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基础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法律基础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法律基础范文第1篇

（一）师资队伍不稳定由于独立学院创办时间不长，在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方面主要是聘请母体高校政治理论课程师资队伍，或是聘请相关的离退休教师进行教学，很少有独立学院专门建立相对独立的、稳定的政治理论课程师资队伍。作者查阅了一百多所独立学院的网站，只有若干所独立学院建立了政治理论课程教研部门，这说明独立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师资队伍不稳定。这种情况势必导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课程教学改革难以推动，教学质量难以保障。

（二）教学模式单一由于独立学院创办时间不长，办学模式不够完善，办学经验不够成熟，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方面照搬母体高校教学模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主要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注重教师的权威，强调学生的接收。缺乏讨论教学、体验性教学，更是缺乏师生互动，教学气氛呆板，教学手段单一。

（三）课程内容选择缺少特色目前独立学院都是按照国家统编教材和一些示范性课程教学方案（PPT）开展教学，在教学内容的选择、课时分布、教学重点难点的确定等方面没有充分结合自身特殊性。由于沿袭其他院校的教学内容选择方式，导致课程内容上以理论知识为主，实践性知识和操作性知识较少，如视频影视内容少、道德两难情景设计少、法律案例设计过少，等等。

（四）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独立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与其他院校一样，存在实践教学缺乏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实践教学没有制度化，没有列入课程计划；有的院校采用课外实践的方式，导致实践教学流于形式，教学内容与生活实际脱节，缺乏知识应用的环节等等。实际上，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法律知识与法律素质、法律能力也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实践教学在知识与素质、行为的转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可见独立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迫切需要加强。

（五）考试评价方式不科学独立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考核与评价方面，一般采用书面考试的形式进行。实际上，学生的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很难通过书面考试的形式形成科学结论的。书面考试只能考核到学生的道德认识和法律认识，并不能很好地考核到学生的道德素质与行为能力、法律素质与行为能力。而知识与素质、能力并不一定能建立一致的关系。

二、改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路径

独立学院要根据独立学院人才培养规格和独立学院学生特征，在把握教学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方案。

（一）建立稳定的师资队伍独立学院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诞生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以应用型人才作为培养定位，这种人才的具体规格是：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好、应用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另外，独立学院具有与其他类型高校不同的学生特质，其优势表现在：（1）大部分学生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学习十分刻苦，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学习欲望，这是独立学院学生的主流和根本性特质所在；（2）大部分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较强；（3）部分学生基于家庭背景等原因使得信息接收渠道比较多，见识比较广；（4）很多学生知识面比较宽；（5）小部分学生特长比较突出。其不足之处表现在：（1）整体的知识文化基础相对薄弱；（2）部分学生的自律意识和自控能力较差；（3）部分学生的学习方法不科学；（4）极少数学生缺乏人生的理想和目标，内心世界比较空虚，对自己的认识、定位和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比较迷茫；（5）少数学生缺乏刻苦精神，没有很强的进取意识。针对独立学院的培养定位和学生特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政治理论课程教师队伍，对于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独立学院要利用灵活高效的民营办学机制，选拔和培养一支高效精干的政治理论课程教师队伍，以适应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而且要经常性地通过教学比武、教学研讨等形式，引导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根据独立学院培养定位和特质，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模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必须破除传统的以教师和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构建多样化、新颖化的教学模式。一是要构建师生互动性教学模式，以增强教学效果。如增加讨论课程环节，就一些“道”与“法”严重冲突的问题开展讨论，激活学生思维。二是要构建案例教学模式，重点引入典型案例教学，运用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带领学生总结出一般性、规律性的结论，便于学生学习、效仿和运用。三是构建主题教学模式。主题教学可以是针对某一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讨论，或是针对某一敏感问题开展专门论述，或是针对某一似是而非的问题进行旗帜鲜明的思想教育，或是针对某一案例进行深层次剖析，等等。在主题教学中，教师不能回避现实矛盾，要紧紧围绕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层层深入，让学生既能明理，又能动情，还能应用。

（三）精选教学内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涵盖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知识，内容非常庞大，如何精选教学内容成为改进教学的关键所在。独立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内容，既要全面兼顾（核心价值体系、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三观”、“三德”、法律基础），又要重点突出。如在职业道德知识模块的讲授中，要重点突出大学生求职心理、求职技能。在法律基础知识模块中，要突出劳动法律法规。作者在担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就专门用两节课时间讲授《劳动合同法》，让学生掌握如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本领。如何统筹全面性和重点性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教师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通过细小的知识点推及到大道理、大主题、大方向。此外，在课程内容的选择方面，要格外注意突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促进学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素质的完美结合。在这方面，必须要充分突出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及区别。如在讲授法律与道德的互补关系时，作者经常运用“大义灭亲”（违反法律关系）和“见死不救”（违法道德关系）的案例来论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与区别，使学生能深刻体会到“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四）加强实践教学为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一是要根据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在课时的分布方面设置实践课时。设置这种实践课时不是放任学生随意去实践，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开展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如组织学生到福利院看望孤寡老人，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参观监狱，组织模拟法庭，等等。教师在这些实践课时中要认真设计，精心组织，细致总结。二是要根据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在理论课程中穿插情境性教学和讨论性教学。因为该课程课时有限，不可能设计过多的专门实践课时。所以要提高教学的生动性和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还需要在理论课堂教学中，想方设法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有机结合。在课堂教学中多采用情境式教学和讨论性教学，实际上也是在强化知识应用能力培养，是一种间接的实践教学形式。

法律基础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校；法律基础课；德育功能；策略

在新的课程改革背景下，人们对高校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之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仍是当今高校的育人方向。因而，作为高等学校现行的法律基础课，它不仅仅是一门法律基础课，同时也能够向学生传导出其思想教育功能。但是，调查显示，目前我国高校法律基础课程还没有引起高校的足够重，甚至存在重法律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而轻思想教育的现象。因此，这就需要高校相关教育工作者必须探讨新课课堂教学模式，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充分发挥法律基础课教学作用，使得其德育功能有效地体现出来，进而提高高校法律基础课的效率。

一、法律基础课德育功能的概述

德育功能，指的是在教育人的过程中在促使学生个性充分发展，获得知识的愉悦以及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等，从而学生的主体意识得到积极发挥。主要体现在：通过德育教育来引导学生对不适应社会发展规律、时代要求以及个性发展起限制作用的因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恰当的选择，进而达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使自身得到全面的发展，同时，德育又能通过一定的规范来约束、规定学生的思想行为，确保学生各方面的发展正规化。

二、高校法律基础课的现状分析

1、高校人才教育理念滞后

现代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当今社会的发展培养现代化的人才，核心是人才的培养，也就是强调“做人”教育。高校法律基础课程从其教育内容来看，包括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大方面的内容。然而，目前还有许多高校在进行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时往往强调教育的科学性，只重视知识传授，课程设置也是以知识传授的课堂教学为主要方式，而忽视了德育的教学，教育理念显得比较滞后。由此可见，忽视实践教学，将会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从而使得高校法律基础课的教学难以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2、高校德育缺乏一个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

调查显示，管理育人与教书育人脱节是我国高校的一大问题所在，从而使得高校在进行教学活动时缺乏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激情，进而影响高校法律基础课教育协调性和整体性。由于高校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帮助学生完成由中学到大学的转折与适应问题，进而通过该课程的德育功能来切实提高学生的品质，但是，我国高校普遍缺乏一个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以协调与整合。这样不仅浪费了教育资源，又因重复而让学生产生厌倦应付心理，严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如何现实高校法律基础课的德育功能

1、明确法律基础课的学科性质是发挥法律基础课的德育功能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对高校培养人才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大学生，其法律素质在大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的作用，是法治时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基石。因此，高校在开展法律基础课时，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不断提高改革教育方法，以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和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渗透为出发点，引导学生分析其中的深刻内涵，进而掌握我国宪法和基本法律的主要精神和内容，不断树立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依法办事，依法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的合法权益。

2、建立与完善组织协调机构，协调高校教育中德育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

高校法律基础课程的堂教学是以理论知识与法律基础的认识为基础，但若要让理论真正地进入学生心灵，使学生对国家的法律有一个大概的理解，必须将其内化为内心的原则与信念，同时还要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相联系，指导学生到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践行理论。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必须建立与完善组织协调机构，协调高校教育中德育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引导学生通过有限的理论知识的学习来进行无限的实践，进而丰富学生的学校园生活。

3、高校要全面更新教育理念

在大学生教育中，法律基础课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培养大学生的人格，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健全人格、良好思想品德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高校必须重视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全面更新教育理念，综合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在课程教学中安排课堂理论的讲授与探讨、课外实践的感受与体验，彻底改变传统的、枯燥、乏味的法律基础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活动的参与中去认知理论、感知世界、内化规范，进而使他们具有良好的人生理想，形成善良的道德观念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现代公民。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发挥高校法律基础课的德育功能，为学生步入社会打好坚实道德基础。

参考文献：

[1]郝雪玲.高校法制教育改革刻不容缓[J].中国高教研究，2000，（02）.

[2]甘玲.深化“法律基础”课教学改革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06）.

[3]李冬霞.关于高校德育显性课程的几点思考[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5）.

法律基础范文第3篇

[英文摘要]：

[关键字]：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法律分析

[论文正文]：

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发端于1970年代的美国，是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设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由SPA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SPV以证券销售收入偿付发起人的资产出售价款，以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投资者所持证券的权益。资产证券化是融资过程，也是融资方式、金融工具和金融发展趋势[1]。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具有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等优势的资产证券化在亚洲资本市场发展迅猛，形式也渐趋多样。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都积极利用这一金融工具为本地经济服务。我国自1990年代起，成功进行了珠海机动车辆收费、中远集团航运收入、中集集团应收款证券化等资产证券化离岸操作，开始我国的资产证券化[2]。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成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这标志着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在中国正式启动。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国家贴息的、国有银行承办的、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的无担保贷款，它集政策、福利、教育、金融为一体，是一种以信用方式提供的个人教育消费信贷。2001年-2004年以来助学贷款余额在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中所占比例为0。4%-0。5%，与个人住房贷款以及汽车信贷、信用卡消费贷款共同构成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一个大头，三个辅助”的格局[3]。因此，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探索前进的过程中，国家助学贷款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

一国家助学贷款的法律基础及其现实困境

（一）国家助学贷款的法律基础

1。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通过学习促进身心发展，以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规定了“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表明受教育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具体到高等教育方面，《反对教育歧视公约》（1960）第四条要求缔约国“使高等教育根据个人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2。政府有责任帮助公民完成高等教育

约翰斯通（D。BruceJohnstone）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认为，根据“谁受益，谁付款”的原则，高等教育的各种成本应由学生本人、学生家长、纳税人、政府以及社会慈善机构共同承担[4]。该理论符合高等教育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政府面临的高等教育财政危机。我国从1989年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每学年学费由最初的200元涨到如今的4000?10000元。涨幅近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此时，只有确立合适的资助制度，才能避免高校收费剥夺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指出应积极为一些特殊目标群体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便利条件”，“特殊的物质帮助和特殊的教育解决办法，可以帮助这些群体克服在接受和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所遇到的障碍”[5]，我国政府也提出了“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政策目标。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于1999年应运而生。

3。国家助学贷款中各方的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中，贷款学生与银行之间是借贷合同关系，属于法律上的合同之债。该合同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学校是介绍人，与学生关系密切的自然人（学生家长、辅导员或班主任等）是见证人。介绍人、见证人并非担保人，因此在法律上与贷款之债并无直接联系。

由于政府在该贷款体系中只是提供贴息等优惠政策，而贷款按银行的商业贷款模式运作，学校和银行均未得到授权而成为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或被委托的组织，因此政府并未与学生形成任何行政法律关系。

2004年，政府对原有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进行了调整，设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由财政和高校各承担50%，分担银行风险，促进助学贷款。该专项资金在国家助学贷款关系中具有一定的担保功能。

（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面临的困境

1。贷款规模发展缓慢，结构失衡

我国自1999年实行助学贷款政策以来，截至2005年2月，相关部门累计审批国家助学贷款96亿元，涉及学生115万人。虽然在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相对于贫困学生的人数和贷款需求来说，其规模还是太小。2004?2005学年，全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中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约263万人，其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有122万人。2004年，全国有80万名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实际发放人数为35万人；申请贷款金额为140亿元，实际发放贷款金额为57亿元。同时，国家助学贷款投入的地区结构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国家助学贷款的投入情况较好，例如浙江省获贷学生数达到高校经济困难学生数的90。16%，而西部地区在这一指标上远远低于平均水平，青海省仅有30%的经济困难学获得助学贷款[6]。

2。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性要求和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之间的矛盾

国家助学贷款作为商业银行的一项授信业务，受到市场运作规律的制约。助学贷款的资金来源是银行吸收的存款，银行的营利性和安全性目标要求贷款的发放必须遵循信贷资金运动的基本规律。因此，银行审慎风险管理和给予困难学生足够的信贷支持之间存在冲突。虽然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能够带来好的社会效益、培养优质的潜在客户，但是由于成本高、利润薄，手续烦琐，贷前、贷中、贷后都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相对于其他贷款管理成本高，严重影响了银行开展这项业务的积极性。

3。贷款风险大，违约率高

助学贷款市场是信息不对称市场。高校通过核实相关文件资料来确认申请贷款学生信息的真实性，但是不能到生源地实地调查。银行无法了解贷款学生的真实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在选择发放助学贷款的对象时存在逆项选择。另外，由于学生就业的流动性大，银行很难掌握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我国的个人征信体系又很不完备，这又使助学贷款有着一定的道德风险。同时，由于助学贷款的还款期限（4?6年）较短，大学生就业率走低，收入水平不高，导致目前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现象极为普遍，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国家助学贷款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0%?40%。面对困境，国家助学贷款如何“突围”成为当前的热点议题。

二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及法律环境

助学贷款是各国高等教育财政中最复杂、最具争议、经常被误解然而又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公共政策议程上越来越受关注[7]。美国的高等教育助学贷款体系最为发达，不仅资助主体多元，而且资助形式多样。其中，斯坦福贷款约占美国助学贷款总额75%。该贷款依托于政府的再担保来提高助学贷款的信用等级，进而通过助学贷款资产证券化实现在二级市场的流通来规避不良贷款的风险，因而其运作极其成功，贷款违约率低至5。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的同时，探索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相信对解决当前助学贷款市场面临的困难有所裨益。

（一）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

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是将贷款债权销售给私有资本持有者，使之成为在私有资本市场上具有投资价值的资产，为助学贷款体系提供更多的资金并使之具有流动性，从而分散违约风险。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过程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发育情况、外部政策及法律制度的完备之外，各专业机构分工合作至关重要。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基本参与主体和交易结构模式的设计如图所示。

1。由发起人组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AssetPool）

发起人分析自身的融资需求，确定符合条件的助学贷款成为证券化的客体，组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在结构上，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均以学校为单位在新生入学后统一办理，因此在资产种类、利率、期限、到期日等方面具有同质性，有利于对其资产风险进行重组和配置[8]。在形式上，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对助学贷款均使用语言规范、条款清楚、书面材料完备的合同，便于对资产实行有效的管理。

为了避免地域经济波动或衰退影响债务人履行债务，组成资产池时应尽量选择资产债务人的地区分布相对广泛的资产。一般来说，助学贷款的债务人毕业后工作地点分布较广，更符合对证券化资产来源上的要求。

2。组建具有政府信用的特设载体（简称SPV）

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最重要的是要使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风险相隔离。当发起人破产清算时，证券化资产不作为清算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流按交易契约由SPV拥有，并支付给投资人，从而降低风险，保护投资人利益。SPV是资产证券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SPV既可以由发起人建立也可以由第三方组建。

国家助学贷款带有政策性和公益性的特征，对SPV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求颇高。设立有政府信用的、国有独资公司形式的、以经营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为其惟一目的的SPV，能够保证其良好的信用，解决由银行、信托公司设立SPV时容易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而且，通过政府组建SPV既能推动银行在组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时加强内部管理、实现标准化，又能规范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相关的各中介机构的运作。

3。通过实现真实出售（TrueSale）破产隔离（BankruptcyRemote。

如上所述，破产隔离实现）是SPV的本质要求。否则，发起人破产时，SPV可能会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支付给破产者，从而导致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目标落空[9]。发起人将证券化资产转移给SPV通常可以采用出售和担保融资两种方式。各国法律和会计制度中所要求的真实出售，是指发起人出售给SPV的资产以及由这些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权益必须是有效的，资产池中的资产能够从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中移出，SPV对证券化资产拥有完整的控制权不会被归入发起人的破产财产。由于真实出售能够改变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它在破产隔离的实现上比担保融资更为彻底。所以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中只有实现真实出售，才能实现已经证券化的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隔离。

4。信用增级（CreditEnhancement）

SPV对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中的资产采取信用增级手段，使其所发行的证券获得更高的资信评级，这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投资者，是一种为了确保证券顺利发行与募集而设计的附加担保制度[10]。信用增级包括外部信用增级和内部信用增级。外部信用增级是指外部第三方提供的信用增级工具。在国外的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实践中，政府往往充当担保的角色。我国可以在现有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政策性机构??国家助学贷款担保基金，为助学贷款提供担保。内部信用增级常见的方式是建立优先/次级结构，即对优先级证券本息支付先于对次级证券的支付，在付清优先级证券本息之前对次级证券仅付利息，在优先级证券本息支付完毕后才支付次级证券的本金。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也可以通过这种结构安排，使优先证券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被次级证券吸收，达到信用增级的目的。

5。对国家助学贷款证券进行发行评级，安排证券销售。

SPV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正式的发行评级，向投资者公布评级结果，准备法律文件和办理法律手续，由证券承销商负责向投资者销售证券。SPV从承销商处获取证券发行收入，再按国家助学贷款买卖合同中的价格把发行收入的相应部分支付给发起人。至此，发起人达到了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进行融资的目的。

6。进行资产管理，偿付证券权益。

SPV收取、记录证券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并存入托管银行的收款专用帐户，首先用于偿付投资者持有的到期证券权益，不得用于任何红利分配或进入破产，未到期的现金流按资产风险辅助安排处理。偿付了证券权益后，SPV向贷款证券化过程中聘用的各类专业机构支付费用。之后，由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产生的收入若有剩余，则按SPV与发起人之间的约定进行处理。至此，整个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过程完成。

（二）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环境

资产证券化是一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综合各项法律制度的新型融资工具。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既是经济过程也是法律过程。在支持资产证券化的环境中，法律制度的作用具有根本性意义。

1。与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相关的法律问题

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法律关系主要是通过合同这一法律行为来建立的，因此其法律关系的内容体现在一系列合同上[11]。银行与贷款学生签订的助学贷款合同确立了发起人??银行享有法律保障的收取应收款的权利，是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文件。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下列三种情形下不得转让：（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3）按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因此，发起人如果将来欲将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应当在订立助学贷款合同时做出有利于未来转让的设计。只有明确该债权的转让条件，发起人才有可能将应收款汇集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出售给SPV，进行证券化。目前的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对此还未作特别设计。

2。与SPV设立、资产转让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设计中，SPV采取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这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证券法》规定“证券业、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所以我国承担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不能作为SPV的控股公司。而根据我国《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政府设立SPV基本具备现实操作性，不存在法律障碍[12]。

要实现资产转让，必须首先确认债权的可让与性。国家助学贷款属于个人信贷，我国《商业银行法》并未允许商业银行转让其信贷资产，只有根据关于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的授权性条款，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以规章的形式赋予商业银行以资产证券化为目的向SPV转让信贷资产的权利，才能实现资产转让。

我国《合同法》关于债权的转让采用的是通知转让原则，这大大节约了贷款证券化的支出成本。但是，国家助学贷款的债务人分布地区广泛，流动性大，为了便利操作，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案件的规定》：在指定的媒体上债权转让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合同法》规定的通知义务。

3。与破产隔离、真实销售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结构模式设计中采用“真实出售”来达到“破产隔离”的目的，这是因为我国尚无法律对SPV的性质作特别规定，普通企业之间自行借贷是被禁止的，所以担保融资的风险较大[13]。我国在立法上还没有关于“真实销售”的规定，但在会计准则上有相关处理方法可以参考，例如财政部《关于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从事应收债权融资等有关业务处理的暂行规定》。为了明确发起人的表外融资的操作标准，有必要在设计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时，对发起人资产转让意图、资产价格、追索权、回赎权、剩余利润抽取等做出规定，规范资产真实销售的操作，避免交易被界定为担保融资。

4。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发行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我国，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受《证券法》的调整，《证券法》未规定的，适用《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政府债券的发行和交易由法律和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中，SPV是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载体，不同于股票、公司债券以及政府债券的发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条件下，还无法明确该证券的属性和法律适用问题[14]。从利用现有证券监管体系的角度出发，修改《证券法》，把资产支持证券纳入其调整范围，是降低立法成本、切实可行的做法。

另外，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披露制度也存在《证券法》的适用问题。由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是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的，如果将《证券法》中关于信息披露的标准用于该证券，可能会使发行人公开与证券化无关的一些公司资产结构、治理结构、公司决策信息等内容，投资者并不能根据这些信息了解该证券化资产本身的情况。而适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中关于银行资产状况和风险的信息披露要求，能够加强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有利于投资者了解与证券化有关的信息，增加投资者的购买动力。

5。与信用增级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外部信用增级方式中，政府担保是国外助学贷款证券化中通常采用的方式[15]。但是我国《担保法》规定国家机关不能作为保证人，因此不可能直接采用政府担保。在当前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中设立了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可以在此基础上成立国家助学贷款基金会这样的政策性机构，专门负责助学贷款的担保，降低违约风险，提高资产信用等级。

在内部信用增级方式中，超额担保方式（指SPV向发起人支付的价款小于贷款证券化价值）并不适用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这是因为根据《破产法》，超额部分应列入发起人的破产财产，这样就不能实现破产隔离。因此，建立优先/次级结构是目前法制环境下较好的选择。

突破国家助学贷款的困境，建立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需要有完善的法律环境。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过程中除了上述的主要法律问题外，还旁及与之相关的税收处理办法、信用评级的标准、程序等等，在此未能尽述。但从以上分析已可发现，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中已存在有利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有一些法律障碍和立法空白，有待于调整和完善。总之，改善法律环境，审慎发展助学贷款证券化“二级市场”，有利于推动银行开展助学贷款业务，增加我国高等教育的非公共基金收入来源，缓解教育资源短缺的状况，从而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注释

程荃（1975?），女，安徽滁州人，暨南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1]洪艳蓉。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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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础范文第4篇

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是这十年最频繁的热词。

近些年来，我们提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其实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和谐、人伦关系的和谐，还包含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要建设一个环境友好型社会，人与自然首先应当是不分离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在白天鹅保护方面所经历的变化和结果，这就属于典型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过程。

德国的动物保护

对于野生动植物资源怎么进行保护，从历史上和各国来看，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对于野生动物，最早人们是把它当做无主物来看待的，认为它不从属于任何人，就是大自然的恩赐。在古代社会，这等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时生存是第一位的，谁先猎捕到动物，谁就取得它的所有权，鱼类、包括林木都是一样的，这是最早认定为无主物的观念和方式。

当社会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现代化的社会以私有制为核心，这个时候没有无主物，都是有主物，有主的怎么办呢？

在这个问题上，近代的德国在野生动物保护上走得相对早一步。德国的《物权法》首先规定了关于“物权”的概念，通俗来说，这个条款认为物就是财产，是民法上的客体，可以任由主体权利人支配。这样，对于自己的私有物，你可以任意宰割，不管是吃掉它，还是消费掉，都是不违法的。

但是在德国《物权法》物权编里，在对“物”进行定义的条款里专门有一个但书，即物但动物除外。这里的动物，不仅仅指野生动物，也包括家养动物。也就是说，这些都不能当成物来看待了，就是采用了“动物不是物”这个观点。

“动物不是物”这个观点其实对于许多学者来讲，也引起来一个疑问，动物不是物那是什么？

德国学者后来给出一个解释，认为动物不是物，意味着它没有伦理上道德上的色彩，而只是记录上的物。动物这种特殊的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它不受《物权法》的调整。既然这样，动物又是否应当接受法律调整呢？德国采取了专门的单行法的保护方式，设立了专门的特别法庭，也有专门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则。

因此，德国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最早提出野生动物保护的国家。而最早提出野生动物保护的人，其实也很奇怪，是一个很臭名昭著的人，是纳粹战犯，纳粹党的二把手格林。

格林很喜欢打猎，也修建了很多庄园。他喜欢小动物，并且作为一个热爱自然、热爱动物的人，他促成了全世界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制定。但是这么一个人却对人没有任何感情，格林杀了很多犹太人，这也是让人很玩味的事。

现代动物权利理论与物格

在德国，采取了把动物排除在财产之外，不能作为私有财产的方式，那么动物不是物是什么？随着二战后生命伦理的发展，还有环境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动物权利理论就开始浮出水面。

动物权利理论实际上就是动物不是物，那么是什么？动物不是物那就只能当做主体来看待了，就是把动物拟人化来进行保护。这个理论的理论基础，就是动物权利理论。在中国，法学界很多学者是这种观点。

人们传统认为人是有权利的，动物不是主体，所以它不享有权利，它是权利的客体。但按照动物权利理论，动物不仅仅是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了，所以要作为人来保护，一些传统法律学者认为这一点难以理解，这样怎么设计我们的法律？

国外很多学者都提出过一些设想。譬如认为动物虽然没有人的意志，没有人的灵魂，就把它当成婴儿，即无行为能力人。国外在实践方面的探索也很前沿，已经有把动物当做无行为能力人来看待。认为一个人拥有他的宠物，但不是宠物的所有人，而是它的监护人。这个人没有权利，只是一种义务，你是为了它的利益，去抚养它，喂养它，就像你的孩子一样。

动物权利理论在国外的这种探索已经相当多，但在中国，仅仅是学者在这十年来在理论上提出来的一个前沿的设想，是野生动物保护的新的火花。

在这方面，我国著名的民法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曾很有创造性地提出一个理论，就是物格理论，这种理论其实受到动物权利的影响非常大。杨立新认为，人有人格，人又分成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那么物怎么不能有物格呢？杨立新教授提出来物格理论，把物也分成三六九等，这个范围比较大，动物只是其中之一，分成纯粹的财产和有人格性的财产。包括有特殊重大人格意义，比方说尸体，比方说器官，但这些其实是物，但他的人格性跟人无法区分。但其中还包括动物，它虽然是一种客体，一种客观存在，但从中折射出的人的一种感情，人的一种对自己的定位。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定位，所以按物格理论，动物不是一种统一的财产，不是任你支配的一种东西，要具体化，分成三六九等，这也是一种探索。

杨立新教授的这种物格理论，据作者所知，在学术界还是不太被广泛接受，但我认为至少还是有创意的，从无主物到动物不是物，到动物是不是能作为人，到动物是不是能分为几种不同的等级去进行不同的对待。这样一个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学术界、知识界，对这个问题也是在不停地思索，不停地探索，来提供一些知识上的资源，去更好地保护野生动植物。

我国动物保护的立法基础

当然我国目前的法律相对还是比较传统的模式，从立法上来看，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权利的归属上，在民事法律领域，我国其实把动物还是当做财产来看，即传统的所有权模式。比较特殊的是，我国的所有权模式是分开的，是二元的所有权模式，分成国家所有权模式和私人所有权模式。私人所有权就是我们私人养的宠物，农村养的家畜，作为私人财产，一般动产没有特别规定，就按照财产规则。

而像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是法律规定的珍稀动植物，根据《物权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了这些动植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不再是能够被私人财产权所拥有的了。也就是如果你对它捕猎，进行销售，贩卖，消费，其实就侵犯了国有资产。

除了《物权法》确定归属之外，特别法上我国还专门颁行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而《刑法》中也对捕猎野生动物的行为苛以了比较严格的刑事责任，这是对于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

但现实中也有漏洞，卫生部正在起草的《动物保护条例》。目前在条例的制定中有一个争议，就是禁止虐杀动物，不仅是珍稀野生动物，还包括非珍稀不受国家保护的像猫狗等。这里面主要涉及的是滥杀的问题。

“禁止虐杀动物”这个条款的出现与现实的刺激有关。众所周知，前两年网络视频上就有“虐猫门”，好多人把猫狗踩、烧，弄死了，令人发指，社会舆论很大。因此，卫生部的这个部门规章里在起草上就考虑加上禁止虐杀动物这一条，但还没有出台。

主张者认为这些一般的动物可以作为私有财产，也可以进行消费，但却不能滥用权利。《论语》中孔子讲“君子不忍杀”，但吃肉时吃得挺香。

反对者的疑问是，虐杀是不是就挑战人类感情的底线了？这个争议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市场经济下，动物饲养业工业化条件下怎么去看待？特别是对于养了就是为了杀的动物，特别像现代化工业养殖出来的猪、鸡、鸭，例如麦当劳、肯德基，对这个条款它可能就构成违法了。这些工业养殖者通过生长素，几天就把动物催肥并且杀掉，养殖环境也是非常拥挤、暗无天日，这构不构成虐杀？所以虐待动物这个条款，到现在还没有出台。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动物保护的基本框架就是所有权加上刑事责任。但是，这个框架在现实中依然面临着诸多争议。

争议一：国有化是否是最优的模式

前文提及的《物权法》第四十九条，确立野生动植物资源归属国家所有这个基本原则。其实《物权法》2007年公布之前的历次论证中，大多数民法学者对这一条都是反对的。

反对者主要是认为规定野生动植物归国家所有，只考虑了权利归属国家，却没有考虑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责任和权利是不可能只要一边不要另一边。

法理学上有一条基本常识，是有权利就有责任。假设一个人在野外一不小心被野生动物给咬伤了，按照《国家赔偿法》，这就属于国有资产致人损害，受害者可以向政府提出损害赔偿。实践中也有这样的问题，东北虎咬伤人、熊把人弄伤的事件都很多，这时候国家是否应当赔偿？

还有就是可能引起一个荒谬的后果。动物是流动的，例如白天鹅，属于候鸟，它不停地飞来飞去。对于我国的一些栖息地来说，天鹅只是一个过客，它可能飞到西伯利亚，飞到外蒙古。如果按我国《物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白天鹅属于中国政府的国有资产，它飞到人家外蒙古，那构成外交纠纷，构成侵略了。中国政府的资产飞入外蒙古、飞到俄罗斯上空，法律上一只野鸭子和一只白天鹅以及一架军事飞机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外国政府的资产。所以这种流动性使得确定所有权在外交上、国际关系上就带来了麻烦，所以很多学者是不太主张明确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

反对国有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国家所有，需要国家保护，国家需要承担责任。那么经费从哪儿来，充足不充足？现实中存在很多问题。当然一些经济比较好、政府也重视的地方就有资金投入。像三门峡市关于白天鹅的保护就能投入几十万、几百万的经费。但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人的生存发展都有问题的情况下，要政府提供保护动物的经费会导致很多问题。

所以说国家所有权的保护模式是我们现在选择的一个保护模式，但这个模式是不是最优的，是不是存在改进的必要？

争议二：保护动物是不是需要牺牲人的价值

河南省陕县检察院在野生动物保护实践中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在轻刑情况下野生动物保护怎么进行？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但是现代刑法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轻刑化，能不定罪的尽量不定罪，不滥用刑事刑罚。猎杀白天鹅就判了十几年，这在过去的司法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过于薄弱，通过杀一儆百的震慑效应，使大家树立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但现在在一个常规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动物保护意识，就是一个综合问题，是一个教育为主的问题。如果仍然科以很重的责任，就会忽视了另一面：人权保护与动物权利哪个重要？

《论语》中有一个故事，一个马棚失火了，夫子跑过来，他不问马烧得怎么样，先问看马的人怎么样，受没受伤。天底下人为贵，和谐社会最核心理念，就是人为本，不能空谈。

如果要通过对人很严酷的制裁去保护动物，在利益考量上就有一个适当的问题。在轻刑化的趋势之下，需要我们检察实践当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保护动物是不是需要牺牲人的尊严、牺牲人的价值来保护，是不是能够通过其他综合性的方法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动物保护不只是政府的问题

应该说，目前动物保护法律领域的一些争议，某些东西可能过度强调了，但某些东西还是不足，这是现实当中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存在的需要完善的地方。

笔者认为，野生动物肯定不是个人财产，但也不能是国家政府的财产，国家政府的财产也是一种私有权的体现，只不过他不是个人所有而是国家所有。其实野生动植物这种宝贵资源属于公共资源，是一种公共财富，跟空气、阳光、干净的水、自然风貌一样。公共财产作为人类的自然遗产，确立了公共财物的观念，公共财物不是无主物，不能任意去获取，而是全人类的财富。把野生动植做这种定性可能更准确一些。

保护野生动物，单一靠政府是不够的。

这时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发挥民间组织和机构的积极性，可以放开权利给一些NGO组织和一些环境保护组织，通过自发的方式去给动物进行维权。特别是经费方面，不能光靠政府，通过税收去保护动物。现在中国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慈善逐步蓬勃发展的时代，那么在动物保护上，可以考虑通过利用慈善基金的方式使社会民间的财富更能够吸纳起来，再加上政府的财政拨款，共同来通过公益基金法人的方式进行运作。

除了民间组织和基金的积极性，还可以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例如熊猫保护方面就有经验，不是归个人所有，而是实行个人领养制度。这样就不是任意消费掉动物，类似于动物的监护人一样，定期拿出一部分钱照顾它。这样可以通过拟人化的方式激发个人对野生动物的爱心，来增加野生动物和个人的亲和性，能够更紧密地把个人的爱心、个人情趣和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大的命题连接在一起，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来更好地保护动物。

法律基础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职学校；法律基础；教学内容

法律基础是一门旨在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培养健全的法治意识的一门课程。实事求是地讲，中职学校所招收的学生，有的是在初中阶段由于学习成绩不好或者是家庭、学校等因素而进来的，他们报考中职的唯一目的是希望拥有一技之长。但是，又由于这群学生处在青春躁动的时期，他们虽然也是充满朝气，有理想，有抱负，但是法制知识欠缺，法律意识非常淡薄，很容易一时冲动，或者是经受不住物质的诱惑，打架、偷窃等违法、违纪行为时有发生。当他们踏入社会时，很可能会遇到一些侵犯自己权利的事情，如果学生的法律意识淡薄，不会行使法律给予的合法权益，却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只会使得自己更加受伤。为此，加强学生中等职业学校的《法律基础》教学，让学生形成法律意识，增强学生的法律素养，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刻不容缓。

一、从实际出发，适当调整法律基础教学内容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专业课程是比较多的，例如财务会计、酒店管理、汽车维修、幼儿教育等等，并且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男女生的结构也不一样，其以后工作的性质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教师在教授法律基础知识的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适当调整法律基础教学内容。

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思政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应该因材施教。例如对于男生较多的班级，教师需要重点讲哪些，对于女生较多的班级，教师又需要重点讲哪些等。总之，使用相同的教材，但是要把握好不同的侧重点，甚至可以根据专业特点进行适当取舍、增加。在授课的时候，尽量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生活。

教师也可以对中职学生进行分批教学。如果在授课过程中，教师一下将一本书的内容全讲授完毕，在此过程中很可能学生对此兴趣不是很大。但是，教师如果将其内容进行分解，并不是全都拘泥在一学期，学生才会对此保持兴趣不减。例如，在讲授民法的时候，教师完全可以将其内容调到毕业前的半年来完成。这样，由于学生面临着毕业，面临着工作，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学生都有兴趣去了解一些当他们走向社会、踏入工作岗位时候与之息息相关的法律，并且也能确保学生认真听讲。

二、教学过程中要充分的体现出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在法律知识课堂上，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与学习的主人，而教师则是引路人，要引导学生学到知识、消化知识并且最终为我所用。因此，教师在课堂授课的时候，一定要本着“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全面发展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授课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能够自主地学、自觉地学。

在授课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思维思考方式，并且千差万别。而要让学生自主地学、自觉地学，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其最基本的就是尊重学生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教师不再是在讲台上发号施令，不再为了学生的成绩而用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将自己看成一位在教学活动中的普通参与者，与学生和平相处，使学生理解和参与教学。《法律基础》，可以说是集中我国好多部重要的法律，涉及许多专业术语和法律规则。但由于课堂时间比较短，很多内容只能一说而过，过后学生便会忘得无影无踪。为此，教师就需要从学生的现实需要和兴趣出发，调动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例如采取情景教学，也就是模拟法庭，以案说法或者是播放与法律有关的法制教育片，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过程中得到体验、感受。

三、转变以往概念教学方式，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上

法律基础教学旨在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学习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通过学习来增长学生的知识，使他们在遭受到侵害的时候能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自己也能做到知法、守法、护法。笔者在长期的教学中发现，很多教师在授课的时候，很注重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特别是要求学生把握法律知识的准确性，这样就导致了教学变得概念化，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会感到困乏，认为学习法律知识其实也不过为了应付考试而已。于是，他们在教师严厉的督促下拼命去背，费时耗力。考试的时候，即使考取了满意的成绩，但学生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依然很淡薄。

教师要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上，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树立学生的公序良俗意识。在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知道法律的首要作用，并且逐渐形成爱国主义精神和爱护公共财物的习惯，不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自己独处的时候，都能做到遵守公共秩序和尊重社会公德。第二，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学生通过一段时间的法律知识学习，初步明确法律对公民、法人合法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制度，也就是让学生知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这样，有利于学生今后踏入社会用辛勤的劳动获取合法的收入，而不是抢、夺、侵占、盗取他人财产。第三，具有一定的公民意识。学生通过法律学习，要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能够做到自觉地遵守法律， 自觉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

四、改革考核内容，不要以考试成绩作为评判的唯一依据

法律基础依然在考试的范围内，而学校传统的考试方式在通常的情况下都是以试卷的方式进行。在此期间，学生要对知识要点死记硬背，但是考试一结束，他们便会将所学的知识忘到九霄云外去。这样的考核无价值可言，根本也不是教学的本质所在。

笔者认为，虽然考试是必不可缺的，但是教师可以适当调整考核方式。例如，将来从事的工作与一些专门的法律是微乎其微的关系，完全可以让学生详细了解，没必要让他们一字不差地写下来，而那些可以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法律则很有必要让学生掌握。又如，在考试的过程中，可以考虑是否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或者是采取口试的形式进行考试等，也就是从多种角度来对学生的学习程度进行考核。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学生是否学透知识，明白内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