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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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学范文第1篇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借助理论。如果把人生比成一盘棋，理论家好比支招的人，他可以比下棋的人多算几步、甚至十几步、几十步。

计算Facebook的路数的“棋谱”有两门，分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交网络这盘棋，棋路与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经济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推特那样，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会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Myspace那样“速灭杀丁”。

鉴于国内还看不到一家SNS(社会网络化服务)可以很好平衡这门算路，后来者目前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上机会，通过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发现未来商机，实现咸鱼翻身。

网络社交的理论界桩

网络时代的社交有其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学意义，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而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具体聚焦到网络社交这个主题上来，我们发现“棋谱”或“菜谱”相当多，首先需要梳理一下。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依重心的不同，形成两类差异很大的学科，一类叫社会经济学，以经济人为重心；一类叫经济社会学，以社会人为重心。

社会经济学，又称社会问题经济学(如夏普等《社会问题经济学》第18版)，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国内这一分支的(如白雪秋、宋国兴主编《社会经济学》)与夏普一样，主要研究弱势群体利益相关的贫困、失业、环境污染、走私等社会问题，与社交网络无关；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从经济人角度研究成瘾等社会行为背后的理性选择。

经济社会学，又称新经济社会学，以别于早期的经济社会学。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低度社会化理论，主要从交易费用角度在经济学中引入社会因素，如威廉姆森的制度经济分析，国内是汪和建的《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一个是过度社会化的观点。

如果以棋谱比喻，社会经济学注重“实地”，经济社会学注重“外势”；如果以菜谱比喻，社会经济学偏重“炒菜”，强调物化的因素，经济社会学偏重“汤菜”，强调人化(或文化)的因素。

在所有这些理论中，最有助于我们分析象Facebook这样的SNS的理论，无疑是新经济社会学这一支，包括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代表作《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国内有张其仔的《新经济社会学》。因为它们与网络社交的关系最相关。

旧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最大区别，就在网络理论的有无。“新”主要新在网络上。这个网络虽然本意不是指互联网，但与SNS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它是指人际互动网络。

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理论，有别于低度社会化理论之处在于，他不认同交易费用的决定作用，因为认为那太经济化、物化，而强调信任在网络中的作用，也就是强调人心的作用。但格兰诺维特又不同于一般社会学家以一般道德的观点解释诚实行为，认为那过于社会化，“人”化，而强调在人与人互动中产生的信任起决定作用，有点象经济学中强调的有限重复博弈对合作的影响。

打下上述这些算路上的关键界桩，我们就可以深入实质性的分析，看理论为网络社会提供了什么指引，而网络社交又给理论出了哪些难题。

网络社交中的深度判断

1、仅有关系不行，还要有信任

中国是个非常讲关系的国家，格兰诺维特在建立社会网理论时，特别看好中国。他说“研究社会网的社会学”“应该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据说他爱吃中国菜，而且还能在一家一家中餐厅中比较出正宗与否。于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中国学生，轮流请吃，关系大为密切。以致美国学生大为吃醋，说他爱中国学生甚于美国学生。

关系并不是社会学的专利，经济学中也有关系。当关系作为社会概念最初引入经济学时，还不能同经济人行为区别开来。经济学中讲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是基于原子论的一个个孤立个人之间的物化关系。

在网络社交实践中，我们看到一种竞争，就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熟人网络与Myspace为代表的生人网络之间的竞争。按照契约关系理论以社会化为优先的标准，熟人网络是低级的，因为是私人关系；生人网络才是高级的，因为是公共关系。后者比前者的社会化程度高。因此应该是Myspace赢，而Facebook输。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在Myspace死亡前半年提前给他总结的第一位死因就在这里：“Facebook的理念是分享，发展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是礼品经济；Myspace的理念则是发现，发展的是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社会化。Myspace把SNS误解为社会化，是主要死因。SNS的本质是社会资本，即关系加信任，相比较而言，二者都有关系，但Myspace缺信任，因此天然有残缺。”

我个人一直认为，把SNS当作社会化，是一个SNS从业者至今仍存在的极大思维误区。它与扎克伯克关于SNS的原创思路正好相反。坚持认为SNS是社会化模式，会由于理论基本面上的失误，导致商业实际操作上的两方面误区。一是社会化必然导向认为公共关系高于私人关系，把这一点绝对化，会把社会网操作成经济网，而失去社会网的内在活力。二是社会化会必然导向以交易成本最低为取向，而失于发挥信任对网络的增值作用。契约本质上是非信任关系，是在信任度为零条件下进行交易的原则。信任一直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按此逻辑操作，难以把建立信任这种基于“社会”的长处和优势真正引入经济。

我们从理论上总结出的SNS以生命换来的教训，格兰诺维特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提前预言了。问题在于搞互联网的不爱看书，也不爱通过杂志学习知识，而偏爱拿自己的小命耍着玩。我们现在来看格兰诺维特在四十年前指出的导致Myspace死亡的问题的理论根源所在。他在批评经济与社会结合中的“低度社会化”倾向时，指出其中基本面上的问题在于过度迷信“经济”，而忽视“社会”。

以经济方式，外在地处理信任问题是否可行？威廉姆森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待网络关系中的诚信，有一个严重问题：它直接在理论基本面上，就会产生与网络模式冲突的悖论。格兰诺维特揪住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中基本观点上的一个致命问题不放。这就是，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将直接导致以科层制，而不是扁平化网络来处理信任和网络欺诈。格兰诺维特讥之为缺乏文化的“利维坦”。我们不可想象SNS为解决诚信问题，而诉诸科层制的办法。现在小结一下，社会学和经济学在交叉融合中，对网络社交提出的第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于，把异质关系网络和信任，作为社会人特有的长处加以吸收。按照社会网理论推论，网络社交中的关系应该不是指契约关系。可以认为，网络社交所建立的关系，是有别于“你是你，我是我”的契约关系，而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契约关系。不是物化的关系，而是人化的关系。这里与经济相对的社会，不应被理解为社会化，而应理解为与物相对的心，即与物化理性相对的人本。

2、光有信任不行，还要有个性化互动

社会学和经济学在网络社交模式上的交汇，不光是向经济中引入社会的因素，也在向社会中引入经济的元素。

格兰诺维特在社会网理论中，批评了过度社会化的观点。这是指，在信任问题上，只考虑并且只相信道德这种社会因素的作用，而无视经济因素作用的观点。在实践中，这是指在诚信问题上，过多强调道德作用，而不讲经济规律的偏颇之见。比如，以为尽社会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就是做善事。

社会网络中常见的一个经典问题是，从低度社会化，直接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社会化。原因是由于固持经济理性，在发现经济解决不了信任问题后，直接把信任推给道德来解决，而忽视了可以用经济的方法解决信任问题的隐蔽方法。

这个问题的推广，是网络社交如何与社会责任相容的问题。成熟的社会网理论发现，由于网络的存在，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可以内在统一起来。也就是将社会责任内生于经济利益，通过讲求社会责任获得经济利益。格兰诺维特自豪地声称：“我已经论证了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前者指的是威廉姆森的制度分析，后者指的就是相反的诉诸“普遍道德”的倾向。

格兰诺维特发现单纯诉诸“普遍道德”的社会学家的一个思维盲点，他们没有发现人际互动是从经济内部解决信任问题的必由之路。这就涉及到对网络之道的根本理解。

格兰诺维特发现，“不管过度与低度社会化有何明显不同，很讽刺的是：两者共同地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两个观点对社会秩序的解答因此合二为一，共通地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

格兰诺维特的意思，“翻译”过来，实际是想说，对于社会网，既不能(象经济学家那样)把它当节点理解，也不能(象社会学家那样)当铁板一块的整体理解，而只能理解为节点之间的互动。社会网是异质性的个人之间的互动。这是格兰诺维特社会网理论的精髓所在。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格兰诺维特对网络实质的理解。他在互联网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指出对网络的根本理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方法的特点是，脱开了网络的技术方面，而直指网络的灵魂，从道上理解网络。我们现在搞SNS的人，90%以上都是投机分子，他们根本不想去了解网络之道，而只想捕捉偶然机会、撞大运，结果成为命运的奴隶。

当这样理解网络社交时，个性化和互动就成为关键词。进一步深化理解，第一个方面，个性化不是一对一的小农经济，它一定是成本合算的。而这个合算，还不是指从静态效率上看合算，而是更深远地从动态效能上看合算。Facebook的成功正在这里，它利用数据挖掘，提高了个性化的效能。我国的许多SNS之所以学不像，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从深度悟到互联网个性化的要领，因此也不知象数据挖掘之类东西有何用处。

第二个方面，互动不是简单的对话，而是互动网的形成，在其中信任关系得以低成本地建立。这一点，用经济学可以解释。在博弈论中，人们看到，博弈的次数，与信任关系、机会主义倾向有内在联系。在一次性博弈中，信任关系最差，合作难以建立；在有限重复次博弈中，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但机会主义仍不能避免；但是在无限重复博弈中，信任进一步提高，机会主义得到抑制。如果这种经济学逻辑，再加上社会学逻辑，就会演化成商业生态系统。

在义乌小企业信贷关系中，我们看到低成本信任的建立过程。最初，银行不愿向小企业贷款，因为征信成本过高。但稍加调整后，让三个上下游小企业建立联坐担保机制，再一起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就欣然同意了。在这里，信任关系的建立，既不是靠社会学家的道德，也不是经济学家的科层化的制度设计，而是建立了一个人际网络，通过网络的互动(包括责任的互动、诚信的互动)，很简单地实现。

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各种结合实验中，我们看到格兰诺维特抓住了人际互动的社会网的理论特征，他几十年前的见解，越到互联网前沿检验，越觉出先锋和前卫来。可以说，通过这个窗口，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

网络社交带来的新的难题

上面说到，几十年前的理论，可以指导我们对网络社交的理解。下面可以看到，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格兰诺维特研究的主题是“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但他毕竟不是研究互联网的，而互联网，尤其是SNS的发展，又对社会网产生着新的冲击，带来新的发展。那么，网络社交发展中，有哪些重要方面，是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概括不了的新东西呢？

择其要者来说，平台是格兰诺维特不曾重点研究而在SNS实践中越来越重要的现象。

格兰诺维特讲的社会网，只是直接的人际互动形成的网络。但SNS正发展成为以SNS平台为基础支撑的人际互动网络。象Facebook已形成了平台与增值业务的分离。其标志，就是网站直接有API(应用程序接口)，建立平台级的人际互动服务与应用级的人际互动服务的分离。这没有否定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但却要求理论进一步发展，以适应更复杂的新现实。例如信任，可能成为平台上专业化的支撑服务，得到专业化的发展。

“个人关系的特殊性”在新技术条件下，又展现了新的可能，要求理论跟上“语言转向”的步伐。格兰诺维特在这方面显然落后了。话语分析是他研究的弱项，却是SNS前沿最活跃的地带。仅以Facebook来说，它在挖掘社会网中“个人关系的特殊性”方面，超越传统分析学派(从索绪尔到拉康)理论，又提出了不同于Google路线的人工智能的新路线，带来人人界面知识挖掘的新问题，以及对意义的新疑问。这也是网络社交给理论带来的新问题。

社会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低度社会化；过度社会化；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1-0216-02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发表于1985年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本文的作者马克·格兰诺维特曾在哈佛接受社会学的研究生教育，师从社会网分析奠基人之一的哈里森·怀特，一直致力于以社会网理论建构起来的新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进行对话。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在与经济学对话，尤其是与新制度经济学大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对话。通过对话，作者提出了“嵌入性”这一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在该文中，格兰诺维特首先批判了社会学传统中的“过度社会化”和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低度社会化”两个问题。格兰诺维特引用丹尼斯·罗恩的观点，指出在社会学中存在人被视为对他人意见过于敏感且完全屈从于经由社会化过程内化的共有的价值与规范体系，即过度社会化问题。而经济学中则存在低度社会化倾向，认为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对两种倾向分析的结论虽然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相互对立，但却有着惊人的共同点：均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即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过度社会化的孤立是由于机械化了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假定个人的社会属性或范畴一旦已知，其行为方式也就被决定了。在文章中，格兰诺维特将过度社会化中的“社会”与自然神论者的上帝相类比，来形容这种情况下社会所拥有的强大的决定性力量。而经济学家不是完全不考虑社会关系，就是将其定型化、一般化。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即嵌入性）的观点。他认为，行动者既不是像原子一样游离在社会网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其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其的角色。人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最后，格兰诺维特通过与威廉姆森、霍布斯以及古典经济学的对话，针对信任和欺诈、“市场抑或科层”两个问题论证了其提出的“嵌入性”这一理论。

“嵌入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社会学界、经济学界均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大讨论大结合，新经济社会学学派由此兴起。针对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笔者对“嵌入性”这一理论做了如下梳理与思考。

一、嵌入性理论对于信任与欺诈的解释

威廉姆森发现，经济学往往假设人们是以相当温和的手段追求自我利益，规避了霍布斯命题。而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往往“以骗术追求自我利益；善于伪装掩饰的人更易于找到交易利益”。经济学对这一问题有两个解释：

1.低度社会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张。他们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认为制度的形成即为解决经济问题。“每一个演化中的经济问题必有一个社会制度来解决它。”因此，会有一个相应的聪明的制度被设计出来以提高欺诈的成本，取代信任本身，解决欺诈问题。格兰诺维特对这一解决方式的批判是：制度的设计不是产生信任而是取代信任。因此就会导致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即有理性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钻制度的漏洞。笔者认为，当一个制度设计出来使欺诈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人们会推论认为理性的他人考虑到成本不会采取欺诈行为，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信任。只是信任的对象不再是他人而是制度。但是其信任的前提是制度要足够“聪明”。

2.过度社会化的“普遍道德”。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会渐渐演化出来某些类型的隐性契约使人们尊重他人。这些契约即使不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基础，至少也对社会有效率的运作贡献良多。格兰诺维特对这一理论的批判认为，道德的约束不是无时无刻的，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理智人在离家很远的餐厅吃饭时如果付了大额的小费，在双方过去不认识也不太会再发生一次交易并且交易内容不太会传扬出去的情况下，除非发生暴力或欺诈事件上述情况不可能发生。

相对于上述两种解决方式，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的理论强调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即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的：（1）每个人都喜欢与信誉良好的人打交道。（2）人们往往寻求比“不欺诈”更好的关于他人名誉的信息。格兰诺维特利用布朗提出的著名的“N名囚徒困境”博弈论来证明其观点。他举了其经典的戏院失火会发生推挤踩踏事件，而家中失火则不会，正是因为大家相互信任，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所以没有囚徒困境。因此，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

二、嵌入性理论对于“市场抑或科层”问题的解释

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提出了“市场抑或科层”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功能会在公司界线内执行，又在什么情况下会越界交给市场。威廉姆森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任何情况下组织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因此，那些经常发生的、结果不确定的、有需要特殊投资的交易较可能会留在科层组织内；那些直截了当、不常重复又不需要特别投资的交易较可能在公司间进行。威廉姆森对其原因的解释有两个：（1）“有限理性”，即将复杂的交易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2）诉求于权威关系以驯服机会主义。

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的分析“混合了《利维坦》一书中相同的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公司内科层权力的效能被过度强调了。就好像霍布斯过度社会化观点下的国家。”“市场”则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具体来说，他从三个方面对威廉姆森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

1.格兰诺维特指出，威廉姆森割裂了商业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实际上两者密不可分。格兰诺维特引用马考利的研究，证明组织之间的经济来往亦具有稳定性，除非迫不得已不会使用诉讼解决纠纷。“大家在协调的时候都不喜欢谈到威胁要上法院。如一个商人所说‘如果你让律师和会计师站在一边凉快，你可以解决任何争端。他们完全不了解商场上让东取西的艺术”。“证据一致显示要有一些 ‘震撼’才会动摇公司的采买政策，使他不再重复地向一家或少数几家供货商下订单”。

2.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忽略了组织之间亦存在广泛而多样性的社会互动网络，这也是信息传递的有效途径。

3.格兰诺维特批评威廉姆森高估了组织内科层力量的效率。格兰诺维特引用道尔顿的《经理之人》描述的中集体欺诈行为以证明组织虽然被“设计成完全与由社会网而来的集体行动毫不相干”，但是“当人员流动低的时候，职务之间的关系会增加私人色彩的内涵，最后会改造关系网络而改变组织的方向”（James Lincoln，1982）。在这一批判的最后，格兰诺维特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市场交易内化成为公司内的交易，的确可以较好地处理复杂而特殊的交易，但却不能明确的认定科层组织就是主要的原因。或许交易内化的主要效果是提供一个焦点，给一个紧密连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笔者认为，这一结论与其之前的批判论证相左。在格兰诺维特对道尔顿研究进行解释时，指出其之所以出现集体欺诈行为正是由于关系网络对组织的渗透和改变。一方面认为关系网络是交易内化的原因，一方面又认为关系网络会导致组织内交易行为效率的下降甚至失效。

三、结论

威廉姆森让复杂经济活动由科层整合的组织处理来解释经济生活中“机会主义”与欺诈的防止及合作与秩序的普遍存在。而格兰诺维特则认为，秩序或者失序、诚实或欺诈与关系结构有关，与组织形态则较少关联。一笔交易是会留在市场还是垂直整合进公司内，要看其他条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网带来的是冲突、失序、机会主义或欺诈时，交易就有要垂直整合入公司中的压力。反之有一个稳定的网络来处理复杂交易并产生了公司间标准行为模式，就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了。

在批判威廉姆森的观点时，格兰诺维特 一直注意将自己的理论与功能主义和进化论撇清关系。譬如，在论证社会关系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时，格兰诺维特也分析了网络的局限性以强调其不是乐观的功能主义，以关系网络取代道德或制度执行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四、笔者思考

在本文中格兰诺维特在与威廉姆森的对话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和命题。总体来说，笔者认为，其理论是将社会网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将社会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为后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譬如，他运用情境解释的范式对经济学理性人的假定做了捍卫，认为对分析者而言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如果把情境限制尤其是嵌入性问题考虑进去仍可能是有意义的。因此，笔者认为，“嵌入性”这一概念不仅仅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范式，更是一种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新工具。

参考文献：

[1] 张文宏. 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特征——兼论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的联系和区别[J].江海学刊，2007，（5）.

社会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生产力；协同发展论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1-0122-03

社会生态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生态关系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它同研究动植物或微生物的生态关系的生态学实质上是相同或相通的：它们都有相近或相类的系统结构和功能，也都存在生态平衡与优化的系统状态，等等。差异或区别在于：它们在进化的层次上有高低之分，而在系统的调控上则区别于是否存在意识的作用。烟台大学叶峻教授新近推出的专著《社会生态学与协同发展论》一书（201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建构起一门全新的复杂性学科——社会生态学，首创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发展战略——协同发展论。可以相信并且期待，该书的出版发行是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对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对于生态科学尤其是社会生态学、经济科学尤其是生态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协同发展论等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无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和科学理论价值。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这个命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和基本规范。《社会生态学与协同发展论》一书进一步揭示出社会经济又以社会生态为最根本的基础即根基。因为社会实践已经一再表明并且证实，社会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完全取决于由人类主体及其环境客体所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质量和功能效率。正因为如此，社会经济的生产、消费等基本环节，统统都离不开社会生态系统的支撑与制约：如果没有生态环境（无机环境、有机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供应原材料和能源，并且调配组合相关社会人才的话，哪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社会产品或商品，都根本无法制造与生产出来；同样地，如果没有生态群体（经营者、销售者和消费者）及时经销和消费这些产品或商品的话，社会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系统都将难以为继。不言而喻，社会生态系统是整个人类社会大系统（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宗教等）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无论是军事还是文化，如果没有社会生态系统为其根基的话，它们统统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显然，社会生态根基论是对社会经济基础论的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也是经济基础原理自身的与时俱进和时代创新。

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态根基论的基础上，《社会生态学与协同发展论》一书还提出了诸如“社会平等，必然以社会生态平等为基础”，“社会公民的人权保障，必然以其社会生态权保障为基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然以在社会生态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天赋人权，不啻就是天赋人社会生态权”，“构建和谐社会，必然以构建和谐社会生态为基础”，“建设生态文明，必然以建设社会生态文明为基础”等一系列全新的学术见解和社会理念，从而为包括经济学特别是生态经济学、政治学特别是生态政治学、军事学特别是生态军事学、社会学特别是生态社会学、法学特别是生态法学、哲学特别是生态哲学、伦理学特别是生态伦理学、美学特别是生态美学等在内的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释出了许多新的思维与信息。

遵循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这种思维模式，过去我们总是由经济论经济，也由经济论政治，还由经济论社会的一切。现在，社会生态研究提示我们，今后应当从社会生态来讨论社会经济，再从社会生态及其经济来讨论社会政治，以及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与矛盾，这样才能及时找准问题的根源，由此而获得事半功倍的最佳效果。如，面对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重大社会矛盾和问题，社会生态学揭示，所有这些社会问题与矛盾的实质或根源，统统都是由社会生态系统的失衡或紊乱造成的。要真正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维护人类社会的均衡发展，就必须从社会生态的根基上去着手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分配公平公正、贫富相宜相济、防治，并由此确保社会的和谐与安定，维持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优化。

过去我们对社会生产力的研究与论述，往往忽视生态环境在生产中的作用，即忽视了生态的生产力。所以，传统的生产力概念是由劳动者（生产者）、劳动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土地、原材料等）、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所组成。显然，传统的生产力概念突出地强调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作用力，从根本上忽略了生态环境因素的力量及其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由此，在引发和助长人类对自然界无休止地征服、改造和索取的同时，也导致自然环境不断遭受污染和破坏，其结果是不仅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急剧退化，而且招致自然界持续不断地报复和惩罚人类。对此，学术界早就有人提出异议：传统的社会生产力，“它把自然力量这部分生产力删除了，剩下的只是半边生产力；它在指导实践活动时，造成了自然力的巨大破坏，说它是一种致残生产力毫不过分。”（柯宗瑞，1991）为此，《社会生态学与协同发展论》一书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系统，必须将“自然生产力”或“生态生产力”包括其中；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力（自然力或生态力）纳入生产力系统中来，即“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社会生产力”。

社会生态学所关注的许多社会、生态与经济问题，同样也是生态经济学必然要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原因在于社会生态学的学科分类上。生态经济学原本就是社会生态学专门研究社会经济的学科领域，它与生态政治学、生态军事学、生态法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教育学、生态科学学、生态心理学、生态宗教学、生态文化学等相并列，同是社会生态学的诸多分支学科和新的发展方向之一。由此，生态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同仁，应当热忱欢迎和积极关注社会生态学的建构与发展，以便从中吸收营养和信息，从而更好地充实与完善自己。我们相信并且期盼，随着社会生态学的建立与发展，生态经济学等相关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定将迎来全新的发展。

社会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经济统计学；数理统计学；关系解析

中图分类号：C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9）24-0003-02

一直以来，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之间的关系都是我国统计学领域研究的重点。纵观当前统计学领域当中，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成两种看法。其一，持“分”的态度，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将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分别按照各自的理论基础、内容结构进行分割式的纵向发展。其二，持“合”的态度，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将二者融为一体，通过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形式，促进二者之间的和谐共处与进步，从而既可以用来对自然现象进行认知，又可以使其成为社会现象认知的工具，切实地便于人们更好地工作与学习，为统计工作带来更多的便利，并揭示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为了深入探究该问题，本文将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关系进行详细的解析。

一、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概述

1.社会经济统计学。社会统计学派的创始人是德国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克尼斯，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恩格尔、梅尔等人。他们的观点融合了更早的国势学派和政治算术学派，认为统计学在学科性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变动原因和规律性的实质性科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本身不断地向细分化和定量化发展，社会统计学派为了提供更有效的整理、分析资料的方法，也日益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如今，社会经济统计学分科包括农业统计、工业统计、人口统计、社会统计、金融统计、国民经济核算等，是一门涉及范围相对广泛的学科。目前，社会经济统计学活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统计学是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依据，研究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使用各环节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科学[1]。社会经济统计学主要针对社会经济各项活动的相关规律内容进行详细的研究，以反映出国民经济运行当中的各种数量关系和数量规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为了能准确掌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2.数理统计学。数理统计学派的产生与概率论的发展紧密相关。瑞士数学家伯努利对大数定律的论证，法国数学家棣莫弗发现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以及颠覆经典统计学的贝叶斯理论等都极大地推动了数理统计学的理论发展。数理统计学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界中大量随机现象数量变化基本规律的一种方法，可分为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描述统计的主要任务是搜集资料，进行整理、分组，以计算各种特征指标，描述资料分布的集中趋势、离中趋势等。推断统计则是在描述统计的基础上，根据样本资料对总体进行推断和预测[2]。数理统计学在实际运用的层面上，涉及到的范围极其广泛，也是一门社会基础性的学科。并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数理统计在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也得到更深层次的发展。数理统计学可以切实有效地利用先进的数理统计知识，为行动和决策提供强大的数据依据。在各类社会问題的处理工作中，都可以通过数理统计学的手段，针对相关数据进行专业的分析和处理，以进行预先判断并提供相关决策。

二、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关系

1.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联系。统计学本身起源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制度的早起，需要针对奴隶社会的人口数量以及土地进行丈量与统计，虽然只是简单的登记和计数，但最初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可以说已经出现了萌芽。之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的进步，人们开展了大量的社会经济统计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应用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在资本主义环境之下，社会资源更加炙手可热，社会分工更加明确。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统计学的使用也更加成熟。早期的概率论所研究的问题基本都来自于当时比较泛滥的赌博活动。17—19世纪，不少数学家都对概率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数理统计学随着概率论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虽然从时间上看，形成要晚于社会经济统计学，但发展飞速。数理统计并非完全独立于社会经济统计，它是在统计学的发展阶段中形成的一种分析数据的方法，社会经济统计学在分析问题时同样需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的支持。近代，数理统计学的发展势头迅猛，甚至有一些看法认为统计学几乎就是数理统计学。然而社会经济统计，作为对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调查研究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绝对有其存在的意义。有学者提出，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之间的关系与牛顿的力学和相对论力学的关系十分相似。相对论力学在接近光速时使用，而大多数情况是远离光速的，此时使用牛顿力学既准确又方便，社会经济统计学在描述变量时使用，数理统计学在描述随机变量时使用[3]。随机变量是随机现象下的变量，变量与随机变量的这种联系揭示了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经济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之间存在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

2.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相同之处。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具有一定的相同点，都能够有效地针对客观的事物进行充分的统计，并且针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趋势、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在研究的方法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都能够利用归纳、推理的研究手段分析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对客观，且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建议。学术界在对于数理统计学进行表述时，都明确地说明了数理统计学是对随机现象的数量变化进行统计，并对研究对象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和问题揭示。但是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来说，学术界对其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学是独立的社会学科，在应用的过程中，一般是将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经济活动内涵进行阐述，有效地揭示其数量表现以及规律特点。另一部分学术工作人员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学应该被归纳到统计学当中，并在重大社会事件中详细地分析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在经济现象的积极引导之下，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4]。从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环境中来看，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的实际研究对象相同，并且两者都能够对统计规律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探究。两者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都能够将某一人、某一事物、某一项目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还可以针对部分进行划分，分别是研究目标、研究客体，并能有效地分析出研究对象的客观发展规律。

3.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不同之处。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区别与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其主要的差异有以下几点：其一，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研究范围不同。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来说，一般是针对社会经济现状内容进行分析。针对数理统计来说，不仅可以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针对自然现象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相较于社会经济统计学来说，数理统计学所涉及到的应用问题相对比较广泛。社会统计学虽然研究范围相对狭隘，但是社会经济当中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广义的层次上来说，社会经济不仅涵盖了人们的物质、精神、自然环境的再生产活动，而且社会经济统计学当中的各项内容又存在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经济统计学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研究对象与物质、精神、自然环境等内容之间的关系[5]。客观来说，社会经济统计学涉及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次领域当中。而数理统计学一般是针对研究对象的自然现象进行研究，利用随机现象的手段，结合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预测和体现出随机现象的可能性。其二，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客观来说，数理统计学的核心理论基础内涵便是概率论、统计推断理论。尤其是针对抽样推断来说，更是以概率论的大数法作为核心理论基础。

总而言之，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作为我国社会学科的基础内容，都是在统计学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内容。客观来说，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层面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同之处，但是在研究范围以及理论基础层面当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異。在实际运用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过程中，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两者的优势和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能够将两者一概而论，更不能将两者进行分离。另外，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研究范围，在一定的条件下其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相信今后可以相辅相成，继续发展壮大。

社会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课程内容；社会转型；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7/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206－02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是理论性较强的应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的人的学问。自哈尔滨商业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03年招收本科生开始，劳动经济学就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中的专业必修课，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相关专业课程提供劳动经济理论基础，并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有利地支持着这个专业的发展。

当前，由于经济社会的双重转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不断深化。反映到课程内容，就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系统地阐述西方劳动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同时，让学生在理论上明确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在应用上引导学生思考我国劳动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为学生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劳动力市场的实践服务。这既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立足于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着庞大的就业人数及社会保障的双重压力。值得关注的劳动经济问题很多。

（一）从宏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调适问题。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过程。经济转型必然引起与原有经济结构相配套的规则与程序不同程度的失效，而新经济结构要素的生长亟待制度创新来促进和保障。为了扭转高速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失衡状态，在经济发展目标已被社会发展目标取代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如何与各种新的经济结构要素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如何消除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局面；这都应包含于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之中。

2.经济政策与就业形势以及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经济并存，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必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使劳动经济问题更趋复杂，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加强了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关注；和谐社会的推进提升了劳动的自主地位，弱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政策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支持与矫正功能，对政治的维护、监督与批评功能等等，也应是劳动经济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比如，凭借“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曾经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世界工厂”。但是，随着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最初目标的实现，政府正在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在上升。从今年7月份开始，深圳市把经济特区内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 000元人民币[1]。这样的经济政策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的变化。

（二）从微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与输出结构的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工荒”仍大量存在；熟练工人到处都是，工厂是买方市场的观点现在得到扭转。在广东，各家工厂不得不以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吸引工人。然而，随着工资的增长，工人们却没有以过去的速度从农村涌入城市。

2.劳动力供给数量和劳动力需求数量的矛盾。1978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偏紧已经显现。目前，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2]。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行将结束，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必然带来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比人口红利期长势必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问题。应该说，劳动经济学的问世就同工业革命引起的欧洲社会急剧转型、劳动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正是对这些劳动经济问题的研究，使各国劳动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学科生长点。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渐进式的改革又是我国所独有的，随之而来的各种新劳动经济问题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很难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完全说明。因此，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该关注这些特殊性。

二、着眼于学科发展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我国当今的社会转型也为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许多机遇。这些机遇除了表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使劳动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课题以外，还表现在为劳动经济学的特色打造与方法整合提出了新要求。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关注这些新要求。

（一）关于“中国特色”的打造

1.“中国特色”包含着“本土化”的内容。劳动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欧美各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我国劳动经济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围绕“本土化”特色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着重研究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转轨变型初期劳动经济理论和一些政策；近十年来，重点已经转移到市场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致力于“本土化”，是获取学术独立地位、实现学术社会价值的要求。

2.“中国特色”比“本土化”内涵更丰富。“中国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在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以的经济学观点为指导，把现代西方经济学观点与我国当前的劳动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方向上，把立足国情与面向世界、关注现实与经典理论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内容上，要充分考虑中国劳动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把统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结合起来。提倡“中国特色”有利于克服“本土化”过程的片面性与狭隘性。

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只有坚持以经济学观点为指导，从研究现实的各种劳动经济问题出发，按照各种问题自身形成、发展与解决的逻辑顺序，进行深入地实证性研究，理清其脉络，分析其原因，揭示其规律，探索其解决对策，逐步积累起研究需要的本土性资料，才能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知识体系，才能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真正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才有可能生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但是，在突出中国问题研究的同时，要防止片面化倾向，应面向世界，继续有重点地翻译、介绍和评价外国的研究成果，反思国外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增强同国际劳动经济学界对话的能力。

（二）研究方法的整合

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往往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突破口，研究方法的整合关键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劳动经济学，其研究方法正在实现如下两个转变。

1.从封闭的研究视角转向开放的研究视角。开放化是时展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也反映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从劳动经济学发展的历程看，二战后，美国劳动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跨学科的合作，尤其得益于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吸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劳动经济学，同样应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借鉴和移植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促成本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2.从综合的研究视角转向分化研究的视角。重视分化研究也是劳动经济学发展的一大取向，更能反映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其实，日趋复杂的劳动经济现象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和认识。

此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多地广发展不平衡的国情，综合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分化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劳动经济问题的微观研究与分化研究。

参考文献：

[1][日]内堀敬则.“中国制造”不再是破坏价格的根源[N].参考消息，2008-07-01.

[2]成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刍议[J].江西蓝天学院学报，2007，（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

The Research on Courses Construction of Labor Economics in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DENG Yong-hui， CHEN Shu-jun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