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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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学范文第1篇

一、人口增长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影响

第一，经济活动的开展要以人口作为基础，同时，人口既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又是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种观点可以从市场规模方面进行理解，当人口规模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时，市场需求也就被固定了下来，市场的总体需求对经济活动有着重要的刺激作用，缺乏需求刺激，导致经济活动的发展动力不足。而当人口规模符合经济活动发展的客观要求时，使得市场需求也随之变化，市场需求的增长，导致经济活动不得不朝着更高层次发展，这样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较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是规模经营的方式。

第二，人口的增长保证了经济活动充足的劳动力。最初的规模较大的经济活动是从人类早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转变而来的，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都包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范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人口的增长恰恰为此类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而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人口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长，人口的增长有进一步提高了市场需求，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人类又不得不通过创新来提高经济活动的价值。

二、人口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人口的过快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确实对经济活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当人口的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就会对经济活动的发展造成相应的阻碍。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引起了市场需求的激增，而为了能够满足人口的生存与消费需求，经济活动的规模也必须扩大，才能够适应逐渐增长的市场需求。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也就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的扩大就会带来对资源更多的开采和利用，从而造成了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过度的开采是森林植被的面积逐年减少，土地沙化现象严重，大面积水土流失，导致人类的生存空间变得危机四伏。人口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的快速增长对人均收入，生活水平以及就业等问题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人口增长的初期，大部分人口并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只能作为消费者来消耗社会资源，这样一来，人口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是固定的，人口增长就会降低人均收入，造成人地矛盾明显，人口消费支出增长。家庭原有的收入能够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而当有新生儿降生时，必然会增加家庭的消费总量，原有收入可能无法继续维持正常的生活所需，造成生活拮据。到了人口增长的中期，为了保证正常的生存与消费，就业人口必然会大幅度上涨，而由此引发的就业问题也将会极大地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第二，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本形成也将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人口增长过快，使原有的土地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农业用地总量相对固定，而农业人口的增长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越来越不协调，大量的农业人口因此而失业，失业人口增多，又会引起人均收入的下滑，农业经济也因此受到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根据人口总量而定的，当人口增长较快时，就会是原有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人口的需要，政府也因此会从财政支持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造成其他类型支出的减少。另外，人口增长将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为适应社会需求，必须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提高产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储蓄就会降低，影响资本形成和积累。

三、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由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均收入普遍较低，家庭生活困难重重，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则会进一步加剧生活的困难。人口增长率的提高首先引起的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人口的增长，这些人口在具备生产能力之前，处在单项的消费层面，无法为家庭创造社会价值，家庭负担也会因此而加重。

第二，人口增长较快使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造成与人口增长缓慢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贫困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直接关系到人均收入水平，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直线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因此而降低。相反，如果人口增长速度缓慢，参与收入水平分配的人口数量也会相对较少。当新生人口具备了生产能力的时候，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就会被缓解，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与某一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协调，会极大的带动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促进地区和谐和稳定，反之，人口过快增长或者人口增长的速度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目前我国发展情况来看，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缓慢，但是人口增长速度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贫困地区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众所周知，我国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单一，可利用和开发的资源相对较少，所以人口的过快增长会直接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收入下降，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

四、合理的人口增长数量是支持地区经济与人类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口增长数量不合理，对于社会的发展可能产生巨大的压力和负担。面对当下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的现状，不得不面临土地资源分配的难题，也给资源能量的支持工作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一般会出现的人口数量增多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不发达地区。因为人口数量的不断上升，明显的发现相对的粮食、资本分配能力不足，导致越不发达越贫穷的现象。为了解决这种状况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不断的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力来实现。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减速；人口红利；扶养比；户籍制度改革；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124

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概念分为自然失业与周期性失业两种。自然失业主要包括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与岗位不相匹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或实践训练而产生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雇主与劳动者之间还未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中劳动者的失业状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周期性失业完全被农民工承担了。2009年春节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到打击，农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业、大规模返乡。反之，当经济恢复，特别是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时，又反映出用工荒与就业难。

如果经济真正减速或者说是消极减速的话，就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如果没有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证明经济减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实际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减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中2012年遇到的现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长目标是7.5%，“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为11%，大幅超过该指标。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 “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2%，201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7%，高于增长目标与该年的潜在增长率，同时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由此判断，我国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增长。因为人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就进行繁衍，人口的增长将创造的价值摊薄了。“马尔萨斯式增长”是一个贫困的陷阱，现今很难再见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被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得十分缓慢。

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家们发现，这种经济增长既不同于马尔萨斯时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靠现代的科技推动，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是是索罗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资本报酬递减论，认为生产要素是等量回报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基础上不断投入资本，最终不会产生效率，报酬会不断递减。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就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人类的经济增长史。

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所谓“东亚奇迹”的机构。“东亚奇迹”包括日本的发展。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富裕国家，日本是第一个奇迹的表现。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龙”，其经济增长速度、赶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东南亚五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崛起，经济增长十分快。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报告——《东亚奇迹》，吸引人们的目光去观察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在关注中，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在内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投入，投入资本、劳动力，但是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前苏联模式。世界银行出这个报告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大量的计算来证明对亚洲经济怀疑的观点。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用流行的语言将学者们复杂的理论与公式写成文章，认为因缺乏技术进步，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结果将与苏联一样。接下来两年后，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此认为他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国家虽发生金融危机，并未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四小龙仍是发达的、高收入的经济体。判断错误的原因是克鲁格曼虽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来分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报酬递减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国家发展初期，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短缺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思考问题，容易忽略东亚的人口红利问题。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罗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没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东亚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经济较快、持续、长期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可以决定是否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来自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结构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型人群，年龄段为15岁以下和65以上。特点是只有消费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第二类是劳动型人群，年龄段在15-65岁之间，是生产型人群，生产多于消费，扶养老人与孩子。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趋于减少，65岁的老年人口趋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别快。增长得最快的是劳动人口。这种生产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增长非常快，数量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以劳动型人口为分母、依赖型人口为分子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与高储蓄率。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口红利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过去30多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1%，资本投入与人口红利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首先，人口红利证明人口结构好，扶养比下降，有可能实现高储蓄、高积累，就有资本来投入。其次，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规律，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国家投入资本就有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致使资本报酬不发生递减、扶养比下降、高投入高回报、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体制的改善、人的素质提高、资源效益的在内都可以提高生产率。计量经济模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一类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的配置更优化来自三大产业。农业中劳动力大量过剩，产值就会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门，如果把这个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例如，在生产率的提高的全过程中，技术进步占一半比例，而劳动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贡献了另外一半。生产率提高也与人口红利相关。有了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都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很显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力下降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这次普察的结果是劳动型人口绝对减少，即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转折点，成为人口的转折点。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了影响。经济增长能力又称为潜在增长能力，或潜在产出能力。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改善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力。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是平均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未来投资增长要减速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就越来越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特点——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的边际扣除率无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别是这一两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投资不再能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按市场规律假设，投资增长速度减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产生继续投资，即政府给予的补贴，廉价的或免费的资本。

1978-199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间，是10.5%。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型年龄人口由正变负，人口扶养比由负变正，变化较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预测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还会进一步下降，只有6.1%。这种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了潜在生产率是必然下降的。失业是趋势性、长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上出现的这些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现象是好事，中国的潜在生产率下降，而国际上如果还保持着强劲的对中国产品的支持，则中国经济将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如果此时国际需求减少，反而对中国经济有利。

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能否创造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向内需。城镇化蕴含着浓厚的内需，笔者认为，此处的“内需”指的是消费需求，而地方政府会更多地理解为投资需求。针对经济增长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以拉动内需为目的建议，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此处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如果要走投资需求的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要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投资需求的问题。这种说法获得支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建议与政府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一拍即合。成功经验有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这些项目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第二，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这个手段，达到了刺激投资需求。例如，确定了十大振兴产业、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可能还会根据新的情况来推行，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也是在刺激投资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现象。第四，经济学家的建议、政府的认同与其他国家政府与经济学家的推动，导致中国采取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国外一些投资经济学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中国恐怕只能“硬着陆”的观点，建议中国出台一些刺激政策。虽然，中央政府很坚定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在经济上犯错误。当学者们进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时，问题不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使我们处在他们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用人为的需求因素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个错误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陷入停滞不前，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运用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鼓励的产业，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着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中的产业都处于优先发展之列，轻工业、纺织业位于世界前列，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均是政府鼓励的产业，但鼓励的结果是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的鼓励，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补贴，甚至资金投入，不考虑企业投资报酬的问题，因此企业无需考虑盈亏的问题，成为“大而不倒”的企业，宏观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鼓励西部和中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着力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上，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区。按照经济规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资本稀缺区域，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资本密集度高。而现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区还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离了比较优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些常见的错误，如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发生，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养比都在下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保持平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养比降到了最低点，20年内未提高也未下降，稳定于此。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从9.2%降到3.8%，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现实，民间、产业界与政府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与各种变形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试验场。试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保护落后，造成僵尸企业。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扶养比上升，泡沫破灭，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长速度，因为其通货膨胀率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断日本还会失去第三个10年。目前，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笔者认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关于中国经济的建议

笔者认为，潜在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用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来拉动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高潜在增长率。劳动力供给不足，自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三个。一是从定量角度上来说，定量资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提高劳动资本比率，即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均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工资上涨，于是日本开始提高资本劳动，大量投入资本，以机器带动劳动力，刚开始很有效，但继续就使得机器投入太快，超越劳动力的承受能力，资本报酬下降，不可持续了。同时，日本保护落后，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错误，都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是第一个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间，日本在资本劳动率提高，人力资本虽然也做了贡献，但94%来自资本劳动力的提高。有了高储蓄，开始大量投资，推行区域鼓励政策，大量补贴，而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可以理解其为什么失去了国际地位。

（一）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负增长造成的。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瞬间造就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将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0.88%。光靠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是非常有限的，还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前，1.6亿农民工进城实现了1.3%的城镇化率，而进城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是34.7%，户籍差别导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受害者。劳动力供给呈现不稳定、不充分的状态。户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稳定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应该加快，劳动者将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这是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目前转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者与产业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鼓励政策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重点放在鼓励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今天正处在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期。一般认为，正是在淘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阶段，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未学会、还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常见的办法是技术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也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匹配效应。由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有生产率差别，流动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点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业所兼并，扩大规模，整体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高。部分企业获得补贴与特许经营后，未与其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笔者用3个30%的来自完全无关三个领域数据来说明问题。第一类数据来自美国，其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消涨，有效率的企业扩大了规模，没效率的破产。第二类数据是在中国部门内、企业间有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种差距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产率30%-50%。第三类数据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比较。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是否可以缩小，能否创造出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应该用改革的办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潜在生产力，而不是用人为拉动需求的老办法去超越潜在生产力。笔者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生产率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经济体制要求的。

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东亚经济的加强版。东亚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异常重要。东亚是唯一的最早实现经济赶超的地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认为自身可以做无所不能的经验会延续下去，当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却无法意识到时，出路是什么呢？让政府多关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与日常工作时，政府就没有精力跑步前进替企业拉赞助了。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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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罗伯特·M·索罗.增长理论：一种解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英）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等.人口论[M].郭大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蔡昉.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6] 蔡昉.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与中国现实的差距——兼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建[J] .2010，（2）.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人口红利：中间技术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035-05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将更加严重，中国就业压力将进入新的高峰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失业与环保、社会稳定、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对改革、稳定和发展形成巨大压力。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以张坤为代表的学者率先提出中国经济存在“压缩型”特征［1］，这种特点表现在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层面，对中国人口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1 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一般特征

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D・O・Conner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有关专家称为“压缩型工业化”［1］。压缩型经济社会典型特征是工业化进程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转变，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复杂。

1．1 工业实行“跨越式”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大

工业的快速崛起是“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工业突然而快速地替代农业，与“非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相比，缺乏自然成熟的过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自18世纪开始，到 21世纪仍处于工业信息化阶段，而工业后进国［2］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如韩国1965年的GDP中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同期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值从39％下降到9％；我国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到2005年，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0．9％上升到47．3％，与此同时，农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50％左右下降到12．4%

1．2 人口膨胀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工业发展初期，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随着世界工业朝着自动化、信息化方向的发展，工业产业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而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使就业与失业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以我国为例，从1952-199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超过10‰，总人口从57 482万人激增到130 756万人(2005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导致就业问题出现。从“九五”期间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出现失衡，下岗失业人口大幅上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进入“十五”，就业与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不仅总量供求失衡，而且结构失衡。

1．3 人口增长结构演变历程缩短

从东亚人口发展史上看，后进工业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所经历的时间仅为发达国家的1／3。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标志着我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根据联合国(2002)预测［3］，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从10％增至20％，各国所用年数为：中国20年(2017-2037)；日本23年(1984-2007)：德国61年(1951-2012)：美国57年(1978-2028)。

2 压缩型工业社会的“人口红利”特点

2．1 “人口红利型”经济期的缩短

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口红利”期出现的时间与工业化进程大致相同，持续时间为100年左右。由于后进工业国家经济增长“追赶效应”作用，人口急剧膨胀，“人口红利”期迅速到来，持续时间缩短。以我国为例，由于政策和社会因素，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后，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最多持续60年(见表1)，而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在60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尚不可知。人口抚养系数［5］在短期内赶超发达工业国家。如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抚养系数比为0．7～0．8，到2000年，抚养系数比降低到0．6左右，同期发达国家人口抚养系数比仅下降了0．039，基本稳定在0．55左右。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也被“缩短”，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减少，经济发展必定受阻。

2．2 “压缩型”工业化与“人口红利”期的交织

“压缩型”工业化带来的人口老龄化负效应将使社会总储蓄开始减少，继而总投资下降，通过乘数作用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同时，人口抚养比上升、劳动力资源开始减少、日益庞大的养老金使政府开支增加。

显然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一定的“社会积蓄”才能支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费用”。因此，经过充分工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较为富裕，如英国等发达国家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转变用了80年，同期人均CDP为5 000～10 000美元，而后进工业化国家完成这种转变只用了发达国家1／3的时间，我国完成这种转变用了大约20年，人均CDP只有1 000美元左右。这种“未富先老”正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所独有的。

工业化后进国家的“追赶效应”和“结构效应”使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节奏快、社会转型幅度大、经济畸形发展，致使在“人口红利”期内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人口红利”，相反却出现了“压缩型”综合性的问题：自然新增劳动力+城镇失业劳动力+城镇化带来的农业劳动力，与产业结构改变、城镇化和因过快工业化导致的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后进工业化国家独特的人口特点，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人口红利”将迅速转变为“人口负担”。

2．3 人口“红利”中存在泡沫现象

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社会要享有“红利”还需要与本国劳动力资源相匹配适合的制度环境、政策措施、人文环境和足够的工作岗位等，这些条件和“人口红利”一起构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

大多数后进工业化国家为了尽早获得“人口红利”，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鼓励生育，如战后日本人口在1947-1949年出现了持续三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三年共出生约806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3．2％猛增至33％～34．3％，我国在1952年人口出生率高达37％。同时各国政府大力发展教育，1990年，日本大学毛入学率为29．6％，2003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47．7％，同期韩国大学毛入学率从386％上升到77．6％，新加坡从18．6％上升到48．3％，中国从3．0％上升到7．5%［6］，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但当我们考察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时却发现，从1990-2005年，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3 951．59亿元，增长了5倍多，但是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全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从2002年最高点3．32％下降到2005年的2．1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占GDP 4％的水平，这种急于求成的教育发展模式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低下和教育层次的单一化。同时，由于后进工业国急于实现产业现代化，是知识技术引进的主要国家，急需技术创新，导致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而本土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要求实用性中档人才，这种多样化的需求与本国单一的人力资源素质不相匹配，导致大部分劳动力资源没有形成与本国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出现了“人口红利”泡沫。

2．4 长期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实际抚养系数高于理论数据

实际抚养系数计算公式中分子为0～15岁幼儿和65岁以上老人，该公式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就业。只有当社会自然失业率低于6％时，理论抚养系数才与实际相符。但当大量失业劳动力存在时，被抚养人口就不仅仅限于少儿和老人了。另一方面，后进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的问题，目前，我国每年有80万～120万的出生缺陷婴儿，15年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先天性缺陷人口也要从系数公式的分母中扣除，这时实际抚养系数往往要高于理论抚养系数(见表2)。

3 人口红利压缩的后果―大量持续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

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正是获取人口红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可以通过生产和消费行为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因此，人口基数大不应该是导致失业的直接原因，只有当它同不合适的产业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出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现象。孤立地判断人口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不科学的，只有将他们纳入一个系统之内来考察，这样的判断才有意义。由于人口总量是既定现实，界定人口与产业是否适应就涉及到重新判断发展中国家现行产业是否适应人口的问题。

以我国为例，我国属于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在5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这种转变是部分和不均衡的)只用了几十年时间［8］，就业形势也相应发生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经过一个短期的就业高峰，从1997年开始失业率开始进入风险区，并一直持续居高不下。对这个问题本文的理解是现行产业结构和我国的人口特征不相适应。

3．1 现代化的产业结构要求与劳动力现代科学素质［9］普遍低下不相适应

在国际产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后进工业国家也顺应潮流，大力发展自动化、信息化工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国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显示出后进工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后进工业化国家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劳动力素质低下，基本上没有能力为本国要求现代化的企业提供必须的高技术产品，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发挥生产，相反，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和大量人口的存在为发达国家的生产性产品和消费性产品提供了市场。因此，就业压力、人口红利期缩短、人口泡沫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劳动力供大于求，总量失衡，实际上是“赶超型”工业化过程中，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太快、太陡，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撑造成的。

3．2 生产性消费的盲目跟进

在自动化、资本化、信息化的全球性的呼声中，大部分学者一致推崇通过技术和资本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于是几乎各行各业开始千方百计地争取项目、更新设备，期望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通过解雇员工、增加投入来达到改资本广化为资本深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种生产性高消费导致大量劳动力富余，一方面，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使就业结构发生转变，一部分岗位永久性地消失；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知识含量较高，需要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技术人员，而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业结构无法及时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不是在大量吸纳劳动力而是开始饱和吐出劳动力，第三产业缓慢增长的就业机会，难以容纳同时来自农业和工业外溢的劳动力。生产性的消费向发达国家产业盲目跟进导致了各产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直线下降。

3．3 对西方理论的“非本土化”借用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全球化趋势，但是实现这种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应该因国而异。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力所获得的巨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后进国家希望通过模仿他们的发展模式达到本国经济的腾飞，甚至用急进的方式企图将“失去的工业化时间”抓回来。因此，相应出现了一批介绍和推崇西方理论的学者和官员。但是，引介理论首先要理解理论，而要对西方理论进行充分的理解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其出现时的社会整体背景。

早期工业化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背景是：①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生产能力低下，工匠们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劳动力资源的不足；②技术创新路径自下而上，是自发创新，没有行政干预；③具有“欧洲特色”的科举制度是技术创新的制度背景。工业革命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文化鼎盛时期，由于欧亚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相差太远，欧洲社会无法直接模仿借用类似中国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只能通过手工艺创新来达到快速从学徒“升级”到业主的目的，因此，工艺技术创新成为手工作坊的生存之道，之后的工业革命在此基础上展开；④自由、开放的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宏观经济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人文背景与西欧大相径庭，如果只重视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忽视技术的同化和吸收，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假设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按照其价值定义为“一千英镑”技术，把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技术定义为“一英镑”技术［10］，如果发展中国家贸然引进“一千英镑”技术会给本地的“一英镑”技术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基础和国情，“一千英镑”技术不能马上被当地经济消化和吸收，大量劳动力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将在一段时间里存在，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

4 通过产业结构创新解决人口问题

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分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同步爆发，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多而且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而且与本国国情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问题团”，现有的国外理论难以有效解决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要使经济和社会持续地发展，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以我国为例，可以尝试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发展道路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

4．1 明确本国国情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基数大、国民现代科学素质普遍低下、地区发展不平衡、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为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通过学习和模仿西方经济发展方式和管理制度，实行了大规模的产业自动化，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量，并将这种方式广泛地推广到工厂和农村，这一方面使我国在短期内经济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低下，继而影响自动化的最初目的―经济增长，同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又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4．2 构建包含国家专有要素的本土经济学

我国失业理论的发展代表了后进国家学界“洋为我用”的觉醒历程，特别是后两种模式正是立足于我国实际、反思西方理论、独立思考后的结果，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这样一种思维惯性：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路径，考察我国实际经济社会中存在却相悖于他国发展路径的“不当之处”，给予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看似有道理却难以实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的问题。经济和人口理论的作用在于为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其中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是主体，理论、政策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而不是通过改良社会去适应理论，然后按照理论设计进入另一发展模式。这里并不反对借用他国发展模式，但是首先应该选择真正适合本国的模式，且在实施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去伪存真，选择其中与本国国情相融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对理论进行创新性的完善。

4.3 创新型产业模式为人口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创新理论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关键在于政府和学界思维方式的改变，对国际经典理论不迷信不盲从，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待“舶来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创建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

以人口问题为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失业等方面，走入了因果倒置的误区，从根本上讲失业、人口数量、人口质量等问题是相对存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偏离本国国情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口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研究不应继续纠缠于问题的表象，而应该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国民整体经济社会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全面盲目自动化，忽视了我国人口众多、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特点，无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舍本逐末，花费有限的资金外购昂贵的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力，导致失业现象大量存在，而且由于这种结构性失业是外生因素(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引起的，与早期工业化国家不同，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容纳失业人群(产业国际自由转移与劳动力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动造成这一问题)，即“一千英镑”技术摧毁了“一英镑”技术，经济和人口问题以扭曲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有建立适合本国的中间技术产业，即“一百英镑”技术型产业才能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劳动力，使经济真正获得“人口红利”。这种中间技术型产业可以将科技含量高的“一千英镑”技术分解为若干能适应本地产业、本地技术和本土教育水平的新型“一百英镑”产业，这种新型产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地“一英镑”技术型产业的技术含金量，帮助提升国内经济和技术水平，使发展中国家尽快与世界经济接轨：另一方面，大量中间技术产业的存在能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使社会能平稳地渡过产业结构转型期，使发展中国家延长“人口红利期”，充分享受经济与人口发展带来的福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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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鞍钢.国情与发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5：74．［Hu Angang National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M］．Beijing：The university of Tsinghua Press，200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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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丰景．国内失业问题研究最新进展［J］．经济问题，2005，1［Song FengjingThe latest research on the unemployment in China［J］Economy Problem，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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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姚裕群，莫荣．中国城镇失业率为7％已进入风险区［J］．热点研究，2002，(10)．［Yao Yuqun，Mo Rong．China’s urban unemployment ratio has reach 7％,and is going to risk area now［J］Hot Research， 2002，(10).］

［8］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China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group. From a huge population country step into a strong human resources country［M］. Beijing：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

［9］ Kelley. Allen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8，126：1685～1728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办教育；培养口腔技能人才；产学结合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口腔医疗服务行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具有一定口腔工艺技术专业理论知识的技能型专业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实践性教学是进行职业技能训练，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中心环节，而校外实训基地在培养高职学生实践应用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学生在浓厚的职业氛围中锻炼和培养从事和胜任口腔工艺技术职业岗位的能力，使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升华，能力在实践中增长。因此，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至关重要。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既要掌握“必需、够用”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掌握基本的专业实践技能，关键是要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为此，在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方面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从世界牙科联盟2006年年会获悉，我国口腔疾病患病率高达97.6%，几乎人人都有牙病，但口腔医师缺口很大。牙医紧缺使口腔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我国医学高职教育的重头戏。随着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牙齿的治疗和保健越来越讲究，再也不是传统认为“牙疼不是病，痛起来要命”的水平，从牙病的防治到美齿、洁齿、修复等，齿科业务不断扩大，使相应的齿科材料市场日新月异。据统计，目前我国平均每1.5万人拥有一位牙医，这与世界水平相比严重滞后。现我国共有8万名牙医，其中只有一半是本科毕业的口腔专业技术人员，这与全国13亿多人口相比是极不符合国情的严重滞后现象[1]，民办院校及时抓住这一时机，结合市场人才需要，开辟了开办这一专业的先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归纳以下几点：

一、大胆创新，确立培养实用型人才目标

根据国情并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一支准入门槛比口腔医师低的口腔医学技师队伍尤为重要。西安外事学院医学院于2005年开办了医学口腔技术专业，就业方向为全国各级口腔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口腔科等医疗机构的口腔修复工艺工作，也可从事口腔义齿加工、牙病防治、牙科材料、牙科医疗器材工作。学生毕业后可考取的职业资格证书有：通过国家相关考试获得《中级口腔修复工》资格证书；历届专升本可考临近专业“口腔医学”、“临床医学”专业等。2005年外事医学院创办该专业时资金人力短缺，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开创者凭借临床多年的宝贵经验及对民办医学口腔技术教育事业的忠诚热爱，独辟蹊径，艰苦创业，以教育部2006年16号文件精神作指导，不断改进和落实“五双”建设方针，即“双师型”教师队伍；设置“双岗”教学课程；落实“双纲”改革（理论教学大纲、实践实训教学大纲）；加强“双地”建设（校内实验基地、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培养“双高”人才（培养实用型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2]。经过近8年的专业发展，现已初具规模。

二、进行课程整合，突出实用

在课程设置上除必要的专业理论课程外，主要是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从办学的第一天起就与专科医院和齿科材料生产厂家紧密挂钩，聘请有经验的高级技师为技能培训教师现场交流，传授技艺，为了强化技能训练，晚自习经常开放实验室，教师们亲临指导，严格要求，把技能技术考试列为主要教学监管内容，每学期开展现场模拟技术比赛，借以增进学生的专业技能兴趣。

在课程设置上，紧紧围绕培养实用型人才的目标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对一些基础理论课程及边缘学科的纯理论磕碜进行整合，压缩课时，而主要增加实践性课时。现开设的专业课程有口腔修复学、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工艺技术、固定义齿修复工艺技术、全口义齿修复工艺技术、口腔内科学、口腔颌面外科学、正常人体解剖学、口腔颌面局部解剖生理、口腔组织病理、牙体解剖学、口腔材料学。授课的专兼职教师都具有“双师型”资质，他们讲课生动、技能娴熟，责任心强，深受学生的欢迎。

三、产学结合是培养实用口腔技术人才的有效途径

据悉，近年来教育部已对民办院校办学做出明确的定位，即培养应用型人才[2]。在医学院主管领导的支持下于广州、深圳、珠海等发达地区（如珠海威登齿科有限公司、韶关丹雪公司）建立了产学基地，毕业生规定在生产基地不得少于10个月的生产实习，经济能考试合格后方能取得毕业证。为学生将来就业打下良好基础。口腔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走产学结合的道路，是学生学习在生产岗位上，就业在学习中，突出技能型培养，既符合教育部的要求，又满足目前人民群众对口腔疾病的保健要求。

学生在实习期间难以适应“学生”和“技术工人”两种身份的转换。学生与企业召集的未受过正规专业教育的农民工同工同酬，也造成高职学生心理极端不平衡。因此，学校与实习生应保持紧密联系，发现问题时辅导员及实习管理教师应及时给予心理指导，增强学生对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认知和理解，使学生更好地适应身份的变化，与其他员工和睦相处，为实习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人际氛围。专业教师应根据口腔工艺技术行业发展趋势给予学生明确的指导，使学生认识到高职的学生经历了正规的专业教育后，跟速成的农民工相比，有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能更快接受国际口腔工艺新理念和新材料的应用，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爱。据统计，外事医学院2011年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毕业学生就业率达97﹪左右，今年将有98﹪的学生已被产学结合单位提前预定或签约工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说明在不远的将来我国严重匮乏高等医学口腔技术实用型人才的局面将大大有所缓解，意义深远而重大。同时也证明民办教育实用性专业的教学改革只有走产学结合的道路才是唯一有效途径。

总之，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型口腔工艺技术人才，一方面，应当加强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除稳定现有实训基地外，还要充分利用区域经济优势，开拓新的实训基地；另一方面，要有效地利用实训基地，加强学生的技能训练，并借实训基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毕业生成为合格的口腔工艺技术技能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新华网2012年3月.

[2]教育部2006年16号文件.

[3]许会兰,张亚荣,欧洲,王艳玲.以能力为核心的护理教学模式在内科实习中的应用[J].护理杂志,2008,2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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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素华,王二丽,蔡.药学系实训基地建设的思路与对策[J].中医药管理杂志,2009,

17(2):139-140.

[6]杨晓新,杨勇,孙巨峰,雒新峰.产学结合型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及其效益[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3(1):55-56.

人口经济学范文第5篇

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人口、创新及资源环境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人口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破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中国人口问题的现状，以及带给经济、创新力等方面的影响，表达了作者对当前人口政策所引发的问题的担忧，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潜力最终由其人口的数量、结构和素质决定。

Q：如果不限制人口增长是否会带来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问题？

A：本书第五章从能源、粮食、水这些角度作了详细分析，总的来说资源并不是人们想象得那么紧缺，其实是取决于如何节约资源而且发掘潜力。比如现在中国依靠大量能源进口，但中国已经有很多新能源技术并且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中国将来有非常好的机会发展新能源。反而人口老化，创新、创业能力下降的话，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都会有影响。

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经济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在1万美元的时候，环境是最差的。因为那时候是制造业大发展，服务业还没有起来，人们主要是解决温饱数量上的问题。但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了，本身社会更加富裕，他有能力治理环境。所有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反而会趋于变好。中国现在可能还有几年的坏日子。但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政策是关系到将来二十、三十年人口数量和工作结构人口的问题，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

Q：人口年轻化会对国家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又是否会产生更大的就业问题？

A：2008年中国人口结构中最大的人群群体是20至40岁，非常健康，这是最富有创造力，接受新事物最快的人群，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是个黄金时期。但到2040年，最大的人群是50至70岁，老龄化非常严重。20至40岁人口从4.3亿降到3亿。

年轻人口结构对经济活力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日本。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还在8%左右。1990年以后老龄化指数直线上升，它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得非常快。日本战后低生育率也是其重要因素。年轻人口减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年轻人晋升的机会就少了，青年人的发展在老龄化的社会被边缘化。

有说法认为减少人口可以减少就业压力。这在中国经济还有大量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时，可能是正确的。但是2010年后，中国经济明显过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当民工荒和民工工资猛涨的现象出现时，人口少可以促进就业的论调就不攻自破了。失业率高的因素很多，现在经济学公认的最主要原因是僵化的工资体系，和人口规模没有必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