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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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经济范文第1篇
本文运用广东2004—2013年外向型经济发展数据，实证分析了广东外向型经济结构与速度之间的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得出广东外向型经济结构与速度之间的不完全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由此得出广东外向型经济发展要在稳增长条件下协调结构改革与适度增长的平衡关系。
关键词：
外向型经济；经济结构；增长速度
理论上，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关系。经济结构往往是相对稳定的变量，而经济增长速度却会受到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导致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发生波动。在经济结构逐渐优化的阶段，经济将会呈现出上升态势，而结构逐渐僵化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下行趋势。经济结构调整在短期内会使经济减速，而在长期里，结构调整会带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众所周知，我国经济面临的着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多重压力，而经济减速已经成为新常态的代名词。作为经济主要特征之一的外向型经济，是否也存在着结构与速度长期稳定的关系呢？本文将从结构与速度的关系入手，分析和判断广东外向型经济转型过程中，结构与速度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变动还是处于正常范围之内。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结构指标的选择结构指标选择外资结构、一般贸易结构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三个变量。其中，外资结构是指经济结构中外资所占的比例；一般贸易结构是指一般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例，这里主要是指出口结构的比例；高技术产品结构是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量的比例。
(二)速度指标的选择外资增长的速度、一般贸易增长的速度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的速度。其中外资增长速度是指广东实际利用外资的年增长率；一般贸易增长速度是指一般贸易年增长率；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速度是指国家界定的高技术产品的年增长率。上述数据在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均具有可得性。同时，由于是比值关系，增长速度是一个无单位量纲的指标。所有数据均来自广东省统计年鉴，在必要情况下，对数据进行依据客观实际的处理。
二、广东外向型经济结构与速度的关系检验
为了相对准确地把握外资结构与速度的关系，本文采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2004—2013年的广东贸易数据进行检验。具体而言，对以下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外资结构、一般贸易结构和高技术产品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外资速度、高技术产品速度的相互关系。
(一)外资结构与速度的相关关系由表1和表2可知，外资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并不存在协整关系，且外资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之间也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由表3可知，外资结构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同样外资结构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2)。由表4可知，外资结构与高技术产品出口速度不存在协整关系，两者之间也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二)一般贸易结构与速度之间的协整检验由表5可知，一般贸易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6)。由表7可知，一般贸易结构与一般贸易速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6)。由表8可知，一般贸易结构与高技术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一般贸易结构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速度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是。
(三)高新技术结构与速度的关系检验由表9可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较弱或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10)。由表11可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10)。由表12可知，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高技术产品出口速度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但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是高技术产品出口速度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是。
三、实证检测结果的解释及政策含义
由上述的实证检验可以得出，外资结构与外向型经济的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一般贸易结构与外向型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协整关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一般贸易速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外资结构与外向型经济速度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而一般贸易结构与外向型经济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一般贸易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也与高技术产品出口速度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他的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外资结构之所以与外向型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呈现出不协整和非格兰杰因果关系，重要的一点是在广东财富大爆炸之后，外资的比例越来越小，其影响力较弱。一般贸易结构之所以对速度影响较大，是因为加工贸易为主向一般贸易为主的转变过程中，贸易结构是优化的，从而带动速度的增长。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对外向型经济增长速度影响之所以小的原因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较小，其影响力较弱，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外向型经济范文第2篇
摘要：为了加快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外汇体制改革，并取得了圆满的效果。认为今后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将是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行比例结汇形式的意愿结汇制、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扩大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完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和法规。确保中国经济真正融入国际经济主流。
一、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1.确立了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新方针
1996年11月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原则及其内容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可兑换前的侧重于外汇收支范围的严格审批转为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审核，外汇管理的方式由事前管理、直接审批改为事后监督、间接管理的模式。这就是说，凡是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只要单证齐全、真实可靠，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对外支付货款及运、保、佣费用。按照国际常规和改革顺序，一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应继续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不过，中国并没有急于求成。鉴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脱离实际，过快开放资本项目造成外汇流失、频繁发生金融危机的事实，中国审时度势，适时提出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新方针，并在1997年1月14日新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进行了明确规定：“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对资本项目外汇进行管理。”在市场机制不健全、外汇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中国作出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和及时的。随即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点。
2.构建宽松的外汇环境
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为中、外资企业及个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汇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本着这一原则，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努力抓了这样几项改革：一是于1997年1月1日起，开始进行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为企业提供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保值手段；同年10月15日，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开立外汇帐户，保留一定限额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二是增加外汇管理的透明度、公开性。1999年5月28日，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开通了国际互联网网站，内容包括全部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业务操作指南等。三是各地外汇管理部门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探索，开办了“红色通道”、“首问负责制”、“免费咨询电话”等新的服务项目，为中、外资企业和个人提供优质服务。四是在个人因私用汇方面，也在真实性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向便捷宽松的方向发展。1994年个人出境旅游只能换购60美元，1996年提高到1000美元，1997年再次提高到2000美元。五是于2001年初允许中国境内居民从事B股投资，为国内持有外汇的居民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
3.完善外汇市场建设
1994年4月4日，设在上海的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运行，从此中国外汇市场由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到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新阶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以卫星和地面通讯网络为媒体，通过计算机网络形成覆盖全国37个分中心的外汇交易联网系统。各交易中心主体是银行，各银行的交易员每天通过网络进行结售汇头寸交易，为银行提供交易、清算服务，保证结售汇制度下外汇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为了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建设，1996年12月2日，中国颁布了《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就银行间外汇市场组织机构、会员管理和交易行为等作出规定。1997年2月12日，中国又决定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1998年12月1日，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宣布取消外汇调剂业务，并相应关闭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全部境内机构的外汇买卖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均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中，使银行间外汇市场更加统一规范，进一步发挥对外汇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4.积极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1981年，中国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蛇口分行。1985年，中国允许在厦门、珠海、深圳、汕头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设立外资银行。1990年，为配合浦东开发，中国批准上海对外资银行开放，1992年，中国批准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广州等7个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但总的来看，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较为缓慢。从1996年起，中国加快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1996年12月2日，中国允许设在上海浦东、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并同时颁布了《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暂行管理办法》。1997年1月，中国首次批准上海的9家外资银行迁址浦东并经营人民币业务。1998年8月12日，中国又宣布允许深圳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1999年6月，中国批准25家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其中上海19家，深圳6家。1999年7月17日，中国批准扩大上海、深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从地域范围上，上海扩大到江苏、浙江，深圳扩大到广东、广西和湖南；增加了外资银行人民币同业借款业务；放宽人民币同业拆借限制和人民币业务规模；允许同一家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分行之间自由调拨人民币头寸。由于中国不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建设，从而确保了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工作的顺利开展。
5.建立健全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
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能够全面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状况及外汇供求状况，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是否正常、外汇储备与外债规模是否适度以及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具有预警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1980年，中国开始试编国际收支平衡表；1982年起正式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质量，从1996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国际收支申报制度。199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开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原则进行编制公布。2001年开始按半年期试编国际收支平衡表。至此，中国基本建立和健全了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宏观监测系统的加强和完善。
6.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
1996年底，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当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外汇管
，
理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1600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对47件法规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其中包括1997年1月修改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使外汇管理法规更加系统、规范，符合实际需要。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又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外汇管理政策法规，为净化外汇环境、打击不法行为、鼓励出口等作了法律上的铺垫。这些法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完善资本项目管理的政策法规。1997年7月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加强资本项目管理，保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中国外汇管理当局颁布的重要政策法规有《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境内外汇帐户管理规定》、《离岸银行业务管理规定》、《经常项目外汇结汇管理办法》、《外债统计监测实施细则》等，旨在区分经常项目收支，限制游资的流入，加强对借用外债的宏观调控和及时准确掌握中国外汇外债的统计监测数据。二类是打击非法外汇资金流动、保证合法外汇资金需求的法规。1998年受各种利益驱动，骗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势头愈演愈烈，扰乱了国内金融秩序。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会同有关部委联合制订颁布了《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法规，狠狠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国外汇秩序。三类是鼓励出口和利用外资的法规。1998年5月到1999年6月，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处于低迷状态，对外筹资能力也受到影响，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从1999年初到2000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独立或会同有关部委，制订出台了《出口收汇考核办法》、《关于简化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管理的外汇通知》、《关于改善外汇担保项目下人民币贷款管理的通知》、《出口收汇核销试行办法奖惩条例》等法规，支持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保证中国国际收支稳定和健康。
二、改革的主要成效
1.抵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从泰国开始，金融危机很快席卷马亚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沉重打击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考察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不难发现这与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不无关系。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为加快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放弃对资本项目的管理，造成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长驱直入，以证券资本、投资于房地产等形式，流进流出，投机造势，套汇套利。当国际形势出现动荡时，这种短期投机性资本便大量抽逃，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景气的出口形势、大量银行呆、坏帐及居高不下的外债等不利因素，共同作祟，终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反观中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却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先手。这固然与中国良好的经济金融形势有关，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未雨绸缪，确立了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外汇工作方针，将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挡在国门之外，使其无隙可趁。同时，中国工农业发展势头良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外债适中并结构合理，使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成功化解危机冲击，并在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促进周边国家经济的复苏，普遍给予了充分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总结性报告中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在危机中采取的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之充实的外汇储备、较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对资本帐户自由化采取谨慎的态度和继续推进改革的措施，才使中国比较顺利地渡过了本次亚洲金融危机。”
2.提高了企业出口创汇和外商投资与个人对外交流、投资B股的积极性
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不断采取措施，为中、外资企业和个人营造宽松的外汇环境，对扩大中、外资企业出口和个人对外交流及投资B股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中、外资企业出口方面看，由于采取了规避汇率风险的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保留一定数额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增加外汇管理透明度及提高服务水平等措施，大大地提高了中、外资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使近几年中国出口创汇形势基本良好，并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据统计，1997年至2000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分别为：1827.0亿美元、1838.0亿美元、1949.0亿美元和2492.12亿美元，其中每年约有35％—45％的出口额为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从外商投资方面看，近几年形势基本稳定。外商并没有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影响对华投资的积极性和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1997年至2000年，中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分别为452.57亿美元、454.63亿美元、403.19亿美元和427.98亿美元。从个人对外交流方面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不断扩大个人购买外汇数额，使得近几年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留学、探亲成倍增长。从个人投资B股方面看，尽管中国向境内居民开放B股交易时间较短(2001年初开放)，但从目前形势看，从事B股交易者十分踊跃。据证券部门有关专家根据B股流通市值(约60亿美元—80亿美元)估计，当前个人投入B股交易的外汇资金约达100亿美元左右。现在中国居民的外汇存款已达770亿美元，B股交易前景十分广阔。
3.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统一和国家宏观调控
近几年中国外汇市场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统一了人民币市场汇率。1998年底取消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到银行结售汇体系中后，彻底统一了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价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外企业的经营和进一步利用外资，同时也使中国在汇率方面比较符合国际规范。二是有效保证了外汇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统一的中国外汇市场，外汇资金可以在不同地区和银行之间合理流动，可以及时解决在办理结售汇业务中出现的外汇头寸的不平衡。据统计，在1998年12月取消外汇调剂中心后的1999、2000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共成交600多亿美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三是有利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外汇市场的彻底统一，使外汇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机制。中央银行可以在外汇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平抑汇价，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4.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入世”谈判
在中国长期的“入世”谈判中，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是一项重要内容。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一国若想参加该组织，除了在工业、农业、进出口税收等方面向组织内的成员国敞开大门和作出减让外，而且在金融、保险、运输、通讯等服务业方面也要向该组织的成员国开放。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包括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为了配合“人世”谈判，积极采取措施，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开放，不断放宽外资银行设置的标准、地域及业务范围，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入世”谈判，使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基本满意。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新批外资银行机构达70余家，相当于前15年引进外资银行机构总量(132家)的1／2。
5.为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于1996年起建立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摒弃了依赖各行业主管部门收集信息的做法，引入了新的数据采集方法，即采用了交易主体申报制，将直接申报与间接申报、逐步申报与定期申报有机结合起来，克服了行业统计的弊端，从而保证了中国国际收支数据的质量。特别是1997年在金融机构进行国际收支申报的基础上，增加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机构对外资产及损益、汇兑等四项申报内容后，使得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变得更加完善，基本包括了中国境内所发生的一切外汇收支。进一步讲，从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的产品框架看，它不仅能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而且为日后编制国际投资头寸表创造了条件；它不仅能编制按部门、行业、企业属性、交易国别、币种等分类进行划分的补充表格，而且能为现有的结售汇统计、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外债统计等提供重要的核对及必要的信息。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的完善，其监测、预警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日渐显现。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方面密切注视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和爆发危机国家、地区等情况，一方面通过国际收支申报体系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经常帐户收支、资本和金融帐户收支、外债情况、外汇储备变化等情况，准确地作出判断，并及时向中国政府报告，供政府决策参考，为政府制定预防和化解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服务。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网站提供的1997年和199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可见，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这二年中，中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分别获得了416。88亿美元和466.13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452.57亿美元和454.63亿美元，外债余额分别为1309.6亿美元和1460.4亿美元，没有超过国际警戒线(20％)，外汇储备余额分别为1399亿美元和1450亿美元。可以说，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之所以处乱不惊，应对措施得当，与新建立的较为完善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提供的准确、真实的信息数据密切相关。它为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6.保证了外汇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近几年，中国出台的关于加强资本项目管理、打击逃汇、骗汇、非法买卖外汇及鼓励出口、利用外资的一系列外汇管理法规，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外汇管理法规体系，同时也为外汇管理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保证了外汇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1998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会同其他部委制定出台的《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暂行规定》为例，就起到了打击非法外汇资金流动、保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的巨大作用。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形势变化导致市场预期转变，资本流出的动机增强，黑市上美元兑人民币汇价一升再升。一些不法分子和企业出于走私、骗税等目的，想方设法骗购外汇，非法截留、转移和买卖外汇，使中国外汇收支形势变得趋紧。1998年1—7月，中国外贸顺差27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投资240亿美元，但同期国家外汇储备仅增加7亿美元，“外贸顺差外汇不顺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安全运行。而用于支付走私款的骗购外汇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非法走私活动的蔓延，干扰了国内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这种不良形势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方面会同有关部委制订出台了打击骗汇、逃汇、套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法规，一方面依法会同有关部委对进口付汇业务进行了专项检查，对多种手法的骗汇行为进行了追查，期间共查出假报关单13800多份，涉及骗汇金额高达110亿美元。实践证明，通过上述法规和措施，有效地打击了非法骗汇、逃汇、套汇及非法买卖外汇的势头，维护了中国外汇收支的稳定。1998年下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开始恢复正常增长，1999年全年增加了97亿美元，到200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655.74亿美元，从基本面上保证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
三、今后改革取向
1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2001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世贸组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虽然汇兑制度不直接在WTO协议之内，但加入WTO事实上会产生部分资本项目的开放，也会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内在需求。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逐步成熟的时候，一国货币不可自由兑换是难以适应的。因此，中国今后的外汇管理方针应该是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借鉴工业化国家和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开放资本项目应采取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策略，大致应当按照以下的顺序进行：(1)在长期资本流动方面，可先放松直接投资的汇兑限制(包括外商来华投资和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然后逐步放松对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汇兑限制。其中股票交易的限制可以先行放宽，而带有衍生产品性质的交易应当最后解除限制。(2)在短期资本流动方面，对贸易融资可以较早地解除限制，对于短期资本交易应最后解除限制。(3)针对不同的交易主体(如自然人、企业和金融机构)，考虑到自然人和企业的资本交易流量相对有限，可以先放松对他们的汇兑限制，最后解除对银行、投资基金用于贷款和投资的汇兑限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融人世界经济的最重要标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他配套改革必须加紧进行，如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建设，形成合理汇率；积极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发挥利率调节资本流动的作用；增强中央银行监管和调控能力，维护中国金稳定和抑制资本流动风险；加快中国工农业改革，保持良好的国民经济运行氛围等等。
2.推行比例结汇形式的意愿结汇制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银行结汇制，即绝大部分国内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人必须按官方汇价全部卖给国家；外商投资企业的经常项目收汇则保留一定的限额不结汇。此种银行结汇机制显然不利于进一步构建宽松的外汇环境，不利于真实反映人民币汇率水平和国内外汇供求关系，不利于中国企业增强汇率风险防范意识，不利于中外合资企业平等竞争，也不利于调动中、外企业创汇积极性。因此，中国今后进一步构建宽松外汇环境的重点应该放在逐步实行意愿结汇制方面。目前中国可以选择比例结汇的意愿结售汇制改革方式。其具体做法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国家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一个结汇比例。此比例可以依据外汇储备量的增减进行调节，结汇比例越低，则意愿结汇程度越高。第二层次，外汇银行根据国家公布的结汇比列，对国内企业的每一笔贸易、非贸易外汇收入进行按比列结汇。第三层次，批准所有企业开立现汇帐户保留现汇，帐户内外汇可以用于进口支付、临时结汇、进入外汇市场，或进行外汇远期买卖、期权交易等规避汇率风险操作。中国取消银行强制性结汇制，代之以比例结汇的意愿结汇制，可以降低中、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中、外企业创汇的积极性和平等竞争，同时也可以把外汇资产的储存和风险分散到千家万户，而不是由中央银行一家承担，减缓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改善外汇的供求，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合理完善。当然，今后随着中国宏观调控手段的不断建立
，
和完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实现，结汇比例的不断提高，中国结汇制度将会最终过渡到意愿结汇制的形式。
3.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
中国外汇市场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建设，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外汇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客观地看，目前中国外汇市场应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国际外汇市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是：在交易性质上，中国外汇市场还只是一个与现行外贸外汇体制相适应的本外币头寸转换的市场，并非具有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从市场公平上看，现行外汇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供求关系扭曲的市场(这主要是指强制性的银行结汇制)；从交易内容和品种上看，单一偏少。目前主要是人民币对美元、港元、日元的即期交易，缺乏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等其他交易品种；从市场形式上看，只是交易所形成的有形市场，而非现代无形市场形态；从对外交流上看，与国际外?亡市场基本隔离。由于现阶段中国外汇市场存在上述种种不足，结果导致许多负面问题，如难于形成合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中央银行经常被动人市干预、敞口收购溢出外汇，不利于提高中、外企业创汇积极性等等。所以，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已成为当前中国外汇市场改革的主攻方向：一是在交易性质上实现向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转变，完善市场组织体系，其中以外汇银行、企业为市场交易主体，实行竞价交易，中央银行退出交易主置。二是取消强制性银行结汇制，为企业真正参与市场交易扫清障碍。三是丰富外汇交易内容和品种，开办欧元等币种买卖，满足国内外经济组织对外汇资产多币种构成的需求。另外，可根据国际市场惯例和中国企业与银行规避汇率风险的实际需要，开办远期外汇交易。四是完善中央银行市场干预机制，在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中，应尽量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行政控制，允许其按照市场供求状况自由浮动。为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中央银行可通过建立双向平准基金的办法，针对人民币对美元的短期汇率，在外汇市场进行间接调控，从而使人民币汇率稳定在目标区范围内。五是推进市场的无形化建设，尽快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要不断完善电子交易系统，研究国际电子经纪的发展，使中国的外汇交易系统与国际接轨，更符合国际外汇市场的规则，并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著名的国际外汇市场建立伙伴关系，推动中国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
4.扩大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
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金融开放将呈现全方位态势。按照中国与WTO成员国达成的协议，在今后的5年内，中国将向外国金融业开放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在银行业方面，协议明确规定，“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全面开办人民币业务，同时取消地区和客户限制。”因此，从外汇管理角度考虑，目前必须加快研究开放银行业的问题。这主是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并简化审批手续。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二章规定：外国银行在中国申办外资银行或分行，须在提交设立申请前一年末总资产不得少于20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在华最低注册资本要为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另外申请手续繁琐、批复时间较长，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国银行来华申办银行的积极性。为了保证中国引进外资银行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国应适当降低外国银行的资产要求，并简化申办手续，限期内批复。二是尽快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和服务对象。2001年11月13日，中国宣布在今后4年内分5批向上海、深圳等20个城市的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5年后全部放开。在服务对象上，从2002年1月1日起，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为中资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5年后允许其提供零售业务。因此，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应该按照国家的承诺，尽快贯彻落实，认真布署实施，按照人民币企业存款业务——人民币储蓄存款业务——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开放顺序，尽快向在华的所有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和服务对象，让中、外资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业务竞争，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三是努力提高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能力和水平，加大科技投人和人才培养，建立和健全监管法规体系，确保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质量，维护中国金融安全。
5.进一步完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
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国际收支数据采集处理的电子化和全国范围内的联网，国际收支数据正在发挥对宏观经济决策的基础信息作用。展望未来，国际收支体系必将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和加入WTO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将国际收支申报体系与银行和交易主体的交易过程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未来的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改革：一是加强国际收支的分析预警功能，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系统由以结售汇为主向以国际收支和结售汇相结合的模式过渡，进一步提高和发挥其预警功能作用。二是实现国际收支与汇率合理水平的分析，努力探索将国际收支信息用来做模型分析以确定合理的汇率水平的新路子，促进汇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是实现国际收支与相关统计间的有机联系，使各项外汇统计相互印证核对，确保经济信息的准确无误，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决策水平。四是实现国际收支信息的规范披露。国际上已对信息披露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标准，中国应当按照国际标准，逐步规范信息披露，提高信息披露的频率和质量及客观性，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对信息的要求，保证中国宏观决策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有可靠的信息基础。本文出自:
外向型经济范文第3篇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政策因素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地区间外向型经济的差异巨大。不同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差异，不仅对外开放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别，而且在出口贸易方式、出口主体和出口产品类别等方面都有着显著差别。
1.不同地区的对外开放度的比较
由于各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的差异，首先表现为各地区的进出口额在全国的比重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的统计数据；2006年东部10省市的出口及进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比重为91.8%和92.3%，其中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的出口及进出口又在东部地区占了大部分，远远高出其他省市。而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及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非常小，中部地区这两个比重分别为4.7%和4.4%；西部地区这两个比重分别为3.5%和3.3%。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外贸状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与此同时，各地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相差较大，从2003年到2006年期间，高依存度的地区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江苏的外贸依存度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在中依存度的地区中，浙江、山东、新疆的外贸依存度呈现逐步上升或稳定的趋势，而福建和辽宁在2004年外贸依存度得到提高之后，又出现了下降的势头。
2.不同地区的外资引入和实际利用情况比较
首先，从2006年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来看，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排名前8位的是前面所归入的东部地区。而归入东部地区的山东该比重在全国排名第13位；河北该比重则在倒数第6位，远远落后于其他东部省市。
其次，从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各地区的总出口来看，东部10省市排在前十位，依次分别是天津、江苏、上海、广东、福建、辽宁、山东、北京、浙江和河北，其中天津、江苏、上海、广东和福建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要高于全国的水平。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对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天津、江苏、上海、广东和福建。
再次，从不同地区的出口贸易方式看，东部省市是我国加工贸易最发达、最集中的地区。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学的统计数据，2006年东部省市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国比重的97.4%，中西部地区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导地位，其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普遍落后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只占1.65%，而西部地区则不到0.95%。
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水平高，进出口额占了全国的绝大部分，在全国的进出口额排名中位于前列，外商投资企业对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外企出口占各省市的比重也排在前列。中西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普遍不发达，从整体上要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对地区经济的整体拉动作用不大。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分析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有着很大的差异，人民币升值对各地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差甚远。本文试图通过定量分析，测算出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变动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风险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主要从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外企出口占比、机电产品出口占比、高新技术出口占比、投资环境、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加工贸易政策影响、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率这9个指标，对在人民币升值及贸易政策调整背景下地区外向型经济综合风险做出一个粗略的定量判断。
其中，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外企出口占比、加工贸易政策影响与风险呈正相关的关系，即指标值越大，风险越大；机电产品出口占比、高新技术出口占比、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率、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投资环境与风险呈负相关的关系，即指标值越大，风险越小。
首先，对以上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和同向化处理：
经该式处理后的各个指标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且都是取值越大越好的指标。其中xjmax和xjmin的取值为对应指标的最好值和最差值。
后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地区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进而得到各地区的外向型经济风险指数。
通过测算，从图1中可以看出：
(1)东部地区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增加了其经济的脆弱性，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落后，在地区经济中不占主要地位，人民币升值和贸易政策调整等因素不会对整体地区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外向型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东部地区(除辽宁、山东和河北外)的外向型经济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经济发展对外贸和外资的依赖程度较大，特别是上海、北京、广东、天津和江苏的外贸依存度高于100%；天津、江苏、上海、广东和福建的外企出口占比大都超过60%，这些地区对外贸和外资的过度依赖，造成了经济的不平衡和脆弱性。
(2)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东部地区出口大省影响较大，特别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较低的省市。出口退税调整主要涉及“两高一资”产品和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虽然也涉及了一部分机电产品，但影响不大。因此东部地区那些机电产品出口比例较低的省市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这些地区包括辽宁、山东和河北，此外浙江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虽稍高于以上三省，纺织服装等非机电产品出口仍占有相当高的比例。2007年三季度，浙江、江苏、上海、福建等几个出口大省订单指数下降较为明显。从总体的出口订单情况来看，出口订单指数为7.2%，比上季度下降2.6个百分点，创2005年以来单季最大降幅。而三季度国内订单指数也出现季节性回落，该指数由二季度的峰值12.9%回落至本季度的11.6%，虽然下降1.3个百分点，但仍为历史次高点。
(3)在人民币升值和贸易政策调整背景下，以出口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类产品为主的中西部地区，其外向型经济面临的风险加大。和东部地区省市相比，中西部地区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商品的比重较大，这些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利润较薄，自主定价能力不强。由于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的下调或取消、进出口税率的调整以及加工贸易禁止类政策的调整和实施，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增长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而且，和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外贸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竞争力较弱，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十分有限。
三、资金投向的政策建议
1.首先应把握由于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同，把握在目前货币从紧的背景下，资金的重点投向区域。我国东部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高端劳动力、资本以及部分产业的高端环节(比如研发、营销和公司总部等)，要加速向沿海地区转移，增强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降低成本。因此，我国东部地区要以发展商业、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主；中部由于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则以发展工业为主；西部限于城市群体的分散和城市化水平不高，则在注重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同时，着重改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有关企业要及早认清形势，尽快从“严防死守”中走出来，要主动“转移”，各级政府要制定政策对主动“转移”的企业给予奖励。这种产业转移和资金的适度偏向会促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有利于中国经济未来几年更平衡的发展。
2.由于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且差异较大，对于传统型行业如电子、服装业等行业的负面影响较大，对于科技含量高、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企业则带来较大的正面影响。因此，资金的投向即应该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流向风险较小的行业。另外，我国目前有必要通过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来减轻出口企业所遇到的临时出口困难。可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如鼓励研发的补贴、环保项目的补贴以及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机制。政府在原有扶持政策基础之上，进一步优化贸易环境，简化进出口环节审批程序，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便捷通关服务。建立科技出口信息服务数据库，为企业提供技术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国际市场动态、行业发展、技术标准、国别贸易政策等各类信息。
3.资金投向应向优质客户倾斜，进行客户结构的升级。对于属于同类行业的不同企业，其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也存在不同。对于行业龙头企业和具有强大研发能力企业以及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应该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增加科研投入，推进技术进步，在创新、创造中求发展。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是转变增长方式、解决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一个核心问题。各级政府要制定政策鼓励企业研发，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要给予一定的补助，对研发成果要给予一定的奖励。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加快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外向型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向型经济 压力 机遇 对策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外向型经济近年来的贡献功不可没。2004―2007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达到2.5%、2.2%和2.3%,贡献率达到20%左右。正是这种国际贸易的顺差使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到2009年年末已达23991.5亿美元,从而增强了我国应对各种经济冲击的能力。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在迅速提高,从1978年的9.74%提高到2007年66.82%,这为我国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本国经济创造了条件。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意味着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出口初级和用简单产品换回国外先进设备以提高我国的生产能力方面。如今,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外汇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而是已成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经过长达6年20%以上的高速扩张后已经面临着调整的需要,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衰退则加深了这种调整的程度。
一、当前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
1、国际贸易环境异常严峻。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仍然存在很大变数,占我国出口市场比重60%的主要发达国家相继陷入经济衰退,失业率不断攀升,居民消费持续下滑,一些大的资源输出国受到初级产品价格暴跌的重创,经济开始有衰退迹象,对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也都面临巨大困难。2009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降至0.5%,为二战以来最低增速。另外,由于信心受到重挫,要求萎缩,汇率动荡,世界贸易受损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经济。
2、全球修复性失衡产生的外需持续萎缩。外需不振将成为一个中长期问题,目前美国失业率超过10%,创26年新高,欧元区失业率也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值。欧美居民的消费模式已悄然改变,加之各国拉动内需的政策,使得消费减少,而对出口依赖的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危机后,美国经济战略出现重大调整,基于绿色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将成为其新的经济模式。美国经济战略向出口导向型实体经济调整,将对我国已经具有的优势出口产业形成冲击,“世界工厂”的地位或受威胁。另一方面绿色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将成为美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会形成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战略遏制。
3、低成本竞争优势将面临转型压力。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呈不断提高之势,以美元计算,中国劳动力价格每年上升25%,2008年中国小时工资已达到印度的1.2倍,越南的5.7倍。在中国最富竞争力的纺织品行业,劳动力成本已为东南亚近邻的3―4倍,可以预见今后较长时期内,新兴国家必将成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要竞争者,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能否继续保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4、加工贸易比重大,自主品牌少。2008年,中国加工贸易的顺差达2968亿美元,高于外贸总顺差的2955亿美元,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额达5721.95亿美元,占外资企业出口总额的72.37%。加工贸易大多为贴牌、定牌生产,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多是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环节。在我国出口商品中,拥有自主品牌出口产品的企业不足20%,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不足10%。后危机时期,预计中国的环境、资源、要素成本都将进入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将降低中国对低成本驱动型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为此,中国加工贸易生产体系将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
5、模仿创新模式也受到了挑战。在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普遍不高,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较弱,在国际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尚处于低端的配套加工环节。虽然在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1.9万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7.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478.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8.6%,然而经研究发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有7%有研发投入,研发支出占销售额比重超过4%的企业仅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0.18%。外资企业虽拥有较多发明专利,但配置在中国的产品增值链环节,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工序。在1995―2006年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5%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有90%以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中国的模仿创新模式必须向自主创新模式过渡。
6、结构性贸易摩擦加剧,市场瓶颈增大。2009年以来,我国成为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各国高失业率带来的政治压力将促使各国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中,明确规定了“只买美国货”到“雇佣美国人”等有关条款,欧盟在2008年前10个月新发起的14项反倾销调查中,有6项是针对我国的。2008年10月以来,印度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17起贸易救济调查,并对我国钢铁、化工、纺织等产品实施进口限制措施。我国成为了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目标,在这些贸易摩擦案件中,主要涉及的行业均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传统工业。
7、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已迫在眉睫。我国外贸增长方式长期以来是数量扩张型的增长方式,出口产品多为需求弹性低、加工程度浅、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少的制成品,为了实现总体收入的提高只能依靠出口额的增加。在未来几年内,中国要做到依靠内需尤其是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尚不容易,要依据开拓新兴市场来抵补发达经济体需求萎缩带来的进口需求缺口也有难度。此时,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更应注重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不是规模和速度,否则将带来更大的贸易摩擦和利益冲突,而增加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经济福利损失。
二、外向型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1、加强对外贸整体形势的预警监测。跟踪研究国外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策略以及时间窗口对我国的影响,及时应对退出冲击波可能对我国外贸造成的损害。我国要将稳定外贸作为稳定就业的重要手段,尽可能延长外贸刺激政策的退出窗口启动时间,继续保持外贸政策的相对稳定。
2、把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点从追求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转向追求外贸增长效益和质量。在全球需求缩水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形势下,稳定出口的措施要高度关注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应,有效利用危机压力倒逼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切实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以质取胜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
3、采取刺激内需的办法来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引致的投资、出口减少困局。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投资增速回落,企业投资效益不断降低,出口更是受到欧美经济衰退的影响,已先行陷入困境。为此,国家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如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灾后重建以及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以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外贸企业正应借此机会开拓国内市场,加强与国内渠道商、品牌商的合作,以形成兼顾两个市场的新格局。
4、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我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经济增长严重依附于别国是无法持续发展的,必须要靠企业的自主创新,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优化升级带动转变,打造全球“低碳制造”中心,培育出口新增长点,应对国外碳关税。同时,还要重点在资源开采、能源消耗、废弃物产生、再生资源利用等环节探索新途径。并引导和规范生产消费行为,加快节能减排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进一步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5、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形势对服务贸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会计、知识产权、技术、设计、咨询服务等生产业,尤其是金融、物流等生产业也要进行“理性出海”。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现代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扩张,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6、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利用各种政策鼓励外向型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出口企业的发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如出口退税政策、汇率政策的调整为我国外向型企业渡过了难关并创造条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有经济是我国外向型企业的主角,随着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主角。因此,我们应大力扶持、改善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包括从扩大市场准入、政策扶持、大企业带动等改善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环境;从信贷、担保、金融等方面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帮助中小企业合作建立境外分销网络、“走出去”平台、加工组装基地、物流及配送体系。
7、从以开放国内市场,强调吸引利用外资为主,向注重开拓国际市场,积极稳妥地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方向转变。设立优势产业“走出去”专项扶持基金,帮助国内过剩产能、国际市场份额已趋饱和的产业,有目的、有计划、有国别地“走出去”。通过采取绿地投资、份额权益等方式,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渠道和品牌,提升我国资源性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工程承包、成套设备出口等方式介入国外基础设施运营,在全球优化配置产能,化解经营风险,转移部分具有就业刚性但严重影响减排目标的产业,化解绿色壁垒和贸易摩擦风险。
8、全方位扩展国际市场。我国以往的外向型经济是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对象的,我国向欧美、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5%以上,而对于新兴市场如中东、东欧、非洲、拉美的市场份额所占过低。危机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回落,需求萎缩,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我们应注重新开发市场,全方位扩展国际市场,尤其要注重欧盟、东盟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发,以弥补传统市场的出口增长回落。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全球衰退下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2] 张勇:外贸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与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间窗口研究[J].国际贸易,2010(1).
[3] 张燕生:后危机时代: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最重要[J].国际经济评论,2010(1).
外向型经济范文第5篇
为加快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扩大对外贸易总量,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推进城市转型，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外贸转方式调结构为工作重点，以产业区域聚集、产业链延伸拓展为基础，大力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坚持“四抓一突破”的外贸工作方针，优化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提高外贸运行质量与水平，全面提升我市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我市经济外向度，推动“幸福新”建设。
（二）发展目标（2015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0亿美元以上；出口基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基地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0%以上；出口品牌建设加快推进，自主品牌数量显著增加，国家级国际知名品牌和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建设实现突破，省级国际知名品牌达到10个以上;对外贸易促进体系更加完善，外贸发展环境更加优良。
二、实施外贸“四大工程”，促进出口突破发展
（一）抓出口基地建设工程，促进出口产业聚集化、集群化发展。
加快外贸出口基地培育，建设一批优势产品出口基地和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巩固现有出口产业基础，以各类出口基地为核心，依托产业聚集区、开发区等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扶持政策，引导资金、技术、人才向基地集中，提高产业配套能力，拉长产业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建设完善基地内研发设计、试验检测、展示培训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促进提升产品技术含量。结合产业上下游情况，为实施外贸产业招商和链条式招商“筑好巢，铺好路”。到“十二五”末，全市建成纺织服装、机床机械、煤化工、农副产品、锂电新能源、新型建材、水处理产品、玩具出口产品基地，基地产品出口额在2011年的基础上实现翻番。
（二）抓品牌建设工程，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增强出口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
大力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到“十二五”末，培育一批国家级和省级、具有较高知名度和龙头带动作用的国际知名品牌。
1.加快境外商标注册，做好国际认证工作。推进出口企业开展境外商标注册工作。尚未注册境外商标的出口企业要加快注册步伐，已有注册商标的企业要扩大注册国别、增加注册类别。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组织生产，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引导企业建立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推动更多企业获得国际市场质量许可和认证。建立品牌信息数据库系统，掌握出口企业境内外商标注册情况，提供商标注册、使用、防范等多种信息服务。
2.加快技术创新，培育自主出口品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鼓励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强企业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与附加值。优先推荐品牌企业申报各级出口产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和技术研发项目。
3.建立品牌推广体系，扩大品牌产品出口。用足用好国家和省、市有关政策，加大对国际知名品牌的宣传投入，鼓励和支持企业利用国内外媒体投放宣传广告，不断扩大名牌产品的知名度。加强品牌展示和推介，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知名展会，支持重点企业在主要展会上设立品牌展位。引导品牌企业深度开发国际市场，促进品牌产品销售。
（三）抓市场开拓工程，优化出口市场结构。
1.深度开拓出口市场。充分发挥各类出口基地的整体优势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带动作用，巩固并深度挖掘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大力开拓东盟、非洲、南美、俄罗斯、印度和中东新兴市场。到“十二五”末，全市贸易额1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在2011年基础上增加到5个以上，市场多元化战略进一步深化。
2.搭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有效平台。继续开展“百展市场开拓年”活动，充分发挥各类展览交易平台作用，推动更多企业积极参加各类境内外展会。支持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多种途径在境外设立国际贸易网络，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加快推进外贸领域电子商务应用工作，鼓励企业开展网上进出口贸易。
（四）抓大企业培育工程，进一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精心培植大型骨干进出口企业，切实做到“扶优支强”。在资金、服务、贸易便利化等各方面向骨干企业倾斜。力争到“十二五”末在全市培植3至5家年进出口额1亿美元以上的外贸企业，并发挥龙头企业带动效应，形成出口产业集群。拓展外贸领域，千方百计吸引大的国内外大型外贸流通企业、跨国公司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和销售中心来投资，以大外贸企业迅速拉动我市进出口总量的扩大。加大外向型大项目招商力度，积极吸引外向型大型制造业企业落户。
三、鼓励和支持政策
（一）市级外经贸发展资金的使用重点向支持外贸转型升级倾斜，优先扶持出口基地建设、国际市场开拓、国际知名品牌培育、贸易领域的拓展以及外贸人才培训等。
（二）对出口基地和重点企业，优先赋予重要商品进出口配额和经营资质，优先使用国家和省、市对外贸易促进资金，优先安排“广交会”、“华交会”等重点展会展位，优先支持开展网上国际贸易。对机电产品、高新技术、农副产品深加工产品和加工贸易等产品的出口，给予企业出口信用担保、出口退税、出口结汇、口岸通关和信息服务等全方位支持。对流通型外贸企业，进出口数额达到一定规模的，在出口信用担保、流动资金贷款等方面给予支持，按新增出口数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
（三）市政府对超额完成年度外贸进出口任务的区（市）和拉动我市进出口总量作用巨大的生产型、流通型企业给予奖励。
上述各类财政扶持和奖励政策具体实施办法另行制定。
四、优化外贸公共服务
（一）加强外贸工作的组织协调。建立由市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研究协调解决涉及全市外贸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强对外贸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动向的动态监测和分析，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对突出问题进行现场办公。建立重点企业联系机制，实行分类指导，搞好跟踪服务。
（二）全面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继续开展信贸、检贸、税贸、关贸、银贸“五个对接”活动，强化部门合作，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提高检验检疫效率，简化外汇核销手续，在投保、报检、通关、退税、融资等方面为外经贸企业提供优质便利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