史最初用于史学研究，它是二十世纪中叶随西方“新史学”的崛起发展起来，通过与被访谈者有目的访谈的录音、录像所记录的口述资料，来构建或复原历史原貌的主要史料文本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源于1948年，美国学者亚伦・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首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此后，口述史蓬勃发展，并广泛用于其他学科研究。

二、现代民俗学研究与传统民俗学研究的区别

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往往与“过去”、“遗产”、“即将逝去或已经逝去的传统”相联系，民俗学者在民众眼中是“救亡者和保存者”的形象，民俗学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鲍曼所批评的那种“向后看”的学科特点。这种研究忽视了传统的“俗”之所以能从无文字时代传承至今，其传播途径主要是代际相传，口耳相授，是在生活中逐渐延续的。传统社会很多“俗”的传承是无文字的，民俗作为民众的生活样态，被与民生硬地割裂开来，造成了“只见俗不见人”的现象。

现代民俗学研究改变了传统“民俗”的认识，正如钟老所说：“民俗学，应该是一门有着直接效应的现在学”，民俗学不是用来研究古俗或残留物的。现在一些学者也主动对民俗研究对象进行调整，高丙中提出了民俗的新定义：民俗是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方式。他在博士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指出：“民俗是为一时一地的所有生活需求而设”。换言之，生活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民俗源于生活的需求，需求是民俗变迁的内驱力。

三、现代民俗学研究对口述史关注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对口述史的关注，其实是对研究对象――“民”的关注。这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传统史学观是“历史的仆人”，是被动地对已有史料的肯定，其本身带有偏见性；而新史学观是“历史的主人”，它强调整体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是对历史的反思与重构。新史学观反思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已有史料、已有史料书写者、已有史料的书写范畴。它推动民俗学研究重新回到研究的原点，把文化持有者本人持有的文化，以及文化背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关注。

口述史正是在这种新史学观的影响下产生的。口述史让民众自己发声，赋予他们描述自身生活情境的话语权利，而不再是单纯地倾听与服从。因为民众的对自己生活的记忆并不总是与史料完全相符的，他们有对自己族群特殊的记忆，而这些往往是被正史所忽视的。史料记载往往是被修正过的历史，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历史。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引入，赋予普通民众发声的权利，开始关注个体对亲历事件的表述。

其次，对学科的意义和价值――增加了新的研究取向。民俗研究单靠史料文字是不够的，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引入，给现代民俗学研究拓展了新方向。布洛赫提出的“唯一的真正的总体的历史”的观点给人文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启发和冲击。前历史主要是看的、文字的历史，而总体的历史是全体的、下层民众性的普遍的历史。宏大的历史体现的是断裂，而小传统历史则体现了对大历史的修复。它是一种细节性的存在，将民间传说视为民俗的某些历史记忆，通过考证、推论等方法，将传说与文献相结合，来解读这些记忆中蕴含的历史信息，从而补充、深化或修正传统文献本位所呈现出的“历史事实”。如果不借助口述史，很可能就不知道文化亲历者本身存在的不确定的、打破常规的、非通识性的文化体现。也正是口述史方法的引入，为今后民俗研究增添了新视角，把以往习惯的传统范式由阅读的历史转变为倾听的历史，以语言的形式对民间历史进行调查和研究，进而使其更接近客观。

此外，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本学科田野调查方法论也是一种支持，为其提供了技术层面、方法论，乃至科学观念等方面的借鉴。这将有力推动民俗学中的民间文本的调查与研究，进而推进民俗学理论的深化。

因此，现代民俗学对口述史的关注，实际上是“俗―民―民的生活”的过程性追溯，研究不是某个方面的断裂，而是对其文化史、生命史的整体性研究，现代民俗学对口述史的关注，更有利于我们建立整体性研究视角，不再是只满足于对“民”和“俗”的宏观阐释，而是要通过对其生活背景的研究，由真正的“生活世界“进入到“意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