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学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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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学舟范文第1篇

尽管社会对管理类人才的需求很大，同时高校扩招后管理类毕业生也大批涌现。如何使地方应用型高校培养的人才具有市场竞争力，不仅看人才培养定位和培养规格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更要看人才培养的质量。希望本文研究对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有所启示。

一、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实践教学现状分析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涉及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集理论知识与实务技术为一体，由于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定位及课程建设等矛盾，该课程的实践教学方面问题较多。

(一）实践教学不适应人才培养要求滁州学院自2005年起招收第一届工商管理本科生，2006年首次制订人才培养方案，2009年修订并使用至今，尽管学校应用型办学定位明确，但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职业和岗位的结合度不高，人才培养定位与课程教学任务不相匹配。以培养人力资源管理人才为例，首先，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实践教学任务不清晰，没有围绕人力资源管理岗位“是什么”“要做什么怎样去做”等胜任特征，培养学生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知识技能和业务执行力。其次，对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不够，人力资源实践教学缺乏有针对性地设计模拟情境下的实践问题，组织学生交流研讨、并运用所学的知识理论去分析并解决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此外，对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不够。人力资源管理不仅要做好常规事务，还要追求管理变革与创新，如没有实践教学及实践活动的经验积累和见识增长，则无法锻炼人的实践应用能力并形成创新精神。

(二）理论与实践教学配置不合理

教学计划是教学活动的纲领文件，教学计划中须充分体现实践教学环节。只有合理安排各类课程的实践教学目标、内容及进程，才能促进学生理论联系实践、学以致用。以人力资源管理人才为培养方向的工商管理专业为例，相对于其他专业基础课、必选课而言，人力资源管理课时(每周3学时)严重不足，即便是理论教学尚且要追赶进度才能完成，实践教学则难免被一再压缩。虽然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体现了实践教学内容和比例的增加，但只是在社会实践、实习实训、毕业论文与设计等方面增加了实践学分，而对专业基础课和主干课程的实践教学却无刚性要求。实践教学及学分常常集中在最后一学期，那时的学生大多在四处奔波找工作、匆忙应付毕业论文，而在学生最有兴趣、最有精力、专业课程最集中的二、三年级，却没有切实开展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活动。

(三）对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视和投入不够

以往，学校各方面对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首先，职能管理部门没有从宏观层面加速实践教学制度和配套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实践教学环境的营造不够。其次，授课教师没有重视实践教学活动，针对提高学生动手动脑能力设计相应的实践教学内容，没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专业实践机会。此外，学生们没有跳出“考公务员、考编制、考研必须死读书”的思维定式，没有认清：不论何种职业路径，最终要走入社会和职场，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是未来职业发展的根本。

此外，学校在实践教学设计、实践教学平台构建、实践教材编撰、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实践教学设计方面，如何围绕课堂实践教学、实验课、技能拓展、实习实训、社会实践等模块，优化实践教学体系。在实践教学平台构建方面，如何整合利用好校内管理学综合实验室的各项资源及校内外实训基地，让更多的学生参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在教材方面，如何编制应用型教材和案例资源库，为实践教学提供有针对性、专业性和实战性的素材。队伍建设方面，如何加强课程教学团队中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使更多的“双能型”教师承担实践教学任务。

二、工商管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目标任务

(一）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工商管理专业是培养在社会一线运用企业管理、经济、法律等专业知识和技术开展工作，具有管理与决策、沟通与协调、现代办公与信息处理等能力，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实践创新精神的中高级应用型人才。

由于工商管理专业包括了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但工商管理专业培养的本科生绝不可能在以上专业领域通学通用。为此，滁州学院应区别其他高校的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定位，根据本校已设置的工商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专业，以及“市场需求、特色与错位发展、培育新的专业增长点”为原则，将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为企业生产运营和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即该专业培养的学生可以在企业及非营利组织从事生产运营管理、行政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等工作。根据以上人才培养的职业和岗位定位，找出相应岗位的关键能力及能力要素集合，构成人才培养的能力模块，最后根据不同能力模块要求配置相应的课程系统，即课程模块。可见，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人的能力需求，而能力需求又决定着课程体系的设置。以培养人力资源管理人才为例，不仅需要工作分析、招聘与配置、绩效考评、培训开发、薪酬管理等人力资源管理技术，还需要人际沟通、信息处理、管理应变等思维和能力，为此，须开设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公共关系学、劳动关系等专业必修课程，以基本满足该岗位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要求。

(二）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作用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应用型课程，须培养学生“应知、应会、应试”等方面技能，不仅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基本技术和方法，而且要达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三级职业资格的要求。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一体化的课程教学，使学生基本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框架、方法技术、实践技巧，引导学生涉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并继续以后的探索。

本课程通过对人力资源的获取、开发、激励、保留等知识、理论、技术方法等学习，旨在培养未来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职业人员，使他们不仅具备人力资源专业化知识、多元化技能、既懂理论又能实践，还具有适应未来岗位和职业发展的胜任素质，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市场观念、策略管理意识、现代化操作技能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

(三）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内容结构

   为确保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内容体系完整、层次脉络清晰、教学难易适度，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是什么？人力资源管理做些什么？怎样开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未来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是什么样子？”等问题的研究贯穿课程。课程主要安排人力资源管理导论、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分析与评价、招聘甄选与人员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与绩效考评、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管理、职业生涯管理等任务模块，每一模块都包含着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工作的原则、方法、技术、流程及实践应用。

为掌握以上知识和技能，本课程应在第四学期安排4个学分、每周4学时、总计72学时的教学任务，可按2:1分配理论与实践课时的比重，即理论48学时、实践24学时，理论课主要讲解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方法，实践课主要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实验课、践行辅导等形式开展以学生为主的体验式教学。本课程的先行课程是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组织行为学等公共课及专业基础课，后续课程是企业战略管理、劳动法、公共关系学等专业基础与选修课。

三、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

    长期教学中，作者强烈地感受到实践教学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实际能力方面的作用。为增强实践教学效果，学校各方面须共同努力、系统开展实践教学的规划设计和组织实施。

(一)宏观层面的政策保障

1、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质量必须由制度建设为保障。首先是结合市场需求及办学目标确定各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实践课程如何设置，保证专业基础及核心课程的实践教学学时、内容及实施标准。二是逐步建立实践教学的规章制度和实施办法，细化实践教学内容和形式，使实践教学活动制度化和规范化。三是从院系层面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实践教学的师资培养，针对人才培养规格研制课程实践教学大纲和实施方案，加强对实践教学活动的检査、指导和效果评价，定期组织实践教学公开课等。四是有效监管实践教学执行情况，完善计划、实施、监督、评价、反馈、激励系统，将实践教学管理落到实处。此外，要规范评定实践教学课程的成绩，制定实践教学的考核标准和办法，并纳入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2、构建多元化的实践教学系统

实践教学应灵活多样地体现在教学的全过程。按实践教学形式和功能不同，实践教学可分为课内实践和课外实践两方面。课内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学习并掌握本课程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可根据不同章节的教学内容安排在课堂上进行应用案例研讨、情景模拟与角色扮演、践行辅导等活动，使学生课内将知识理论与现实生活中的管理问题联系起来。还可在人才测评、绩效考评等模块有针对性地安排实验课，使学生初步了解人力资源管理软件的应用。课外实践活动是帮助学生在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基本的专业技能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并激发创新意识。课外实践活动包括认知性实践和应用性实践，主要有社会实践调研、岗位见习、毕业实习、大学生科研活动等形式。此外，学校和院（部）应加大对实验室软硬件设施和实践活动经费的投入，加强校内外实践实训基地建设，支持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培训、到社会基层挂职、兼职等，为有效开展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活动提供经费补贴。

3、建立实践教学的考评体系

为加强实践教学系统监管，应建立校、院两级实践教学考评系统。首先是建立每学期初、中、末期实践教学检査制度，检査教学计划中是否安排了实践教学内容以及实践教学的执行效果。只有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才能引导师生将理论运用于实践，通过实践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其次是将教学督导制度引入实践教学管理，通过学校教学督导组不定期的实践教学检査，利用学生联络员定期反馈实践教学相关信息，将实践教学执行情况纳入教师教学考评系统，形成多层面、多维度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此外，还要建立实践教学质量奖惩制度，对认真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教师，认定其实践教学工作量，而对不按计划执行实践教学环节或学生评价实践教学较差的教师，不认定其实践教学工作量，并在教学综合考核中不予评优。

(二）微观层面的具体实施

人力资源管理重在实践和运用，该课程实践教学不仅能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更能促进学生的思维、态度、价值观等养成。只有将案例教学、情景模拟、践行辅导、实验课、社会实践等课内外实践教学有机组合的多元化实践教学模式，才能充分保证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教学效果。

1、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运用语言、书画、音像、视频等媒介手段，将特定的真实事件作为案例带入课堂，让学生充分了解案例、分析讨论，甚至扮演角色以体验特定的实践情境或行为过程，以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具有自主、亲验、交互等实践性特点，通过教师与学生角色互换，引导学生自觉学习、自主学习、团队学习。案例教学可采用小组讨论、课堂辩析、情境演示等方式。

人力资源课程的案例教学可采取章前案例引导，针对各章学习重点，引导学生联系管理实践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讨，激发学习兴趣；其次是根据关键知识点要求，在各章中间穿插应用案例、能力要求或技术方法等板块，拓展学生的知识范围和学习视野，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在每章结束部分安排应用案例分析、课内体验或践行辅导等项目，让学生在模拟情境中亲历亲为，提高实践调研、分析思考及团队协作的能力。在劳动关系一章开始引入，发生在2010年5月的富士康集团连续12名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这是一起因企业与员工利益矛盾而引发的极端事件，而随后，企业、员工、政府、媒体等方面的不同声音是否客观真实地评判、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可运用劳动关系及调整机制来分析富士康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及规避此类事件的解决方案。再如，在学习职业生涯管理一章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时，教师可引入真人真事：中国互联网企业创始人马云的职业发展，组织学生分析讨论马云的职业发展存在哪些偶然和必然的因素？他的职业成功有何启示？通过课堂上的研讨与辩论，让大家认识到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决定职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2、情境模拟与角色扮演

情景模拟在人力资源管理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围绕有待探讨的某一人力资源管理课题，指导学生从管理实践、案例及相关资料中收集素材，编写成情景模拟实施方案或“剧本”，将管理实践活动“搬”进课堂，使学生身临其境，扮演各种角色，从中学习和体验管理知识和技术。该方法的特点是通过学生扮演管理角色，自我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实践性和创造力。②

在员工招聘一章，教师可设计“银行大堂经理的招聘”这项体验活动，使学生掌握本章的主要技术方法。该项目目的：_是让学生通过实践观察和信息收集，了解银行大堂经理的工作职责及任职要求，二是让学生熟悉面试方法的应用和面试效果的评价，三是锻炼学生的沟通和应变能力。在工作分析一章结束后、员工招聘一章开始前，授课教师启动项目策划，指定当地某家商业银行，给出该银行的部分背景资料，选三组学生（每组各4-6人）具体实施。第一步是要求各组学生针对该银行现状编写大堂经理的工作说明书，充分讨论并达成一致。第二步是在招聘一章结束前，要求三组学生分别设计该银行大堂经理的招聘面试活动方案，包括面试时间、场地、形式、内容、方法、情境、面试评价量表等，确定一组学生扮演面试考官，第二组学生扮演应聘者，第三组学生作为面试活动的评价者。最后，在招聘一章结束时，教师安排2节课来实施该项目，第一节课，由三组同学模拟开展面试的角色扮演活动，其他学生旁观，第二节课，在其他同学发表评议的基础上，授课教师总结评价整个活动的组织实施，并对主要参与人给出评价分值。该项目活动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企业“为什么要招人”、“按何标准招聘”、“如何开展招聘活动”、“如何组织面试”、“面试中有何方法和技巧”等关键知识点，系统而直观地运用到实践中。

3、实践锻练与课内辅导

简称践行辅导，即将课内传授的基本知识和理论运用到课外的实践锻炼或体验活动中，教师对学生的体验活动及反馈予以适时指导，使学生感受到“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人力资源管理导论一章主要介绍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概念、主要任务、管理者的职能定位，仅课堂讲解无疑是抽象和枯燥的。为使学生了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包括哪些内容，管理者的工作职责与角色定位的关系，我们设计了“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体验”这一课外践行项目，目的之一是帮助学生了解人力资源管理者(以下简称HR)应具备的能力和特质、主要工作内容及活动范围，其次是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践、分析思考问题、团队合作的能力。选择两组同学（每组各4人）实施。由教师联系某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安排两组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在该部门见习两至三周，主要是观察和学习。之后，两组同学分别利用课后时间研讨，教师参与并提供辅导。各组研讨的问题是：HR应具备的能力和素质特征；本组公认表现较好的HR并分析原因；找出见习中印象最深的一次工作场景或问题解决案例。两组同学将以上内容归纳成文字或表格。本章结束后，教师安排2节课时间，由两组同学分别对该活动进行总结和评价，总结组同学依次发言，互不重复，总结时间不超过20分钟；评价组同学对总结情况进行评价并形成一致意见，评价时间不超过20分钟。随后，其他同学自由发言，时间不超过20分钟。最后，教师对整个活动进行总结和点评，对参与的学生给出实践活动评分。本次活动使学生对HR及其工作有了初步印象和感受，对本课程开始产生兴趣。

4、实验课

在目前安徽省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之中，设置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不到三分之一，更不用说配备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验室。滁州学院尚未设置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实验课程的开设，从硬件上可以依托经管学院的管理学综合实验室，学校可再投入少量经费购置一些不太复杂且比较常用的人力资源管理应用软件，如人力资源测评系统、绩效考评系统等即可。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课环节可分组开设一至两次实验课，每次2学时，在教师的指点下，学生分组在实验室里操作管理软件，体会书本知识与模拟环境的不同，体验人力资源职能管理方式的差异及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的便捷，引导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知识，基本掌握实验室软件的操作要领和应用技巧。当然，教师也可以联系本地具备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借用他们的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组织学生观看系统运行的演示，帮助学生总体上了解该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运行情况及内外环境变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5、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是最常见的课外实践教学形式，是根据专业及课程功能要求，安排学生进入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直接体验和感受。适合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有：参与社会调査、开展大学生科研活动及创新创业项目、管理岗位见习或实习等。

为使学生学以致用，教师可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布置学生以问卷、访谈等形式开展社会实践调査活动，如：针对某一地区或企业开展员工流动性调査、员工薪酬满意度调査、员工心理压力及影响因素调査等。通过社会调査活动，让学生了解基层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现状，既锻炼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又培养他们的组织协调及团队合作能力。再如，通过参与教研及科研活动，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应用及创新能力，为此，教师可吸收学生参加自己的教研与科研活动，从资料收集、整理等基础工作做起，直至思考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教师应帮助学生申请大学生科研课题及创新创业项目，指导并帮助他们开展应用性和探索性的实践研究。在校大学生参加管理岗位见习或实习的机会非常有限，一般只能联系到学校或院（系）实习实训基地，或任课教师的兼职单位，而且接触的大多是最基层的管理或技能岗位。见习或实习期间，同学们受所在单位HR和指导教师的指点，从最简单和基本的事务做起，边工作边学习、边做事边思考，通过阶段性地实习，了解所在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状况，并主动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提出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积累工作经验。

楚人学舟范文第2篇

课外文言文阅读解题四步骤：

第一步快速浏览题目

课外文言文阅读试题有个特点：有的题目选项出示了文中某些关键字词的意思，有的题目则提示了文言文的主要内容。浏览题目有助于同学们初步了解文言文的大致意思。所以，接到课外文言文阅读文段，首先应该快速浏览文段后的题目。

第二步仔细分析标题

一般而言，课外文言文阅读文段都会给出标题。教师要指导学生留意并仔细分析文段的标题。因为大部分标题本身就概括了文言文的主要内容。例如，在一次测试中考了一个“楚人学舟”的课外文言文阅读文段。这个主谓结构的标题概括了文段的主要内容，我们看了标题就知道文段的主要内容了。总之，仔细分析文段的标题，可使我们快速理解文言文的主要内容。

第三步 结合注释速读全文

课外文言文阅读文段，对于一些难懂的文言字词一般都会给出注释。这些注释有助于同学们准确理解文言文的主要内容。所以，教师应提醒学生千万别忽略这些注释，而应结合注释速读全文。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教师要提醒学生在阅读全文的过程中，碰到“拦路虎”千万别停下来苦苦思索，而应继续阅读。总之，速读全文，不求完全读懂，能明白文章的大致意思就可以了。

第四步“对症下药”解答问题

课外文言文阅读问题设计有三种类型，即词语解释题、句子翻译题和内容理解题。对于不同的题目则采用不同的解题方法：

(1)词语解释题。这类题目多数是考查文言实词中一词多义的现象，而这些文言实词基本上都是同学们在课内文言文中学习过的。解题时，应先套用我们学习过的文言实词的意思，再联系上下文检验，经检验意思通顺，则为正确答案。

楚人学舟范文第3篇

湘剧，顾名思义，是湖南一个代表性的剧种。她以长沙、湘潭为中心，向湘东、湘北、湘南、湘中辐射，建国前亦曾南下广州，北上武汉，西去桂林演出。从南北曲在长沙舞台上出现的文字记载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她相继融汇了高、低、昆、乱及安庆、南罗等多种声腔。这些声腔各自拥有的剧目，一方面在湘剧这个大厦里和谐演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另一方面这种和谐相处又是一种动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的换代，审美情趣的变化，各种声腔的剧目，进行着艺术上的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下面就昆腔进入湘剧的历史及其影响、发展，作一个粗浅的探讨。

低牌子是否就是昆腔

在研究昆腔何时进入湘剧时，首先必须弄清楚低牌子是否就是昆腔？对此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戏曲史家黄芝岗说：“长沙湘剧有许多昆曲、高腔相间演出的戏：如《百花记》的《赠剑》一折用高腔，《斩巴》一折用昆腔；如《鱼蓝记》的《双包案》、《闹天师府》、《中途分别》等折用高腔，《追鱼》一折用昆腔。因此长沙湘剧艺人称这类昆腔戏做低腔，称这类昆曲牌子做低牌子，跟相间演出的高腔戏和高腔牌子区别开来，到后来，对一般的昆腔戏也都叫它们做低牌子戏了”（见黄芝岗《论长沙湘戏之流变》。载《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第64页。中国戏曲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另一戏曲史家周贻白十分肯定：“‘低牌子’实际上也是‘昆曲’，不是什么‘长沙湘剧中一种独立声腔’”（见周贻白《中国戏剧史讲座》第六章13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5月第1版）。这两种说法都肯定湘剧的低牌子就是昆腔，这代表着相当多业内人士的观点。

持另一种看法的主要是省垣的戏曲音乐家和研究者，比较著名的有张九、黎建明、周俊克、石生潮、陈飞虹（张九、周俊克、陈飞虹为湖南省湘剧院一级作曲。黎建明、石生潮为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均有戏曲音乐专著问世）等等。他们一个有力的论据，是明嘉靖年间，魏良辅创作昆腔之前，低牌子早已在湘剧高腔连台大本戏《目连》、《封神》、《岳传》、《西游》中存在着。以《岳传》为例，全剧七本，共一百九十三出，其中除纯系念白的四出外，其余九十五出唱高腔，九十四出唱低牌子。第二，认为低牌子与昆腔唱法上有明显的差异。革新后的昆腔，“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 转引自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第46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4月第2版）。这些特点，恰恰是湘剧低牌子所不具备的。低牌子唱得比较粗犷平直，它的一些剧目，如吉庆戏《蟠桃会》、《八仙庆寿》、《普天同庆》、《三星赐福》等，生、净戏多，热闹场面多，以唢呐伴奏的多，合（齐）唱多于独唱，剧本中“集曲”甚少，“佛曲”、“道曲”较多。兄弟剧种辰河戏亦有低牌子（他们称“低腔”）和昆腔，却无此分岐。吴宗泽在《湖南戏曲音乐集成・怀化卷》中，指出辰河戏的“低腔、昆腔，均属曲牌体结构……演唱时，低腔较为奔放、热烈、有气势，用唢呐伴奏；昆腔较为典雅、文静、清新、优美，用竹笛伴奏。即使是同一曲牌在不同的地方使用时，用唢呐伴奏叫低腔，用竹笛伴奏叫昆腔。”印证了湘剧低牌子和昆腔是两种不同的声腔。至于低牌子和昆腔有某些近似，他们认为魏良辅等人，“愤南曲之讹陋”，才在南曲的基础上，吸取北曲的艺术成就，革新而成，其源头也是南北曲。因之他们的结论是：低牌子是地方化了的南（北）曲遗响。

这一学术岐异，尽管至今尚未统一，但笔者比较倾向后者的观点。第一，高腔进入湘剧早于昆腔，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最古老的高腔连台本大戏《岳传》与《西游》的演唱曲牌，低牌子几乎占了一半。其二，所说低牌子“是地方化了的南（北）曲遗响”的论断，我认为是有依据的。元代自南北统一，从元大都至湖南的驿道、水道畅通后，不仅有帘前秀、般般丑、刘婆惜、蛮婆儿之女关关诸多杂剧名演员“驰名湖湘间”、“湖南等处多敬爱之”（ 见元夏庭芝《青楼集》，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2卷第1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第1版）。还留下了《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诛熊虎》、《尉迟北饯》、《回回指路》、《抱妆盒》、《儿女团圆》等一批北杂剧剧目，数百年来一直传唱至今。有其剧目必有其声腔，这是自然之理。在北杂剧流行期间，不久南曲也进入湖南。明代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的湖南茶陵人李东阳，在成化八年（1472）陪同其父李淳回湘省墓，端午节前，长沙钱知府和长沙提军先后设宴、观剧，李东阳即席赋《燕长沙府席上作》七律二首，其中有“西阳影坠仍浮水，南曲声低屡变腔”（见张九、凌翼云编注《湘剧诗联选》第1页，内部印行）之句。这里李东阳明确说的是“南曲”，而南戏重要剧目《琵琶记》、《白兔记》、《拜月亭》、《金印记》已是湘剧的上演剧目，可以与李东阳的诗句两相印证。据此可知，元末至明前期，南北曲已成为湘剧的声腔。后来，弋阳腔、青阳腔相继流入湖南，进入湘剧，与地方语言、民间音乐融合，发展成为高腔，受到观众的喜爱，后来居上了。上述北杂剧和南戏如《单刀会》、《抱妆盒》、《琵琶记》等纷纷“改调歌之”唱高腔。尽管如此，我想南北曲声腔，决不会在湘剧中顿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总有一个去处。因为有了高腔，这种南北曲遗音“在与高腔并行的情况下，对应地称为低牌子”（见张九《低牌子探源与湖南早期戏曲》，载《湘剧》第1期120页，湖南省湘剧院编印）。湘剧声腔“高、低、昆、乱”的说法，已经延续了数百年，而低牌子还摆在昆腔之前。如果低牌子就是昆腔，就不可能出现“高、低、昆、乱”这种一贯的称谓。因此，我认为“低牌子是地方化了的南（北）曲遗响”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是否可以这样说：低牌子与昆曲同源异流，但是两种不同的声腔。

昆腔何时进入湘剧

探讨昆腔何时传入湘剧，不能离开湖南全省的大环境。现在我们看到最早可信的文字记载，是明万历年间，武陵（今湖南常德）致仕官员龙膺在家乡写的七律《诗谑》：“清斋隐几坐厌厌，语碎屏间搅黑甜。腔按昆山磨嗓管，传批水浒秃毫尖。瓜皮炉辨周时款，花果凋藏宋代奁。欢笑不知春夜冷，内呼半臂使人添。”（见《纶隐文集》卷22《杂著》第23页）这是昆腔进入湖南明确无误的重要史料。这诗写作时间约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还著有《蓝桥记》、《金门记》等传奇，由家班用昆曲演唱。袁宏道万历三十一年（1603）应邀到龙膺的九芝堂（今常德大西门内）看堂会戏，留有“打叠歌环与舞裙，九芝堂上气如云。无缘得见金门叟，齿落唇枯嬲细君”诗句，并自注“时君御演出《金门记》”。称赞龙膺“闲吹玉笛翻新曲。”（袁宏道《袁中郎集》卷21，第8页）龙膺不仅蓄有家班，且能排演自创的剧本，从袁宏道的赞诗里，可以看出当时在湖南的昆曲班子，已是颇具规模了。

与龙膺同时代的湘潭人李腾芳，万历三十七年（1609）贬官归里。在他的《山居杂著》里记有“演传奇者，美冯商归妾、还金二事”（ 李腾芳《李文庄全集》卷9，《山居杂著》第12页。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所提传奇即《冯京三元记》，演冯商积阴德，其子冯京连中三元事。此剧在徐渭《南词叙录》和吕天成《曲品》均著录。万历时的昆腔已在向各地广泛传播，当时戏曲作家所创作的传奇剧本，大多用昆山腔演唱，李腾芳在湘潭观看的《冯京三元记》，应是昆曲似无疑义。

明初，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将第八个儿子朱梓封为潭王，洪武十八年就藩长沙，按明代通律，“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赐之”（ 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其中自然有大量散曲，但从朱元璋那样赞赏《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 明・徐渭《南词叙录》，载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卷第24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第1版）的话来看，赐亲王的词曲千七百种中，戏曲剧本想亦不在少数。郑振铎先生在《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序里，肯定朱元璋赐词曲“有推动中国戏剧发展的积极因素”。到成化十三年（1477）长沙是吉简王见浚的封地，吉王府占据了大半个长沙城。“王府中有戏班，同时也常传唤民间戏班进府演出……明末，张献忠领兵攻入长沙，焚烧吉王府，王府戏班星散，据传王府乐工、艺伎多数散落民间，搭班觅食”（ 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从成化十三年到明末的一百五、六十年间，长沙吉王府戏班的演出，应是少不了昆腔戏的。

从上述常德、湘潭、长沙等地史料说明，昆腔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前后就传播到了湖南，进入了湘剧。其入湘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随着在职或致仕官员传到湖南，早期如常德的龙膺。清初康熙年代，地跨两湖的容美土司宣慰使田舜年，“奉檄从征有劳绩，颇召名流习文史”（见中华书局出版《清史稿》第四本2635页）。孔尚任的挚友顾彩，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访问了容美，“盘桓数月，甚被崇礼，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见孔尚任《桃花扇本末》，载人民文学出版社《桃花扇》第6-7页，1959年4月第1版）。顾彩在他的《容美纪游》中，说田舜年宣慰使府里“江浙秦鲁人俱有。或以贸易至，或以伎艺来。”这几则史料说明，极其封闭的容美，地处万山丛中，之所以能演出昆腔《桃花扇》，只能有一个解释，即是田舜年这位具有相当文化的宣慰使，“奉檄从征有劳绩”，在他凯旋之后，带回来的昆班，然后又延聘、吸纳江浙昆腔艺人自科家班。

其次，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省际之间的商业交流昌盛。属长沙府辖相距仅45公里的湘潭，是湘剧基地之一。经明末战乱之后，到清康熙年代，已恢复发展成为湘东北的商业中心，赣商的药材、苏商的绸布、淮商的皮货、闽商的烟草、晋商的票号云集湘潭（见清・光绪《湘潭县志・货殖》十一）。弋腔、昆腔戏班，随着苏、皖、赣商帮进入长沙地区，并兴建各自的会馆，如江苏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山西会馆等等。所有的会馆都有戏台，经常演出昆腔和弋腔，有时这两种声腔剧目，还激烈地竞争观众。

再次，是成建制的昆班从北京南下湖南。据湘剧老艺人介绍：专唱昆腔的大普庆班，是乾隆年间从北京南下长沙的。他们住城内洪家井（现长沙市步行街西），官店（“官店”：长沙称戏曲艺人群居之地曰“官店”）前挂乌梢鞭、红黑帽，气派和官衙相似，以后定居长沙，再未北归。她曾以湖南普庆班名义去广州演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广州的《梨园会馆上会碑记》记载了湖南戏班十七个，其中就有普庆班，可以印证湘剧老艺人的说法。此外，封藩的诸王府，如长沙吉王、常德荣王、衡阳桂王等王府戏曲兴盛，亦是昆腔进入湖南的重要渠道之一。由于昆腔的进入，使湘剧成为拥有高腔、低牌子、昆腔的多声腔剧种。

清代湘剧昆腔的演变

昆腔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湘剧以后，它的基本演出样式是“高昆兼唱”。“清康熙六年（1667）长沙的福秀班和老仁和班相继成立，为高、昆兼唱的班子”（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1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以后，相继出现了大庆、泰益、太和三个湘剧班，步福秀班、老仁和班的后尘高、昆兼唱。这和当时北京的“昆弋班”相似。据说老仁和班名小生喜保擅演烂布戏《赶斋》、《泼粥》，武小生杜三以《打猎》、《回书》著名。这是高、昆共有的剧目，这两种声腔剧目同台演出，艺术上的相互影响，必然会取长补短，这是毫无疑义的。由两个班发展到五个班，同在长沙城里兼唱昆腔，说明外来的昆腔戏，在省城站稳了脚跟且有所发展。

到乾隆年间，大普庆班由京南下，从此，长沙有了专唱昆曲的班子。我想，北京的大普庆班之所以成建制南下，说明长沙地区戏剧市场的需要，它已形成了以官绅和文人为主体的观众群，这又跨进了一步。尽管这时花部开始兴起，但安徽的徽腔，湖北的汉调进入湖南湘剧，还需要一个吸收融合的过程。使昆腔在此时得以发展。

乾隆末年（1795），长沙兴办了专学昆腔的科班――九麟科班。稍后大普庆班又主办了以昆腔为主，兼习高腔的普庆科班。这两个班办科情况不明，仅知在清・同治、光绪年间，九麟科班出身的艺人王碧麟、叶金麟、麟、唐桂麟、熊庆麟等，都成为大普庆班的名角。普庆科班出科后另组小普庆班，花脸夏庆菊、夏庆成、张庆友，老生胡庆喜，旦角李庆兰等均为名角。同光年间，长沙出现大普庆、小普庆并存的局面，另外尚有老同庆堂昆班（亦兼唱高腔）。黄芝岗先生认为：“清同光前，长沙有小普庆班、老同庆堂并驾齐驱，仍可称是昆曲全盛时代”（见黄芝岗《论长沙湘戏之流变》。载《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第57页。中国戏曲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我以为这“同光前”，可以推算到道光年间，就是说道光、咸丰两朝的四十年（1821-1861），除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短暂围城两月之外，是湘剧昆腔的全盛时代。这是因为：

1、在这一时期，凡昆腔的代表作，几乎都在长沙舞台上亮相登场。有文字记载的计有：

整本戏《和戎记》、《浣纱记》、《彩毫记》、《千金记》、《破窑记》、《烂柯山》、《琵琶记》、《未央宫》、《桃花扇》、《青衫泪》、《题桥记》、《白蛇传》、《金印记》、《蓝关记》、《翠屏山》、《十五贯》、《邯鄣记》、《长生殿》、《牡丹亭》（见湘阴诗人徐受在长沙观剧诗十八首，诗作于道光乙未（1835）年前后。载张九、凌翼云编注《湘剧诗联选》第15-19页，内部印行）、《三多记》、《红梨记》及折子戏《昭关》、《山门》、《藏舟》、《相梁》、《剌梁》、《思凡》、《盗草》、《水漫》、《剌虎》、《扫花》、《打番》、《拾金》、《仙圆》、《别母乱箭》等。湘潭诗人、戏曲作家张九钺的遗作《六如亭》，由他的从孙张家蛘怕蓿亦在此时“付梨园子弟演之”。此为新创传奇，取坡与王朝云轶事谱写而成。另有早在乾隆时期，就在湘潭上演的《芝龛记》，演秦良玉、沈云英女将事。还有上述之《冯京三元记》等等，如此丰富的上演剧目，足可说明湘剧昆腔之昌盛。

2、通过“九麟”和“普庆”两个科班的举办，培养了一批昆曲人才。除上述“麟字辈”和“庆字辈”演员之外，尚有在老五云班脱颖而出的彩云、雪儿、意云、眉云、艺云、红云、红鸾等等。其中曾超可说名震三湘。曾超字猗兰，号瓣香。清道光年间大普庆班名角。“长沙普庆部佳伶曾超，学南北曲最多，长沙诸郎中殆无其偶”（见杨懋建《梦华琐薄》第33页）。就是说曾猗兰所会的昆曲极多，同部昆曲艺人都不能及他。据史料记载，他是从洪江到长沙来的。洪江是川、湘桐油出口的集中地点，为湘西一大商埠，当地流行辰河戏，祁剧亦常在那里演出。辰河戏、祁剧均有昆曲。道光十八年（1838），他曾到常德元秀班演戏，同年中秋节后，又回到长沙。曾猗兰能在洪江、长沙、常德等地演出昆腔，还有文人名士如杨懋建者，跟踪他的行迹，要为他立传，可见他在湖湘观众中声誉之高。另一著名昆腔演员熊庆麟，九麟科班出身，长于“大冠生”戏，如《长生殿》之唐明皇，《彩毫记》之李白等。他还热衷培养后人，清末民初的著名湘剧小生周文湘，文武兼备，高、昆、弹不挡，其中《絮阁》、《闻铃》、《藏舟》、《赶斋》、《泼粥》等昆腔折子戏，就是熊庆麟所教。周文湘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尚保留着熊庆麟送给他的昆腔剧本。正是以上这批在湖南本土培养出来的昆曲演员，成为实现昆曲地方化、延续昆曲艺术生命的脊梁。

3、这段时期，由于庙会、堂会收入颇丰，大、小普庆班筹出一笔为数不菲的经费，“在长沙南门外林子冲置有田产、义葬公山、墓屋”（ 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16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为去世艺人安排落土之所，清明节日进行祭扫。裕余的经济基础，是昆腔班兴旺的重要标志之一。

湘剧昆腔这种兴旺势头，到同治时开始下落。一方面，同治三年（1864），曾国荃等打开了南京，“及寇平，诸将拥资还，博戏倡优，相尚以为奢糜”（ 参见清・光绪《湘潭县志・货殖》十一）。“军兴以来，湖湘子弟，帕首荷戈，富贵而归故乡，挥金如土……”而他们“力模淮扬风气”（ 陶兰荪《梨花片片》，载《湖南戏考》第一集），赖以维持一定的堂会演出，《牡丹亭》之《闹学》、《游园》、《惊梦》，《长生殿》之《絮阁》、《埋玉》、《闻铃》及《山门》、《思凡》、《藏舟》等折子戏，仍流行于红毹毡上。但另一方面，长沙城里十数处庙台戏（当时没有戏院），上演的昆腔剧目则越来越少。杨恩寿《坦园日记》所记，从同治五年（1866）至同治九年（1870）在长沙共看戏256次，除官绅堂会戏44次外，看庙戏212次，他日记中记戏名较少，从记述了的剧目看，绝大多数为弹腔、高腔剧目。仅在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记有“闻玉泉山有普庆，因《水漫》戏不佳，遂往岳家小坐”；同治九年（1870）四月二十四日“观普庆于祝融宫，今年始听昆曲也”（分别见杨恩寿《坦园日记》第256页、353页，上海古籍社1983年5月第1版）。可见湘剧昆腔在市民大众中演出已大为减少。

湘剧昆腔是逐渐衰落的，其过程较长，如果从同治初期算起，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最后一折昆腔《别母乱箭》演出为止，延绵了七十多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专唱昆腔的大普庆班，为了生计，开始高、昆、弹兼唱。小普庆班和同庆堂早已拥有一批高、弹剧目，他们实行三种声腔兼唱，比大普庆班来得快。此时大普庆班还专门延师教唱高腔。从此，没有专唱昆腔的班子，昆腔只是湘剧中的一种声腔了。第二阶段是在较长的“兼唱”过程中，上演的昆腔剧目的比例不断减少，有些昆腔戏，通过“改调歌之”成为高腔或弹腔剧目。到清末，长沙勋家、绅家大半日趋没落，堂会冷清。叶德辉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写的《跋桧门观剧诗》中说：“绝妙元人北九宫，魏梁一出变宗风。昆山近又无人会，哪解寻源白石翁”（见叶德辉《桧门观剧诗》，载《湖南地方戏曲史料》第一集第134页）道出了湘剧昆腔的衰落。第三阶段是余韵，叶诗所说“无人会”，实质是“无人看”了。当时湘戏班里如名小生周文湘、张红云、名正旦漆全姣、名丑何文清、名老生朱仲儒、名净柳红鸾、王春泉对昆腔均有根底，他们只能去民间曲会传唱昆腔。普庆科班出身的笛师邱义林，原籍是安徽人，在小普庆班解体后，他留在湘戏班继续司笛，更主要的活动是为曲友和后来兴起的坤伶教授昆腔。不少成名的女演员如老生甘神申、郭福杏，花旦王福保、程福纯、唐福莲、彭福娥等，都曾向邱义林师傅学过昆曲。民国二十年（1931）夏，湖南发生特大水灾，殃及50余县，湘剧全体坤伶举行为期三天的赈灾义演，其中昆腔折子戏《春香闹学》、《剑阁闻铃》两剧，就是邱师所教（见笔者收藏之节目单）。这次为赈灾演出的两折昆腔，组织者担心观众听不懂，特意将《闻铃》和《闹学》的剧本，印在节目单背后，这一细节颇能说明昆腔与观众的审美障碍。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京剧名家程砚秋先生率班来长沙献演，湘剧界组织联欢，精心安排了高、昆、弹三种声腔的剧目，由著名大靠老生朱仲儒、著名老旦田华明，在新舞台演出昆腔《别母乱箭》。程先生看后说：“没料想洞庭湖之南，还存有如此古音，诚非易事”（黄增甫《春泥馆随笔・湘剧忆旧话昆腔》，载1990年12月《长沙文史》增刊152页）。这是湘剧昆腔在省垣舞台上最后一次演出。

湘剧昆腔的衰落，我以为主要原因是观众的流失。流失到看高腔、弹腔戏去了。正如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期，戏曲的观众被多元文化所争夺，使戏曲从艺坛霸主地位，跌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境况。从观众本身来说，有一个换代的问题，上一代观众喜爱昆腔，下一代观众就不一定喜爱。光绪末期，“大普庆班在长沙乾元宫演唱昆曲，民谣讽之为‘大普庆，肚里痛’，嫌其曲调缠绵，如同”（ 见《湖南地方戏曲史料》（二）第3页，湖南戏曲工作室编印）。为什么道光、咸丰时没有此类民谚出现？这就是“观众换代”之故。从昆腔本身来说，虽然她舞台语言地方化了，但剧目题材、文词音韵正如焦循《花部农谭》所说“吴音繁褥，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清焦循《花部农谭》自序，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卷225页）。她和高腔同是“曲牌连缀体”，但在追求通俗化、平民化，争取观众方面则不如高腔。新兴的乱弹（湘剧称“南北路”）进入湘剧之后，因其剧目“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质直，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清焦循《花部农谭》自序，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卷225页），争取了大量的市民观众，发展到同治、光绪年间已是十分昌盛了，而昆腔则逐渐衰落。足见任何时期，戏曲拥有观众是一个生命线的严重问题。观众流失还与戏曲商业化有关。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长沙相继兴建不少茶园、戏院，观众需买票看戏，过去堂会戏由官绅出资，庙会由“会首”筹款，无需观众掏钱，演出剧目尚有昆曲点缀其间。茶园、戏院追求经济效益，也就自然排斥昆曲剧目了。

任何一个剧种离开本土，到外地进行传播，生根开花，她必然要受当地语言、民间音乐乃至风土人情的影响，逐渐嬗变而地方化。昆腔自不例外（唯京剧传播到全国各省，如在湖南就有一百多年历史，却没有地方化，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湘剧昆腔地方化问题，这方面史料极少，《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165页，说普庆班是“以长沙方言提炼为舞台语言的昆剧班。”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用中州韵的“长沙官话”，来规范昆腔的舞台语言。这显然是戏曲史家结论性的话语。乾隆年间大普庆班由京南下或“新到吴伶”，进入长沙唱戏，不可能很快就会运用“长沙官话”，开始必然如袁中道所说“优伶二部间作，一为吴Q，一为楚调，吴演《幽闺》，楚演《金钗》”（见袁中道《游居柿录》）。经过较长时期的演出，在舞台实践中相互影响、融化、以逐步实现地方化。另一方面，本土艺人学习、演出昆腔，其过程正如刘献廷在衡阳看昆曲后说的“楚人强作吴Q”（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第147页。中华书局出版，1957年7月第一版）。虽含贬意，却是这一事物自身的必然过程。长沙昆腔自然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到光绪十一年（1885），上面提到的九麟科班出身的名小生熊庆麟，“仍在大普庆班唱戏，他唱昆腔剧目用长沙官话为舞台语言”（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15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湘剧著名琴师彭菊生（1898-1970），曾师从昆曲笛师邱义林学笛，而邱与熊庆麟是小普庆班的同事。彭菊生生前告我，他看到的昆腔戏，道白完全是长沙官话了。我提问唱腔旋律怎么化？彭老说：“字正腔圆，腔随字转嘛！”彭老艺人的口述和上引《湘剧志》的史料是吻合的。可以说明昆腔至迟在同、光年间就实现了地方化。但其丑角，如《活捉三郎》之张文远、《五才子》之佛印等，还保留着“苏白”，一直到现在的弹腔戏里仍然如此。

昆腔虽不存，“水磨精神”犹在

昆腔虽然退出了湘剧舞台，但她艺术上的“水磨精神”，却渗透在湘剧血液中。周贻白先生说昆腔“今日许多的地方戏剧，仍不免受其影响，声腔和词句，固不必仍皆依其范畴，但排场、伴奏、服装、科介，实犹存其余绪。”他举出了汉剧、湘剧、川剧、滇剧，乃至桂剧、粤剧等等（《周贻白戏剧论文选》第108-20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黄芝岗先生则具体指出湘剧《金印》、《白兔》、《投笔》、《琵琶》四大高腔戏，“因早年城市戏班昆弋合演，受昆曲影响极大，显著的例证是这一类的高腔戏用小锣、小鼓随腔演唱文戏，不重武功表演，却和昆曲一样重优美细腻的做工、舞蹈”（见黄芝岗《论长沙湘戏之流变》。载《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第63页。中国戏曲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这里不妨再举几个实例。如《打猎》、《回书》是高腔整本戏《白兔记》之二折，由娃娃生扮演的咬脐郎，在井边会母，询问李三娘的苦情，至愿意为其捎书带信，表演全是载歌载舞，要求头、颈、手、脚、翎子、打带，有机旋动，配合和谐，功技十分繁重。《回书》见父，诉说“出猎”遇李三娘之经过，可说“无动不舞”。弹腔折子戏《兄弟酒楼》，系整本《翠屏山》之一折。写石秀在酒楼向杨雄述说其妻潘巧云不轨之事时，石秀与杨雄两人的对称表演，贯穿全剧，“对唱时两人头上所戴黑色软罗帽的它它和身上的打带，以及杨雄的髯口都要配合唱词，做有节奏的舞蹈动作，要一正一反、互相对称、一模一样。吴绍芝与欧元霞演出此戏时，每一动作的幅度和速度，都能达到毫厘不差”（ 王申和《湘剧近百年史料琐谈》，载《湖南戏剧》月刊。所提吴绍芝为湘剧小生泰斗，欧元霞为著名大靠老生）。此外如《抢伞》、《不老夸才》、《水漫》、《断桥》、《桂枝写状》、《赶斋泼粥》等戏，唱腔之婉转，表演之细腻，都是昆腔戏“水磨功夫”，长时间影响所致。她丰富了湘剧的上演剧目，提高了表演技艺，因此，说昆曲是“百戏之师”，并非过誉，湘剧艺人是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