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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蒙古族;服饰;色彩;图案
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也是人民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的体现。一个民族服饰的形成除受传统意识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其地理条件、气候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因而显示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蒙古族服饰文化就是适应蒙古草原气候、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的,沉淀着蒙古民族独特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本文就蒙古族服饰的地域文化特征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蒙古族服饰质料和造型
蒙古族服饰的质料和造型,充分体现了蒙古族服饰的地域文化特征。蒙古族服饰主要由长袍、蒙古帽,蒙古靴等几部分构成。一般说来,内蒙古高原气候比较干旱、寒冷,又由于畜牧业生产方式离不开骑马,在草原上骑马奔驰不免北风袭击,这就需要防御寒冷保暖性强的服装。长袍是草原游牧民族人人必备的服装,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由于牧户经济条件各别,牧民所穿的服装在原材料和制作工艺上也有差别。蒙古族一般冬天戴草原帽。草原帽是他们最喜欢的帽子,它形状像鹰,因此,俗称“鹰式帽”或“风雪帽”。草原帽一般用白小羊皮制作,分上尖儿、圆顶两种。上尖儿帽顶部是尖的,顶端有一撮红缨,卷檐,展开后可遮住耳、脸、头、颈,也可遮光眺望。圆顶帽除顶部圆、后尾大而长若鹰尾、展开能遮住双肩外与上尖儿帽形状无大差别。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讲,帽子是极其崇高的物品,不许任何人乱摸乱动,乱动他人的帽子被视为对主人的轻蔑。他们极怕帽子受“污”,睡觉时,把帽子放进“帽箱”或挂在高处。草原上的牧民无论春夏秋冬,人人皆穿长筒靴。靴筒长及膝盖,靴头尖而上翘,呈月牙钩状,俗称“蒙古靴”。骑马时双足耷拉,两腿须与马腹相贴,因此,骑手的双腿难免受北风袭击和鞍子的磨损,长筒靴不但可保暖御寒还可护腿防虫。蒙古式长筒靴有皮质、布质、毡质三种。皮质靴一般用牛皮、马皮制作,这类靴子的特点是结实耐用、防御寒冷,适合于一年四季穿用。布质靴一般用青布或条绒制作,上边用彩色丝线绣成斑斓的云纹、植物纹饰和各类吉利的几何图案。布靴内配有长筒毡袜,一般来讲,毡袜的腰比布靴的腰高出约3公分,高出部分还用红布镶边。布靴的特点是精致,穿起来简便柔软。毡靴是用羊毛制作,其特点是防御寒冷机能极强,适于冬季放牧时穿用。
二、蒙古族服饰色彩的地域文化特征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最钟情的颜色。蒙古人对色彩的审美也有自己的偏好。蒙古人尊崇和喜欢的基本色彩是白、蓝(青)、红三种颜色。总之,蒙古人喜欢明快鲜艳的色彩。这种对色彩的偏好与蒙古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密切关系。蒙古高原气候虽然严酷,但却有着异常丰富的阳光。与相近纬度的瑞士和美国的高原相比,蒙古高原每年要多拥有500个小时的阳光,充分的日照和晴朗的天空使他们崇尚明快的色彩。白色,蒙古语称“查干”,是蒙古人心目中最美好、最吉祥的颜色之一。在蒙古人的习俗里,白色象征着高贵、纯洁和善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各草原部,建立“大蒙古国”时,在大帐前竖起九旒白旗作为战旗和大汗权力的象征,该旗用的即是白牦牛尾。成吉思汗登基后,特赏赐“别乞”(即萨满)兀孙老人可以骑白马、着白衣。在当时,这是最高规格的赏赐。成吉思汗去世后,子孙建八白室供之。所以,在逢年过节和欢庆喜事的时候,蒙古人都喜欢穿白色的蒙古袍,新娘也喜欢在新婚之日穿上洁白的蒙古袍。在蒙古人心目中,蓝色象征着永恒、坚贞和忠诚。蒙古男式长袍一般用深蓝色、海蓝色或天蓝色的衣料制作。蓝色的蒙古袍给人庄重、大方、清新的审美愉悦。蒙古人崇拜火,认为火以其红色的光芒照耀着人间,给人以温暖。他们喜欢熊熊燃烧的篝火和蒙古包里的炉火,认为烧的越旺越好,这预示着世世代代繁盛红火。久而久之,火的颜色——红色就成了幸福和胜利的象征。所以,蒙古族服饰中帽缨等装饰品大都是红色的,蒙古袍也喜欢穿红色的。蒙古族服饰的明快鲜艳的色彩和使色彩强烈对比的穿法,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蒙古人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鲜艳的色彩为人们提供视觉信息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把鲜艳的色彩不仅当作审美的对象,而更重要的是把它用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上。他们最能懂得在远距离联系时,穿鲜艳色彩的服饰是最通行和最方便的方式。在暴风雪中,鲜艳的色彩可能成为生死攸关的视觉信息。
布里亚特蒙古人勤劳、聪明、勇敢,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他们善于向兄弟民族学习,并接受了外面文化的影响,因而生产、生活方式比较先进。在生产上,历来注重利用先进的机械设备打贮饲草、开凿水井和搭盖棚圈,牧业机械化水平堪称全国牧区之最;重视牲畜品种改良,培育出了“锡尼河马”“锡尼河牛”等优良畜种;一面过着放牧生活,与牛马羊打交道,一面又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吉普车、拖拉机、卡车、摩托车早已出现在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生产和生活中。
在生活上,布里亚特蒙古人较早开始定居或半定居,房舍多为砖木或土木结构,有的人家还铺设地板、瓷砖或地板革。住屋旁边是铁盖砖木结构的牲畜棚舍。即使居住蒙古包,包内也是十分清洁,家具齐全,摆放井然有序。现在几乎家家都有收录机、电视机、电冰箱。他们讲究生活的舒适,在铁床或木床上睡眠;使用绞肉机做肉类食品,使用牛奶分离器加工奶食品;家家有面包烤炉,烤出的面包色鲜味美。去布里亚特蒙古人家里作客,好客的主人会以奶食品和面包热情款待客人,并在面包上涂抹稀奶油和白糖。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奶茶与其它地区不同,要用壶将砖茶沏成浓浆,开水装在另一暖瓶中,牛奶则单盛在容器内。喝茶时,将茶浆、开水、牛奶以每个人的习惯兑成不同成色的奶茶,一般不加盐。用羊肉、羊下水和草原上的野韭菜做馅的“布里亚特包子”,更是当地知名的美味食品。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服饰别具特色。男人春、夏、秋三季头戴呢子尖顶帽或前进帽,身着长袍,腰束绸带,足蹬马靴。女子则头系绸巾,未婚女子多身穿溜肩式长裙,前胸打褶;已婚女子身着肩部打褶的长袍。肩部是否打褶,是女性已婚、未婚的醒目标志。两种袍服均不系腰带,与常见的蒙古袍样式相比,别富韵致。冬季,男女均头戴尖顶红缨帽,脚蹬马靴,身着皮袍或长裙。男子腰束绸带,女子则在长袍之外再罩一件皮、棉坎肩。布里亚特蒙古人服饰精湛的剪裁、缝制技艺令人赞叹。
关键词:蒙古族;民俗文化;变迁;保护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1(C)-0197-02
民俗的变迁,民族心理上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属于民族自身发展中的自我扬弃,有的是因主体强势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变迁、弘扬与遗失等诸多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在中国,由于蒙古族居住的地域不同,历史发展的情况不同,所以各地的蒙古族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在生活环境上,森林蒙古族和牧区蒙古族及农业蒙古族在今天已经呈现出极大的民族民俗差异,在地缘划分方面,内蒙古蒙古族、外蒙古蒙古族、新疆蒙古族、青海蒙古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差异。就是历史延续下来的同属于从事一种生产活动的生活环境相近的蒙古人习俗,随着时间的变迁也存在明显的不同。
中原传统农业历史性外扩,深刻的影响着蒙古地区。明清以来伴随汉地农业及农民的逐渐涌入,传统蒙古畜牧业受到较大冲击。蒙古族在其民族发展的早期便已经有从事农业的蒙古人。史料证明:农业是蒙古人世代相传下来的事业。[1]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前一些蒙古部落中已经有了农业,但直至清之前,蒙古地区的农业仍然是产量较少的副业,人们生产生活主要依靠畜牧业。人口的增加,争夺牧场草地的压力加大,使得越来越多的蒙古地区向半农半牧甚至完全农业生产转变。农耕这一生产方式的到来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多的粮食和安定的居所,更带来了农耕民族的文化。清至建国以前,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口涌至蒙古地区,越来越多的蒙古民族人口在从事农业,并且已经完成了由早期蒙古粗放式的农业生产向灌溉农业发展。据考证,1743年土默特地区共有土地55048公顷,其中牧地仅有14268公顷,已不足五分之一。[2]而今天土默特地区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农耕地区,由于经营方式的改变,导致了生活习惯的改变,定居的蒙古族因与汉族农民杂居,其语言、饮食、服饰等方面逐渐汉化,在清末已经呈“近边诸旗,渐染汉俗,――凡没捃县之区,类皆重与牧,操作亦如汉人”[3]。在清嘉庆年间大批的蒙古人的汉化引起了清廷的关注,颁布了不许蒙古人“起用汉名”“建屋而居,演听戏曲”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读”等限制令。今天的土默特旗基本起汉名,习汉俗,流传此处的蒙古民族文化受到了激烈冲击。
蒙汉文化交流中蒙古文化资源的流失。蒙古民族与汉民族交流日愈密切,蒙古民族面临着生产方式转变过后的文化选择问题,并且汉民族文化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悄悄的转变着蒙古民族的文化认同方式。所以从清至今,除了少数地区仍然保留着古朴的蒙古民俗之外,蒙古民族的人们一般呈现着较强的双重文化特征,即汉族文化的与蒙古文化的集成者,并且这种“蜕变”的趋势日愈明显,而这种蜕变的实质是有甚与先进生产方式的又一种征服――文化征服。若将这种汉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对抗与融合称之为蒙汉民族文化的交流的话,这种交流的表现便是“来”大与“往”。
蒙古族的语言文对汉语的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在元代。蒙古硬译文体和书面语的口语化,是元代语言文字的特征。根据学者的研究,元代的杂剧、散曲中经常出现蒙古词汇有几十个,上述的几个只不过是之中的一部分。[4]元代的其他汉文的文献(如法律文书、碑刻、文集、笔记等)中出现的蒙古词汇为数更多。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汉蒙对照的词典,有代表性的是《至元译语》。此书将蒙古语分门别类,用汉字标音的方式意译。《至元译语》收录在《事林广记》中,这是当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日用百科全书,可见民间学习蒙古语的很常见的事情。当然,这也是因为蒙古语的特殊地位造成的,《事林广记》庆集卷10的卷首说:当今所尚,莫贵与此[5]。元代汉语中大量渗入蒙古词汇,有些词汇在后代一直流传下来,已经成为汉语的词汇的组成部分,如:站[jam]、胡同[qudun]、把势[baqsi]、戈壁[gebier]等。有些中国的地名也是以蒙古文字命名的,如博格达峰、哈那斯湖、泸沽湖、可可西里、布拉格等。甚至在祁连山附近的很多的汉族地区,他们的方言也受到了蒙古族语言的影响。比如说甘肃酒泉地区的方言中,就有很多的蒙古词汇。[6]
蒙古民俗也曾深刻影响周边民族生活习俗。在饮食上,汉地民族一般以粮食为主,肉类奶制品为辅,但在邻近蒙古地区的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中,食物结构中明显增加了“白食”(奶制品)及“红食”(肉制品)。杂居于蒙古地区的汉民族,在过春节那天早上也要煮一锅手把肉,并且将锅盖好,一直将肉用温火炖至初一早上,全盘上席,意味着福禄永享,来年丰足。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比较爱吃炒米,喜喝奶茶,爱吃“烧美”、“其格”等蒙古食品,在我国东北,许多地区同东部蒙古族一样,将婴儿放于木制摇篮中,用布绳紧绑,据说这样成长的孩子头形与体形都好看。前几年上映的反映蒙古族与当地的汉族居民以及下乡知青故事的《额敏河》以及张承志笔下的《黑骏马》,都是蒙古与汉族长期生活相互影响的经典事例。
虽然蒙古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了周边的汉族地区,当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的影响较之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核心,早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儒家文化便开始影响蒙古族的统治阶级,而后来,由于元代以来民间交往的增多,统治者的拥护及草原民族不同于山地民族的文化开放态度,儒家思想已经深入到中国蒙古族的心理。早期蒙古的道德认同,源于民族自身沿袭下来的传统道德观念。儒家思想传入之后,使原来的道德认同观念发展为一种体制健全,更加标准化,即“中原化”的道德观。[7]这使得许多蒙古族变成了带有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孝敬父母,友与兄弟,勤谨、廉洁、驯良、驽实、慎默、不犯脏滥”[8]的蒙古人。
如在葬俗礼仪方面,蒙古族在早期的葬仪较为简单朴素,他们讲究“夫葬以安,遗体既安,多物以殉,何益?”[9]。他们往往深葬死者,将死者生前之物烧掉,以免除病菌传播。现今许多的蒙古地区的蒙古人长辈死后要守孝和祭七天以及祭百天,在这期间不剃发、不饮酒、不做乐,百日之内不宴请宾客。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古人中,普遍盛行清明节祭祖之灵、扫墓之俗。蒙古贞地区的蒙古族长辈死后头三年要在春节那天给死者烧些春节宴席上的瓜果肉品,并且一般由家中男子去烧,说女人和女儿即使去烧,死者在阴间也得不到。这与汉族守孝和孝道儿行的习俗很相似,这种丧制深受儒家的孝悌观念的影响。
汉语言对蒙古语所带来的冲击。现如今的广大蒙古族聚居区,民族语言丧失的情况比较严重。在辽宁的蒙古贞地区,蒙古语言的丧失已经成为了令人十分痛心的社会问题。除了上了年纪的老人能够完全用蒙语进行听说表达,许多青年人已经是只能听懂不会说,而大多数的孩童则完全用汉语表达。虽然上学也学习蒙语,但学习本民族的语言犹如学习外语,应付考试尚可,但是缺乏基本的交流能力。在科尔沁地区,蒙古语言的表达受到了汉语言的强烈冲击。出现了语法结构虽为蒙语但句子中的大量词汇都是汉语的问题。在内蒙古东部的大中小城市及城镇里,汉语言是日常通用的语言,甚至出现了操持蒙语口音的人即会被受到歧视的问题。在这些地区,在蒙校上学的学生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怀疑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语言交流能力,这也影响着蒙古族家庭对蒙古文化的传承的决心。他们的报考专业和地区仍受着一定的限制。许多的家庭为了孩子的将来,不得不让孩子从汉名,上汉族学校。
对本民族民俗文化流失的思考,其实是一个民族群众中的个体如何进行文化选择,如何看待本民族文化并予以继承的思考。一般来说,这既需要本民族中的精英人士用自身行动来弘扬光大本民族文化,让普通民众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又需要广大的族众依旧怀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依恋的感情,通过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方式,一代一代的将本民族文化继承下来。在继承的过程中,必将受到其他民族或区域的文化冲击,并导致本民族文化的弱化,民俗事项的更变,从而影响其民族共同的心理意识。在现代社会,用简单的某种手段方式阻碍交流融合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现实的,而经济处于落后的民族一旦开放式的迎接变化,顺应趋势,它所带来的同化作用亦是不容小视的。如何处理好传承与变迁的关系,是每个民族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辽宁省宗教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喀喇沁在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志[M].辽宁省民族出版社,2008.
[2]杨仁普.蒙古族风俗见闻[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3]策.达木丁苏隆.蒙古秘史[M].中华书局,1957.
[4]婆兹德奈夜夫等.蒙古及蒙古人[M]北洋法政学会,1913.
[5]嘎尔迪.蒙古文化专题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4.
[6]莎日娜.蒙古族民俗风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关键词:查玛;本土化;跨文化传播;以史为鉴
众所周知,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以“信仰”为尊为上的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它基本包括文化内容、指导思想、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等主要部分。既然宗教论其本质是一种文化,那么文化内容这一部分就显得尤为重要。宗教的文化内容包括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宗教舞蹈等。宗教舞蹈,是宗教文化中人们表达信仰和希望的肢体语言形式。人们往往按照某种宗教的规定和要求,团结在一起,舞动身躯,达到驱鬼、求雨等精神和生命的诉求,所谓“团结之术”。本文将要探讨的即是宗教舞蹈中的一支――蒙古族查玛舞的本土化发展及其给我们带来的当代跨文化传播的借鉴和思考。
一、融会贯通的查玛艺术
羌姆在向蒙古地区传入的过程中,蒙古族的僧人克服种种困难,在注意吸取蒙古地区人民信仰的同时,还吸收了蒙古地区的地方宗教“博教”即萨满教的内容,融汇了蒙古地区民间的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等因素,并且采用蒙古地区的乐器等,将蒙古地区的地方特色与羌姆舞进行了融合,打破了传统的“羌姆”的陈规,深受蒙古人民喜爱。
既然是融合了蒙古地区的传统和信仰,那么查玛与蒙古地区原有的博艺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头上都要戴物件,只不过查玛是典型的面具乐舞,需要戴着夸张的面具来表演,而博艺术中人们并不戴面具,只是在头上带一些头饰表示即可;在服饰上,二者都十分强调华丽的布料;作为宗教舞蹈,都无一例外地展示着所属宗教的宗教文化......
一种文化的跨文化传入,必将对当地的文化习俗产生或大或小的冲击,而聪明的古人融会贯通,将藏地的羌姆艺术与蒙古地区的某些传统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宗教舞蹈艺术――查玛舞,既完美展现藏传佛教教义,又不显突兀,得到了蒙古人民的接纳和深深的喜爱,这不得不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智慧,即借助本土文化。
二、查玛本土化的表现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传教僧侣和当地人民对查玛舞和蒙古地区的本土文化及习俗进行了一系列融合重构的过程,每一个本土化都充满了跨文化传播的智慧:
1.查玛传说的本土化
在查玛传入蒙古地区之后,人们开始把曾经存在于地区的传说进行地点和内容上的改动,使这类传说顺理成章地变成蒙古地区的查玛传说,对当地的民众有着潜移默化的强大的影响力量,使得查玛在润物细无声中进入蒙古地区的信仰和习俗中,很快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喜爱。
2.查玛服装的变化
查玛刚开始直接用的是从地区交流而来的羌姆服装,布料是从境外的其他国家运来的,丝绸中掺杂金丝和银丝,粗硬不适,时间长了以后人们开始模仿服装的样式,用当地较为柔软的绸缎或布自行织造,并且根据寺庙的档次和经济水平来选择布料和配饰的样式,级别高的可能用到宝石,如翡翠等。
3.查玛面具的变化
在本土化过程中,查玛舞的面具也有了更加贴合蒙古地区人民的特点和取向。首先是更加写实,动物神像的面具更加趋于真实性,不再注重抽象的寓意;其次是更加注重抑恶扬善,相较于佛相和地区藏传佛教中愤怒佛与安息佛的明显区分,蒙古地区查玛舞面具中怒佛的表情神态趋于平和,大多眼神相对柔和,神情和善,不再是夸张狰狞的表情,总体上有抑恶扬善之意,也看出了蒙古地区人民对于美好事物的信仰。
4.舞蹈动作的变化
在查玛舞的舞蹈动作之中可以看到它保留了很多羌姆舞原有的元素,但是又相较于羌姆来说更加有蒙古地区人民自己的特点和韵味。地区的羌姆舞更加注重手的动作,而查玛舞则更加注重手腕的力量和肩部的抖动,这就是查玛融合了蒙古地区人民舞蹈特点和重要元素的结果,蒙古人民的舞蹈强调“圆”,即在舞动过程中做出画圆的动作,而查玛舞在蒙古地区舞蹈的影响下,也有着这样的特点。可以见得,在查玛舞的舞蹈动作中,展现出来的是多样性、多元化的特征。这是查玛舞本土化过程中非常鲜明的一点。
三、以史为鉴
从查玛舞本土化的各项表现中可以见得,智慧的人民通过精心的修改增减,在基本遵循羌姆舞表达佛教教义和宗旨的基础上,对其他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本土化改造,使之符合当地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人民的美好向往。人们将地区的宗教舞蹈逐渐与当地习俗和信仰相融合,既传播了藏传佛教的宗教和舞蹈文化,又克服了它们在蒙古地区“水土不服”的问题,使其顺理成章地得到蒙古人民的接受和喜爱,为蒙古地区的宗教文化传播做出巨大的贡献,更是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展现了文化的多样性特征。这就是人们在面对一种新文化传入时的智慧,而现在的我们,面对着更加复杂的跨文化传播环境,正需要着、也缺少着这种难能可贵的智慧。
在当今时代,研究诸如此类的经过长期本土化过程的文化内容,对我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具有非常有益的指导作用。受益于网络发展,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外文化的交流每分每秒都在进行,我们越是处于一个文化交流十分便捷的时代,越是要深刻地考虑到跨文化传播的利弊,以史为鉴,学习先人的智慧,立足国情,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内容,都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丰富文化内涵,又能达到正确的教化作用,坚决反对文化入侵,也尽量解决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时的瓶颈,这才是我们文化交流时最为正确的姿态和选择。
参考文献:
[1]王小甫,《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高等教育社,2006
[2]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二版
[4]王静,《消弭与重构中的“查玛”:一项宗教仪式的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5]王惕,《佛教艺术概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反映在葬制习俗上,古贵族实行秘密潜埋习俗。据史料记载,贵族死后不起坟,埋葬之后"以马揉之使平",然后在这片墓地上,当着母骆驼的面,把子骆驼杀死,淋血在地上,然后派千骑士兵守护。到来年的春天,草生长茂盛之后,士兵迁帐撤走,而一般人所看到的只是茫茫草原,不知其墓地的所在。如果皇室要祭祀时,就拉着那只倒霉的母骆驼引路,但见母骆驼悲呜之处,就算是墓地了。由于墓地上无任何标志,也就从此无法辨认灵柩真正所在地点了。
相传,成吉思汗在率兵远征西夏时死于甘肃清水县。他临终前命令秘不发表,以免涣散军心。诸将于是把他的灵柩运回蒙古安葬,为了不使外界知道他的死讯,诸将在长途中"遇人尽杀之"。
那么成吉思汗的灵柩到底埋葬在何处呢?史书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下落。
成吉思汗的陵园坐落在内蒙内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镇东南面的敖包上。从这里放眼四望,碧草如茵,繁花似锦,充满诗情画意,是一派草原特有的瑰丽景色。陵墓呈蒙古包式的大殿,雍容大方,巍峨耸立,分外壮观。
成吉思汗陵园,号称"八白室"。八白室顾名思义是由八间白色的建筑构成的,建筑雄伟,具有浓厚的蒙古民族风格。有正殿、东殿、西殿、后殿等主要建筑,并以殿廊将各殿连接。正殿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中心,最为壮观。殿前有二根穿云旗杆,旗杆中间安放着一尊塔形香炉,上面缀满铜铃,轻风吹过,铃声清脆悦耳,余音袅袅,飘散四方。殿堂坐落在花斑绚丽的花岗岩石基座上,四周围有雕刻精细的玉石栏杆。殿顶呈蒙古包式的穹庐状,上面用蓝、黄两色琉璃瓦砌出浑厚典雅的云勾浪纹,八角飞檐下悬挂着"成吉思汗陵"五个蒙汗文金色大字竖匾。殿堂内,成吉思汗巨幅画像悬挂正中央。他银须飘胸,目光灼灼,充分显示出当年的英武姿态。画像两侧竖立着银戈红缨长矛,前面是紫檀色的供桌,上面放着相传是成吉思汗使用过的马刀。殿堂四壁雕饰着山水草畜,令人神往,地面铺着紫红色的地毯,使殿内气氛格外庄严肃穆。
成吉思汗死于征战西夏灵州的军中,可是灵柩为什么安放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呢?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率蒙古军西征,路过鄂尔多斯草原的时候,见这里碧草茵茵,一望无际,洁白的羊群象天边的云朵,在草原深处漂浮,不时鸟鸣鹿奔。成吉思汗坐在马背上,被这美丽的景色所陶醉,情不自禁地赞美说:这里是衰亡之朝夏兴之方,太平盛邦久居之地,梅花幼鹿成长之所,白发老翁安息之乡。我看这里很美,死后就把我葬在这里吧!说完将手中的马鞭投向草地。成吉思汗死后,灵柩运到传说中被成吉思汗所赞美过的伊金霍洛旗,隆重安葬。诸宗室王公接到讣告,立即从横跨欧亚大陆的各个占领地飞速赶来奔丧。安葬时,葬地搭起巨大的帐篷。帐内放着一木座,成吉思汗的遗体放在木座上,木座前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置着各种祭品。祭品丰盛而别致,有肥美的整羊,甘甜的鲜奶,还将牝马和牡马各一匹栓在帐内。这种祭奠仪式是蒙古族人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