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的诗句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莲花的诗句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莲花的诗句范文第1篇

1、你的真命天子在未来的街角等你等的望眼欲穿,你不能在这里跟不相干的人苦苦纠缠。

2、失恋是每个人一生中都要经历的,你现在应该庆幸只是失去了一个生命中的过客而不是朋友或者亲人,珍惜所拥有的,不要再缅怀已逝的情感,否则你只会在缅怀过去的同时丧失更多身边的缘分。

3、恋爱就像一所学校,失恋就像是毕业了一样。

4、让自己彻底的痛几天也好,没有经历这种痛是不会学会珍惜的。

（来源：文章屋网 ）

莲花的诗句范文第2篇

今天我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对全局作风建设和主体责任进行再部署，进一步强化警示震慑，严明纪律规矩，压实主体责任。xx同志通报了6起典型案件，这些案件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很有针对性和警示作用，希望大家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以案为鉴，树牢纪律规矩和自我保护意识

从通报的典型案件看，个别干部职工对违法违纪还没有提起足够重视，或存有侥幸心理，有禁不止、顶风违纪，最终出了问题。这些案件反映了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对此，大家必须警醒起来，时刻把党纪国法和廉洁规定记在心上，进一步增强良好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切实做到踏踏实实干事、规规矩矩做人。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自省和自律，剖析自己的思想、行为、作风，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问题，避免犯类似的错误。法律是底线，纪律是红线，严守纪律底线,不碰法律红线。

二、要盯紧责任落实，强化行动自觉。

把“八项”规定和“”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杜绝“吃拿卡要”不正之风，消除“庸散懒拖”的工作恶习，提升监管服务能力，各科室负责人要当好“排头兵”，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带头以身作则、廉洁从政，率先垂范，切实带动整个大家齐心协力的落实好主体责任，真正起到“班长效应”的作用，既抓业务，又抓廉政，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加强督查检查，强化队伍管理。一要以严管爱护同志。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教育提醒做在平时，该批评就批评，该教育就教育，管住管好队伍。二要以巡查形成震慑。充分发挥党风督查室的作用，深入基层到分局，捕捉问题到企业，坚持抓早抓小，有反映就认真分析，有线索就及时核查，有违纪就认真查处。

三、转变作风，全力打造良好的整体形象

莲花的诗句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女性话语；男权意识；家族观念；夫贵妻荣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家庭观念，择偶观念，观念都经历了历史性变革，婚姻问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观念的进步也显示出新的特质和内容，这种新的特质和内容成为影视剧关注的重点，新世纪以来，《新结婚时代》《中国式离婚》《双面胶》《女高男低》《我们俩的婚姻》等自热播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引起了年轻女性的广泛关注，剧作均以家庭为背景，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和两性关系的变迁中探讨当代年轻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生存状态与所面临的困境，较敏感地触及了女性群体对婚姻本质的态度，并提出了婚姻内外的女性必须正视的问题――如何定位自我。

这些剧作中的女主人公均为职业女性，如顾小西(《新结婚时代》)，丽娟(《双面胶》)，夏小宁(《我们俩的婚姻》)均是编辑，林小枫(《中国式离婚》)是教师，秦红梅(《女高男低》)是平海市副区长等，她们均有体面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男女平等的思想使她们在婚姻中也努力体现自我的声音，强调女人的自我定义权，这种自我定义权即是个人所具有的自己决定自己行为，处理自己身体、欲望等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它与自由意志同义。［1］但在现代社会，来自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男权意识以及女性自身的陈腐意识依然在阻挠女性的自我，让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左奔右突，因此呼唤建立平等和谐的现代家庭模式即成为这些婚恋题材电视剧的共同诉求。

一、传统家族观念制约下的女性突围

自子君在《伤逝》中喊出了振聋发聩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后，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并日渐强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观念的大规模涌入，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普遍追求西方的“二人世界式” 的自由婚姻生活，如《我们俩的婚姻》中夏小宁把婚姻界定为“我们俩”的，《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不顾母亲的阻挠，毅然嫁给来自沂蒙山区的何建国，《双面胶》中的丽娟也在婆婆面前反复强调这是“我的家”。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群体文化，这种群体文化“把家族看的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族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唱妇随之类”［2］。然而这种传统的家族观念有时会对子女的婚姻产生致命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新时期的婚恋影视剧中依然存在，如在《我们俩的婚姻》中由于妻子与母亲不合，对母亲毕恭毕敬的秦岩却试图牺牲自己的婚姻以维护母亲的利益；而在《双面胶》中夹在母亲与妻子之间的李亚平处处维护的也是母亲的利益，钱穆曾说过：“中国的家族观念，更有一个特征，是父子观之重要性更超过了夫妇观。夫妇结合，本于双方之爱情，可合亦可离。”［3］43因而在亲情与爱情的抗衡中，男主人公均秉持着传统的家族观念偏向亲情、家族一方，以牺牲妻子的情感为代价，这对女性自我话语权的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种家族观念对女性的第二个压制作用表现在对传统的男尊女卑制度的维护上，作为受过现代教育的顾小西们经济独立，讲求的是男女平等，然而传统的家族文化更讲究的是家法等级、尊卑长幼和礼治秩序，认为女性是卑贱和无地位的。因此，在《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跟何建国回老家时，即使生病了也仍然被呼来唤去做家务，《双面胶》中，亚平妈认为亚平不应给媳妇端茶倒水。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不仅在农村盛行，城市也不例外，《我们俩的婚姻》中身处城市的秦岩母亲的一席话：一个大男人以后可不能整天围着锅台转，家务活干多了你会变的……恰恰反映了传统观念里不平等的性别秩序的普遍存在。可见即使是处于现代家庭中，传统的思想观念仍然左右了女性的命运。

传统家族观念对女性压制的第三个方面表现在传宗接代上。钱穆曾经说过：中国人看夫妇缔合之家族，尚非终极目标。家族缔合之终极目标应该是父母子女之永恒连属，使人生绵延不绝，短生命融入于长生命中。［3］52因此，当何建国试探着问父亲：“如果她生不了娃……如果她是不想生娃”时，何老爹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那咱还要她干啥？”所以在面临何家的子嗣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小西只有接受何家的定夺。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红颜的岁月》里，深刻地揭示了不能生孩子的女人是不配得到家族的认可的道理。因此现在社会的女人扮演的仍然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传统的桎梏无处不在。

二、男性视野中的女性话语

纵观这些婚恋题材的影视作品，除了传统的家族观念对她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外，女性在建构自己话语的过程中，男性们对女性精神上的进退困境所持有的姿态也值得关注，尤其是他们身上那洗刷不去的男权观念。

这种男权意识深刻地体现在何建国身上，他是一个游走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中间物”，落后的家庭经济状况使他知道考上大学后应努力回报父母，但他的回报完全是无原则的，它要求以完全牺牲“小家”的利益来保全何家的利益，如硬撑着答应父亲给哥哥4万元修房子，并当着父亲的面扇了断然拒绝何父要求的小西一巴掌以维护自己作为男人的权威与尊严，其理由是小西既让他丢了面子又顶撞了其父，这对于何建国来说无疑是无法忍受的，深入骨髓的旧观念让他固执地要求小西毫无异议地完全纳入到他及他的家族，从而激起了小西强烈的愤怒与反感，这种愤怒与反感正是因为小西在努力争取生活的一点权力和做人最起码的尊严，然而她发现婚姻让她作为女性的自我在一点点消失殆尽。如果说何建国在婚姻中展现的男权意识部分来自于他那贫穷的家庭出身的话，《中国式离婚》探讨的是在没有传统的家族观念干涉的情况下，男权意识又是如何摧毁女性的话语建构的问题。虽说导致建平和小枫家庭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小枫的病态多疑，但建平对妻子的态度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他当上合资医院的副院长后，收入的增多，其对妻子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居高临下的姿态，当小枫一再误会其时他既不愿解释，也不自省。正如媒体采访一些女性观众回答的那样：“男主人公的那种冷漠，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少见，也是最容易惹恼人的，这一点可能就是林小枫愤怒的源泉，林小枫虽然疯狂了一点，但不能不说与男主人公的行为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男主人公的心理实际上有着比较严重的男权意识，严格地说是一种家庭暴力，一种精神上的虐待。”［4］这种家庭冷暴力一步步把小枫推到疯狂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而家庭中男人的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势一旦不存在甚或还自觉低人一等时，又会出现何种状况呢？这恰恰是《女高男低》所关注的婚姻困境。作为妻子的秦红梅靠自己的能力升职为平海市副区长，面对事业能力比自己强的妻子，远山心生自卑，总是怀疑妻子的职位是靠陪上司睡觉睡出来的，于是猜疑、嘲弄便成为其保护自我所通常采用的方式，甚至对妻子大打出手，生活于此类观念下的女性红梅既要尽力做好工作上的事，又要在其职责范围内维护丈夫作为男人的尊严，其自我在二者的压制下日益萎靡，内心伤痕累累。

因此，即使是社会发展到21世纪，男性在内心深处也并没有真正接受男女平等的现实，波伏娃指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5］23一语道破了男性在统治女性历史中的文化策略，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性观念在短时期内是很难扭转的，他们总是会以或浅或隐的方式凸显在日常生活中，让婚姻中的女性在建构自身的话语时困难重重。

三、女性自身的性格痼疾

除了传统的家族观念以及男权思想外，女性在自我定义权的过程也会受到自身某些陈腐意识的影响，如夫贵妻荣的意识。顾小西就曾经对简佳裸地说：“咱就是俗，咱就盼着老公步步高升平步青云夫贵妻荣封妻荫子！直到有那一天，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辞――职！”因此，当何建国升为公司技术总监，公司为他配了车和司机时，小西得意地在家人和朋友面前炫耀，虽然她并没有因为夫贵而辞职，但这种行为却真切地发生在了林小枫身上。

当丈夫建平终于如小枫所愿去了合资医院，收入大幅度增长以后，小枫甘愿做一个家庭妇女，那时的她的确感到夫贵妻荣，但小枫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女性，她受过教育且工作较出色，不愿彻底依附于男性，所以当她真正成了家庭妇女后，她体会到的却是更多的痛苦，因为她失去的不仅是社会地位，自我也逐渐地在消失。她与丈夫闹得越凶，方式越是扭曲，越说明她在努力挣扎挽回自我。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曾指出：“妇女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最大程度缩小与男性的距离，也只有工作才能让她们得到真正的自由。”［5］87林小枫所走过的路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她精神上并没有彻底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所以她极力推崇丈夫赚钱养家，自己做好家务带好孩子就行，从而把自己牢牢地捆绑在了家庭内部，女性的自我也在这种捆绑中逐渐丧失。因而小枫的疯狂与对建平的报复，真实地反映了当今女性在社会、家庭、自我之间的尴尬处境，既无法在自我与社会、家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又无法把自己彻底地泯灭于家庭中。

因此就目前现状来看，婚姻家庭中的大部分现代女性在精神上陷入了维谷之中，为了拥有自己独立的自我定义权，她们在传统的家族观念、男权意识和女性的自我间苦苦挣扎，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拉锯战中，家庭或告解体，或以女性的忍让和妥协求得一时的风平浪静，女性真正的自我定义权仍未能完全实现，即使在部分现代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困境解决的曙光，如《中国式离婚》中的娟子和肖莉都选择和背叛自己的丈夫离婚，《新结婚时代》中的简佳也决然离开了不能给自己婚姻的刘凯瑞，但纵观这些电视剧，大部分女性的婚姻困境并非来自于“第三者”的插足，宋建平、何建国、李亚平、秦岩、李远山等都能做到感情专一，这一点也是女主人公无法毅然结束婚姻、摆脱困境的主要原因，但是来自于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男权意识确实在不断地侵蚀女性的自我，她们能够跳出传统“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模式，但很难突围无形中范围广大的男权意识。因此，幸福和谐婚姻的建立需要双方以及长辈、社会的共同努力，逐渐消解那些陈腐的家族观念和男权意识，唯有这样，女性在婚姻中的自我才能得以完善，才能有益于和谐家庭的建立，这一点正是婚恋题材电视剧的美好诉求。

［参考文献］

［1］ 江原由美子.性别是一种装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5.

［2］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8.

［3］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4］ 孟菁苇.中国式女人说《中国式离婚》［N］.中国消费报，2004-10-08.

莲花的诗句范文第4篇

有了之前高端采购商的推崇，记者对低调的南山纺织更多了几分敬佩。活动现场，山东南山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亮面对数十家媒体畅谈全产业链的优势与国际化布局之路，也让记者更加了解到南山在20年里取得的辉煌成就与非凡意义。

坚守品质――不可复制的“南山模式”

“刚刚结束的2016年是南山纺织建厂20年来效益最好的一年，特别是产能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能够实现逆势增长的关键在于数十年来对‘品质创新’的坚守。”董事长赵亮的开场白延续了南山一贯的低调与自信。

当下的收获源自于不断的积累，为了追求卓越的品质，南山纺织坚持20年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涵盖了从澳洲牧场优质羊毛供应、精梳毛条加工到纺、织、染、整的精纺体系；覆盖从面料到高级成衣的完整产品研发、生产、营销、服务的服装体系；完善的备纱备货体系、接单交货快速反应体系，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高效服务。

除了全产业链优势，南山纺织服饰还拥有完善的产品研发、设计、质量保障体系，国家级实验室，先后与知名纺织服装院校成立职业装研究院、毛纺织研究院，在意大利米兰、美国纽约、洛杉矶设立产品研发中心；建立由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专家组成的工艺技术团队，与国际羊毛局合作成立羊毛创新中心（WDC），这些机构的创建都为南山提供了国际最先进的技术支持与品质保障。

多年来的坚持与发展成就了“南山模式”及其行业地位，“全球为数不多的大型紧密纺面料生产基地，首屈一指的国内现代化高档西服生产基地”成为了行业对南山纺织的一致评价。

百年南山――发力品牌加快国际化布局

里程碑的20年对南山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又一个新的开始，接下来南山未来的发展方向将由传统生产加工型企业转型为以品牌导向为主的全球型纺织服装公司，同时品牌集群的突飞猛进必将增强南山链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南山纺织20年的积累，为进一步的国际化布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山的国际化之路除了品牌建设的国际化，产业布局的国际化也提上了日程，目前，南山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建S，根据集团整体发展战略把部分产能转移，享有更低的人力成本和优惠税收政策，满足低端客户和东南亚周边市场的需求。

莲花的诗句范文第5篇

关键词:《红楼梦》；电视剧改编；文化底蕴

中图分类号：J90-05文献标识码：A

《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重拍工作最核心的任务恐怕还是黄亚洲先生的改编工作。这项工作，应该是决定此次重拍能否超越“87版”的重要前提，也是能否树立起文学名著影视改编艺术新的美学坐标的关键所在。在重拍尚未开始之际，一切对于《红》剧改编工作的探讨都将是有意义的。而且，随着历史的前进，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经典作品，重拍工作一定会继续下去，从而展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选择与新的电视审美水平。中国传媒大学曾庆瑞先生在其《中国电视剧原理》一书中说：“一部有深度和力度的电视剧艺术作品，应该富集厚重的文化蕴含，要么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粹，要么渗透着创作者们对民族文化的深沉思考，而不管取什么视角，作什么倾斜，又都要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中去加以审视。只有这样，电视剧艺术作品才具有了审美的价值。”“文化蕴含是电视剧的审美性体征。没有文化蕴含的电视剧不是审美的艺术。”［1］这些思想，对于《红》剧的改编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参照“87版”的艺术得失，对比今天已经变化了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现实，分析当今文化环境中观众对重拍《红》剧的期待视野，以及目前黄亚洲对媒体所透露出的某些改编信息，笔者认为：能否充分挖掘原著的文化底蕴，把《红楼梦》的艺术浓度、思想深度和文化含量呈现出来，是《红》剧改编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本文立足改编难度与人文精神的文化选择，着重从原著诗意性因素的挖掘、情节安排，以及人物角色的把握来探讨改编对《红楼梦》文化底蕴的展现。

一、改编难度

《红楼梦》恐怕是古典小说改编中难以充分把握的作品之一，尽管改编者力图“忠于原著”，但往往又不能忠于原著，原因何在？客观上讲，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原著内涵之丰富性超出了以往任何一部小说，这使得改编者对于主题的把握难以周全，87版侧重家族悲剧、爱情婚姻悲剧两大主题，代表了当时对《红楼梦》文本解读的高度。时至今日，思想评价已经有了突破与超越，改变了原先过于机械单一的分析模式，达到了新的认识广度与深度，其主要成果可概括为：（1）文化定位。“《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最好的――既最有趣又最为捷便的办法就是去读通了《红楼梦》。”［2］（2）悲剧定位。《红楼梦》是一部悲剧，是社会悲剧、人生的悲剧，又是一出爱情婚姻的悲剧，集中于大观园这个舞台上演的则是爱情、青春、生命之美被毁灭的悲剧。（3）阶级思想定位。《红楼梦》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皇冠上的明珠，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世家的衰败史，表现了封建阶级的一代叛逆者哀痛欲绝的爱情悲剧。（4）审美定位。以贾宝玉为轴心，以他独特的视角来感悟人生，是人类审美智慧的伟大独创性体系。（5）哲学定位。《红楼梦》乃“天人感应”文化哲学。“天”乃“天书”，借神话外衣把握人类的生存状态、情感形式、命运归宿，叩开了已经诗化了的神话大门，体现着18世纪中叶中国文学对人的理解的新境界、新深度；“人”乃“人书”，以贾宝玉为轴心，探索一种新的人生方式，这种人生方式力图挣脱和超越古旧中国的社会规范、家族规范和人生规范，显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人格（如陶渊明、李白形态）向现实形态的靠拢。“天人”合一乃《红楼梦》之“天书”与“人书”的结合，借神话外衣来展示现实世界。［3］（6）社会学定位。在社会人生困境中，《红楼梦》采取了某种意义或某种形式的对自然人生的回归，如世外仙境般的大观园、栊翠庵的白雪红梅、史湘云醉眠芍药P，这都是人与自然的相融之境，在物我两忘、适意随心中达到自我实现的辉煌瞬间，正是庄子哲学与禅宗精神的现实体现。

第二，这部小说充分开拓了语言艺术的延展空间，代表了中国古代重“神似”、讲“意蕴”的审美传统，从而增大了由语言艺术向电视艺术转化的难度，比如小说借助诗歌、神话等形式所烘托并暗示的诗意氛围如何体现，如何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恰当而又自然地把握其个性神韵等等。此外，这部小说的“非情节”因素，使其表现出忠于生活原生态的特点，与追求情节性、冲突性的电视剧艺术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天然矛盾。若能够充分地重视这些方面，并且集思广益，力图在电视剧的叙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应该是改编工作中最有难度、也最有价值的一个制高点。

二、改编对人文精神的文化选择意义

改编其实也是一种“诠释”，不同的改编，体现的是不同的文化诠释选择，大众文化与人文精神并存应该是今天的艺术创作导向，而《红》剧人文精神的体现，重在对《红楼梦》文化底蕴的把握与表现。因此，《红楼梦》这一重要传统题材的改编如何立足于今天的时代背景，能否体现文化含量，并以电视连续剧的艺术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解答，对于我们国家的电视剧制作行业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与典范效应。

当下的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再是以从前的精英文化为主体的诸种文化现象，而是大众文化领域。对电视剧的文化研究，更多地要从作品呈现的叙事缝隙与表现的文化症结入手，阐发作品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揭示作品所反映的文化环境的意识形态症候。《红楼梦》的剧本改编应以近二十年学术界对此书文化意义的探索成果参考，挖掘原著的文化精髓，体现时代的文化选择。蒙特鲁斯说：“我们的分析和理解，必须是以我们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我们所重构的历史，都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做的文本建构。”［4］此观点不仅仅对于历史剧有启发意义，对《红楼梦》的文化观照视角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因此，改编对人文精神的文化选择，必然导向对原著文化底蕴的探寻。

三、挖掘原著的诗意性因素，展示其文化底蕴

《红楼梦》写实与诗化完美融合的叙事风格，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甜美感。作者以“诗意”化的表述方式，自觉地创造出一种诗的意境，极力捕捉着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微妙心理、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在现实的夹缝里尽可能地开拓、渲染出一个诗化的空间，力图超脱俗世走向理想化生命体验，引发读者去细品生命的况味，使整部小说雄丽深邃又婉约缠绵。［5］

将意蕴如此丰厚的语言符号转化为视听符号，往往“写实”易，“诗化”难。《红楼梦》小说写意性的审美取向，使这部小说充满诗意的浪漫，令读者百读不厌，故而有人将其称为“诗性小说”。而对生活原生态的高度再现又使得这部小说呈现出“非情节”的倾向，淡化了戏剧冲突与故事性因素，这与电视剧追求戏剧化的艺术规律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如何巧妙地将语言符号转化为视听符号，是摆在编剧面前的最棘手的问题，即使确立了故事性、戏剧性主导原则，也不应该抛弃那些“非情节”的诗性因素，否则的话，必然会影响剧本的表现深度与精确度。笔者认为，合理地挖掘并利用原著中的诗意性因素，才能带给观众更高水平的审美愉悦与满足，同时有助于充分展现今天的电视剧制作技术与审美水平，创造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造型，极大地丰富电视剧自身的审美内涵，从而使电视剧叙事艺术的思维和语言呈现出独特的诗意特征，既能够展现原著的文学底蕴，又能够树立起剧作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

近几年来电视剧制作领域，尤其在其审美表现方面有很大拓展，例如电视剧影像特色的不断强化，当下长篇电视剧大多带有弱影像性、强戏剧性特征，而《红楼梦》小说文本自身的魅力恰恰与这一倾向相反，其包容在生活原生态背景上的诗意性审美情调恰恰要求其电视剧的表现强化影像性，淡化戏剧性。观众对这部古典名著的情节已经非常熟悉，因此，这部电视剧的看点应更多集中于影像表现的水平上，也就是在审美深度、文化底蕴方面力求展示出超越以往的陌生化视觉效果。当然，在运用画面修辞艺术造型创造充满诗情画意的画面时，所有修辞的表达，都应该建立在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方面，追求文本的“质文相资”，如此才能够做到电视剧画面语言修辞的技法、文体和风格的和谐统一。

具体而言，可以利用环境因素所形成的诗意性背景来构筑诗化情节。《红楼梦》的环境因素包括物质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环境等：物质环境包括恢宏华贵的贾府建筑群、居室陈设、礼仪宴会场面等等贵族化的生活空间；自然环境以大观园的天然之美为主，四时风景是表达诗意场面最有效的空间；人物环境体现在人物造型方面，从外在造型到气质体现，应处处表现出符合人物的个性类型，尤其宝玉、黛玉、宝钗、湘云等几位主要人物的文化气质。就整部著作而言，大观园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集中的典型环境，自十七回便开始引入，成为许多故事的背景，《红楼梦》的大部分篇幅是在“大观园”这个诗意而又唯美的环境中展开的，在这个舞台上主要集中了一群年轻而美丽的女子，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物，的确应该以最美的画面来展示。当环境之美与生命之美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美的毁灭来临时也愈悲戚，愈能产生强烈而深刻的审美震撼力，引发观众的深层接受，不置一词，却能将批评的矛头自然地引向造成悲剧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当然，写意性画面的铺排，要服务于“人”之美，在美的四季环境中展示青春、生命之美，以及美被毁灭的艺术震撼力。如宝、黛读西厢，要充分利用春天的环境画面突出少男少女内心的情愫萌芽；第23、28回的两次葬花，要力避表演性，而是真诚地在环境与音乐的感召下烘托主人公内心的悲感。

四、以情节安排显示原著文化底蕴

《红楼梦》一书所显示出的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无论悲剧定位、文化定位、审美定位，还是哲学、社会学定位，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显示出这部经典名著的文化底蕴。改编的重心在于情节的安排取舍，不同的主题倾向会影响到情节的安排取舍选择，正如丁维忠先生所指出的，改编要“把握原著的深度和精确度问题”［6］。如果改编到位，就能够体现出今天对原著文本解读的深度，使剧作获得崭新的诠释。

大观园故事的主线是宝、黛爱情，这是几百年来《红楼梦》接受中最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安排同样要注意挖掘这一主题所蕴含的文化分量。笔者认为，对这一主题的情节把握，首先应该注意将宝、黛感情的发展轨迹细腻地表现出来，避免三角恋之类恶俗。应该说，对人物心灵世界的开拓，是《红楼梦》所取得的最高艺术成就之一，对于改编的情节安排取舍来说，这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在宝、黛爱情的发展过程中，小说丰富真切的爱情心理描写令人惊叹，这使得《红楼梦》大大超越以往小说、从而超前地呈现出近现代文学的风貌。这样复杂而真实细腻的心理状态，是宝、黛恋爱所处的特殊环境和特定时代的反映。因此，二人爱情也成为《红楼梦》最经典最突出最吸引人的情节，尽管二人爱情的叙述只是这部博大精深的小说所描述的一小部分，但它的精彩光辉却深深地吸引着读者，以至于掩盖了其它方面的光彩，或者说，其它方面的内容似乎都成了二人爱情的背景。

结合近二十年以来的电视剧艺术发展成就，笔者认为，以写实性画面来演绎宝、黛感情发展时，一定要自然含蓄，追求意蕴美，注意节奏感，能够将情感的变化轨迹展现出来。这里以黛玉三首重要的代表性诗作在叙事中的切入视角之独特性为例，来说明此点。首先是《葬花吟》的引入：第27、28回，二人因误解而心生隔膜，陷入口角，这次矛盾是二人感情发展变化的重要契机，气恼伤心的黛玉忧苦深重，写下《葬花吟》。在小说叙事中，这首诗是从宝玉的视角引入的，引入程序则是饯花节宝玉寻黛玉不得，看到满地杂花，于是用衣襟兜起落花前往花冢处葬花，不意中听见女孩呜咽哭诉着吟诵《葬花吟》，宝玉深深沉浸于诗句中，引发共鸣，不觉恸倒在山坡上。黛玉听见山坡上的悲声，心下想到：“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在这里，作者安排了两人葬花不期而遇，却又“刻意”安排两人都未听出对方哭声，诗心相通，却又存在隔膜，这样的设计尤见作者匠心，对比后面两首诗的引入视角而言，这一细笔是不容忽略的。再看第45回《秋窗风雨夕》：二人的感情进程已经达到心心相印的程度，这首诗的引入非常简单，自天观人的叙事视角直接以第三人称引出，与前述相同的是，这一首诗也是只有宝玉相赏，宝玉无意中看到，不禁叫好，之所以叫好，首先是对黛玉诗才的赞叹，当然也与他雨夜来访黛玉的初衷相契合，深知黛玉此时的凄凉寂寞，而诗中又恰恰表达了这样的感情，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黛玉夺过诗稿焚掉，宝玉竟已背熟。这一小小的细节分量是很重的，不仅暗示了二人的默契，“焚稿”之举却无形中与续书“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遥相呼应，而此时，又隐隐地暗示了凄凉无助的爱情处境。最后为《桃花行》的引入，更见知音深情亦更见悲凉凄旷，这次引入程序并非自宝玉始，而诗的切入点却在宝玉：先是湘云打发翠缕请宝玉去看好诗，显然，众姐妹已经读过并公认是好诗，且引发了要重建桃花社的兴致，宝玉与众姐妹一起去访李纨的路上，宝玉读诗，从而在宝玉的视角引出这首《桃花行》，宝玉看后的反应却是“并不称赞，滚下泪来”，而且断定此诗乃林妹妹所作，如果《秋窗风雨夕》还有宝玉对黛玉诗才的赞叹，而此处则仅仅为那颗共同的诗心。可以说，诗是《红楼梦》重要的抒情载体，也是重要的文化意蕴载体。三首诗，叙事视角同中有异，所相同者，都与宝玉有关，暗示二人心灵的默契是爱情走向成熟的基础；所不同者，三首诗，或独独让宝玉听到却不知悲吟者为谁，或独独让宝玉看到却一下子背熟，或先是众姊妹看到却独有宝玉触动情思为之落泪并断定作者为谁，这三处不同恰恰组成了宝黛二人从隔膜到相知相惜的感情渐变历程。电视剧改编时，应该对这几个细节进行细腻的勾勒，这样，剧中爱情的节奏与意蕴才能更有效地表现出来。

五、人物角色的把握应注重对原著文化底蕴的展现

曾庆瑞先生说：“电视剧艺术是人的艺术，因而，电视剧作品在关注人的性格和命运的时候，它所富集的文化蕴含，首先就是和性格、命运关系密切的精神文化的蕴涵。”［1］因此，《红》剧改编中对人物性格命运的把握，是展示文化底蕴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首先，在《红楼梦》一书中，女性成为这个正走向末世的封建社会大家庭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人物之多，情节之重，都远远超出了男性。因此，把握女性人物形象，体现作者超前的女性意识，应该成为剧本改编的重要思路之一。同时，女性意识的把握也是展示原著文化底蕴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体现了原著在这一方面思想内涵的超前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云：“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7］透过鲁迅先生这句话，我们可以推及《红楼梦》文本之外的涵义，即恰恰是曹雪芹对笼罩在女性命运中的悲凉之雾呼吸而领会之，并以血泪书之。]因此，《红楼梦》原著体现了极为突出的女性意识，这是此书思想意义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倾向。对于《红》剧改编而言，这关系到剧中如此众多举足轻重的女性角色如何把握的问题。至于如何充分挖掘并展示原著中的女性意识，则集中在对主要女性角色的塑造上，比如黛玉性格的把握，改编对情节的取舍应注重对她的多愁善感、自尊自怜的诗人气质的体现，否则，这样一个最具女性意识的角色反而被片面地诠释成小性儿，误导观众，也弱化了原著的社会学意义。再者，87版对黛玉流泪的场景表现较多，而事实上，原著的叙事中恰恰非常回避这一点，不仅先流泪者不是“还泪者”而是“债主”宝玉，而且小说中流泪次数叙写最多的也是宝玉，倒是挨打时最痛的他却不曾流泪，而是将流泪的笔墨集中于最心痛的黛玉。此外，小说后面大部分章节亦不曾写黛玉流泪，因为书中已经明确交代，黛玉逐渐睡觉少，泪亦少了，正与“绛珠还泪”的神话故事以及“泪尽人亡”的结局相呼应，这些微妙的叙事迹象，应该引起编导及演员的注意。

其次，《红楼梦》中的意象性细节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关系重大。意象性细节也许不能成为电视剧的最佳故事元素，但它所蕴含的象征意味却是展示原著文化底蕴与人生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展示的恰恰是人类对生命意义、生存状态的哲学性思考，比如贾宝玉的人生理想中已经体现了人类生存的困惑与追求，其所作所为就带有“诗意地栖居”的理想色彩，折射出今天的历史选择。如果改编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就不会忽略那些构成宝玉性格的意象性细节。比如第57回，宝玉大病之后对景伤感，这一细节的心理背景恰恰是宝玉对黛玉的愈发痴情，由一己深情推及他人他物，故而对岫烟择夫、对周围的一柳一杏一雀都充满怜惜。这一情节，尽管没有多少故事性，却是整个故事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仅构成了对宝玉性格的合理性解释，而且暗示了故事的进程，为后面如尤三姐、尤二姐、晴雯、司棋、迎春、香菱、探春等女子人生悲剧的相继上演揭开帷幕。这些都是以宝玉的观察视角为坐标，以宝玉的悲悯与忧患之心来暗示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考，因此，作者刻意安排宝玉为知情者，宝玉对尤二姐的关注，对晴雯之死、司棋被逐的忧愤，种种不祥的阴云已经愈积愈浓，盘绕在宝玉心头，乃至第79回香菱热切盼望薛蟠迎娶夏金桂时，宝玉却替香菱“耽心虑后”并予以告诫，而香菱这个唤不醒的诗呆子却如同梦中浑然不觉，还以为“又添一个作诗的人”，一系列打击终致宝玉忧劳成疾。自57至79回的叙事流程来看，宝玉的视角是悲剧展开的一个重要参照，因此，第57回中宝玉的伤感细节，连同这一回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共同构成了悲剧开始集中上演的序曲。笔者认为，贾宝玉对众女性命运的忧患悲悯与爱莫能助的悲哀，对自身无法测知的命运，都是这一“半现实半意象化”［8］的人物形象中最有价值的成分，因此，改编应力图透过意象性细节来展现贾宝玉形象的象征意义。

最后，关于贾宝玉形象的文化内涵。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立体化透视，倾注了他对人生的哲学性思考，使这一人物形象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因此，对贾宝玉形象的理解应该是把握这一角色表演尺度的前提，而这一人物又是展示原著文化底蕴的重要渠道之一。脂砚斋形容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贾宝玉这一形象本身的思想内涵是极其隐曲的，作者在反复重笔描摹的基础上对其大加压抑，这样的贬笔实际上暗示了当时多数人对贾宝玉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甚至女儿观的反对立场。然而，作者又不惜余力地详尽渲染了他“爱博而心劳”的基本特征，在日常言谈中一点点将宝玉思想观念中那些理想化的、闪烁着初步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想成分铺展开来，将读者引入了对女儿们的命运反思中，令人慨叹深思。同时，作者对于贾宝玉的弱点并未留情，金钏的死与他有直接关系，尽管他的垂泪、他忠诚的祭奠让我们看到了他无能为力挽救的悲哀，但毕竟在王夫人打金钏耳光的时候他是跑掉了；忠顺王府来向贾政寻拿蒋玉菡时，宝玉说出蒋的藏身之地以求打发走来人，免得牵出其他事情。挨打之后，他又对黛玉发誓：“你放心，便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但事实上“这些人”却在为他承受着不幸。这里，我们不否定宝玉关爱他人的真诚，但他的软弱亦是不容回避的。他能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亲人正是制造了这诸多不幸的直接元凶，诸如尤二姐之死，凤姐难辞其咎；晴雯之死窥见王夫人的冷酷愚昧；还有那么多青春女子的冤魂：司棋、柳五儿、鸳鸯，等等。对于这些不幸的制造者，这些疼爱他的亲人们，宝玉从未敢越出传统礼法一步，直到他最后的出家，这相当消极的反抗已经难能可贵，因为他并未走出贾府大家庭，未走向社会，所以还不能被称之为社会的“异端”或“疯子”，他的成长过程也许正是那些走向社会异端的“疯子”们的成长缩影。跳出作品考察贾宝玉脆弱的一面，实际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封建社会统治势力的强大，贾琏因不满他的父亲贾赦讹人家石呆子的名扇致使家破人亡，结果引来毒打，与宝玉的险些丧命于贾政异曲同工，有着同样的揭示意义。毕竟，棒打之下的宝玉反而多出了些自由的空闲时间和更深刻的社会认识，可见统治阶层在打击它的对立面的同时也培养了、助长了自己的叛逆者，这反抗也许只是迟早的事情。宝玉的懦弱中包含着他真诚的无可奈何的情怀，他不敢逾越家族的伦理道德，只能在恐慌中看着金钏用自己的生命承担了一切后果，甚至梦中看到蒋玉菡被忠顺王府给抓回去，他只能在懊悔中忍受着对这些卑贱的人物爱莫能助的煎熬。宝玉在封建的家庭道德秩序中犹如困兽，他无力对他的母亲、父亲，以及凤姐等亲人作出真正“叛逆”的反抗。宝玉最终“情极之毒”的出家结局包含着深沉的文化思考，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无可奈何”处境的最大的文化暗示，千百年来折射着封建社会中个体生命困境中一直紧张着的灵魂，这些痛苦的灵魂在一千多年后始终未能安宁，依旧奔走在无路可走的惶惑中，不能平息，他们是思想者、精神上的流浪者。

作者在贾宝玉身上倾注的感情非常复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悲悯情怀，是作者介入作品的一种方式，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言，一举一动，无不展示了对身处的那个社会的反叛，展示了女性们的美与美的被毁灭。应该说，贾宝玉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中的一种可贵类型，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正如脂砚斋所评价的：“千古未有之人”、“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之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9］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坐标性、观念性意义，这一典型形象的生命力正在于真实地展示了中华古代文化历史进程中人性的进步及其脆弱，因此，对贾宝玉这一人物性格尺度的把握，既是改编的难点，也是演员的表演难点所在。

总而言之，《红楼梦》这部经典的改编难度非常大，而且众口难调，其中甘苦，编剧自知，本文着重就原著文化底蕴这一侧面，对改编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红楼梦》这部最有分量的古典名著的改编做到不走形、不失神，雅俗共赏，不仅重视大众文化的时代特点，而且能够注重文化底蕴的历史性展现，充分展示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内涵，树立起文学名著影视改编艺术的新的美学坐标。

参考文献：

［1］曾庆瑞.电视剧原理・第一卷・本质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91-192.

［2］周汝昌、周伦苓.红楼梦与中华文化［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12.

［3］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440-466.

［4］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27.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69.

［6］丁维忠.再次改编《红楼梦》刍见［J］.红楼梦学刊.2002(2)：226.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