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其自便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听其自便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听其自便范文第1篇

【关键词】孩子厌学；改变；家庭教育观念

天下的家长日日夜夜都在盼望孩子健康发展，所有的老师也无不时刻思考着如何教育学生茁壮成长，然而家长苦心婆心，老师千辛万苦，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孩子对学校教育的厌学，对家长管束的逆反，使我们这些真诚的教育者备感困惑，也使家长们感到苦恼。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家长要改变以下教育观念。

第一，什么是好孩子的首要标准？在家长心目中，衡量一个孩子好不好的首要标准是听不听话。“听话”，则是好孩子“不听话，则不是好孩子。人们不都是这样说吗？这孩子真听话，是好孩子。”这个衡量标准对不对呢？当然，不能简单否定，认为不听话的孩子就一定不是好孩子。问题是在我们许多家庭里，从小到大对孩子的首要要求是“听话”，在家里要听家长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到社会上听领导的话。要求子女时时、处处、事事都听别人的，而不主张孩子有独立见解，要完全服从别人的意志。这种绝对服从的思想是封建家庭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流传至今。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接受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是不会有头脑的，不会独立思考，没有独立见解，俯首贴耳，唯唯诺诺，哪能会有开拓进取精神呢？这样的家庭教育必然会埋下“厌学”的种子。我们的家庭，作为培养劳动后备力量的一种重要基地，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们为首位教师，必须更新旧的教育观念，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鼓励他们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处理问题，让他们经受社会生活的磨练。

第二，家长和孩子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现在的孩子，在当今社会生活的影响下，追求平等，民主、自由、自强、自主、自立，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改革、开放、搞活的社会生活，也需要新一代人树立自强、自主、自立，参与、竞争等新观念。而我们的家庭教育旧观念是不能适应孩子们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因此，也必须更新。要知道，家庭生活方式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教育。塑造儿童的人格和个性，使之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必须建立平等、民主的父母子女关系，使之从小就受到熏陶。

听其自便范文第2篇

【坡养生说】

原文：“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当腹空时，即便入室；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又用佛语，及老聃语，视鼻端白，数出入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数至数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兀音屋)与虚空等，不烦禁制，自然不动；数至数千，或不能数，则有一法，其名曰随，与息俱出，复与俱入；或觉此息，从毛窍中，八万四千，云蒸雾散。无始以来，诸病自除，诸障渐灭，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时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尽于此。”

浅释：注意养生的人，食物要有节制，必须等到腹空，觉得饥饿时，才可以进食，尚未吃得十分饱满，就应当停止；每餐后宜到室外空旷地方自由自在的散步些时，使腹中的食物大部分都消化了，此时就回到房里去准备做守静法；不论是白天或是夜晚，也不论用坐式或用卧式，听各人自便；只要管住自己身体不让它动摇，像木头人一样，就算合法。身体已经安置好了，即照佛家和老子所讲的方法合起来做，用两眼观看自己的鼻尖，并同时用意数鼻中呼吸出入的次数，要诀贵在勿忘与勿助，“勿忘”就是“绵绵若存”，“勿助”就是“用之不勤”。普通数息法，若数出息即不数入息，若数入息即不数出息，一呼一吸，只算一次，不能算两次，数到几百次以后，心中寂然如虚空。身体兀然如山石，不需要勉强去禁止和制伏它，身心二者自然都安静而不动了。数到几千次以后，或无力再数下去，此时另有一个法子应付，叫做“随”字诀，当息出时，心也随它同出，当息入时，心也随它同入，有时或感觉这个息似云雾蒸发散布于周身无数的毛孔中，不由鼻孔出入。做到这样地步，久远以来的各种病苦和障碍，都能够逐渐灭除，心里也就自然明白而开悟了；譬如瞎子，此时忽然眼睛透亮，自己能够看见道路，用不着再要求他人指引了。

【朱子调息箴】

原文：“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处，容与猗移(容与，闲暇舒适之义。猗音依，猗移，随顺之义)。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极而翕(翕音习)，如百虫蛰。氤氲阖辟，其妙无穷。谁其尸之(‘尸’字作‘主’字解)宰不之功。”(后四句节略)

浅释：观鼻端白，坡、朱晦庵两人都采用了这句话。朱子的意思是说：做这个功夫，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身体总要安闲而舒畅，不要弄得周身难过；又要心平气和、顺其自然，不要勉强执着。气机静到极处，它自然要动，就像春天的鱼类，浮在水面嘘气；气机动到极处，它自然要静，就像冬天的虫类，伏在土里翕气(“翕”是聚敛收摄之义)。此时身中之气，交互团结，有天地氤氲之象；一动一静，有乾坤阖辟之机，妙处是说不尽的。若问是谁在那里做主?其实并无所谓主宰，而是自然的功能。

【庄子心斋法】

原文：“颜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浅释：颜回是孔夫子的学生，仲尼是孔夫子的外号。颜回问“心斋”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孔夫子说，你应该把心里的念头集中在一处，不要胡思乱想；等到念头归一之后，就用“听”字诀，但不是用耳听，是用心听；这还是粗浅的说法，就深一层功夫讲，也不是用心听，而是用气听；到了这样境界，耳听的作用早已停止了。神和气两者合而为一，心也不起作用了。气的本质是虚的，它要等待一件东西来和它相集合，只有“道”这个东西常和太虚之气集合在一起，功夫如果做到心同太虚一样，就算是心斋。

以上是孔夫子告颜回问心斋的做法。这种功夫是一连串做下去的，中间本无所谓阶段，但为学者容易入门起见，不妨在整个过程中划分几个步骤，再详细地加以说明：

第一步：“若一志”。“若”字作“你”字解，“志”就是思想，也可以说是念头。当起首做功夫的时候，心中思想要专一，不要有许多杂念在里面打搅，杂念如果不扫除干净，很难做得好。

第二步：“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等于“毋”，也可以作“勿”字解；“之”字是代名词，指所听的对象而言；“以”字作“用”字解。念头归一了，就开始做“听”字诀。普通所谓听，本是用两个耳朵听各种声音；此处所谓听，决不是听声音。人们就要发生疑问了：既说是听，必有所听的对象，不听声音，又听什么?初下手就是听鼻中呼吸之气。凡呼吸系统正常而不发生障碍的人，鼻中气息都没有声音，所以说“勿用耳听”；虽是没有声音，但自己却能够知道鼻中气息一出一入，或快或慢，或粗或细，纵然是聋子，也会有这个感觉，所以说“听之以心”。

第三步：“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此处又引起问题了：心是有知觉的，还可以说得上一个“听”字，气是没有知觉的，如何也能够用它来听?心所听的对象是气，气所听的对象又是什么?若说用气来听气，这句话在理论上讲不通，究竟怎样解释才好?答曰：听息的方法做得时间长久，心和气已经打成一片，分不开了，气不能作为心的对象了，不能再说用这个心，听那个气，所以说“无听之以心”。此时身中的神和气虽然团结在一处，尚未达到混沌境界，还稍微有所知觉，继续做下去，并不需要很多时间，自然就完全无知觉了。从有知觉到无知觉这一段暂时的过程中，与其说以心听气，使心和气相对立，不如说以气听气，使心和气二者之间泯去裂痕，所以说“听之以气”。此处虽仍旧说“听”，实际上就是不要再着意于“听”，成语所谓“听其自然”。“听之而已”、“听他去罢”，这几个“听”字是此处最好的解释。

第四步：“听止于耳，心止于符”。初下手时，注重在“一”字诀；等到念头归一之后，就注重“听”字诀，假使长久的抱住一个“听”字不肯放松，也嫌过于执着，再后就要用“止”字诀了；所谓“听止于耳”，就是教人不要再着意于听。此时工夫已渐渐的入于混沌境界，身中是神气合一，心的知觉已不起作用，所以说“心止于符”(符即是符合之义)。这种神气合一的状态是无知无觉的，外表上看来和睡着了一样，但内部的情况是不相同的。

听其自便范文第3篇

听力受损弃医从文

郭沫若早年的留学生涯都还是轻松愉快的。单说官费生,生活其实颇优越。不少拿着官费的留学生,衣食无忧,东游西荡。郭沫若本来也可以这样。但1917年起,他有了安娜,翌年又得子和夫,都靠“三十二圆官费”养活,顿时“捉襟见肘”起来。

偏偏身体也与他为难。他去日本,选了学医。可是17岁那年,因伤寒致听力严重受损,原先在高等学校时,教室小,尚可勉强听课,升入九州帝大,都是大课,而“所有讲义都是口授笔记”,让他简直无法学下去。于是想改学文――大概学文基本可靠自修,不必依赖听课。然而,学文的出路较诸学医,何啻天渊之别,安娜就一直坚决反对。

郭沫若急于向妻儿证明,手里握着笔而不是手术刀,同样可以养家。于是,他开始奋力的笔耕。从1919年起,郭沫若便诗名大振,《凤凰涅》《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天狗》《炉中煤》等名作,都已发表。许多人大概以为此时他早已名利双收,但真实情况却大相径庭――名头足够响,然而在经济上、生活中,却每况愈下。1920年7月,他意外收到《时事新报》主笔东荪来信,说几个同仁组织了共学社,拟介绍海外名著,因见过郭沫若零星译过一点《浮士德》,特请他译全,报酬则稿费、版税听其自便云。“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娜不用说也喜出望外。”当时郭沫若正四顾茫然、不知所措,险些抛妻别子独自跑回国去,找个中小学教师之类的事挣钱。

十年穷困充满屈辱

1920年春,终于跑到福冈访友。郭沫若说:“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佣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回去时,路过京都,与郑伯奇见面。郑问其观感,答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次造访的最精彩的一瞬――那是两人无意间一句对诗。经过如下:

“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少的侮蔑。……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

这么逼仄地度日,既受着“有产阶级”的刺激,连亲近的朋友也给以“侮蔑”,以郭沫若的自期,这种生活岂应属于他这样的人。后来他不是写过有名的戏剧《屈原》么?这个“屈原情结”,也是这时燃烧起来的。

就谋个职业论,郭沫若在上海四个月,硬是没有觅着任何机会。之后,连续三次回国经历同样糟糕。这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在这种生活中的郭沫若,开始变得富于敌意,以致“自卑”。

重返日本想“弃文从医”

听其自便范文第4篇

官府灭绝“单身狗”

《周礼・地官・媒氏》上说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有人据此以为古人晚婚，那是错误的。因为在这句话的下面《周礼》又说：“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既然少男少女可以自由相“会”，那还有什么晚婚可言。

古代人认为“男有室女有家”后，人们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因此，为了解决社会不安定因素，古代政府制定了各种制度，从各个方面“灭绝”单身狗。

比如上文所提到的“仲春会”就是一个典型的男女交友的大派对，其主题是“奔”，意思是与所爱的人一起出走。

在周代，已到适婚年龄的男女的终身大事还被列入了官方议程，专门设置了管理男婚女嫁的政府官员。而在晋代，如果女子到了一定年龄还没有嫁人，官府就要强行给她找对象。

《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诏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是说，女子到17岁，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地方官府就要找个“剩男”逼其出嫁。而在勾践夫差时候，凡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俱有罪。这个应该是比较重的一个例子了。

对于古代而言，结婚年龄并不固定，但一般而言，还是比较早的，毕竟古代寿命相对现在而言要短上很多。

汉代大体男子初婚年龄在14-20岁之间，女子13-16岁之间。据《华阳国志》，认为汉代末年女子平均婚龄在17岁，男子20岁以上。《孔雀东南飞》中便提到“十七为君妇”。

北周武帝时，“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以时婚嫁。”相对于汉唐而言，这一时期可谓早婚。

唐太宗时规定的结婚年龄男20岁，女15岁以上。通典卷九五《嘉礼四・男女婚嫁年几议》有记载。唐玄宗时期有所降低，开元22年敕令，“男年15岁以上，女年13岁以上，听婚嫁。”因此，李白在《长干行》中提到“十四为君妇”。

清政府规定，男子16岁，女子14岁，就算达到结婚年龄，可以自便结婚。这延续了元明时期的人口政策，不过也导致了人口暴涨，从顺治时期的六千多万人口，到道光时期，已经变为了四亿。

婚姻的奢侈与无用

物质匮乏年代，人们倾向早婚，从而更早地参与社会体系，获取某种安全感。而工业革命之后，女性从家庭中走出，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社会经济体系中，女性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随之提升，其择偶条件越来越复杂，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婚育年龄越来越晚。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日本人的初婚年龄从“60后”25.7岁，“90后”可能将提升到28.2岁。此外，德国联邦统计局2011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60年前，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在25岁，2009年却已经提高到30岁。

“晚婚潮”走俏的同时，“不婚”似乎也成为潮流。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进行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显示，在18至35岁年龄段的未婚者中，表示“一辈子不打算结婚”的男性比例为9.4%，同比增长2.3%，女性比例高达6.8%，同比增长1.2%。美国皮尤调查中心于2011年12月14日的报告则显示，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已婚比例约为51%，比10年前下降了6%。

越来越多的晚婚与不婚现象，首先与现实因素息息相关，经济因素是之一。人们只有在财政有保障后才会结婚，但这种保障通常要年龄很大时才会实现。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他们需要具有足够的资本，为买车、买房、孩子教育、保险等事项做好充分准备，才能结婚。在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的当下，结婚似乎成了一件“奢侈品”。

彩礼的负担也让一部分年轻的中国男人结不起婚。据媒体报道，山东菏泽的彩礼一般是3斤3两，这里指的是100元钞票的重量，大约是14.35万元。但现在又出现“万紫千红一片绿”，就是1万张5元钞票，加1000张百元钞票，这已是15万元，至于“一片绿”，就是一片50元的钞票，新郎可以看着给。

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也让单身族们延长了自己的暧昧青春。通过社交工具，他们可以连接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拥有着前所未有的朋友链条。当然，他们也前所未有的孤独。

听其自便范文第5篇

2008年4月的一天，是龙井茶的开采节，西湖龙井景区一字排开40只大铁锅，茶村的顶尖炒茶手将在这里一决高下。

铁锅渐渐热了，高手们落座，抓起一把青叶扔进锅里，一只手上下翻飞地舞将起来，“手不离茶，茶不离锅，”两手轮换着压、推、磨、抓，手势自由而精准，气定神闲，片片青叶在滚烫的铁锅里舞蹈，渐渐溢出清香。

龙井茶是手工炒出来的，数百年来一直如此。西湖龙井茶要求每片茶叶都必须“直、平、扁、光”，这种特殊的形态就是靠炒茶人一双粗糙的大手调制出来的。

每年清明前的茶叶嫩得让人心疼，这种“明前茶”是龙井茶中的极品。采茶，那也是春天里的一个景色，一公斤龙井茶要六万个芽头，茶农散在茶树丛中，双手灵动。摘下一片片嫩叶，茶篓里渐渐地葱茏。

龙井有名泉，名寺，而最著名的就是茶了。最初的龙井茶或许只是山民自家屋后的野树，今天似乎已经无法找出它的源头，我们只知道，它在西湖山水的滋养下成就了自己。现在能看到最早赞美龙井茶的文字是元代文人的诗，描写某次游龙井时品尝到雨前新茶，“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明代以后的许多茶书或志书里都提到龙井茶，吟咏龙井茶的诗文则更是不计其数。

清代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六次到杭州，其中有四次亲临茶山，观看采茶、炒茶。乾隆喜欢写诗，每次喝了龙井茶，高兴，就要写诗，光是写龙井茶的诗就有四首。据说第四次来时，还亲自下马，在溪边的茶树上采摘茶叶。皇帝采过的茶树，自然要保护起来，于是把那一块地圈了起来，称为“御茶园”，至今还有十八棵“御茶树”。

每年，铁锅里都是一回回的新茶，每年，都伴着春天的来临，就这样在锅里一掀一掀，日子好长好长。坡以茶代药。

大约是1072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也就是州长官的副手。一日，他感觉身体不舒服，便告假出了门，独自一人去了湖上，又游净慈寺、走南屏，傍晚时来到孤山拜访老朋友惠勤禅师。老和尚知道，苏轼有病不喜欢吃药，常常以茶代药，待苏轼坐定便奉上酽茶一碗。果然，这日苏轼走了几座寺庙。坐下来只要酽茶，一天下来，七大碗酽茶落肚，通关窍，长精神。这茶喝到这时，苏轼只觉神清气爽，诗兴大发，便在这里的墙上龙飞凤舞题诗一首，其中说到，“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声仝七碗茶。”说与其像魏帝去寻找长生不老药，不如学卢仝的七碗茶。那卢仝是唐代著名茶人，爱茶成癖，他有一曲《茶歌》流传下来：“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茶是什么7茶就是从药开始的呀。传说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有山泉顺着茶树的枝叶滴下，神农喝下得以解毒。这个传奇故事记载于中国的一本古药物书《神农本草》上，那是茶叶在中国历史上的首度亮相，从药用开始，茶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然后，让我们跳过那些模糊不清的年代，直接进入盛世唐朝，茶，已然登上诗文的大雅之堂。

唐朝开元年间，湖北某寺庙里有一个小和尚逃走了，他不走仕途，不做和尚，一心只做茶学问，呕心沥血27年，成就了一部《茶经》，关于饮茶，有了专著。唐宋600年是我国茶叶生产与消费最兴盛的时期，饮茶成了文人雅士的风尚。饮茶讲究环境，苛于对象，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风清日和之时，备几样精致典雅的茶具，当然此中更重要的是茶叶清淡悠远的自然属性，于是便造就了一种脱俗而深幽的意境。正应和了中国文人崇尚的恬淡静远的境界，于是，诗由此出、文以此润。

那梦应在了《茶疏》

1607年的一个春日，吴兴人姚绍宪早晨醒来很是惆怅，昨晚梦见了好友许次纾。又是新茶季节，以往每到这时，许次纾必定要从钱塘赶来吴兴，在姚绍宪的茶园里，汲来最好的泉水，两人细细品嗫研判。那许次纾与姚绍宪一样是个茶痴，两人因茶结为挚友。如今许次纾已去世3年，每每举起茶碗，姚绍宪不由得就生出寂寞之感。

几天后，姚绍宪接到朋友带来的一本书，那是许次纾的倾心之作《茶疏》，原来那梦应在了这里。这是十年前许次纾写成的书稿。许次纾对茶理最精，以自身经验以及两人对茶的钻研写就了这本《茶疏》。许次纾生平著述甚丰，独独将这一本六千多字的小书托于故人，可见其对茶事之看重。许次纾只是明代杭州的一介布衣，因为这一本《茶疏》而在历史上留名。让我们知道了在古代，茶是怎么喝的。

起初，茶是煮着喝的，古人在茶里加上姜、枣、盐等等一起煮，那时的茶是一种食品。唐以后去掉了其他东西单单煮茶，茶才成了饮料。而茶的喝法则越来越讲究，据陆羽的《茶经》记载，古时煮茶之前先要烤茶饼，把水气蒸发了，再将茶饼碾成细末，然后才是煮，煮完了还得滤，很麻烦，陆羽的书里，光是煮茶饮茶的用具就写了一章，古代诗人邀了朋友去郊游饮茶，必须提一个大竹篮，里面都是喝茶的物什。

许次纾的《茶疏》里，对喝茶的讲究令人望洋兴叹。他从采摘、炒制、储藏、择水、舀水、茶具，以及煮茶的器皿、火候等等，直讲到出游时的装备，“茶罂一，注二，小瓯四，洗一，瓷合一，铜炉一，小面洗一，巾副之，附以香奁小炉香囊七，此为半肩。”这才是“半肩”呢，而那“半肩”，是专门用来煮茶的水。在“饮时”一条里，则有“明窗净几、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清幽寺院、名泉怪石”等二十四宜。

这已经是简单的了，杭州人喝茶最富戏剧化的是宋朝。宋朝人喝茶喝出了游戏，名日“斗茶”和“分茶”。

宋代的茶已经不是煮着喝了，而是将茶叶研成碎末后，装在大瓷碗里用开水冲，这一冲冲出了技术，冲出了艺术。一手向碗里注水，一手拿一柄竹制的茶筅搅动，配以动作的轻重缓急，茶水的形、色各不相同。这就分出了茶叶和技艺的优劣，于是就有了“斗”茶，比比谁的茶叶好，从官家一直斗到民间，等到了禅院，这斗茶就成了一套程式化的礼仪。

这斗茶还有个“斗”字，等到了南宋，杭州街头则是流行“分茶”，纯粹的消遣游戏了，那时的杭州人，茶不仅是喝的，还是玩的。1186年春天，诗人陆游接到调令来到京城临安(今杭州)，原本以为这下有了杀敌立功报效国家的机会，也不知道是他的诗名太大了。还是皇帝根本就没想抗击外敌收复国土，总之他来到京城后无事可做，整日里也就是写诗戏茶，他在诗里不无牢骚地写道：“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细乳指的就是茶汤，所谓分茶，就是对茶汤的一种玩赏，沸水冲击茶叶，再经竹筅搅拌，茶水表面便会变换出形形的水纹，像花鸟、山水、人物、书法等等，技术好的人可以随意分出各种形象。分茶不仅是文人的游戏，民间也玩分茶，甚至一些杂耍艺

人也练有一手分茶的手艺，作为节目当众表演。

到明代以后的喝茶就和今天差不多了，抓一撮茶叶放入杯子，开水冲泡。明朝的杭州人陈师在《茶考》一书里说，“杭俗用细茗置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但掌握好水的沸度很重要，不使过嫩或过老，否则就会影响到荼汤的质量，这在古人是非常讲究的，且以亲手操作为乐事。

喝茶讲究慢慢品，俗话说，“三分解渴七分品”。妙玉用5年前落入梅花花瓣的雪水精制的茶，只肯施于知音黛玉、宝玉，那是品尝其精妙的。当然凉荼能解渴这也十分重要，那宋江坐在路边茶馆里大喊：“茶博士，将两杯茶来!”这是海饮解渴的。不过即便是寻常百姓家，客来敬茶也是常礼，不在乎喝不喝，在乎一种礼数，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反映了。

茶的历史纵横交错，叹为观止，可是这茶，却是越喝越简单了。

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自东西

清末西湖边上有一家著名的茶馆，名“藕香居”，据说它的老板是一个尼姑，也不知是当时人的炒作呢，还是后人的附会。其实这家茶馆生意兴隆最简单的理由就是门对西湖，坐在桌旁看出去，三面临水，满眼荷花，远山近水一览无余，与闲雅的“茶”非常搭调。茶馆里挂着两副对联，室内一联云：“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这是将苏轼两句咏西湖的诗集成一联。外面亭柱上还有一联：“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尔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自东西。”洒脱得很。

杭州的茶馆，与文人很密切，与百姓亦不可分。茶馆是中国人最普通的交际场所，就像老舍说的，“小茶馆大社会”。人们在茶馆里听大书，说闲话，做生意，谈国是；绿茶、红茶、盖碗茶、功夫茶因地而异，各色人等来者不拒，娱乐会友听其自便。

看明代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可知，那时杭州的大街坊巷是遍布茶馆，书里有一段写马二先生逛吴山，“这一条街，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十分热闹”。马二先生在一个茶室里泡了一碗茶，吃了“蓑衣饼”，然后到山冈上去看风景，左钱江右西湖，看得他心旷神怡。再看志书，据《杭州府志》记载，“今则全市大”、茶坊八百余所”，那一年是1152年，南宋年间。

可见在那绵长的日子里，茶馆一直点缀在杭州人的生活里。这样的茶馆是属于街头巷尾老街坊的，茶馆老板认识几乎每一位客人，知道他们的喜好，知道他们的习惯，甚至知道他们边喝茶边会聊些什么。茶馆里的方桌都很旧了，但擦拭得很干净，发出老木头的光泽。这里的茶特别便宜，五毛钱一杯，可以坐一天。这里的茶客都是每天见面的老熟人了，大家在一起一边搓麻将，一边说着“老底子如何如何”。他们说着道地的杭州话，有些“词汇”在那些高层的办公楼里已经消失了，只在这样的茶馆里还“活”着。

河坊街上有仿制的“老茶馆”。从街上走过，门口一把巨型大茶壶，微微倾斜地注下水来，一时古意飞溅，不用吆喝就进门了。木结构，二层楼，临街，坐在八仙桌旁。打开木格子窗户，街上的一切都在眼里。“茶博士”过来了，对襟布衫，瓜皮小帽，一把铜茶壶有一米多长，“关公巡营”、“韩信点兵”，那壶里的水高冲入杯，竟然滴水不落杯外。然后，悠然一句“客人慢用”，一个转身飘然下楼。端的是民风淳淳。闻着茶香，看着街景，十分惬意，全然一幅老杭州的写意画。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杭州突然冒出了许多精致优雅的新茶馆，这些茶馆装修讲究，大多是温柔敦厚的传统模样，再缀以玲珑的江南景物，有轻轻的古筝伴随，穿中式裙衫的女孩端茶走过就像一道风景，明明都是年轻热闹的茶客，却透着古典江南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