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诗全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杜牧的诗全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杜牧的诗全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土木工程；安全施工管理；进度控制

中图分类号： S9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我国建筑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土木工程施工管理是施工企业现代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工程整体管理的核心部分，直接影响整个工程的质量和经济利润。在施工的过程中，如何运用现代项目管理知识对土木工程施工进行有效的管理，控制和管理好工程施工，保证工程项目的顺利施工，是施工企业必须面临的首要工作。根据土木工程施工特点，在施工管理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保障整个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发。

一、土木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现代施工项目管理的基础

（一）重视提高管理和施工人员的素质

第一，加强安全教育管理，提高管理、操作人员素质。管理和施工人员的专业素质是直接影响施工安全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整个土木工程施工过程，处处都离不开施工人员的工作，他们的专业素质水平直接决定了能否实现安全施工。定期组织所有参加现场施工的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提高施工技术和安全素质，使其掌握安全施工的注意事项。施工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对危险作业过程严格按作业指导说明组织施工，一般工种也要求施工人员熟悉环境，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坚决杜绝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人员违章操作而导致的安全事故。第二，对所有参与工程施工人员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其安全意识。必须让所有工作人员在施工时都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指导思想，在施工中贯彻落实“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充分结合”科学效益理念，从而在施工过程中营造人人重视安全、人人讲安全的良好氛围。

（二）对施工机械和进场原材料加强管理

首先，负责采购的工作人员必须进行专门培训，使其具有判断材料质量的能力，而且专业素质过硬。要尽量选择责任心强和专业素质好的人员来负责这项工作。其次，要掌握各种材料的信息，经过分析和比较，坚持择优录取。同时，企业还要定期对供货商的资质进行考核和评审。再次，采购的材料进场使用前，施工单位相关人员要会同监理单位和业主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起对材料进行检查验收。检查的内容包括合格证、检测报告、说明书以及生产许可证等书面材料，此外还要进行实物质量检查。钢管、扣件和安全帽等，必须要进行见证取样及复试，只有经过复试，才能在工程施工中使用。所有的施工机械设备进场时，有关单位必须要提供质量证明书、合格证、说明书。在安装起重机械时，一定要让具有安装资质的企业来完成安装。在使用前，要让具有专业检测资质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测，检查各项性能没有问题以后，由检测单位出具专业的检测合格证书，然后才能投入使用。在使用各种大型设备前，必须由施工单位建立完善的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制度，对施工设备加强日常的保养和维护工作。监理部门要定期的对防护装置、保险装置、防护装置，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消除安全隐患。

（三）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

在正式的组织施工前，施工单位应该结合本次工程的实际情况，对整个工程的施工过程进行详细地分析，结合现场的施工情况，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还应该明确权责，公司、项目部、班组都应该安排专人负责施工安全工作，层层把关，责任明确。提前针对施工中容易出现安全问题的地方制订科学的应对措施。还要制订专项安全方案，来应对危险较大的部位施工。工程施工的整个过程中，要严格的落实项目经理负责制，保证安全责任能够落实到每一位工作人员。同时，监理人员要在施工的过程中，认真的检查施工单位是否按照施工安全管理的要求贯彻落实安全施工技术标准。督促施工单位要严格的按照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并定期地进行安全检查。

（四）加强施工过程的安全管理

对具有较大危险性的模板工程和基坑工程等分项工程，必须制订专门的安全施工方案，此外，还要实行分级安全施工方案审批制度。并在现场施工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调整，保证方案技术可行，针对性强，操作方便，经济合理。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基础上，加快进度，提高工程质量，降低成本。在开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该建立完善的日常检查制度和安全交底制度，确保在施工前，做好每名操作人员的安全交底工作。安全员在施工时，要加强现场巡查。同时，项目监理单位也要定期进行日常巡视，要有针对性的进行现场安全检查，对安全隐患要及时发现和处理，确保工程施工的安全。

二、土木工程施工进度控制——现代施工项目管理的关键

施工进度管理工作，也是工程施工管理的重要内容。施工进度是影响施工企业经济效益和工程质量的重要因素。在签订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中，一般都对施工工期和施工进度有着明确的规定，如果施工企业不能按时完工，必将会进行经济赔偿。很多的施工企业由于在土木工程施工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不能保证施工进度时，在最后竣工结算时往往会因延误工期，支付给甲方一定的违约赔偿金，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如果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不能有效的控制施工进度，为了避免经济损失，往往会进行赶工，很容易出现建筑质量控制不严，给工程埋下严重的质量隐患。在施工过程中，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有很多，大部分的影响因素都能通过施工进度控制管理体系去克服。不少的施工企业不能控制好施工进度，主要的原因就是施工过程中对地质以及环境气候等因素，考虑不全面，造成工期延误，不能保证工程的施工进度。此外，施工机械的准备不充分以及养护不足，很容易造成因设备影响施工进度。因此，必须重视施工设备的养护工作，对于施工中使用的设备要合理的进行规划，统筹安排，及时对闲置设备进行保养，保障施工设备随时处于可使用状态，避免出现设备故障延误施工进度的情况发展。

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主要依据就是施工进度计划，施工进度计划都是根据施工方案编制的，但施工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会因为各种因素发生变化，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往往会出现偏差。所以，应该定期对施工进度进行检查，了解最新的施工情况。对于施工中影响施工进度的各种情况进行仔细分析，制订相应的解决措施，保证工程施工可以按进度计划完成。从开始进场施工之日，就应该狠抓进度管理，划定各分项的完成时间，调整和控制实际施工的进度。如提前不对工程施工进度综合协调和策划，就很难保证工程的顺利施工。还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项目开始施工前，项目管理人员要认真熟悉合同文件、工程图纸，了解施工场地的实际条件，项目的质量和工期要求等各种信息，还有根据工程项目和本企业的实际，制订一份施工计划，施工进度要符合企业的施工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提前必须做好工程设计和规划工作，充分的考虑到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消除突发因素给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带来的不利影响。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从而保证对土木工程施工进行有效的控制，保障工程的顺利开展，避免因为施工安全和进度问题，损害企业的经济效益，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杜牧的诗全集范文第2篇

>> 反思与启示：对有限合伙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制度的检视 论有限责任制度在合伙企业中的扩张与完善 试析普通合伙企业与有限合伙企业的差异 论有限合伙与有限责任合伙 有限合伙私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与税务处理浅析 中外有限合伙企业制度推进与创新 浅析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的法律监管 有限反思与过度反思 有限合伙与我国私募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 我国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合并报表的主体选择探析 基于有限合伙制法律环境与风险投资关系研究 会计师事务所与有限责任合伙制 有限合伙型房地产私募基金有何法律风险？ 完善有限合伙人出资制度的思考 我国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转变规定的完善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推行有限责任合伙制的障碍与对策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框架及其债权人利益保护 论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的立法完善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治理的法律机制构建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5-07-08.

[2]融晶基金现兑付危机 有限合伙“地雷”或频爆？[N].中国证券报，2014-2-28.

[3]项峥.警惕私募基金风险扩散[N].中国证券报，2014-05-08.

[4]佟柔. 中国民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5]余华.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中有限合伙人权利研究》[D].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09.

[6]2014年我国有限合伙人数据统计[EB/OL].， 2015-03-23.

[7]高琳. 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法律缺位探究[D].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1.

[8]汤荣龙. 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监管问题探析[D].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3.

[9]李柱宏. 论有限合伙人的权利[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

[10]宋永新. 美国非公司型企业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李圣杰. 有限合伙人管理权论[D]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2.

[12]许文燕. 论美国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D].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3.

杜牧的诗全集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随园诗稿》 袁枚 佚诗 考订

《随园诗稿》，又名《随园主人呈雅雨公诗册》，是袁枚部分诗作的稿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第四册收录此稿本的影印本。

这份手稿是袁枚呈现给卢见曾（号雅雨）的诗集，与其生前便刻印成书的三十七卷《小仓山房诗集》（以下或简称“《诗集》”）及《补遗》二卷不尽相同。王顺贵、王英志等先生先后撰文对《随园诗稿》（以下或简称“手稿”）中不见载于《诗集》的袁枚佚诗进行了校录或考释①。王顺贵认为手稿存诗共34首，佚诗22首②，王英志认为手稿存诗共61首，佚诗亦是22首，然篇目有别。

据笔者统计，手稿收袁枚诗作17篇，共62首，其中16首不见于《诗集》（包括《补遗》，后文同），可定为佚诗。

《随园诗稿》因是手稿，不免要进行辨认、誊录。王顺贵的录文错讹较多，王英志竭力匡正，多有可取，然亦不免疏漏，失于繁琐，对手稿印证不足。本文兹以王顺贵录文为底本，选列王英志之说，并加按语进行辨析。

一、《随园诗稿》见存篇目考

《随园诗稿》诗作见存于《诗集》者，共46首，它们是：《种梅》4首（共6首）、《看梅》8首（共9首）、《折梅》2首（共3首）、《菩提场古梅歌限“大”字c周兰坡学士分作》1首、《〈赠吴将军〉并序》4首、《骗马歌为傅总戎作》1首、《山居绝句十四首》9首（共14首）、《丁巳冬，仆与郭凤池侍讲为车笠故事，其三人则邓元长、谢伟人、李傅天也，今邓、谢均已化去，余与侍讲别十二年，见于秦淮亭子，侍讲赠诗四章，严催和韵，会闻有杜牧寻春之语，故有第三首》4首、《春雨楼题词为张冠伯作》1首、《八月二十九日同沈补萝、潘筠轩、李晴江探桂隐仙庵，归憩古林寺》2首、《送秋四首》4首、《郭韵青侍讲与令兄进士某同时北上，忽然讣至，寄挽四章》2首（共4首）、《北魏孝静帝移宫处》1首、《登华山》1首和《马嵬》2首。

《诗集》在收录这46首诗作时，只有极少一部分诗作只字未改，如《种梅》“十丈春山带雪量”首、《登华山》等。但绝大部分诗作的诗题、字句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如《种梅》“镇日寻春出凤台”首，《诗集》卷十改作《买梅》，且首句改作“为买梅花手自栽”；《折梅》“要把疏疏密密分”首，《诗集》卷十《折梅》首句改作“为惜繁枝手自分”，又将下文“四顾”二字改作“细想”；《北魏孝静帝移宫处》、《骗马歌为傅总戎作》等诗都有改动，而《〈赠吴将军〉并序》中的诗句则变动最大。篇幅所限，不能悉举，姑举三例：

（一）《丁巳冬仆与郭凤池侍讲为车笠故事，其三人则邓元长、谢伟人、李傅天也，今邓、谢均已化去，余与侍讲别十二年，见于秦淮亭子，侍讲赠诗四章，严催和韵，会闻有杜牧寻春之语，故有第三首》

按：王顺贵认为此四首为佚诗，失检。王英志已指出此组诗见于《诗集》卷九，题为《与郭凤池侍讲秦淮话旧作》。第一首尾联“临水角巾应从倚，六朝春在水晶帘”，《诗集》作“料得凭栏定含睇，六朝春在水晶帘”；第四首颔联“领略鸾花辞白下，安排环佩侍青宫”，《诗集》作“垫角风标传白下，唾壶恩宠极青宫”。王英志校改“从倚”作“徙倚”等几条，均与手稿合，然亦有未尽处。③

（二）《送秋四首》

按：此四首王顺贵、王英志皆定为佚诗，失检。第一首与《诗集》卷九《送秋二首》的第一首诗实同，其余三首均见于《小仓山房诗集补遗》卷一，题为《冬日作》（共4首），除了第二首首句“满背驮红叶”，《诗集》作“满背飞黄叶”；第三首末句“飘然一杯酒”，《诗集》作“残书理几回”外，其余字句几乎全同。兹录第一首诗为证：

《随园诗稿・送秋》

弹琴送秋色，问欲去何方。树影一帘薄，虫声彻夜忙。

月高风渐定，水近意先凉。趁此水丝冷，因之秦履霜。

《诗集・送秋》

秋风整秋驾，问欲去何方。树影一帘薄，虫声彻夜忙。

花开香渐敛，水近意先凉。从此冬心抱，弹琴奏履霜。

按：王英志认为尾联“水”、“秦”二字当作“冰”、“奏”，是。《履霜》即《履霜操》，乐曲名。然二字手稿本不误，乃王顺贵录文有差。

细玩二诗，除了一、五、七、八四句经过润色外，其余全同。历来作诗属文，数易其稿者实为平常，二诗虽有改易，但实为一诗的痕迹仍然比较明显。

另外，第二首颈联“树秃长江逼，松青百草分”的“逼”字，《诗集》改作“近”，于平仄、诗意更胜一筹。王英志云第三首“月中鸿爪去”中的“月”、“山深无宿家”的“家”二字当作“目”、“客”；第四首“江上面面收”的“上”字当作“山”，皆与《冬日作》合，然手稿本不误。

其余三首仿此，类似于今之“初稿”和“定稿”，皆非佚诗。

（三）《郭韵青侍讲与令兄进士某同时北上，忽然讣至，寄挽四章》

按：此四首王顺贵、王英志均定为佚诗，其实四首中只有两首为佚诗。《诗集》卷九《凤池侍讲与兄某北上同卒徐州。闻讣惊骇，为诗以吊》二首，与其中两首内容一致。仅录手稿二诗如下：

其一

自敲湘竹写哀辞，准吊徽之与献之。一别便传人永诀，百年从此事难知。

朝天孤凤凌风去，半夜红兰带雪垂。惆怅浮生真草草，不如落叶有秋期。

其二

如此人难过四十，可怜官正要三迁。都非意料真为命，但怕伤心不是天。

南国琴书谁嗣续，东宫环佩亦潺。羊昙苦常桓伊挽，招得残魂月一船。

第一首，王英志认为首联“准”字当作“双”，是。下文将另作探讨。第二首，王英志认为尾联“常”当作“唱”，是。手稿本不误。

第一首，“朝天孤凤凌风去”，《诗集》作“两行孤凤朝天去”；第二首除首联基本一致外，《诗集》作“骤闻死信还疑梦，不解伤心最是天。两代芸香谁嗣续？九原花萼转联翩。想他风雨彭城夜，错把长眠作对眠”。第二首诗虽然字句改动较大，但因袭关系依旧清晰，情况与例（一）相似。

二、《随园诗稿》所存袁枚佚诗考

《随园诗稿》所存袁枚佚诗共计16首，它们是：《赠抱孙先生诗》4首、《种梅》2首、《看梅》1首、《折梅》1首、《山居绝句十四首》5首、《别家孝廉蕙　1首、《郭韵青侍讲与令兄进士某同时北上，忽然讣至，寄挽四章》2首。

《赠抱孙先生诗》共四首，题目为笔者所拟，原诗无确切题目，诗前有一段极似小序的文字：

“抱孙先生再领两淮转运之任，枚江左末吏，靡由识荆。门人王梅坡来自扬州，道先生问枚甚悉，并诵其壁间题句。枚窃喜自负，恭赋五言四章，渡江求教。知己之感，情见乎词。”

“抱孙”为卢见曾的字。王顺贵失收，王英志已指出，并全录其文，然其三篇文章录文不全同，如“皇皇尧舜术，敢责夔龙身”句中的“龙”字，其最初文章误录成“隆”字。除此，王英志的录文有三个错字，在其主编的二十册本《袁枚全集新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10月版）亦未校正。今订讹如次：

（一）间之奉华台，隔以九霄云。

按：奉，手稿实作“章”。章华台，楚宫名。此联互文，“章华台”与“九霄云”对举，描写两人相距之远。诗前“小序”云“恭赋五言四章”，“章”字字形与之吻合，可为本证。

（二）商贾不与齿，《周官》有令言。工商靳锦绣，汉制垂明文。

按：官，手稿实作 ”，即“服”字，释为“制度”。“齿”为“录用、收纳”之义。此两联对举，约言为周、汉时期法制规定商贾不得为官吏、不得衣\绣，体现了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抑商”思想。

（三）不愿为韦皋，月尽徒纷纷。

按：尽，手稿实作“进”。月进，《汉语大词典》谓“唐德宗时地方官吏为买宠而逐月进献财务”。《旧唐书・韦皋传》：“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赋敛以事月进，卒致蜀土虚竭，时论非之。”此二句乃袁枚阐述为官之道在于勤政爱民，莫要像韦皋那样为了一己私欲而横征暴敛，惹人非议。

此外，《种梅》之一首联云：“玉佩明重重加，半披霜影半横沙”，王英志已指出录文“重重”为“岁岁”之误，手稿《看梅》之一“春早长留好岁华”句的“岁”字字形与其吻合，可证王英志之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随园诗稿》是袁枚部分诗作的手稿，在陆续编入《小仓山房诗集》并刻印成书的过程中，袁枚对其中一些诗作做过不同程度的修订。《随园诗稿》所存袁枚的佚诗共计16首。

三、馀论

笔者还想就两个问题，并结合《随园诗稿》实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随园诗稿》诗作的创作时间

《小仓山房诗集》中的诗作每一卷下都会标明具体年份或一段时间，一般认为是诗作的创作完成时间，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从手稿到刻印成书可能会经过一段比较漫长的时间，诗作最终完成的时间肯定也有偏差。这些诗作主要散见于《诗集》的卷一、卷七、卷八、卷九和卷十，卷十所标年份为乾隆甲戌年（1754），而开篇的五首《赠抱孙先生诗》应当稍晚一些，故王英志认为《赠抱孙先生诗》写于乾隆十八年（1753）卢见曾复调两淮盐运使之后，这是可信的。卷一所标年份为乾隆丙辰年（1736），故手稿中的大部分诗作创作于1736至1754年之间。

（二）整理《随园诗稿》应该注意的问题

笔者认为，整理《随园诗稿》至少应注意三个问题：

1.注重对《随园诗稿》文本的校读

王英志先生虽然纠正了王顺贵录文的不少错误，但疏于对手稿原文的查检。如《看梅》“钩帘扬帐总先闻”句，王英志认为“扬帐”当作“揭帐”，且引袁枚《子不语》为证，详加论证。其实，只要核对一下原稿，就会发现是王顺贵的录文有误。

王英志校改王顺贵的文字还有很多是正确的，但都犯了对手稿原文避而不谈的毛病。且只要我们仔细阅读手稿和《诗集》的相关篇章，正如上文所举例证，不难发现很多诗作都是有承袭关系的，实际上是一首诗的不同稿本而已，绝不能以佚诗视之。

此外，《山居绝句十四首》之一的“澹澹春阴暝色迟”首“野田冲过半桥雨，惊起一双白鹭鸶”句，王英志录文将“雨”字作阙文空格，未详何因。检手稿正作“雨”，清晰明了。

2.掌握一定有关校雠、书法的知识，这对校理《随园诗稿》这类手稿类的古籍十分重要

王英志已经强调了具备书法知识的重要性，另外掌握一些校雠学的基础知识也十分必要。如《郭韵青侍讲与令兄进士某同时北上，忽然讣至，寄挽四章》其一首联“自敲湘竹写哀辞，准吊徽之与献之”，王英志认为“准”是“双”之形误，云“草体字‘双’貌似繁体字‘省，但含义迥异”，并详举《晋书》中“人琴俱亡”的故事，略显繁琐。

“准”字确为“双”字之讹，检之手稿，知与书法并无关系。其实，手稿中是在“b”（只）字的左上角有个“两点水”，并非“三点水”，而这个“两点水”实际上是重文符，表示“隹”或“b”字，则此字实为“p”字，即“双”的繁体字。《诗集》正作“双”。

手稿《菩提场古梅歌限“大”字与周兰坡学士分作》“我闻其言弹双指”、“巨灵双手掘梅根”、《骗马歌为傅总戎作》“或双超阵过”、《登华山》“绝壁纳双踵”等句中的“双”字都用了重文符，均与草书无关。

再如《赠抱孙先生诗》“民力亦巳屯”一句中的“巳”字，若按本字解则文义难通。但当我们了解了古人己、已、巳不分，均随文而定时，则知此字实为“已”字，文义畅通。

3.要充分运用工具书，如辞书、地方志等

阅读、校理古书，往往会碰到一些问题，若是能够利用好工具书，有时不仅可以很快地解决问题，而且很有可能连带着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如关于《丁巳冬仆与郭凤池侍讲为车笠故事，其三人则邓元长、谢伟人、李傅天也，今邓、谢均已化去，余与侍讲别十二年，见于秦淮亭子，侍讲赠诗四章，严催和韵，会闻有杜牧寻春之语，故有第三首》、《郭韵青侍讲与令兄进士某同时北上，忽然讣至，寄挽四章》这两首诗的创作时间问题，王顺贵根据诗题推断前一首的创作时间是嘉庆丁巳年（1797）冬，即袁枚（1716―1798）去世的前一年；后一首则难以判断，王顺贵承上首“丁巳冬”的时间，推断此诗定当作于袁枚生前，故创作时间为1797年到1798年之间。

且不云上文根据“卢见曾复调两淮盐运使的时间”推断整部诗稿的完成时间约在1754年左右，亦不云卢见曾是否能够活到嘉庆年间，只题目中“今邓、谢均已化去，余与侍讲别十二年”一言，便可断定此诗作于“丁巳年”后的第十二年。所以这个丁巳年绝不可能是指“嘉c丁巳年”，只能指乾隆丁巳年（1737）。此或可解决第一首诗的创作时间问题，第二首则仍悬而未决。

笔者想要换个角度，即通过对诗中提及的人物稍作考察，很多疑问便可迎刃而解。以第二首诗中的郭韵青为例，王英志疑其为郭运青或其兄弟，未作深考。通过查检《安徽省全椒县志》、《清代诗文集总目提要》、《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书，我们认为郭韵青、郭运青以及第一首诗中的郭凤池实为一人，名肇u，生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卒于乾隆十八年（1753），字运青（又作“韵青”或“韵清”），一字凤池（又作“奉墀”，或云“奉墀”为其号），江南全椒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兄弟五人，先后登第。今存《佛香阁诗存》五卷。其字号诸书记载不一，盖有音讹，在此不必深究。

当我们查实了诗中郭凤池这一人物及其生平，尤其是生卒年，那么这两组诗的创作时间也基本可以坐实：前一组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后一组作于乾隆十八年（1753）。

注释：

①详参王顺贵《袁枚诗歌辑补二十二首》（《文献》2012年第2期）、王英志《〈袁简斋手札〉所收诗作献疑》（《文献》2014年第3期）。另王英志撰有《袁枚零散集外诗51首考释》（《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袁枚零散集外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二文，此三文录文、考释等有相通处，个别录文亦有改动，本文征引时择善而从，统称为王英志之说，不再一一标明篇目，读者可自行查阅。

②王顺贵原文将《随园诗稿》误作《袁简斋手札》，王英志已指出，不赘。

③王英志校正王顺贵录文误字详参其《〈袁简斋手札〉所收诗作献疑》脚注，然亦有疏漏。胪举如下：其二颈联“酒雨更无知己赋”，王英志已指出“酒雨”是“旧雨”之误，另“更”字据手稿当作“竟”，与《诗集》同；其三颔联“日日长看隔水青”的“看”字，据手稿当作“眉”，与《诗集》同；其四颔联“领略鸾花辞白下”的“鸾”字，据手稿当作“莺”。

参考文献：

[1]袁枚.随园诗稿[M].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

[2]袁枚.小仓山房诗集[M].袁枚全集新编.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3]王顺贵.袁枚诗歌辑补二十二首[J].文献，2012，02：148-151.

[4]王英志.《袁简斋手札》所收诗作献疑[J].文献，2014，03：170-172.

[5]王英志.袁枚零散集外诗51首考释[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47-53.

[6]王英志.袁枚零散集外诗[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03：49-52.

[7]刘d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杜牧的诗全集范文第4篇

关键词：朱自清 旧体诗 直面 超越 时间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和研究中，朱自清更多被人提及的是他的新诗和散文创作，尤其是他的散文和冰心、梁遇春等人的创作在文学史上被公认为现代“美文”的典范，其“文字几乎全用口语，清秀、朴素而又精到，在20年代就被看作是娴熟使用白话文字的典范。”[1]这自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姑且不谈他的散文，就诗歌而论，朱自清的新诗在现代新诗史上也自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1922年，他与叶绍钧、刘延陵等以“中国新诗社”的名义创办了现代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其中第一个十年“新诗集”的导言也由他执笔书写，他对推动新诗的发展实可谓功不可没。而相对于其散文和新诗研究的热闹，他的旧体诗却始终少有人问津，这大概才算得是真正的“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寂寥吧。今天我们要重新进行审视和评判——阅读朱自清的旧体诗，无论说其是独善其身的名士，还是断言他为慷慨激昂的民主斗士，都不免简单与粗糙，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始终都在与时间作着抗争的、有着强烈生命悲剧意识的坚守自由主义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也许这个论断同样模糊而简略，但我们强调的是以其本质之“恒常”来质疑进化论式的“质变”，要证明朱自清现代意识的在场其实并不需要通过“质变”叙述来进行，“恒常”背后踽踽独行的常是真理的身影。

朱自清自1926年之后，几乎就中断了新诗的创作，而主要将精力投放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诗歌创作则走向了旧诗领域。这或许是幸事，和他珍贵的日记一样，朱自清无意中为读者保留了关于他个人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丰富的心灵史记录。朱自清的旧体诗从表层看大多为吟咏风物、怀人抒情之作，然往深处看却是有着强烈的追求和自我独立人格的现代意识，充满着一种自由主义精神。这种自由主义精神的抒发常和他的时间意识密切关联，并通过后者得到很好的体现。从中既能看到朱自清早期旧体诗表达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苏醒，其本质就在于意识到时间对生命的限制是那么具体而且充满悲剧意蕴。生命的悲剧性意识不仅体现为人对自身力量渺小的意识，而更重要的是意识到生命存在的时间性限制，即生命的有限性。由此，人才发展出对这种有限性进行超越的渴望，并由此在有限性生命的存在中寻求无限性的发展空间。朱自清旧体诗中的时间意识不同于古人“白驹过隙”式的对时间的一种止步于表层的抽象感知，而是隐显着强烈、复杂的对时间与存在之关系的体认和思考。此种“时间与存在”的关系始终是朱自清苦苦思索的一个哲学命题。

任何“存在”的人总是会意识到人生之短暂，但又总是不甘心受控于残酷的时间之手。故而，写作乃至其他一切称之为“艺术”的行为，都包含了人与时间对抗的雄心与无奈。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对于时间的关注甚至形成了一个没有办法逃脱的潮流，而那些感叹时光之易逝、伤春悲秋，倡扬及时行乐、超越时事之类的诗歌也的确通过对于时间的处理而获得了时间之神的眷顾，甚至对当前相关的写作也会构成一种隐微而又庞杂的压力。朱自清旧体诗中所体现出来的时间意识从表层看来诚然难以抹去古典文化那种感伤的时间观念，但与古典诗歌中的时间意识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古代诗人看来，历史上的一切都可能因时间流逝而被带走，无论是辉煌或是暗淡的人生，在时间面前是平等的……在这里，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得到了完整的统一，不仅表现了怀古的感情，而且又涉及到了人生的本质。”[2]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时间意识更多地是呈现为历史意识的书写，而缺乏一种主体性的思辨，即对生命存在形式与时间关系的深层思考，也因此，我们认为古典诗歌中的生命意识与时间意识是臣服于历史这个大意识而模糊了自身的独特性。

有论者在评述哈代的诗歌创作时不无见地地指出，“时间意识使作者感受到悲剧的痛苦，产生出悲剧的意识，构成了哈代诗歌的独特的悲观主义的时间主题，导致了他对‘现时’的失望和对‘过去’的向往。”[3]这个评断却并不完全适用于朱自清的旧体诗创作，我们承认的是朱自清的旧体诗同样具有悲剧精神，但难以归于悲观主义层面，他在诗歌中确实表达了对“过去”的向往，然而却拒绝逃离“现时”。朱自清曾著文明确表示自己的人生态度，对人生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三者谁更值得珍视作了详细的阐释，“已往的人生如何的美好，或如何的乏味而可憎；已往的我生如何的可珍惜，或如何的可厌弃，‘现在’都可不必去管它，因为过去的已‘过去’了。将来的人生与我生，也应作如是观；无论是有望，是无望，是绝望，都还是未来的事，何必空空的操心呢？要晓得‘现在’是最容易明白的；‘现在’虽不是最好，却是最可努力的地方，就是我们最能管的地方”。[4]诚然朱自清自己也无法做到真正将三者割裂开来而完全执着于“现在”，但其对“现在”的珍视却是无可怀疑与辩驳。对于一切“存在”朱自清都是审慎面对，这里不难看到黑格尔的影子，“传统之所以为传统，有如黑格尔所说‘凡存在的总是有道理的’。我们得研究那些道理，那些存在的理由”[5]，这种自觉认同显然很难不影响到朱自清的人生观，但也正是过于正视“现在”的情怀，恰恰导致了朱自清精神世界的某种分裂，这种分裂不可避免地使诗人走向人生的悲剧殿堂。

朱自清的悲剧正在于面对时间的不可抗性，却依旧以一种近于残酷的孤独去体验生命的现时存在，这种体验是一种内在的生命感受，摆脱了历史大意识的制约而走向一种心灵的纯粹表达。俞平伯在分析朱自清的长诗《毁灭》时，敏感地洞察到朱自清内心的这种隐约而深沉的悲剧意识，他说道，“以人生担荷的过重，迷悟的纠纷；所以要摆脱掉纠缠，完成平常的自我。他承认解脱即在挣扎的本身上，并非两件事；所以明知道挣扎是徒劳的，还是挣扎着。他的人生观念——在《毁灭》及其他诸作中所表示的，是，也就是口令，是怯者的，也是勇者的呼声。”[6]这种寻求心灵解脱的努力在朱自清的旧体诗里体现得异常充分，“这使他感受无限的隐痛，养成他的一种几乎过敏的感受性，和凄怆眷恋的气息”，[7]这种悲剧气质贯穿了朱自清的一生，然而许多论者却认为朱自清的晚年具有一种民粹主义式的人民立场，是一个民主斗士，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即所推定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8]这个广为人知的判断却显然是一种误读，朱自清的日记对此事件有很详细的记载，拒绝美国救济粮远不至于使得朱自清需要面对“死亡”这个可怖的结局。从中我们读懂的是一种真实而可敬的人性，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居凡人之上的渺茫神性。[9]或许倒是的说法比较接近朱自清真实而隐秘的心灵世界，他在分析朱自清的民主主义倾向时独特地指出：“但朱先生有一个远离阶级观点和思想的文艺和文化的素养和信仰，有他的愿意‘超阶级成见’的善良、热情和忠厚，这些都使他认为阶级斗争的思想，尤其是行动，是‘过火’的，于是使他进而接受这思想和行动的时候就非常艰苦，通过这必须的路而走到人民革命也就很艰苦。”[10]从其旧体诗来看，我们不难体会到朱自清内心的这种隐痛，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朱自清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他至始至终都只是一个在个人孤独世界里跋涉的苦行者，他的一生是敏感、脆弱且分裂的一生。翻阅朱自清的日记，我们可以触摸到他那颗跃然纸上的敏感而易碎的心，其一生常常陷入经济拮据和人事纠纷的困境，以至于他坚持认为在人际交往中“不与任何人来往过密是最好的方针”[11]，这种与生俱来的对他者的怀疑大概也是其在日记中常对诸多好友颇有微词的根源所在。然而我们从他的新文学作品中却很难发现这种隐秘心理，而其作为私藏的旧体诗却给我们提供了别样的思索，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文人复杂而丰富的的心灵世界。

朱自清的旧体诗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描述有限的生命对时间的抗争，这种孤独决绝的抗争显示了诗人内心的痛苦，从而具有了某种现代悲剧意蕴的宿命色彩。但朱自清并非消极地接受这种宿命的结局，其抗争的意义正在于力图超越“宿命”这个人类共同的悲剧命题，这使得朱自清的旧体诗写作在“时间”视域下具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在《中秋月》《重过清华园西院》《蹉跎》及《除夕书感》等诗中，诗人以一种近于静止的姿态孤独地在“过往”与“此在”这两个不同的时空里思考自我的存在：

孤光今夜迥，照水倍分明。

艳曲闻莺啭，微风睹艇轻。

床空馀瘦影，砌冷起蛩声。

破镜飞天上，刀头何日赓？

——《中秋月》

月馀断行迹，重过夕阳残。

他日轻离别，兹来恻肺肝。

居人半相识，故宇不堪看。

向晚悲风起，萧萧枯树寒。

三年于此住，历历总堪悲。

深浅持家计，恩勤育众儿。

生涯刚及壮，沉痼竟难支。

俯仰幽明隔，白头空自期。

相从十馀载，耿耿一心存。

恒值姑嫜怒，频经战伐掀。

靡他生自矢，偕老死难谖。

到此羁孤极，谁招千里魂

——《重过清华园西院》

在上述两首诗中，朱自清借助“月亮”这个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恒常意象抒发了具有现代哲学意蕴的独特感受。在传统文化中，月亮这一意象常常是作为人类思想情感的载体而出现的，其意蕴十分丰富。然而在很多古典咏月诗歌中，即便是书写个人的感伤身世和流离之苦，诗人也大都是注重对美的意境之营造，一种凄美气氛的建构。如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又如杜甫的《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此外诸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晏殊《蝶恋花》）等。这类诗歌整体上留给读者的都还只是一种感伤的美，一种使人在诗歌想象世界里产生的忧郁体验，这种催生的普遍感伤情感从某种程度而言难以使我们进入诗人的自我心理世界。而朱自清却带给我们别样的感受和体验，月亮或者月光在其诗里只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并不是作为中心意象存在于诗歌之中，也因此并不能使我们自觉地进入一个充溢着凄美气息的想象世界，或者说他恰恰使我们由此摆脱了一种固定的情感模式而直接触及诗人孤独的内核。“孤光”下的空床与瘦影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遗世而独立的具有强烈现代自我色彩的孤高形象，“月馀断行迹，重过夕阳残。他日轻离别，兹来恻肺肝”；令诗人念及亡妻时，“俯仰幽明隔，白头空自期”，这种对阴阳相隔的悲怆感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面“存在”，面对时间，诗人的抗争显得如此脆弱而无助，不禁催人泪下。“死亡”这个冷酷的令世人感到恐惧的幽灵却是朱自清在诗歌世界里敢于痛苦直视并加以挑战的，思考死亡这个最为本质的生命形态无疑是一个诗人超越现实自我走向宗教神性高度的重要标志，一如梁宗岱那样在诗的象征世界里所发现的宇宙中那个“更庄严，更永久，更深大的静——死”。[12]可是诗人并没有屈从于死亡，命运的既定性并不能使其陷于痛苦的泥淖而无视现时的真实存在。他更多地是试图使自己的心灵获得某种慰藉，在时间的长河里冷静思索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这正如狄尔泰所认为的那样，“命运造成了生活世界的不可把握性、偶然性，但人又本能地具有追求稳定性的意愿；自然的力量带来把一切有的存在化为虚无的威胁，但人又内在地具有意志的独立性；死亡规定了时空中一切生命的有限性这一最终本质，而人又有超越有限的深切欲求。”[13]如下面这些诗作就显明地表述了此种“深切欲求”：

又看一岁尽，生事逐飙尘。

精力中年异，情怀百种新。

孤栖今似客，长恨不如人。

马齿明朝长，回头愧此身。

追欢逢令节，少壮互招寻。

三径无人迹，空山绝足音。

身微青眼少，世短客愁深。

独坐萦千虑，刹那成古今。

——《除夕书感》

沉吟无一计，谴此有涯生。

发看数茎白，心期半世名。

绮怀刊不尽，胜业懒难成。

歧路频瞻顾，杨朱泪欲倾！

——《沉吟》

孤负蹇修意，回肠亦可怜。

行藏新白发，身世旧青毡。

况复多男子，宁能学少年。

此生应寂寞，随分弄丹铅。

——《颉刚欲为作伐，赋此报之》

蹉跎白日晚，去住两俱难。

尚觉春光好，能忘酒盏宽。

辟人虚宿愿，掩卷有长叹！

焉得如深井，回风不起澜。

——《蹉跎》

冥思搜象外，密谊托人间。

眼底自醒醉，群中尚往返。

未甘忘众乐，行复谢朱颜。

喧寂平生意，纷纷不可删。

——《喧寂》

听子一神王，滔滔舌有澜。

访书夸秘帙，经眼数精刊。

历落盘珠走，沉吟坐客看。

盛年飞动意，不觉夜将阑。

——《赠斐云》

诗中的“又看一岁尽，生事逐飙尘”、“身微青眼少，世短客愁深。独坐萦千虑，刹那成古今”、“沉吟无一计，谴此有涯生”、“此生应寂寞，随分弄丹铅”、“蹉跎白日晚，去住两俱难”“喧寂平生意，纷纷不可删”等使我们体验到了时间的无限与人生的有限之间的强烈反差，可是在面对生命必然走向死亡这个结局时，朱自清明确而坚定地在反抗人性深处那沉重的虚无和颓废，走向佛家式的澄明境界，我们从中最终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的安宁和平和。高小康在分析中国传统叙事中的时间意识时不无见地地指出：“以生命历程为根据的叙事时间意识，显示出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哲理意义——时间不是显现天道的永恒过程，而是有限的生命历史。在叙述中展开的时间过程实际上是对生命终结的期待。”[14]这种坦然面对生与死的姿态显然有别于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提出的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是乐天的，即“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15]

朱自清通过生命意识的觉醒来抵抗宿命，超越“此在”的生活，也许只是一种幻想，最终还是要回到宿命论上来。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在筹划自己先行于自身时，离不开他当下所处的环境，因为先行自身不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和孤立的主体行为，它只是‘此在’的一个方面。”[16]或许确如叔本华所宣称的那样，“人生总是在追求无法满足的欲望，因此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17]朱自清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就是叔本华笔下的这个充满宿命论色彩的钟摆，其实我们众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或者可以说，遭遇现代性陷阱的生命本就注定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终局。朱自清那首著名的散文诗《匆匆》无疑可以作为其旧诗现代时间意识书写的一个有力的佐证：“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匆匆》）是的，这是我们现代人时刻都在追问的一个终极命题：上帝让我来到这个尘世，我到底该如何面对这段幸福而又痛苦、短暂人生呢？我该怎样才能避免白走一遭的尴尬呢？可是，我们又都深深明白，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追问，真个是回首前尘来世，一片苍茫。

此种他人难以体会的痛楚和悲苦，朱自清在与好友俞平伯的通信中曾一再加以表述：“日来时时念旧，殊低徊不能自已。明知无聊，但难排遣。‘回想上的惋惜’，正是不能自克的事。因了这惋惜的情怀，引起时日不可留之感。我想将这宗心绪写成一诗，名曰《匆匆》。”[18]“我自今夏与兄等作湖上之游后，极感到诱惑底力量，颓废底滋味，与现代的懊恼。我从前不曾深切地感着过这些，这回却碰着机会了。我一面感到这些，一面却也感到同程度的怅惘。因怅惘而感到空虚，在还有残存的生活时所不能堪的！我不堪这个空虚，便觉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比较安心——比较能使感情平静。”[19]这大概是为什么朱自清始终强调他的‘刹那主义’的原因，这种面对时间时的自我放逐却绝非其外在所显示的颓废主义色调，关于朱自清的‘刹那主义’，陈孝全这样认为：“这‘实际上是追求内心感情的节制与适中，侧重对立面的调和与统一，安于自我满足，追求安定和谐。’”[20]这种对和谐、安宁的追求使得朱自清在书写时间时时刻保持“此在”的决绝姿态，那些对过往的追忆和对将来的惆怅也就成了其心灵深处的一片烟云，终究风流云散，这彰显的正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里保持自我独立人格的反抗精神。

注释：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2]彭书雄：《古典诗歌的主题与传统的农耕文化》，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3]吴笛：《论哈代诗歌中的悲观主义时间意识》，国外文学，2004年，第3期。

[4]朱自清：《刹那》，《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5]朱自清：《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介绍郭沫若著》，《朱自清全集》（第三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6][7]俞平伯：《读》，朱金顺：《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

[8]：《别了，司徒雷登》，《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84页。

[9]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0]：《悼朱自清先生》，《雪峰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11]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4页。

[12]梁宗岱：《象征主义》，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13][16]黄见德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第155页。

[14]高小康：《论中国传统叙事中时间意识的演变》，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5]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京：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17]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1页。

[18][19]朱自清：《致俞平伯》，《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第124页。

杜牧的诗全集范文第5篇

关键词：长野确；《松阴快谈》；日本中国文章学；文法论；文气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86?06

中国古代散文成就突出，虽然不及古代诗歌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深远，但它对日、韩诸国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日本的中国文章学研究是其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自江户时代（1603?1867）以来，成果颇著，而且大多采用“文话”的形式。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曾辑有《日本中国文章学论著选》，收录有日本文话《拙堂文话》、《渔村文话》等；2007年，王水照教授主编的《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附录有“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一编，收录30种日本文章学论著提要。虽然此种统计尚待进一步充实，如其中散见于日邦文人别集、笔记等中的文论未予辑录，然而大体可知，日本关于中国文章学研究的文话、文论相对于诗话、诗论著作的极度繁盛来说毕竟稍逊一筹。但有一点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即在大量存在的域外诗话中往往掺入不少文论，它们从域外角度对中国文章学进行的探讨，常能发人所未发，颇具研究与借鉴价值。

日本江户时代诗话《松阴快谈》即是这样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撰者长野确（1783?1837），字孟确，号丰山，伊豫人。修业古文，著有《武乘》、《诗约》、《文约》等。是书撰于文政三年（1820），今有《日本诗话丛书》第四册本，韩人赵钟业《日本诗话丛编》第八册本①。书前有长野确《自序》，述成书经由。后有吴江沈楙德跋语，评曰：“其中评论古今及诗文书画之属，援引博洽，时具特识，以儗物、服诸君，雅称后劲。”全书共四卷，其中卷二集中论文，议论虽属条目论列式，但自具一定的原则性与系统性，反映了长野确对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散文本体、创作及鉴赏批评等的见解。当然不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借鉴，但更多的是结合本邦创作而产生的独到体认。发掘其中国文评观，可为当今中国散文研究提供一些新视角，同时也可考见中国散文及文论对域外文章学的影响、受容情况。

一、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演变及其经典

《松阴快谈》对中国历代散文的批评及散文经典的评价，有着较为精辟的论述。从总体上说，长野确主张论文应不拘世代。他引述明代都元敬《铁网珊瑚》之语：“今人收画多贵古而贱今，且如山水花鸟，宋之数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论其世代可也。”长氏进一步推论说：“余谓，书画诗文，皆不拘世代可。”他批评世儒论诗文以世代为高下，是“耳食”之言，并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诗文之佳恶，在人而不在世，在诗文而不在人。”由不拘泥于以世论文，长野确进一步延伸出“前人不必胜后人”说。他说：“前人不必胜后人，如《列子》之不及《庄子》，左氏之不及司马，范晔之不及陈寿，《晋书》之不及《五代史》诸皆是也。岂得拘世代哉。”[1]（264）

厚古薄今向来是中国诗文评论中惯见论调②，“一代不如一代”的文运论屡现于论者笔下。可贵的是， 长野确没有盲目蹈袭成说，认真地对中国文章之历史演变作出思考，所以能发人所未发。例如长野确曾再三突出的“左氏不及司马”说，就与中国传统见解差异甚巨，他说：“左氏之不及司马，犹《列子》之不及《庄子》也。”并引述朱熹与胡应麟的两段议论，认为“皆所谓眼透纸背者”：“朱子曰，《孟子》《庄子》，文气俱好，《列子》便有迂僻处，《庄子》全写《列子》，又变得奇峻。胡元瑞《笔丛》曰：大抵《列》之文法、《庄》之文奇，列犹丘明，庄犹司马。列规矩，驯而易入；庄崖岸，峻而难攀。”[1]（264）至于缘何不及，长氏也有详细分析：

余常持左氏不及司马之说，其略曰：人皆知班之不及马，而不知左氏亦不及司马也。子长之文犹文人高士为水墨山水，略有笔墨，而妙处在笔墨之外；左氏犹画匠之著色山水，固守规矩，而不敢胡乱下一笔也。然求其神采秀发，气韵流动，不可多得也。左氏一部自首至尾，唯是一法，少变化。至《史记》，则纵横变幻，使人把捉不得，所谓神明于法者。[1]（263?264）

可见，长氏以“法”为准权衡二者优劣，一“唯是一法”，一“神明于法”，左氏之文短于固守规矩、拙于变化；司马之文长在变幻纵横、意在言外，因而优劣自异。在中国传统的文评中，论者多以二著各具千秋，称《左传》则以“春秋笔法”，许《史记》则谓包孕丰富。常将司马与班氏作比较，将其与左氏比较实为罕见，且无论长野确的评论是否正确，至少足备一说。

当然，这并非表明长野确忽略了秦汉古文的整体成就，实际上，他在讨论古文时，经常从中推举一些经典著作作为初学者之门径。如《孟》、《庄》、《左》、《国》，长氏就屡作颂扬，称为“古文之美者”。他还特别提到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古文著作：“叙事之奇古者，莫如《檀弓》、《穆天子传》焉，汉武、飞燕内外传，亦野史之古者，文家不容不读。”[1]（270）

然而，相对于秦汉古文，长野确更为欣赏的仍是唐宋古文，尤以八家为最。他认为韩、柳、欧、苏等八家文，“已为千载之宗师”，后世学文者，“不得不依其法”。长氏对八家的称颂不吝赞词，认为他们的部分篇章完全可与司马之文相匹肩，而毫无惭色。他例举柳子厚《段太尉逸事》，谓“咄咄如生，与马迁相上下”，又说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与马迁相上下，范晔、陈寿皆不能及也”。

八家之中，长氏极崇韩、柳、欧、苏四公，他以“法度”为线索认真准确地分析了他们各自古文的特点：

光明正大，法度森严，而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如韩文公焉；纵心姿腕，篇法政严，序次详备，丽句层出，愈多而愈不乱，莫如柳柳州焉；婉曲周折，法度闲暇，词意醇厚，气调员美，莫如欧阳公焉；纵横排奡，才锋俊伟，奇奇怪怪，不与法期而与之合，莫如苏文忠焉。[1]（258）

韩愈之文以法度谨严又浑浩流转为特征，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 视。”[2]（122）柳宗元之文则篇法严谨，又不露痕迹，名章警句，迭出不穷。欧阳修之文，纡余委曲，说尽事理，苏洵赞云：“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2]（122）东坡为文，则“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3]（333）。长野确的评析可以说十分准确地把握“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的特点[4]（1165）。

长野确虽然主张论文应不拘世代，但在具体论文实践中，却难免自相矛盾。典型如对宋以后散文的评价，长野确认为古文之佳者大体在宋前，元明清即便有名家一二，整体却每况愈下。他论列元好问、赵孟頫、杨维桢等元代“有文名者”十余家后，谓其只可比之于“宋之小家数”。紧接着他说：“至明文运又旺，名家不啻千百，然亦皆不能仿佛宋人，独王阳明可与宋大家比肩而立矣。”[1]（277?278）可见，长氏认为元文为宋与明之间的一个低谷，但是明文虽较元文为长，却不足与宋文并辔：

明人务求胜宋人，然其学术文章，曾不能仿佛宋人，大抵宋人能自为一家，不肯蹈袭前人。明人好剽窃古人，是其胆识已迥然不同也。清人长于考据，指摘前人之谬误，旁引博证，往往中其肯綮，然短于著作，其不及明人，犹明之于宋也。[1]（290?291）

明文不及宋，而清文不及明，更遑论宋文。长氏此说并非一家之见，认为文章随气运代降恰恰是中国古人常弹之调。这与其“前人不必胜后人”的进步主张是相龃龉矛盾的。

长野确认为明人古文之所以落下一乘最主要的原因是“剽窃”：“明人所谓古文皆第剽窃古语耳，至其法度神妙，则未尝梦见。”他举出明中期前后七子之领军人物为例：

何、李、李、王之诗文，譬犹剧场中正末净丑戏子之语言，模拟文饰太过，强笑强哭，毫无神气，故乍读之可喜，再读之使人羞赧。

明李于麟、王元美剽窃古语，以为古文，不知文之古今在结构，而不在字句之末也。结构合古法，虽用俗语，不害为古。[1]（283）

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倡“文必秦汉”，目的虽在矫台阁茶陵之弊，但他们盲目崇古，作文时又难脱以摹拟代创造的窠臼。此后的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把复古风推向更，创作上比前七子更死板地模仿古人。

长野确虽深抉明文剽拟之弊，并以何、李、李、王为矢的激烈排击，但他并非完全否定明文。他 说：“明文之佳者，莫如王阳明焉。遣言措意，纵 横开阖，靡不如意；方正学、徐文长，亦恢恢乎疾驰矣；简洁雅驯，莫如刘青田；富赡雄伟，莫如宋景濂。……”[1]（278）列举明文之善者数人，而其中对王守仁之文更击节不止，屡作称赏。谓：“从前论明文者，未尝及王阳明。余读《阳明文录》，纵横俊伟，出入高下，靡不如意。”[1]（278）他甚至认为王阳明是衰弊的明文中唯一堪“与宋大家比肩而立”者。的确，王阳明的散文，雅健沉雄，能独抒胸臆。他的思想与文章，对唐宋派和公安派有直接影响，在清初评价很高，但桐城兴起后，则多受冷落。长氏以其文为明文之“佳”者，可谓巨眼。

相较明文之弊在“剽”，清文则病于“细”。“清人之文，能入细而不能为大。秦汉古文，大抵粗枝大叶之文，气骨雄壮，豪荡不羁，所以为高也。清人之文，唯于枝叶上粉泽，是所以不及也。”[1]（285?286）

二、关于中国散文的本体与创作

《松阴快谈》中长野确最着力之处，是对散文本体、创作方法及入门途径等的探讨。其中很多精见可以与中国古代文论相为参观，也对现今的散文创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首先，强调“文有四法”、“法与我一”。长野确认为散文创作必须明知文法，“作文如用兵”，学文者须“先学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犹如学诗者“先学平仄，排比句法、韵脚也”。他称引本邦太宰德夫《文论》曰：“文有四法，曰篇法，曰章法，曰句法，曰字法。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则不成文矣。”[1]（252）又说：

文欲雅健而婉曲，此用工夫在字法与句法。又欲气脉流贯，而变化曲折，不支离旁斥，此用工夫在章法与篇法。作句大抵欲曲而不欲直，欲省而不欲增。曲则有味，省则不弱。作篇欲前面伏后面，前段生后段，枝叶相生，则自然活泼不死矣。[1]（291）

拈出四法，以为作文之规矩，这不仅令初学者有径可循，也道出古文关键所在。

长氏谆谆突出四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日本当时文坛现状而发。他曾屡次批判本邦文人创作、论者论文，均未尝知法。他说：“邦人论文者，大抵知字法与句法而已，未尝知有篇法也。论文及篇法者，独太宰德夫而已。然择而不精，语而不详。”[1]（270）又说：“本邦儒者作文，多未知篇法而妄作也。”即便是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派也存在着相同的缺陷，“所作 犹多失篇法，如德夫之言，况他人乎？”[1]（252?253）长氏最后指出忽略字法、句法，尚是小疵，至失篇法，则“安在其为文哉”？由此可见，四法当中，长野确以篇法为最关键。

长野确还以唐宋大家为例，具体阐明“法”的重要性。韩昌黎“法度森严”，柳子厚“篇法政严”，欧阳永叔“法度闲暇”， 苏子瞻“不与法期而与之合”。又说：“韩学孟，欧学韩，终不见其蹊径，张无垢所谓欛柄入手，开导之际，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途同归。是可以悟作文之法。夫孟、韩、欧、苏之所同者，在其法度结构尔，不可求同于字句之末矣。”[1]（259）明了法的重要性之后，关键在如何得法，长野确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即求之经典：孟、庄、左、史、韩、柳、欧、苏。“欲知议论文法，且试读《孟子》、《庄子》；欲知叙事之法，且试读《左传》、《史记》。反覆以索其结构之法，久之自了然矣。不必须多辩也。”[1]（260）

尤为可贵的是，长野确虽强调“法”之重要，却不为所缚，指出应当“法与我一”，堪称卓识。他认为若要“变化纵横，出奇无穷”，则出于“天资妙才，非工夫所能及也”。“文法甚严且明”但“本无定法”。的确，为文虽须心中有法，但决不可为法所限，否则行文拘谨，“笔端窘束，气脉不贯”。但如果完全无视法度，又“愦焉自放”，易“叙次错置，前后支离”，故必使“法与我一，不与之期而合”，浑化无迹，才堪称“善文”。

其次，强调“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为奴”。法的强调是为文的方法论层面，它并非终极目标，立意才是根本。“文以达意为主”，长野确认为意、气、辞是文的三要素：

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为奴，是千古不易之定论也。造语虽巧，而气脉不贯，主意不明，是奴婢强而主辅弱也。故能役使奴婢，而不能为奴婢役使，斯可谓善文矣。喋喋千言，意晦气弱，将焉用文，不如不作之愈也。[1]（254）

以主奴关系类比“意”“气”“辞”三者关系，贴切准确。事实上，“文以意为主”是古代辞章家们反复阐明的论题。晚唐时杜牧就有过类似的表达，他在《答庄充书》中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5]（182）其实三者之中，长野确对“气”的强调也是十分着力，他认为气脉通贯，则言无不宜，而文之强弱也根柢于此。为此他引述了魏曹丕“文气”论与唐韩愈“气盛言宜”说，并称誉为“千古之确论”、“作文之要诀”。

对于“气”、“辞”二者关系，长野确给予了更多关注。“文之强弱，在气而不在辞，世有以艰涩为强，以平易为弱者。东坡之文，平易著明，于麟之文，艰涩隐晦，然孰强孰弱，孰优孰劣，孰奇孰拙，具眼者必能辨之。”[1]（255）然而，语辞与气脉还须与法度相结合，才称完美。“造语雅驯，一气流贯，纵横驰骋，不失法度，乃称作手。”设若只是造语精巧，但“气脉不贯”，则如“剪彩之花，终无生气矣”；另一方面，如果“纵横驰骋，无规矩法度”，也只是“风颠汉之絮语，岂成言语哉”[1]（270）。可见，三者间相辅相成，方能铸就宏文。

具体到创作中，长野确主张“一气呵成”，融化诸法而无断续之痕，反对铢积寸累、惨淡经营。他说：“作文须一笔写去，首尾粲然而后稍加添删，则自然有活泼流动之气，若铢积寸累，则死气满纸，使读者厌倦思睡也。”[1]（256）他还将之比喻为人的躯体，四肢百骸作用各异，有流贯全身的“气”从中斡旋，才能生活运动。文章也是如此，虽然有抑扬、开阖、操纵、起伏、回抱、接初等种种方法，但唯有以“气”贯之才能生动。可见，长野确虽然强调文法，然而他所说的法是不与“气”相违背的“法”，法虽然于文至关重要，却不能为法而法。作文最关键在于气脉充盈，一气流转。

当然，强调“意”主“气”辅“辞”奴，并不表示长野确忽略语辞在文章中的作用。长氏对语辞的讨论着墨亦多，并体现出初步的辨体意识。一方面，他认为“文体已异，语气自别”，语辞随体裁的不同而各异。“有经语，有史语，有小说家之语，有语录随笔之语，论记序书尺牍之类，文体已异，语气自别，断断不可混用也。”[1]（255）又说：“有套语，有歇后之语，用之诗、尺牍小文辞，犹可也。至作文议论大文章，则必不可用也。”[1]（255?256）另一方面，长氏由此生发，强调“辨体”之为急务。他批评陋儒不能辨文体，粗心读书，见中国人或用俗语、或用套语、或用歇后语，不辨古今，不问文体，以为文章都是如此，也肆意模仿，随处乱用。他主张“文体之不同，犹画工之于草木禽兽，各别体也”。所以学习作文的人，辨体是首要之急务。

再次，强调创作须“学”、“悟”结合。其一，涵咏经典、师友切磋相结合。“法”为文之干，欲立此干，学习为文，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无非是从前贤经典、时彦师友两方面汲取养分。长氏说：“诗法易认，文法难知。欲知作文之法，则莫如熟读韩、柳、欧、苏之文，而又不可无良师友也。否则用力甚劳，而误认不 少。”[1]（253）如前所论，长氏论文极为推举韩、柳、欧、苏等四家之文，视为第一乘，至以为学文必须熟读之，辅以师友切磋，方更为确当。

对于取法的经典，长氏遍列先秦以来诸多名作，只是在学习时，长氏强调宜精不宜杂，“惟要精看数 部，须使书味盈胸中，慎不当贪多矣。”“读历史诸子钞本，不如读一部史子也。读诸家选本，不如读一家全集也。”[1]（251）长氏列出应精读的经典之作：《左》 《国》《史》《汉》，《孟》《荀》《庄》《骚》，加以韩、柳、欧、苏三全集。反覆精读，然后下笔。专则苦贫，博又易杂，所以学文者亟需慎重，长氏谆谆教以全集替选本，对目今的创作实践来说，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为选本于鉴赏有较大价值，然而对于指导创作学习、深入了解作家体格时，选集不免捉襟、窥豹之嫌。不仅如此，长氏还接着说：“然不可无良师友琢磨也。否则不免独学固陋矣。”再次突出“良师友”的琢磨之功，必不可少，可使为文者事半功倍。

其二，“学”、“悟”结合。长氏称引陈师道《后山谈丛》“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己故必悟”之语，谓：“两个工夫不可阙一也。盖无师友琢磨，则规矩准绳不可得而知也，故必学焉；夫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在我自得，不可恃他人也，故必悟焉。”[1]（258）

三、关于中国散文的鉴赏与批评

长野确不仅对中国散文发展史与散文本体论、创作论有深入的论述，同时也对散文鉴赏、批评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其一，从批评者主观看，长野确主张须平心静气，反复求索。他说：“凡观人诗文者，虚心平气，反覆数过。”力求体察作者用心。在此基础上，还须推人及己，思考如果自己创作，“果能胜之否？果能及之否？抑不可及否？”然后才能评论作品佳否，“庶几不谬”。那些“率以爱憎之口，妄加讥评于人文”者，长野确讥之为“矮人观场，从人啼笑”，道出了古来率评者不加深究、人云亦云的共病。

其二，就具体批评而言，长野确认为应当以篇章结构为重，观大忽小。“先须察其结构大势如何，此果佳，有小瑕累，未足为病也。”他还引述了柳宗元的议论：“古今号文章为难，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1]（266）以为子厚此论“善哉”。同时批评当时的文人以“井蛙之见”，妄意品评文章，“偶见小疵，哗言攻之，并其全体之美，弃掷不顾”。

当然，强调“结构大势”，正是长野确论文讲求篇法、章法的自然述求。但这并非表示长野确忽视鉴赏批评中文辞这一衡量因素。他认为文辞惟“求其美”为是，反对以措辞的难易、表达的繁简为衡文之标准：

论文不问其美恶，惟简短而后可，则濡墨吮笔，可一朝驾欧、苏之上；惟繁长而后可，则缀字满纸，皆可压倒孟、韩，视字之多少，以为文之高下，则三岁童子皆可以论定古今文章矣。杨升庵曰：“繁非也，简非也，不繁不简亦非也；难非也，易非也，不难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恶，简有美恶，难有美恶，易有美恶，惟求其美而已。”知言哉！[1]（267?268）

此处所引杨慎（1488?1559）论文语出自《升庵集》，杨氏认为“论文者当辨其美恶，而不当以繁简、难易也”[6]（1654）。在中国的散文鉴赏批评中，繁、简问题实际上一直是众多论文者的重要话题之一。元代王构（1245?1310）撰《修辞鉴衡》卷二“繁简”条云：“文有以繁为贵者，若《檀弓》石祁子‘沐浴佩玉’，《庄子》之‘大块噫气’用‘ 者’字……文有以简为贵者，若《舜典》‘至于南岳，如岱礼’，‘西岳如初’……但繁而不厌其多，简而不遗其意，乃为善也。”[7]（1213?1214）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论文时说：“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8]（3237）二人都主张论文不应以繁简、难易为准，而以美恶为度。

四、结语：长野确对中日古典文论的

接受与创新

毋庸置疑，《快谈》所取得的成就与中、日古典文话、诗话等的影响分不开。它受中国文论的影响深远，如前文所论，长氏经常援引中国文人、学者的文论观，例如曹丕、韩愈、陈师道、朱熹、吴莱、胡应麟、焦竑、杨慎等人的观点。长氏还经常表达对中国学者的推崇之情，例如南宋理学家吕祖谦，“余在昌平学舍，阅写本吕东莱先生《左氏博议》，……读《博议》亦知东莱学殖之富，才力之雄。”[1]（279）南宋思想家陈亮，“（《龙川文集》）读之，议论恢奇，如其为人。……其学虽诡，要亦一世豪杰也。”[1]（280）明朝学者胡应麟，“余读胡氏《笔丛》四十卷，其学赅博，明儒盖少其比 矣。”[1]（238）明朝学者杨慎著作、王世贞《艺苑卮言》，长氏亦屡屡称引，以为是“可谓具论矣”、“甚佳”。

除了中国文论之外，日本古典文论也对长氏文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论述文有四法时，长野确屡次称引太宰纯的文论，谓“善哉，太宰氏之言，本邦先辈论文，能及此者盖有之矣，我未之闻也”。[1]（252）此外，长野确还在《快谈》中多次表达了对本邦先儒的尊崇之情。

然而，在承袭先贤文评成果的同时，长氏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其文论所体现出的独到特点、创新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其一，偏重古文，不喜骈文，是它的一个特点。诗话对先秦古文，以至唐代韩柳均有较高评价，但提到柳文中夹杂骈俪之语时，却讥之为“驳杂”，颇为不屑。又如，长野确指出陆贽奏议之作，文辞典质温雅，但不免“骈俪之体”。言语之间，亦是对骈俪之语有所微议。

其二，常以指导本邦创作为出发点论析中国散文，是《快谈》的另一特点。其中不少观点对当时的文坛具有指导性意义。例如作者鉴于当时日本文坛重字句之法、忽篇章之法的现象，屡作感喟，并锐意革弊。又如，针对本邦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派，长氏基于室鸠巢等人的反古文辞说，常予贬斥。例如援引苏洵之言论，借以批评古文辞派，“苏老泉曰：‘今夫绣绘锦縠，衣服之穷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错而纫之以为服，则绨缯之不若。’李、王、物、服，所谓古文辞者，无乃类此乎。”[1]（285）物、服指的是古文辞派的荻生徂徕及其弟子服部南郭。长氏对古文辞派的批评主要仍是集中于对荻生徂徕的批判。例如引用伊藤东涯之论徂徕文章之语曰“譬犹著鬼脸恐吓婴儿”。又在论述本邦文章学发展历程时说：“享保年间，物徂徕出，才气超卓，始悟西土之文理，自以为独得之秘，于是蔑视先儒，傲睨海内，造为新说名曰‘古学’。高言虚喝，以风靡一世。当时诸儒不心服者，欲与之抗辩而才力不足，徒愤惋而已，可胜叹哉。”[1]（286）长氏认为徂徕之失在过于迷信李攀龙、王世贞，“徂徕之 才，豪荡不羁。……但恨过信李、王，误用其才”。[1]（287）

其三，论文时将中、日作家进行比较，时有新见，能发人所未发。如将江户时代优秀的诗人新井白石、熊泽蕃山，比之唐、宋名家，认为二人与之“比肩而无愧色焉”。[1]（231）“新井白石，经世之才，可比贾太傅、陆宣公，如诗文，特其余事耳。”[1]（288?289）又如将崇信前七子的荻生徂徕与李攀龙、王世贞进行比较，“茂卿笃信李、王，终身不疑。然其才实出李、王之上，茂卿之文，气骨矫矫，笔力俊利，李、王迂僻不快利。”[1]（287）长氏认为徂徕之才、文皆为李、王所不及，毋论此评确当与否，然亦足备一说。

综上所述，《快谈》受到中、日古典文论的广泛影响，它的文评观有承有革，不乏独到创新之处。其不拘世代说、前人不必胜后人说，对今日之古文研究仍颇具启发性。其中一些小的观点，也体察入微，新见迭出。庐山面目，身在其中者往往无法探骊得珠，域外之眼、他山之石，常常易获攻玉之功。要之，研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著作，既对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他山之石之效，也为中日文章交流史提供生动的材料，理应受到我们的关注。

注释：

① 本文采用蔡镇楚《域外诗话珍本丛刊》（第5册）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关于文章与世高下的议论比比皆是，例如明何良俊撰《四友斋丛说·论文》：“世变江河，盖不但文章以时而降，至于人品语言，以今较古，奚啻天壤！”（《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8页。）诸如此类议论在中国古典诗文评中屡见不鲜。

③ 关于藤原惺窝、林罗山、林凤冈、木下顺庵等人的评论，参考了[日]松下忠著《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

参考文献：

[日]长野确. 松阴快谈[M]. 蔡镇楚. 域外诗话珍本丛刊（第5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苏洵.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范温. 潜溪诗眼[M]. 宋诗话辑佚（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李淦. 文章精义[M]. 历代文话（第2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杜牧. 答庄充书//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杨慎. 升庵集·论文[M].历代文话（第2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