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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 现代阐释 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它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养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课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涉及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该课程的讲授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教者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认为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是必须的;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进行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认为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还有的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进行整合,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发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是一个研究队伍庞大,研究领域广阔的成熟学科。然而,与学术研究的红火相反,课程的教学研究一直相当冷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观念僵化、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调等问题十分突出,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身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等特点,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新把握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如何在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现代阐释
1.教学内容的阐释要与时俱进
教师要在遵循传统讲授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新的认知,即如果仅只是以古代佐证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讲授的东西限制在古代范围内论古代,那么这种教学毫无意义。教者必须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从古代通向现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要对当代大学生的现代生活、情感、审美、价值观念产生作用,产生现代的新意识,为现实服务。要真正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当下所用,增强古代文学的现代意识,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拉近古代作品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引发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育化学生心灵的效果。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问题。
2.教学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应难易适当,教学重点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让文学作品感染人,文学形象鼓舞人,文学事件教育人,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彰显古代文学作品内涵所蕴涵的魅力,课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从教学大纲所选的精读篇目中确定课堂精讲内容,由浅入深,选取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内容,以名家名篇为主。开展以作品赏析为主的课堂讨论活动,培养学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透视现实人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对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写作能力等实际能力。
3.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都是以教师课堂讲授,并且结合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对教学资源实现共享,但是其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经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比较低。“慕课”平台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它可以使全球范围内有关古代文学教学的资源实现共享,“慕课”平台的使用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慕课”与原有的只提供课程资源的名校视频公开课不同,“慕课”实现了教学课程的全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学习者可以完成上课、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的全过程。
当前,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在社会行为上显得孤独、冷漠,对社会、对集体、甚至对亲人朋友,他们缺乏基本的友爱之情,表现出狭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发的生命悲剧日益增多,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高校开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们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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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是一种健康的锻炼方式,体育运动中有一些是竞技型的活动,与同伴之间的相互搏击有很大的关系性。有些体育特长者不仅身强力壮,还在搏击、砍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造诣。因此,从古至今,所有练习武功和刀剑的人,都十分注重自身的道德熏陶。
我国古代也有很多文学作品对这些道德高尚和严以律己的人进行歌颂,而对于一些居心不良、欺世盗名的人则进行批判和讽刺。在清代纪昀着作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录了打虎的事情。书中说道安徽旌德县有老虎已经打伤猎户多人,于是当地人特地去请远近闻名的唐氏打虎家族,把人请来后,其中一个是老翁,已经长满了须发,并不断地咳嗽;另外一人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众人对此感到十分失望,但在最后还是依靠这祖孙两人的力量杀死了老虎。从这一则故事中可以得知,祖孙两人自身拥有不凡的绝技,但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有需要的地方,而并没有以来博得众人的热捧。在《清史稿》中,王来咸是一个专门帮助人解决纠纷的人,有一个人愿意出高价让他杀害他的弟弟,王来咸果断地拒绝了。他认为兄弟之间的不和睦很多都是为了争夺家财,但不论责任在谁的身上,兄长找人去伤害弟弟都是禽兽行为。只要是真正武艺高强的人,往往都是不轻易显露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地使出自己的绝招来伤害他人的。
在《甘凤池》一书中,大力士张大义听闻甘凤池的名声后,特地从济南来到了京师想和甘凤池一较高下,但甘凤池拒绝了他,而张大义则执意要和他比武,并在脚拇指上佩戴了一个铁套,意图通过这样来处死甘凤池。出乎意料的是甘凤池借助他的脚,反而使张大义的拇指套入了铁套之中。甘凤池在扬州的时候遇到了身强力壮又懂轻功的马玉麟,马玉麟看到甘凤池坐在地上心中感到一阵不悦,于是要和甘凤池比武,但在最后他却十分羞愧地狼狈而逃。最有趣的是清代吴炽昌着写的《淮阳难子》中,描写了一群脚夫和一个力气可以劈断树木而又十分自大的人,这些人竟然都不及一个遇难沿路乞讨的女子。最让人深深折服的是当这个女子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后,她父亲严厉责骂了她,训斥她不应该用泰山压顶势来伤害别人,并责骂她说,这样的行为是会“败人衣食”的。
从中可以看到其父是一个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情操的人,而这个女子也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施以颜色的,并不是做得很出格。这些摘选自不同朝代和文本的故事,都采用生动的语言和情节来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思想道德和个人的修养在一个擅长武功的人的身上是很重要的。在《礼记?射义》中也记述道,一个惨败的将军和亡国的士大夫以及不能守护家族利益的人虽然不能参加射箭活动,但对他们应该以礼相待,这是因为永不倦怠的学习和根深蒂固的礼仪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从中可以说明,体育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它的总体状况可以集中展现出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程度和水平,而反映在个人的身上,就集中展现在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之上。
“ 中国 古代文论”学科的出现与中国 现代 学术形成过程中西方学术体系的引进有着密切的关系。上个世纪20年代,在日本学者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刺激下,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撰写文学批评史,然而所认同的学术理念和 方法 不外乎“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一种。所以,中国文学批评史 研究 从其草创期开始,就是在现代学术眼光观照下的一种学术运作,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本身确实是研究者谋求使传统文论语话朝着现代文论话语系统转化的产物。总体而言,古人并没有西人那样强烈的 理论 体系建构意识。从集部所附的与现在我们所称的古代文论学科相关的“诗文评”所体现的 内容 及其言说方式看,与现代学术中的文艺学的表述样式差异甚大,其中感性体悟和事实描述的成份要远远大于理论推阐的成份。近代西方学术运作的模式是将所谓的“理论”从事实中抽取出来,将它们与多要素混杂的具体性相剥离,形成了所谓的“概论”、“原理”等,体现到具体的学科上就有了一系列似可独立演进与表述的理论系统,一般每一学科均有一概论或者××学之类的东西,用以阐述该学科的范围、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这一学科所涉及到的基本知识和关键性的理论 问题 。从20世纪初、中期的情况看,不单单是文艺学领域,学术的各领域在当时都在大规模引进各种西学体制,从而极大地 影响 了后来中国现当代学科体系、体制的正式确立。我们最初及后来延伸开来的古代文学批评史编撰体制即与这一重要背景密切相关,并且使得原来混杂一体的文论面貌向一较为单纯的、也更注重理论概念演绎的方面渐次汇拢,终于奠定了以后文论研究的主要路径。
从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实情看,这种学术思路的长期传承导致了这样一些问题:一、批评史和文学史的割裂。在古典状态下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十分密切的,古人的理论观点并不是架空设置的,多数是直接针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而发的,从而表现出批评史对文学史的强烈依附。因而,如果一味地将批评史从特定的文学史中剥离抽取出来,不注意二者的原初生存关系,在批评史书写中缺乏对此充分的揭示,便导致批评史成为孤单的范畴、概念、术语、命题等关键词之汇总,使人无法知道这些文论观念在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氛围中产生的。批评史与文学史界限的划分,使得批评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俱高度专业化,各自在追求自足的过程中走向封闭,从而使研究批评史者与研究文学史者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二、文论史与宽泛意义上的批评意识的割裂。在古代文论的原生状态中,许多批评观念并不是以范畴、命题等的形式出现的。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它的包容面要宽泛得多,范畴、命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多样具体的批评观念错综交融地构成了一时期批评的总貌,而如果仅找出若干具范畴形态的概念来说明一时期、一阶段的文论,不仅会筛选过滤掉那些隐含在大批评实践中的、理论抽象化程度不太高的批评观念或批评意识,同样也会导致学术上的片面性、随意性。三、批评史与复杂的文化语境的割裂。批评史研究有其特定的对象,虽然批评史书写不一定非要将对文化语境的认知写进研究成果之中,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舍弃对后者的研究。这个道理由于这些年的学术进展已变得容易理解和接受,并使古代文论的文化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中最有学术展望价值的一个方向。但这在上一世纪90年代前却是较陌生的,那时的研究虽然也较为重视所谓 社会 背景的考察,但毕竟与现在的重视文论观念、批评意识所形成的真实、具体的文化语境的阐释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均有距离。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对批评史研究学科史的反思是必要的,甚至有必要扩大到对整个批评史学科构成机制与运作模式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具有学术思想史研究意义的。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中,对传统文学批评的话语及其体性、体貌、体式进行还原性质的研究,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的真实、完整的形态,并且 总结 、归纳出其中所涵之思想和知识,对于批评史研究的学术推进意义重大。
二
研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当年郭绍虞本来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着作,但因为文学史涉及面过于宽泛,难以把握,所以他决定先从一个侧面入手,于是就写出了一部批评史。他写批评史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文学史,是在文学史的大范围内开出一个小的领域。实际上在他看来批评史应该是附属于文学史的。出于印证文学史的目的,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研究者面对古代文论话语资源时就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单纯以一种理论的眼光来看待它,同时还注意从具体的与诗文创作的联系中来评定其价值与意义。在第二代研究者那里,例如敏泽、蔡钟翔、张少康等人,批评史着作的撰写情况就有所变化了,因为此时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已经普及,更多的西方文论体系相继引入。在这些理论话语体系的刺激下,这些学者力求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郭绍虞等人当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郭绍虞本人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理论论着),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在学科意识和某些文学观念方面,还没有像后来的研究者那样形成过于强烈的理论体系建构意识。那么,我们现在进行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持有怎样的目的呢?如何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特色呢?这应该是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古代文论的 研究 范围受到文学观念的 影响 是毋庸置疑的,但文学观念并不是影响学科范围形成的唯一因素,而研究目的对学科范围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学科草创阶段,研究者们同时还要关注学科建立的 问题 ,以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的学术进步,同时也为自己规定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言说领域,并取得在此领域的话语权。所以,凡是一个学科建立之初,也正是关于其研究目的、对象、意义以及 方法 的讨论最为活跃之时,陈钟凡的《 中国 文学批评史》开头两章专门讨论此,罗根泽同样在其着作的《绪言》中分十四小节就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种种看法作了全面的阐发,作了一次学科“发言人”。大体而言,早期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在于将古代文论话语从与其共生的文艺、文化话语系统中剥离抽取出来,为自己的研究确定阐释对象,这同时也为这一学科划定了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在中国 现代 学术版图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性是存在着的,但这一学科性仅仅具有相对性,也就是说,是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一般文学原理研究相比较而存在的。就时间顺序而言,也是先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这样一个学科,在此启发、影响下才出现了批评史研究这样一个学科。尽管在现在的学科划分类目中,古代文论研究已经不属于二级学科,而降为一个研究方向,但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它还一如既往地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研究面临着学术创新的艰巨任务,而传统文论成为这一创新的重要的 理论 资源之一。这同时也为古代文论研究提出了学术创新的要求,所以如何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如何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一个超越,便成为我们进行学科反思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重视古代文论的资源价值,在于古代文论所包含的思想、知识、方法对于新世纪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转型具有重要参借作用,而关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思想、知识、方法的研究,实际上需要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展开,也就是说只有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形成的文化语境之中,深究其生成演变的轨迹和文化逻辑,以及它们与同处一个思想、知识共同体的其它话语形态的关系如何,方才可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向纵深 发展 。如此说来,我们确实不应该囿于已经形成的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范围,而对于在学科意识支配下过于追求体系建构所带来的学术负效应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如果说早期的研究工作是一个“过滤、醇化”的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是由醇反杂。前贤们是从整体性的话语形态中将文论话语剥离抽取出来,我们则要将孤立的文论话语放回到整体性的话语 网络 中去。在学术研究中,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选择,而不同的研究方法又必然地导致研究范围的改变。在目的、方法、范围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研究范围的改变也会进一步影响到方法的调整。这也就是说,古代文论或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具有弹性和开放性的,是在目的、方法、研究范围三者间的不间断的互动中不断深化的过程。
此外,还存在一些需要更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是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中所遇到的如何回应西学的问题。“五四”前后这个问题很突出,大家都在讲“中学”、“西学”,人家有什麽,我们有什麽,学科对应问题受到普遍重视。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一问题已不太迫切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长时间 政治 对峙产生的学术方面的隔阻,中西学术差异、差距等一类的问题又受到关注。现在虽说两种声音都有,有主张以西学模式来改造传统文论的,也有倡扬坚持民族主义的,但如果悬置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等外附的意义,仅从学术推进的方面讲,对西方史学、文化学领域近百年积累的成果与经验的汲用,仍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在早年的模式移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放弃与世界学术的不断交流,尤其是在当下的学术文化语境中,我们更不应该拒斥新的学术视野。当然现在我们愈益认识到西学模式也是有层次、类别之分的,不可笼统而论,就以上提及的问题看,并不是指对一般意义上谈论的西方文论的借鉴,否则又会进入到其他层面的话题中去了(如“转换”的话题),甚至再次回到前面所说的“概论”、“原理”的框架之中。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一种史学—文论史在学术研究的类型上首先属于一种史学,而在这个层面上,中西研究有其共通之处,其方法应当是超越意识形态而具普泛性意义的。总的来说,在充分肯定已往研究的学术成就的前提下,也应该看到其在研究的类型、层面、方法上仍比较单调,包括所谓实证方法的处理也很简单、单调。因此,无论是更新学科范式也好,开拓学科疆域也好,都仍离不开向西方学术 学习 的事项。
其次是学科的内在演化问题。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一些显在的学术意图及对之的公开表白,更应解析促使某种学术态势成形与转向的力量。虽然如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便强调了批评对文学的后发性,这表明他本人是充分认识到批评史与文学史之关联的,但如前所述,由于所使用的编纂模式的某种潜在导向性,使得批评史已开始与文学史相脱节,直到后来的研究越走越远,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自然 是多方面的,但是学科自身有一自足化过程这一点却无论无如不应该忽视掉。正如现在的文学概论与文学创作实际相去甚远一样,似乎如果没有了距离,一个学科的独特存在性和特殊规则性就不易反映出来,但我们认为批评史毕竟不同于批评,更不同于理论、概论,仍需要回到过去的批评史状态中去寻找它的基本面貌及它与文学史的本来距离,至少这可以作为当前批评史研究反思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予以体认。
需要引起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上个世纪学术界最繁忙的是引进体系与构造体系的工作,反映在史的方面,就是各种“通史”的大量诞生,仅以商务版3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丛书”而论,一揽子就推出几十种分类通史,可见当时对这一模式的热衷程度。实际上,这些通史基本上都只是一种简要的轮廓描述,里面的细节大多未经深入的个案研究,也就是说,在未有具体研究的情况下,便在印象的基础上先有了总体体系。不可否认这段时期也有一些深入的个案研究式的探索,但通史的编写却往往替代、掩盖,甚至抹煞了具体认真的学问方式,尤其是编写通史比之于个案研究更具规模效应,能迅速成为一时的“大家”、“名家”,当然给学人确定了一个颇富诱惑力的目标。这种模式一直影响至今,并给后来的研究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客观而言,一个人的学力以及从事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不可能保证他在有生之年对批评史所有环节、所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在包括批评史在内的各种通史撰写中,书写者是无法做到对所叙写的 内容 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心得的。由于不可能一一去阅读原始典籍,并且发掘出其中未被注意的问题,而导致大量的原始材料被搁置一边,更谈不上对各种批评现象的原始情境加以认知,以及进行有效的富于原创性的研究。可以说在通史的书写中,这种情况都有局部性的存在。虽然不能穷究所有材料,不能吃透所有问题,但作为论定一个人是否为该学科的权威的一部通史着作还是要写的,且写的越早越好,那么除了自己研究有素的部分而外,余者就只能停留在事实表面,无法通过综合更多的史料对之作新的判断,因此很难发掘出新鲜的观点及作出有价值的考证。在这种所谓通史模式的影响下,批评史研究的道路便只能越走越窄。
【关键词】多媒体; 语文教学;兴趣
古诗词教学必须根据其文学特点,不仅注重领会其精练、富有鲜明节奏和韵律的语言,而且更应引导学生领悟诗人那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诗人那丰富的想象往往跨越时空、主题、情思、韵味的表现,其表达方式的运用,节奏的处理,无不展现美的身姿,从而产生巨大的审美价值。在这里,多媒体那缩短时空,增加信息密度,扩大信息容量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今天多媒体技术已经能够把语音处理技术、图像处理技术,视听技术都集中在一起,非常方便地把语言信号、图像信号先通过数模转换变成统一的数学信号进行储存、加工、控制、编辑、变换、查询、检索。古诗词教学中可以利用多媒体化理性为感性,化静止为形象,通过视听等器官,对人产生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量。
一、多媒体条件下的情境美
古诗词教学要求的就是能创设一个良好的情境,使学生沉浸于诗情画意之中,如身临其境。比如在“多元益智理论在中学课堂中的运用”课题的结题,结合这个课题我利用多媒体声像集合的特点上了一堂公开课。以《雨霖铃》为例,《雨霖铃》是一首抒发离愁别绪的诗词。当时作者柳永由于仕途失意,心情十分压抑,决定离开京城到外地去,但想到从此将不能跟随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失去爱的慰藉,更觉得痛苦万状。这首词就集中地反映了他这种复杂的心情,基调格外低沉。因此为了体现这种离愁别绪,也为了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我在课前5分钟反复播放《阳关三叠》。那“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悠美旋律营造了恰到好处的情境。
教学过程中,我又用低沉哀怨的《阳关三叠》作背景音乐,在播放画面、朗读时,始终贯穿其中,使学生获得了音乐美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情感体验。画家用线条、颜色表示形体,高超的“画笔”可使“画中有诗”;而诗人则用语言绘色绘形,美妙的“诗笔”又可使“诗中有画”,融诗情画意于一体,这就是古诗动人之处。传统教学只通过语言的品味来感受画面美。只能通过想象和联想去感知。我利用多媒体的播放功能,选取了现成的由flash制作的与诗词内容相符的画面优美朗诵,并通过链接,和文本连接起来,为整个教学创造了浓厚的情境氛围,使学生不仅感受了音乐美,同时还感受到了画面美,仿佛置身于诗情画意之中。
二、多媒体条件的乐谱美
当然,多媒体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教学法手段,帮助创造教学情境氛围,对古诗词的赏析重点还在语言的品味上。单元教学提示中就明确告诉我们:“欣赏诗词,要在反复诵读中,运用联想和想象,探究它的意境。”因此,本课教学我紧扣朗读吟诵,采取不同形式的诵读,并结合多媒体,引导学生体会音乐美,将欣赏引向更高的层次。古诗词之情常常蕴含在富有音乐美的语言之中,要反复吟诵才能入境、察情。教学一开始,我先讲清楚辞的平仄的变化,《雨霖铃》一百零三字,前后片各五仄韵,例用入声部韵。前片第二、五句是上一、下三,第八句是上一、下四句式,第一字宜用去声。
然后请学生做好朗诵的准备,包括准备好呼吸,再利用多媒体播放画面、音乐,并声情并茂地朗读全词,用语言情感感染学生,让学生整体感知全词。在意境的把握上我是从美学上引进的。我告诉学生美可以有多种形态,比如说壮美、优美、奇趣美、幽美等等。那这首词渲染的就是一种“凄美”。这样,学生初步感知了意境。再引导学生注意词的格律,学生自由朗读,抓住意象,进一步体会意境美。在整体感知了全文凄美的意境之后,我再逐步将欣赏引向更高的层次,使学生懂得如何去鉴赏诗词。在讨论、理解了意象,把握了意境之后,再指名学生模仿教师的朗读节奏进行朗读,同时多媒体播放画面、音乐,让学生沉浸在一片离愁别绪之中,通过朗读,进一步体会了诗词所蕴含的深层情感,再一次获得了一种情感体验。再用不同的方式:吟诵、唱等多方位的品味感受古诗词的音乐美。最后全班齐声朗读,情感推向,在结束全词之前,我再一次地播放音乐画面,让全班齐读,将情感推向了。
三、多媒体条件下的想象力
在分析了意象、感受了全词那凄美的意境之后,作为教师在结束课文之前就应及时归纳,使学生从感性的审美体验中跳出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掌握诗词鉴赏的方法,学有所得。这样,在教学古诗词时,我利用多媒体图文并茂、声像结合的优势,营造了教学氛围,创造了教学情境,又以朗读为线,启发联想和想象,辅以多媒体的灵活穿插,使学生真正感受了美的体验,并将古诗词欣赏引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诗词所渲染的意境正需要学生自己通过想象来体会。所以教师不能过多地播放音像,导致限制学生的想象,使教学背道而驰。应该给学生留有想象的空间,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播放音像来启发学生。教师切莫忘了自己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而变成纯粹的技术放映员。让学生欣赏声像画,不能喧宾夺主,而忽略了对语言文字的品味揣摩。
总之,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只能通过反复的语文实践来实现,多媒体屏幕上的声像画不能代替。这就正如有人说过:“多媒体之于语文课,就像化妆品之于女人。”假如运用得恰到好处,则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反之,不但无用,还会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喧宾夺主之感。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尽量避免多媒体教学凌驾于传统教学之上,或是与传统教学相对立,而是将它作为一种辅助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使古诗词教学如虎添翼,锦上添花,最终使得古诗词教学得以优化!
参考文献:
[1]张清娥.《多媒体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探析》.教学与管理,2006
[2]孙朝晖.《多媒体教学手段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牡丹江师范学院报,2008
(一)教学上重文学史轻文学作品,重教师主体轻学生个体
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主要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文学作品是核心。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学生可以逐渐熟悉中国文字的特点、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理解古代作家的创作用心、创作手法和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分类及其不同的文体特点。然而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偏爱文学史教学,他们乐于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占用大量面授课时,向学生讲授文学史基本知识,梳理文学发展脉络;而对于作品教学,则多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印证文学史的辅助材料,泛泛带过,错失了培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能力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居于主导地位,其讲授内容往往被视为“金科玉律”,难容质疑;学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实际学习能力和不同兴趣诉求常常遭受漠视。课程教学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授课教师的一厢情愿,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考核上重知识轻能力,重终结性考试轻学习过程考察
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授受教学情况相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也相对较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构成上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倾向,即以期末终结性考试的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认定的绝对标准,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考核。考核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其二是考试内容编设较为教条。教师的命题多依据平日的教学讲义或教材,命题内容多限于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风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等,这样的问题限定性、指向性强,难以让学生开展独立评议,提出创造性的识见。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学的评价模式。平时作业的批阅、考试试题的评阅,一般都是由教师独立完成的,即便有学生参与其中,也多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来评判,从而忽视了文学评论的多元性特征和学习的个体化特点。考核完成后,则多是通报成绩了事,很少有针对性的考核分析和评价反馈。
二、地方文献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积极作用
地方文献指的是记录某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教育、风俗等内容的地域性文献资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样性、长久性、稀缺性等特点。地方文献因其“包罗万象”的内涵,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适当引入地方文献,既可以推动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学术含量,提高课程的关注度,扩大课程的影响力,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一)树立作品教学观念和研读原典意识
地方文献汇集了某一地域长期科技文化发展的成果,内容庞杂,其中很多属于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研读这样的地方文献,可以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调动丰富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让学生能够研读地方文献,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就必然要将教学重心从文学史转到作品上,通过作品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地方文献多是第一手的资料,将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研读原典的意识和不从俗众、唯己是信的科学探索精神,培养研究性学习习惯。对于教师而言,地方文献的原始性特点也可以督促他们积极关注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科研水平,实现教学相长。
(二)深化课程考核改革,克服学习功利化倾向
近年来,基于高校过于注重实用的专业及课程体系设置、以分数为核心的较为单一的考核评价标准和脱离学生学习实际的教材编设等多重因素,很多大学生缺乏内在学习动力,在学习上越来越功利化。中国古代文学所面临的学习功利化现象更加严重,“陈旧无聊”、“脱离实际”之类的评价甚嚣尘上。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引入地方文献,可以在内容上增加课程考核的深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归属感和成就感,促进学生良好学习动机的形成,克服功利化倾向。如针对浙江嘉兴地区的学生可以根据《万历嘉兴府志》、《光绪桐乡县志》等地方志的相关记载编设关于明清时期嘉兴地区佛寺兴废、民间兴学等方面考题;针对杭州地区的学生则可以根据《湖山便览》、《西湖志》等地方文献编设诸如西湖的历史沿革、西湖历代名人题记等方面的考题,让考题充分体现出地域特色,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期待。
三、地方文献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中的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