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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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档案管理思想；方法；现代化分析

一、现代管理思想是现代化管理行为的基础

现代管理科学是以管理实践为基础，吸收了诸多学科的优秀成果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原则方法建立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现代管理理论对管理行为的现代化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必须以现代化的管理思想为依据，才能加快其进程。

档案管理现代化不仅是档案管理手段方式上的一场革命，更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必须从我国档案工作的具体情况出发，克服思想上存在的落后观念和管理中存在的缺陷，代之以现代管理的理论和思想，以此促进档案工作现代化的发展。

从我国档案工作现代化的实践看，首先应在现代化思想的指导下，在制订了比较科学、周密的计划和方案的基础上，再来实施现代化措施和步骤，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在一个档案机构中运用计算机档案管理系统，必须经过反复论证、全面考虑、综合平衡，才能最后确定。是采用缩微摄影系统还是光盘系统作为档案存贮现代化的手段，也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综合管理的问题，其结果仍然取决于管理思想现代化的水平。

二、档案管理组织机制科学化

现代管理学理论认为，管理具有四大职能，即计划职能、组织职能、领导职能、控制职能。一个组织机构要达到优质高效地履行自身职能，必须在下述3个方面具有良好的机制。档案管理的现代化要求档案组织也须具备科学的组织机制。第一，强化档案工作的计划职能，加强目标管理；第二，强化档案组织机制，提高组织效率；第三，加强领导职能，提高领导艺术。

三、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性

电子计算机技术是当今新技术革命的先导技术。电子计算机具有运算速度快，精确度高，存贮信息和逻辑判断能力强以及自动进行运算等特点，在文件的管理上，运用计算机进行文件的接收、查找、借阅、归还，以及辩认到应销毁的文件等档案的归档利用和管理工作。在档案管理上，运用计算机进行档案的收集、整理、编制检索工具、内容介绍和编制目录，还可用于库房的管理。用于特殊的档案工作项目，如编制大型索引，为档案的编研工作提供服务以及档案统计等工作。

计算机档案管理系统一般具有输入、输出、修改、插入、打印、统计、检索、查询、删除等功能，同时计算机还具有判别、诊断、筛选的功能，利用这些功能可进行档案的鉴定工作。运用计算机进行档案的现代化管理具有占用空间小、储存信息量大、应用能力强、传输速度快等特点，能及时、大量地提供档案信息，提高了工作效率，是档案管理史上的一大飞跃。电子文件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载体出现在档案领域，以磁性材料和光学材料为载体的电子档案，将逐步替代传统的纸质档案载体，在档案领域占主导地位，给档案工作注入生机和活力。

运用计算机管理档案工作，须加速实现档案工作人员素质现代化，档案工作人员素质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管理思想的现代化。如果档案人员没有现代化意识，就会影响档案管理现代化的进程。档案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档案工作者既是专业型人才，又是管理型人才，只有拥有一批具有高素质的新型档案人才队伍，档案事业才能不断兴旺发达。

档案工作人员要熟悉档案业务，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掌握档案行业标准，树立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做好档案数据的录入工作，积极参与档案学术研究，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

档案工作者肩负着历史的职责，有义务将接收的所有档案运用计算机管理，丰富科技信息资源，推动科研事业的发展。实践证明计算机管理档案既提高了科技档案的管理水平，也促进了管理工作进一步向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三、档案管理组织机制科学化

（一）档案组织管理方法

档案组织管理主要是指档案事业管理，包括对档案行政机构、档案业务机构的管理。从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基本的组织管理方法是行政管理的方法。

1.行政管理的方法。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通过运用有关行政法规、制度、计划、协调、监督等手段进行管理。行政管理的方法是达到档案组织目标的主要方法。

2.经济方法。档案组织管理应注重经济效益，善于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档案工作投入产出问题，在有效的人力、物力范围内获得较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3.系统管理方法。档案组织从整体上看是国家社会组织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自身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管理系统，运用系统方法应采取综合信息管理与反馈信息管理相结合。

4.预测方法。要通过对许多因素的分析研究，找出事物发展的未来规律。其基本步骤包括确定预测对象、收集有关资料、预测分析、建立模型、确定预测结果，主要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5.行为科学方法。档案组织管理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的管理。行为科学在国外又被称为组织行为学、组织与人事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等，主要研究人的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影响行为的因素，探索行为规律，提高控制能力。更好地达到组织目标。

档案组织管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可以运用的方法应是统计性、多样化的。除了上述方法外，法律的方法也是基本的方法。

（二）档案组织管理方法的科学化运用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运用何种手段对档案组织进行科学管理，都要从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出发，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生搬硬套，并要考虑到下列要求：

第一，不同管理方法应相互协调、互相补充；第二，不同方法的使用要力求准确、客观；第三，要考虑其适用性，不同管理环节应采用相应的方法；第四，要有一定的灵活性；第五，要注意经济型，尽量选择简便易行、投入较少的方法；第六，要特别重视管理方法的可操作性，即这些方法是可以投入实际运用的，而不单纯是理论的、空洞的。

参考文献：

现代化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意义

作者简介：肖泉（1988—），女，江西赣州人，牡丹江学院2011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断地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要求，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担负起时代的重任，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也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在其体现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要求时，才能够适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以及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

第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指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中，其实际运作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即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与出现正向结果的效能性。它既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效果，也包括外在效益，同时还包括教育工作效率，是三效的有机结合。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满足人全面发展的需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却总是往往局限于三观点，鲜少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从人性求善、求美、求真的需要出发来安排教育内容，从而造成人性的畸形发展。事实上，任何政治思想观念的形成都建立在健康的人性基础上。失去健康的人性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必将变为庸俗和粗暴。而健康人性的形成是人自身的知、情、意三方协调健康发展。马克思把人的天性归结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他在为新亚美利加百科全书撰写的美学条目中写道：最可靠的心理学家们都承认，人类的天性可分为认识、行为、情感，或者是理智、意志和感受三种功能，与这三种功能相对应的是真、善、美的观念。确实， 自觉追求真善美和与之相联系的追求真善美的对象性活动，是人性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类求真、求善、求美。思想政治教育虽以思想政治素质提高为核心，但必须是引导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严重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高，因此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势在必行。

其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正确处理好社会化与个性化教育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存在重群体本位而忽视个人的倾向，加上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长期以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表现出片面强调社会化教育，忽视甚至否定个性化教育的取向。事实上，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应当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化教育为个性化教育的实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反过来，个性化教育又是社会化教育的基础。二者的关系如果处理好，不仅有利于培养团结协作精神，也有利于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从而提高思想政教育的实效性。新世纪，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首先培养出良好的个体，进而再使良好的个体成为一个优秀公民，这才是体现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

传统的教育方式极大阻碍了受教育者个性的张扬和主体性的发挥。但是在现代化的信息社会里，这一切都被颠覆。现代的信息载体主要是互联网，互联网具有太多优势，较之以往任何一种交流工具和传播技术，都有着根本性的超越。这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契机。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借助网络，挖掘大量丰富的资源，吸纳人类文明一切的优秀成果，并通过网络大规模并且快速地传播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无需收到时间、空间和其它繁琐程序的制约；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可以自主地选择信息，并且充分利用网络的即时性、开放性和互动性的特点，让自我教育由平面走向立体，由静态变为动态，从现实时空趋向超时空，从而实现了思想的升华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传统思想政教育诸如此类的问题比比皆是，只有不断地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才能更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第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能够很好地迎合人的全面健康发展的需求。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能力的全面提高与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丰富，人的个性的完美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人从自然力量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下得到彻底的解放，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和力量，使个体能够达到完美的发展境界。但是，这些方面的充分发展，必须要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人自身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真正实现。恰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目标就是能够促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人、自然社会这三者关系互动和协调发展。所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人全面发展是一个同步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各个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我们所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就是社会上的各种积极因素能够得到充分调动，各种利益能够得到均衡协调，社会各种矛盾能够得以妥善解决，人们生活能够美满幸福的富足社会，这样的社会，能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许许多多有利的社会条件，也为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实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新天地，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坚实的经济、文化、精神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之所以能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而可靠的制度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因为我们所构建的是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社会，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保证人民真切而充分地享有各种权利。这就提高了人民参与政治的自由度，极大的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意识和对参与政治生活的热忱，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体国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除此意外，民主政治建设更营造出了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社会公平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够均等、合理地分配到到社会的各项利益，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享有司法公正、机会均等和权利平等。在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均等的公平正义环境里，人们都能够享有生存和发展机会，尽管社会上存在着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但他们都可以做到各尽所能与各得其所，以此促进自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实现能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因为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和极高道德水平的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教育，让全体人民形成团结友爱、平等互助与和睦相处的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谐团结友爱的社会，必定能够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提供有效的途径，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实现能够充分地发掘社会成员的潜能，最大程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生的美好幸福，都能得到切实的感受，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人的发展；

第三，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能够促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人才强国战略是制高点和根本保证，足够的人才支撑才更有利于科教兴国战略，才能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不竭的动力。科教兴国，就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要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学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领先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人才强国，就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把人才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

重视人才是人才强国战略的主线，加强自主创新是贯穿科教兴国战略的重点。从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产生历史可见，党和国家对人才的重视是一脉相承。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核心问题是人才问题，而目的就是加强自主创新，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培养大批才，通过不断改革完善科技评价体系和任用制度，使他们更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新能力，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就能得到不断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能够为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基础和思想保障，更有利于充分发挥科技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个创造性，加速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首先是政治主导作用，其主要表现是各政治层面特别是人文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层面上的知识分子，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深刻领悟并运用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其次是经济主导作用，以理论为指导，综合汲取各种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的精华，以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作模式，并依据时展的趋势和中国的实际形势，调整具体环节和措施，加速经济发展。最后是思想文化主导作用，表现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和广大文化产业领域里的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运用反映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治关系的作品，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导并规范社会和群众的价值指取，约束或消解那些逆标准的行为或倾向，引导社会认同趋势。

第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能够引导人的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唯一因素，但它作为影响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其作用是毫无疑问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好，对人的现代化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促进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现代人培养。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人们形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相一致的思想观念。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能帮助消除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影响，进而树立现代思想意识。落后的传统思想观念一直阻碍着人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个丰富的宝库，更是一条源远流长且奔流不息的长河。我们要利用其中部分传统因素对现代性的助力，更要注意抗衡部分传统因素对现代性的阻力。第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更新思想观念的任务是格外艰巨复杂的。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它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先决条件。由于社会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与其相适应的现代化思想观念也只能是一个相对动态的发展概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能够不断引导与促进人们更新观念，造就出适应现代社会的现代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革新的创造性力量。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激发人的智能和潜力，促进其与现代化相一致的智能结构形成。

现代人在智能结构上不仅要有记忆力和注意力，更要具有创造力，创造是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创造能力中，创造想象与创造思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其中，抽象逻辑思维能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使人们掌握科学的抽象思维方法，以此锻炼和提高人们的科学思维能力，从而不断开发人的潜在创造能力。引导人们积极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使人们敢于实践善于实践，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创新能力。畏缩不前就不能有创新和突破。知识与创造能力是紧密相连的。尽管知识和能力属于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但是能力是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萌生的，如果离开了学习和训练，那么任何能力都不可能发展。创新的基础是新知识。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通过多方面的引导，使人们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离开新知识便会很难有所作为，任何人都必须终身学习，接受新知识。现代的终身学习所追求的便是一个人自身全面和谐发展，强调学习是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再者，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促进现代化所需要的健全人格的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人格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塑造个体健全的人格。在这个塑造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根据人的意识与活动相作用的规律，一方面，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明确自己的奋斗方向，并由此确立相应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并产生相应的行为；另一方面又通过组织大量富有实效的实践活动去形成和巩固受教育者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通过传导社会价值准则、行为规范和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使受教育者养成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品德能力等。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高度重视知行转化，以此保证人格完善和人的发展。知行转化是一个连续的无限过程，每个良性的知行转化都是健全人格发展中的单一必要环节。思想政治教育能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受教育者的知行转化。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着重教育的综合性，并协调各种教育之间的矛盾，从而形成更加有利于人格的完善的环境。思想政治教育遵循人的思想受“综合影响”形成与“渐次发展”的规律，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经济工作和业务工作中去，有机的结合各项具体工作，将各种教育因素及中介进行融合，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循序进行，从而促进现代化所需的健全人格的形成。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实现能够很好的适应人的现代化的要求，丰富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是人们精神活动的表现形态，是人以精神倾注其中、并能满足自身精神需要的生活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很好的利用各种手段来进行大力宣传真善美的东西，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鉴别力，推动人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基本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的生活达到了小康，有相当多的人比较富裕。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相当满足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以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为主，过渡到以满足精神生活需要为主。在这种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对丰富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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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是｜有｜本体论｜译名之争｜中华思想

无可否认，西方哲学的译介与研究对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中谈论本体论，为了寻根究源，人们总要追溯西方哲学中ontology一词的涵义、问题与历史。事实上，西方哲学对本体论讨论的影响之深甚至超乎我们的自觉，第一哲学的提法、本体论在第一哲学中的地位，甚至本体论一词的标准涵义，都是从西方哲学得到规定与解释的。通过这种解释，中国思想所关心的“本”、“体”问题也被顺理成章地吸纳到ontology之下了。

但从西方哲学研究界内部看，对于本体论这样一个牵涉哲学本身的大问题，其最久远、最广泛、最深入的争论却是在探讨具体的翻译问题时出现的。有关Being②以及与之有形态关联的其它词汇的翻译已经造成了把好几代西方哲学研究界头面人物卷入的漫长辩论。迄今为止，这场争辩已经引发许多出自不同背景，却均发人深省的高论，但远未取得一致意见。③但如果Being一词的翻译尚待商榷，那么对源于该词的ontology的理解，就不会全无可议之处。事实上，关于本体论的任何讨论首先应该澄清Being的涵义。这种澄清就是所谓译名之争的基本内容。

一、译名之争及其引出的问题

关于Being一词的翻译，历来有“存在”、“在”、“有”、“是”等若干种翻译。这些译名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Being的系词来历，主张以汉语的“是”予以对译。另一类则专注于Being指涉存有的一面。汉语的“有”与“存在”(“在”)自然有区别，但这个区别对两派意见来说都不是第一位的。④值得注意的只是，系词派从陈康开始，一直主张“是”的译法，且不时以一系列论证发起有益的争论。而存有派很少主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且所主张的译名有变化。就目前状况而言，大陆流行“存在”的译名，港台则多主张以“有”译之。这显然与这种背景有关:大陆思想界的经典地位由文献占据，①而港台学界主流仍然保有中国传统典籍的记忆。

为什么关于这个词的翻译总是挂一漏万、难以统一?扼要地说，基本理由无非两条:第一，Being一词的歧义太多;第二，没有一个象Being那样常见的汉语字、词同时具有其所有基本歧义。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七、八章里列举了to on(实是)与ousia(本体、那是着的、是着性)的若干种歧义。前者主要有:谓词(云谓)或属性、断真与潜在-现实。就大体说，即分为“本性之是”与“属性之是”。后者基本有主词(基底)与分离独立(“这个”)两层涵义。②据语文学的研究，早在巴门尼德时代，希腊词einai主要具备这样三种歧义:系词、表示实存、断真。③这个说法虽必须加以补充，④其大体则是可以成立的。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印证。总结起来看，Being一词最重要的歧义应当是存有、系词、断真(同一性可以归入系词结构)三种。其它歧义或多或少地可以追溯其上。而在这三种之中，断真的功能在形式上可以归并到系词-谓词结构中去，在实义上则又与存有直接相关，那么为简化讨论计，可将Being的基本歧义定为存有、系词两种。

有丰富中文经验、一定中文知识的人都很清楚，中文没有同一个词同时具备“存有”、“系词”两类涵义。⑤语言史的工作已经表明，古代汉语的系词出现得相当晚，⑥至少晚于先秦时中国思想的高峰期。甚至在系词已然出现或接近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系词对当时玄佛问题的提出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系词与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正面联系。倒是系词的晚出及其在日常用语里的可有可无，从某个侧面暗示了中国思想的特点。那么，将Being翻译为“是”的主张，其代价也许就是对“存有”这层涵义的牺牲。而只有这层涵义而非系词，才能既提示中国思想固有的最高问题，又引出Being的源始意蕴。

对于将Being翻译为“存在”、“在”、“有”(姑且笼统地称为“存有”派)的意见，我们应予以更谨慎的辨析。首先，这个翻译肯定失去了原词固有的与系词的直接联系。但失去这种联系是否就意味着这种翻译全不可取?这要视语境而定。例如对于通过主谓句法结构研究ousia(“是着性”)的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就比“存在”更妥当些。但对于力求将Sein从系词理解中解放出来的海德格尔来说，“是”并不比“存在”更合适(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存在”是最合适的译名)。更重要的是，对于用汉语思考的人来说，这派翻译开启而又遮掩了中国思想的最高问题。说开启，在于它提示了从“是”以外思考“本体”问题的道路。说遮掩，乃因它基本没有注意“存在”与“有”的区别，而有把“存在”代替“有”立为思想最高问题的倾向。①在中文中，“有”与“存在”之间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区别。“有”的含义更为宽泛，它既可以包含“存在”之义，也表达“存在”一词所不可能有的“显现”、“出场”(“在场”)、“持有”(“具有”)等义。例如现代汉语可以说“今晚没有月亮”，但恐怕没有谁会说“今晚月亮不存在”(相反“月亮不在”倒也说得通)。现代汉语的这个情形其实是保留了古代“有”字的初义。“有”的“显现”、“到场”义，在字源上与思想上，都是本源性的。这一切揭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派”与“存有派”的意见无法两全。中文在根本上没有可能提供对Being一词的贴切翻译。译名之争的一大功绩在于揭示了这个事实。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事实解释为中国思想的根本处境。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陷入译名之争的大多数学者，执着地一定要为“Being”一词找到合适的翻译并为此不断争论。这当然说明他们是不承认这个事实的。也有个别清醒的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但在如何看待与解释这个事实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有耐人寻味的出入。本文即尝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没有系词本体论是中国思想的缺陷还是幸事

汉语无法提供对Being一词的贴切翻译。对于这个事实，国内学者的评价是有差别的。有的学者很正确地要求反思这个事实，但却把这点当作缺陷看待。②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汉语没有一个词兼有系词与实存的含义，这“也许是幸事”。③这主要是站在分析派逻辑哲学的角度说这番话的。在符号逻辑那里，系词消失在谓词函项的结构里，而实存被表示为量词，实存者即所谓“约束变项的值”。也就是说，汉语是符合理想语言的，用不同的字表示系词与实存恰恰是“逻各斯精神”的表现。我们基本同意这个判断:汉语的这个特点“也许是一件幸事”。但具体的根据不必完全相同。本文拟从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角度，提出一个理由。这方面的论证，也有学者提出过。④本文的持论则完全基于“是”与“有”的根本差别。我们不认为汉语的这个特点表明“中西学之不可比较”。⑤“也许是幸事”这个判断正基于某种“比较”。但这种“比较”不是解剖地甚至机械地找出“相同”、“相似”或者“差别”，而是诉诸对基本问题的把握及其展开的时机。也就是说，汉语思想的殊胜是从基本问题、最高问题方面说的，并且是对“现代”说的。

如果汉语思想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与西方哲学或者哲学本身毫无关联，那么任何“比较”都是不可能的。但哲学的最高问题不就是本体论吗?本体论不就是研究to onheion(BeingquaBeing)也就是第一ousia(Substance)的问题吗?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云:“Kaidekaitopalaitekainunkaiaeizetoumenonkaiaeiaporoumenon，tito on，toutoestitisheousia.”(“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在‘何为实是’亦即‘何为本体’。”)⑥“本体”问题之根源既然在于“是”，在于那“只可能是不可能不是”的真之路。那么其基本问题从来不被“是”所引导的汉语思想之不是哲学，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中西之间不是典型的风马牛不相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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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所提的这个问题仅仅在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中是最高问题。如果哲学就等于亚氏“形而上学”，那么“中西比较”云云在实质上只能是无稽之谈。但一部西洋哲学史还提供了其它的可能。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便将哲人王的最高知识确定为关于“善”的知识，理式(eidos，相、形)“从善得到它们的是(einai)与本是(ousia)”而善却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超越了本是(ousia)”①柏拉图的这个洞见，及其在哲学史中留下的隐秘线索，这里就不多谈了。我们且来看一下也是将其基本视野保持“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位“近人”:海德格尔。我们关注他有这样三点理由:首先在所有思考西方哲学最高问题的大师中，只有他基本算我们在现时代的“同代人”;其次他与那条柏拉图的隐秘线索有些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在西学方面的最大动力来自海德格尔。现在甚至连对马克思的解释都开始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人们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兴趣重新讨论陈康先生在翻译柏拉图时提出的译名问题，主要缘于海德格尔的刺激。

不错，海德格尔接过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个问题，甚至明确援引亚氏以说明自己。但他恰恰通过对后者的“现象学解释”②把系词导致的对Being涵义的预先领悟悬置乃至解构掉了。用海德格尔的语言，这就是说，Sein之系词涵义所对应的是现成存有领悟。③换言之，命题主词是对系词的分有，在这个意义上是存有者或者不如说是者。主词是在句子结构中得到规定的，而支撑句子结构的无非是联系动词。作为命题主词的存有者之涵义就只能从系词而非存有上加以领会。“形而上学”追问存有者的根据。无论这根据是“实体”还是“主体”，都被领会为现成的、在流变中常驻永存的、并因而掩藏在现象之后与现象对立的“本体”。这个“本体”不会为谓词的流转所动摇。它仅从系词得到单纯的规定，是纯粹的“是者”。本体的实质就是主词。主词的实质就是“那只能是，不能不是的”。纯粹主词、真正够的上主词或者说本体的，只能从“是”而非其它规定。主词的实质正在于系词“是”。

要之，“形而上学”在于对Sein的遗忘，这种遗忘正是通过以“是”解Sein完成的。那么，被“是”所遮蔽的Sein之本义何在呢?“是”何以遮蔽了这层本义呢?这种遮蔽是否全然的“错误”?如何破除这种遮蔽显露Sein之本义呢?

扼要地说，海德格尔的运思完成了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在《存在与时间》中，他以“存有论只能作为现象学才可能”这一断言，将Sein与出现、显现、事情自身的站出等“现象”的原初涵义联系起来。在《现象学基本问题》中，他专门批判了整个系词学说的传统。④这两件事原是一体的。所谓现象学的存有论必定批判对Sein的系词理解。因为这种理解正是“现象”与“本是”(Wesen，一译本质)、“存有”(Sein)与“显象”(Schein)对立的根源。所谓系词理解，就是仅从“S是P”的基本主谓结构中理解“Sein”。由于主词(个体)或种(形式、相)与偶性在“是”上的逻辑不对称。⑤这种逻辑不对称被“形而上学”地理解为“是”(Being)与“变”(Becoming)的对立。现象是意见，是“是又不是”。现象是变，而在变中“是而不变”的则是与现象对立的，在现象背后的“本是”。现象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恢复了现象、流变的原初地位，悬置了其背后的“是者”，乃至从现象出发“构成”那“是者”。可以说，正是现象学才开始消解了从系词理解Sein的传统。从这里看，不问语境地将Sein翻译为“是”，乃是前现象学的旧“形而上学”思路支配的结果。现象学领悟的Sein，就是“有”。

出于种种原因，后期海德格尔不再把自己的工作归属现象学。但他强调Sein显现、到场的这一点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得到了印证与发挥。他开始把对Sein涵义的提玄勾沉与哲学史、最终是语言史联系起来。不仅德国哲学的Sein，希腊哲学的to on、ousia、parousia等均当如是领会。例如他认为parousia最贴切的翻译是德文的Anwesen heit(在场性，在场这回事而非在场者)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的最大问题，或者西方哲学的命运，是遗忘存有者与存有之间的存有论差异。是以对存有者，或者不如说“是者”的探讨(即“形而上学”)遮掩了存有之思。后期海德格尔一直在思索:这种遮掩是何以发生的?对思想的命运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语言史的工作表明，①印欧语言，例如希腊语有明确的动词、动词不定式与名词的分野，这点对存有领悟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存有最初只有动词的涵义。后来逐渐演化出不定式与名词。对存有的存有者理解、是者理解，就是把存有这回事误认为在这回事中存有着的存有者。从语言方面看，这就是以不定式乃至名词替代本源动词涵义的结果。西方语言的词类分野是无法撼动的，在这种语言之下的存有之思，只能通过对具有高度名词(是者)倾向的Sein“做手脚”来发动。这个情形导致晚期海德格尔甚至不再依据Sein，而是依据更为源初的Lichtung或Ereignis来思此前在Sein之下被思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我们从系词“是”去把握存有之问的基本脉络。

如果说，“转向”之前的海德格尔主要从在场者(存有者)与在场性(存有一般)之间的存有论差异入手。那么，其后他则更溯在场而上，追问An wesen lassen，这早已超越了“是”所标画的逻辑-形而上学范围，而进入了“有”之思。海德格尔很清楚，这一思之方向恰恰是背离西方传统的:

“在西方思想之初，存有(Sein)就被思了，但‘有’本身(Es gibt als solches)并未被思”。②

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说，西方语言是不适合后期海德格尔期望中的存有之思的(虽然这种不适合被他看作存有之天命)，但在一种既区别“是”与“有”，又没有固执名词形态的语言中，存有论能否得到真切的体认呢?这是西方哲学为中国思想留下的最大机缘。

中国思想的最高问题不可能源于Being，因此不可能属于以对系词进行逻辑分析为基础工作的系词本体论(即主要从系词“是”方面理解的ontology，可称之为“本是论”)。在这方面，翻译的胜利很可能导致思想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够通过“合适的”翻译在中国思想中找到与Being最有联系的问题。但翻译永远是抹消而非展露差别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思想的这个问题就是Being的问题，就是本是论的问题。其至尊地位与标准方法一如西方第一哲学处理的本是论。这样我们就会在根基处全然误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这种误解的代价是中国思想的形存实亡。

说中国思想之最高问题并非源于Being，这并不意味着前者与Being丰富的源始涵义之间毫无联系。中国译介、领会西学的最高任务，恰恰在于如其所然地揭示、解释这种联系。如海德格尔所言不虚，Being的意义事关西方思想的天命。那么，这个任务同样也是中国思想的命运所系。

现代化思想范文第4篇

一、坚定政治信念，要以“公”服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实施者，自身必须有坚定的政治信念，筑牢思想基础。只有自身政治信念坚定，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工作实践，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才能不断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和发展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才能不断增强人们对的信仰。公道正派是立身之本、为人之道、处事之基，是党和人民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作为政工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办事公道，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功过分明。政工干部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做到公正公平，敢于讲真话，敢于坚持原则和制度，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公平办事，公正做人，树立威信。

二、加强知识学习，要以“知”育人。基层政工干部如果缺少知识修养，一方面会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因知识的缺乏，会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差，照本宣科，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对干部群众提出的问题解答不了，谈心效果不佳，说服不了对方，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应变能力差，处置方法简单，手段单一，工作思路不开阔等问题；另一方面还会影响自身的形象。政工干部的形象是由品格、知识、魄力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中知识储量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基层单位政工干部必须立足本职，着眼未来，不断自我加压，刻苦学习，提高知识素养，积累知识含量，为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围绕中心任务，要以“为”导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新世纪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战线的中心工作。目前对于我们江苏省连锁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来说，服从服务好建设苏南现代化示范区是首要任务，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智慧和力量集中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上来，积极引导干部群众正确对待改革中利益关系的调整，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从而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宏伟目标深入人心，使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使政工干部在有“为”中有“位”。

四、端正工作态度，要以“情”动人。唯有真心实意做干部群众的贴心人，才能做到以“情”爱人。爱群众，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应该体现在对群众细致入微的关心和诚心实意的帮助上。政工干部除了要注意自己的表情、语调外，更要注意用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的行动去感动干部群众，与大家交朋友，建立兄弟情、同志爱，为干部群众的成长进步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对后进同志更要感情投入，如果只靠批评、惩罚，会给政工干部带来新的难度。在平时工作中，政工干部要更多地注意观察、加强分析、注重谈心，真正把握干部群众真实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同时，必须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在服务群众中引导群众。只有实实在在为群众谋福利，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为群众排忧解难，是最直接、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当前，群众中存在的思想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实际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引起的。实践证明，不做利民之事，思想政治工作就难以得到群众的理解，甚至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因此，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将解决思想问题与帮助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为群众解难事，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使广大群众感受到党和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现代化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图像；视觉文化；后现代主义；绘画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图像，是人对视觉感知的物质再现。人类不同时期的认知能力与方式影响着对图像的内涵与外延的解释。现在，图像已经超越传统的话语形式，成为人类社会新兴的传播符号。图像语言以其自身优势确立了它在大众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价值，成为一种极易引人注意和识别的视觉表达。由于大脑思维线的多项性，图像的造型、色彩、构图等各种像素能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同时进入大脑。这种“拟态化”传播便成为有效的信息投射形式，成为视觉的焦点所在。在二十世纪兴起的影像技术改变和规划现代人类的生活，图像构成的虚拟世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第二现场。影像将现实中的孤立现象结合起来，以现实的形象印迹直接呈现在视觉中。而网络等现代技术使影像以无差别的方式存贮、共享和无穷尽地生产，这些视觉影像成为对现实的阐发、复制或扭曲。在这种视觉图像的构建过程中，大量应用喻形这一视觉形式的基本元素。“它把晦涩难解的不透明性注入话语领域，把不可同化的异质性引入被公认的同质话语……。”

在象形一文字一图像一动态图像一三维图像一虚拟现实的传播方式发展过程中，语言文字符号逐渐让位于图像，视觉图像成了负载各种文化艺术信息的公用媒介代码。从摄影到广告，从电视到电子通讯，色彩与画面改变了人们单纯依赖文字的传媒方式。在现代化视觉媒体中，图像符号充当了正文，光和影的交织运用常常使语言文字的功能被简化，甚至成为图像符号的配角、附庸和注释。人类的认知行为方式由对语言文字间接的体验和领悟转为对图像符号的直接视觉的接受。古老的印刷文本逐渐被新兴的视觉文本所取代。利奥塔在《话语，造型》(Discourse，figure)中区分了“图像”和“话语”。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又进一步指出这两个概念一个涉及理解，一个涉及感觉；一个富于科学性，一个则富于艺术性。与具有科学性的话语符号系统相比，图像的喻形性特征更借助于屏性媒介体现出感性的艺术性的特征：形式的艺术性，个体的差异性，想象的丰富性，流动的偶然性，感觉的体验性。

本文认为，在艺术审美过程中，图像与话语具有可容性。它是建立在图像与文字交互性上的图像化表征。图像化表征的转变蕴涵着对更为合理的文化形态的追求。贡布里希在研究中曾批判了将图像与语言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领域的传统观点，强调了二者的相通性。但他在对图像在交流中有别于语言的诸多特点的研究中，更突出图像的优点。面，“图像化不能取代语言性的话语，但是可以使之更易理解，更便捷，也更为有效。”图像的增多反而“造成了图像与文字的互文性”，对“感应性”的贴近使得“视觉文化”成为一种更具人文色彩的文化，更进一步发挥了文化的功能。另一方面，与单一理性的话语符号系统相比，图像表征不是意义的一种可选择性规则，它不具有话语符号的推理性与稳定性。正如社会学家拉什(Scott Lash)所说：“图像则是的、反理性主义的和以图像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时，“立象以尽意”，可见“象”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意。图像符号是具像性的符号，利用具像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等感官，消除了人们的知觉与符号之间的距离，因而也消除了文字那种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消除了从符号的所指到能指之间的思维过程，有效地弥补了话语文化的不足。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提出“世界图像时代”，指出世界将作为图像被把握和理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种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世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经由媒介所传播的视觉图像符号，广泛地制约着我们的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这种感受是造型的，赋予视觉感受性以高于字面上的感受性的特权，赋予造型一种超越概念的特权，赋予感觉一种超越意义的特权，以及赋予直接性一种超越更加中介的智力模式的特权。这种语言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是广义的，包括文字、语言、形象、音乐、影像，也包括意象、想象、无意识、潜意识。这样，艺术已不单指伟大的艺术品，而是指图像。它使艺术家开始摆脱风格的孤立、狭隘的自我发展空间，而从更完整的文化语境条件下来关注创作行为本身。

根据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研究，“图像”代表的视觉文化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化。“所有这些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都已经成功地被渗透和殖民化，统统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也即是说，与此前的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主导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的形态。世界被人类通过“看”来知觉并且理解。利奥塔曾明确指出后现代并非指历史上的一段时间或一个阶段，而是一个观念或意识，其价值与意义在于提出一种反省，用来批评现代性因偏失所引发的各种问题。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提到“无论图像转向什么，我们都应当明白，它不是向幼稚的模仿论、表征的复制或对应理论的回归，也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朝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更应当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再发现……”这也就是说“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米尔佐夫在《什么是视觉文化》一文中则进一步进行了阐述：“视觉文化研究的是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如何强调视觉表现经验，而并非短视地强调视觉而排除其他一切感觉。视觉文化不依赖图像，而是依赖对存在的图像化或视觉化这一现代趋势。

在对有关的作品分析中，可以发现后现代文化艺术总体上重视表现人对外表、形象等属于感官方面的印象，忽视深层次的逻辑思维。不再通过逻辑、历史的论证来阐明某个道理或者某个理论，而是通过不同影像、网络等方式网络等方式“拼凑”图像的组合，形成一种令主体迷失的超空间(hyper-space)。后现代现象中最基本的主题是“复制”。这种拼凑达成的复制往往无视时空顺序，将一些本来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随意凑合在一起，激起人们一时的兴趣，留下深刻的感官 印象。现实转化成为一种影像，这同时也导致了“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詹明信在此其实是为我们指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形象”的文化，我们正处于形象社会时期，而由于“复制”，这种形象又转变成了鲍德里亚所称的“类像”，也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类像”文化。

利奥塔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作家或哲学家的唯一责任，是回答“何为绘画、写作、思想?”这一问题。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你的作品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有权利、有责任不去理睬这种反对意见。他们的接受者不是公众，我想说，甚至不是艺术家、作家等群体。说实话，他们不知道谁是他们作品的接受者，艺术家、作家等面临的状况是：把一个“讯息”抛入虚空之中。他们也并不清楚了解谁是他们的评判者，因为他们在创作中同时也在质疑公认的绘画、文学评判标准。……我们说他们在进行实验，他们根本不想培养、教育或训练任何人。……他们不需要认同于一个普遍的主体并承担起人类集体的责任，才能负起“创作”的责任。”也就是说，后现代艺术家的责任，便是忘却公众，转向对艺术本身的追问。

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大众化的以视觉为中心的图像文化。它是一种主张多中心、多元化的对现代文化的决裂与继承。它强调艺术的大众化，艺术走向大众，艺术则大量利用科技手段及传播媒介。传统的文化、审美以“应当是什么”作为价值指向，建构和守护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这种建构与守护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人的感求。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美学认为，美感只能是一种反思性的判断力，在感性中对理性的把握就是美感。利奥塔在“视觉文化”领域拓展了康德的崇高理论，“崇高”成为一个后现代时期视觉化的合适角色，“是视觉文化的核心”。而尼采等西方哲学家质疑理性至上的理论，强调感性的审美生存方式。罗各夫认为，视觉文化研究就是要确立一种批判的视觉，进而重新审视人们看的方式和表征的历史。这就把文化研究从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范式，转换为表征和情境认识等当代研究。一般而言，后现代与现代主义是延续而断裂的关系，后现代是在现代主义的架构中队现代主义进行颠覆、批判。怀疑和揭穿人本主义的虚妄、理性的有限性，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者的基本特征。因此后现代抗拒中心的存在，对于不同的声音、文化，采取开放、接纳的态度。

显然，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面临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目前的科技、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多元的发展促使后现代主义观念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这种强调图像表征的后现代文化观点在中国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文化是纯粹西方的思潮，在中国缺少必要的条件。另一种观点机械照搬西方的理论，认为中国的后现代应该是对西方的全部接受。美国学者梁庄・爱伦曾断言在中国后现代主义仅有一些浪花，远未形成洪流。有些研究却又过度强调它对现代艺术理念的颠覆，而忽略了它的多元文化特征。同时，由于其理论的西方特征也导致缺少对此深入的中国本土化研究。然而，自九十年代末，在艺术创作领域，一些前卫的艺术家开始借助图像表征传达艺术理念。比如王天德将宣纸墨染后铺陈于桌、椅、笔砚、酒瓶等的“水墨菜单”，宫林将碗碟鞋子等裱糊以旧报纸组合而成的“媒体”，邸乃壮的“大地走红”的大中城市公园巡展，陈强主持的“黄河的渡过”综合艺术活动的各段水样陈列于山东的黄河水体工程纪念碑，这些装置艺术作品利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图像元素，将它们陌生化，以突破理性思维的局限来达到感性的多元认知。在雕塑领域，后现代波普形式被青年雕塑家大量采用，像杨剑平的光头裸女雕塑、刘建华的沙发、女人体等物象的翻制组合、李占洋的翻制记录了舞厅、卡拉0K、按摩房等新民间生活空间的雕塑和徐一晖艳俗风格的彩陶雕塑等。另外如毛焰的观念性肖像绘画，方力钧作品中诸多的“傻笑的我”。这些作品多少通过各种人们熟知的图像表现艺术作品的“不可表现性”，力图通过艺术构想来突破图像的简单并升华为艺术性话语，成为艺术人文精神与创造精神的载体，以达到艺术的崇高。这些具有后现代意味的作品明显关心现实世界中人们对视觉形象的理解和解释，包括主体与形象、个体与群体、现在与传统和人与环境的复杂的互动关系。

这些创作者的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借助中国传统的图像元素，力图借助这些中国本土元素的运用寻求新的艺术表现，然而他们寻求的多样性、无序、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多元论和变化却在手段上出现简单与原始，这些图像元素的简单运用缺少现代屏性媒介，缺少现代化手段的有效介入。很明显，中国目前的现代生产方式与科技技术发展远远地超出艺术创作手段的更新。当现代科技普遍进入日常生活时，艺术领域对它的认知却不足，呈现出理论与方法上的空缺。中国的艺术领域的现代化还远未完成，对于现代传媒手段对艺术的影响仍然有待研究，这也意味着图像化的表达的更进一步的深入的客观状况。当现代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出现并存在时，如何构建中国的先锋艺术，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后现代是对现代的最好的阐释与继承。另外我们仍然能从目前的绘画现状认识到当西方后现代大潮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时，如何正确面对这种思潮也需要中国本土相应的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