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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哀;自然美;虚无
在日本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坛上,川端文学以其与日本传统美建立的密切联系而一直被人们视为绚丽的奇葩。川端康成执着于对美的探求,他的作品常常以绚丽多彩的大自然为背景,以自然界四季的更迭为衬托,使自然的景物与人物情感相互交融,达到物我的和谐统一。川端擅长描写美丽纯洁的少女,他的作品往往带有一丝或浓或淡的感伤,充满东方式的悲剧美。而作为贯穿川端创作始终的文学形式,其最具特色的掌小说充分反映出川端文学的精髓――物哀之美。
一、 物哀之美的源起
“物”即自然之物,日本传统文学崇尚对自然美的描绘,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自然之物在日本文学中不仅仅是一种素材,而成为美感的来源,伴随着四季更迭自然风物的生死枯荣孕育出的独特美感,形成了日本传统的美意识。“物哀”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对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评论中,他认为该小说之主旨即物哀。所谓“物哀”即“感触、伤感、哀怨、哀愁、多愁伤感、人生无常”等等因物而生的种种情绪。“哀”即是对自然物的感动与感慨,也是一种美。这种“哀即美”的审美观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中较为独特的现象,成为后世日本文学的美学原则。
川端康成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审美传统。川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中,在对“雪月花时最怀友”这一诗句发表感慨时说:“当自己看到雪的美,看到月的美,也就是四季世界的美而有所省悟时,当自己与那种美丽而获得幸福时,就会热切地想念自己知心朋友,但愿他们能够共同分享这份快乐。”注1这份对自然既谦恭又激动的心情、纯真的朴素感情,诠释着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精神。
此外,在川端看来,美与悲是密不可分的。对大自然的敏锐感知,驱动着他追求深沉的内省,将感伤的情调浓重地渗入他的内心。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中,川端引用了(下转第14页)两首镰仓晚期的女诗人永福门院的和歌:“竹子枝头群雀语,满园秋色映斜阳。”“萧瑟秋风荻叶凋,夕阳投影壁间消。”在这两首充满悲哀美的和歌之后,川端表示:这些和歌“是日本纤细的哀愁的象征,我觉得同我非常相近”注2。
川端深受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尤其看重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化成就。当时的作家们创作了许多传世经典名著,如《古今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川端康成最推崇《源氏物语》,他认为《源氏物语》是日本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部小说,至今没有一部作品能够与之媲美。早在少年时代,川端就开始涉猎《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平安时代的作品了,自然也就不免受其影响。注3《源氏物语》是一部悲美的作品,川端将这种“物哀之美”自然而然地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忧郁感伤、且美且悲的独特风格,这一风格在川端的掌小说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
二、 物哀与自然美
物哀是悲与美的结合体,自然是无处不美的,即便是忧伤的。川端文学对自然美的营造更有独特之处。川端曾指出:“以‘雪、月、花’几个字来表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在日本这是包含着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以至人的感情的美,是有其传统的。”注4作为贯穿其创作生涯的掌小说,也不乏通过描写自然美来抒感。
川端早期的掌小说或叙述自己青春感伤的情怀及失恋的烦恼与哀怨,或表达对已故亲人的怀念和相思,从而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孤独和哀伤情绪。在《拾骨》中,七月夏季“蝉的喧嚣、绿的压迫、土的温馨”仿佛都令人感到窒息,“人们黄色的脸”成为虚伪的表情,“强烈的日光”让“花儿蔫了”,也吸走了“我”的灵魂。这些都衬托出祖父去世时,川端的无助和茫然。而在《走向火海》中,梦中的恋人为了躲避“我”,宁愿身赴火海,梦中的世界是无声的,“远方,湖水闪烁着微光。是一片恍如月夜所见的旧庭院浊泉的颜色”,主人公孤独寂寥的心境跃然纸上。同样,川端在《合掌》中,以作品内时间的推移(秋天至来年梅雨过后的初夏)、大自然的状态(雾、梅雨等自然现象、石榴的繁衍及鸽子的迁徙)等成功暗示了夫妇二人情感的变化,给人以深刻印象。季节感在川端文学中起到了创造哀伤气氛的作用,在对四季变换的自然美的描写中,自然也随着文中的主人公的际遇而不断变幻,形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情境。
川端不仅通过自然美来抒感,还将自然引发的对生命、情感的主观感受投射到自然风物之中,使自然美和人情美达到和谐统一。所以川端呈现给我们的自然美总是伴随着强烈的主观色彩。《雪》是川端掌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野田三吉,在“梦幻饭店”的“雪间”幻想着雪花飘落,营造出荒凉感伤的气氛。“鹅毛大雪,飘落在寥寥耸立着五六棵光秃秃树木的广袤旷野上。雪越积越多。没有土,也没有草。没有房子,也没有人。满目一片荒凉的景色。”主人公任由思绪飞翔,“峡谷高山雄峙,溪水沿山麓涓涓细流”,自由地呼唤出曾经爱过自己的人们。在“雪”的世界里,川端透过主观感觉观察世界以达到“自他一如、万物一如”的境界,主人公饱含激情在自然中探寻如入“无我之境”。关于这一点,川端曾在大正十四年发表的《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中这样解释:“因为有自我,天地万物才存在。自我的主观之内有天地万物,以这种不过情绪去观察事物,就是强调主观的力量,就是信仰主观的绝对性。这里有新的喜悦。注4大自然中的万物和人的主观内在紧密结合,才使得川端的作品在丰富多变的自然风物的衬托下,情节与人物的命运和感情的波动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三、 虚无的悲歌
川端掌小说的物哀之美还体现在作品中着力渲染的虚无美和神秘的梦幻美上。川端晚期的掌小说大多带有忧伤、虚无、梦幻的色彩。这与他深受佛教“轮回转生”观念的影响不无关联。他把“轮回转世”看作是“阐明宇宙神秘的唯一钥匙,是人类具有的各种思想中最美丽的思想之一。”川端崇尚“无”,在穷极的“无”中凝视无常世界的实相。“无”或曰“空”,是最大的“有”,被认为是所有生命的源泉。他觉得“生是在死的包围中,死是生的延续,生命是无常的,似乎生去死来都是幻,都是徒劳,都是悲哀”。岁月的蹉跎与现实的折磨,使曾经纯朴而感伤的美化作冷艳与凄美,变成痛苦与深沉,川端在死亡的幻灭中书写着虚无的悲歌。
“我的眼睛深处,映出团火降落在红叶山上的幻影。与其说是山,莫如说是山谷更贴切。山高谷深,山峦紧迫溪流两岸,巍峨地雄峙着。……溪流的白石上,也同样弥漫了薄薄地暮霭,红叶的寂静从高处笼罩着我,渗透我的身心,莫非要我早早地感受到日暮之将至?小溪的流水一片湛蓝,红叶没有倒映在溪流的蓝色中。”这是作品《秋雨》中的描写,完全是虚无的幻影,在充满死亡的回忆中,幻影是静谧无声的,“火降在红叶浸染的山上”,现实中秋雨绵绵,“敲打在车窗玻璃上流动着的一滴滴雨点的音乐,却又变成了那降火的幻影。”小说中,律子是“生”的代表,现实与梦境交错重叠,在虚无的幻影中,生与死跨越了时空交织在一起。
掌小说《不死》,完全是对梦幻世界的展现,离奇的幻想始终围绕着老人,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回到心爱的姑娘忧郁至极而投海的故乡,幻想中耳畔姑娘“甜美的呼吸声”依然如故。活着是对老人的折磨和束缚,耳聋和岁月的无情渲染着生命的悲惨,也许死亡是老人一生的解脱。“来,是生是死,让我们再一次穿过树干试试看。要是新太郎是死了,咱们就可以一起钻进树里罗。”老人和姑娘消失在树干里,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相爱的人“生”的起点。文章结尾“小树EE,苍茫的暮色开始笼罩其间。海潮呼啸的远方天际,朦胧地泛起一片淡红色。”带有一种虚无悲美的浪漫主义色彩。此外,在掌小说中,川端还通过色彩的渲染创造出独特的意境,同年发表的掌小说《地》《白马》中,川端用黑与白的配色渲染出死亡与悲哀、寂寥的气氛。《白马》中,主人公野口尝试用“静静的幻想和追忆”摆脱寂寥的滋味,幻想中儿时同妙子一起画的白马在虚空中驰骋,而骑马人“是个穿黑衣的衣子”,幻影中的黑衣女子“身后翻卷着像是长长地黑布似的东西”。黑与白的鲜明对比营造出如黑白影片般的艺术效果,诠释着虚无而沉重的伤感。
综上,川端康成一生执着地探求美,在他的掌小说中渗透着日本式的“物哀之美”。这种“物哀之美”来自对山川草木、宇宙万物的悲悯之心,来自青春时代的纯朴感伤,同时也来自感悟生死的孤独与深沉。川端掌小说中流露出的“物哀之美”是川端个人敏感而忧郁的气质在日本传统审美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而成的,淡淡的哀愁渲染出且美且悲的独特格调,与自然之灵韵、人生之感悟、佛教之无常相互交融,如飞花落叶于无声中奏响冷艳、凄美的旋律,久久回荡于世间。
参考文献
[1][2][4]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A]叶渭渠译.川端康成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3]川端康成.文章杂感[A]叶渭渠译.川端康成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关键词:基础存在论;诗意地栖居;生命自由;身心自由的体验
中图分类号:B516.54;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156-04
作者简介:曹诗图(1954-),男,湖北宜都人。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韩国威(1982-),男,湖北红安人,长江职业学院讲师,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
一、“诗意地栖居”是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中的思想精髓
马丁·海德格尔是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个认真思考“存在”问题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以“存在”为基础重建形而上学,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究使他成为了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基础存在论”或“存在的本体论”是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基石之一。超越主客分立,用现象学的方法对“在”的研究来取代对“在者”的研究,建立有根的本体论,这是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或“存在的本体论”哲学研究贯彻始终的基本原则。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黑格尔的传统形而上学有一个共同的、也是带有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在没有了解存在物究竟怎样“在”以前就肯定了它们的“在”。哲学家们对什么是真实的存在的具体回答各不相同,但都把这些存在(无论物质或精神)当作现成已有的、具有规定性的东西,即当作某种“在者”。这些“在者”怎样“在”呢?为什么说它们在而非无、即不在呢?他们都略而未论,实际上是以对“在者”的研究代替了对“在”本身的研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和“在者”是两个有着原则区别的概念。海德格尔所谓“在”的(中文有时将其译为“是”、“有”、“存在”)是指存在物的显现、在场,不是指具体的、现成的存在物。“在者”也译为“存在者”、“存在物”,意指现成已有的存在物,包括一切已经显示出其存在的现实的以及仅仅是观念中的事物、现象。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是确定在者作为在者的那种东西,是使一切在者得以可能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是使在者显示其为在者的活动·、过程。一切“在者”首先必须“在”,才能成为现实的、确定的“在者”。没有“在”,就没有“在者”。“在”的本质仅仅在于它的“在起来”这个事实。因此,我们不能问“在”是什么,而只能问“在者”怎样“在”,为什么“在”,也就是追问“在者”的“在”的意义。只有先弄清“在者”的“在”的意义,才能懂得“在者”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以往哲学家的本体论或存在论之所以失去根基,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不对。他们有的采用从自然、世界出发的方法,有的采用以观念、思维为起点的方法。其共同特点在于把“在”和“在者”混为一谈。因为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观念、思维,都不是“在”而是“在者”。海德格尔以人的生存为基础,使哲学摆脱传统认识论的羁绊,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们越是借助知识、科学和技术,就越是陷入主客关系之中。就越是把人本身也当作客体,从而使人的“在”本身更加蔽而不明。为了获得“在”的真理,就应当抛弃这一切,而借助于人的内心体验来揭示、展现、澄明人的在本身。海德格尔反对传统哲学认识论的主体和客体二元分立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首先设定一个孤立的主体,然后去论证认识与之相对立的客体(世界)。在海德格尔看来,离开主体的世界固然是不能确证的,离开世界的主体(自我等)同样不能确证。如果没有此在(常人自己)存在,也就没有世界在此。海德格尔认为,作为此在的人的存在是处于不断活动的过程中的存在。而“存在”不是形而上学中那种抽象的、概念化的、人为化的、僵死的东西,它是鲜活的,它与生命、体验、情绪联系在一起。人生在世总是处于不断地与外物、他人(外界环境)发生各种关系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就是“烦”(如烦恼、烦忙、烦神、忧虑、关切、担心、操心等)。“此在的基本存在状态是在世,而在世的基本结构则是烦”。从生存论上看,“烦”是此在在世的先天性结构,烦作为始源性的结构整体在生存论上先天地处于此在的任何实际的‘行为’和‘境况’‘之前’”。
“人,诗意地栖居”,是德国古典诗人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哲学家海德格尔借诠释他的诗来解读存在主义,又以存在的维度解读诗,这是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艺术哲学与众不同的地方。“存在”是我们解读海德格尔的诗论及“人诗意地栖居”这一命题的指示牌和根本出发点。显而易见。海德格尔的这一个“存在”,主要不是物质的“存在”。“为神建造一个家”,在他的语境里,无疑是追求“精神”上的“存在”说。他借以诗的多维语言去诠释隐藏在万物深处的神性,去揭开这一“存在之真”的神秘面纱,以达到他自己所信仰着的“此在”的彼岸。从哲学层面思考,人如何栖居于大地?我找不到自己在哪里?我是谁?这在现实社会依然是一个重要问题。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确立了“我在”的依据是“我思”,但没有说明“我在”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则针对“我在”的存在方式提出了“诗意地栖居”的观点,并认为只有当天、地、人、神四重性融合互现或归为一体时,人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但现实问题是,人真的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吗?这远没有实现。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现实社会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与日常工作等俗务、职责的束缚,劳绩与名利的困扰,紧张与烦恼的加重。我们栖居大地的自然生态日渐失衡、百孔千疮,人文生态阴霾笼罩、危机深重,人的生活已经全面异化(如人已被世俗、名利、劳绩等绑架,日渐沦为物欲的奴隶和技术的工具),天、地、人、神四元难于归为一体。人日益感到身心疲惫和身心的不自由,感到生活厌倦和生命缺乏意义,世俗的生活难以寻找到诗意。在现代社会,人们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困惑之中,于是研究和探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与“诗意地栖居观”显得尤为重要。“诗意地栖居”是人生命存在矛盾的终极解决,是对人之存在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所关怀的并非是终极之物,而是要人学会“诗意地栖居”。因为“诗意地栖居”不仅远离了红尘滚滚的喧嚣,也远离了世俗与物欲的烦累、权钱与名利的纷争,是一种闲适、放松、自由、平静的生活方式。笔者认为,“诗意地栖居”的观点可以说是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中的思想精髓,也是洞悉旅游与休闲本质的光照。
二、“诗意地栖居”的实质是人对生命自由和谐的追求
如前所述,海德格尔针对“我在”的存在方式提出了“诗意地栖居”的观点,并认为只有当天、地、人、神四重性融合互现或归为一体时,人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笔者认为,海德格尔所指的“天、地、人、神四重性融合互现或归为一体”。按中国哲学中的传统文化理解,大致相当于“天人合一”。所谓“诗意”,可以理解为人对身心自由、和谐的领悟与体验。“诗意地栖居”主要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理想,人们必须通过某种生活方式获得体验。
在现实生活中,排除精神的遨游或“卧游”外,天人合一的、生命自由和谐的“诗意栖居”要么是一种纯粹的理想。要么只能通过旅游或休闲这种生活方式获得体验。人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走出日常生活与日常工作时空的束缚,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实现自我,感悟“天、地、人、神四元合一”(或“天人合一”)和体验人的生命的自由、和谐,真正体悟到“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正因为如此,旅游才成为现代世俗生活的人们生活之必须,精神之向往。
为何人都会想游出此世,并认为唯有如此方能得到解脱?海德格尔在剖析现代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后,追问“在的意义”,他撰写的《存在与时间》曾以“烦”来界定“此在之存在”。他认为,一般物均只是存在者,就像桌子椅子那样存在着,人却能于此存在之际,自己显现自己、规定自己,故人有别于其他“存在者”,而是“此在”。但人这种此在的实际生存却寓于“烦”之中,正如他在《存在与时间》里说的那样:“因为在世本质上就是烦”。“烦”是人生在世的基本情态。因为人活在世上,不仅要和物打交道,而且要和人打交道,和物打交道就是操劳,和人打交道就是操心。在操劳和操心中,“烦”本身显明了自身。人的存在方式不同于其他物,人并无桌子、椅子那样的现成本质与规定,而是要在具体的“此在”中方能其“本质”。可是人之在,是在这个世间的;既在此世,则他便被“烦”所界定,沉湎在“烦”之中。例如。人的可能性往往被别人或自己限制在本分、平凡、单调、劳绩等的范围内,于是此种日常的烦忙状态,便削减了许多人生的可能性,让人安安定定处于现实的东西中。人越沉湎于这些烦忙之中,就越限制了封闭了他发展的可能性和生命的自由性,越来越处于“被抛状态”。一旦如此,人也就盲目了。人活着就有烦忧、烦恼、烦神、烦忙。这个“烦”字,大致相当庄子所说“有为”、“有累”和佛教的“苦谛”。人只要“在世”,就与此一源头保持联系。被它统治。人们要超越“此在”,不再被“烦”所占据,那便只能采取一种“在而不在”的方式。例如旅游或休闲等。旅游者当然是在世的,但他不定在某处,不显现自己,也不规定自己,不在具体的此在中显其“本质”,其“存在”仿若不存在,所以旅游具有游戏的性质,颠覆了存在与时间的结构,如此才能摆脱“烦”的占据。诚如李白诗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人之所以喜欢旅游与休闲这种生活方式,原因就在于此。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通过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此在”才能领悟存在。他说的“此在”实际上就是特定的人。如果我们用在旅游哲学研究上就是指旅游者。海德格尔的全部哲学就是从对“此在”的探讨出发的。他认为“此在”的最基本存在状态是“在世”,“在世”也就是人处在“被抛状态”。也就是说,人要面对人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人在世的基本状态是“烦”,“烦”是人生在世的基本情态,而心灵的放松与身心的自由(如休闲与旅游等)来源于人对“烦”或束缚的决裂。诗意地生活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诗”就是艺术和审美,“诗意”就是对生命自由、和谐的领悟与体验,这成为海德格尔寻求人生理想的根本途径。“诗意地栖息”实际上是一幅人类生活的理想图景,它反映并代表了人类生活艺术化和审美化的当代取向。“人类应该诗意地栖息在此大地上”正是哲人海德格尔苦苦追寻的目标,注重生命存在的诗意化和艺术化才是本体的终极关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哲学家叶秀山先生在《何谓“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一文中认为,“‘诗的境界’是‘自由的境界’,是‘自在的境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亦即“人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旅游与休闲无疑是“人类诗意地栖息大地上”的最佳方式之一。从哲学的层面看,旅游或休闲是同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是人在完成社会必要劳动之后,为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而选择的一种诗意(天人合一)的行为方式和回归本体的生命状态(身心自由)。从“基础存在论”看,旅游是一门通过研究在旅游活动中获得对居家生活和日常工作超越或摆脱“烦”的困扰,获得生命本体诗意存在(身心自由)的学问。旅游的实质是人对自由生命活动体验的追求或异地身心自由和谐的愉悦体验,也就是说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追求。因此,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尤其是“诗意地栖居”观对旅游行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利用它可以对旅游的本质进行深度透析与科学解读。
三、旅游的本质则是人对生命自由和谐的追求或身心自由的体验
19世纪以来,唯科学主义的滥觞、物质主义的奴役、技术主义的肆虐、人文主义的失落,使人的生活本真发生严重异化。人们的整个日常生活被纳入韦伯所谓的“科层制”的统摄之下。非人格统治的普遍化,整个日常生活变为窒息生命自由灵性的“铁笼”。哈贝马斯形容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和马尔库塞指出“病态社会”日益显现。口’现世生活中的人们特别是都市生活中的人们,既远离自然而又远离人的本真。他们忍受着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和来自多方面的生活重负,忍受着生存、发展、环境、道德、责任等多重压力。人失去了往日的精神家园,失去了精神的依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或“丧家者”。何者为真?何者为善?何者为美?何处为幸福的故乡?人活着和人工作的价值、意义是什么?人们不得不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渴望重新回归到为人所遗忘或疏离的真实的生活世界,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旅游和休闲。企图在旅游和休闲这种另类生活方式或生活空间中寻找本真的自我和生命的意义。今天,旅游是当代人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病态社会”和城市生活反思与审判后的自我放逐或自我解放(即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下暂时解放出来),是表达“返乡”或“寻根”(即追求那种更加真实、更加生动、更加人性的理想生活环境)与求美之心和追求“诗意地栖息大地”的实际行动。这也是像香格里拉、泸沽湖、喀纳斯、九寨沟、神农架等这样的“伊甸园”式的旅游地游客趋之若骛的原因。
按照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观点,存在的根本不是“是什么”而是“如何是”。旅游这一存在的根本(或本质)是什么?说到底,旅游是“人在异地的身心自由体验”。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旅游本质的认识,诸如“经济”、“文化”、“审美”、“愉悦”、“非惯常环境的体验”、“休闲体验”等,大多还只是囿于“是什么”(或“在者”)的层面,还没有深入“如何是”(或“在”)的境地。旅游是异地休闲生活和一种“游戏”活动(生命体的自由运动),具有很强的自由性、审美性、娱乐性和享受性。人们之所以到某地去旅游,或者是因为那里景物很美、或者是去放松、或者是去消遣。或是出于求知,或是出于猎奇等,出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体验身心自由”。旅游的层次高低(如俗游、雅游、神游)也是根据“身心自由体验”的程度划分的。当然,这种“身心自由体验”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旅游的本质(身心自由的体验)是由旅游这一事物的特殊矛盾(由“身心不自由”到“身心自由”的补偿)决定的。“自由”是旅游须臾不可或缺的灵魂,无论是旅游的目的(消遣、审美等身心自由体验)、前提条件(可自由支配的收入——闲钱,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闲暇,体验自由的动机——闲趣),还是旅游的过程(异地身心自由体验的系列活动)、结果(消遣、审美等身心自由的满足),都离不开用“自由”解释。自由是旅游的内在本质,旅游是自由的实践形式。“自由”对于旅游而言具有本源性、本然性、规定性的意义。
海德格尔在诠释理性的“我在”时,却用了非理性的情感语言:“诗便是对神性尺度的采纳,为了人的栖居而对神性尺度的采纳。”“诗首先让栖居在其本质上得到实现。”“只有当诗发生和出场,栖居才会发生。”“诗看起来就像一种游戏,实则不然,游戏虽然把人们带到一起,但在其中,每个人恰恰都把自身忘记了。相反地,在诗中,人被聚集到他的此在的根基上,人在其中达乎安定,当然不是达乎无所作为,空无心思的假宁静,而是达乎那种无限安宁,在这种安宁中,一切力量和关联都是活跃的。”陆永胜研究认为,“诗”是艺术的本性,也是对存在真理的揭示。“诗”的本质是天、地、神、人四方之中心。“诗人”不知疲倦地行走在通向存在的过道中,目的就在于还乡,寻找诗意,接近万乐之源。“栖居”即带来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和谐之中。“学会栖居”是海德格尔对人的终极关怀。而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中的“诗意”,笔者研究认为,可以理解为人对生命本质(身心自由和谐)的“领悟”与“体验”。旅游是人美丽精神家园的回归,它对人生意义的领悟与作用是人性和人生的一种完善。在现代社会,人类在改造自然、满足自我物质需求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又对此而忙碌终生、迷失自我,对人生存的本质与意义的思考时常迷茫浑浊。人如何拯救自己?按海德格尔的观点。“就是把某个自由之物置入它的本质中”。笔者以为,旅游与休闲正是人们切入这个问题的最佳角度之一,旅游与休闲是人自身栖居在大地上的一种理想的存在方式。人作为天性的“自由者”或“自在者”,如何走出生命自由本真的遮蔽,如何摆脱现世人生的“烦”或困境,只有走向“诗意”。旅游是审美的散步,是诗意地对话;旅游是天、地、神、人四元合一(或天人合一)的“反映游戏”所构成的自由世界,这四元构成了一个“安宁”的世界,显现了世界和谐之美,显示了人的生命自由之美,即“人,诗意地栖居”。真正的旅游者应该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人”,与大地进行诗意地对话,在自己的大地上实现“诗意地栖居”。旅游使人们能够真正感悟自由、和谐生命的灿烂和体验诗意存在的生活方式。正是旅游与休闲等新的生活方式才使人们对自己的社会人生有了正确而全面的认识,正是在旅游这一人可以进行的自由、和谐生活领域内。人生的意义、人类的进步方能得到深度解析与理想显现。
综上所述,从基础存在论的视角,从生命与其栖居大地间的关系层面求索,从人类生存的艺术化层面的诗化哲思中,有助于我们洞见旅游行为的真谛,从而回归旅游者的生命诗意存在或美丽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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