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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的衰落
在人类数千年的货币史上,使用范围最广、历史最长的货币一直是黄金。直到17世纪后期,在不列颠人先后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俄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之后,英镑逐渐成为第一个称霸世界的货币。
1821年,英国正式确立了金本位制,在该制度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货币的含金量。公民可以将持有的纸币按照货币含金量兑换为金币,各国之间不同的金铸币按各自含金量形成固定比例,建立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联系,并允许黄金在国际社会自由流动。金本位的确立,加上英国在当时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使世界货币进入了英镑世纪。
“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产业大国,利用自身首屈一指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英镑在全世界的广泛使用,加上数百年英镑同黄金汇率的稳定,让伦敦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亦成为国际结算中的硬通货,与黄金一起发挥着世界货币的功能。
“一种货币只会死在自己的床上。”德国证券教父安德烈・科斯托拉尼的这句格言形象地指出了一种货币的价值与其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英镑在金本位制度下占据霸主地位将近100年之后,也面临某些瓶颈,比如黄金生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的幅度,导致黄金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需要,这就极大地削弱了金铸币流通的基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导致了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也导致了英镑走向衰落。
通向世界货币之路
19世纪末,美国已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伴随着1913年,美国建立联邦储备制度,发行联邦储备券(即现在的美元),美元正式开启了走向世界货币之路。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大于其余三个最大的国家:英国、德国、法国,甚至它们的总和,这使得美元的地位日益突出。
历史演进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欧洲还没有从两次世界大战的伤痛中恢复过来的时候,美国的各大城市却正在繁荣发展着,美国人花钱消费,他们参加舞会,购买汽车,收藏私酿烈酒,炒股票,享受着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来最鼎盛的繁华。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格局,德国、意大利、日本遭到毁灭性打击,英国、法国这些工业国也满目疮痍,相比之下,美国却因战争受益,成为当时全球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1945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生产总值的60%,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相当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这使它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随着贸易量的大幅增加,美元取代英镑,成了当时使用量最大的国际货币,在那一时期,手握美元是一件时髦而且实惠的事,美国民众享受着因此带来的奢华生活。
当美国试图凭借强大的势力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之时,英国并未打算拱手相让。虽然战争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但是当时,国际贸易仍有40%左右用英镑结算,伦敦仍然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在美元提出要成为世界货币的时候,惟一与之抗衡的是英镑。
为了争夺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美英两国分别从本国利益出发设计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计划。两套方案针锋相对,英国方案的起草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提议要创建世界银行,发行一种超的货币,这一理论使他成为经济史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是在当时,凯恩斯的主张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经济学家怀特提议,应该把美元确立为主要的世界货币。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各种场合,宣讲怀特方案对促进世界贸易的好处,以充满自信的声音向世界各国传递着一种霸气和力量。
1944年,美国挑头在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商讨如何重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争论的双方仍然是美国和英国。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与会各国选择了怀特方案,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和黄金挂钩,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其他的货币再与美元形成固定的汇率。至此,美元初步确立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元虽然取代英镑成了最主要的世界货币,但是英镑仍然有在部分地区使用的权利,此后的数年间,英镑和英镑区仍然是美元霸权的最大障碍。
1946年,英国战后经济困难,不得不寻求美国的援助,这给美国扫除障碍提供了机会。那一年,美国政府一次性借给了英国37.5亿美元的贷款,但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包括英国必须承认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并恢复英镑和美元的自由兑换。结果导致英镑区各国纷纷提取存款兑换美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的黄金储备就流失了10亿美元,英国因此元气大伤,英镑彻底失去了与美元抗衡的能力。
随着美元霸权的确立,美国对外扩张的大幕徐徐拉开,美元成了美国实施扩张计划最强有力的武器。1947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开始实施他的新计划,通过向战后各国提供贷款和援助,试图掌控全球经济命脉。1947年至1949年,仅接受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合作组织的十几个西欧国家,对美国的借贷就高达16亿美元,这些国家需要大量的美元来填补财政赤字,而又得不到充足的美元,造成了当时普遍的美元荒,这种巅峰状态持续了整整10年,在这期间,美国保持着头号世界强国的地位,美元是那时惟一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世界货币开始进入美元世纪。
盛衰沉浮30年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历时十多年的越南战争中,美国投入了至少25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和50万军队。在这被称为混乱的10年中,年轻人被一拨拨地送去前线参战,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在反复计算,借给政府打仗的钱能回收多少,而后来,为了应付巨额的海外军费开支,美国政府开始向各个国家巨额借款。
关键词:次贷危机;美元危机;世界货币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2-0060-07
一、从次贷危机透视美国经济循环的新方式
次贷危机的出现和发展并不是美国金融业的一时疏忽大意,而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和美国长期自私的内外政策效果积累的结果。
(一)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经济杠杆化
1.次贷危机的发展逻辑
贷款的安排顺序一般是按收入“从高到低”,风险“从低到高”的顺序展开的。次贷是特指给信用评级在620分以下低收入者的住宅抵押贷款,这种贷款的违约率高于对优质信用者(660分以上的中高收入)的贷款。他们能获得贷款标志着:美国流动性膨胀已经达到了十分高的地步,高质量的贷款客户开发殆尽,低收入者也被开发。这一切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证券化开始的。为了解决银行的流动性问题,1938年建立的半政府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专门购买那些银行想转手的按揭贷款,这既可以转移银行的风险,又可以增加银行的流动性;1970年成立的吉利美(Ginnie Mae)则进一步专门购买各种住房按揭贷款并打成包,然后将贷款包分成股份,以可交易证券的形式向资本市场投资者出售。20世纪80年代证券化兴起以后,金融创新就一直是金融业利润的源泉,但它同时也将风险不断与最初的承担者隔离、延长以及转移、分散,但这并不能使风险减少或者消失。由于证券化金融创新出的虚拟资本不断膨胀,如分层结构化的资产抵押证券(TrancheABS)、以基金或衍生证券的形式把衍生证券分成股份卖出去的结构投资工具(SIV,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各种债务抵押支持证券(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在CDO基础之上,金融创新又推出了CDO的平方以及CDO的立方等产品,每一次金融创新,创造出新的虚拟资本,这种新虚拟资本代表原来的货币资本距离初始借款人贷款就更远一步,虚拟性越发增强,常年累月积累下来,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虚拟化,这实际上使得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在不断积累、放大。其中在次贷衍生品创造过程中(见图1),为了进一步隔离风险,创新出了为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违约担保的信用违约掉期(CDS, Credit Default Swap)产品。
2.经济杠杆活动的泛化
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金融杠杆的过度应用,导致了整个经济的杠杆化。金融杠杆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将货币收入的涓涓细流一下子放大成似乎有取之不尽货币财富的大江、大湖,但同时也直接带来了如下两方面问题:
第一,杠杆活动泛化的同时导致货币收入和风险的放大机制也泛化了。比如,在次贷危机中倒闭的贝尔斯登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30倍杠杆操作,假设其自身资产为30亿美元,30倍杠杆就是其能动用900亿美元资金,也就是说,贝尔斯登能以 30亿美元自身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贝尔斯登就获得45亿美元的盈利,相对于贝尔斯登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但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贝尔斯登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美元。
第二,金融杠杆的推广导致风险传染链条深入到了整个经济的各个方面,比如当代美国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资产负债表都相互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将金融业的脆弱性带给了整个美国经济。即使美国没有次贷危机,也必然会有其他从杠杆化尖端金融产品开始的金融危机。
(二)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趋势
次贷危机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美国的“经济虚拟化”和“去工业化”发展造成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的背离。正是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发展使得杠杆投机活动盛行,进而直接导致了次贷危机。
1.经济虚拟化的动力以及美国经济虚拟化
凯恩斯之后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在表示经济流量与存量的关系时从宏观视角来认识收入资本化的公式:K=Y/R ;式中,K是资本存量,Y是国民收入,R是利息率。公式本来是说在实体经济中,是资本K创造出了收入流Y,R不过是资本K的收益率。但是,在当代,公式的意义在于它解释了任何收入流都可以被资本化的关系,任何相对稳定的收入流都可以“虚拟化”为(1-R)倍的资本,这个被虚拟化出来的资本就是虚拟资本,用K′表示,可以得到新的关系式:Y/R=K′;该式表示,收入流Y可以被资本化为一个资产的价值K′,它似乎是K在资本市场上的代表,实际上二者基本上是两回事。后者仅仅表示收入可以被资本化,有没有真实的资本K已经无关紧要。只要有收入流就可以创造出“资本”,但不是机器设备构成的实际资本,而是虚拟资本。例如,次级贷款的核心是美国金融机构看上了美国大约1 000万贫困或信誉不好的穷人和新移民的低收入流,而不是房产,被证券化的也不是房地产,而是还款人的收入流,如果证券化的是房地产,金融机构早就直接从地产开发商那里将房地产证券化了。最大限度地使用金融创新将收入流资本化,造成了美国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泛滥。目前仅美国未到期债务类资产总规模就达到了50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房地产和股票、衍生品等等金融资产。
如果没有资本化和证券化,在机器设备等实物资本之外,这么庞大的虚拟资本根本就不存在。在美国,资本化和证券化的泛化使得它们早已脱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性质了。它们作为投机赚钱形式的意义早已超过了为实体经济融资的意义。例如,外汇交易已经超过国际贸易和实际投资的60倍以上,如果国际金融还是为贸易和实际投资服务的话,它最多不过是国际贸易和投资的2―3倍。炒作,投机赚取差价是所有虚拟经济活动的核心,为实体经济服务却正在沦为附属目标。
在美国,实际资本的存量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倒是股市、债市以及房地产市场越来越决定着美国经济的兴衰。金融创新将收入流最大限度地资本化,造成了经济的虚拟化,而经济虚拟化的过程中又将金融杠杆推向所有可以用杠杆创造货币收入的领域,这才使得美国在将各类收入流资本化的同时,也将金融杠杆泛化到各个领域,导致各种投机活动盛行,并使得风险遍布于经济的各个领域,整个美国经济越来越脆弱。
2.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趋势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麦金农首先提出了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问题,其意识到美国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加快了美国制造工业的削弱,指出由于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比其他部门要快,故美国很难在没有制造业的情况下保持技术上的领先。笔者认为,麦金农所讲的“去工业化”实质上反映的是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证据有如下三点:
第一,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的1945―1950年,其GDP基本上占世界GDP的一半,其中1945年为53%,1950年为50%;而到2004年美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经不到30%了。
第二,从战后到现在,美国GDP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笔者用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表示美国的实体经济(依托于实实在在物质生产和服务的产业),用金融业、保险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表示美国的虚拟经济(依托于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炒作的产业)。笔者的分析表明(见表1),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且实体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1950年创造的GDP占总GDP的27%,到2007年则只占11.7%;而其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11.37%上升到2007年的20.67%。美国战后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业早已不再有往日的辉煌了,代之而起的支柱产业是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
第三,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美国官方提供的统计数字仍然过高地反映了制造业,对依赖金融资产创造和炒作产生的GDP还要大打折扣。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曾经是美国制造业强大的象征之一,现在,它的技术开发能力并不弱,但是卖车挣得的货币利润远远不如其从事金融活动的利润。福特汽车公司2004年全年税前利润58亿美元,其中,有50亿美元的税前利润是福特公司经营信贷和租赁等金融业务所得。而在美国按照产业划分进行的统计中,会将福特汽车通过金融资产创造和交易产生的50亿美元收入记入福特汽车创造的GDP,归入制造业类产生的GDP。但从事各类金融资产创造和炒作等虚拟经济活动的职业者不会从事实体经济的活动,而许多像福特这样的制造企业却多在从事各类虚拟经济的活动。故在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中,实质上隐藏着越来越大的虚拟经济创造GDP的活动,这些收入中的绝大部分会被记入制造业的GDP。这就是说虽然GDP统计数字反映出的“虚拟经济不断增大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但还是不足以说明虚拟经济在当代美国经济中的地位。
3.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在美国经济“去工业化”不断发展的同时,美国经济的“虚拟性”也在不断加深。债券(其中就包括次贷)、股票、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成为美国人创造货币财富的机器。根据国际掉期和衍生品联合会(ISDA)以及国际清算银行数据,2007年底美国境内的地产、股票、债券、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2007年美国GDP的30倍左右。笔者曾经面对这样的问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才算是适当的?现在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最粗略,但却可保正确的结论:当虚拟经济的发展不是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而是导致实体经济开始萎缩或下降的时候,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就相当严重了。也就是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表层显现为一个规模大小的比例问题,但更重要的实际是一个发展趋势问题。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中最核心的关系。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如果虚拟经济发展得快一点,不但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还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时候,二者的关系就是正常的,但是,在美国二者长期地不平衡发展,使得美国出现了“去工业化以及经济虚拟化的趋势”。
(三)美国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
1.经常项目从顺差到逆差的转变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越来越严重的根源还在于其持续26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美国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我们来看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见表2):
美国直到1970年以前,经常项目持续顺差,资本项目持续逆差(只有1969年1年顺差)。而且逆差和顺差的最高水平不超过45亿美元。这个时期有两个事情需要强调:一是美元要兑换黄金,因此对外输出美元就意味着美国黄金储备的减少,对外输出美元受到黄金储备的有力约束;二是美国通过金融项目逆差对外输出美元,也就是通过对外美元援助和对外贷出美元贷款输出美元,这些美元会成为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7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开始增多,金融项目顺差开始增加,二者大约各占5年。到1982年以后,美国经常项目开始持续逆差,金融项目开始持续顺差,标志着美国进入一个新的经济运行时期。
1982年以后,美国经济运行状况出现了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外输出美元不再有黄金储备的约束,从而使得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水平迅速膨胀,从1982年的55亿美元膨胀到2006年的近8 114亿美元,25年来增长了147倍;二是美国用美元购买境外的产品、资源和劳务,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美元,而得到美元的国家和金融机构再用美元现金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也就是说,经常项目逆差输出的美元在流回的时候会成为美国金融资产的需求,刺激各种证券以及可以证券化的收入流的扩张,其中对美国房地产抵押证券的需求也刺激了美国房地产业的繁荣。
这就是说,对于本币是国际货币的国家,经常项目逆差会刺激本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而金融项目逆差会刺激本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美国持续26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就会累积地构成对美国虚拟经济的刺激,导致其不断膨胀,这种刺激在导致美国虚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经济运行的方式。由于世界货币体系是美元本位制,美国人只要有不断增加的美元货币收入,就可以保持其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美国通过金融服务,通过金融投机活动,创造的货币收入要比制造业大的多。虚拟经济创造货币收入要远远高于其创造的GDP,例如股票、债券等资产买卖的差价收入远远高于其佣金和服务费的收入。美国只要能维持高的货币收入,就可以维持高消费,维持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必考虑是否自己生产。房地产、股票、债券等资产交易活动以及各类相关服务成为美国人生存的主要依赖。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们依赖的不是住房的面积和舒适程度,而是房地产的价值,特别是其价格是否能够持续上涨;金融资产代表什么,以及它所代表的“标的物”有无具体效用乃至是否存在都已无关紧要,人们更加依赖是否有更多的金融创新产品被创造与衍生出来,它们的价格如何以及其交易是否活跃。物质生产过程怎样越来越不重要,而那些纯粹的价值增值过程,特别是那些越来越远离物质生产过程的价值增值却成为左右美国经济的核心。这种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为杠杆投机活动的泛化,为次贷危机埋下隐患。
2.美国逐渐形成新的国际经济循环方式
由于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导致美国经济出现了虚拟经济特有的“介稳性”和一定程度的“寄生性”[1]。美元输往境外再流回的循环过程中,先是美元流出换回各种所需产品、资源和服务,以保持美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后是境外美元现金回流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意味着这个循环一方面不断将资源、产品带往美国满足美国人民的各种消费需要,另一方面也源源不断地将美国的金融资产带往境外,久而久之,美国消费的其他国家产品和劳务越多,在境外积累的的美元资产就越大,这也就逼迫美国自己的虚拟经济越发达,而同时也越发刺激境外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说,美国经济循环正常与否依赖于“美元国际地位的保持”和“两个与境外交换的持续进行”:第一个交换是美国用不断增加的货币收入总是可以在境外买到其需要的产品、资源和服务,以便维持其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或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第二个交换是流往境外的美元现金总是可以通过购买美元金融资产流回美国。美元的回流依赖于境外对美元资产总是怀有充分信心,不管手里有多少美元资产,总是保持还要购买美元资产的心态,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告诉他们这些资产绝大部分实际是不存在的,是虚拟的。这两个交换只要一中断,美国的经济运行就会被迫中断,导致其经济衰退。
二、美国如何将世界货币体系带入“黑洞”
美国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是银行信用出了问题,其发展的严重性在于作为市场经济信用基础的银行信用濒临崩溃。美元危机则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出了问题,它既包括美国的银行信用,也包括美国的政府信用。让我们来看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玩的游戏。
(一)美元的国际循环与全球流动性膨胀
笔者所谓的流动性膨胀是泛指包括各类证券在内的流动性。流动性膨胀可以大致分成两部分:一是现金流动性膨胀,二是非现金流动性膨胀。经济虚拟化程度越高,现金流动性膨胀持续的时间越短。这是因为,只要金融机构发现超额准备金开始宽裕,银行间市场就会活跃,导致短期票据增加,这会立即稀释现金流动性,如果持续时间再长一些就会使得中长期市场资金充裕,导致各种证券扩张,因此,现金流动性过剩总是不能持久的,它会迅速转化为非现金流动性扩张,这就是为什么在流动性持续扩张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流动性短缺现象的原因,其实这种流动性短缺仅仅是现金短缺。证券数量越是扩张,现金就相对越是稀少,“对冲流动性的政策”也恰恰是利用这个原理。在危机中的流动性短缺则另当别论,金融危机中是呆坏账引起投资者信心动摇,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进程导致对现金的需求骤增。金融杠杆比例越高,一旦出了问题对现金的需求就越大。
现在我们来分析持续了26年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是如何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流动性膨胀。美元现金流入其他经常项目顺差国家,会因为结汇导致这个国家的本币增加,结汇并不意味着本币替代了美元而使得美元退出流通。被结汇的美元现金流到外汇储备当局手中后会再次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将美元现金输送回美国,但债券和其他美国资产却会沉淀下来,形成不断累积的外汇资产。当美元债券到期的时候,这些国家又会收到美元现金,只要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状况不改变,这些现金就只有再次换成新的债券和美国其他金融资产。于是在美国持续经常项目逆差期间在美国境外就积累起了巨大的美元资产。除去官方的美元储备以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美元头寸也越来越大。美国未到期的境外债务就已经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只有大约3万多亿美元是官方外汇储备。美国持续对外输出流动性导致了各国本币的现金流动性扩张,这又引起各种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业的扩张,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虚拟经济发展。
(二)“滥币陷阱原理”与欧元的推波助澜
美元近年来疯狂地注入世界经济已经引起了世界的流动性扩张,欧元出现不久就以超过美元扩张速度的态势加入到推动全球流动性膨胀的行列中来。欧元和美元争相注入世界经济使得流动性膨胀越来越难于停下来,更谈不上控制了。欧元的出现也使得原来美元一币独大的情况被改变,将世界货币体系带进了一个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本来,欧元的出现对美元不是好消息,因为人们终于发现了可以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及其计价的资产,美元也确实因此受到冲击,人们对欧元的兴趣和对美元风险加大的考虑使得美元对欧元汇率一度持续下跌。是谁终止了美元下跌的趋势呢?是一个曾经在硬币流通时的规律“格雷欣法则”的变种暂停了美元跌势。不过,变种的格雷欣法则不是“劣币驱良币”的规律而是新的“滥币拉良币”的规律,正是这个规律挽救了美元持续的跌势。但却将整个货币体系带入了一个加速流动性扩张的漩涡,一个流动性爆炸、风险可能性无限增大的“黑洞”。
在当代,任何货币一旦进入流通就没有自动退出流通的“出口”,央行也多是采用“对冲流动性”的方式来减少流通中过多的现金。由于没有自动退出机制,当货币滥发的时候,它就只有贬值一途。欧元出现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货币体系,在多元化货币体系中,只要有一种货币开始滥发,就一定会拉其他货币下水,也跟着滥发,于是整个货币体系就掉入一个“滥币陷阱”之中,这将导致其他主要货币也有类似的“滥发”冲动。
问题还不仅如此,国际间的流动性缺乏严格的监管,国际间虽然现金量不多,理论上却可以创造出比严格监管下更多的现金流动性,越是在国际间,现金流动性就越具有“内生性”。在现代货币制度下,由于货币缺乏自动退出流通的机制,各种金融资产就成了对冲流动性最重要的工具,每一次现金流动性扩张就会引起一次资产扩张。从长期看,国际货币发行国向国际提供流动性的冲动,国际货币在境外扩张引起的高于国内数倍的乘数效应,美国的持续逆差,各国累计的巨额官方外汇储备(2008年底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资产已经达到6.9万亿美元)以及更大的国际银行业的跨国要求权(近37万亿美元),疯狂的金融投机活动,这一切都意味着世界货币体系正在跌入无法控制的漩涡。
(三)疯狂的投机活动与美国的对外依赖
当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导致世界美元资产充斥的时候,美元的命运就不再由美国货币当局掌握,而是逐渐从美国国内转到了美国境外。随着投机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元的命运不但美国官方无法控制,而且各国的官方都缺乏对国际货币美元的控制力。美元命运越来越与投机活动密切相关。国际投资者(包括全球性的财富基金、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等)对美国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政府机构债券等安全性较高的长期债券)是否有信心,就成了美元命运的决定性力量。金融资产的创造和价格的维持,靠的是货币流的不断提供以及人们对其的信心。当美国境外滞留大量金融资产的时候,对美元资产的信心就不取决于美国国内的居民,而是取决于美国境外从事各类国际金融交易的国际炒家对美元资产的信心。将本币信心的生杀大权放在境外,而且是放在境外越来越多的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上,实在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国际对冲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这些金融大鳄通过杠杆作用撬动的资金量可以超过其自有资金的十数倍甚至数十倍。它们已不再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金融大鳄”,与当年相比,它们更加巨大,不会再仅仅钉住泰铢那样的小货币,小的金融风暴已经无法养活它们,它们要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市场上获得营养。它们需要大的金融风暴,它们也完全有力量掀起更大的金融风暴。国际上经营外汇储备资产的财富基金已经达到1.9万亿美元。根据美林银行的数据统计,这些政府主导的财富基金资产规模相当的庞大,前五大基金机构的高规模都在2 000亿美元资产以上。这些规模庞大的财富基金已经不是货币汇率的平准基金,而更类似于寻求利润的投机力量。在金融动荡、汇率波动加大的时候,这些政府官方的基金为了自保就一定要参与投机活动,它们不再是国际金融的稳定力量,而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官方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是用本国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和劳动者血汗换来的,一般都要进行保值性的操作。外汇储备越大官方背负的包袱越大,为了保值或少受损失,它们的行为就会具有越来越大的投机性。越是在危机四伏的时期,它们为了自保,越是要抛售弱势货币及其资产。因此,投机者对美元的信心越来越成为美元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一旦投机者意识到美国流动性过度膨胀以及实体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开始对美元投机,最初的交易就可能通过金融杠杆被迅速放大,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
实际上,美国实体经济的削弱,欧元规模的增加,大量美元储备集中在少数大国和地区当局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境外持有美元资产的机构和较大规模的国际投机活动都可能引发减持美元的风潮,从而威胁到美国经济的稳定,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的这种国际货币格局下,如果各国都不作为,则美元遇到的威胁会越来越多,美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元的崩溃必定意味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而目前在世界货币格局中美元具有核心地位,美国经济面临的巨大风险实质上也就是世界经济面临的巨大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美元危机并不是仅仅表现在美元汇率下跌上,而是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下跌上。国际储备地位的下跌主要表现在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例下降,例如美元从占国际储备货币的65%下降到40%。这种下降有两个途径,一是美元贬值,直到其原来美元资产不断贬值其他资产相对升值达到新的比例;二是通过破产和危机导致许多美元资产消失,以达到新的比例。实际上这二者交替发生是美元占比下降的主要方式。当然,新的比例如何确定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新的比例关系是一个新的均衡点,美国在其中的比例一定会下降。它是各种力量相互冲击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
(四)美国金融危机与美元危机
美国的金融危机与美元危机并不完全一样,金融危机是银行信用或金融信用系统出了问题,而美元危机则是美国国家信用出了问题。支撑金融系统的是人们对美国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的信心,而支撑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是对整个美国经济的信心,而这个信心集中在国家信用上,包括政府信用、联邦储备信用,它们是美国在国际上的支撑。
次贷危机的性质就是美国国内爆发的金融危机,它是美国以银行信用为核心的市场信用系统的危机,是经济虚拟化条件下,杠杆过度运用的必然结果。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资产信用评级不断下降,反映了呆坏账从次级贷款债券到其他资产的扩散过程,直到标志着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债也受到严重影响。当美国政府国内金融危机使得国际上对美国金融资产的信心发生动摇,从而一定程度地引发了国际上对美国国家信用的动摇。
三、美国困境与方向
美联储和联邦政府针对次贷危机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助措施,希望能够及时制止金融危机的蔓延,将美国经济拖回正常的运行轨道。但笔者认为这些措施不能解决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美元危机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危机正在拉开大幕。
(一)次贷危机救助措施的本质是用国家信用支撑正在崩溃的银行信用
美国政府推出的救市措施中拟采用7 000亿―10 000亿美元直接收购呆坏账或者入股金融机构,笔者认为这本质上是将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呆坏账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到美联储以及美国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上,最终呆坏账并没有消失,而是由美国政府来直接承担或者担保了,美国政府救助措施的本质就是用国家信用替代银行信用。这里的问题是:首先,大规模使用国家信用支持银行信用,与美国一直推广到全世界的“自由市场经济”价值观背道而驰,这就注定了短期内不能恢复人们对美国金融业和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其次,此次注资方案救助需要大规模使用美国国家信用,即发行国债筹资来购买金融机构呆坏账。如果呆坏账仅限在美国境内,那么美国使用类似中国的呆坏账处理方法是可以救助的,但目前美国的国家信用关键在境外,美国国家信用的典型代表是国债,据美国统计局资料,2006年底境外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为21 150亿美元,占美国国债总量43 229亿美元的49%。此次救助,美国财政部大规模增发国债行为必然危及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目前由于担心美国国债等级下降,为美国国债保险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价格大幅跃升就是一个证明,这就会造成境外投资者对国债和整个美国经济的信心难以持续,如果大规模救助方案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对美国的未来看淡,就会引致美元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
(二)次贷危机是美元危机的序曲
次贷危机会逐步扩展到其他金融资产危机,如印地麦克(IndyMac)银行是一家专门提供接近优级(Alt-A)贷款的银行,其倒闭证明资产信用风险已经由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充分传递至接近优级贷款市场。迄今为止美国20个大城市的标准普尔Case希勒指数均下跌了20%左右,市场普遍估计美国平均房价还有10%―15%左右的下跌空间,房价继续下跌无疑将导致接近优质乃至优质抵押贷款的违约率继续上升,从而造成基于优质抵押贷款债权的衍生证券资产价值进一步缩水,导致境外投资者进一步对美元资产丧失信心。这会加剧境外对美元资产看跌预期,引起抛售美元资产,引起美元汇率新一轮下跌。因此美国更大的麻烦在境外,境外对美元资产丧失信心意味着对美国经济丧失信心,包括对美国银行信用和政府信用的进一步动摇,就会引起美元汇率的新一轮下跌。危机将会由美国境内发展到境外,由美国银行信用的危机发展到美国国家信用的削弱。
(三)美国不能靠自己的外汇储备来干预美元汇率
美国现在的金融危机已经紧密地与美元危机联系在一起。美元资产下跌会引起境外对美元资产的抛售,这会引起美元汇率的下跌。在固定汇率时期,任何货币在其汇率大幅度下跌时,其当局都会干预其汇率,用持有的黄金或外汇购进本币,以支持其汇率。这就需要足够支持其汇率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浮动汇率曾被认为不需要这样做,因为贸易收支会在汇率自由浮动的调整中自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事实远非如此,浮动汇率下,美国仍然持续经常项目逆差,而美国却没有足够的外汇和黄金来平抑美元的汇价。这样美元汇率就依赖于美元资产的持有者对美元的信心,当这个信心发生动摇的时候,美国人只有想办法吸引人们重新对资产感兴趣,而不是自己出手买进,因为美国人只有美元。除非美国通过与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一方面将美元资产钉死在境外(各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不再抛售),另一方面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购进美元资产以支撑美元汇率和美国资产价格不致持续下跌。
(四)根本问题与今后的国际货币体系
次贷危机和美元危机的根源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所致,根本的措施是要增加实体经济的比例,减小虚拟经济的比例,并使得二者的发展不再呈现虚拟经济发展会进一步压缩实体经济的这种背离趋势,使美国“去工业化”的发展止步。
美国长期以来可以对世界发行货币,却没有任何有约束力的义务和责任,这就当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问题。当欧元出现和世界进入多元化货币体系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好处,“滥币拉良币”的规律会缓解美元的危机,却会加深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笔者认为,世界必然会在规律的作用下形成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无论是世界还是准备做大国的中国,已经到了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做预案的时刻了。
参考文献:
[1] 成思危.虚拟经济探微[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23-28.
[2] 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货币体系
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关注现有货币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隐含的巨大风险,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重新被人们所重视。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预言未来20—40年内,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元的霸权地位将有所动摇,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因此,在这国际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沿着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变化的趋势、追寻美元、马克、日元等相关货币的国际化经验,探讨有关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下面将有关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的历程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的相关论文进行归纳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货币国际化涵义的讨论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有关货币国际化的研究也日益增加,关于货币国际化的涵义学者们众说纷纭,但尚未形成一个标准的、统一的概念。大体上来说,货币国际化最突出特点就是货币的职权将不再受一定行政区域的限制。Cohen(1971)最早从货币职能角度定义了国际货币,认为国际货币就是某种货币国内职能在国外的扩展。政府和有关部门出于多种目的,将货币的使用扩展到其发行国以外的地区时,该货币就发展成为了国际货币。Hnrtmann(1998)认为,当某国货币被货币发行国以外的机构和个人接受并行使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职能时,其国际化之路就开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跨过本国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交易和流通,最终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高涨,国内学者对于国际货币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他们给出了如下定义:游春(2009)指出,货币国际化是随着本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外市场的扩展,该国货币在本币职能基础上,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境外货币自由兑换等多种方式流出本国,在境外逐步行使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的职能,从而由国家货币渐渐演变为区域货币、世界货币的过程。战玉峰(2009)提出,国际货币等同于世界市场上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的特殊商品,它是指在国际范围内,全部或部分的承担着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储藏和支付手段等职能的货币。
二、当前货币国际化的主要理论
货币替论:货币替代是开放经济中所特有的一种货币性扰动。V.K.Chilly(1969)提出“货币替代”的概念,它是指在货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外币全面或部分地取代本币行使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及价值贮藏等职能。Mckinnon(1985)将货币替代分为直接货币替代和间接货币替代,前者是指两种货币在相同的商品领域作为支付手段竞争,后者则是指非货币金融资产在投资者之间的转移。此外,货币替代又可分为对称性货币替代和非对称性货币替代,前者是指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相互同时持有本币和外币,后者一般发生在欠发达国家,它是指本国居民对外币有持有的需求,而外国居民对本币无需求。货币替代的过程实质上是不同的国家之间货币竞争的过程。Calvo, Yegh(1992)从交易媒介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替代现象,他认为货币替代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最后阶段。Guidotti & Rodriquez(1992)提出了货币替代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它是指在现实中,当一国货币完成了对他国货币的替代,反替代的可能性就变得极小。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s,以下简称OCA)理论是关于区域货币一体化及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最早由Munddl于1961年提出。具体而言,最优货币区是指区域内国家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货币一体化,继而拥有一个共同的货币,或是在区域内保持各国刚性的固定汇率和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而对区域外实行浮动汇率。继Mundell之后,MeKinnon提出了经济开放标准,即通过测算贸易品占非贸易品的比例来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在经济开放程度较高、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实行单一货币较优。相反,若采取浮动汇率制,由国际收支赤字所造成的本币汇率下浮会导致较大幅度的物价上涨,从而抵消了本币汇率下降对贸易收入的促进作用。接着,Kenen又提出了产品多样化标准,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抵抗外来经济冲击的能力较弱,应当实行单一货币。此后众多学者先后提出了单一货币联盟的选择标准。Minz认为政治因素在货币区选择中至关重要;Fleming主张将通货膨胀水平作为划分的标准;Ingram认为应当充分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提出了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Lars在Tavlas、Baymoumin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最优货币区理论扩展为一系列标准,从而避免了单一标准的缺陷,并将这些标准细分为国家的具体标准和货币联盟的具体标准两类。其中,国家的具体标准主要有工资与价格的高度灵活性、产品的高度分散性。货币联盟的具体标准有相似的产品结构、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经济活动的高相关性、经济政策偏好的相似性、文化与历史因素的类似性等。
三、对于引入他国货币国际化经验的总结
在引入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进程来指导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并且研究大多只是停留在理论分析和设想层面,缺乏理论支撑和验证。陈炳才(2001)分析了人民币可兑换的不对称性问题,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走美国式路径,即通过提高人民币的声誉和加快人民币可兑换来实现。周林、温小郑(2002)对美元国际化、日元国际化,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国际化历程进行了概括总结。李建军(2003)比较了美元、日元和欧元的国际化路径,他认为美元国际化依赖于全球性汇率协作制度安排,欧元国际化依赖于货币联邦制的区域性制度安排,日元国际化则依赖的是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政策。李伏安(2009)分析了美元演变为世界货币的历史过程以及日元国际化进程受阻的原因,提出了发行人民币债、发展人民币衍生产品,健全资本市场等建议。
在借鉴他国货币的国际化经验时,同为亚洲货币的日元,其国际化的失败经验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上川孝夫、今松英悦(1997)指出,东亚地区发达的区域贸易带有加工组装贸易的明显特征,零部件、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贸易大多集中在区域内,而最终产品市场仍然集中于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区域,这样的分工结构导致日元在亚洲贸易中难以发挥载体货币的职能。Mckinnon(2005)认为,亚洲虽然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生产体系,但由于东亚国家“高储蓄”问题的存在,使得亚洲国家的自身需求不大,而是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亚洲国家将货币钉住美元便成了必然的理性选择。多恩布什对汇率超调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指出日元剧烈波动,汇率偏离长期均衡值,存在贸易交易和资本交易风险,是阻碍各类交易中日元使用范围的扩大的原因。李晓(2006)认为在“美元依附体制”下,汇率变动在日本的传导效应要比美国大得多,因为无法维持日元与美元币值稳定,致使无法形成稳定的汇率预期,并且国内金融市场缺乏开放和活力,也阻碍了厂商正常的生产与贸易活动。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追寻德国马克的道路:殷醒民(1998),通过分析德国马克国际化过程说明了金融稳定在货币国际化中的重要性,并给出了金融稳定的基本条件:低通货膨胀率、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以技术复杂的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等。中国金融学会王信(2009),通过研究西德马克可兑换和国际化历程,提出了以下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要在货币政策自主、有效,国内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允许人民币在未实现可兑换前发挥部分国际货币职能;抑制套得资金单向大规模流动等。
四、有关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讨论与验证
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结合世界主要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作为货币国际化的发行国一般应该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规模和开放程度,这是一国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二是具有充足的国际偿付能力;三是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和具备有效调控的条件;四是具有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五是具有合理的汇率水平。一些国外学者试图从贸易结算时的货币偏好出发,分析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条件,McKinnon(1979)从产品竞争力角度对计价货币进行了研究认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能够形成“技术垄断”,从而该类商品往往以出口国的货币计价,而初级商品的出口国则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这类商品反而以进口国货币计价。这充分说明了出口贸易结构对货币国际化产生的影响。曾康霖、虞群娥(2002)认为,一种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包括该货币未来的价值可以预测、支持该货币的是一个强大和富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具有开放和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闵娟(2005)则更加强调了政府之间的制度合作,即通过政治来推动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性。
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Grassman(1973)通过观察丹麦和瑞典间的贸易,发现在国际贸易中人们倾向于使用生产者所在国的货币计价。清华大学李稻葵、刘霖林(2008)利用各国央行国际储备、贸易结算、以及国际债券中不同货币的占比情况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了影响一国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内在因素。并进一步模拟了未来2020年主要国际货币在国际储备、贸易结算及国际债券中的比重,特别是在假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得出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和国际债券中的比例可能达到近20%的结论。
五、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是否成熟的讨论
我国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曾宪久等(1988)提出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实现金融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并没有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行详实的分析。此后,姜波克等一批学者开始从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出发,详细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当前的发展阶段、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国际化带来的经济效应等问题,并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在学术界引发了较大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我国各方面实力的增强,人民币已具备国际化的条件;而也有一些学者不赞同人民币在近期内国际化,并给出了相关理由。下面具体来看。
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成熟的观点主要有:Andrew Freris(2003)分析日元和欧元没有美元强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和欧洲是净债务方,而中国作为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的债权国,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潜力很大。高圣智(2007)认为,中国目前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充足的外汇储备,可进行资本输出,这将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朱民(2008)同样从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债权国货币才会成为国际货币和强货币,中国已从债务国转变成为债权国,而人民币从弱货币转变成为强货币将是一个最大的变化,人民币有成为国际货币和强货币的可能。罗熹(2009)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正面临历史机遇,理由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世界货币体系变革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中国金融体系比较稳定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刘煜辉(2009)认为从中期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条件其实已经具备,这主要是由于近5-lO年中国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形成了庞大的逆差,而逆差的形成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决定性的条件。
持反否定意见的学者大多认为,目前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他们的观点主要有:Barry Eichengreen(2005)分析,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并不容易被他国替代,至少在未来四五十年内人民币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还不成熟。巴曙松(2007)利用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国际经济政策工具等货币国际化指标,来衡量了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发现人民币目前所发挥的国际货币职能有限,并多限于周边经济体,所以虽然人民币已经开始了国际化的步伐,但目前仍处于货币自由化的深入阶段和货币区域化的初始阶段。李稻葵(2008)指出金融体系尚不健全是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这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中采取温和的压抑政策所导致的。丁志杰(2009)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路径应从区域化到国际化,目前中国还不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人民币的货币影响力主要集中于亚洲,因此立足亚洲,特别是东亚,是现阶段现实的稳妥选择。刘曙光(2009)总结了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国际环境条件和国内经济、制度政策以及政治军事实力等要素条件,并提出贸易结算外汇化、人民币不完全兑换和汇率缺乏弹性等制度安排形成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掣肘。张礼卿(2009)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还不成熟,并给出三点原因,即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我国尚不具备高度发达的特别是具有高流动性的国内金融市场、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开放,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国居民和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自由和机会,从而也就限制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六、有关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研究
不少学者给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和方案:巴曙松(2003)指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采取务实策略,从边贸推动下的人民币区域化策略起步,逐步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便利程度,提高人民币使用规模,并相应做好监管方面的准备。人民币国际化研究课题组(2006)指出,要把在华人较多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作为近期和中期的目标,凭借香港、澳门与内地密切的贸易往来优势,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继续稳妥推进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的人民币业务。巴曙松(2008)给出了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分别是人民币自由化、人民币区域化和人民币全球化。李稻葵(2008)则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采取双轨制,第一个轨是立足于中国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可兑换,并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第二个轨是在以香港为主的境外,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规模及交易水平,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场,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尽快在境外建成与欧元证券、美元证券相抗衡的人民币金融市场。黄海洲(2009)提出,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新改革开放的推进器,应该分三步走,即第一步:支持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作为计价单位,促其成为结算货币;第二步:积极利用中央银行之间的互换协议,促进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第三步: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及早成为SDR的一部分,促其成为储备货币。
七、文献综述的启示
在大量阅读文献、分类整理后,我发现在以往的人民币国际化研究中,关于货币国际化的概念、人民币国际化成本收益的分析、路径和时机的选择等问题是讨论的比较多的。比较欠缺的方面在于:首先,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而缺乏对货币国际化问题,特别是对于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其次,关于货币国际化经验方面挖掘的并不是很深,大多都是简要的回顾一下别国货币国际化所经历的主要阶段,缺乏对于当时该国经济、金融、包括政治情况的进一步探讨。再次,前人对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国际化经验的借鉴,大多只是停留在美元、日元马克上的经验研究,有关韩元和新加波元的探讨却很少涉及,然而我国作为亚洲大国,亚洲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对我们来说有着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因此作者认为今后有关货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可以更多的关注上述几个欠缺的方面,对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做出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Mundell. R.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Vol.51(Sep):509
[2] McKinnon, R.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ternational Mon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3, Vol.31, No.1-44
[3]姜波克.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几个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4(03):62-72
[4]张礼卿.国际金融体系:历史、现状与趋势[J].求是,2003.(22): 58-60
美国当然要对储备货币无法继续支持世界贸易增长负起责任。如果白宫此前的几位当家人能够正视美国经济长期保持的低投资率——与世界上最贫困、经济增长最缓慢的撒哈拉以南国家不相上下,将来自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为美国赢得的海外债务型流动性,用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以此持续改善美国的就业市场,增强国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能力,而不是毫无节制地扩大同样是债务型的消费,以及盲目扩张与此有关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那么,金融危机原本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化解。
不仅如此,美国长期以来的海外投资扩张,其本质依然是美国海外债务型流动性的扩张,虽然明显提升了大企业的盈利能力,但在生产力快速向海外流失的同时,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节节攀升。这进一步促进了支撑美元信用的基础不断裂变。
不过,一味地追究美国的责任,而不是同时反思本国的责任,绝不是一个好的态度。
换一个角度看,钱是用来花的,储备货币与任何货币一样,归根结底的用途是交易的媒介。如果发行在外的储备货币加快周转,而不是被一些国家大肆囤积,那么,当前的储备货币危机也不会严重到如此地步。
来自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7年,世界外汇储备合计由1.55万亿美元大幅增长到4.3万亿美元,累计增加额多达2.75万亿美元,相当于前10年累计增加额的4.4倍。其中,仅来自中国的增加额就高达1.4万亿美元,占以上世界外汇储备合计增加额的51%。加上日本、俄罗斯、印度及巴西同期的表现,5国合计增加额为惊人的2.82万亿美元,是同期世界外汇储备增加额的1.03倍。
储备货币的囤积,说明世界贸易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也意味着囤积储备货币的国家未能将外汇储备贡献的流动性用于促进国内经济的更快发展。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长期依赖贸易顺差贡献的流动性增长。那些真正富裕起来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借助于出口快速增长期间获得的流动性来加快本国经济的结构型转型,进而实现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后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由于劳动力成本具有十足的刚性,一旦成为制约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注定会使本国经济增长的链条出现断裂。
另一方面,储备货币向来的历史教训表明,一个国家的“得”,是另一个国家的“失”。当主要出口增长国将储备货币囤积起来之后,势必导致另一些国家以至世界出现储备货币短缺,同时也限制了另一些依赖资源性产品出口来改善国内经济状况的国家的发展。
糟糕的是,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固执地认为外汇储备不是用来花的,而是用来防范风险的。正是这一思想主导着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令外汇储备对年进口的比率由1990年的21%提高到2000年的74%,以至目前的180%。既然中国只有少量的融资型海外债务,外汇储备对年进口的比率保持在30%便足够了。
然而,过度的外汇储备,一方面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危机的部分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严重低估了中国总人口演变趋势当中的重大风险。
由于财富增长总是与抚养比成反比,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到2100年,中国总人口将从13.8亿人的峰值减少到5.6亿人。这意味着,假如中国不利用现阶段外汇储备充裕这一有利时机加快国内经济转型,那么,20年之后,中国继续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面对当前世界储备货币危机,有两句话很值得思考。
一是儒家名言:“君子反求诸己”,
一是道家名言:“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教师朗诵比赛活动总结
为了加强教师基本功训练,提升教师的朗读水平,教导处根据语言文字规范化活动计划,于2015 年6月15日下午,开展了“朗读美文 展我风采”的教师朗诵比赛。本次活动旨在提高我校青年教师普通话水平,营造浓厚的校园读书氛围,提升教师教学基本功,促使教师重视朗读教学,促进学生健康和谐发展。现将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 领导重视 组织有序
学校十分重视本次活动,教导处制定了详细的比赛方案及比赛标准。为了促使教师掌握诵读技巧还利用教师业务学习的机会,请黄冬梅校长做了朗诵技巧与方法的讲座。青年教师茅塞顿开,各年组掀起了一股诵读热潮。
二、参加踊跃 赛出水平
本次活动共有18位教师报名,比赛当天有一名老师生病为能参加,所以共有17名选手进行了角逐。诵读过程中,青年教师以标准的语音、端庄的仪态、丰富的情感、自然的语调、恰当的停连、清晰的吐字博得了台下的 阵阵掌声。 评委组成员主要是以校长为首的领导班子及学年组长,比赛采取去掉一个最高分、去到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的计分方式。评委打分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比赛历经90分钟,最后评选出了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5名。徐金凤,黄双等年青教师的精彩朗诵,让在场的观众为之动容,并获得一致好评。
三、不足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通过比赛,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我联校教师的诵读水平上升了一个新台阶。但我们必须更清晰地认识到:本次参赛的教师比例毕竟很小,还有大批教师的诵读水平需要加强、需要锤炼;在比赛中,少数教师夹带地方音,存在语音缺陷;在手势、眼神、情感处理方面不够自然投入。我们相信,全体教师会以这次活动的感悟,丰富自己的课堂朗读,使我们的朗读教学水平整体提高。 今后努力的方向:
1、教师要高度重视、矢志不渝地把提高学生朗读水平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来落实;
2、教师要提高自身朗读水平,多给学生范读,以此来带领学生朗读水平的整体提高;
3、教师要以语文课作为训练学生朗读能力的主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