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爱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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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爱情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云意象 爱 美 自由
“意象”是诗歌的审美范畴，有“象”的具体可感性，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超越于物的形象化显现，它要表现的是一种内心的东西，是对“意”的主观创造性的表现，“意”与“象”的关系，亦即“情”与“景”、“心”与“物”的关系。
诗人意象的选择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认识、思考和感受。阅读中国古典诗歌中，我们就会发现，“云”是诗人笔下经常运用的一个意象，文人墨客用 “云”表达了自己或孤傲、或思乡、或自由、或超脱等多种情怀。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最善于捕捉意象、最擅长运用意象来抒发思想感情的诗人之一。“云”是徐志摩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综观徐志摩的诗歌，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诗歌选用了“云”意象。但徐志摩借用“云”这个“象”所表达的“意”却和古典诗词中的不尽相同，却又有相通之处，下面我们略加分析。
一、 古典诗词中的“云”意象
云是一个普通的自物象，但形状、色彩、动态又显示着丰富的美。古往今来，云自然随意、孤高、闲适自由的特征被无数文人推崇，他们赋予了云特定的内涵，有的诗人是单纯对自然景象的赞美，例如：李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王维的“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等；有的用云来表达孤独寂寞的心情，例如：李白在《送友人》一诗中写道：“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浮云”象征“游子”，浮云无根，让人深深地体会至游子的孤寂。还有人用云来寄托美好的理想，表达世事无常等。
二、徐志摩诗中的云
每个诗人的笔下都有一个常用的意象，艾青曾深沉地歌咏大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艾青对于光明、理想和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常常借助太阳这一意象得以表现。徐志摩的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就是云，既有“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又有“在夏荫深处，仰望着流云”（《杜鹃》），还有“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再别康桥》）等等，徐志摩大约三分之一的诗歌选用了“云”意象，诗人选用“云”表达着自己对单纯信仰“爱、美、自由”的执著追求。
1、对爱的追求
“爱”是徐志摩的灵性，“爱”也是徐志摩写作的动机，徐志摩的爱情诗歌注重真挚、热烈情感的抒发，浪漫、优美情调的表现，诗歌写作手法变化多样，其中有一些爱情诗选用了“云”意象。
《偶然》是一首爱情诗，语言优美，“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这首诗以“偶然”这个抽象时间副词为题，使诗歌充满情趣哲理。“云”这个意象表现了情人见面时内心的澎湃、轻柔，也说明爱情来得突然，在诗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爱情走进了他的心里。
2、对美的追求
在《康桥西野暮色》中，开头就提到了“紫云绯云褐云”，第二节又把云彩比喻成一块大琥珀，非常新颖别致，云将康桥郊外的黄昏美景完美地表现出来了。除了康桥之外，徐志摩还有许多描写大自然的诗篇。例如《夏日田间即景（近沙士顿）》，这首诗歌描绘了田野里的南风、柳林、豌豆、杨梅、麦浪，阳光，还有满天的白云黄云，整首诗歌语调轻快活泼，于描写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充满着浓浓的抒情意味。
另外“云” 这个汉字符号具有“ 神彩” 美，云是飘荡而有色的， 在视觉上，云既给人流动感， 同时也给人色彩纷呈感， 不显单调， 有诗意， 有韵味。徐志摩是“ 三美” 主张的倡导者，要求诗歌语言具有绘画美，“云”意象能更好地表现徐志摩对诗歌艺术上的美的追求。
3、对自由的追求
云在外在形态上轻盈、飘动，而内在特质则蕴含着自由、潇洒轻松的特点，因此，云又成为徐志摩寄托自由理想的载体，比如《再别康桥》，诗人反复同“云彩”作别，这里的云彩实际象征着民主自由，诗人作别的其实是心中英美式的自由、民主，而这种民主自由是作者内心渴望又不能实现的。
徐志摩用“云”诠释着他对“爱、美、自由”的追求，“爱、美、自由”就是徐志摩的理想主义，当他的爱情陷入了瓜瓜葛葛、是是非非时，当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云”较好地表达了他寂寥的心情、对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的渴望。当他“独坐在半山的石上， 看峰上白云蒸腾” 时， 又怎能不对云自由、轻松、自然的“丰姿” 产生共鸣与渴望？ “我亦爱在白云里安眠不醒”， 这正是徐志摩对扼杀个性的黑暗社会的无声抗议。然而，个性自由失落的困扰只是他痛苦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他政治理想的破灭。徐志摩最有兴趣的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然而当他19 22 年回国以后， 中国的现实没有办法让他的政治理想实现，他不得不“怅望云天，泪下点点”。从这方面来看，徐志摩笔下的“云”和古典诗词中的“云”又有了相通之处，即用“云”来寄托理想，表达寂寥，抒发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
总之，徐志摩的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是用心与爱吟唱的人生乐曲，让我们化作天空的一片云，和徐志摩一起细细品味人间至纯的爱、美、自由。
参考文献：
[1]徐志摩. 志摩的诗[M]. 百花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的爱情诗范文第2篇
有两句话我们不应忽视，其对于我们把握《再别康桥》的情感指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1931年3月19日徐志摩在致陆小曼的信中说：“前三年……我决意去外国时是我最难受的表示。”
一是1928年9月徐志摩致恩厚之夫妇的信中说：“我这次故地重游，是带着再寻旧欢的痴想的。”
“去外国”是指1928年6月-11月徐志摩与王文伯经日本前往美欧的那次旅行。“故地重游”是指1928年秋天徐志摩曾专门回到康桥。是什么原因使诗人难受到要去外国才能解脱?解脱为何非要到故地――康桥“再寻旧欢”?
志摩的婚恋生活
徐志摩自己说过：“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因此，了解徐志摩的婚恋生活，对理解《再别康桥》的感情指向至关重要。
在徐志摩短暂的34个春秋中，共有过两次婚姻：1915年10月与张幼仪的婚姻(1922年3月离婚)和后来与陆小曼的再婚。但是，令他一生苦苦思恋和追求的却不是以上两位女性，而是被称为“一代才女”、“美艳如花”的林徽因。
与陆小曼的婚姻生活。徐志摩置社会舆论和传统道德于不顾，以极大的气魄和勇气与陆小曼于1926年10月结婚，但不久就陷入了苦恼。因陆小曼仍积习难改，又与翁瑞午关系暧昧，而且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阴阳颠倒，百事不理。
1927年8月27日，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中说：“受朋友怜惜与照顾也得有个限度，否则便有界限不分明的危险……”这里暗指陆小曼与翁瑞午的交往，此时社会上已经对陆、翁的关系风言风语。
1928年春节前后，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受的出发点不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厌恶到了顶点。最容易化最难化的是一样东西――女人的心。”1929年3月5日徐志摩致恩厚之的信中说：“上海生活味同嚼蜡，有时更是可恨可厌，但要拂袖他往，却是难于登天。”其中已流露出对陆小曼的厌烦，对爱情的失望、无奈。
1931年3月19日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中说：“前三年，你初沾上习的时候，我心里不知有几百个早晚，像有蟹在横爬，不提多么难受。”……
从以上徐志摩的话中可以看出，1928年出国之前，徐志摩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婚姻已出现了严重危机。朋友们都劝他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以摆脱恶劣的心境。“这次出国并无必要，可说纯粹是为了躲避家庭的烦恼。”曾在《追悼志摩》里说：“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的情调，暗惨得可怕。”
康桥之恋。1920年秋，为追求罗素足迹的徐志摩从美国来到伦敦，来到康桥。这期间他认识了林徽因。林徽因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林长民曾为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也是位十足的书生逸士，曾写出了“万种风情无地着”的名句。林徽因自幼耳濡目染，并受到中西方文化的熏陶，既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温柔韵致，又有西方女性的热情奔放。她的绝艳美貌和高雅气质令徐志摩一见倾心，林徽因对徐志摩也非常“喜欢和敬佩”。两人经常同游康河，欣赏两岸的美景，同听康桥的晚钟。“我到了那三环洞的桥上再停步／听你在这儿抱着我半暖的身体／悲声的叫我，亲我，摇我，咂我……”林徽因也在《无题》中隐约透露了当年他们的交往情景：“登上城楼，更听那一声钟响。”徐志摩越陷越深，日夜思念林徽因。他在给林徽因的情书中写道：“我爱你。自从我第一次到你家，你那样优雅、大方、亲切地接待我时，我的命运之神就在我耳畔大声叫着：就是她，你那另半个灵魂。”
但是，林长民并不愿意徐志摩成为自己的女婿，他更欣赏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林徽因也因“少年时代的家庭阴影梦魇一样压在她的心头，她深知母亲被冷淡的痛苦和‘家庭战争’的可怕。她知道如果自己接受徐志摩的爱情，离婚会让张幼仪陷入痛苦的深渊”。为了避开徐志摩，林长民于1921年10月突然携林徽因由英赴法，并旋即回国。这时的徐志摩已向张幼仪提出了离婚要求，并刚刚把她送往德国，尽管遭到了父亲徐申如的坚决反对，也遭到了恩师梁启超的训斥，但他毫不退缩，据理力争：“我将于茫茫人海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当他满怀欢喜之情来找林徽因时，她却突然离去，使徐志摩万分失望和痛苦，他也很快回国。
在康桥与林徽因从相识到相恋的日子，成为诗人一生最幸福最留恋的时光，这段刻骨铭心的爱，一直伴随着他，终生难忘。徐志摩一方面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一方面又说：“我友!知否你妙目――漆黑的/圆睛――放射的神辉，照彻了/我灵府的奥隐，忧如昏夜/行旅，骤得了明灯，刹那间/周遭转换，涌现了无量数理想的楼台……”（林徽因“眼睛乌黑明亮，顾盼生辉”)由此可见，徐志摩的眼与其说是康桥教睁开的，不如说与林徽因的康桥初恋使他开始了人生的觉醒，产生了追求和理想。从此，康桥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抒发对那段恋情的留恋和伤感成为他诗文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先后写了许多诗文，表达对林徽因的爱：1924年4月，发表《鬼话》，向世人公开表露他对林徽因的呼唤；1926年5月，发表著名的《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到你的波心”；1931年他又为林徽因写了《你去》，“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就是诗人的去世，也与林徽因有关(1931年11月19日上午8时，徐志摩乘“济南号”飞往北平，10时10分，飞机到徐州机场卸装邮件时，他忽然感到头痛得要命，不想去北平，但一想到晚上要参加林徽因的一个演讲会，便忍痛继续飞行，下午2时左右，飞机在济南附近上空失事，诗人意外身亡)。
由此可见，康桥恋情在徐志摩心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徐志摩康桥诗文对比。在诗人短暂的34岁生命中，先后三次到过康桥：1920年9月―1922年9月，第一次来到康桥，归国后写下了《康桥再会吧》、《康桥西野暮景》、《康河晚照即景》；1925年3月―7月，第二次来到康桥，归国后写了著名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1928年6月―11月，第三次来到康桥，归国途中写下了《再别康桥》。
徐志摩的康桥诗文，大多描绘了康桥美丽的自然风光，抒发了依依惜别之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对比这些诗文，就会发现它们的明显差异。诗人第一次到康桥，是怀着找寻改造世界，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而来，充满自信，积极主动，因此诗歌主要赞美了康桥的自然风光和对自己的启迪之惠，充满感激与留恋之情，基调是深情的；第二次到康桥，是为了躲避与陆小曼恋爱而引起的风言风语和尴尬，因为“是临时逼出来的”，因此文章多是对康桥自然景色的描绘和赞美，笔调是亲切的、轻快的；《再别康桥》是在诗人感情出现严重的危机，怀着寻找旧欢痴想的背景下第三次来到康桥而写的，此时此刻，物是人非：自己身心疲惫，而林徽因和梁思成已于1928年3月结婚，诗人昔日心中的女神如今已成为别人的新娘，徐志摩的心境可想而知。《再别康桥》与其他康桥诗文比较，更委婉缠绵，在深情的赞美中，流露出浓郁的哀伤和落寞。如果没有诗人婚姻的危机和康桥之恋的痛苦，仅仅与康桥“再别”，是不会如此哀伤的。
《再别康桥》的情感指向
1928年秋，惆怅的徐志摩只身来到康桥，故地重游，往日的欢乐又浮现在眼前，对那段美好的时光，既无限思恋，又无限伤感和无奈。《再别康桥》终于在康河梦一般的氛围中诞生。
《再别康桥》，层次分明地勾画了妩媚动人的康河：夕阳照耀下艳丽的河畔垂柳、绿油油的多情的水草、清澈幽美的拜伦潭和星光斑斓的康河夜景。但是，诗人“并不是单纯地歌咏康桥妩媚的自然风光”(徐荣街语)，而是通过对康桥的赞美和依恋，充分表达了他对林徽因那段恋情的深深怀念和珍惜，这在诗中已充分反映出来。如“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从字面上看，“垂柳”很难与“新娘”联系到一起，但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会明白：它只是一个表意之象，诗人看到河畔那霞彩纷披的垂柳，轻轻拂动着柔软的枝条，是那样的柔美多情，它多么像当年康河边上的林徽因――自己心中的新娘。因此，艳丽的金柳，就是林徽因的象征。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把握“波光里的艳影”，为什么不只在康河碧波中荡漾，还“在我的心头荡漾”。也正因为“柔波”里有“艳影”，诗人才愿做康河水草。再如“那榆荫下的一潭……沉淀着彩虹似的梦”，不仅描述了拜伦潭潭水的五彩斑斓和如梦般的幽美，而且还暗示了诗人当年曾在潭边凝思，充满对未来、对爱情的美好憧憬，这里沉淀着天上的彩虹，也沉淀过他对爱情美丽多情的梦。因此，诗人要泛舟康河“寻梦”――寻找他往日的欢乐。康河妩媚依旧的景物触及了诗人的伤感情绪：惆怅、无奈、怀旧的种种感觉洋溢在他的心头。带着排解痛苦、寻找旧欢的痴想“轻轻地来”，得到的是更强烈的痛，诗人只好“悄悄地”离去。
我们在把握《再别康桥》的情感指向时，除了联系诗人的婚恋生活外，还要考虑诗歌创作的具体背景，即当时徐志摩、林徽因都已分别结婚，都是有一定身份和影响的人物，徐志摩即使要“寻找旧欢”，也不便直接表白；即使他自己无所谓，也不忍心伤害林徽因。他只能借景抒情――借眼前之景，抒心中恋情。
因此，《再别康桥》是诗人与自己隐秘的感情世界的惜别，表达了对旧情的眷恋和珍视、寻梦时的落寞和惆怅，在飘逸洒脱的姿态下，蕴藏着深沉的忧郁和苦闷。（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为：07CSHJ04)
参考文献：
1.濮思明：《徐志摩和他的〈再别康桥〉》，《安徽教育》，1997（7）。
2.汤登仲：《〈再别康桥〉备课三题》，《中国语言教学》，2003（8）。
3.吴福辉：《徐志摩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4.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乐齐：《徐志摩经典》，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
6.田时雨：《一个真实的林徽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徐志摩的爱情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全程优质护理模式；结直肠癌；焦虑；抑郁；生活质量；并发症；引流管脱管率
[中图分类号] R473.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03-0111-02
结直肠癌是当今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很高。2011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公布的结果表明，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已位居全部恶性肿瘤第3位[1]。近期有文献报道[2]，结直肠癌患者多伴有明显的焦虑及抑郁症状，心身状况较差。其他文献还认为[3]，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整体水平较低，抑郁是影响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为了寻找一种有效的干预措施，笔者对本院住院的结直肠癌患者实施了全程优质护理模式，并观察了该模式对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焦虑抑郁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2010年 1月～2012年10月在本院住院的结直肠癌患者。（1）纳入标准：①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②经直肠直检、内窥镜、X 线检查，最后经活检确诊为结直肠癌患者；③患者知情。（2）排除标准：①姑息手术切除者；②合并其他严重内脏器官疾病及病危者；③有精神疾病史或近3个月应用过精神类药物者。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60例结直肠癌纳入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30例，其中男 17例，女 13例，年龄（54.9±4.2）岁；对照组30例，其中男 16例，女 14例，年龄（55.7±4.8）岁。两组结直肠癌患者的性别比、年龄及手术方式等相关因素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结直肠癌患者均在全麻下进行手术，术毕在麻醉清醒后由医护人员送回病房。（1）对照组实施普外科围手术期护理。（2）观察组在常规普外科围手术期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全程优质护理模式：①术前：根据结直肠癌患者病情制定一份护理计划，使护理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并分阶段实施。入院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口头及书面讲解。入院时进行有针对性的情感支持，并根据结直肠癌患者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基础护理服务。积极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并存病，同时在术前做好肠道准备。②术中：采用结直肠癌患者常规专业护理措施。③术后：术后坚持进行舒适护理，包括心理舒适护理、的舒适护理、术后疼痛的舒适护理、引流管的舒适护理、饮食指导等。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变化，注意有无出血倾向，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术后 24 h 内持续使用镇痛泵，以保证患者术后活动时无疼痛。保持术后胃肠减压管引流通畅，并且术后 24 h 双下肢使用空气波压力循环治疗仪预防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做好患者早期下床的指导工作，鼓励患者早期进食，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针对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的不同特点，纠正其不良生活方式，注意对家属进行干预，合理引入家属支持系统，必要时进行合理的心理干预。术后采用必要的松弛疗法，即头部放松和四肢放松法。
1.3 观察指标
采用Zung撰述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结直肠癌患者入院时及术后两周时的心理状态[4]。术后两周应用美国医学研究所研制的生活质量量表（SF-36）观察两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两周的生活质量[5]，SF-36有36个条目，8个维度，包括总体健康、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及精神健康，得分范围为0～100分，得分越高，说明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越好。统计两组结直肠癌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脱管率[6]。
1.4 统计学处理
本组数据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χ2检验。以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结直肠癌患者焦虑抑郁评分的比较
观察组SAS、SDS评分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 < 0.05），见表1。
2.2 两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比较
术后两周时，观察组结直肠癌患者总体健康、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等生活质量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
2.3 两组结直肠癌患者脱管、并发症的发生例数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引流管脱管率差异有显著性（P < 0.05），见表3。
3 讨论
优质护理服务是以病人为中心、以现代护理观为指导、以护理程序为基本框架，为病患实施生理、心理的一种动态、完整、连续的综合护理过程，强化基础护理，全面落实护理责任制，深化护理专业内涵，整体提升护理服务水平[7]，其理念是以人文精神为指导，提供微笑温馨、亲人般的护理，承诺视病患为亲人，在任何情况下理解和关爱病患，用和蔼的语言与病患交流，以热情、真诚的态度服务病人。文献认为[8]，优质的护理服务可提高患者的满意度。近期文献还认为[9]，结直肠癌术后病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及焦虑等负性情绪，而笔者在临床中也发现结直肠癌患者多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本研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结直肠癌患者围手术期专业护理，观察组在常规结直肠癌患者围手术期专业护理措施的基础上，实施全程优质护理模式。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两周时SAS和SDS评分与入院时比较，均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而且观察组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所以实施全程优质护理模式能明显改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的焦虑抑郁情绪。
结直肠癌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后，往往容易产生各种并发症，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0]。杨秀秀等[11]采用EORTC QLQ-C30生活质量问卷和QLQ-CR38问卷对93例结肠造口病人生活质量进行调查，以了解直肠癌术后永久性结肠造口病人生活质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结肠造口患者EORTC QLQ-C30总体健康状况均分为58.78分，角色功能、社会功能得分低于参考值，单项量表中结肠造口患者腹泻和经济困难得分高于参考值，结肠造口患者QLQ-CR38功能量表得分最低的是量表，症状量表得分最高的是男性性问题，其次为女性性问题、造口相关问题等，结论认为直肠癌术后永久性结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受到明显影响。林菊英等[12]探讨护理干预对老年结直肠癌患者术前精神状态及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结论认为对老年结直肠癌患者加强护理干预可有效缓解其负性情绪，有利于手术顺利进行。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两周时总体健康、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等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引流管脱管率均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综上所述，全程优质护理模式能够明显改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并可有效降低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及引流管脱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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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爱情诗范文第4篇
1.大学生阅读兴趣缺失之原因。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神秘性和反复性。中国文学从洪荒远古的神话时代流来,又向着不可预测的未来流去。中国现代文学只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短短三十余年的流段,却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流变中占据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大弯,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转型性、过渡性,便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属性的简略表述。对于现代文学的学习,把握住转型性和过渡性的特点,需要学生在名家经典作品中去感受和体会。而面对现代文学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即现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交错繁复,许多学生对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了畏惧心理,少了阅读的环节,就缺乏了整体的历史感知,“正是由于历史感的欠缺,使许多大学生在现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出现了误解和误区”,从而进一步丧失了阅读兴趣。
2.以旧见新找角度,重新唤起学生阅读兴奋点。针对学生的这种困惑,作为教师,我们需要积极想办法去重新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抓住学生对于文学的好奇心。既然现代文学包含着如此丰富的内涵,我们便需要运用这内涵,挖掘阅读新鲜点。比如对于作家鲁迅的讲述,一般情况下,教师会把其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分析,从而凸显“鲁迅”这个名词在整个文流中的思想价值。然而鲁迅作品中丰富的思想内涵,课上讲授的时间远远不够,对于他的研究可以打开若干个专题,所以“鲁迅”这一题目的学习,便需要实施阅读教学策略,让学生自主阅读。激发学生的阅读新鲜点的并不是课上讲述的鲁迅有多么伟大,而是他具体的各种“第一”。比如《祝福》,让学生再去阅读这篇作品,已经失去了新鲜感,都知道小说中一位有着悲惨命运的“祥林嫂”,脑中也能浮现出这个人物形象。然而,学生们不曾关注,这篇作品可以看做第一部真正把女性作为重点描述对象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可以成为“女性文学”的“第一”。祥林嫂在小说中是一个受压迫的旧中国典型妇女形象,她身上有着劳动妇女一切闪光的特质:勤劳、淳朴、善良,但这种特质恰恰成为了封建社会对她进行迫害的筹码。她对不幸的命运进行过抗争,也对未来进行过憧憬,但人们冷漠的眼光、不屑的话语摧毁了她的希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的抗争本身就是一出悲剧的上演,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女性在文学和生活中是一本无字书,没有权利去抗争,甚至不能有希望。现代文学中研究“女性文学”的作品对象很多,但很少有人把《祝福》作为“女性文学”的研究文本,这便在一定意义上激发了学生的阅读新鲜点。再者,提到现代文学中的“儿童文学”,大家很容易就想到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叶圣陶的《稻草人》、《小白船》,其实鲁迅的《朝花夕拾》、《社戏》都可以看做现代文学中“儿童文学”的开端,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从新的角度定义了这两部作品。“兴趣阅读法”是一种可行性很强的阅读教学方法,针对学生对阅读本身产生厌倦的心理,教师从新的角度进行切入导读,激发学生的阅读新鲜点,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了解大学生思维的丰富性,培养“多层次阅读法”
兴趣是始发,要持续让学生自主阅读还需要研究他们的思维特点,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大学生的思维有着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特征,作为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体验,让学生在阅读活动中获得愉悦和成就感。强调学生在阅读时,不要仅仅按照教师对于作品的分析形成一致的认识,对其透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按教科书生硬地背下来,要让学生形成自己独立的阅读印象。还可以为学生推荐一些课外阅读的文学经典,让学生按照课上的分析思路,结合自己的生活感悟,形成阅读笔记,让阅读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形成立体的阅读思维体系。
1.重视阅读思维的初级感知层次,多方面给予意象建构。学生思维的阅读感知层次是一种化抽象为具体的过程,需要学生在阅读中把一些抽象的、概念化的文字转化为可听、可视、可感的意象。教师要根据阅读文本题材的不同,设计相应的阅读教学方案。在学习现代诗歌时,需要学生反复诵读,体会诗句在字里行间流淌出的情感。此外,教师还可以适当利用多媒体,用一些歌曲、视频与精彩的画面,调动学生的多重感官,让诗歌文字更生动、更形象得活画在学生面前,让学生身临其境,身感其情。例如阅读徐志摩的诗作,可以把他与林徽因的爱情故事添加在其中,结合一些电视剧情节和爱情诗句的朗读,体会他们当年的爱恋与情愫,体会当年的“人间四月天”是多么浪漫与纯美。
2.挖掘阅读思维的精神体悟层次,重建现代文学人文精神内涵。高校教育一方面要教书育人,传播知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素养的传播。“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深刻的人文思想、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丰富的想像能力和较强的写作能力。”现代文学经典中的人文精神无疑是丰富而厚重的,周作人散文的哲学思维,许地山超脱的宗教观和小说中描绘的各种民俗风情韵味,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通过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进行精神体悟,让学生感知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多重人文精神内涵的建构,承袭这种精神感悟,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从“五四”时期鲁迅、先生等对新文学“人的文学”思想的树立,冰心歌颂的“爱与自然”的哲学,徐志摩对于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解读,到张爱玲对于生活与人性复杂内涵的的剖析,梁实秋把文学与生活“艺术化”的实践、承接严谨的“乡土小说”中,都蕴含着丰厚的人文精神宝藏。面对着这众多滋润民族精神的甘泉,我们需要学生去体悟和感受,从而建构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徐志摩的爱情诗范文第5篇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瑤。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诗歌不单填补了“”期间诗苑的空白,同时也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倘若对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就会疏忽汉语诗歌转变的内在逻辑。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在变动的多元格局中呈现着生机,运用现代技巧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已成为诗坛风尚。所谓“台湾新诗长达近二十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围绕传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冲突,实质上“离心力”也受着传统之力的制约。创世纪诗社以“新民族之诗型”为要旨,他们虽像游向大海的鱼,因对新异感的热恋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远离,但飘泊的游子最终心系本土的语言和诗歌艺术。从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这一过程的深刻体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免不了带有试验性,但实现汉语诗歌转变需要在充满探险精神的试验中实现,关键在于这种试验能否催促汉语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种“无根”的试验,必然带来诗歌的“失血”,并因“飘泊无依”而生命孱弱。
台湾诗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纪现代诗人的口语叙述的影响,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语化诗风,与戴望舒、卞之琳的现代诗风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是一个动态的诗学概念,不仅使诗性言说处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还能注入和激活诗的现代汉语的质素和精神,消解新诗创作中挥之不去的译诗化印记或模仿痕迹。艾略特曾称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我们已有卞之琳把“戏剧性处境”、“戏拟”的方式运用于诗创作中的成功经验。曾专修过戏、演过戏的痖弦,擅于把“戏剧性”化为诗的因素,活用为一种睿智机巧的口语叙述方式。在痖弦的诗中,这种戏剧性表现又自然融汇于民谣写实的诗风之中,形成了诗人的自然淳朴而又谐谑或嘲讽的现代口语抒情腔调。诗的“戏剧性”,旨在构成诗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诗人进入“乞丐”的体验角色,充当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叙述口语,既具有浓厚的民谣腔调,又是充满戏剧性氛围的诗性表现。于俗常的喜剧调侃中构成讽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深刻意味。痖弦独特的叙述口语方式,表面上通俗轻松,且带有一种甜味,而骨子里却是深沉的,包含着传统的忧苦精神。
“新民族之诗型”揭示了汉语诗歌艺术的内涵:“其一,艺术的,非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以表现出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国自由体的口语化离不开新诗的汉语艺术传统,不可不发挥汉语“意象”、“意境”和“东方味”的优势。应该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创世纪”诗人更明显地表现了发扬汉语诗歌传统的艺术自觉。早期作为现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诗风回归传统;郑愁予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有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他们致力于汉语诗歌的美丽意象和音韵流风的捕捉,把握汉语字词组合和修辞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郑愁予《水手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乡愁》),像这种现代口语的抒情诗句,因意义的敛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艺术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视诗的音乐性的传统,将古典诗词的声韵音色的美融于现代口语的自然韵律之中。余光中批评某些现代诗读起来“不是哑,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现象,认为“艺术之中并无自由,至少更确实地说,并无未经锻炼的自由。”瑏瑨现代诗人不是着眼于字面的抑扬顿挫,而是以文字来表现情绪的和谐,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情绪融入诗的音节和节奏,情绪的起伏跌宕构成诗的韵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独创形式,构成了内在情绪与口语音节的高度融一。
实现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汉语诗歌转化的难度在于向内心的突入,对现代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和审美趣味的开拓。洛夫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寻求“真我”口语意象。他在诗集《无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称这辑诗最大的特征,“是尽可能放弃‘文学的语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语言’”。这既避免了诗的语句的“枯涩含混”、意象的“游离不定”,同时诗意也“不致僵死在固体的语义中”。当然,生活口语以实用的传达为目的,诗的语言乃是表达,是一种审美形式。洛夫多年来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与中国悟性的禅的相通中寻求口语意象的内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语言”与禅的“拈花微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只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诗才能摆脱虚假浮出水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无法回归人的自性。可见“自动语言”与“拈花微笑”都是企图表现潜意识的真实。洛夫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动语言”反逻辑语法的倾向。他着眼于禅的悟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心灵感通的契合点,发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无穷之意趣的审美效果。洛夫主张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更融入了现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内涵的现代汉语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而且又不断改变平常习惯语言的意义。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证。
尽管还不能说台湾诗坛已经产生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寻求回归和再造传统的艺术经验,却也呈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建设的动人景观。
四、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征的形成,对新诗体形式再度误读还是着力探寻?
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40年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世纪初诗体解放属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而达到诗体语言的解放(自由)。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栖所),是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现象,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的苏醒,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张扬。在艺术上,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相衔接。特别是戴望舒诗歌讲究旋律和意象的朦胧美,穆旦诗歌的凝重和现代知性———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心灵感应。诗人的群体意识与“代言人”,是有着明显界限的不同概念。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如牛汉的《华南虎》、《梦游》,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有赠》,邵燕祥的《五十弦》等,总是以强烈深厚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发,表现了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经验的凝聚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要遵循个人化的抒情。只是体验的角度不同。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现代诗人,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而步入诗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朦胧诗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朦胧诗人又不能调整自己,确立新的正面现实的勇气和位置,势必使诗丧失了原先的震惊效应。倒是舒婷抒写爱情、杨炼吟咏历史等诗篇,留下了较长的回音。朦胧诗的批判精神和个人化抒情的风格,不会过时。朦胧诗对新诗体虽然没有多大突破和创造,但在意象营造中充满才情和奇想的隐喻方式,具体清晰而整体朦胧的特征,仍是对新诗的汉语艺术特性的发挥和创新。我们不能认同朦胧诗“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的说法,瑏瑩至今尚未发现朦胧诗中有模仿西方诗歌的迹象,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尚属罕见。从朦胧诗中仍有名句传世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这些篇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诗体形式的某种特征。朦胧诗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将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传统继往开来。他们远离“社会中心”,避开尘嚣,为世纪的落日铸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构心灵———语言的栖所,展示承受人类苦难的灵魂。
诗如何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真实存在,表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在后新诗潮兴起与海峡两岸发生诗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了口语化叙述的诗风。这种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后新诗潮对诗风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适应这一新的表现领域的客观陈述的转型,起了启动和推动作用,而在叙述方式上则带有随意性、翻译性语感化的倾向,消减了诗的形式价值。特别是有些青年诗人的才华浪费在对“不可知的生命内部”的探索。当后新诗潮匆忙演绎西方诗的“后现代”时,台湾那脉口语化叙述的诗风,由于历经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寻民族语言本性的过程,则以初步入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姿势,影响了大陆诗歌的语言转型。林染、冯杰等一批中青年诗人对台岛诗风很快产生感应,潜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体验,凸现诗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本土气息。90年代新潮诗人也开始自我调整,正面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如同属对女人的爱情体验,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与被称为“黑洞意识”的《女人》组诗明显不同,诗人从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探测“黑洞”,表现了对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的痛苦体验的深度。一种诗风并不单单因为起于新潮而盛行,还在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拥有母语的力量。
一种新的诗风的流行,可能意味诗的新变和发展,但并不表明诗的成熟。90年代诗歌因赶“风”、随“风”而导致大面积“仿制”、“复制”的现象,乃至使叙述口语变为诗人圈里的“行话”,造成诗歌语言的飘浮或套式。所谓“口语”也成了读者难懂的“咒语”。新诗的语言形式,成了20世纪尚未很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不管是口语化叙述还是个人化抒情,都只是作为一种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传达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意味的可能,但建构相应的语言形式,却是需要反复琢磨、独具匠心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过程。新生代诗人以“现代汉诗”自诩,但又很少有人重视对现代汉语诗体的探寻。他们以“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证瑐瑠,以在“一张白纸”上标新立异为荣,认同世纪初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这似乎成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劣根性表现。至于还抱着“左”的新诗传统,“九斤老太式”地数落新时期诗歌的论者,却也不讲诗的语言形式,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只有那种饱经诗坛必要忧患而又长于艺术涅*$的诗人,终究悟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含义;只有那种操守纯正的诗歌艺术、走着自己寂寞的路的诗人,懂得要写什么样的诗。真正优秀的诗篇,总是离不开汉语艺术的独到、精当、奇妙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动人传世。
正如世纪初诗体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建设,新时期诗歌的本质意义的回归,必然也伴随对诗的语言形式的探寻。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收获。
注释：
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页。
②参见《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
③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
④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⑤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
⑦郁达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⑧《创造月刊》1卷1期。⑨《语丝》第82期,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北新书局1927年5月版。
1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7号。瑏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语,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版。
14。艾青《诗论》(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纪弦《现代派的信条》,台湾《现代诗》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