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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学者刘吉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是通向世界和平和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是人类未来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于发展中国家抑或对于发达国家都是严峻的挑战,因应经济全球化最好的对策就是全球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这被认为是第五种观点。
经济全球化四种观点
目前,国际上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四种基本观点是: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所以,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化、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化,是美国模式资本主义在全球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这是所谓“自由派”观点;
第二种观点也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化、美国化,因此本质上就是经济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必须坚决批判与反对,这是所谓“新”观点或“左”派观点;
第三种是怀疑派观点,历史并没有显现所谓全球化的事实,充其量不过是出现了高水平的国际化,也就是国家之间经济互动而已,经济全球化是某些理论家的神话;
第四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在世界,但未来如何尚看进一步变革,即著名的“变革论”。
刘吉的第五种观点
常出新论的刘吉的观点与以上四种都不同。
刘吉认为,社会大生产是工业社会的特征,虽然曾经与资本主义伴行,但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体现。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新高度、新阶段,资源和社会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代表了人类社会迄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最先进的生产力,将成为世界和平、世界大同和人类未来新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客观经济规律,是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因此它对一切国家都是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都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
某些发达国家高唱经济全球化,想的尽是对他们通向更加富裕的机遇,而没有看到对他们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是近在眼前的,有些是严峻地潜在着的。就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对发达国家意味着什么?首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无力购买发达国家的产品,使全球市场萎缩,“贸易自由化”还有什么实质意义?贫穷的国家总是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动荡,从而投资环境恶化,“金融自由化”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参与,还有什么经济全球化?这样,反过来必将制约发达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引发起全球性经济危机。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不仅无法幸免,而且即使不首当其冲也必然损失巨大。
其次,“南北差距”越来越大,意味着历史上殖民地与殖民主义的对立将以新的形式再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个贫穷国家的动乱将引起周边地区乃至全球性动乱。更严重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历史铁的规律,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浪潮必将一浪高一浪,阶级斗争也将从国内走向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将结束,代之以新一轮的全球范围的革命与战争。即使在血与火中诞生一个新世界,也将是人类一次空前的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也是向人类的挑战,全人类应该在这一挑战面前深思。新晨
发达国家首先要转变观念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反映本质特征的主要是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整合与分化以及有序与无序等基本矛盾。它们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始终。
1.竞争与合作。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行为主体是在有限空间、有限时间和有限资源的边界条件下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当时空边界和资源容量在最初阶段可以相对满足各自主体的基本需求时,它们就可能处于与外部相互作用和竞争关系较弱、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状态。但是,一旦各自的基本需求超出了时空和资源边界的容量,它们为了争得各自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向外扩展并相互展开竞争则是必然的,“全球化过程使竞争的作用从一种手段、一种经济行动的特殊方法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为了继续生存以至于谋求霸权统治而积极追求的一个目标。”[1](P4)这表明,竞争是世界经济运行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和活力之源。然而,所有主体所共处的空间和资源是以地球为其边界的,而且由于不断进化,不仅人类社会自身的关系结构日趋复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也更趋复杂。这种条件下,由于自发的竞争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经常引起国际的经济冲突和世界系统的动荡;不仅如此,还日益受到自然生态资源环境失衡的严重威胁。这就使它们在竞争的同时,又强烈地意识到对于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通过合作并在努力实现共赢的情况下才可能得以解决,才可能有生存与发展得更好的出路。所以,它们又有着强烈的合作欲望和倾向,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采取合作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经济既存在激烈的竞争,又努力寻求相互间合作的客观现实。即“在一种意义上全球化被看作自由的全球范围的合作;在另一种意义上则被看作畅通无阻的竞争。”[2](P95)
2.开放与封闭。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共处在同一个地球的时空、社会及自然生态系统内,各国和各经济主体相互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因此,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融入到世界经济运行体系中,才可能使自身系统获取不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才可能从世界经济发展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尽管融入此进程的主体有的是“先知先觉”,有的是“后知后觉”,甚至有的还是“不知不觉”。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各国的经济制度和各经济主体在总体上是不断地趋向自由和开放,如今这已逐步成为各自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与此同时,交通、通讯手段的惊人进步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更是强化和加速了这一趋向。但是,各国、各经济主体在某种方面和领域不断开放的同时,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它们在另一些方面又在不断强化自身的边界和意识,力求增强自身系统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以保持自身系统质的存在和特征。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本土化”[3](P206-218)倾向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且,即使发达国家在高唱贸易自由化、要求别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往往采取合法、合理和创新手段进行贸易保护。”[4](P23)这些实质上都反映出封闭性的倾向。此外,全球化竞争中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组织及联盟,企业组织间的兼并、联合和战略联盟等,也都体现出开放与封闭的双重特性。它们在体系内相互间表现出更加的开放性,而对于体系外则表现出体系边界的相对封闭性。所以,这种双重性既存在于同一个体,又存在于不同个体;在不同的条件下或针对不同的事物,就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总之,作为经济系统单元,开放与封闭本身就是相对的,因为边界标志着单元子系统的存在和个性,它是封闭的界限,又是开放的边线。所以,每个经济主体都会根据各自的利益自觉选择开放与封闭的程度和方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曲折道路也正是这种矛盾作用的集中体现。
3.整合与分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一个不断整合与不断分化同时进行的过程。就整合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它是通过自组织机制以“无形组织”和“有形组织”两种方法进行的。首先,世界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种经济要素间通过自发、自主的行为,自组织地形成并扩展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全球性经济系统,这种方式与过程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加速演进,这是“无形组织”的整合。同时,各经济主体、特别是各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减少系统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又自发地通过谈判和协商在一定区域和全球范围,不断整合成具有一定约束力并能有效协调的有形组织和体系,这是有形组织的整合。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类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及形式不断涌现,迭起。比如,全球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以及区域性的欧洲经济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先后形成的数十个这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是典型的例证。就分化来说,主要体现在主体层次的不断分化、经济因素及要素的不断分化,和由此导致的系统结构层次的不断分化,这些就如进化之树不断分化和展开。比如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最初是以国家为单一层次主体,以后逐步向上和向下分化为包括国家、跨国公司、国内企业,以及国际性的区域或全球经济组织和机构等多层次主体,它们共同参与并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4](P22)。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也在逐步分化为贸易、生产、金融等各方面,并且它们又在各自的领域进一步不断分化展开。正是如此,经济全球化的构建和演进才不断呈现多层次、多元化和多极性。总之,“在整个历史上,整合与分化的动态相互影响伴随着生长与发展的过程”[5](P137)。
4.有序与无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通过自组织和它组织过程的会聚和整合,使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形成有序的层次结构和有序协调的经济运行秩序,从而促使世界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及相关因素依照一定的规律和秩序运行和演进。正如经济全球化历程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全球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类经济要素相互间通过市场的自组织和政府及国际组织或机构的他组织,使得有序的结构和秩序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外在到内在不断扩展和深入。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这种有序性既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既体现在静态上也体现在动态上;既体现在微观上也体现在宏观上。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广度和深度的扩展和分化,经济的各部分、各层次、各领域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关系更加复杂;又由于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和随机多变性,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特别是在非线性作用机制下,这些会使系统结构和运行状态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断增加,因而时常会由于某个偶然局部失衡因素而导致整个系统的“蝴蝶效应”而产生金融或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各要素间相互结合与作用所导致的系统有序性与无序性并存是客观存在的,世界经济发展演化过程中有序的运行和危机的时而出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现象的原因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并非是偶然的,既有内在的根源,又有外在的影响。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它是各参与主体的微观行为、它们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组织机制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
首先,它是经济全球化参与主体自主自利行为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中不论是哪类、哪一层次的参与者,都是独立的自主行为主体,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并谋求自身的利益。因此,各主体的行为和倾向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即使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条件下也会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在微观层次,无论是某一主体的个体行为和倾向,还是所有各类主体的群体行为和倾向,本身都存在着矛盾的两重性。即它们的行为,不仅包含着竞争意识,也包含着合作的需要;既存在着对外的开放意愿,又存在着防外的封闭倾向;它既是有序之源,也是无序之因;既是整合的凝聚力,又是分化的推动力。总之,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过程矛盾性的微观基础,也是所有各类矛盾性的根源所在。
其次,它是经济全球化自组织演进内在机制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进程首先是根源于所有参与主体为谋取生存与发展机遇的自主自发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由参与竞争的各种力量所决定的。”[1](P8)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性经济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自组织的演化过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性质、特征、及运行机制都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自然它的矛盾运动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各类主体、各个要素相互组成不同类型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子系统,尽管这些子系统通过自组织过程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系统,但它们作为子系统的行为及演化趋势仍是各异的。它们在经济活动中既竞争又合作、既开放又封闭的行为,通过相互作用促成整个系统不断分化又不断整合、不断导致无序又不断形成有序;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平衡——打破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而不断转化发展的。正是这种自组织的秩序和机制才使系统更具有不断进化的活力和动力。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运动,既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过程的体现和结果,也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的客观要求。
第三,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分化与整合”、以及“有序与无序”等矛盾现象,表面上看仅仅是世界经济系统内在矛盾和内在运行机制的反应,但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去认识,它们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演进客观规律的反映。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系统在一定阶段演化的表现,而世界经济系统进化又是一定阶段人类社会系统进化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所以,经济全球化“一直是人类生存状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展现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动力都是长期的过程。它们涉及人类的基本需要,即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与人们扩大它们自己创造的秩序范围,以便为它们的福祉增加货物、服务和观念的需要。因此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3](P212)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环境,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必须自觉适应这个环境,随其变化而变化。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演化机制和规律,影响并制约着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的机制、乃至整个进程。科学的理论及历史进化的过程已清楚表明,以上分析的种种矛盾运动,本身就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它们实质上是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生态系统运行及演化的客观规律。因此,世界经济系统的演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必然遵循和体现这一客观规律。
通过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深层根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矛盾运动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的本质特征,它伴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始终。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发展
从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及其运动产生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的微观自主行为,运行及演进的宏观自组织机制,以及所处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的历史演进客观规律的约束。所以,它是客观的存在和必然的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些矛盾运动的发展也将按照自身的演化轨迹和规律进行下去。但矛盾的某一方面成为主流趋势或具有主导地位是在转化和发展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矛盾运动的发展方向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演化趋势。
1.竞争与合作的矛盾运动中,合作将逐步取代竞争成为主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阶段,过去竞争一直处于主导的方面,决定着进程的特征和性质。但合作因素也随着不断在增强,它与竞争的相对地位在不断发展着转化。特别是在人类社会面对地球资源迅速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经济冲突导致的系统风险日趋增大等各种威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要实现各经济主体自身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活动中加强合作、实现共赢是今后必然的选择。“一个有效的、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合作的全球框架,……只有通过把各种不同范畴内的许多社会——经济网络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他们以共同目标为取向,人们才能比较现实的希望实现社会公正、经济效率、生态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民主,从而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或伦理的)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1](P11)因此,竞争与合作在今后虽然仍将并存,但合作的倾向和行为将更趋强烈,最终将取代竞争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而成为主流,这必将成为竞争与合作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
2.开放与封闭的矛盾运动中,开放将继续保持其主流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中,开始阶段是封闭倾向占据主导,开放因素却是微弱的和受支配的,随着进程的发展,开放与封闭因素此消彼长,封闭倾向在不断减弱,而开放倾向却在不断增强。发展到现在,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主流。尽管两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形势出现大的动荡时经常会发生相反的变化,一些经济主体会依据暂时的形势更强调封闭性。比如在几次世界性的战争、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冷战时期,各国各经济体制间的封闭与割据就曾相当严重。但不管经济全球化演进道路如何曲折,开放相对于封闭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如今,开放已逐步成为这对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和主流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在今后也不会改变。
3.整合与分化的矛盾运动中,整合将逐步成为今后的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分化与整合的矛盾运动随着进程演化一直在延续,“但是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并非总是和必然平衡的: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种趋势或另一种趋势往往会占上风。”[5](P137)特别是整合将会随着这种进程成为主流趋势,决定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化过程更多的是自发自组织过程;而整合过程,由于经济活动中人类社会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除了自发形成“无形组织”的整合外,各国各层次经济主体通过自身组织扩展和联合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组织,从而使有形组织形式的整合过程也愈加明显地增强。具有表现在,国家主体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这种整合过程,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演化中的一种潮流;同样,在企业经济主体这一层次,“我们可以把工业化社会过去200年的历史理解为:随着大型组织不断从先进技术中获得优势,我们设计大型组织的能力的提高,我们已经极大地拓展了组织存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组织比市场更为有效。这个结论既适用于政府组织也适用于商业组织,因为后者遵循的是类似的设计发展轨迹。”[6](P59)所以,这种有形组织的整合过程今后还将得到更大发展,整合过程也将容纳并决定着分化,主导着这一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4.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是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演进中,有序与无序始终处于对立转化、相辅相成的运动过程。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世界经济系统的结构层次更趋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乃至无序性也在增加,这是客观现实。但是,各类主体乃至人类社会是理性的,他们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会不断做出相互合作、不断形成与扩展各层次组织、更加开放和协调以促成一体化过程等各种努力,这些都会促使这个系统朝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目标的要求有序运行和有序演化。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作为主导方面和主流趋势,过去和现在是如此,今后仍将如此,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经济全球化中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使我们能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和面对这一现象;我们还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使我们能以科学的态度遵循和把握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与特征;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复杂性,使我们能以系统演化的观点和方法,不断探求和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从而趋利避害,努力寻求各主体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更佳途径。
〔收稿日期〕2002-05-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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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随着加入wto的日益临近,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我国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这需要富有远见的理论指导。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回顾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只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第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故可对一国具有国际水准之企业家群的产生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欧洲诸国早年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家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海外商贸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注意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既应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也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无疑是培育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益,必须改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由单纯的买卖观念转变为全面市场介入的现代国际营销观念,建立信息来源准确、渠道通畅、反映灵敏的国际营销网络,从原来只能把产品卖给中间商、转口商,转变为把产品直接卖给进口商、批发商,甚至大型超级市场和连锁店,努力提高单位出口额的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以贡献性努力而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舍此,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g),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创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战后5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义的“守夜人”。刘易斯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进步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经济欠发达,但从局部看,仍有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只要政府积极予以引导和扶持,可以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本国已经拥有之要素的品质。例如,外贸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地引进及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且能使本国企业由此掌握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经贸信息,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技术、生产和市场需求态势,感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励技术创新的增多。这在高新技术变化与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政府可以依据“窄幅移动带”(the narrow moving band)原则,尽可能正确地选择特定的关键产业予以适当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高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往往是人们努力创立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政府在支持高技术产业领域问题上经过慎重决策是可以避免失误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国政府在选择那些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产业方面发生信息不完备的可能性较少。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对这些产业大多予以支持。此类产业一旦获得成功,通常可产生广泛的外部经济,且能占领相应的国际市场份额。这种战略贸易政策的着眼点不是一般的保护幼稚产业,而是在关键产业领域内创造比较优势。当然,政府的“保护”必须是暂时的、积极的,必须与促进企业努力参与竞争结合起来,而且应尽可能取得别国的谅解。同时,政府也要努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应该指出,国家是国际经济潮流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主体,国家之间的差异,政府效率的差异也可纳入一国比较优势的范畴,而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本身应构成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机遇 经济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表现
经济全球化自二战后蓬勃兴起,又叫世界经济国际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的全球趋同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有:
1.生产的全球化: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需要,它不仅为了满足本国的人民,而且也为满足全球人们;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过程的分工与协作在国际空间中进行更加频繁,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市场贸易全球化:国际贸易发展速度加快, 超过了生产的增长速度。
3.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还表现在金融全球化,即一个国家的金融活动日益与国际间的金融活动融合在一起,即资金的筹集、分配和运用,超越国家疆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今天,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世界经济贫富差距。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消极的发展因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将陷入困境。
(一)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更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是我国对外开放获得的最主要的利益。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加大了我国对外开放力度,更大的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形成了我们的竞争优势,从而促进我国整个经济增长。
2.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我国国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经济全球化完全打破了我国经济以前的自我封闭形式,促使我国经济更好的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调整了产业结构,让我国产品需求从内需扩大地全球,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2001年我国加入WTO,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避免了人为的限制,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流动避免了扭曲,商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加自由的流动,各国的消费者可以享受更加丰富的商品,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二)经济全球化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金融一体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取决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国际性的经济波动, 如金融危机等,必定会波及整个世界经济,使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2.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特别是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相互依赖。当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了内部失衡,很快会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就要求我国务必要提高我国的经济管理职能,防范由其他国家传导的金融风险的发生。
3.经济全球化将使中国政治更加不稳定。主要表现在:国家受到专门国际经济组织的约束。为西方发达国家干扰我国提供了更多发热机会和借口。
4.经济全球化增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风险。由于长期的殖民掠夺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国际经济风险面前更具脆弱性。
三、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现实。经济全球化给予了各个国家民族大发展大飞跃可能性的时机,又使每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力既受到了严峻考验。竞争中,我国就只有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 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 跟上时代的步伐。
1.坚定不移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当中去。经济全球化是跨世纪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总体趋势。因此,应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经济全球化应对它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要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
2.大力调整我国经济结构,集中保护国内民族产业,努力扩大国内需求,一步一步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高度依赖,进而减弱世界经济增长对我国不利的影响,以及减小金融危机等的传导。
3.加快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加强宏观调控与有效的监管。在我国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所以要求我国要注意稳妥、有控制地进行。我国也必须进一步规范国内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度,保证我国金融行业健康稳定地发展。
4.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目前,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与国外的经济密切联系,而且近几年都出现了双顺差的情况。所以我国经济的发展既要自力更生又不盲目排外;既独立自主又不闭关自守,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健康的增长。
5.注重科技的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和加速传递,创造了知识资源,以确立应对全球化的根本之策。我国应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有效地实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真正把科教兴国落到实处,争取使我国成为科技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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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市场化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全球的热门话题。但是对它的本质,人们仍然众说纷纭。这固然是由于从现象到本质,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同时,也表明研究经济全球化本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只有准确地把握本质,才可能制定正确的对策。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又叫世界经济国际化,即世界各国之间的服务、商品以及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充分与自由,并且各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进一步加强,各国家之间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从经济领域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国力为全球化提供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充要条件,使全球化进程从可能变为现实。比如: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交流平台的不断创新使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更为便捷,跨区域巨额资金调拨转瞬可成。所以说,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经济的繁荣,加速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了全球生产力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使企业的经营发展范围由本国家变为全世界,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好地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发挥“后发效应”,这是一个较为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化的整个进程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一步步向前推进的,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经济全球化就等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印记,或者说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处在优势地位。
1.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目前,世界上95%以上的国家和人口进入了全球化市场经济。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市场经济具有了全球化的局面。但任何事物都两面性,全球化市场经济也如此。一方面,它加速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充分流动和最优组合,并且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 经济全球化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不足,虽然市场经济优越性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否认,可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问题也不能小视,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在本国范围内可通过政府的干预加以控制。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尚无全球宏观调控机构,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全球性的动荡和危机,2008年全球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和矛盾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运行。
2.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下的全球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高举着平等竞争旗号,但实则是在推行他们的经济、技术的霸权主义,施行有利于本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并且目的明确地阻碍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强国推行的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化,要求打破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实际上是向全世界推销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中起主导作用,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1)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科技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2)掌握着全球经济网络的跨国公司基本上是属于发达国家;(3)世界金融中心集中在发达国家,国际流通货币是美元、欧元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这些优势,所以,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不难看出,获利最多的当然是西方发达国家。
3.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向全球强制推行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组织成立了国际经济组织,签订经济协定,建立信息网络,直到今天,他们所建立的国际信息网络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是各国经济贸易交往的基本依据。例如:现行的国际经济法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据的,那么,这些游戏规则必将冲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民族经济,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大潮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4.经济全球化放大了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不公平原则
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凭借着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不公平的配置,这必然导致南北差距继续拉大,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平等的,然而事实上却是由于两者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过于悬殊,所以形成了不平等的经济局面,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与发达国家竞争的雄厚实力,必然要在全球化的较量中付出高昂的代价。
5.全球化导致破坏性极大的国际投机猖獗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枢纽,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扩大,金融创新的增多及投资的自由化,在促进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国际金融投机活动的增多,这种传染性的金融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往往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甚至演变为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