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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是大城市不可缺少的“拦水坝”,新型城镇化要坚守五类底线
城镇化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庞大复杂,涉及面广,因素众多。仇保兴认为,对城镇化做规划要坚守五类底线,其中,让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第一类底线。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城镇化的规划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仇保兴:所谓“规划”就是要前瞻性地看到潜在问题,然后提出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认为,从纵向看规划,起码不能犯两类错误:一是不犯刚性错误,不造成后人难以纠正的后果;二是不造成恶性循环,不会严重妨碍可持续发展,带来社会、经济甚至政局的动荡。从横向看,就是汲取世界各国城镇化的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从世界各国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应当汲取什么经验教训?
仇保兴: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没有小城镇对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贡献,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
没有小城镇与大城市的健康、协调发展,即便形成城市群,也是低效的。同样,如果没有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我国的城镇化会步入险境。因此,在编制当前这一轮城镇化中长期规划的过程中,各方几乎同时认识到小城镇是我国健康城镇化的命脉。
《中国经济周刊》:您在演讲中提到,芬兰规划学家沙里宁曾提出,世界级大城市都必须走“有机疏散”之路。 您认为这一理论对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规划有什么借鉴意义?
仇保兴:我国大城市的疏散早该开始,遗憾的是我们不仅认识得较晚,而且对新城的成长机制始终心存疑虑。其实,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痛苦的历程,才探索出新城科学规划和建设的路径。
比如英国的第一代新城,人口规模2万~ 5万人,新城区里很少有就业岗位,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结果以失败告终;第二代新城,人口规模15万~ 20万人,就业岗位50%当地解决,至少减少50%的城际交通;第三代新城,人口规模20万~ 30万人,就业岗位基本上能够在新城内解决,实现职住平衡(编者注:居住者与就业者的数量相对平衡),既保证了新城的经济活力,又可削减对老城的交通压力。
《中国经济周刊》: 除了刚才提到的城镇化要避免犯的两类错误,您觉得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还需要什么?
仇保兴:健康的城镇化需要坚守五类底线。让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第一类底线;第二类底线是城市和农村互补协调发展,正确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健康城镇化和生态安全的基础;第三类底线是保持紧凑式的城镇空间密度,这是我国国情决定的;第四类底线是防止出现空城。新区建设应依托老城,加强产城融合,防止新区功能和产业过于单一,严控远距离、飞地型的新城开发,制止以工业发展名义大规模圈地占地;第五类底线是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体现地域文化与特色风貌。
将土地交给资本,容易导致“城乡一样化”
现在有不少学者主张,农民应该把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卖掉,然后带着所获得的资本到城市中去。这样的案例实际上在拉美、非洲早就出现过,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未因此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仇保兴指出,土地交给资本,让农民失地,会让经济缺乏弹性,损害农民的权益。
《中国经济周刊》:您为什么强调将土地交给资本从未成功过?
仇保兴:因为这个问题关乎农民切身利益,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由于大量土地出售而导致的土地价格低廉,会形成资本对土地的廉价掠夺,而农民因此获得的并不多,甚至可能非常少。
这个问题也关乎国家稳定。2008年的危机曾导致我国沿海城市很多农民工失业,后因其还可以回乡种地,这场危机产生的副作用就弱化了不少。而如果让农民“裸身”进城,有去无回,国家整体经济结构很可能就此失去弹性。健康的城镇化,应当建立在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
将土地交给资本,就会将城镇化变成“造城运动”,强迫农民上楼,建所谓的农村“城市社区”,造成农村大量的村落被合并、迁移。将城乡一体化变成城乡一样化,不仅丧失了宝贵的乡土旅游资源,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
《中国经济周刊》:为了推进城镇化,很多省份设定了较高的城镇化率目标,甚至通过片面让农民上楼来提高城镇化率,您对此怎么看?
仇保兴:当前,各省份城镇化规划所设定的城镇化率目标不断攀升,其实是有问题的。先行城镇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国、澳大利亚等以外来移民为主,且土地辽阔、平坦的国家,城镇化率可以达到85%以上;而法、德、日等以原住民为主,且人多地少、地形崎岖不平、有传统农耕文明的国家,城镇化率峰值一般只能达到65%左右。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2030年前后城镇化率将保持在65%左右。
标志性建筑,不能市长说建就建
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正改变我国城乡面貌,“千城一面,乡愁难寻”,引发人们的思考,如何才能做好新型城镇化规划?仇保兴认为城镇化规划需要立足以人为本,地方政府官员在做规划时心中更应有“山水”。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说城市规划不是万能的,但是城镇化没有规划是万万不能的。您认为要做好城镇化规划,落脚点是什么?
仇保兴:以人为本。不仅是要满足现代人的需要,还要关心下一代的生活发展空间和资源需要。若是自顾自地“寅吃卯粮”,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将难以持续。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决策是长久之计。
《中国经济周刊》:千城一面,乡愁难寻,是我们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也是国人的心病,如何从规划上解决这些难题?
仇保兴:首先,要加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名村保护的投入,这是城市的精神高地。第二,整合现有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资源,强化各类自然型保护区的统一保护和建设。第三,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保护城乡特色风貌。改变大规模旧城改造模式,推进有机更新方式。结合水系环境、绿地系统建设,优化城乡空间形态和环境,传承人文风貌特色,鼓励城乡文化多样性发展。第四,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划定城镇建设用地增长边界,将各类开发区、新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统一管理,强化城乡空间开发管制,加强对规划实施的事前、事中监督。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提出在城镇化规划中,市长、书记、规划人员心中要有山水,怎么理解?
仇保兴:清代诗人李渔言:“山水者,情怀也;情怀者,心中山水也。”其实讲的是人的才情、境界和审美能力。如果市长、书记、规划人员心中有山水,就会自觉依据它们来规划、建设城市,就能引景入城,借景造城,使人造景观和自然景观珠联璧合,而不是在政绩指挥棒下盲动和冒进。
《中国经济周刊》:那您如何评价各地竞相规划和建设的标志性建筑,如何看待城市形象、气质与竞争力的关系?
摘要: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测度了2000-2012年中国各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了区域环境效率,并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呈逐年波动上升的趋势,地区差异明显,东部省份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地区环境效率总体水平较低,地区间呈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而新型城镇化水平积极地促进了地区环境效率的提升;FDI对地区环境效率并无显著正向效应,产业结构显著提升了地区环境效率,而政府规制、治污投资以及对外开放度会不同程度地降低区域环境的效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环境效率;空间集聚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2-14
作者简介:李斌(1968-),女,湖南湘乡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学;范姿怡(1991-),女,长沙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011GXS1B001;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12-0174。
作为综合考虑GDP期望产出与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的关键性指标,环境效率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区域环境效率测度的现有研究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本文先建立一整套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以期反映城镇化核心内涵和发展水平,再对中国各地区的环境效率进行测算,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期提升地区环境效率。
一、新型城镇化及环境效率测算
(一)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算
城镇化被定义为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城镇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是城镇化水平的直接体现,新型城镇化基本水平直接反映了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参考中国社科院《城镇化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2013)关于衡量城市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本文从不同维度综合考虑,建立由新型城镇化基本水平、新型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社会建设水平、新型城镇化文化建设水平、新型城镇化生态建设水平,5个准则层23个指标层构成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经济发展水平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城镇化率与人均生产总值有着显著正相关性,而消费水平、投资水平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它们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晴雨表。社会建设水平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支撑,城镇人口的增加是城镇化的主要表现,而各项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配套的保障(如道路交通、医疗、用水、燃气、信息化水平等),是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物价指数最直接地反映了民生发展水平。文化建设水平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教育投入水映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少年书籍发行量和高等院校教育水平则是对幼儿与高等教育水平的直接体现。生态建设水平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经济生产效率是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环境与能源协调能力的重要衡量,道路保洁、生活垃圾清运、城市绿化水平是为保障城市绿色环保、自然生态与环境友好不可或缺的措施。
图1是根据熵值法计算出的中国2000-2012年新型城镇化评价综合指数,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表现出比较显著的地区特征和规模特征,地区特征主要表现在东部省份的城镇化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关联性,而规模特征主要表现为新型城镇化率较高的城市大多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
(二)环境效率测度模型的建立及测算
本文选取2000-2012年中国大陆28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 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超效率与SBM模型相结合的方法,采用历年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反映人口子系统的指标,选取各省每年单位GDP能耗作为衡量能源子系统投入指标,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资本存量作为衡量资本投入的指标估算我国各省每年的实际资本存量,定义本期的资本存量为Ki,t=Ii,t+(1-σi)Ki,t-1,假定折旧率为96%;以各省GDP作为反映产出的重要指标,数据来自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过平减;以“工业三废”排放量(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基于熵值法测出的综合污染指数作为环境污染排放变量,将其视为产出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一起引入生产函数。
由环境效率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环境效率区域发展不平衡,并且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在考察期内呈波动趋势,其中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环境效率较高,而重庆、云南、贵州、陕西、宁夏环境效率较低。究其主要原因,东部沿海地区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多发展附加值高的工业和服务业,环境效率高,资源消耗较少,环境污染水平低;由于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较高,生产设备技术落后,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都较为严重,这对地区环境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具体见表2,由于版面原因只列出部分数据)。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熵值法构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对2000-2012年的新型城镇化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Super-SBM非期望模型对我国28个省市2000-2012年环境效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误差模型(SEM)新型城镇化对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各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呈逐年波动上升的趋势,地区差异明显,东部省份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地区环境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出空间上的地理集聚特征,一个省份环境效率受到近邻省份技术效率随机冲击项影响,如新型城镇化率、市场化程度及政策等因素,地区的环境效率与其周边省份密切相关。(2)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环境效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我国已着力将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地贯彻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之中。因此,对于区域环境效率改善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言,积极持续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势在必行。(3)FDI与产业结构对地区环境效率有着积极作用,而政府规制、治污投资与对外开放度会不同程度地降低环境效率。
为提升各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环境效率,缩小东中西差异,实现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东中西部地区应因地制宜,走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东部拥有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先发优势,可以继续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中西部地区有着极其丰富的各类自然资源与旅游资源,如矿产、能源、水力、风力、地热等,可以就地利用、开发各类资源,提高其利用效率,形成具有地方比较优势的产业支撑和产业集群。(2)在资源能源有效利用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尽快推进资源能源的价格改革,使其能合理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程度,鼓励引导形成循环利用资源、节约使用能源的生活方式,加快节能建筑发展、推动新能源的普及应用,并加强与邻近省份的环境合作,尝试在区域间建立以污染权交易为核心的跨境环境合作制度和污染补偿机制,实现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3)加强环境管制,避免高污染与高能耗产业向我国转移,招商引资工作要更具规范性、选择性、针对性,重点培育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大,对其他产业支撑较强,环境污染较小的产业;在加大治污投入的同时,更应关注治污费使用效率,加大监管力度,并积极发展以促进工业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为重点的生产业,加快发展以满足居民生活需求、方便群众生活为中心的生活业,以逐渐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环境友好型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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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on Regional Environment Efficiency
――A Spatial Econometric Test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LI Bin, FAN Zi-y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China)
1引言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提升,城镇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开辟出了崭新发展局面,对财政金融支持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形势下,必须宏观审视城镇化发展与财政金融支持协同创新问题,精准把握二者核心要义,综合施策,切实优化城镇化发展整体效果。本文就此展开了探讨。
2财政金融支持下的城镇化简述
城镇化发展是现代工业化与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统筹整合各项经济发展要素的重要路径,是社会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实现战略转型的关键载体。长期以来,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现代城镇化发展进程中财政金融支持体制的创新与发展,在协同创新机制建设、方法过程优化、协同发展效益评价等方面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为实现城镇化发展与财政金融支持协同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与方向引导,在财政金融支持体制建设及城镇化发展领域取得了为令人瞩目的现实成就。尽管如此,受主客观等多方面要素的影响,当前城镇化发展中的财政金融支持依旧存在诸多方面的短板与不足,无法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环境下城乡规划、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现实需求,社会公共资源要素配置相对失衡[1]。上述背景下,深入探讨城镇化发展与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协同创新问题,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3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的建设现状分析
3.1城镇化发展中的财政金融需求
现代城镇化发展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而是要以实现“人的城镇化”为主要发展方向,促进“人”在就业、生活、公共服务方面的合理流动,这对现代城镇化中的财政金融产生了极为突出的迫切需求。在需求主体方面,政府部门、中小型企业、社会群体等均对财政金融产生了特定需求,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城镇化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为例,其前期投资量大,不可控因素较多,产生了政府投资需求、民间投资需求等,同时,需要完善可靠的信贷服务予以协同跟进。
3.2城镇化发展中的财政金融供给
在现代城镇化发展中,财政金融供给的主体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及非正规金融机构。上述不同类型的财政金融供给主体在供给模式、供给方法、利益协同、服务效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所产生的服务效益也千差万别,需根据城镇化发展实际择优选择。在金融信贷供给方面,城镇化发展需要打造稳定的闲置资金供给项目,畅通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的关联渠道,实现闲置资金的优化配置[2]。
3.3城镇化发展中的财政金融供需不平衡
纵观当前城镇化发展与财政金融支持机制现状,普遍存在着供需不平衡、二者协同发展效益低下等共性问题,阻碍着财政金融服务效能的优化提升,不利于现代城镇化建设取得未来长远可持续发展。上述供需不平衡问题,不仅表现在供需数量上的不平衡以及供需结构上的不平衡,而且还表现在供给服务效率低下、财政金融支持的相关业务流程烦琐复杂等方面。
4城镇化发展与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协同创新的有效策略
4.1完善现有财政金融体系,构建协同创新机制
从当前区域性的城镇化发展现状及实际需求出发,建立健全财政金融体系,从整体角度对财政金融要素进行分类统计、统筹布局,为城镇化发展与财政金融支持提供必要的体系化保障与依据[3]。同时,应从体制化的高度将城镇化发展与财政金融各参与方的职责权限、任务目标、方法过程、控制措施等固定下来,使所有协同发展方案策略的制定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在高度整合财政金融资源的同时,实现城镇化发展效益的最大化。
4.2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强化风险预警
根据城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引入现代风险控制理念,将财政金融风险管理纳入机制协同创新发展整体目标体系之中,立足于完善金融市场结构,优化财政金融支持风险管理策略。在当前城镇化发展条件下,应积极引入风险投资机构,与其他类型社会资本结合起来,根据本地区城镇化发展情况和趋势,将财政金融支持资金投入风险投资机构,对参与城镇化发展的参与各方进行投资,既可实现财政金融盈利,也可以促进城镇化发展参与各方和风投机构获得更好收益[4]。
4.3积极引进现代信息化技术,丰富协同创新手段
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城镇化发展与财政金融支持协同创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技术手段,使相关人员在服务工具与方法选择上具备了更为广阔的选择余地,使得传统模式下难以完成的协同创新发展任务具备了更大的可行性。因此,应积极引进现代信息化技术,搭建基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的财政金融协同发展信息化管理平台,将涉及财政金融服务的各项要素与环节进行统筹整合,以直观化、形象化的方式展现出来。要以现代信息化服务平台为载体,密切财政金融供需各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络,在特定范围内对特定数据信息进行互联互通互享,在财政金融协同体制内实现数据信息的精准传递。
4.4实施科学绩效评价与考核
根据城镇化发展与财政金融支持的客观实际需求,构建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科学选择绩效评价项目与内容,设定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为不同绩效评价参数赋予不同考核权重,以全面客观体现城镇化发展与财政金融支持协同发展的阶段性成效[5]。在绩效评价与考核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为主观意志的干扰,确保绩效评价与考核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与可靠性,并形成相应的绩效评价与考核数据分析报告,强化绩效考核结果的价值化应用。
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分析和阐述的旅游城镇化内涵是根据后现代城市观和消费观而形成的城市模式,是在享乐消售的前提下建立起的城市化。上世纪九十年代,Mullins最早提出tourismurbanization(旅游城镇化)的概念,他在比较旅游城镇和工业城市的基础上,提出较为简单的概念体系,并对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和黄金海岸进行分析。此概念体系是由于不同社会因素造成居民结构和城市空间的差异;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劳动力和人口的增长;后福特式的经营和生产方式;政府间接调控城市建设;以定制消费和享乐消费为主要特征。我国很多专家学者实证研究了旅游城镇化现象,并界定旅游城镇化的相关概念,将其定义为:旅游区域的乡镇或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和转移,导致旅游城市数量逐步提高,规模逐步扩大、城市在民众旅游活动中影响力和作用不断提升的现象。旅游城镇化带动物质、资本、人口等要素向旅游区域扩散和集中,促进城市质量提高和城市规模扩大,其内涵包括景区城市化和城市景区化。
二、旅游城镇化具有的动力机制
(一)发展旅游城镇化的资源条件
资源条件是发展和形成旅游区域的前提,它丰富与否决定能否形成产业结构。利用和开发旅游资源是发展目的地旅游的最直接的方式,是发展旅游的先天条件。在发展旅游的初级阶段,资源是自然环境中的、客观存在的,当人们运用技术、投资等方式,创新和开发新资源成为发展主流,旅游也呈现出多种产业相结合的状态。我国的旅游资源特别丰富,在自然资源方面,生物景观、地文景观资源都很丰富,另外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绵长,人文旅游资源也特别丰富。这为我国发展旅游城镇化提供先决条件。
(二)旅游市场的需求
每一种资源开发的对象都要符合市场需求。目前我国旅游产品呈现出丰富化的发展趋势。旅游产品的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历史文化游、景观游等传统旅游向着现代化、个性化旅游的方向发展。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政府和旅游企业要运用各种方式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我国现在是旅游消费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提升消费意识和旅游意识,更加重视精神享受。另外人们休闲时间越来越多,提升了旅游的需要量。我国的休假可以分为休假日、公休假日、探亲假、年休假、病事假、婚丧假、产假等,加上元旦、春节、五一、清明、国庆、中秋等假日,人们有更多时间进行休闲旅游。旅游市场需求主要有两种变化,其一是旅游需求向个性化、高质量、多样化的方面发展。其二是旅游向着提高旅游需求总量、提高旅游质量、出现新的旅游类型等方面。
(三)旅游产业具有的关联效应
旅游产业提高国民经济收入,是全球最大产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将旅游业纳入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划中。旅游产业化提高旅游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旅游资源型城镇的建立和发展,基本是依靠景区建设并发展的。旅游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成为地区国民经济的增长点。此外,在重视城镇化品质的环境中,发展旅游对提高居住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具有积极作用。
三、旅游城镇化具有的外部性环境机制
(一)地区经济的消长
在发展地区经济的过程中会经过发展的瓶颈期,会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变经济方式等重要的问题。这种现象在资源型区域具有明显表现的代表地区有:我国阜新、抚顺、鞍山等地区,德国鲁尔地区等。在这些区域怎样确保经济持续平衡发展,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势在必行。在此种情况下,发展新产业是升级产业结构、转变经济类型的重点,经济的消长为发展新产业提供良机。旅游产业是第三产业,体现出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发展经济的新型产业,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旅游产业具有低准入门槛、高产业关联度的特点,是政府优先、快速发展的产业。
(二)不同文化的整合和冲突
旅游者在旅游城市不断的流动,对本地区的社会空间结构具有较强影响。在旅游城市的人员构成方面,外来务工人员、旅游者、当地人口共同组成旅游地的人口主体。各种人群的文化背景不同,出现文化上的融合和冲突。旅游的发展致使涌入很多外来文化,因为旅游者来自城市等相对发达地区,其文化特质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文化作用较突出。而本地人口,一般向往城市生活,经常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和吸引,会接受先进的城市文化,这就导致当地居民的习俗、文化不断消亡,造成传统文化中的民族节日、生活习俗、乡土风情等成为旅游的表演节目。旅游地区的生活生产方式也逐渐趋于城市化,最后形成为以当地文化为中心,多种文化共存、共同发展的局面,旅游目的地也逐渐向着城镇化的方向发展。
(三)体现出城市形象的变化
城市形象体现出一个城市的性质定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也非一成不变,在历史发展、时代变迁过程中,城市形象也在发生变化。城市发展既要运用自身力量,还要吸纳外部资本、资金,所以城市形象优劣关系到城市的发展,也在发展过程中塑造城市的形象,并体现出城市投资环境和发展环境。在更新城市形象时,城市职能也出现变化,由单一职能转变成为综合职能,出现很多专一旅游职能的城市。这些城市具有兴盛的旅游经济,出推动旅游的快速发展。可以运用环境、经济、政治、文化、区位等方式提升城市形象,更新城市形象也推动旅游城镇化机制的建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旅游城镇化具有的调控机制
(一)政府引导和规划
现行规划是很庞杂的体系,各种规划对发展旅游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所以衔接和协调好各种规划,对快速、健康的发展旅游具有重要作用。协调规划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是做好协调上位和下位规划的纵向工作,而上位规划是以区域经济的宏观角度调控旅游的发展。第二是各类规划间的平行横向协调。这样不但可以将发展思路予以统一,也有助于政府设计、实施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资源开发一般具有时效性,科学合理的规划能够提高旅游开发的时效性。制定和执行规划,政府要发挥出主体的作用,对旅游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进行合理分配,对旅游资源进行品牌性开发、高端性开发、阶段性开发,确保旅游资源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另外,规划要协调好当地居民、开发公司、政府等各方的利益,推动旅游持续、合理有序的发展。旅游规划的基本内容是:理清资源、分析市场、开发旅游产品、旅游品牌定位、建设旅游配套设施等。
(二)完善政策保障
现在政策制度是发展区域经济重要的环境条件,旅游是吸引投资快、收益快的产业,短时期就会收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旅游产业是市场型产业,发展过程中要遵守市场规律,具有竞争、供求等关系,受市场规律的制约。国家制定发展产业的相关政策来确保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同时对旅游产业的不规范现象进行制衡。2009年我国频布和实施了《快速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此文件全新定位旅游产业,目标是将其发展成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意见》从旅游服务设施、服务性景点、城市交通网络、旅游优惠政策、门票定价、旅游行政管理、资源管理、旅游企业发展、旅游资本准入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提高旅游产业的升级和发展,促进旅游产业的振兴。
(三)投资具有的准入机制
财政投入对发展旅游具有关键性作用,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政府财政投入难以全部解决旅游产业资金的问题,这就需要吸纳更多的外来投资。旅游具有快回报、高回报率,其吸引力很强。旅游开发的前期投资比较大,尤其是为了增强旅游景点的接待能力,要建设公共服务和交通基础设施。传统旅游景点的开发是政府吸引企业进行投资,在市场机制下,融入多种资本共同发展是必然趋势。所以构建科学的外来资本准入机制,以及在旅游发展中融入社会资本,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旅游市场格局,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旅游事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要注意平衡投资方与受益方所存在的利益关系。
(四)发展旅游的应激机制
应激机制包括旅游市场具有的应激机制和旅游危机存在的应激机制。旅游市场具有的应激机制,就是应对旅游市场突发变化而制定的机制。制定此机制有助于了解和掌握市场变化,用最快的速度满足市场需要。很多因素影响旅游市场,例如泥石流、洪水、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难以预测的传染病、恐怖袭击、战争、社会事件等。这些都属于旅游危机,其具有不确定性和突发性,所以要建立完善的应激机制。应激机制对降低旅游危机、建立危机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束语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园林生态效应园林植物
0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镇生态形势日益严峻,人们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城镇生态环境的建设正实现从绿化层面向生态层面的过渡,传统的造园技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根据生态学原理,并应用现代科技手段逐步创建,在生态文明时代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城镇生态园林,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那么,如何将生态的内涵赋予到园林规划与设计中去,以及如何构建绿地生态效应的城镇生态园林成为园林工作者的新挑战。
1植物生态
1.1植物生态学与城镇生态园林的内涵植物生态学是研究植物之间、植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植物个体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及环境对植物个体的影响;植物种群和群落在不同环境中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以及在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中植物的作用。植物生态学包括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和生态系统学四个部分。植物生态学则是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之一。其使命是利用植物生态学的原理,揭示植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掌握自然规律,以便人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治理和保护环境,使人们在进行生产活动时达到最好的生态效应和经济效益。
1.2城镇园林植物的生态效应园林植物是城镇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态效应一直受到有关专业人员的重视。园林植物具有维持城镇碳氧平衡、蒸腾吸热、净化空气、监测环境污染和降低城镇噪音等生态效应。
1.2.1维持城镇碳氧平衡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CO2,释放O2在城镇低空范围内从总量上调节和改善城镇的碳氧平衡状况,改善地区的空气质量。
1.2.2蒸腾吸热降低城镇气温植物通过蒸腾作用消耗城镇中的辐射热,以及通过植物枝叶形成浓荫来阻挡太阳的直接辐射和来之路面和墙面等的放射热,产生降温增湿效应,对缓解城镇热岛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1.2.3净化城镇空气经济的高速发展致使SO2、HF和Cl2等成为大气的主要污染源。不同园林植物对SO2的吸收、净化能力的大小与其形态、叶量、叶面积、气孔开度等有密切关系,即使生物量相同吸收硫的量也不同。HF是常见的危害植物生长的污染物,各种植物对HF的抗性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敏感植物的容氟量低,抗性植物的容氟量高。Cl2它是大气环境主要污染物之一,对植物的危害往往比SO2、HF等更为严重。Cl2对植物叶片组织有很强的杀伤力。不同的植物对Cl2的敏感性相差很大,一般来说,常绿的比阔叶树抗性弱或敏感。
大量研究证明,植物可以起到滞尘作用。不同的园林植物,由于各自叶面粗糙性、树冠结构、枝叶密度和叶面倾角的差异,导致它们滞留粉尘能力的差异。一方面植物可以通过滞尘作用,减少附着于尘埃而悬浮于空气中的细菌数量。另一方面园林植物的分泌物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植物分泌的气体挥发物中有大量的杀菌或抑菌物质占气体挥发物总量的30%~50%。
1.2.4监测环境污染和降低城镇噪音植物群落周边环境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植物群落,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植物群落中的各种植物对大气污染的反应程度不同,人们可以据此来了解空气的污染程度。同样种植园林植物对降低噪音具有重要作用。理论上讲40m宽的林带可使噪音减少10dB~15dB,绿化的街道比不绿化的街道可减少噪音8dB~10dB。
2城镇生态园林植物的选择
提高城镇园林植物生态功能,一方面应尽可能地扩大城镇绿地面积,提高绿化覆盖率;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绿化空间,合理利用园林植物的配植结构,提高现有绿地上的绿量。由于城镇用地紧张,采用复层结构能够提高单位绿化面积上的绿量,从而使得园林植物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功能3我国城镇生态园林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国家生态园林城镇的标准与评估要求,目前城镇生态园林规划与建设中由于规划的指导性不足和研究力度不够而存在的一些问题。专家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我国城镇生态园林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归纳总结得出以下几点:①整体上宏观失控是城镇生态园林建设中存在的典型问题。②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与绿地面积不足的矛盾日益扩大。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在常规情况下,30%~50%的绿化覆盖率才对生态平衡具有临界中高度的意义。③城镇生态绿地分布不均且总体水平不高。④在城镇总体规划中按传统的模式常常仅有绿地系统的规划,缺乏由生态学、经济学、美学等理论和原理指导的城镇生态园林系统的整体规划,往往忽略了城镇生态园林系统中各系统间的生态关系。⑤建设资金不足制约了城镇绿化总体水平的提高。⑥对城镇生态园林系统中各系统的认识限于传统园林范围之内。仅仅停留在功能及美学意义上的景观布置,同时也忽略了各植物群落结构、物种生态位以及种间的关系。⑦对于单位绿地、居住区绿地等的绿化,一般只提绿地率指标,不同程度或完全忽视绿地斑块的相互生态关系及面与点线形成的生态关系,也缺乏对其跟踪调查与监督。⑧对道路、滨河等线状绿地往往强调绿地率及功能性的遮荫及美感。忽略线状绿地在城镇生态系统殊的生态地位。⑨树种选择时以建设方及规划方的个人喜好为主,缺乏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考虑,对各类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组合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缺乏系统研究。⑩内容过于贫乏简单,生活和旅游污染也是城镇生态园林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4完善城镇生态园林建设的对策
针对我国城镇生态园林建设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提出如下几点对策以期对我国的城镇生态园林建设发挥作用。①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加强城镇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物种多样性是促进城镇绿地自然化的基础,也是提高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前提,所以生态绿化应恢复和重建城镇物种多样性以发挥城镇生态园林的生态效益。②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生态园林绿化技术力求使人工设施与园林绿地融为一体。一方面要保持绿色环境的自然特点,满足人类对自然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应考虑借助人工设施的建设,完善园林空间的功能属性。因而,现代城镇园林在设计时就必须考虑所做的方案实施后是否真正能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存。③城镇生态园林建设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运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生态学原理进行城镇生态园林的建设,应充分考虑植物的生长习性、生长速度、生命周期等因素,以及绿地的性质、土壤环境等综合的条件,优化城镇园林植物配置,使城镇园林植物群落保持可持续发展。新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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