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长安乱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韩寒长安乱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韩寒长安乱范文第1篇

2、《我就是妖怪》。作者:张小花。

3、《谁说魔法师就一定要会魔法》。作者:天降小白。

4、《一个叫做龙傲天的保安》。作者:圈圈圈圈酱。

5、《摇摆女生》。作者:紫色女孩。

6、《护心》。作者:九鹭非香。

7、《长安乱》。作者:韩寒。

8、《九爷别这样》。作者:九鹭非香。

9、《听说你是外星人》。作者:三千琉璃。

韩寒长安乱范文第2篇

初一上学期快毕业考那阵子，我和爸爸去买水粉和画笔。店里人不多，一个女大学生而已。正巧店长的儿子做题遇上了难题，店长便招呼女大学生教她儿子做题。我一边把玩手中的毛笔，一边看那大学生，呵，五分钟了，一道三年级的数学题还没解出来！那女子自嘲的笑了笑，讪讪的离开了。

我爸顺便帮了店主的忙教了她儿子。离去时，我爸对我说现在的大学生连小学三年级的数学题都不会。我点头应合，心想这就是所谓的“80后”啊。学了前忘了后，学了后忘了前，学了中间的，两边的全忘了。

最近拜读韩寒的《三重门》，却实在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赞美他。实在想不出这小子的文字有什么吸引力，如果说《长安乱》是本还有点儿可读性的书的话，那《三重门》就是痴人的呓语罢了。

韩寒自称“大上海的一块金子”，我却希望大学之门对“这块金子”关闭，期限永远。

为什么？

韩寒长安乱范文第3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摘要：韩寒是“80后”作家的代表之一，青春与成长叙事是韩寒的创作核心，具有“自叙传”的色彩。在新旧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80后”，在个体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强烈地追寻“另类自我”，以此来昭示自我存在，在叛逆、出走、受挫、回顾的历程中完成了“未完成”式的成长。

关键词 ：韩寒；成长；“80”后；“半成人”

中图分类号：1207 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 08—0160—03

韩寒的小说基本上写的是少年期11—15岁）、青年初期（15-18岁）、青年晚期（18-25岁）年龄段的成长故事，它展示的是成长的过渡性，创造出的人物形象具有半成人”特质。可以说，传统成长主题小说是现实写作”，它由成年人写给未成年人阅读，旨在引导未成年人成长。现实写作基于“教育维度”，带有很强的目的指向性，小说本身的人物、情节和背景形成了自洽、有机的内部逻辑。“80后”写作是现在写作”，它是感时而发的，作者对人物未来的发展轨迹缺乏清楚明晰的设计，对过去的人和事更多的是缅怀和自省，没有明确的方向感的规定。所以：整个写作多是呈现状态的写作，具有很强的情景化色彩和生命现场感”。韩寒的成长小说以个体内在精神为成长主线，成长的结构模式相对模糊，但依然可以发现其中天真善良的年青人“叛逆漂泊愈加困惑精神蜕变”的成长脉络。

一、“闯不出的三重门”：反叛与空虚

少年期是人各方面剧变时期，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随着身体的日渐成熟，知识的增长，视野的开阔，兴趣和交际范围的扩大等多种因素，青少年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要求开始强烈起来。他们觉察到新的自我在扩张，即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相对来说，青少年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他们进入主流社会之前，他们是受社会主导文化塑造的对象”。如今处于边缘化地位的青少年，相比过去，更多的是在来自外界学校、家庭、社会）的名利关切中感受到被塑性乃至被阉割的无奈，他们与环境形成了紧张的对立关系，所以这个时期的少年，会出现叛逆心理，抗拒权威。

韩寒的成长小说具有自叙传”特点，主人公带有少年韩寒的影子，是一代应试教育制度捆绑下的80后”学生的写照。韩寒将家庭、学校、社会比喻为三重门”，门里的少年犹如困兽，在闯出大门的尝试中撞得头破血。《三重门》的主人公林雨翔是个很有批判精神的少年，他忤逆父亲的意志，偏偏不爱古文，甚至连韩非子是何许人都不知道了”。得到语文老师马德保的赏识后，林更是恃才狂妄。在父母反复“谈心”、补课、托关系下，林不得己以体育生的身份进入市重点，迎来了了无生趣的高中生活。无休止的长跑训练使雨翔身心疲惫，数理化英语门门挂科使他无地自容，但这都没有磨平他身上的棱角，他热爱批判现实主义”，在周记中针对学校的各种问题提出建议，并努力当上了文学社社长。他也因此成为了政教处针对的对象”，且他的文学理想在僵化的校园体制下也破灭了。《像少年啦飞驰》中的我”和铁牛是比林雨翔更典型的问题少年”。这两位看似老实的少年，入帮、打架、早恋，做出一系列荒唐幼稚之举。其中有两次提到铁牛跟我”设想杀死老师的过程，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与家族叙事中的弑父”有同种意味，具有强烈的解构色彩。《长安乱》是一部解构经典的武侠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故事中的我”从小被困在四面高墙的寺院内，对自己的出身、父母一概不知，也不知何时有了个师傅。平淡无味的日子与活泼好动的天性格格不入：我”一心想探宄自己的身世，并且渴望高墙外的天地，与师兄趁夜逃出寺院，还对意外发现的神秘的洞”充满幻想。可以说，少林寺的高墙无异于学校的围墙：我”也无异于天性贪玩、好奇的中小学生。

叛逆的高涨使少年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心灵困境。身处从儿童向成人跨越的过渡时期，少年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不愿桎梏于长辈设定的模式，从童年时编织的童话世界中解脱出来。然而他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这需要时间和经验，又不甘融入既有的成人世界，于是，心灵深处出现了断层，困惑路在何方：实际上，80后的反叛往往是为反叛而反叛，不清楚反叛之后的道路，当他们真正实现了反叛之后，结果也并不是一种满足，而是一种新的空虚与迷茫。这也许是青春一代反叛的必然和代价吧。”《三重门》中，雨翔萌生出出走的想法，却对前路充满恐惧，只感觉“也许放开这纷扰就自在，但放不开——比如手攀住一块凸石，脚下是深渊，明知怕不上去，手又痛得流血，不知道该放不该放”。《像少年啦飞驰》中的铁牛被学校开除，而小说也没有再接待铁牛的去向，根据铁牛早逝的结局，他走出学校后的经历可想而知。《长安乱》中的我”被师父要求离开寺庙独自闯荡，可是面对渴望己久的自由，竟不知出行的目的，徘徊不知前路。可见，青春期的少年越是反叛，越是空虚，他们的内心交织着理不开的躁动与脆弱。

二、漂泊在“一座城池”：流浪与迷茫

如果说《三重门》中的林雨翔还徘徊于“留守”与“出走”之间，那么，随着主人公的成长？出走”已经不只是内心的声音，也是社会、人生对青少年的要求。“流浪”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在路上”的孤立无援将人置于自我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全新的经历迫使青年重审自己的内心，认清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一般来说，成长写作都会深入“流浪”这一阶段，追踪主人公长大成人的重要经历。在这里，我们把韩寒的小说中，主人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离开学校和家庭远走他乡，都称作流浪”。

流浪的路途中，世界向青年们展示了现实：暴力、交易、欺骗、人性的丑恶……肮脏与阴谋无所不在，这是一个与幻想相背离的景象。在这个缤纷多彩的世界面前，他们对自我与真实产生怀疑，世界观与价值观发生急剧的动荡。韩寒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的在漂泊的路上陷入迷茫，或多或少有所改变。他们有的在现实的锻炼中艰难蜕变，以牺牲天真的本性换取了顽强的生存能力，如《长安乱》中的释然。从小与世隔绝的释然天性纯真，不谙江湖险恶。在旅途中他多次遭遇暗杀，中了好兄弟”万永的阴谋；林一夜之间遭受了灭门之灾，这激起了他的复仇欲望，他用剑杀害了四十几个人。“生在江湖，身不由己”，释然渐渐褪去了天真。此外，大部分的主人公被迫丧失了自我，他们的理想纷纷化为阳光下的泡影。例如《像少年啦飞驰》里，曾经心怀文学梦的中文系学生我”和老枪在盗版公司艰难谋生，现实磨平了他们的棱角，当年的张狂青年堕落为这个社会上最平凡的小人物。又如《一座城池》，藏垢纳污的社会将我”和健叔这两个灰色人物”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低，物质的匮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销蚀，他们浑浑噩噩度日，如同行尸走肉。更沉重的是，有的主人公以失去爱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换取成长之门的入场券”。《他的国》中，左小龙环游中国的梦想刚要开始便破灭了，交警因他的摩托车是走私车而扣罚了他，左小龙灰溜溜地回到了镇上，他想在高楼上思考，却被误认为是轻生者，在围观人群疯狂地逼迫下，他不得己跳了楼。等他醒来后，两个女人都离开了小镇，失去说话能力的他也丧失了与唯一的朋友交谈的能力。在韩寒笔下，初入社会的青年必然经历身心的激烈变迁，如《1988》中的青蛙实验”。温水是煮不了青蛙的：我”坚信现实没有想象的强大，不要拿现实改变自己做借口。为了证明我”的理论，“我”为女友孟孟演示这个实验，青蛙忍受不了高温要跳出锅时，孟孟猛地盖上了锅盖任青蛙在里面垂死挣扎，告诉“我”说，“这才是现实”。

以上成长受挫是必然的，因为未成年与成年世界有着厚厚的隔阂，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各自遵循着特定的文化价值体系，从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过渡，便意味着未成年人所依傍的青少年亚文化向成人把持的主流文化妥协，被合并和消融。人类文化学家研究结果表明，所有的青少年亚文化无非有两种流向：自动消亡或臣属于主流文化。无论是哪种流向，都注定会让成长者感到诸多不适，甚至迷茫、痛苦。妥协、放弃和无条件认同的阵痛，是青少年通往成人世界别无选择的选择。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永难填平的沟壑，让成长者注定会产生巨大的受挫感。基于此，有人将青春期比喻为一片难以通过又必须通过的沼泽地或雷区。可见，成长书写必须深入这个染色”期，将生活中的丑的包装撕开来呈现在少年面前时，使他们真正接受一场成长洗礼。

三、“我想与这个世界谈谈”：回顾与前行

任何一代人的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80后”也不例外，虽然经受了染色”阶段的磨砺，但青年不可能顿时长大成人，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消化这些经验，在对过去的回顾、回味与顿悟中渐渐成熟。传统成长小说中，一般都会出现一个引路人”，使情节发生突转，成为主人公成长道路的里程碑。但是80后”很难认同传统的思维观点，他们沉湎在自己的遐想中，对代表主流地位的权威人物父母、师长）不信任，甚至排斥，即使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也不乏他者或长者的指点，但是他们的成长转折并不是由引导者”的出现带来的，而是在自省”中渐渐实现，虽然过程缓慢，但结果是光明的。于是，曾经垮掉的一代”开始实现他们的突围，他们面对陌生的社会不再惊慌失措，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积累了成长的经验，前行的目标犹如乌云后的阳光，引导着青年追求新生。

经过染色阶段”的洗礼，青年面对现实不再惶惑如初。《1988:我想与这个世界谈谈》是韩寒的新作，续写着成长主题，展示出80后”在成熟道路上的跨越。它采用了插叙、倒叙结合的手法，讲述了经过受挫和迷茫后？我”辞去了记者的工作，开着1988年出厂的旅行车去监狱接一位朋友的骨灰。此时的主人公目标是坚定的，并且能以戏谑嘲讽的眼光消解荒唐的见闻给他的震惊。

同时，在不断的自我回首中：80后”开始明白“我是谁”、“我该做什么样的人”：‘我要去哪里”等人生命题。《1988》里，“我”不断回忆着少年时期的往事，怀念着在我”人生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们。勇于吞下对手的大子弹的英雄10号，多才多艺、热爱自由的高材生丁丁哥哥，修好了“1988”的朋友……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崇拜他们，“我发现我生命里所崇拜的都是那些热血的人们，虽然我不是一个冷血的人，但我的血液是温的，我总是喜欢看见那些热血的人们，我希望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我天生佩服他们，希望他们身上的血能够温热我的身体”。然而10号死于车祸，丁丁哥哥在去北方和这个世界谈谈”后就再没能回来，修车的朋友袭击化工厂被处决。“我”认识到是他们的性格导致了结局”，但还是鼓起勇气继续走他们的道路。即使我”迷失过，为了生存违背本心，但此刻的我”敢于做出主动选择，决定自己的去向。

于是？我”挣脱了社会的同化，坚信人性的真善美，对处境悲惨的娜娜动了恻隐之心，一路帮助她。小说最后，娜娜将孩子转交给“我”抚养，因为她相信孩子跟着善良的“我”会有更美好的人生。娜娜也许是去世了，或者怕自己的身份沾染了孩子。于是我”带着这个属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执着地要与这个世界谈谈。如娜娜说过的给你的，都是好的”，孩子是世上最纯净的生灵，寓意着新生和希望，“我”接受了孩子，也接受了自己的新生。小说的结局我”撒骨灰想到：“他们先行，我替他们收拾着因为跑太快从口袋里跌落的扑克牌，我始终跑在他们划破的气流里，不过我也不曾觉得风阻会减小一些，只是他们替我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摔落了每一道我可能要落进的沟壑，然后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其实10号，丁丁哥哥，刘茵茵，修车朋友，他们对于主人公的意义早己升华为一种象征，承载着自由、力量、纯真，这也宣告了主人公对成长道路的选择：依然要沿着本心出发。

由此可见，经过染色”阶段后，主人公能够在自省中获得一种顿悟”——原是佛教用语，意指苦修之后的明心见性，灵光闪现。“顿悟”一词后被引进经典成长小说，寓指主人公得以长大成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即经历了诸多挫折和磨难之后，主人公在心性方面获得突破，褪去了青涩的外衣走向成熟。但是，在韩寒笔下，主人公顿悟之后虽有启发，却未能获得长大成人的契机。正如《1988》的结局，在充斥着虚伪、罪恶和冷漠的现实中？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企图冲出包围，寻找并开始一个真、善、美的新世界。“也许我会在那里结识一个姑娘，有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会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你也许会为我流泪，但也许心中会说，你太蠢了。”明知不会实现，“我”毅然出发，寻找的无疑是一个令人心动的乌托邦，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我”展示着不愿与社会同流的成长姿态。

这也是80后”成长主题的特点。传统成长小说往往讲述主体被改造的社会化过程，而80后”的叛逆精神强于前辈，他们拒绝成长，演绎着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成长，甚至是反成长”的成长。“青春期的拉长”是这个时代的趋势，“诚如有些专家预言的那样，我们的时代由于进入了冗余时代，娱乐化和青春化是这个时代的基本表征”，。时代特征渗透进成长写作中，使成长者形象具有半成人”特质。因此，韩寒的小说运用开放式的结尾，仅仅对主人公的成熟和未来发展做准备，并未具体指明主人公的未来生活。尽管到文本结束时，主人公还或多或少处于迷茫的心境，作者没有明确交代他们是否可以长得成人，但是字里行间己透露出成功的光亮。

韩寒长安乱范文第4篇

对于类似安徒生童话里“说真话的孩子”质疑的质疑，可以说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童话时代。

在《皇帝的新装》中，安徒生写到勇敢的孩子说出真话后，戛然而止，留给后人无穷的想象。现代读者大多会关心“说真话的孩子”是否会受到群臣的责难，因为警惕公权力侵犯个体的利益正是现代政治的热门议题。也有好事者写了续篇，讲述童话之后的童话：“说真话的孩子”受到民众的悉心呵护，并在民意的期待中一如既往地“说真话”。日积月累，当反秩序的行为成了一种新的秩序，“说真话的孩子”也就成了这个领域的“新皇”。某一天，“新皇”走在大街上，又一个“说真话的孩子”及时出场，并且喊出：“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可是他什么东西也没写呀!”虽然麦田并没有喊出这句话，但并不影响他扮演后童话时代中“说真话的孩子”的角色。

2012年1月15日，麦田在博客中发表《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质疑韩寒的文章是由其父韩仁均和好友路金波，韩寒的形象是2人包装出来的。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韩寒是“皇帝新装”中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如今，在后童话时代语境中，麦田――又一个“勇敢的孩子”站了出来，指出韩寒是个没穿衣服的“皇帝”。麦田在博文里说，当年新概念作文大赛时，让韩寒一举成名的《杯中窥人》，出题评委李其纲是韩仁均的同学，韩寒出名其实是“拼爹”的结果。麦田还说，《三重门》之后，路金波是韩寒的背后推手，让韩寒不断骂人，从“骂教育”到“骂文化”，再到“骂社会”，把韩寒包装成为一个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麦田对韩寒博客做了统计，指出韩寒博客2008年“突然转型”，从骂陈凯歌、陆天明、余秋雨等文化名人转而批评社会时政话题。他甚至列出图表，指韩寒在紧张的专业赛车期间，仍然了许多批判性的博客文章。从而质疑这些文章是由他人，韩寒背后有一个团队，“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昔日“说真话的孩子”，如今却被当成虚伪的“皇帝”遭到另一个“孩子”的解构。韩寒怒了，被麦田激怒了，他认为这是“有罪推定”。“因为我没有办法证明我的文章是不是我写的”，他在1月16日的博文中说，“我是一个特别看重职业操守的人，这已经触犯我作为写字人可以容忍的底线……我不说清楚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的读者”。于是他采取了一个他认为“幼稚的方法来说事”――悬赏2000万请人来证明他的文章是由他人捉刀的。就在这一天，韩仁均、路金波也在网上回应了麦田。同时，诸多网友卷入论战，事件呈扩大化趋势。

2012年1月18日，麦田致歉后退场，“事了拂衣去”。但事情并未告一段落，而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因为方舟子登场了――这也是一个“说真话的孩子”，而且是专业的。

2012年1月18日至今，方舟子在自己的微博上连续发表《造谣者韩寒》、《天才韩寒的文史水平》、《韩寒的悬赏闹剧》、《论战事件“天才”韩寒的写作能力》、《“天才”韩寒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之谜》、《“天才”韩寒创作之谜》、《“天才”韩寒作品分析》等文章，并转发和评论若干他人文章，明确指出韩寒作品“”、“水军”、“包装”。对此，韩寒自行整理了1997―2000年间的手稿、通信、素材本等资料合计约1000页，“我写下的这些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韩寒认为，这些资料足以证明包括《求医》、《书店》、《杯中窥人》、《三重门》等均为自己独立创作，但这些并没有止住论战的脚步，越来越多的网友卷入论战。随着事态的发展超过预期，韩寒决定方舟子，告其侵害名誉权和作品署名权。韩寒好友路金波明确说：“鉴于方舟子在质疑过程中，多次使用明显歪曲的事实，多次进行误导的推理，得出与真实情况完全相反的结论，并大肆传播。造成对韩寒名誉权和财产权利的严重侵犯，韩寒向上海主管法院提讼，要求公开更正、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

方舟子论战韩寒事件，其中是非曲直，各有各说。网络调查中，支持方舟子的网友数量与力挺韩寒的网友数量不分上下。事件至此，似乎离落幕尚远，最终的较量胜负难料，但事件本身从一场学术对话演变成一起民事诉讼案件、一场大众积极参与的公共讨论，却是在意料之中。

法庭辩论与公共讨论

众所周知，童话时代有着明确的道德判断。在《皇帝的新装》中，皇帝昏庸，群臣愚蠢，而“讲真话的孩子”则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后童话时代，法律成为替代道德和界定是非的工具或武器。

无论是麦田，还是方舟子，都主张韩寒的文章另有捉刀人，这是在质疑韩寒作为一个“公共人物”程序上的合法性。既然在程序上都是非法的，那么实质本身是否合法都无关紧要。换句话说，如果连这些文章都不是韩寒写的，那么文章里写得再好，也是枉然。这对韩寒来说，“感觉是躺在地窖里中枪”。无故中枪后，当然要反击，韩寒的应对是拿出1000页誊稿，来证明这些作品是自己独立创作的，并于2012年2月3日向上海市普陀区法院递交材料，诉方舟子、刘明泽侵害“名誉权”和“作品署名权”。显然，双方的证据都缺乏足够的力度。麦田和方舟子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结论，从法理上来说，这不是直接证据。韩寒所提供的手稿，虽属于直接证据的范畴，但只能证明这些手稿是他写的，而无法证实这些文章是他独创的。

当然，从这个案件来看，属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范畴。韩寒犯不着“开腹验凉粉”。但韩寒作为公众人物，他在法律上必须比一般人向公众舆论让渡更多权利，在案件中承当更多的举证责任。这是保证公众事务的辩论广泛公开、富有活力的需要。包括方舟子在内的任何人都有权对韩寒进行质疑和批评，哪怕存在个别细节的失实，从而有损韩寒本人的名誉，“因为真理传播需要这种生存空间”(美国大法官布伦南)，但这并不意味着方舟子对韩寒的言论没有界限，带有主观恶意的诽谤并不受法律保护。

按照韩寒现有的诉讼思路，这是一场注定令法院为难的官司。法学教授乔新生认为，尽管双方都试图通过法院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法院无法对一个人的思想做出司法裁判。如果法院贸然对韩寒的创作能力做出判断，将会超越法律的权限。如果法院要求方舟子停止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又会损害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即便最后法院“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判韩寒赢，也无法终止一部分人不接受判决结果，继续相信韩寒是“人造”的。他们甚至可以继续发表质疑的言论，但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都是公众的权利。韩寒无权干涉哪怕是已经公认的荒谬言论，法律只会提供其言论保障。反过来，如果法庭判决方舟子没有侵权，也并不意味着韩寒的作品有他人。法院只能判断方舟子的言行有没有构成法律上的侵权。

由此看来，这场官司无论方舟子还是韩寒，获得完胜的机会都是零。那么韩寒为什么还要去进行一场难以获胜的官司?在后童话时代，法律对道德的褫夺，致使道德隐退，并非完全消逝。当韩寒发现法律失效的情况下，便开始寻求潜在的道德自证。

韩寒回应麦田的质疑时，曾经打出2000万的“悬赏广告”。这一“悬赏广告”的性质，与其说是一份合同、一个契约，不如说是一种自证清白的手段。这种自证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就像日常生活中，情人之间经常用“我若负你，不得好死”来表忠贞一样。所以，“悬赏广告”才会出现在博客这种非司法场域中。同样，韩寒宣布要方舟子，也可视为一种“证明”手段。不论其最终结果如何，这一姿态本身旨在告诉公众：我是站得住脚的，我愿意接受司法过程的检验。由此可知，韩寒并非真的想“法办”方舟子。事实亦如此，2012年2月13日韩寒又向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书。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宏大背景下，人们往往喜欢用经由普法而进入日常语言的法律术语来规整和表述公共事件，而忽视了法庭辩论与公共讨论之间的差异。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郑戈认为，“韩寒受到质疑的名誉，主要不是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学声名，而是作为一位‘青年偶像’的符号性资源。”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法律能捍卫韩寒的文学声誉(作品署名权)，但无法维护韩寒作为一个“青年偶像”的形象(名誉权)，因为这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在公共领域，法律规范之外还存在着道德判断。“青年偶像”这个符号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杯中窥人》、《三重门》、《长安乱》等文学作品，“应试教育挑战者”、“体制批评者”、“直言不讳者”和“赛车手”等各种形象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当韩寒这个名字具有了这种符号意义之后，他便因其公共影响力而成为一个“公共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公共利益。作为青年偶像，韩寒的形象无论多么完美，哪怕完美得令人不忍怀疑，甚至不能容忍丝毫怀疑，都不能在合法性上自证。所以，对他那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之路”进行分析和质疑，完全符合公共利益。通俗点说，即韩寒的“成功之路”会不会对大众产生误导。毕竟，这与大众的利益，尤其是身处叛逆期的青少年成长休戚相关。

显然，麦田和方舟子的质疑韩寒事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正是法庭辩论与公共讨论的不同之处。

偶像的崩塌与自我救赎　“上帝死了!”如果仅仅从无神论的角度来理解尼采这句“疯话”，显然不得要领，这分明是后童话时代的伦理叙事：启蒙之后，偶像步入黄昏。

作为一个“说真话的孩子”的韩寒，最大贡献在于敢说“真话”。吊诡的是，如今却遭遇到了另外的“说真话的孩子”的“真话”。用韩寒的话来说，这是“一场灾难”。然而，这场灾难还远未结束，2012年2月6日，方舟子被孙海峰指责剽窃他人的作品，“打假斗士”被别人“打假”。很快，方舟子便从“说真话的孩子”的角色跳转到“皇帝”。在后童话时代，“真话”成了一个符号，在喊与被喊中，“皇帝”和“孩子”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有些模糊，而谈论偶像变成一件荒唐的事情――偶像的标准，谁能说得准呢?　“那个获誉无数的公民韩寒，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被社会和大众特别是被知识界精英幻化出的一个精神偶像”，有网友这么说。但在“皇帝新装”的围困中，更多的人是希望有一个孩子出现，希望这个孩子喊出他想喊却不敢喊的声音，韩寒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所谓“公知韩寒”、“公民韩寒”，身上聚焦着大众期待的目光。问题在于，韩寒是否承担得起这份期待?以韩寒的知识储备和理性思辨，是否能够在不同的领域内为大众提供一份份正确的答卷?韩寒骂教育、骂文坛、骂社会，其愤世嫉俗的行为，的确引发了转型社会反叛大众的共鸣，但韩寒并没有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仅仅是站在预设的道德制高点上，以形象去引领大众，而非以专业和思辨去征服大众，这种道德预设恰恰是对道德的僭越，于是，在一种相似的道德语境中，韩寒“关公战秦琼”似地遇到了方舟子。

当然，韩寒有破而不立的权利，但韩寒的尴尬却不能反证方舟子的无辜。现在的方舟子就是几年前的韩寒，他们的成名之路有很多相似性。如果说韩寒是前一任“说真话的孩子”，那么方舟子则是后一任“说真话的孩子”。韩寒是前一任“皇帝”，方舟子就是后一任“皇帝”。韩寒的叛逆附和了大众的质疑精神，方舟子的固执激发了大众解构的冲动。这一刻，庄周为蝶，蝶为庄周。当社会中只有一两个“方舟子”，大家应该将其视为英雄。可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方舟子”，以“莫须有”的方式，以“我觉得”、“很有可能”的口吻解构他人或自身被解构时，民众就应该对其保持警惕。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些或许有着言论自由的考量，却未必都符合道德。个人行为的正直与否，不能只看是否合法，任何法律，只要看上去有损于道德，便会产生宪法问题。再者，“永劫复返”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并不能完成救赎。

偶像的标准还是在于“真”。只是，这种“真”不只是一种姿态，而且是客观事实。比如说，一个出色的赛车手积极参与一场关于赛车经验的演说，而对政治、哲学这一个业余爱好则保持沉默；一个优秀的作家进行大量阅读、思考深邃和批判性的创作，而与大众则保持适当的距离。这种低调不是退让，而是最起码的自持与超脱，是一种智慧的力量与人格的自省与规避。

韩寒长安乱范文第5篇

潘：张心园啊，游记我看完了，写得很好，每篇都不错！怎么样，谈谈你的感受吧。

张：潘老师好！谢谢您的鼓励。这一次东北之行，真让我收获多多。东北的冬天太美了！到处银妆素裹，分外妖娆，我真正体会到了的词《沁园春・雪》的壮美意境。在东北的那几天，不知怎的，我的心里总升腾起一种悸动，仿佛自己的心灵深处正酝酿着某种语言，渴望与脚下的大地对话，直到现在还沉浸在美丽的回忆中……

潘：你说的感觉使我想起了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她叫许力。2000年夏天，18岁的许力完成了一次自助旅行。她以古人行舟的方式，纵横水乡，并完成了《漫游江南》这本书。她说，当她夜里躺在小舟上仰望星空的时候，心胸一下子变得异常开阔。你踏雪东北的豪迈与她泛舟江南的浪漫都表明了一点――我们同脚下的大地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同陌生而又神秘的生存体验有着天然的默契感。你想想看，庸常的、日复一日的生活对人的消磨有多大，萎顿无趣，单调苍白，大脑与心灵越来越缺乏灵性，目光越来越僵直，思想越来越单调，笔端越来越干涩，至于诗意，那更是荡然无存了。你和许力之所以有这样的冲动，那是因为你们不愿使自己的心灵附着太多的苔藓。你们渴望新奇的体验，想在蓝天白云、黄土高山下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张：是的。正是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渴望驱使着我。记得小时候写作文，常常苦于没有可写的事。老师说要观察自然、观察生活，那会儿不懂，现在想一想，觉得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没有生活体验是无法进行文学创作的，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总有这样的体验，一旦投身大自然的怀抱，我就有一种想应和、想咏叹、想宣泄的冲动。

潘：这是一种美丽的冲动。写作不能闭门造车，创作的源泉在于生活，在于生命。一个缺乏生活、生命体验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的。现在的教育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体验的价值，其实也包含这一点。人是什么？人是天地之精华，庄子说“御天地之气”，强调的也是人与自然的融合。对于这一点，其实古人早就有精彩的阐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中国古代文人终其一生所作出的经典性总结。唐代大诗人李白说过：“大块假我以文章。”西方大哲维特根斯坦也说过：“我的语言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界限。”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生活表层之下深藏着的“真实的存在”和“本质的东西”，都在我们脚下的大地之中。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律令，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苍穹。”这里我想加上一句，还有一件是我们脚下坚实的大地。

张：老师，经你这么一说我忽然明白了许多。很多大诗人、大文豪都是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人。李白云游四方，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才创作出锦绣灿烂的华彩诗章。曹雪芹如果没有尝过家道中落的艰辛，怎么能写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呢？

潘：说得对。比较典型的还有三毛、余秋雨等人，相信你一定读过《撒哈拉的故事》和《文化苦旅》。这里我想说一说沈从文。打开沈从文的书，无论是《湘行散记》还是《边城》，中国人枯叶一般飘零的诗情终于在一片深沉而美丽的森林中有了依傍，有了沃土。他笔下的湘西文学，似乎总有与两千多年前屈子气息一脉相承的东西。其间牧歌式的诗意，弥漫着的凄美，都是他的心灵与湘西山水对话的结晶。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远的姑且不论，我们再来谈谈近的。你对韩寒、郭敬明是怎么看的？

张：说实话，我对他们没有什么研究，他们写的书我看得也不多。客观地讲，他们都很有才华，很有个性。哦，对了，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是不是有成就的作家都是极有个性的人呢？

潘：那也不一定。但有一点，特立独行常常是一个作家追求的气质。正因为与众不同，他们才能发现生活中独特的东西，升华到他的作品中便形成了艺术个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特立独行是美丽的。回溯历史，屈原、陶渊明等哪个不是富有个性魅力的人？关于韩寒、郭敬明，我想说几句。跟你一样，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也不多。应该说他们确有才华，拥有众多的“粉丝”，但我总觉得他们的文章不够大气、厚重，有点像流行歌曲，而不像交响乐。韩寒的作品《长安乱》尤其给我这样的感觉。如果他们不补上生活这一课，总有一天会江郎才尽的。但愿我不是“杞人忧天”。

张：说来说去又转到“生活”上来了。这一次我去东北，最简单的缘由是去看雪。我有看雪的情结。我生在广州，长在广州，广州没有雪，可我的心里有。小时候读童话，总能读到描绘雪的文字，印象最深的是白雪公主。可以说，童话的美就在于它弥漫着一层雪一般圣洁的意境。长大后读古诗，读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燕山雪花大如席”等诗句，只能借助想象去感受。所以这一次我去东北，选择的就是东北普降大雪的时节。雪真的很美，我甚至觉得四季里没有雪是一件让人感到悲哀的事。这也是广州在我的印象中一直灰头土脸的原因，尽管我也爱这座城市。

潘：你有些激动，当然，了却夙愿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能不能给我描绘一下你所看到的雪景？

张：很抱歉，我找不到让我满意的语言，我觉得至美的东西是用语言无法描绘的。我拍了一些照片，自我感觉还不错，老师您想看的话，我可以把照片发到您的邮箱里。

潘：“天地有大美而无言”,当我们面对它时常常会被震撼得目瞪口呆。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东坡居士很懂得其中的奥妙啊！

张：自然是我们的家园，而“行走”则是一种策略、一种理念。老师我还想问您，这种策略和理念是你的作文教学所追求的境界吗？

潘：是的，我一向追求宽松、自由、灵动、充满着浪漫情怀的语文教学境界，我也一向主张把文化的、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等多种视角引入到我的语文课上来。近几年来，我常常带领你们围绕一个主题，用历史的行走、文化的行走、精神的漫游等方式，激活脑子，放飞心灵，大胆上路，去寻找语文学习的归宿和精神家园，开开心心、切切实实地感悟写作的魅力。你们希望从乏味机械、刻板僵化的作文课中挣脱出来，走向宽松自由、真正缘自内心深处的写作天地，然后使文章达到意气飞扬的境界。你们的需要，就是我的追求。于是，借一个主题、用游学的方式来发掘作文资源、激发写作欲望的作文教学模式便初现轮廓了，我把这种模式称作“绿色作文”。我的具体策略是：带你们进入到一个真实感性的写作环境中，引导你们运用已有的阅读经历和情感体验，用联想和想象去和人生对晤、和历史对话、和自然交融，然后，以你们独有的欣赏角度、独立的理解悟性、足够的才情去表达、去倾诉，或者什么也不写，只是为了积淀、蕴积，以待来日勃发。比如说，我们可以上白云山观赏风景，可以去南越王墓触摸历史，可以到陈家祠领略灿烂的岭南文化……只可惜，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张：是的，这确实是不错的主意，如果能付诸实践，同学们肯定很有兴趣，比闷在课堂上写作文要有趣得多。您的语文课，仿佛一直在以某种力量催促我们走，在神秘而厚重的大地上行走，在书本所构建的虚拟空间中行走。行走之中，不知不觉的，我们有了自己的精神追求和浪漫情怀，写作的底气也渐渐厚实起来。

潘：你们有这样的感觉，我感到很欣慰。行走，就是让大家在具体的空间环境中去体验历史文化。在我们的文章中，地理空间环境，不应只作为一种背景或舞台，在最初的叙述后便烟消云散，它应该和空气一样弥漫、渗透在文章的各个角落。余光中评价余秋雨，说过这样一句话：“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飘地走进他的《文化苦旅》。”我很赞同“知性融入感性”之说，这里，行走起到了纽带的作用，它促成了这种融合。笔杆，在行走中摇曳；情感，在行走中丰富；心灵，在行走中放飞；思想，在行走中深刻。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写作？过去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不深，现在我有了自认为准确而深刻的把握，那就是写作就是为了表现自然、表达自我、演绎生命。写作是生命的律动、生存的需要；写作是情感的抒发、心灵的交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是在用一种世界上最美丽的、最富有表现力的文字写作；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感到很充实，因为我是在用我的生命教我的学生能拥有同样的幸福。记得有一个女作家说过这样一段话：“为什么写作？首先是因为快乐。我静静地坐在案前，用文字梳理纷乱的思绪，在幽幽的叙述中，我看到了光明，见到了彩虹，感受了温情，领悟了诗韵。写作的时候，我的表情一直是微笑着的，在幽暗的光影下，我用心灵去体会春天。窗外闪烁的街灯是我的星辰，遥遥的车声是我的蛙鸣，凌晨的寒意是我的秋雨，白色的窗帘是我的冬雪，我寂寥在生命的寒暑里。但我仍歌唱着、微笑着，天亮了，阳光是那样灿烂，世界本就这么美好！”你看，她说得多好啊！我想这番话对你也会有启发。写作不该是痛苦的，它原本就是快乐的过程，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