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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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谚语范文第1篇
2、雨下不死南瓜，太阳晒不死棉花。
3、一场冬雪一场财，一场春雪一场灾。
4、禾耘三道仓仓满，豆锄三遍粒粒圆。
5、打好棉花营养钵，天好及时把种搁。
6、田间开条流水沟，旱了涝了都能收。
7、城镇变绿海，除尘少公害。
8、要想长远富，多种果木树。
9、一台戏得合手，不合手戏准丢。
农业生产谚语范文第2篇
[关键词]粮食亩产；农业劳动生产率；水稻；余粮；粮食消费；基本生活
Research on Per Mu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in Sichu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bstract: Sichuan is one of the well - known rice farming areas where there is relatively much information of per mu rice yield as a focus of research. The survey shows that per mu grain yield in Sichu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s to have been 222.58kg/shimu， and that per adult farmer per year can be to have produced about1423kg of raw rice which is sufficient to support 4 people(including the farmer oneself). During the mid-18th century， an ordinary Sichuan farmer could have earned approximately 13.04 liang of silver， or over 10400 wen of copper coins (qi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Sichuanese farmers greatly increased the total output of grain. And at the end of the dynasty， per mu grain yield declined sharply， which was refracting a significant social cri- sis. Then， Sichuanese surplus grain， grain consumption and the rural situations of basic living were closely linked to per mu grain yield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the former three give some evidence to the inferential reasonability of the latter two.
Key words: per mu grain yield;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rice; surplus grain; grain comumption; basic living
一、清代四川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之亩产
粮食亩产(土地生产率)是经济史上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对此，相当一部分学人(如宁可、吴慧、珀金斯、赵冈、江太新、苏金玉、史志宏、徐秀丽等)作过出色的研究。其中对清代四川粮食亩产考索较多、影响较大者，主要有(美国)珀金斯、王笛等。
据珀金斯估计，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粮食单产为59～75．5千克／市亩。[1](p20)王笛采纳了这里的两个端点值，分别作为清前期(康雍)、中期(乾嘉)四川的粮食亩产量；再依照宣统年间的统计资料，估算清后期(同光宣)产量为107．5千克／市亩。[2](p109)在学术史上，王笛第一次大体上接通了清代四川粮食亩产的线索，暂时满足了人们对清代四川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的心理期待。
四川是全国重要的稻作经济区之一。故欲了解粮食亩产情况，须先从水稻着手。赵冈等曾利用若干资料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
表1所用的水稻亩产例子亦嫌少，且皆不甚高，而得出的平均值仅2．21石，尚不到全国水稻平均亩产2．25石之数。[3](P15)鉴于四川(特别是盆地)较好的生产条件和清代移民的勤劳品格，一般不至于如此。
20世纪50年代，李文治曾收集到晚清全国主要省区的水稻亩产数据共12个。现从中选取若干例子，略作比较：
同治十三(1874)年六月下旬，吴焘路经德阳，得知当地稻谷亩产量，并将其与长江下游地区作过对比：是时苏州、松江、镇江，上等田亩产稻谷3～4石，不及德阳等地。德阳县的稻谷亩产高于李文治所收集到的四川省外任何地区之数。而一般来说，整个成都平原(和一些条件较好的丘陵区)的水稻亩产皆可能达到(或接近)德阳县的水平。
据光绪《彭县志》卷3，该县上田每亩产米1．2市石，中田1市石，下田0．8～0．9市石，按当地每市斗折官斗2斗计，就是1．6～2．4石。按官定“一米二谷”的比例折算成谷，以仓斗计，则上田可至4．8石，中田4石，下田可至3．2石。遇上丰年，亩产更高一些。上田收2．6～2．7石，下田2石左右；以官斗计，上田5．2～5．4石，下田3．2～3．6石。该县周姓老农，精于农事，每亩产米达1．5～1．6市石，乃至1．7～1．8市石，折合成稻谷并以仓斗计，是为6～7．2石。[4](p87)该亩产量，已达到并略微超过德阳县的数据。
再如道光年间，新都县有一份学田120亩，年租171．3石①，平均亩租1．429石，若以额租一倍计产，当为2．856石。新都与彭县同属成都平原，两县接壤，习俗相近，皆以市斗计量，故此数若以仓斗计，应为5．712石。且另有资料称，新都县引都江堰水以行灌溉的稻田，“其收皆二钟”②。有学者确认：2钟已达6石多[5]。这120亩学田，平均亩产5石多，是不难办到的。
早在康熙年间，四川盆地“小民之家，有种数斗而获数十石者，有种二三石而获数百石者”③。雍正十一年(1773)十月，粤督鄂必达在给皇帝的密折中说：“粤东民人人川成家甚众，”因为“川省膏腴，每田种一石，可收谷百余石”④。这两条材料所指的，很可能是成都平原的情况。收、种之比达100，则产量一定很高。但到底亩产多少，却是疑问，暂设为X。只要找到收、种比例与亩产之间相对应的数量关系，就能够算出X的值。
何炳棣曾经遗憾地写到：“四川和湖南、云南、贵州等省份一样，完全缺少折亩的参考资料，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开发相当晚，土地统计不是以亩为基点，而是以对播种或收获的面积作粗略的估计为基础。”[6](P136)这种现象往往构成学术界研究亩产量的障碍。即使略有蛛丝马迹，亦未可轻易放弃。在川西地区，万幸有一点零散的资料，朦胧着亩产与收种比例之间的关系。
关于清代川西高原的土地生产效率，只可参考民国年间的一些调查材料。虽然这些调查进行的时间稍晚，但该地区在清代的生产技术水平不会与民国时期发生大的变化。作物的收获量与种籽之比，在水桥子为3～4，长春坝平均为5，郭卞为6，大寨为10，暇拉沱为7～15，道孚平均为10，甘孜为10～15。⑤今取中间数9。而嘉庆前后，川西北羌、藏地区，青稞、小麦亩产一般为50千克左右。[7](P226)
这样，结合上面提出的条件，则有9：50=100：X。解之得：X≈556。清初四川田地失耕，草木腐朽，地力得到休养，提高了肥力；加上康雍之时，移民的开创精神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他们勤于耕作，善于种田，盆地内个别地方水稻亩产达到或超过500千克，未必完全是夸张其辞。但是，为了审慎起见，姑且将其折半计为278千克／市亩。
象上述德阳、彭县、新都等地这样比较清楚的记载，实为凤毛麟角。不过，差强人意的是，通过租谷与亩产的关系，亦可找到接近稻谷亩产的一条曲折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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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新都县志》卷2。
② 民国《新都县志》第2编。
③ 民国《遂宁县志》卷7。
④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
⑤ 郑象铣《西康高原区之农业与移殖》，见《边政公论》第2卷第11期。按，水桥子等7个地方，在今甘孜州境内。
以上12个亩产数据可分为两组：第1～6号为成都平原组，第7～12号为四川盆地一丘陵组。上述彭县、新都县的水稻计量。在成都平原是极有代表性的。换言之，该平原区稻谷应当皆以仓斗计，故第1～6号亩产数字加倍。在第二组数据中，第9号达6石多，计量应是仓斗①，第8、10、11号之计量亦极可能与之相同。第7、12号则全在两可之间，为保守起见，不作折算，权且认其为仓斗。
关于当时收租额与亩产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亦值得重新加以考虑。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习惯于采用对半租来进行有关统计分析。的确，地租额有时达到甚至超过产量的50％，但在清代大部分阶段的正常情况下，对半租是偏高的估计。②
道光年问，忠州书院有9块田的稻谷总产与租谷额有明确记载。
以上12个亩产数据可分为两组：第1～6号为成都平原组，第7～12号为四川盆地一丘陵组。上述彭县、新都县的水稻计量。在成都平原是极有代表性的。换言之，该平原区稻谷应当皆以仓斗计，故第1～6号亩产数字加倍。在第二组数据中，第9号达6石多，计量应是仓斗①，第8、10、11号之计量亦极可能与之相同。第7、12号则全在两可之间，为保守起见，不作折算，权且认其为仓斗。
关于当时收租额与亩产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亦值得重新加以考虑。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习惯于采用对半租来进行有关统计分析。的确，地租额有时达到甚至超过产量的50％，但在清代大部分阶段的正常情况下，对半租是偏高的估计。②
道光年问，忠州书院有9块田的稻谷总产与租谷额有明确记载。
上列30个数据出现的地点，明显集中在四川盆地的平原—丘陵区。它们可按清前、中、后期，初步划分为三组。第1～5号为前期，第6～12号为中期，第13～30号为后期。后期资料较多，咸丰朝历时不长，数据暂缺，但对于粗略分析不会影响很大。前期没有明确属于顺治朝的数据，好在有第1号可勉强作为代表。最令人遗憾的是，乾隆时期长达60年，四川尚无水稻亩产资料出现——也许因为当时四川农业兴盛，人们通常不容易想到粮食会成什么问题，也懒于去关心此事，更不用说调查产量了。乾隆紧随雍正之后，而步嘉庆之前。就粮食产量的一般情形来说，雍正时期与乾隆前期、乾隆后期与嘉庆前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又，第1号数据也可能携带着乾隆时期的信息。且嘉、道两朝在表内未完全分开。出于这些考虑，故略微注意三个时期前后勾连，不作截然的、绝对的划分。具体而言，前期(顺康雍三朝92年)仍为第1～5号，后期(道咸同光宣90年)仍为第13—30号。但中期(乾嘉两朝85年)的前后两段稍作延伸，即为第5～13号，再加上第1号。各期数据加权平均，得到清代四川盆地平原—丘陵区水稻亩产为：前期4．382石，中期4．656石，后期4．351石。上表30个数据加权平均，得到整个清代四川盆地平原一丘陵区水稻亩产的平均值为4．379石。
至于双季稻，只在川南少数地方出产，对全省影响甚微，故略而不计。
(三)粮食亩产
在基本解决水稻亩产问题之后，就应当转入旱地粮食作物的产量方面，以求得粮食亩产。
四川普通早粮的亩产记载寥寥无几，万难据以直接着手考察全省情况，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间接的测算方法。江南地区春花亩产量折合成稻谷，通常为秋季亩产的一半左右[8]。从民国初年全国各省小麦产量来看，四川与苏、鄂、徽俱名列产量最高的省份之中[9]，相互差别不大；且四川盆地平原与大多数丘陵区的复种程度并不逊于江南，故一般小春作物亩产量折合成稻谷时，基本上可以按照江南的标准。但清代四川盆地的冬水田面积较大，粗略估计为稻田的50％，水旱两季田亦为50％。故小春粮食平均可折合稻谷1．095石。宁可等认为，可以将全国水田旱作亩产从低估计为1．1石左右[10]。因此，这里的1．095石，诚不为高。
设水稻亩产为a，四川盆地之平原一丘陵区粮食亩产为b，则有公式b=a×25％+(a+a×25％)×25％+a×50％×50％=0．8125a。
结合前面的数据，四川盆地之平原—丘陵区粮食平均亩产为b=0．8125×4．379≈3．558石／清亩，约合270．03千克／市亩；前期为b1=0．8125×4．382≈3．560石／清亩，约合270．21千克／市亩；中期为 b2=0．8125×4．656≈3．783石／清亩，约合287．10千克／市亩；后期为b3=0．8125×4．351≈3．535石／清亩，约合268．29千克／市亩。
盆地周围山区的水稻亩产，记载极为罕见。民国时期的广元县，“大抵类占谷每亩可刈净谷一石三四斗，白谷止一石二斗许”①。参考这一条资料，将清代盆周山区水稻亩产估算为1．3石。至于小春作物亩产折合成稻谷，以秋季产量的50％计；估计该区水田占耕地的30％，其中50％为冬水田，则该区粮食亩产为1．3×30％×50％+(1．3+1．3×30％×50％)×30％×50％+1．3×50％×70％≈0．87石／清亩，约合66．03千克／市亩。
川西高原多处高寒地带，农耕区一年多种一季旱作物(青稞、小麦等)。仅据前文所述，以亩产50千克肺亩，作为清代该区粮食亩产的参考数字。
四川耕地面积的分布情况大致是：盆地之平原一丘陵区约占75％，盆地周围山区约占17％，川西高原约占8％。[11](P16)盆周山区与川西高原的有关资料太少，故而权且认为这些地方在清代的粮食亩产变化不大。
至此，将以上三个地区合计，初步得到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为270．03×75％+66．03×17％+50×8％≈217．75千克／市亩。同样可以算出，清前、中、后期的粮食亩产大致分别为217．88、220．55、216．44千克／市亩。
这里还要考虑玉米、番薯这两种高产作物对粮食亩产的影响，对上面的数据略加修正。清前期，玉米、番薯在四川种植稀少，故可忽略不计。清中、后期(特别是乾嘉拓殖期间)，人们进一步开发高丘陵和山地，推广玉米、番薯。赵冈等认为，玉米、番薯占粮地比例与其对粮食亩产的贡献有正相关关系。清代全国种植玉米、番薯，约占粮食用地的4．72％，使粮食亩产增加18．76市斤／市亩，[3](p64)合9．38千克／市亩。四川农民对玉米、番薯的栽培范围，从而对粮食亩产的推进力度，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一些。如宣统二年(1910)，全川共种番薯605万清亩、玉米687万清亩，共计1 292万清亩，占粮食用地9545万清亩的13．54％[12](第16～18表)。清末以前当不至有如此比例，姑且减半，以6．77％计之，则玉米、番薯使四川粮食亩产增加9．38×6．77％÷4．72％≈13．45千克／市亩。现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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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广元县志稿》卷11。
半计之(6．73千克／市亩)，分添到清代四川中、后期；①并以其1／3(即4．48千克／市亩)加到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之上。
经修正，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约为222．23千克肺亩，而前、中、后期的粮食平均亩产分别约为217．88、227．23、223．17千克／市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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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后期，四川玉米、番薯的种植面积应大于中期，但中期新开发的边际土地，其自然肥力较高。故此处将两者拉平，对半分添。
② 按，若将这三个数据加权平均，得222．77千克／市亩，与222．23千克／市亩误差不大，可以忽略。
转贴于 二、清代四川农业劳动生产率
(一)以粮食产量为表征的劳动生产率
在得知亩产量的基础上，算得粮食总产，再除以农业劳动力的总数，即得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严格地说，这只是以粮食产量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但在传统农业时代，这是最重要的生产率指标，并且基本上就是小农的农业劳动生产率。[12](P132)
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粮食用地6674．2万市亩，[2](P109)共产原粮可达14855434360千克。当年，四川人口约2070．9万[13](《附录》)；而民国五年(1916)，四川16～60岁的成年人约占总人口的63％③，估计农民占总人口的80％，则嘉庆十七年四川的成年农业劳动力④约为1044万个。清代，全川每个成年农业劳动力可生产原粮1423千克；若以每人每年消费原粮351千克计(据包世臣说，参后文)，则一个成年农业劳动力大约可养活连其自身在内的4口人。如法炮制，则可以算出清代不同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详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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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据施居父《四川人口数字研究之新资料》第35—36页有关数据算出，成都民间意识社，1936年。
④ 本文不拟采用“完全从事粮食生产的农业劳动力”这一概念，因为此种理想化的劳动力事实上绝难存在，仅仅具有算术上的意义。
清前期，由于土壤的自然肥力较高，耕作即使不怎么精细，粮食亩产亦能达到相当水平；加之人口很少，劳动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的土地空间，故劳动者的生产率很高。在中期，四川农民通过辛勤劳动，使粮食单产量有所提高，但人口增长速度(约253％)远远大于粮食用地和粮食亩产的增长速度(分别约为125％、4．31％)，因而生产率出现下降的趋势。清后期，粮食单产较中期略有降低，粮食用地进一步扩展，使原粮总数达到中期的2倍多，但人口接近中期的4倍，故劳动生产率不可避免地继续走着下坡路。是为“过密化(involution)”①现象之一。
“过密化”是农民为争取生存而作出的牺牲。照乡土观念，人们将总的收获量看得比短期的生产效率更重要。农民把生命消磨在土地里，只要力气不白费，他们都愿意投入劳动。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劳动力闲着也是闲着，只要用起来，多少会有所得。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家人的长远生计，不会那么斤斤计较短期内的效益；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是从单一的经济学科立场出发的。这就和后来的人们非常强调效益有很大的不同。
上文主要着眼于全省性的宏观考察，下面根据资料情况，作一些微观分析。
嘉道之际，江南有一位注重实政、关心民生的大学者包世臣。他非常熟悉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也曾经到过川东地区。对于口粮，他的说法是：将男女老幼合并“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②。稻米3石可折稻谷6石，合351千克。笔者认为，包世臣的观察、计算，比珀金斯的估计更切近实际。川中乡土谚语云：每人每年“不饱不饥三石谷，”约合仓斗6石，与包氏所言正相吻合。王笛称，乾隆中期，川省生产粮食约30亿千克，按人均消费400千克算，全川每年消耗约28．5—29亿千克，则每年约可剩余1～1．5亿千克，合200多万石。[2](P207)王笛对人均粮食年消耗量的把握，比珀金斯要准确些．同包世臣和川中民谚的说法差别不很大。道光时期，蓬溪县令奚大壮说，“蜀中为产稻之区，一岁所出之谷，足备数岁之用”③。温江县“岁产米，可食三年”④。此三条记载平均，1年所收稻谷可供16／3年食用，1个全劳力1年至少可产稻谷1872千克，生产率高于前面匡算所得的清代平均水平。
在清代夔州府云阳县，“大抵良农一人，足耕出谷二十石之田”⑤。不知云阳县的计量单位是仓石还是市石。四川“斗斛之大，倍于他省，”而“市斗比仓斗大，有加倍者，有倍半者，有两倍者，各处不同”⑥。一般来说，1市石≈2仓石。云阳县这一条资料先假设为仓石，20仓石约合1117千克，尚未达到清代四川农民的平均劳动生产率1423千克之数，绝不能构成一个良农的基本标准。因此，清代云阳县计量单位“石”应指市石。一个优秀的农民，一年生产2234千克粮食，超过清代四川平均劳动生产率，接近清前期的平均值2630千克是比较合乎情理。
成都平原附近的安县，“同治光绪间，农业最发达。虽佃耕之家，种田二三十亩，或十余亩，皆足以赡家口，而自耕自业者可知”⑦，清代云阳县佃农多“输租自百石以下，少亦五十石，”即使按地租率“获十输五”⑧，估计每个农户耕田大概为20～50亩。方行认为，清代四川中等农户的耕地规模，一般可以20亩计[11]。如以平均亩产222．23千克／市亩⑨计算，则一个中等农户可收获原粮4098千克。设若1家5人，劳动力为2．52人，则其劳动生产率为1626千克。有的家庭更大一些，种田更多，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那些“边际成本”甚低的劳动力进行生产⑩，则生产率可能会更高。
如此看来，关于清代四川粮食亩产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本文的推算结果不算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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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等人的“过密化”理论，强调的是单位工作日的劳动报酬递减趋势。本文借用这一概念，具体指的是以粮食为表征的农业年劳动生产率降低现象。
②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
③ 光绪《应城县志》卷2。
④ 民国《温江县志》卷3。
⑤ 民国《云阳县志》卷13。
⑥ 民国《南溪县志》卷2。
⑦ 民国《安县志》卷56。
⑧ 民国《云阳县志》卷13。
⑨ 204．90千克／清亩。
⑩ 特别县在涪前期。
(二)货币形态的劳动生产率
以上是以粮食为表征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以货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清代四川农民劳动生产率又如何呢?全省范围的系统资料是否存在，恐怕有疑问，不过，小范围内的零星记载倒是有的。
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云贵总督张允随奏称：“天下沃野，首称巴蜀。在昔田多人少，米价极贱。雍正八九年间，每石尚止四五钱。今则动至一两外，最贱亦八九钱”①。此应为当时成都市区的市场销售价，农村市场价应低于这个水平。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新繁等五县谷价，较省城每石贱二三分，加以运费，每仓斗谷一石，总共不过三钱七八分。以二谷一米计算，每米一石，亦不过七钱五六分”②。此五县当为成都府属县。县级物价贴近普通农民经济生活，参考价值较大。每石稻谷如按三钱六分计，农户年产谷一百石，约值银36两。四川“历来银价，乾隆以上，每两合制钱八百文”③；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时银一两，值钱八百枚”④。则农户稻谷年产值折成钱，约为28800文。稻麦(或豆、油菜、杂粮)两熟的普及，主要实现于清代。小春一项，为农户增加收入5760文，即年产值增加1／4[8]。
若按18世纪中期每石稻谷(60．5千克)0．36两银折算，四川农民每年平均粮食生产率1423千克稻谷，可换银0．36×1 423÷60．5≈8．47两。不过，粮食生产只是农业生产的一部分，一般农民还有其它方面的收入。民国年间，布朗对峨眉山25个田区农户各种收入及其所占比例作过比较细致的调查统计。平均言之，粮食收入占总收入的64．97％。[14](P416)以此为参考，将清代四川粮食生产占总收入的比例估计为65％。则18世纪中期，四川一个普通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大约表现为银13．04两，或钱10400余文。
清末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可以绵竹县为例。该县人口218581，耕地573186亩，人均耕地2．6亩。上田1亩年产粮食约值钱10千文，中下田年产粮食值钱6千文，全县合计4105500千文。“除支用解款、衙门公费、吸烟消耗”外，余3852500千文。以全县人口平均，“一人一岁得钱17千文零，仅给衣食。若遇冠婚丧祭、水旱偏灾，则负债失业，流离转徙。此民之所以日即于贫，而人口之消耗于此可见矣”⑤。王朝末世，乱象纷呈，粮食生产亦会受到严重影响。五花八门的苛派勒索，使这种生产不能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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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实录》卷311。
② 《乾隆实录》卷289。
③ 民国《乐至县志·食货》。
④ 民国《荣县志·食货志》。
⑤ 光绪《绵竹县乡士志·户口》。
三、清代四川余粮、粮食消费与农村基本生活情况
与粮食亩产、农业劳动生产率紧密联系的是余粮、粮食消费、农村基本生活情况。考察这三个方面，可为前者的合理性推测提供佐证。
(一)余粮
清代四川有多少余粮?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难给出基本的参考数据：
总的看来，清代四川一般会有余粮：每年所获，可供1．20～3．31年之食。
上文提到王笛的估计：乾隆中期，四川每年剩余粮食1—1．5亿千克，取中间数1．25亿千克，合125000吨。若以700万人口①计，每人每年剩余粮食不足18千克，稍微大方一点就报销了。这就很难与彼时的盛世局面相吻合。
本文所测算的粮食余额(从而粮食亩产与劳动生产率)较为持中。可以说，只要是正常年景，清代四川就会有大批余粮(约260—500万吨)。其中有大部分贮于各种仓廪。官方的常平仓、监仓、社仓储谷总数，雍正十一年(1733)约60243吨，嘉庆十七年(1812)为262582吨，咸丰七年(1857)为75913吨[15]。地方上还设有大量的义仓、积谷仓等，民间尚有无数私仓，但积谷缺乏统计资料。另有一小部分粮食运出省外。
(二)粮食消费与农村基本生活
前文提到，包世臣所说的只是基本的正常粮食消费。民间在粮食消费方面，绝不会按照包世臣的低调估计进行操作。实际上，食用之外的消耗渠道和数量更为多样化。如道光二年(1822)，平武县唐开兰称：“川省地方，西及平阳，民间种荞麦为小春，谷子名为大春。向种小春，收后始种大春。合计小春足补两月之粮，米价甚贱。至今人好吃烟，凡平阳膏腴之田，尽行栽烟，不种小春，专靠大春，一年已少两月之粮，米价甚贵。每逢新粮上市，又遭京果铺、糖房、染房、烧房争囤，致穷民不少。川省每州县城内京果铺、糖房多二十家，乡场市镇亦十余家。每铺约费钱三四百钏，通省约费钱千万余钏，则妄费米面不止两月之粮。川省各州县场镇染房染布，刷糨糊米，每家数十余担，徒饰一时之伪；百姓穿衣，一水洗去，有损无益。通省妄费之米，亦不止两月之粮。更有烧房一条，除绵竹县大曲烧房、中江小曲烧房耗费粮食极甚外，每州县有名场镇数十余处，通省约万余处。每处烧房十余家不等，每家每日烤一桶，约费粮食市斗一石余、仓斗二石余。每日一桶谓之单烤单煮，每日两桶谓之双烤双煮。每日合省共计，约耗粮食数百万石，每年约耗粮食数亿石，又不止两月之粮。”C16)物以多为贱。如果没有较高的粮食亩产及其所带来的大批粮食剩余，民间亦不会这般大手大脚，乃至于有意减少粮食生产。至于道光以前的消耗，可能更为惊人。既然如此，则四川在实际上的剩余粮食，有时可能要比表7中的数字少一大截。
清代四川农村基本生活，每每得到民国时人的叹羡。如渠县志书作者云：“回想满清盛世，钱银两货皆极充盈，百物低廉，生计饶足，实有豫大丰亨之象”②。清代出现这样的盛世，首先必须有大量的粮食盈余作为基础。渠县不过是川东平平常常的地方，尚有此等局面；而四川盆地象这样的地方，或农业条件更好的地方，则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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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72表2—8修正数估测。
② 民国《渠县志·钱币》。
清末，四川粮食问题比较突出，因而导致农村基本生活紧张。如宣统元年(1909)，四川粮食亩产为107．5千克／市亩，总产量合9445321吨①；当年人口约4563．3万，[17](P704)原粮基本消费量需16017183吨，缺口高达6571852吨。如果此前几乎没有粮食贮备，又要维持“不饱不饥三石谷”的基本生活水平，该年度全省就会有40％以上的人口(即1872万多人，相当于19世纪初全川人口、或20世纪末整个澳洲人口)处于完全断粮的危险境地。王笛等人受珀金斯的局限，以该年度(应为灾歉年)的亩产作为整个清代的最高值，去迎合珀金斯的推断，勉强建立起清代四川粮食亩产的变动序列，过低地估计了农民的生产水平。换一个角度看，清末四川粮食生产急剧下降，正是乡土社会危机的重大物质根源。清王朝“日之将夕”，亦从四川粮食产量这个侧面透露出来。
综上所述，本文对清代四川粮食亩产与劳动生产率的探讨，主要是基于原始资料基础之上的匡算与佐证。由于资料本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具体的数据不可能达到板上钉钉的效果。但是，上述研究，相对于前人已有的成果而言，应是进一步缩短了与彼时历史实际的距离。此等研究课题欲继续向前推进，尚须发掘更多的资料，做出更大的努力。切望有心、有力者帮助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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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109页有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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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谚语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业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提升机理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1-0068-04
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不仅可以反映农产品区域品牌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价值，同时也体现出了农产品区域品牌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对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提升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途径，制定提升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界定以及评价指标
（一）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界定
农产品区域品牌是一种特殊的农产品品牌，与一般的农产品品牌相比，农产品区域品牌更为强调农产品所在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及人文资源要素优势，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关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涵义，目前仅有学者沈鹏熠给出了明确的界定。他认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是农产品区域品牌拥有区别于或领先于其他竞争农产品品牌的一种综合竞争力能力，涵盖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生长和运营环境、企业营销行为和产品市场表现等要素的总体认知和评价。
（二）基于农业产业集群的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
影响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因素很多，因此，在构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时，学者们往往会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去选择不同的指标。将不同研究者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可以发现产业集群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影响因素，足见学者们都很重视产业集群在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评价中所起到的作用。从本文的研究目的出发，笔者将产业集群这一指标细分为：集群内农业科研院所、涉农行政管理部门、农业服务机构、农业龙头企业这四个一级指标，而每一个一级指标下又包括相应的二级指标，具体来说农业科研院所涵盖农业科研院所的数量、科研人员业务能力、科研人员学历结构等二级指标；涉农行政管理部门包括行政部门的管理能力、农业产业政策及制度体系和行政部门的组织能力等二级指标；农业服务机构涵盖农业服务机构的数量、服务能力和服务覆盖领域等二级指标；农业龙头企业包括龙头企业数量、企业发展规模与速度和研究与开发能力等二级指标。上述各指标共同构成了从产业集群视角评价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二、基于农业产业集群的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提升机理分析
（一）农业产业集群
农业产业集群是以企业的区域聚集为特征，从而达到规模效应的一种重要区域发展方式，它是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现象，也是提升产业结构的重要组织特征。所谓农业产业集群，是指基于当地独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特色人文环境，在一定区域内同绕某一主导产业的种植、养殖等大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联系密切的企业、组织、协会、科研院所等机构在区域上集中，并形成产业竞争力强势的现象。
农业产业集群是产业集群理论在农业领域的进一步延伸，是组织形态运用与农业生产结合的新模式。由于农业产业集群是以某一区域具有的农业资源禀赋为基础形成与发展的，因此，农业产业集群具有一定的地域根植性。一般来说，企业在选址时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往往会选择资源富集靠近市场、运输成本较低的地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由此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企业往往会选择三者距离最短、运费最低的区位，此时只要集聚的效益高于集聚的成本，集聚现象必然会发生。而这样的集聚无疑也会拥有明显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农业产业集群是以农业活动为中心，在产业集群内部不仅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如农产品加工企业，除此之外，还有为农业生产活动提供相应服务的组织和机构，这些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企业和支撑机构南其共生性与互补性在空间上集中在一起，形成了农业产业集群的又一显著特征。另外，在农业产业集群中，由于地理接近，企业间密切合作，可以面对面打交道，这样有利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传播，由此形成知识的溢出效应，获取“学习经济”，并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创新文化氛围。
（二）农产品区域品牌
农产品区域品牌是指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以独特自然资源及长期的种植、养殖、采伐方式与加工工艺等生产的农产品为基础，经过长期的积淀而形成的被消费者所认可的，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区域农产品标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是以区域内特殊的气候、纬度、温差、土壤、水分、传统工艺、人文历史等众多因素为基础的。这些因素赋予了区域特色农产品天然孕育的差异性及相对的资源稀缺属性，使得该区域的农产品和其他的同类产品相比具有独特的区域性特征，从而易于形成竞争优势。而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农产品区域品牌是一种地域性的公共品牌由此导致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权力边界模糊，产权不明晰。从而使品牌难以逃脱“公地悲剧”的厄运。此外，农产品区域品牌往往具有广泛、持久的品牌效应，能引起消费者的从众行为，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去购买同一品牌的农产品，即产生“羊群效应”，是非常有价值的区域资源。
（三）农业产业集群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关系
1.两者具有相似的形成基础。从上述对农业产业集群和农产品区域品牌的阐述来看，两者的形成具有相似的基础，即都是依托于区域拥有的特色农业资源、独特的地域文化、历史及农产品加工工艺。这说明两者中的一个一旦形成，另一个的形成就会较为容易。从本文的角度来说也就意味着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更有利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与发展。
2.农业产业集群是保护和发展农产品区域品牌的重要载体。农产品区域品牌作为区域的无形资产，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要依靠其所依托的有形资产来实现。国内外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表明，农业产业集群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最佳载体。农业产业集群一旦形成不仅能够产生强大的聚集效应，而且会致使信息流、资金流、产品流、人力流、知识流在空间的碰撞，这种碰撞不但可以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奠定物质基础，而且还可以推进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加速传播。同时，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总是伴随着管理机构的产生，这些管理机构总会制定一套有效的规则制度来惩治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最大限度维护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象和声誉；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农户和各种机构之间在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和业务往来，能够有效地避免搭便车现象的发生，所以农业产业集群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来维护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是其发展的重要载体。
3.农业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农业产业集群尤其是发达的农业产业集群有利于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的创造。一方面，农业产业集群所产生的聚集效应强化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价值，并使得品牌价值能够以较快速度转移到产品上去，进而提升品牌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发达的农业产业集群具有一些明显的竞争优势，如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节约、专业化产业支撑体系构建难以模仿的竞争力、发达的专业市场体系、专业化的运输服务体系以及高效的知识扩散系统和合作创新的网络等等，这些竞争优势最终会成为品牌竞争优势的来源集中体现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竞争优势。
（四）基于农业产业集群的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提升机理分析
如前文所述，农业产业集群与农产品区域品牌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根据农业产业集群的界定，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农业产业集群提升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机理。
1.农业科研院所。农业科研院所作为农业产业集群的组成部分之一，主要是为涉农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对于农产品区域品牌而言，其产品是在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或是依赖地域拥有的丰富农牧业资源而形成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要求，新品种的培育势在必行。新品种的培育不仅可以保留原有产品的优良特性，同时也能够在口感、营养等方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仅如此，新品种的形成也是区域品牌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
2.与农业活动相关的服务机构。农业产业集群中的农业活动服务机构主要是指为一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及其从业人员提供各种服务的机构，如金融机构、保险机构以及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相关部门。这些机构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提升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问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通过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企业提供如资金支持等的服务，来进一步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而后通过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来增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竞争力。
3.涉农行政管理部门。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的作用与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作为监督者。农业管理部门作为行政执法部门应该认真履行其作为监督者的职能。具体表现在：监督企业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使用情况，一旦企业发生有损品牌形象的行为应给予及时纠正，必要时要进行行政处罚；监督企业的区域品牌产品的生产过程，以确保品牌产品的质量；对消费者负责对品牌未来的发展负责。第二，作为服务者。为企业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商业软环境，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保障企业的合法收益；为品牌的长久发展保驾护航，实施相应的政策支持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做好品牌后续的运行及管理工作，争取确立一个品牌就保住一个品牌。
4.与农业相关的涉农企业。农业产业集群中聚集着大量与涉农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又是产业集群的主体。农产品加工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不仅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提高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力量源泉。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对品牌产品进行精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区域品牌产品大多是以初级产品或以原生态产品的形态进入消费市场，因而其所能占有的市场份额极其有限，如果能够对这些产品进行进一步的精深加工，就可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进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其次，农产品加工企业尤其是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可以借助自身较强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对产品的传统生产加工工艺进行改良，使得区域品牌产品既能保留传统生产工艺带给其的特性又能融入现代元素，为不同的消费群体广为接受和信任。再次，农产品加工企业是农产品区域品牌首选的营销主体。企业是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自身拥有专业的策划团队，能够及时捕捉市场需求的变化，并作出快捷有效的反应。因此对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营销来说，企业是最合适的营销主体。
三、基于农业产业集群的农产品区域品牌提升策略
（一）加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维护提升其竞争力
由于农产品区域品牌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其产权界定较为模糊。因此，农产品区域品牌具有明显的经济外部性和非排他性。由此导致在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过程中主体缺失问题严重，“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最终导致品牌无人维护而逐渐走向衰亡，即“公地悲剧”现象的发生。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将农产品区域品牌转化为企业品牌就显得尤为重要。转化为企业品牌，企业就成了这一品牌的经营管理主体，并承担起品牌的维护和发展的责任。由于农业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农业竞争优势，必然会推动这一企业品牌的不断发展壮大。
（二）建立“政、产、学、研”互动机制，促进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健康、良性发展
农业产业集群中以农业活动为中心的大量企业和相关部门机构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相关产业的高度集中。从而为“政、产、学、研”互动机制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机制的建立可以使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处于一种联合互动的状态，并围绕着区域品牌农产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共同制定有利于区域品牌农产品未来发展的规划及具体的实施方案，在此基础上谋求这一产品品牌的稳定长久的发展。
（三）提高农产品区域品牌资产价值，提升品牌竞争力
借助于农业产业集群内农业相关产业的高度集聚，可以为大量的农业企业提供了智力支持，从而为品牌农产品加工工艺的改良以及产品的精深加工提供了保障。进而可以提高品牌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品牌的资产价值，最终达到提升品牌竞争力的目的。随着各地区对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工作的日益重视，会不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品牌，这也就意味着这一领域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如果要在这一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只能在产品上下工夫。不仅要保证产品的质量，更要在产品形式、口味、包装等方面做足功课。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口味、不同阶层、不同消费者生产适应其日常消费的产品，才能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提高品牌的资产价值，进而提升品牌的竞争力。
农业生产谚语范文第4篇
摘 要 在“三农”政策推进我国农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同时，农业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归根究底还是制度及相关基础设施跟不上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对探索嘉鱼县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状况，提出了适合农业产业化又好又快发展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嘉鱼蔬菜产业 农业 产业化 现状 对策
湖北省嘉鱼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其蔬菜产业尤其发达，从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嘉鱼县蔬菜产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如今蔬菜产业已经成为嘉鱼县农业的支柱产业，在湖北省遥遥领先，所产蔬菜销往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山西、山东、辽宁、甘肃、河南、河北等23个省、直辖市，是全国闻名的“蔬菜之乡”。
嘉鱼全县在册耕地面积38.65万亩，其中旱地16.41万亩，水田22.24万亩，全县总户数10.24万户，总人口36.45万，其中农业人口25.73万人，农村劳动力12.61万人，1154个村民小组。2009年，全县蔬菜种植面积55万亩，总产量130万吨，总产值12.8亿，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42%、种植业总产值的75%；蔬菜为全县农民人均提供纯收入达3000元，占农民纯收入的60%。2010年上半年，嘉鱼县全县完成农业总产值14.1亿元，同比增长11.0%。全县蔬菜产量达到54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1.8%。全县建成蔬菜板块基地30万亩，形成了18万亩“两菜两瓜”（大白菜、包菜、冬瓜、南瓜）、5万亩大棚精细菜、3万亩西甜瓜、3万亩水生菜、1万亩野生菜等五大蔬菜板块。主推“两菜两瓜”发展，凸显地方优势特色和主导品种规模，特别使嘉鱼“两菜两瓜”成为湖北的一大特色，并具有享誉全国、广销南北的规模优势和市场优势，全县现有14种蔬菜产品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132种蔬菜通过国家无公害产品认证，蔬菜质量安全程度高。
嘉鱼县农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特别是作为蔬菜产业支柱的潘家湾镇发展尤其迅猛，潘家湾镇位于武嘉、咸潘公路交汇处，全镇面积16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8万亩，人口5.8万人，2010年，全镇蔬菜种植面积达8.3万亩，复种面积达25万亩，年产蔬菜50万吨（占全县蔬菜产量的80%），创产值1.6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77%，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060元，其中蔬菜生产为农民提供人均纯收入4120元，占68％以上，蔬菜产业已经成为潘家湾镇农业产业的主导产业。
一、目前的发展状况和模式
随着嘉鱼县蔬菜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模式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理念。但是就目前嘉鱼县蔬菜产业的发展状况和模式而言，发展的还不够完善。
（一）发展模式
嘉鱼县蔬菜生产销售主要以两种模式为主。批发市场+农户以及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户，农户家庭式经营为主，全县有蔬菜专业合作组织蔬菜51个，专门从事蔬菜行业的经纪人83个，100个示范农户，虽然有农业协作组织来组织农户生产，但在管理上沿袭了的经营体制，采取“一家一户式”的生产，各自分散自主经营，没有实现“村与村的联合生产”，农民在生产和销售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单个经营力量弱小，无法掌握定价权，蔬菜经营生产基本处于粗放经营状态。
（二）生产及销售模式
目前嘉鱼蔬菜交易还是以田间、路边交易为主，不便管理，也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而且不透明的交易模式，往往吃亏的都是菜农；菜农与菜商之间产生矛盾也时有发生。从2005年开始嘉鱼县新建农贸市场13个，蔬菜专业市场5个，蔬菜产地简易市场15处，形成从产地――镇――县三级蔬菜销售市场全县创建80多个蔬菜营销组织，5个蔬菜营销协会，2个蔬菜配送中心。潘家湾蔬菜营销协会有会员315人，设有29个蔬菜销售信息部，通过网上信息，促进了蔬菜网上销售和产地直销。今天的嘉鱼县又已经启动了10个蔬菜交易市场建设，以打造统一市场，规范销售渠道。嘉鱼县已在洲湾、潘家湾、渡普、新街沿线征地258亩，建产地农贸批发市场。重点在产销中心的潘家湾，建立一个大型产地蔬菜批发市场，集蔬菜交易批发、加工储藏、包装运销、信息服务于一体，并配套建设蔬菜产销信息网络。这种模式改善了原有落后粗放的模式，更有利于把所有的生产者联合起来，把蔬菜产业做成大做好，使之成为一个产业链。
二、面临的问题
然而，销售量的增长，一些指标性数据的增长并未能掩盖嘉鱼县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也就是这些问题一直制约着嘉鱼县农业产业化特别是蔬菜产业的发展，使得产业化发展效率过低，农民增收缓慢，粗放经营仍然未能向集约经营转变。
（一）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在蔬菜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作为市场的主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偏低导致他们只能在蔬菜市场上进行粗放式经营，例如潘家湾蔬菜专业合作社组织农户发展架式栽培冬瓜500亩，由于没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亩平产量仅16530斤左右，订购价格0.35元/斤，综合亩平产值不到5500元，不少农民缺乏使用新产品、新技术和获取信息及开拓市场的能力，缺乏市场投资意识和开拓意识。忽视长期利益，过于注意眼前的短期利益。这些都不利于规模化经营的形成。
（二）基础深加工不够完善，基础深加工主要涉及到生产，运输，存贮和销售四个环节
1．生产问题
生产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天灾人祸，特别是5，6月份雨水天气多，而11，12月份气温又太低，不利于蔬菜生长，这就需要建立起有效的预报防范机制，例如建立大棚，温室，使气温维持在适合蔬菜生长的温度。
2．运输问题
由于蔬菜成熟的时间相对集中，高峰期大型运输车辆的进出相对困难，嘉鱼县蔬菜市场平均每天进来车辆是36辆，而等待出去的车辆是47辆，表现在空车难进，满车难出，与高速公路连接的部分交通瓶颈已是目前凸现的问题之一。
3．储存问题
缺乏大型的冷冻仓库，保鲜存储是提高效益和缓解运输问题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大规模的存贮仓库还没有建立起来。而销售则缺乏大型的贸易市场，导致产品的销售渠道不够完善。
4．销售问题
缺乏大型的贸易市场，贸易不畅通，信息不健全，导致产品的销售渠道不够完善。
（三）品种过于单一，不利于规避风险
从目前的蔬菜品种结构来看，嘉鱼县的蔬菜产业的品种结构过于单一，近几年来，嘉鱼县的蔬菜产品一直以大白菜、包菜、南瓜、冬瓜等四大项蔬菜种植为主，其产量18万亩，5万亩大棚精细菜、3万亩西甜瓜、3万亩水生菜、1万亩野生菜，其产量虽大，但是均属于低端产品，没有进一步的深加工，产品附加值低，价值小，加上上市时间过于集中，季节性强，一旦遇到市场饱和或者天灾人祸的时候其价值就大大缩减，无法给菜农增加收益，这些蔬菜季节性强，对市场的依赖性大，市场成为其价格的主导因素，不利于风险的规避。
（四）分散自主经营不利于产业化进程
产销以家庭经营式为主，沿袭了的经营体制，采取一家一户的生产，并没有联合起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关系，分散经营，没有一个统一的协作组织和机制，无法将大多数的生产者集中起来，力量弱小，因此菜农在大市场上就没有价格决定权，价格就只能随市场需求变化，有时候甚至转向买方市场，就无法保证自己应有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五）品牌创建及维护工作不到位
任何产品品牌效应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在嘉鱼县蔬菜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经纪人协会和农户都没有形成品牌意识，并且为品牌创建及维护下工夫，使之做大做强，更具知名度。虽然嘉鱼县的部分农产品曾经注册了商标，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如“潘家湾”，但品牌知名度较小。嘉鱼蔬菜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在市场上叫得响的品牌。因此增加科技的投入，提升产业质量，使之成为嘉鱼县的品牌产业，并且做好宣传工作让更多的商家知道了解嘉鱼蔬菜，从而走向全国各地。
（六）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科技投入少，又缺乏专门的研究性机构，科技推广机制不灵活，队伍力量弱，先进的储藏、保鲜、制冷、远程运输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过于落后，而且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蔬菜生产主要还是靠农户自己投入，投入力度成本技术都是有限的，规模有限，日光温室、大棚简陋，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蔬菜生产根本处于粗放经营状态。
（七）基础深加工不强
蔬菜是个季节性强产品附加值低的产品，目前嘉鱼县的蔬菜产业还是依靠产量取胜，“重产量轻质量”是当前的一个现状，由于技术以及理念的局限，绝大部分菜农并不重视蔬菜的深加工，也不善于转化延长蔬菜的价值链，因此无法增加蔬菜的附加值。
三、进一步发展的措施与对策
诸多问题的存在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嘉鱼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绊脚石，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无法科技兴农，农业自然无法走“两高一优”道路；品种过于单一不利于规避风险，又是分散经营，无法向集约型经营方式转变，加之社会服务体系落后，所以这一切都制约着农民增收，农民增收难增收慢。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要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对策，从农民到农业都要进行完善，逐渐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把蔬菜产业做成“高产，高效，优质”的产业。
（一）加强菜农业务素质，对菜农进行培训
嘉鱼县蔬菜产业之所以仍处于粗放型，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由于农业知识水平和产业意识的局限，所以他们不懂得开发新产品运用新技术。对于农民这一块必须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可以成立农业培训机构，请农业方面的专家对菜农进行农业方面的培训，给他们灌输新的知识和理念，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增加资金投入，做好农田排灌技术和机耕道路建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第二，完善公路等交通设施，拓宽车辆高峰路段，使得高峰期车辆也能通行自如；第三，完善农贸市场，规范市场秩序，建立一个大型专业蔬菜批发交易市场，集蔬菜交易批发、贮藏运输、配送销售、信息服务于一体。
（三）改良、开发新品种，促进农业结构的优华升级
一是以市场为导向，把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产品作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依赖优质化、多样化来适应农产品需求的变化，使农业走上由市场决定产量，由需求决定品种质量的轨道。二是因地制宜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新品种，多种品种并行。打造品牌品种。三是要搞好优良品种的培养、生殖，建立起集科研、生产和经营于一体的企业，依靠科学技术开发新的品种。
（四）联合经营，扩大规模，加快产业化进程
在嘉鱼县蔬菜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没有形成“村”与“村”的联合，分散经营削弱了农民在市场中的力量，小生产就无法对抗大市场，对外无法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在市场上也就没有定价权，所以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应该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农会或者其他组织机制把所有的生产者联合起来，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取得市场的定价权，这样才能改变菜农的被动地位，才能在大市场上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其次，关于土地的流转机制也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农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在其发展过程中规模不应过大也不能太小，因此土地的流转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嘉鱼县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规范土地流转机制，提高效率，这样可以从中省出一些土地进行其他方面生产，而这部分土地上的农民也可以把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的产业当中去，这样即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使劳动收入多样化。而这样也是产业化进程的一个必经之路。
（五）建立品牌，扩大市场，增加市场份额
单纯的传统销售发展是缓慢的，而且增收困难，要使嘉鱼的农业更上一个台阶，走得更远的话，必须转化理念，建立自己的品牌，创建品牌意识，所以可以采取对企业、经济组织当年获得地理标识产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及产地认定万亩以上的，分别奖励2万元、2万元、2万元、1万元和1万元；对当年获得ISO9000、HACCP、GAP等质量体系认证的，给予1万元奖励；对当年获得中国名牌、湖北名牌所以的，分别奖励5万元和2万元；当年获得中国驰名商标或省、市级著名商标的，对商标所有人分别给予5万元、1万元和5000元奖励。对发展名、特、优、新蔬菜产品，由专业部门认定为绿色或有机食品，且种植面积20亩以上的，给予企业或中介组织每亩补助2元，农户每亩补助3元。通过这种激励机制来激励农户提高品牌意识，比如“涪陵榨菜”就值得借鉴，嘉鱼的农业必须创造自己的名牌产品，利用品牌效应，占领国内市场。
（六）大力建立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立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保障我国农业上新台阶的重大举措，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选择。要建立起“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机制。完善和标准市场准入制度，切实落实农产品生产、收购、储运、加工、销售各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加快完善农业气象服务体系，重点建设农业气象灾害监测猜测预警、农业气象保障服务系统。
（七）完善基础深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
蔬菜是个季节性强产品附加值低的产品，在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要想提高菜农收入，就必须对蔬菜产业进行深加工制造，提高其产品附加值，比如，大白菜可以在换季的时候进行加工制造，做成腌菜或者泡菜，这样就克服了蔬菜过剩的情况。对于蔬菜这样的低端产品，只有不断深加工，才能提高附加值。
四、结语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湖北嘉鱼县在建设两型农村的过程中探索的产业结构调整为发展农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具体而言在发展农业经济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产业，以科技为依托，以人为本，完善社会公共设施建立起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同时规范市场机制，加强各社会各部门联系。当然在嘉鱼县由于农民自身的各种局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还不够深入，这需要政府的引导。围绕着蔬菜基地做更多的文章，不只要一味在种植规模上突出，还要在其他环节上努力，做到质上的突破，让嘉鱼县的蔬菜基地享誉中国，让农民获得切实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孟建柱.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一个中部农业省的探究.人民出版社.2007.
[2]刘江.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2007.6.
农业生产谚语范文第5篇
1 生物技术在我国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起步晚，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尤其是在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的直接支持下，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在一些领域已经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例如我国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第2个拥有自主研制抗虫棉技术的国家；我国转基因水稻的研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现如今我国涉及农业生物技术的各类研究机构已超过200家，初步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到产品开发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创新体系。
2 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中的实践应用
生物技术之所以能够对传统农业产生冲击，是因为它在改变物种性状、增加抗病害能力、提高单产、改善品质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1 提高作物的抗性
自然界强光、干旱、低温等不利环境因素对作物影响极大，其引起的不良结果之一就是氧离子基团的产生，因此若能提高作物对氧离子基团的耐受能力，就能大大提高其抵抗外界不良环境的能力。例如，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超氧化物歧化酶基因转入到作物基因组中，使其表达超氧化物歧化酶蛋白，以抵抗氧离子基团的毒害，这种技术在烟草上已经获得了应用[1]；另外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出的抗寒、抗旱、抗盐碱等作物也获得了喜人的效果[2]。
2.2 增强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
虫害是导致农作物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全世界每年因此损失达数千亿美元[3]。如今利用基因工程手段把抗虫害基因转入到农作物中，使培育出的新品种具有抗虫害功能。目前，抗虫害的基因主要有两类，一是具有杀虫活性的原毒素基因，另一类是编码蛋白酶抑制剂的基因[4]。
抗病毒最有效的方法是将弱毒株病毒外壳蛋白基因转入到作物基因组中，使其表达病毒外壳蛋白，这些蛋白的积累能够抑制病毒，这样就有效的保护了农作物。例如，美国科学家将烟草花叶病毒的外壳蛋白基因转入到烟草及番茄中，并用于大田生产实践中，其防病率高达90%[5]。
2.3 增加作物新的性状
杂草是导致农作物减产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除草剂在除草的同时也会把农作物杀死，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将抗草甘膦的基因转入到植物中，使植物获得对草甘膦的抗性，在大田中使用草甘膦除草剂时就能有选择将杂草杀死而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从而大大减少劳动力，提高粮食产量。目前已经获得抗草甘膦的转基因植物有烟草、大豆、番茄、马铃薯、棉花等[6]。
2.4 改进农产品的品质
将一些用传统育种方式无法培育出的性状通过基因工程手段引入作物，使作物提高营养价值，并达到改善产品品质的目的。近些年来进行的作物品质改良主要集中在种子贮藏蛋白、淀粉、油脂等成分的含量和组成上。比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使甜味蛋白在马铃薯种成功表达；可使大豆、油菜、向日葵等植物含有较高水平的不饱和脂肪酸[7]。
3 生物技术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展望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首先，在国际上发展生物技术的热度始终不减，仍在你追我赶，激烈竞争。这是由于生物技术多方面的应用价值决定的，而这种应用价值难以很快被其它技术所替代，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2011年统计，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经位居全球第六。其次，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生物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我国政府已对农业生物技术投入大量资金，此外还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建立起众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从事范围广泛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有着广泛的发展和应用前景。相信只要我们发挥优势，奋起直追，我们完全有能力攀登农业生物技术领域高峰，为我国的农业发展作出大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丁福章等.超氧化物歧化酶在烟草上的应用研究进展[J].安徽农业科学，2008， 36（ 5） ： 1897- 1898.
[2]乎庆等.植物抗性基因研究现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31（1）：74-82.
[3]翟礼嘉等.现代生物技术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冯斌，谢先芝.基因工程技术[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5]高传生.美国生物技术及其在农业上应用[J].国外科技动态，1989，（10）：38-40.
[6]顾宝根.生物技术对未来农药的影响[J].世界农业，2000，（2）：2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