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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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传播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场依存性 场独立性 英语 教学

一、研究背景

心理学家把场定义为外界环境。美国心理学家赫尔曼・威特金（Herman・Witkin）认为有些人的知觉较多地受他所看到的环境信息的影响，而有些人则较多地受身体内部线索的影响。他把个体较多依赖自己内部的参照，不易受外来因素影响和干扰，独立对事物做出判断的称为场独立性；个体较多地依赖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的外在参照，以环境的刺激交往中定义知识、信息称作场依存性。

独立与依存是一对反义词，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大多数学生是二者的综合体。大学生对英语并不陌生，但是，对如何提高英语水平却不知所措，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也就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作为认知风格中最主要的一组认知方式，对它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外语学习者认识到自身的认知风格，找到有效的学习方式并协助教师针对不同风格的学生制定更合理高效的教学策略。然而外语教学中的认知风格研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针对学生的内在、外在元素并结合学习者类型的分析，笔者认为大多数学生是独立性与依赖性兼有的人。因此了解场独立性和依存性学习者的各自特点尤为重要，教师围绕学生的认知风格，实行相应的符合他们所能接受并乐于合作的教学方式。将基础英语教学与专业英语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培育、发展、塑造学生个性。基于学生不同的认知风格，本着“方便学生学，适合学生学，帮助学生学，督促学生学”的导学、助学原则，逐步形成“分层教学，异步达标”的课程教学模式。

“分层教学”学生的活动面广，各层次学生都能参与教学，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的活动是积极、自觉的活动。对学生进行测试，教师把握好入学测试卷子的难易度和层次的划分等各方面的工作。在全面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根据测试结果，把学生分成A（场独立型）、B（独立性与依存性兼有）、C（场依存型）三层。教师只是给学生提出参考意见，学生根据自己的基础、学习时间的安排等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参加哪个层次的学习。场独立性的人有较强的推理能力和分析能力，擅长单独学习。依存性学习者分析能力不强，依赖性较强，因而不大可能指导自己的学习。把多种媒体综合运用，对不同层次的船舶类高职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比如对于A类学生可更侧重自主学习、网上交流，鼓励学生用喜好的方式来学习；对于C类学生较偏向于从老师的话语中获取信息，可在面授课上多下功夫并采取小组学习等方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二、场独立性和依存性的特点

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两种不同认知风格导致的学习风格差异主要体现在：场独立性者喜欢不严密的教学方法，喜欢独立思考通过自己的探索得出结论，善于做分析性语言训练，喜欢抽象的不带感彩的事实性或分析性的语言材料；场依存者喜欢具有严密结构的教学方式和内容，他们需要教师提供外来结构，教师对他们做出明确指导与讲解，善于做需要直感的语言练习，喜欢有人情味的社会内容及具有个人色彩、充满幻想和幽默的材料；场独立性者喜欢重点突出的、系统而有秩序的、逐步积累的学习方法，而场依存性者则喜欢各种特征同时存在的学习方法，学习方法讲究实际，要求学习环境要有意义。

三、两种认知风格对教育工作的现实意义

认知风格是人格和智力之间的桥梁，是个体差异的一种重要纬度。它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实践中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通过场独立性和依存性的研究，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求知欲

尊重学生的场的定向，进行因材施教，可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了传授好课本上的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在学生身上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让学生真正学会如何学习。引领学生新知识、新思维和新的价值观，使学习终身化、学习自主化深入每一名学生心间。因为认知风格的差异，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信息加工的方式不同，对作业采取的策略也不同。

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场独立性与场依存性认知风格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教师应区分并区别对待具有不同认知风格的语言学习者，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因材施教，要正确处理好外语教学中准确性和流畅性的关系。学习者的认知风格不同，就会对同样的知识，从不同角度进行编码，形成不同的认知图示，具有场独立性风格的人有较强的“认知重建”能力，而具有场依存性风格的人具有较好的与人交际的能力。就此研究者们假定：场独立性与语言能力习得有关，而场依存性则与交际能力习得有关。教师应该尊重他们的场的定向，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偏好，采用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法。场独立的学生大多是喜欢危险，喜欢挑战，他们多表现自立自强，一直都主动地学习，不需要老师，父母操心。场独立性的人应系统化、条理化地整理材料，与他人讨论，进行协作学习，互帮互助。美国教育家杜威以实用主义的认知作为教育理论基础，提出了“学生中心，从做中学”的教育模式。成功的小组活动与协作学习能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发展其认知策略，培养其与人共处的合作精神和参与意识，还可以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体会成功的喜悦，实现自我价值。场依存型的学生喜欢结构严密的教学，易受暗示，学是靠课上教师留的作业，在课下缺乏主动学习，喜欢把材料系统化，也就是一项接一项地弄明白，由于太谨慎，从而导致做题放不开，不敢做，并且受到批评是很容易受到影响，学习积极性便会下降，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场依存型的人应该着重提高主动性，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汗水武装自己，在听力方面，可以把英语当成背景音乐，使其不具有任何语言意义，更不要在听的过程中纠结于某个听不懂得单词，忽略整体内容，应尽量拉近他们与英语的距离。教师应多给场依存性的学生留一些作业，让他们能够快乐，开心地学习英语。开导他们不要缺乏自信心，尤其当受到别人批评时，要学会接受，分析自己的不足，取他人之长比自己之短。对待这两类不同的学生，教师要采用与各自的认知风格相匹配的教学手段方式，即因材施教，以充分发挥学生内在的潜力。

2.通过场独立性和依存性的研究，利用自主学习光盘及网络课程，建设学习新阵地，提高学生交际能力

场独立性的学生充满激情，追求时尚，强调个性，敢想、敢说、敢于发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声音，富于挑战性、冒险性。运用英语进行交际，把英语用于生活中是非常必要的，鉴于大多精通计算机操作、善于利用网络搜集大量学习资讯的特点，借用自主学习光盘及网络课程的交互性就能够更好地完成以学生为主体的角色转换，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学习主角，兴趣得以激发，从而主动地进行英语学习。场依存性的学生由于从小缺乏锻炼，有些学生仍然对家长和老师存在依赖性，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方面都存在自理、自立能力不强的问题。场依存性的同学似乎都想把自己隐蔽起来，而内心又渴望与他人用英语交流，但不知如何下手。一部分学生由于以往学习基础较为薄弱，课程量的繁重和难度的增强容易导致产生厌学心理；大部分船舶类高职学生的英语水平差，自主学习能力不强，缺乏对挫折的认识和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建议实施由教师指导的基于计算机的英语学习模式，通过网络、报刊、杂志等广泛获取社会需求信息，让大家学会利用现代社会提供的信息便利，学会搜寻网络信息。教师除了在课堂上要多表扬、多鼓励学生发言锻炼口语能力之外，还应该充分利用好自主学习光盘及网络课程，建设学习新阵地，提高学生交际能力。

四、结束语

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只有当教学策略与学习风格相匹配时，学习者才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场依存性和独立性的认知风格对学生英语教学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要逐渐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还应指导学生进行学习策略的选择，扬长补短，使学生掌握并灵活运用多种学习方法。同时可加强这两种学习风格学习者互相帮助、共同学习和促进。学习者自身也应主动改善学习方式，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学习方法。对场独立性与场依存性学生可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外语教学研究实现从“如何教”到“如何学”的重心转移。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教师注意和研究学生的各种生理和认知因素，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尊重学生场的定向，采用分层教学，进行因材施教，以争取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小玲，张晓敏.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认知风格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N].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7（4）.

[2]李玲.场独立与场依存型认知风格对外语学与教的启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3）.

[3]马天慧.场独立与场依存型认知风格对于英语阅读的影响[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2（2）.

乡村传播学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以和谐发展的角度指出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现状以及原因，并提出了重视乡村群体，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的观点。井从农村传统文化、广告信息传播、深入乡村基层、设计理论教育界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探讨一条符合国情的广告道路。

    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所谓乡村，是指由乡(及镇)与村两种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活范围。本文探讨的乡村群体包括在农村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和在乡镇从事劳动和居住的其他劳动者。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性。

    纵观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总体发展不平衡，重城市而轻乡村，针对乡村受众的设计作品为数不多并缺乏乡村文化气息。大多数企业、传媒、广告公司以及学者在以城市为主位的前提下，将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大众概念和城布的生活模式连接在一起，在有意和无意间将中国社会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二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乡村群体遗忘在某个角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媒体“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对子乡村的关注依然很少。根据国家广播总局有关数据显示，面向农民、农衬和农业的广播全国只有10套(分别是山西、江西、山东、河南、陕西以及广西南宁、河北张家口、浙江嘉兴、广东茂名和揭阳电台)，占全国2371套广播频率总数的0.42%。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体相比，开办率仅有4%。因此城乡信息流动结构严重不对称。

    其次，长期以来，设计界忽视了乡村地区的弱势消费群设计在趋于城市化、大同化。尽管中国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但仍有不少于八亿的乡村人口。加强对中国乡村广钾究的重今科考麟势群体的媒献怀有利子解决艺术设计全面发展的粗颈问题，对于我们的广告创意、广告的有效传播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会潜移默化的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进程。

  再次，很多设计人员将乡村文化传统和地城特色简单化，中国乡村广告传统的东西保存的不乡好;却在设计中不断重复所谓有传统特点的符号和手法。许多设计产品因偏离乡村群体独特的文化传统，价格脱离乡村消费水平而让这些边缘消费群体望而却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告设计与传播本能的忽视乡村群体，造成发展的不和谐呢?

    第一、经济力量的弱势和乡村文化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广告设计与传播偏向城市而忽视乡村。经济环境是决定广告的首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的乡村经济模式和结构虽然有了很大变化，经济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但其收人还远远赶不上大中城市，少数边远地区的农民甚至还没完全摆脱贫困。乡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

    第二、在使用媒体资源的分配上，我国大多数的传媒机构大都集中在城市。从传播学角度看，广告实质是信息的传达，而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体。而如此高比例的媒体集中于城市，远离乡村，必然导致乡村广告传播的高成本和难以形成有效传播。

    第三、绝大多数设计者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同乡村生活方式相差甚远，很难对乡村受众进行准确定位。生活方式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形式，也是现代设计的重要出发点和核心概念。乡村群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交往等并不被设计者所熟悉。正如设计大师索扎斯主张，首先得教导设计者去研究生活，只有生活才能最终决定设计。

   第四、在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追求自身效益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弱势群体受众的信息需求。

    第五、广告设计片面地强调了产品或服务广告，而忽视了品牌形象广告、即使是产品或服务广告也没有充分的和乡村环境相联系。其实品牌形象广告作为一种传播稀称为了能使姗的信息获得人们的认可，总会进行一些令社会关注、并进行正面倡导的观念传播。如太阳能产品突出其节能的宣传，同时应引导修缮自然环境，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国是个发展中农业大国，乡村人口数量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广告设计与传播应重视乡村群体及其文化传统，反映乡村气息育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的广告设计与发展的道路。

    无论传媒在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数量上，还是广告在作品的设计上都应给予“边缘群体”更多的关注，充分重视他们的信息需要，将农村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融于其中，才能具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和思路并被他们所接受。如“实在人，喝实在酒”(龙江家园集团);“比一比，算一算，还是联通最划算”(中国联通);“黑土地黄土地，用肥就用史丹利”(史丹利复合肥);“时风时风，路路畅通”(时风集团)。这些广告语都突出了产品独特的优点，满足了农村消费者某方面的需求。

    深人乡村基层，关注乡村群体，摸索出广告设计和谐展的模式和路径。设计是以综合为手段，以创新为目标的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喳计工作需要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不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还需要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技能。优秀的设计者应该及时掌握并预测设计的变化趋势，弓!导变化的观念指导设计、，使设计成为时代变化的表征和进步的催化剂。如兰陵酒业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利用不同媒体的差异性在墙体电视、赠品等不同媒体进行系列广告宣传，加深了品牌的印象，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河南蓝星啤酒抓住农村夏季麦收的有利时机，组织车辆和人员分散行动，把啤酒送到田间地头，给农民提供了便利，也实现了广告的针对性宣传。

  关注乡村文化，利用广告传播的文化特质，使他们逐渐适应社会和谐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广告设计与传播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适时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精髓，满足他们多方面需求。如蚊香在农村的使用率远远高于城市。三笑集团就利用赵本山在农民心目中的幽默和淳朴形象，为睡得香蚊香做形象代言，满足了农村消费心理和生活多方的需求。

    设计要融人普通乡村消费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尽量通俗化、简洁化。不同消费群体的生活品位和文化修养是不同的，相应的设计也应该有差异。面对乡村群体时，设计不能脱离乡村生活，要考虑到农民的教育知识水平和理解欣赏的能力。广告应尽可能的亲切易懂，缩短与农民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如中国移动通信在某乡镇做的广告语“中国移动通信卡，一边耕地一边打。”即宣传了广告目标，又符合了大部分农民的工作习性，还引领了农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一一使用手机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乡村传播学范文第3篇

一、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运用民族志方法的意义

民族志研究已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它被许多学科领域所采用，如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组织研究，教育研究与文化研究等。而“民族志”与新闻传播学的结合也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被认为是民族志传播学的奠基人。民族志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一个新分支，并为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样的，“民族志”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也有着无限的潜力。在这方面早已有先行者。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再如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开中国“民族志”方法进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先河，此方法对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⒈“民族志”深入的调查研究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更加科学，更加客观严谨

如果我们想了解某个文化或某种现象，就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当地人对世界的看法及体现这些看法的行为上。但是，人们对自己从事的活动的主观叙述，往往不一定能准确或不足以解释其行为，尤其是在受访或被要求叙述的情况下，常常从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有意或无意地对事实加以筛选和曲解。所以研究者应该尽可能直接观察他们的行为。“民族志”的优点在于调查者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少数民族广播电视事业的现状，并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使得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可信，更加科学。新闻传播的研究更应该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相信没有人会在实验室里来完成新闻传播学的研究。

⒉我国少数民族的情况也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族志”是源于文化人类学中对异民族文化考察时所创造出的一种方法类型。这种研究方法把完全生活在研究对象中不受外界干扰作为重要的研究条件之一，而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很多，且由于这些地区地理上的封闭性和对民族文化良好的保护和传承，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优越的前提条件。

⒊“民族志”中“遍查”的概念和操作方法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视野，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这种研究方法是要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任何一种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以看电视为例，在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一书中，他分析了每个问题提出的原因和意义。如电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你所观察的家庭中除电视以外，还有哪些电器？电视信号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以及考察，涉及基层的行政管理问题，涉及国家的行业体制、政策问题，涉及意识形态控制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再如电视机的来源，这背后体现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对于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就尤其重要。再如研究内容还包括民族历史和风俗文化宗教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有用的，因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民族接触媒介的习惯和媒体传播的效果。

这样的方法具有相当广阔的学术视野，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必将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引向深入。

⒋民族志影像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直观的第一手材料，也为纪录片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以民族志的原则和理念拍摄的民族志影像，力图还原拍摄对象的真实生活、原始情感以及他们的姿态，用镜头对研究对象的再现无疑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许多优秀的纪录片都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或采纳了民族志的原则和理念。如世界著名的纪录片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就是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

二、“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缺陷

⒈“民族志”方法本身的性质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目的有相悖的一面

民族志方法来源于人类学，而且倾向于人类学中人文科学的一面。民族志的研究主要探讨事物现象的原创性、表达性与独特性，在方法上则重视对具体对象本身内在意义与价值的诠释。它不适用于追求普适性和规律性，只适合于以个案的方式加以了解。例如郭建斌对少数民族乡村地区（独龙江乡）当地人看电视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或观点不能推及与之条件有较大差异的其他民族地区。

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是要研究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并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工作，进而还要为国家相关政策决策服务。将少数民族信息、文化传播得更快、更远、更好，以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促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无论是在理论意义、实践方法和目的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⒉民族志研究的精确性常常受到质疑，因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①民族志研究面临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研究中引起思考的问题和在具体民族地区从事调查所遭遇的问题无疑是大不相同的，原定研究计划的可行性和受环境影响的程度难以估计。尤其是民族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特性和民族文化，原有的研究设计随时有可能被排斥而无法进行。

②研究者个人的喜好及理论的偏见。这会直接导致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的不同。同时，研究者也容易受到自身主观因素如自我偏见的限制。

③研究者很容易对民族地区的情况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即立场预设，这容易对此地区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产生歧见。

⒊民族志的关键概念有其模糊的一面，操作时很难区分其中界限

以民族志操作环节的关键概念“融入”为例（民族志三个操作环节：融入、遍查、深描）。融入，即想方设法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很单薄的。怎么样才能表明已融入某一群体，能调查到丰富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呢？目前还没有一套标准。而以往很多民族志研究的实例中研究者的融入也很值得怀疑。

举两个例子。民族志核心内容“参与观察法”的提出者、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中一群平坦的珊瑚岛――“特洛布里安德”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民族志调查，1922年出版了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民族志研究。但是他在他的调查日志中这样写道：“我看土著的生活离我自己的生活很远，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好像狗的生活一样无聊。不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想我在做的事是令人荣耀的……”这些句子让人对马氏的“融入”产生怀疑，即便是语言和生活上融入，那在心理上的融入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融入最后得到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又是否科学？

西方学者约瑟夫洛克是中国早期民族志影像的拍摄者，他拍摄了纳西族和藏族的民族志影像，影片中给人以中国市民社会死板、僵滞的印象。这固然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有关，但洛克没有真正融入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洛克一直保持着自己优雅的绅士风度，即使在偏远的地方也通常要“干净”地独居。他在文章里长篇累牍记述着旅行中遇到的不干净、难受等等他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

由此可见，概念的模糊导致操作上的无据可查，无章可循，加之立场的异同，最终会影响研究效果。

三、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应用民族志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知，民族志的方法有巨大价值也有局限性，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应结合自身的研究特点做些改进。这里浅谈两点看法。

⒈应该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要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对立起来，这两种研究的区别更多的只是方法层面上的区别，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

民族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质化研究，具有质化研究的许多特征，如搜集资料以定性资料为主，详细地记录人、地、物或谈话的内容，而不以统计的数据程序来处理。从研究对象本身来了解行为，外在的因素是次要的，因此质化研究者多用参与观察、深度访问等方法，先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系统地记录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然后加以分析，并以其他的数据如该地区的记事、记录、有关刊物、照片等来补充。而我们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应在此基础上辅以量化研究的方法。如问卷设计、抽样调查、概率统计等等。

举个例子。用量化的方法给“融入”这个概念以一个可考量的标准。进行科学严谨的问卷设计，问题应有规范的答案，在民族志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人群中用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问卷分发的人群，来完成问卷的回答（如有不识字者应阅读问卷帮助其完成），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和概率统计确定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在其研究对象人群中的融入度。尽管最后确定的量化考量标准未必十分科学精准，这其中也可能受到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但为质化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标准，同时也为比较分析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

这只是个例子，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可结合使用的地方和方法还有很多。

⒉注重从个案分析和研究中探讨其中的普遍意义和一般规律

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是要研究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它追求事物之间的通则性和规律性。而民族志的方法更重视以个案的方式加以了解。这就需要我们在运用民族志方法时要自觉地去追求普遍意义和规律性。

举例说明。民族志研究主要包括五个步骤：①选择研究分析对象；②提出民族志问题；③通过参与性观察、深度访谈等途径搜集民族志资料；④进行民族志分析；⑤书写民族志。具体研究时，每个步骤的操作都要考虑到研究结果的普遍意义。研究对象的选择应注重其典型性和是否具有某个范围内的普遍意义；问题的设计应尽可能或至少有一部分应是具有普适性的；而进行民族志分析时，应尽量发掘其中蕴含的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启示。

目前，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少许的科研成果，在方法论上也存在很多空白，借鉴其他学科中好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方法。但借鉴并非原封不动的“拿来主义”，而是要根据本学科特点进行改进和修正，以使其更适合本学科的研究特点和方向，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⑴郭建斌著：《独乡电视：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⑵郭建斌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⑶郭建斌文：《三代人：不同历史时期独龙族个体文化特征浅描》， 《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5期

⑷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⑸（美）柯克・约翰逊（Kirk.Johnson）著：《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个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⑹孙秋云主编：《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乡村传播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广播电视“村村通” 涉农节目 现状 对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近9亿。调查显示“现在全国电视人口覆盖率高达94.61%,而在我国庞大的收视人口中,75.9%是农村观众,24.1%是城市观众。”①自国家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以来,农村的广播电视接触面更广,随着工程建设由“4+2”阶段进入到“8+4”阶段,农村地区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受众正在不断增加。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广播电视媒体开始创办一些涉农节目,然而,面对激烈的媒体竞争,一些涉农节目忽视了农民受众的现实需求,内容单调,互动性不足,影响了涉农节目的进一步发展。

一、涉农节目及其特点

涉农节目是指以农业、农民、农村为关注对象,主要以农民为目标观众,以普通百姓的视角通俗有趣地介绍农业科技、对农政策,反映农村、农民的生活面貌、思想状态等等,力图关照广大农民兴趣、愿望和呼声的节目。涉农节目有如下一些特点:

1、节目内容与“三农”有关

涉农节目的内容和“农业”、“农村”以及“农民”有关。这些内容涉及农村面貌、农民典型、医疗、法制、农业科技、发家致富等方面。

2、以农民为主要目标受众

涉农节目以农民的视角看待问题和现象,农民成为主要的目标受众。这点与民生新闻相似,是“致力于以民众视角、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达到价值取向上的民众接近性”②。

3、以推动农村各方面发展为目的

涉农节目的目的在于通过各类节目来改善农村现状,节目力图关照农民的兴趣和呼声。例如普及农业科技知识,改变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扩大信息来源,提高农民精神文化水平,从而带动农村发展。

二、涉农节目的现状

1、节目总量有所增加

据安徽农村广播的张总监说,“中国目前已有省级农村广播13家,市级农村广播12家。”③除此之外,还有7套专门的涉农电视频道,分别为中央七套农业频道、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山东电视台农村科普频道、山东临沂电视台农村科普频道、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浙江电视台公共・新农村频道。

在这些专门的涉农节目频率和频道中,一些涉农节目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如中央七套的《致富经》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所有频道所有节目中,各项指标名列前茅,知名度、受众规模排前列。”④央视七套的另一档栏目《乡约》是一个农业类的人物访谈节目,平均收视率曾达0.63%。⑤除了央视的著名节目,省级台中也有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栏目,如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的《乡村四季》,山东电视台农村科普频道的《乡村季风》等,安徽农村广播,其社会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自开播以来,已经在安徽全省进行了十多场现场直播活动,每次活动现场听众从上千人到上万人不等,社会影响较大,有力地提升安徽农村广播知名度。”⑥

除了这些专业的涉农电视频道外,一些广播电台也有单独的涉农节目,有些节目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农村报道》,这是面向农村、农民及所有关注农村的人的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新闻性广播专题节目。此外,还有广东台的《摇钱树》、辽宁台的《黑土地》、北京台的《京郊大地》等。

2、“村村通”工程中的不足对涉农节目的影响

(1)节目信号覆盖不足,使农村地区无线接收困难

广播电视“村村通”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节目信号覆盖不足问题,一些广播频率和电视频道老百姓无法使用无线方式进行接收,使一些电台、电视台制作的涉农节目不能到达农户家中。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央七套节目在肥西县三河镇的接收率仅为46%,这说明涉农电视频道在农村地区还存在着很大的覆盖“盲区”。除了央视的节目外,三河镇的老百姓对安徽农村广播也知之甚少,听过安徽农村广播的受众比例仅为6.7%。因此,广播电台费尽心力制作的这些涉农节目的传播信号只能停留在空中,最终造成信息的浪费,涉农节目的有效传播就要大打折扣。⑦

(2)涉农节目在节目覆盖上受到地域限制

我国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在节目覆盖方面,无论是“4+2”阶段还是“8+4”阶段都受到地域限制,即对于一个地方而言,除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外,只能收到本省和本地区的节目信号。而目前农村地区还没有普遍开通有线电视,这种情况下,农村地区只能收看到地域限制下的为数不多的涉农节目。比如调查的肥西县三河镇的农民家里最多也只能接收到中央七套和安徽农村广播这两套涉农频道和频率,其他的就无法接收。

3、涉农节目质量难以保证

我国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目前主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如增加发射设备的发射功率,架设广播电视线路等,对节目的质量却没有给予较多的关注,一些涉农节目在质量上难以保证。如播出时间与农民生活习惯相背;播出时间短,节目内容单一,重复较多;节目说教味浓;节目缺乏针对性,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等等。

三、涉农节目的改进途径

1、加大投入,提高涉农节目的信号覆盖面

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建设中,很多专门的涉农电台、电视台并没有纳入信号覆盖范围,因此,加大对涉农节目的电台、电视台节目信号覆盖的投入,真正让涉农节目惠及广大农村地区。

2、打破政策上的地域限制,提高涉农节目的传播面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中政策上的地域限制影响了涉农节目的发展。如果涉农电台、电视台能够突破地域限制,扩大其收视范围,这样可以改变节目的封闭化播出,对于提高其节目收视、收听率势必带来帮助,涉农媒体的生存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涉农媒体应联合发展,面向全国范围传播,其影响力也会增强,最终带动涉农节目进入良性循环。

3、对涉农节目予以资金上的扶持

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注重的是渠道建设,对内容建设缺乏相应的考虑,既然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那么重视内容建设也势在必行。提高节目质量,既需要人才,也需要资金投入,通过人才和资金投入改变节目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推动节目质量的提升。■

【本文为安徽大学第一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资助课题成果】

参考文献

①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调查、分析与应用》[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

②吴信训:《新编广播电视新闻学》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28页

③⑥杨猛,《访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总监制张立旺》[J].省略/mtzy.htm

⑤黄枫,《肖东坡――相约在“相约”》[J].《今传媒》,2007年10月

⑦于德山,《农村电视传播与中国当代电视文化》[J].《中国电视》,2005年7期

⑧郭越岭,《谈电视对农节目的联合发展之路》[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10期

乡村传播学范文第5篇

石龙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境内,村民以白族为主,乡戏是石龙白族每年定期举行的酬谢“本主”①的戏剧演出,与其他仪式戏剧演出相比,石龙“乡戏”更具有乡土气息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石龙白族乡戏有着一套完整的组织、演出体系,乡戏的准备一般从春节前十多天开始,正月初二到正月初五正式演出。“乡戏”流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选会首:“会首”也叫承头人,负责乡戏的组织、协调、后勤保障工作,是初二开台戏———“跳财神”中的财神扮演者。在石龙有一种说法,“一生只要承过一次头,唱过一次戏,就会为自己和家人积功德,会得到神灵的保佑。”②在春节前,“戏师傅”③要在全村选定乡戏的会首。

2.请戏神:“会首”确定后,要在春节前选定日子,在会首家中立戏神牌位,“立下戏神牌位就表示戏神降临,只有戏神降临才能唱戏”。④所有参与乡戏演出的村民,不分年龄大小、长幼,都要在戏神牌位前喝鸡血酒,表示要齐心协力,这一仪式为参与者现实身份与戏中角色的转变作了准备。

3.开台戏:初二下午1时左右,由戏师傅带领化好妆的演员,到会首家中接“财神”。全体参与乡戏演出的人员要在戏神牌位前磕头,戏师傅在上供完素斋后,将戏神牌位从神龛中取出,在上面蒙上一块红布并交给会首,然后,会首端着牌位,在戏师傅的带领下前往本主庙,队伍途经谁家门前,谁家就要燃放鞭炮表示要迎接财神。下午2时左右,队伍到达本主庙,要先向本主三拜九叩,然后来到戏台,①将戏神牌位供奉在戏台后台的神龛内,然后演职人员开始摆放道具,化妆师给扮演财神的会首化妆。首先是开台戏(又叫“跳财神”),开台戏结束后,一般演唱一些剧目短的折子戏(如《破天门阵》、《罗通扫北》、《白玉带》②等)。

4.催戏:催戏也就是排练,一般选在每天演出的前一天晚上进行,在戏师傅的带领下,所有参与演出的村民都要到会首家或其亲戚家催戏。首先由戏师傅确定第二天演出剧目,根据角色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村民来饰演。如果人员不足,戏师傅还可以删减所唱剧目的内容。

5.初五本主寿诞戏:初五是本主的寿诞日,村民称之为“本主会”,所以这天的乡戏要与众不同, 10点左右开始唱戏,唱的剧目是固定剧目《双挂印》,③当本主庙中人员达到高峰时,戏师傅便中断《双挂印》的演出,演出“打加官”、“天赐福”两出戏。演出前会首及亲属要先向本主敬香,“加官”是由一位60岁的老者扮演的弥勒佛,绕场数圈后,台下观众用准备好的硬币打在“加官”身上,其寓意是:在新的一年里,要使村里的工、农、商、学、兵、干部等人员加官。然后继续演出《双挂印》。演出结束后,要大放鞭炮,所有人在戏师傅的带领下向本主三拜九叩,随后,又要向戏神牌位叩拜并退场。退场后,戏师傅将戏神牌位从戏台后台的神龛中取出,用火烧掉,并将烧出的灰收集起来。

6.谢台:初六中午12时左右,所有参与乡戏的村民都要聚集到本主庙中,下午14时左右,两位村民将演员卸妆时擦拭的棉纸带到水库边烧掉,并将烧完的灰烬一同洒入水中。15时左右,所有参与人员在戏师傅的带领下,祭拜完本主后开始聚餐。傍晚,“念佛会”④的老妈妈们将准备好的纸衣、纸钱、纸元宝等,送出村外没人家的地方烧掉。“传说过春节演乡戏,阴兵也会来看戏,唱戏结束了,要把他们送走,否则今年就不吉利,村民会出意外伤亡。”⑤这个仪式完成后,当年的乡戏就此结束。

二、“乡戏”非戏

“乡戏”首先从形态上看是一种戏剧,但更为重要的是“乡戏”还是一种乡土社会古老的仪式。薛一兵在《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一文中,从仪式行为、仪式情景等多个方面作了全方位的解读。“仪式行为是不同于生活常态行为的一种超常态行为,这种超常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为的频率,仪式是定期或偶然举行,二是行为的目的,仪式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⑥这一点在乡戏中有明显的体现。乡戏活动每年定期举行,从乡戏的准备、开始、结束等都有明确的时间要求。最为重要的是乡戏是为了给本主庆贺寿诞而进行的酬神活动,满足村民祈求本主保佑的愿望,因而乡戏的精神需求是第一位。

“任何仪式的进行都离不开一定的情境,表演是构成仪式情境的行为基础,仪式情境就是表演的情境。”①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从仪式表演与戏剧表演的不同与区别,提出了前者要求“实效”( efficacy),而后者则表现为“娱乐”( enter-tainment )的特点,并对照比较了两者之间的异同:“仪式是———为求结果、与不在场的人也有关、时间是象征性的、表演者投入程度可达“附体”状态、观众参与、观众相信、不鼓励批评、群体性完成品;戏剧是———为了嬉戏、只与在场的人有关、强调现在、演出者投入但却清醒、观众观看、观众欣赏、存在很多批评、个人性创作。戏剧和仪式的基本对立是实效和娱乐之间的对立,而非仪式与戏剧之间的对立。把一场特定的表演称为仪式还是戏剧要看表演倾向于实效或娱乐的程度。没有纯粹是实效或娱乐的表演。”②从这一点来看,乡戏与戏剧的区别非常明显。首先“乡戏”演出的目的是为了庆贺本主寿诞,是一种酬神的宗教活动,作为“观众”的本主,存在于每个村民的精神世界中,而且“乡戏”表演中不存在批评,与戏剧表演中追求而完美的表演效果相比,“乡戏”在服装、化妆、唱腔、音乐、曲本的完整性都没有严格的要求。“乡戏”它所承担的是祈福、还愿等宗教性职能,以满足人们信仰层面的精神需求为出发点。“乡戏”的表演倾向于实用的目的,而非娱乐,因而“乡戏”是一种仪式。

进一步地说,戏剧表演的娱乐精神在于它是一种独立的审美形式,而仪式表演中包含的审美是未分化的,是与利害相关的功效连在一起的。当然,与世界上任何地区、民族的表演艺术一样,中国的戏剧戏曲最早也是从仪式表演的原生态中进化出来,成为一种专门领域的艺术生产。因此,我们考察散落在民间的仪式戏剧,既有人类社会学的价值,也有为现代艺术的创新发掘资源的意义。

三、石龙“乡戏”的传播特征

仪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因而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重点领域。任何文化,都必须经传播,才能传之于人,行之于世,承之于后人。作为仪式的乡戏其传播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播模式———仪式传播

美国传播学家詹姆斯•W•凯瑞由仪式联想到构成仪式的元素所具有的传播特征及仪式的共享信仰,在词源上将“communication”与“共享”联结起来,并在梳理仪式的宗教起源和功能上提出了“仪式性传播”,即“传播包含了分享、参与、社团、伙伴、共同信念等意思。仪式传播并不直接涉及讯息在空间维度的延伸,但与社会在时间维度的维系;并不是信息,而是再现共享理念”。③仪式或表述传播取决于共享的理解和情感,它通常需要带有某种“表演”元素以使传播得以完成。④石龙“乡戏”的传播符合这种仪式传播的传播模式,石龙“乡戏”传播是建立在共同的———本主崇拜的基础之上的,村民的参与都是自发的,都是为了满足共同的精神情感需求。乡戏的传播是通过戏剧这种特殊的表演形式得以完成的,是一种表演中的“表演”。

(二)传播要素特征

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拉斯韦尔在《社会中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所发表的论文中认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便利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W的问题:“谁? (who)———传播者;说些什么(Says what)———传播内容;通过什么渠道( Inwhich channel)———传播媒介;对谁(To whom)———受众,取得什么效果(W ith what effects)———传播效果”。拉斯韦尔认为任何传播都包括这5W要素。因此,对于乡戏,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五个传播要素来加以分析。

1.传播者

(1)“把关人”。在传播学中,“把关人”是指在传播过程中决定什么性质的信息可被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的人或机构,他们对信息进行选择、修改、删除、决定取舍、侧重以及力求使信息对受众造成某种印象的权力,而且对受众行为和传播过程具有导向作用,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石龙“乡戏”这一仪式传播中,同样存在把关人———戏师傅,他们是所有传播者中唯一熟悉乡戏仪式的人,是乡戏仪式的传承人。石龙“乡戏”传播的整个过程都由戏师傅主持,戏师傅还有权决定乡戏的内容,并能够根据演出的实际情况选择、修改、删减折子戏的细节。更为重要的是,乡戏演员在演出过程中是不背台词的,所有的唱白均由戏师傅在现场小声提示。从这一点来看,戏师傅是乡戏的“总导演”,是乡戏传播者中的核心人物,对乡戏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

(2)性别的差异性。虽然石龙女性也是本主崇拜的重要力量,用于供献本主的祭品全靠妇女制作和备办,但在乡戏中却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参与乡戏活动的人员全是清一色的男性,即使是旦角都是由男性扮演,而且乡戏中还有女性不能登戏台的禁忌。这一点与白族社会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现实相联系,白族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在家庭中极低……在社会上妇女不能参加社会活动”。①由此可见,“白族现实生活有的社会性别观念对妇女的偏见等,同样也在其宗教文化的建构中打下了烙印、留下了痕迹。②乡戏的传播也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

2.传播内容

在石龙“乡戏”的传播过程中,仪式也成为了乡戏的传播内容,仪式本身也是白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式的过程、细节、步骤、禁忌等都是乡戏传播内容的组成部分。例如在迎财神的仪式中,怎样去迎“财神”、迎“财神”的具体步骤、在迎“财神”中的禁忌等细节成了乡戏中的重要“看点”。石龙“乡戏”作为一种宗教仪式,其传播内容与多元互容的是分不开的,佛教、道教、儒家思想对石龙都有重要影响,本主崇拜更是村民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石龙“乡戏”虽然是祭祀本主的宗教仪式,但也涉及到道教、佛教的内容。开台戏中的财神是道教的重要角色,而且乡戏演出中的伴奏是由“洞经会”③的伴奏人员组成的。

3.传播媒介

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④在石龙,仪式首先是乡戏的传播内容,但是仪式表演本身也是一种传播媒介,通过一系列极具特色的仪式,石龙特有的民俗、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等信息都得以传播。乡戏成为了石龙传统文化的积淀和遗存,成为石龙传统文化得以集中展演和传播的载体。传播过程中的互动性也是乡戏传播的一大特色,“打加官”和“天赐福”是乡戏的所在,在这个过程中村民积极参与到演出中,成为了乡戏中的一员。乡戏的传播过程实现村民与神灵之间的交流沟通,演员成为二者之间沟通的媒介,演员不仅是乡戏的表演者,同时也是仪式的执行者:代表村民表演乡戏给神灵看,同时演员扮演的财神、“加官”等的角色,成为了神的象征,代表神与村民交流互动。乡戏就这样成为连接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之间的交流媒介,以满足村民的精神情感需求。

4.受传者

在石龙“乡戏”传播中,主要受传者并不是村民自己而是他们守护神———本主。“自然宗教的实质,是人通过祈祷、祭祀和舞蹈等仪式与幻想中的神进行交往。人在其中,自然依附于想象中”。①村民通过乡戏与精神世界中的本主进行交流,村民组织乡戏的目的是给本主庆贺寿诞,祈求本主神灵的保佑,“本主老爷喜欢听戏,只有本主高兴了,村民就高兴”。②因而,乡戏的第一观众是本主而不是村民,这一点从戏台的设置也能看出,乡戏戏台与本主大殿相对,演出直接面向本主,而且本主庙中并没有专门给村民看戏所预留出的空间场所,在乡戏演出过程中,戏台与本主大殿之间的通道是不能站有村民的,因为在乡戏的禁忌中,“人站在通道会挡住本主看戏,会招来灾难”。③从石龙“乡戏”的现场演出情况来看,乡戏表演受现场观众的影响比较小,即使台下没有观众,演员仍很认真地表演,没有丝毫懈怠,因为演员认为,“唱的戏是给本主听的,本主老爷一直坐在那看戏”。④乡戏传播中的现场受众则是村民。石龙“乡戏”的现场受众以中老年人居多,男性观众要多于女性观众。乡戏演出过程中还有很多孩子,但他们可能并不关心乡戏的内容,而是为了在乡戏期间与伙伴玩闹,但在石龙村民看来,即使听不懂唱词,分不清角色,但“在场”是他们参与乡戏活动的一种方式。⑤

5.传播效果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形式》中提出:“无论是谁,只要他真正参与了宗教生活,就会很清楚膜拜给他带来的欢乐、内心的和平、安宁和热烈等等印象,对信仰者来说,这些印象便是他的信仰的经验证明。”⑥乡戏是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与传播行为,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流。与其他仪式的传播不同,乡戏借助戏剧这一特殊的传播形式,通过演员的动作、唱腔、服装、化妆以及表演技巧,赋予乡戏以生动性的特色,同时乡戏不断地整合外来文化,使得乡戏的传播更具活力和生机。近几年的乡戏演出还增加了现代化的传播设备,大大增强了其传播效果。乡戏的传播形式与技巧使得处于现代文明包围之中的石龙村民,仍旺盛地与神灵之间保持沟通。

四、乡戏传播的功能意义

传播功能是传播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及其对人和社会所起的作用或效能。乡戏的传播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祭祀功能。石龙“乡戏”活动的主旨是“表演给本主看和听”,这是取悦本主神的活动,是与宗教酬神祈福相关联的仪式过程。乡戏是石龙白族村民为祭拜本主而自发进行的酬神宗教仪式,其祭祀功能是首要的,通过乡戏来答谢本主,并祈愿本主保佑。在这里给每位村民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强大动力。为现在和将来祈福求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功利性。

2.娱乐功能。石龙“乡戏”的传播还伴随着娱乐的功能,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参与的村民通过乡戏给本主庆贺寿诞,祈愿本主保佑,为村子带来福祉,村民从仪式中能得到莫大的情感满足和愉悦,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可以说达到了娱人的目的,娱神的仪式演变为村民的自娱活动。乡戏的演出时间是正月初二到初五,因此石龙乡戏是传统春节重要的“过节”仪式,也是石龙乡人一年到头的“大众狂欢”时节。

3.教育与传承功能。乡戏的传播同时还带有一定教育功能,首先从乡戏演出的内容来看,乡戏演出的曲目大多是宣扬正统的历史故事和英雄人物的传说等,这些传奇叙事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以村民喜闻乐见的乡戏来表现,具有通俗性与普及性。乡戏更是一种宗教仪式,宗教强化了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乡戏仪式成了传承、沿续传统文化的“课堂”,通过反复的展演,以其形象直观的方式将白族社会的精神理念、道德规范、情感趋向等传递给村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的行为。乡戏的传播过程同样也是传承乡戏的过程,在乡戏传播中石龙长者因接触时间、次数的原因,对乡戏所反映的观念、情感体验和仪式的熟悉程度显然比年幼者更深一些。正是通过乡戏仪式,石龙村的长者承担起了教育者的角色,对石龙年轻人进行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乡戏演出的不间断性,才保证了乡戏能代代相传。因而,乡戏也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记忆手段,通过乡戏传达和维系着村民的集体记忆。

4.整合功能。涂尔干在考察仪式的社会功能时发现:①仪式不仅为所有集体成员逐一接受;而且完全属于该群体本身,从而使这个集体成为一个统一体。社会成员通过仪式强化了个体对集体(群体)的归附感,也就强化了表现为“宗教力”的集体力,也就将微弱的个体力量提升到强大的集体力量中。在这个过程中,仪式的功能就是凝聚社会团结、强化集体力量。因此,强化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乡戏传播的又一重要功能:乡戏的仪式表演是一种群体参与创作的行为,通过本主信仰所具有的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它把平时分散的村民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实现了整个族群的认同,使得乡戏的演出能够倾全村之力共同完成。乡戏所带来的认同感、群体感等也在仪式过程不断再生更新,进一步增强了本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乡戏中人与神之间的交流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通过乡戏进一步加强了村民之间的了解,减少了内部矛盾冲突,从而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