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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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资料范文第1篇
黝黑的面庞依旧，坚定的步伐依旧，“袁氏发型”依旧。
“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作息。试验田是他生活的一个重心，因为那里种着他心爱的杂交水稻。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攻关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个困难面前，都始终坚守目标，锲而不舍进行科学探索；在杂交水稻领域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项重大技术创新，都贡献出了非凡的经验、智慧与学术思想。在他的引领下，我国拥有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技术，人类拥有了驱逐饥饿新的希望。
77岁的袁隆平，壮心不已。
使命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新的起点期待新的奇迹
2005年8月13日，农历七月初九。
8月的长沙，天气炎热，空气里一丝凉风都没有。可袁隆平却觉得这天热得畅快，热得舒坦。因为这一天是袁隆平75岁的生日，也因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他将迎来一位特别的客人。
这一天，总理到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视察。看过试验田里穗大叶壮、谷粒硕大的超级稻，听过袁隆平的汇报，总理说，袁老师研究发明的超级稻有重大科学价值，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后累计增产粮食4000多亿公斤，为中国人养活自己做出了重大贡献。发展农业要靠政策，靠投入，归根结底要靠科学技术。
总理的评价，让袁隆平如沐春风；总理的嘱托，让袁隆平深感振奋。
这一年，袁隆平向世人宣布了第三期超级稻目标：在2010年，亩产要达到900公斤；同时要把杂交水稻推向全世界。袁隆平设想，在2010年将杂交水稻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到1500万公顷，按照每公顷增产2吨粮食计算，就能多产3000万吨粮食，多养活1亿多人。这一年，距离他与杂交水稻携手之始已有45年。45年，弹指一挥间。袁隆平要让所有人远离饥饿的追求没变；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没变；他那“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情没变。此前一年，超级稻二期目标提前实现，超过800公斤的亩产，让中国的超级杂交稻育种研究继续领跑世界，这一领先的纪录已经保持了30年。让杂交水稻的潜力充分进发，让人民不仅吃饱还要吃好，面向未来，使命仍然在肩。
本色
科学研究的本色是创新，科学家的使命在于探索未知，他们真正的快乐也采源于此
科学家的使命在于探索未知。从步入科学殿堂的第一天起，创新就已经深深烙入袁隆平的人生信条里。地里的杂交水稻绿了又黄，农民的谷仓里装满丰收的稻谷，寓言着他丰厚的创造力。1960年，当袁隆平立志用农业科技击败饥饿威胁时，“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成为横亘在他面前的理论。当年，一株“鹤立鸡群”的高产异型稻株，吸引了袁隆平的眼光；第二年在它的后代身上，优势完全退化分离，难道这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能不能育成人工杂交稻?袁隆平的智慧火花在那一刻点燃。
多年后，他的弟子说，“袁老师绝不是第一个见到异型稻株的人，但却是第一个找到其本质规律的人。也正因为他敢于打破常规，才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创新是科研的本色，但在关键时刻对于研究路线的重大决策更能显示大师应有的本色。功底深厚，高瞻远瞩，决断果敢，在众多农业科学家眼中，袁隆平从来都是不折不扣的“战略之魂”。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关键节点，几乎每一次都能找到他的影子。
1987年，距离杂交水稻首次大面积推广已过去10年。袁隆平又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在他的设想中，杂交水稻的育种方式必须由繁到简，未来要从三系到两系再到一系。这个后来被世界农业科技界誉之为“袁隆平思路”的卓越构想，把科学探索推向了又一个全新的境界。
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同时想要超越自我，就必须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当袁隆平提出要选育亩产700公斤以上的超级稻时，就连跟随他多年的助手们，都怀疑“这怎么可能?”
“要是能够轻易做到，我把你们叫来做什么?”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一向笑容可掬的袁隆平拉长了脸。他认为，尽管日本和国际水稻研究所都没能在“超级稻”上取得突破，但“别人没做到的，不等于我们不能做。我不愿停留在原有成绩上，要出新成果。”袁隆平告诫助手们：“搞科研，要有一种在国际上争先的精神。就像跳高一样，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人家后头。”他要的就是抢占杂交水稻研究的国际制高点。
袁隆平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新世纪的第一年，超级稻首期亩产700公斤的目标顺利实现。
奋斗
他喜欢李四光创作的小提琴曲《行路难》。他以这种方式告诉世人，“探索科学的道路是艰难的，但不管怎么难，科学工作者都要义无反顾走下去……”
中国杂交水稻的成长史，就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奋斗史。年过古稀，本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可袁隆平却依然坚守在一线，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田，上午9点半到10点半，下午3点半到4点半，是他固定到试验田的时间。越是打雷刮风，越是下大雨，他越要到田里面去看看，因为那是检验他的“宝贝”的关键时刻。
袁隆平对试验田如此痴迷，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他说，“我们搞育种的，就是要坚持在第一线，这样才会发现新品种，才会接近灵感。”
奋斗在一线，是袁隆平的行动指南。在实验的最初6年里，袁隆平与两个学生尹华奇、李必湖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的常规水稻，与最初找到的雄性不育株及其后代进行了3000多个测交和回交实验，始终没有成功。上千次的失败没有摧垮袁隆平创造成功的信念。为了寻找野生稻，袁隆平师徒千里迢迢，远赴云南和海南，他们经历了“三只老鼠一麻袋，三只蚊子一盘菜”的艰苦；也在滇南大地震中与死神擦肩而过。为了加快杂交育种更代繁殖，袁隆平师徒开始了候鸟一样追赶季节南来北往的岁月。39个春节，袁隆平在天涯海角度过。
袁隆平师徒犹如拓荒牛般，耕耘着希望，探求着绿色生命的本质。功夫不负有心人。1970年，“野败”的发现，为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一扇成功的窗户。但是试验田里只长稻草不长谷，让那依稀的亮光似乎黯淡了。面对怀疑，袁隆平依然冷静，改进品种组合，3年创造了亩产505公斤的优良战绩。
一个阶段的成功，停止不了矢志奋斗者的脚步。
制种，曾经是制约杂交水稻推广的一大阻碍。1973年到1975年，两年多的卧薪尝胆，袁隆平让最初一亩仅能生产5.5公斤杂交种子，一步飞跃到最高亩产150公斤。1976年，杂交水稻率先在湖南大面积推广，进而推向全国。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就推广了208万亩，全部增产20％以上。按每亩增产60公斤计算，即增产12.48亿公斤。杂交水稻旋风在神州大地刮起。
从三系到两系跨越的关键时刻，南方遇到超常低温，两系不育系出现育性波动。袁隆平没有退却，从失败中另辟蹊径，终将杂交水稻培育成了可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安全种植的水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漫
长的科研道路上，无数次分析、总结，饱尝了“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苦辣酸甜，袁隆平愈挫愈勇；杂交水稻的伟大成就，让我们看到在失败和挫折中崛起的辉煌。
奉献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要心底无私，他对人类的贡献在于将自己的智慧毫无保留地付出
培育杂交水稻，从袁隆平一个人的梦想，变成一个科研小组的奋斗目标，再扩大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关大协作，到组建一个机构健全的研究中心，最后被纳入国家的“863”计划……这个过程，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与支持，也见证了一位科学家的无私与高尚。
1971年3月下旬，正当“野败”的F1代“子女”抽穗的时候，湖南、广东、广西……来自13个省、市、自治区的18个科研单位50多名农业科技人员，齐聚三亚。此时，一道科研之外的“难题”摆在袁隆平的面前。是将“野败”这一最新实验材料封闭起来关门研究，还是让更多的科研人员协作攻关呢?
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已经凝结了他的很多心血，
“野败”的出现无疑是天赐良机，他可以让自己成为这项研究“唯一”的功臣。但是袁隆平还是选择了后者。他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各地来的科技人员报告了他们的最新发现，慷慨无私地把辛勤培育的“野败”材料分送给大家，让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实验。
白天，他在试验田里示范技术操作；晚上，他在驻地开辟教室，架起黑板，给各地技术人员办起杂交水稻研究速成班，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奉献给大家。
他的无私，换来的是冲天的热情和干劲。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科研人员，使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回交转育，极大地加速了杂交水稻的研究进程。
袁隆平资料范文第2篇
10月26日，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坝头）
南繁公共试验基地双季稻测产结果公布
海南实现了双季稻亩产
1500公斤的攻关目标
创造当地双季稻亩产最高纪录
2021年，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领衔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1500公斤
攻关示范项目在南方多省份实施
该项目主要采用超级杂交稻
以及通过籼粳亚种间优势利用培育出的
超优千号、第三代杂交水稻“叁优一号”等
产量潜力有重大突破的水稻组合
是袁隆平院士生前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提出的“三千斤工程”项目
26日，崖州区（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
试验示范点晚稻测产结果显示
该试验示范点晚稻平均亩产660.36公斤
加上今年5月测产的
早稻平均亩产926.5公斤
双季亩产达1586.86公斤
“袁隆平院士生前提出的攻关目标
接连在湖南、海南实现
表明我国双季稻仍有增产潜力”
测产专家组组长
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
首席科学家王丰表示：
“袁隆平是一座丰碑
我们科技人员会非常努力
去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努力的”
下一步各试验示范点将总结成功经验
向广大农民集成推广
高产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
袁爷爷，您提出的目标
我们已落实！
袁隆平资料范文第3篇
眼下，芜湖农民谈论最多的不是物价上涨，不是房地产下跌，也不是外出打工，而是一粒小小的种子。正是这神奇的种子一举打破了芜湖市乃至安徽省单季稻亩产量半个世纪以来低于800公斤的历史。
芜湖地处皖中沿江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湿润，雨水充沛，水稻栽培历史悠久。“芜湖米市”历史上曾为四大米市之首，至今对长江流域稻米生产流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芜湖大米”享誉全国，芜湖更以“江南鱼米之乡”被世人称道，是安徽省优质稻米主要生产基地，生产技术水平一直居全省前列。稻米产业也是芜湖市第一大宗粮食作物，常年种植面积150万亩左右，总产约75万吨，单产水平处于全省前列。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粮食生产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许多重大决策如农村税费改革、粮食直补等，多数或是在芜湖启动，或是在芜湖调研的基础上形成。
在党和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加强粮食生产政策的激励下，安徽省人民政府于2006年启动“水稻产业提升行动”富民工程。为落实省政府这一战略部署，芜湖市政府围绕提升水稻产业政策和世界粮食形势，结合芜湖市情，对提升水稻产业的发展途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进行了全方位探讨。
当时芜湖水稻生产的突出问题是：水稻推广种植品种较多，一县多品、一乡多品、甚至一村多品的现象比较普遍，种子经销企业相互恶意竞争导致农民选种无所适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良种良法配套滞后，难以形成稻米产业规模优势，制约了水稻产业快速提升。在稻米日益成为国际战略物资的今天，探索粮食特别是水稻产业提升显得重要而紧迫。
2006年，芜湖市政府有关领导就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开始接触，探讨芜湖稻米产业发展远景以及在芜湖建立袁隆平超级杂交稻试验示范推广区的设想。
最初，在芜湖引进袁隆平超级杂交稻能否成功谁心里也没底。一是此稻种一直在以湖南中部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种植推广，尚无向北推进到长江沿岸种植的历史，芜湖所处的纬度比湖南长沙整整高了2度，而且同在安徽长江沿岸的安庆市，早在2003年就引进袁隆平超级杂交稻试种始终未获突破更加重了人们的疑虑；二是此稻种不同于一般的水稻品种，技术含量高，引进后会不会水土不服，不仅农民疑虑大，就连政府部门和技术人员心里也没底。此时芜湖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后做出了大胆的决定：芜湖地区可以引进，先试验，再推广。两年后的事实证明，芜湖市的领导有眼光，决策正确！
2006年，安徽袁禾实业有限公司引进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选育的“两优0293”品种，选择芜湖市弋江区火龙岗镇高埠村进行试验性种植150亩。当年在品种技术特性不明、种子迟到一个多月、后期遭受虫害等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650公斤/亩的好收成，引起了袁隆平院士的高度关注。2006年10月袁院士亲自来到芜湖现场考察，听取了芜湖本地农业技术人员汇报，并与王沧江副市长就芜湖稻米产业发展的远景、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在芜湖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袁院士认真考察后肯定芜湖的水稻栽培无论从技术保障和农民的种植水平都很高，市领导对粮食生产高度重视，责任感很强，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的决心、信心和具体设想都很好，因此，他很看重芜湖，风趣地说：我的品种是个好运动员，芜湖的种植技术是个好教练，而芜湖的农民就是好保姆。有了袁院士的这番话以及近一年来的试种经验，芜湖坚定引进袁隆平超级杂交稻的信心和决心，也由此拉开了芜湖大面积推广超级稻的序幕。
“芜湖模式”
2008年，当芜湖超级稻长势喜人的消息传来，远在湖南的袁隆平院士欣然为芜湖题词：“政府推动、技术支撑、企业运作、农民参与”。正是这四句话十六个字的精辟题词总结了意义重大的“芜湖模式”。
“芜湖模式”之一：政府推动
万事开头难，在超级稻引进之初，农民有顾虑，市场在观望，部门有担忧，此时，需要政府站出来引航和把舵。
如何让农民接受超级稻，芜湖市政府可没少花功夫。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组织，聘请袁隆平院士为科技顾问，并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同时各县区也相继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组，开展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服务。同时把20万亩超级稻丰产工程列入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全市重点项目加以明确和落实。2008年，市、县（区）各级财政共安排扶持专项资金280多万元。在全市上下建立了市、县（区）、镇、村四级联动，行政、技术、企业三方配合的推广工作模式，并实现了行政推动网络、技术服务网络和种子供应网络的“三网”有效对接，形成了项目推进的整体合力。
为鼓励和引导广大农民种植超级稻，给农民吃上定心丸，2008年初芜湖市发出了《致农民朋友们的一封信》，告知广大农民朋友实施超级稻的重大意义以及政府部门将给予的五项支持政策：优惠供种，项目区统一供种价为20.5元/斤，比市场价低3.5元/斤；良种良法配套补贴，对项目区种植超级稻的农户除享受国家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外，还增加良种良法补贴11元/亩；提供保险服务，为所有种植超级稻的农户提供政策性农业保险；订单收购粮食，组织粮食加工企业与农民签订水稻生产订单，不低于市场价收购粮食；统一技术指导服务，在育苗、田管、施肥等关键阶段为农民朋友提供技术服务。
“芜湖模式”之二：技术支撑
袁隆平超级杂交稻种植技术含量很高，芜湖地区没有种植经验，甚至很多农民都没听说过这个品种。为打消农民技术顾虑，确保种植成功，政府部门主要提供了两方面的技术服务：一是根据新品种的生育特性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提出与该品种相配套的栽培方法，即“良种良法”配套；二是培训农民，让农民切实掌握超级稻的种植技术。为此，芜湖的农业技术部门及时总结了“沿江江南中籼稻超高产栽培技术集成研究”和“芜湖市中籼稻高产栽培技术规程”等，为大面积推广超级稻做好了充分的技术准备。同时强化对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民的培训，针对品种特性，提出控制播种期，防止高温热害及抽穗前期台风危害；重点推广键身栽培，配方施肥，统防统治，减少农药施用量，实现无公害生产，提高稻米产量和品质；在项目区组织机防队，统一防治病虫害，应对突发性病虫害的发生。
“芜湖模式”之三：企业运作
“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的实施，芜湖市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品种供应、粮食收购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和企业运作机制，激活企业参与项目的积极性。
在芜湖的“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实施过程中，有个企业功不可没，它就是芜湖招商引资引进的中国农业发展基金会有限公司（香港）在芜湖注册的子公司――安徽袁禾实业有限公司。这个坐落于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作为袁隆平院士和芜湖市政府之间的牵线人，为芜湖项目的引进、实施以及超级稻品种的引进、示范都做了大量工作。该公司负责全市超级稻两个品种的种子供应和质量保证，在种子价格采取最高限价的情况下，该公司以每斤低于市场价3.5元的价格出售给农民。当时，超级稻种子供应十分紧张，该公司采取有效措施，与湖南方面加强联系，想方设法组织货源，确保了芜湖的市场供应。另外，该公司通过积极运作和邀请，袁隆平院士才得以抽出时间数次来到芜湖指导超级稻的推广工作，为整个项目的成功做出了很大贡献。
“芜湖模式”之四：农民参与
农民始终是农业的主体，没有农民最直接最真心的投入，任何农业项目都无法成功。2008年初，种粮大户曹柏林在芜湖市袁隆平超级杂交稻现场会的发言中这样说道：袁隆平超级杂交稻以前我只是在电视和有关资料上看过，一直没有亲自种过，去年当我看到超级杂交稻的种子穗型大、着粒密、籽粒饱满、穗杆坚硬就觉得这个品种好，我知道好种要配好人家，才能挖掘种子潜力，夺取高产。去年9月底，稻谷收获后，我们几家种植了超级稻的全部有了好收成，种植38年了还没收过这么高的产量。我本人种植的5.2亩“两优0293”获得了3400多公斤的好收成，平均亩产660公斤，这么好的品种的确很受农民的喜爱！这不仅是一位普通农民对超级稻的由衷赞赏和喜爱，也代表了芜湖20万亩种植农户的共同心声。他们从当初的观望、不认识到接受、认识再到最后真心喜爱的过程，也正好解释了芜湖2006年只有150亩，发展到2007年的3000亩，再到2008年一下蹿升到了20万亩的个中原因。采访中，很多种植了超级稻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喜悦的心情，没有种植的农民则跃跃欲试，希望在明年一定要种上超级稻。
不仅仅是单产的刷新
“种三产四”通俗地说即用三亩地的水稻种植产出四亩地的粮食。考核标准是当年水稻种植的亩产超过当地前5年平均亩产的33%。就粮食（水稻）生产而言，每年提高5%已经很难了。但是从土地面积逐年减少、人口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要求大幅提高的角度来看，粮食生产每年提高5%是无法满足需求的。
经权威鉴定，芜湖超级稻在2007年曾获得了841.6公斤的亩产产量，刷新了安徽省最高亩产记录，而且这个记录也打破了安徽省半个世纪以来亩产最高纪录一直低于800公斤的局面。据统计，2008年芜湖市实际种植超级稻面积208780亩，占计划种植面积的104.4%，占全市单季稻种植面积（55万亩）的37.96%，经过理论测产、抽样调查、实收验产等方式初步统计：20.88万亩超级稻总产为13万吨，平均单产为625公斤，比前5年平均单产491公斤高134公斤，增长27.3%；比2007年全市单季稻平均单产546公斤高79公斤，增长14.5%，平均增收142.2元/亩（1.80元/公斤），增效2969万元；通过配方施肥、统防统治减少用药用工节本增效30元/亩，增效626万元，两项合计3595万元。
除了单产创了纪录外，还有更多的收获值得我们去盘点：
盘点一：农民科学种田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以前，农民对科学种田虽然也很重视，但像超级稻这样让他们如此心跳的种植行动还从来没有过。首先是这么好的优良品种没种过；其次是政府全程参与从种到收过程没见过；再次是享受政府这般优良的技术服务也没有过；还有这么高的产量更是没见过！超级稻优良品种让农民刮目相看，科学种田给农民尝到了甜头，得了实惠的农民心里都喜滋滋的。
盘点二：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证
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农民经常遇到，但这次农民是增了产又增收。在供种时，政府实行最高限价，将种子的市场价硬是每斤降了3.5元；在生产时，鼓励粮食加工企业与农民签订水稻生产订单，并给予种植户提供政策性保险；在粮食收购时，按实际收购价高于周边市场价收购，敞开收购农民的粮食。这一升一降，农民的利益得到了真正的保障。
盘点三：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在同等种植情况下，按照现阶段农民常规种植水平，“两优0293”较一般杂交稻种植亩均增产70公斤左右，按1.70元/公斤价格折算，收益约119元；在丰产栽培情况下，按照配套栽培技术种植，亩均增产140公斤，收益约238元，扣除成本增加88元，亩增纯收益150元；在高产栽培情况下，按照高产栽培技术种植，亩均增产190公斤，收益约323元，扣除成本增加120元，亩增纯收益200元。由此可以看出，种植超级稻比一般杂交稻的种植收益明显增加。
盘点四：粮食安全有了新的诠释
芜湖市的耕地面积在安徽省所占比例并不大，单从这个角度看算不上农业大市。另从芜湖提出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定位来看，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耕地面积将逐年减少，人口却刚性增长，因此如何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确保粮食供应，实现“惠农”、“强农”的战略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采访中，王沧江副市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每亩增产79公斤粮食计算，芜湖市2008年20万亩的超级稻比2007年就增产粮食1580万公斤，这几乎能满足10万人一年的吃饭问题，而且如果再扩大到全市50万亩，全省1000万亩，全国1亿亩呢？那将是震撼世界的数字！
盘点五：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的最佳拍档
芜湖搞“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实现了完美结合。政府推动侧重解决了农民一家一户所无法解决的良种引进、技术支撑等一系列问题；市场运作侧重解决了良种供应、技术示范、粮食收购等需要由市场调节的内容。两者各负其责，相得益彰。政府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同时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通过有效的干预和调节措施不仅确保了整个项目的顺利运转，也充分保证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得到的是增产增收，政府收获的是民心，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于无形中得到了升华。
盘点六：水稻产业提升行动有了美好的前景
袁隆平资料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张昆仑教授对传统价值概念提出了三个问题，并认为传统价值概念解释不了这些问题了。但是，他提出的几个问题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他提出一些并不存在的问题来说明传统价值棍念不能说明问题，进而否定传统价值概念是不正确的。他提出的广义价值概念并不能科学地说明现实。
张昆仑教授发表《价值概念探新》一文川，对传统价值概念提出了质疑，说明传统价值概念已经不能说明现实问题了。但是，张教授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张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下面我们逐一说明。
一、关于特殊商品的价值问题
张教授认为传统价值概念不能说明现实中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了。他举了“处女地、自然矿藏、古生物化石”川等例子，认为它们都不是劳动产品，其中也不包含劳动，但是却都“具有价值”，所以他得出结论说传统的价值概念不能说明现实问题了。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第一，他举出的所谓商品都是特殊商品，它们仅仅具有价格，而没有价值。第二，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指的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指的是商品的价值，他的劳动价值论是说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但是张教授所举的几个例子都不是一般的商品，即不是劳动产品，这当然不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劳动价值论解释的范围之内。当然，在商品经济中它们都取得了商品的形式。但是，它们都是特殊商品，应当做出特殊的解释，马克思就做过这样的解释，比如马克思就说过土地是一种特殊商品，土地具有价格，而没有价值。但是，张教授却主观地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劳动价值论解释不了这些问题了，这是不正确的。
张教授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后来又举出了深山旅游区饭店中的野菜菜肴价格更贵的例子，这倒像西方经济学家为了否定劳动价值论而举出沙漠中的冰块昂贵的例子一样。他们研究问题不是从普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出发的，而是从非生产过程中极端个别的事例出发的，这样得出的结论怎么可能说明商品经济的普遍现实呢?
二、关于商品价值能否直接计量的问题
张教授认为，“在商品经济的早期”，商品生产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容易计算，“而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商品生产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不可能“精确量化”了。这并不是问题，而是一种必然性，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做过非常明确的说明，甚至可以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所做的增补部分主要就是说明这一问题的。
张教授认为，传统的“价值”无法“精确量化”，社会必要劳动量无法“精确量化”，所以不能说明现实了。按照他的说法，好像价值应当能够直接计量似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价值只是劳动交换关系的一种抽象，它是通过价值形式相对的表现出来的，商品的价值量本来就是不能直接计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它是无法直接计量的，在某一个时点上，生产一种商品的劳动时间是确定的，但是因为生产技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所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随时变化的，是不可能精确地计量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做过非常明确的说明。马克思说道，“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 “是不可捉摸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无法直接计量的。张教授却以为价值应当能够直接计量，这是不正确的。他提出这个问题并不能否定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张教授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举了袁隆平的例子，这个例子确实很典型。说来巧了，我也曾举过这个例子，不过我举这个例子说明的观点和张教授的观点恰好相反川。他提出了这样的质疑，“袁隆平的复杂劳动究竟是普通老农简单劳动的多少倍?”他认为传统价值概念“难以精确量化”，解决不了袁隆平复杂劳动与普通老农简单劳动之间的倍数问题，所以对传统等价值交换理论提出了质疑。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前面我们说过，价值是无法直接计量的，但是不是不能计量，价值无法直接计量，但是通过间接形式，还是能够得到相对准确的计量的。当然，这需要解决价值量计量的前提问题。在这里，我要强调指出劳动创造的价值是无法计量的，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劳动本身具有价值，我们就会发现价值计量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我曾经批评过经济学界目前流行的观点，他们只是说明了劳动创造价值，但是这样是解决不了现实提出的问题的，因为仅仅说明劳动创造价值并不能解决价值量的计量问题。现代生产都是集约化生产，个人创造的价值都融人到企业的最终产品中去了。从最终产品中计量出某一个别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这是办不到的。我们应当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证明劳动本身具有价值，这将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旦证明了劳动本身具有价值，劳动价值的计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劳动的价值，这还是从现实中概括出来的一个崭新的命题，为了说明这一命题就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吧。劳动者付出个人劳动，企业支付货币工资，这是我们社会当中最普遍和最基本的事实。这一事实说明，劳动已经作为交换的对象而且采取了价值形式，即个人劳动二货币工资。个人劳动二货币工资，这和马克思分析的“20码麻布=2镑”的意义是一样的。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从价值形式的分析中引伸出来的，我们通过“个人劳动二货币工资”这个等式的分析就会发现个人劳动是具有价值的。个人劳动具有二重性，即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在这里，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抽象劳动就是价值实体，抽象劳动的单纯凝结就是价值，即个人劳动的价值;货币工资是个人劳动的价格，是个人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它应当以个人劳动的价值为基础，应当通过竞争过程形成。个人劳动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为各个劳动者个人劳动的复杂程度不同，其中就包含了不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就会具有不同的价值。工资是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如果创造了能够展开充分竞争的环境，使工资通过竞争过程形成，那么它就能相对准确地反映个人劳动的价值，这样就能体现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差别，从而就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个人劳动的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劳动的价值就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实现。就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吧，他繁育优良品种，使种粮者增产增收，他创造了多少价值?在传统体制下他的工资收人非常有限，比普通劳动者多不了多少，他的劳动价值远未得到充分的实现。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他的劳动价值通过市场就能够得到相对准确的实现，劳动差别就能体现出来，他的个人收人也就相当可观了。比如，湖南四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就估算过，袁隆平光品牌价值就可达1008.9亿元。他作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持有“隆平高科”250万股，以今日价格(2004年11月17日，每股11.3)计算其股票市值为0.2825亿元，还是相对准确地反映了他的劳动价值了吧(他的工资福利忽略不计)!
“袁隆平的复杂劳动究竟是普通老农简单劳动的多少倍?”这绝非难事。只要有了竞争环境，谁高谁低、相差多少就都是清清楚楚的。比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袁隆平跟我就差不多，从工资收人上看也许比我多一点，但是多得非常有限!但是，进人市场经济之后，谁高谁低就充分显露出来了，他可能是我的一千倍，或者一万倍，如果用心计算是能够相对准确地计算出来的。这里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解决计量差别的前提条件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早就解决了，比如他曾明明白白地说过，“虽然不同的劳动日的价值不等，价值还是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但是要使用这种尺度，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确定这种尺度表的就是竞争。”“你每小时的工作和我每小时的工作是不是等值?这是要由竞争来解决的问题。怎么在张教授这里就成了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呢?
价值无法直接计量，但是不是不能计量，它无法直接计量，但是还可以间接计量。张教授却以为价值应当能够直接计量或者无法计量，这样怎么可能反映市场经济的实际呢?
三、关于价值归属的问题
张教授还提出了一个价值归属的问题，即“依照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商品交换要按等价值交换的理论，商品就应当全部归劳动者占有;纯粹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就都是‘剥削’所得。”川我以为，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这里的问题在于，现实中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是“纯粹的生产资料”所有者，而不是“劳动者”吗?资本家作为“纯粹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是“剥削”，但是“劳动者”获得自己创造的“收益”怎么也成了“剥削”呢?他这里所说的“生产资料”“收益”实质上指的就是投资收人，我们认为现实中的投资收人并非“剥削”收人。当然，劳动者投资收人的性质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用理论做出新的概括，具体说需要用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来说明。
在现阶段，很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经营管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等都有些存款，都有些利息收人。那么，他们的投资收人是“剥削”收人吗?如果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不是把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劳动，支援经济建设的积极性都给抹杀了吗?在今日的社会主义社会参与投资的都是劳动者，在以往的资本主义社会参与投资的都是资本家，以往的资本家脱离了生产过程，但是今日的劳动者脱离生产过程了吗?劳动者投资和资本家投资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资本家的资本收人是无偿占有的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劳动者所得的投资收人则是自己通过劳动创造的。把今日劳动者的投资收人和昔日18世纪资本家的资本收人相混同是错误的。不劳而获，不投人劳动就可以参与分配，仅仅有了权力就可以参与分配，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大家都不劳而获，财富从何而来，怎么还能按劳分配呢?当然，仅有上面那些抽象的议论还不够，下面让我们做一点具体的说明吧!
假设，我有幸和张教授一起参加了铺设电缆的工程，工作任务是挖电缆沟，工程建设方按挖掘的长度支付报酬。张教授投资10万元钱买了一个掘沟机，每天挖掘100米(张教授暂时屈就一下，做一点操纵机械的劳动)，每天挣1000元;我花10元钱买了一把铁锹，一天挖掘10米，每天挣100元。张教授投资10万元，每天比我多挣900元。对于我所得的100元，谁也不会提出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张教授多得的那个900元，那些所谓有学问的学者们可能就要发问了，你挣那么多，是怎么来的?那么，你如何回答呢?是劳动创造的，还是机器创造的?张教授可能会说这是我的劳动创造的，但是我也担心张教授觉得自己仅仅是拉一拉操纵杆或者按一按电钮，这些算不了什么，实际都是机器在劳动，价值是由机器创造的。如果张教授做了后一种回答，那我的看法和张教授的看法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以为，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掘沟机不创造价值，张教授多得的900元是劳动创造的。当然，这不是说投资就没有意义了，投资当然有意义，张教授比我多投人99990元，结果每天比我多收人了900元，你能说投资没有意义吗?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劳动者向生产过程投人一定量资金，购买了机器设备，那么他的技术装备水平就得到了提高，从而就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在单位时间内就会创造出较多的价值。在这里，投人资金只是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是，投人资金的意义仅仅就在这里;资金并不创造价值，较多的价值还是由劳动创造的。张教授多得的那个900元就是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而在单位时间内多创造出的那一部分价值。很显然，张教授每天多得的900元是自己通过劳动创造的，并非占有了他人的劳动，他的10万元仅仅作为生产要素而已，并未发挥资本的功能。
当然，上面我们说得比较简单，说劳动者投人资金之后直接改变了自己个人的劳动条件，但是实际投资情况是很复杂的。实际上，劳动者也许是把资金投给了自己所在的企业，如果是这样就平均地提高了企业中各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或提高了整个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而不是提高了他单个人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这还是假设把资金投给本企业时的情况，如果投给了另外一个企业，这笔资金的投人与自己劳动条件的改善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如果是存入银行、那就根本看不到使用到哪里去了。但是，无论经济现象具有怎样迷人的色彩，只要我们不被现象所迷惑，就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这正是科学活动的意义之所在。劳动者投人资金以后，不管是怎样使用的，也不管是使用到哪里去了，本质上都是提高了他个人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能够使他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投资和使用投资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上很有可能会这样，张教授虽然有储蓄，但不会操纵掘沟机，他是用铁锹挖掘的，我虽然没有多少存款，但是会驾驶掘沟机，我到银行贷款买了掘沟机，开着掘沟机参加工程了。张教授参与储蓄了，他一边劳动，一边得到了“利息”收人，我使用了别人的资金也是优化利用资源的过程，也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收人也会增加，在还本付息之后还是比单纯用铁锹多收人了一些，投人资金的和使用资金的都增收了，双方都受益了。
严格来说，资金不会贡献，机器也不会贡献，“贡献”是主体的行为，是人的行为。张教授取得了劳动收人，但是当期没有消费，而是把消费时间推迟了，他储蓄起来支援了经济建设，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创造了较多价值，这是张教授本人的贡献。他得到的利息从实质上说是由他的劳动创造的，从形式上说也可以叫做对他延期消费的一种补偿。在这里，在自己使用物质要素的时候是提高了自己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能够使自己创造较多的价值，得到较多收人;在储蓄的条件下是做贡献了，为别人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自己则延迟消费了，仅仅获得一些延迟消费的补偿而已。使用别人的资金，是优化利用了资源，客观上改善了自己的劳动条件，从而使自己创造了较多价值，并且多得了收人。劳动者投人资金仅仅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已，自己使用时有利于自己，别人使用时(或使用别人的资金时)既有利于别人，也有利于自己。资本的本质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能够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在这里，投入资金的和使用资金的都受益了，怎么能说它是资本呢?剥削指的是通过垄断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这里既没有对于生产资料的垄断，也没有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怎么会有剥削呢?
马克思只是说过，资本家的资本收人是剥削收人，但是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说过劳动者的资本收人也是剥削收人，所有的投资收人都是“剥削”，这是强加给马克思的，从理论出发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的。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阶段和马克思所处的那个社会阶段是根本不同的。在马克思那时候得到资本收人的都是资本家，而我们今日社会得到资本收人的都是劳动者。劳动者得到的资本收人和资本家所得资本收人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应当结合今日社会的实际做出新的概括，而不能用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结论说明今日社会的现实。张教授的认识不符合今日社会的实际，把它强加给马克思，然后说马克思解决不了今日社会的问题，这个逻辑是不能成立的。
张教授还提出了一个商品按“6成”价值出卖的问题，意思是说如果消费者只认可价值的“6成”，商品就只能按“6成”价格出卖。但是问题在于:第一，你怎么能够判断出消费者认可的就是“6成”呢?第二，你按“6成”支付，但是卖者能否让出呢?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交换要以互相尊重对方的意志为前提，对于商品的价格，或对于商品的买与卖，你能单方面说了算吗?第三，你说“6成”，那后面就有原本那个“10成”，但是，那个“10成”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你能证明它是客观的吗?价值是捉摸不定的，张教授怎么能认为价值是一种可捉摸的东西呢?价值是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然而它是隐藏在价值表现形式背后的一种秘密，但是经济学家洛里亚却以为价值指的是实际上交换中那种“确定”的东西，洛里亚的理解不符合价值的本意。想当年，恩格斯曾经带着嘲讽的口吻批评了洛里亚对价值的那种理解;现在看来用恩格斯对洛里亚的批评来批评张教授也是适用的。
袁隆平资料范文第5篇
人才资本属于价值范畴，这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同出一辙，是它的逻辑延伸，它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商品属性和特征。资本的形式之一就是人力资本，首先必须承认它是一种商品；而人才资本是人力资本中最有活力、最重要的精华部分。作为商品，它具有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人才资本的使用价值由自身价值和价值增殖两部分组成，其价值增殖部分（即创新资本所形成的价值）要比传统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价值大得多。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商品最核心的竞争力应是技术含量，也就是科技创新。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球迅速兴起的知识经济更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处在人力资本最高层次的人才资本是能够在更高数量级上创造利润的最可宝贵的资本。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世家靠产业资本成为百万富翁，用了近百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靠资源资本成为千万富翁，用了50年；而电脑奇才比尔·盖茨靠人才资本成为百亿富翁，只用了十几年。为什么人才资本比资源资本、产业资本能产生更为巨大的增值？这就是人才资本的特殊价值所在！李嘉诚在回答记者提问“为何几十年的成功积累还不如比尔·盖茨的几年暴富”时，他在感慨“后生可畏”的同时，又承认比尔·盖茨掌握了这个年代最为稀缺的资源——创新资本。创新资本，可以让一个“新品”在一夜之间战胜一个畅销几十年的“名品”，这也是人才资本的价值。
人才价值是人才所具有的现实及潜在的创造性的劳动能力，是这种能力所能创造出的现实及未来的新的价值。人才价值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之分：
人才的社会价值是人才或以其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思想品格、非凡的进取精神，或独特的经营理念、超群的管理能力而创造的、为社会组织乃至全社会所推崇的道德情操、改革意识、创新精神、价值观念、管理方法等精神财富与实践经验。人才的经济价值是人才或以其广博的知识、前沿的理论、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创造的高水平的创新成果，或以其高超的技术、精湛的技艺在现实及未来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新的经济收益。
杰出人才通过人才资本的价值增值，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这些贡献，有些是可以通过经济效益评价来计量的，而有些则是超价值观念的，非货币形态的价值尺度可以准确衡量，因而是无法推算和不可计量的。例如，弗莱明发明的青霉素，曾挽救过多少人的生命？爱迪生一生的一千多项发明，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基于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E=MC2而实现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给人类开发了多少能量？
当然，一个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如袁隆平，如果仅仅拿可量化的货币去衡量他的价值，确实难以反映其对人类生存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袁隆平至少有两大贡献：第一是社会价值。民以食为天，仓廪足天下安，从历史看，吃饭从来就是中国的第一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社会功效不可估量。第二是经济价值，水稻单产提高了，种粮的经济效益势必大幅度提升，作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在近20年内，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为全国增产粮食3000多亿公斤，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其中也有袁隆平的重要贡献。有人计算过，中国的杂交水稻每年为世界多养活了7000万人。袁隆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所拥有人才资本的增值倍数能够以天文数字计的杰出科学家。
二、 人才价值衡量
我们可以从现有的资料中，将经济单位部分人才群体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从单位总产出中分离出来。近年来的《中国统计年鉴》每年都比较完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于研发人员所开发的新产品产值等系列数据。工业企业中的研发活动，是与经济指标联系最为紧密、又最能体现研发人才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活动。以此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不仅能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人才“以创造性劳动为人类社会作出较大贡献”这一本质特征，而且从“研发人才群体开发新产品、创造新价值”这一角度分析人才资本的社会经济效益，所得结果既可以符合理论上的抽象，又可能接近实践上的真实（见表1）。
从表1可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人才无论是在人均产品产值的创造上，还是人均产品收入的创造上，均数倍于一般的从业人员（少量地区如、重庆等地的比值过高，可能是由于研发人员基数过低的缘故）。
细究其原因，可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人才与一般从业人员所拥有人力资本的结构来分析。研究表明，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才人均人力资本为25.41人年，而一般从业人员人均人力资本为14.91人年，前者是后者的1.70倍；未经过麦迪森系数调整的人均人力资本，前者为13.91，意味着研发人员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二年级，后者为10.08，意味着一般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一年级。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才所拥有的人才资本在总人力资本中的占比为23.29%，而一般从业人员的人才资本占比为7.45%，前者是后者的3.13倍。
三、人才价值实现路径
人才具有的人才资本只有在工作中、在和其他物质资本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体现。这种价值的体现还会受到组织的管理水平、使用环境和劳动者自身努力程度的影响。人才的经济价值不能像物质资本那样在静态下进行货币计量，也不可能像物质资本那样进行精确的计量，而只能在对人才的使用过程中即在人才的动态表现过程中通过对其绩效的评价来加以确定，确定出的人才价值也会因采用的依据和使用方法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人才价值的创造，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实践。人才所具备的德和才在未发挥出来之前，只是潜在形态的价值，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转化为现实价值。创造价值的质量，实现价值的程度也决定于实践的广度和深度。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必须主动投入国民经济建设各条战线，接受商品经济大潮的洗礼，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将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人所具备的品德、知识和才能客观化、对象化为社会财富，创造出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的成果，从而为人才价值的实现提供先决条件；而作为社会各级组织，就是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通过用好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创造出更多的创新成果，实现其自身价值，推进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长足发展。
人才资本价值的实现，要完善人才工作管理体制，健全人才工作机制。从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等方面形成更加科学、更具活力的一整套机制，其中，建立健全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有利于激发人才活力和维护人才合法权益的激励保障机制是充分体现人才资本价值的重要机制，是促进人才资本价值实现和增值的关键机制。
1.构建“以用为本”价值回报机制。各类人才的创新性劳动和创造性贡献都能在机制的保障下得到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回报，使尊重人才落到对人才资本价值和贡献的尊重上，实现人才利益需求与岗位能量需求的双向满足。建立合理高效的价值回报机制，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使各类人才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重要前提，是解除人才资本价值实现的后顾之忧，使各类人才能够心情舒畅、聚精会神干事业的重要保证。
2.构建“以用为本”培训增值机制。通过接受必要的针对性培训，使人才获得新知识、增强新能量、拥有新素质，确保人才资本价值的不断提升和作用的持续发挥，进而不断地去应对新挑战、完成新任务、实现新突破，实现其才能升级和价值增值。建立培训增值机制，通过针对性、拓展性、结构性的送学与培训，用好现有人才资本、盘活存量人才资本、优化人才资本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