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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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成本分析范文第1篇

铁路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中的独立法人主体，出于对盈利的追求及自身发展的需要，进行相应的税收筹划以减轻税负压力，增加现金流入是十分必要的。但税收筹划方案的产生和实施也需要支付相应的筹划成本，如获得和实施筹划方案的费用支出等。筹划成本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最终的筹划效果。此外，税收筹划在给铁路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存在着风险。由于受税收法规、经营环境、筹划者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其未来的筹划收益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原来对企业有利的筹划方案，可能由于国家税法的改变或者市场环境的改变，而变得对企业不利；或者对税法理解的偏差使得企业的筹划方案不为税务机关认可，从而导致税负的增加，甚至因偷逃税款而产生滞纳金和罚金等。对于这些风险，如不加以分析和控制，其最终结果极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有悖税收筹划的初衷。

1 铁路企业税收筹划成本分析

1.1 税收筹划的直接成本

税收筹划的直接成本是指产生、选择和实施税收筹划方案所发生的直接费用，如咨询费、培训费、注册费和开办费等。

（1）税收筹划需要筹划人员具有较丰富的税务、财会等方面的知识和较高的综合素质，而目前铁路企业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普遍难以满足税收筹划的需要。一般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聘请税务顾问或者委托专业中介机构（税务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等）；在本企业内部组建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或对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这些方式都会带来涉税成本的增加，产生直接筹划成本。

（2）在实施税收筹划方案过程中，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还需投入相应费用。如通过到经济特区等低税率地区建立相应子公司，以转移利润减少所得税的方式进行筹划时，需要成立新公司及维持其正常运营的费用。如开办费、人员工资、场所租金、固定资产的投入等都构成税收筹划方案的直接成本。

（3）当税收筹划以某一税种为筹划对象时，由于不同税种之间经常相互关联，目标税种的税负下降，但会引起其他税种的税负变化。若其他税种税负的净增加为正，则其亦构成了筹划的直接成本。如筹划的目标税种为营业税，假定通过筹划降低了该税的应纳税额，则同时会降低了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的应纳税额，并因为可税前抵扣的支出减少，导致应纳税所得额增加，通常会增加应纳所得税额。这里增加的所得税额与减少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的差值就是相应的成本。

1.2 税收筹划的间接成本

税收筹划的间接成本指机会成本，即纳税人（铁路企业）采用拟定的税收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的所能获得的利益。

铁路企业最终对纳税方案的选择只能有一个，对其他可选方案放弃的同时，也就放弃了其他方案原本可以给企业带来的利益，这是选择最终方案的代价（成本）。这种成本尽管不体现为直接的费用支出，不会在企业成本核算中直接呈现，但也实际存在。如投资于低税率区域的公司，需要到高税率区域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时，由于非独立核算分公司只是总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其经营成果可以享受相应的低税率，若亏损亦可与总公司合并纳税，降低公司整体应纳的所得税额。

通常从减少税款的角度考虑，在高税率区域应选择设立非独立核算分公司而不是独立核算子公司。但是建立具有独立法人实体的子公司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具有的独立经营权、决策权，独立对外签署合同等能力，可以给企业资本流动及日常经营带来诸多利益。而这些利益是建立分公司所不能获得的，这种利益的损失就是筹划方案的机会成本。

2 铁路企业税收筹划风险分析

2.1 税收筹划的认识风险

税收筹划是在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前提下的税务策划过程，而绝非不择手段的偷税漏税。铁路企业如果对税收筹划认识不够准确，就极易使企业的筹划行为偏离正常轨道，成为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这不但会影响企业的良好形象，更会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惩。如目前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购入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若企业为了减少增值税缴纳，弄虚作假，化整为零，将固定资产以原材料名义入账从而实现抵减进项税的目的。这就是明显的偷税行为，而非税收筹划。一旦被税务机关查获，将面临补齐税款、缴纳滞纳金和罚金，甚至更为严厉的处罚。

2.2 税收筹划的目标风险

铁路企业对税收筹划目标的选择，会直接影响税收筹划成果，给企业带来相应风险。若铁路企业简单地以降低企业税负作为税收筹划决策的惟一目标，就可能出现诸多企业税负下降，但企业利益受损的状况。如某方案降低了企业税负，但同时降低了收入的获得，若收入的损失大于税负的降低及相关成本的减少，则税收筹划的结果是使得企业的净收益减少，显然与企业的根本利益相违背。若税收筹划方案仅以短期的收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可能造成方案本身效果显著，但违背了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需要，其结果对企业有害无益。

2.3 税收法规的认识风险

税收法规是规范企业税务行为的根本规则，税收筹划应以遵守税法为根本前提。我国税收法规体系中既有人大、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法规，也有税务主管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既有原则性的阐述，也有具体的规定。如果企业对税收法规认识不足，或由于纳税人对其理解和把握的不准确，就可能使筹划方案在不知不觉中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规定，形成违法行为。

2.4 税收法规的变动风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收法规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对现有法规进行补充、修订，甚至废止旧法规，推出新法规。同时，出于总体发展战略、调整经济结构、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需要，国家还会适时对税收政策做相应的调整。如鼓励出口则可加大出口退税力度；西部大开发则可给予西部企业相应税收优惠。外部环境会促使税收法规的不断变动，而铁路企业在税收筹划时一般是根据现时法规制定的，对国家未来的税收法规变动通常难以预期，并且筹划方案的时间跨度可能较长，这就为最终的筹划成果带来了不确定性。

2.5 未来经济状况变动风险

在我国许多税收优惠政策都是针对具有某一类特征、符合某些条件的纳税人，因此铁路企业要想获得某项税收利益，首先必须符合所选税收政策的要求。这些要求在给企业税收筹划提供可能的同时，也对企业的某一方面产生约束（如经营范围和地点等），从而影响企业经营的灵活性。对于时间跨度较长的税收筹划，其筹划效果的完全体现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市场环境、企业经营等经济状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筹划方案在新的环境下不一定能顺利进行或成本过高，这都会导致税收筹划的失败。

2.6 税务机关认定风险

税收筹划方案最终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税务主管部门的认可。如果税务机关不支持，筹划方案就只是一纸空文；若税务机关认定为偷税，则可能面临处罚，加重税收成本。由于我国税法规定不够细致，涉及到具体纳税事项往往不够明晰，因而会出现因征纳双方认定差异而产生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税务机关使用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加以裁定，且由于税务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有可能造成税收政策执行的偏差。

3 税收筹划成本及风险控制

3.1 加强成本效益分析

铁路企业可以通过对税收筹划的各种成本进行分析，剔除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力争在实现相同筹划目标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但是单纯的降低成本并不是企业的真实目标，企业应当更关注税收筹划能否给企业带来净收益的最大化。当筹划成本增加，但同时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大于支出成本时，则此时的成本控制就表现为应该增加该项成本，以争取更多的收益。铁路企业在进行成本控制时，要注意对成本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直接成本较直观，筹划者一般会在方案中予以考虑，因此应特别关注在税收筹划实务中容易被忽视的间接成本。

3.2 树立风险意识

税收筹划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无论该筹划方案是中介机构还是有关专家学者根据本企业实际制定的，由于筹划目的的特殊性，企业经营环境的多变性、复杂性、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筹划失败的风险极难避免。因此，企业必须树立牢固的风险意识，在涉税问题上保持高度警惕性，对筹划风险给予充分重视。积极主动地对筹划风险进行分析研究，根据可能存在的风险，采取相应手段加以防范和控制。

3.3 坚持依法筹划

合法至少不违反法律是税收筹划的前提。依法纳税是铁路企业应尽的义务，同时也可防范因违反法律而导致的筹划损失风险。坚持依法筹划要求企业的税收筹划人员必须对我国的税收法规、政策有全面充分的认识，这需要加强对企业筹划人员的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或者聘请专业人士（如经验丰富的注册税务师）帮助企业进行筹划。筹划方案最好能与国家的税收政策导向相符合，既方便享受税收优惠，又保持与国家立法和宏观经济意图相一致，以更有效地降低风险。

3.4 确保筹划目标准确合理

铁路企业税收筹划的最终目标是企业财富最大化，税收筹划必须围绕这个总体目标综合策划。既不能局限于个别税种的筹划，也不能局限于减少税款或短期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应从长远发展考虑，与企业的整体经营战略相结合。铁路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以运输业为核心的相关多元化经营，即在强调运输业的核心地位之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发展与运输业相关的其他诸如旅游、等行业。对于发展目标以外的行业，即便有再多的税收优惠，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也不应轻易涉足。

3.5 保持适度灵活性

对于时间跨度较大的筹划方案，要注意保持适度的灵活性。因为国家的税收法规政策在不断调整之中，而铁路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也在不断变化，若筹划方案过于刚性，会产生较大的筹划风险。而灵活的筹划方案可以随着国家税法、政策的改变及未来经济状况的变化及时调整项目投资，更新筹划内容，保证税收筹划目标的完成。

税收成本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数量管制；税收；执行成本

一、引言

政府在对不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或者说不符合其意愿私人行为加以控制时，数量管制与税收是两种常用的方式。数量管制是直接对不符合意愿行为的数量加以限制，禁止或者只允许少量存在；税收是对不符合意愿行为加征额外的税赋，影响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结构，从而间接的控制不符合意愿行为。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税收远优于数量管制，以经济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控远胜于政府权威这只“看得见的手”。前者的使用会促进资源的自发流动，达到更合理的配置；后者的使用则会造成资源流动的障碍，引起社会福利的丧失。但是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数量管制现象，从出租车的牌照之争到的稽查清剿，从污染企业的数量控制到特定时期的禁渔禁猎，几乎遍布于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对这些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很多，有的认为，数量管制约束了新厂商的进入，受到在位厂商的支持，但这无法解释禁渔禁猎，这样的管制同样的约束了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有的认为不符合政府意愿的行为，如吸毒，是对社会有害的，因此被管制在零水平，但是对污染的管制却允许少量污染的存在。还有的认为数量管制可以评估外在不经济的成本，补偿不充分的信息等等。这些解释都不是完美的，至少是不完全的。

本文试图通过对政策执行成本分析来为管制的盛行提供另一种解释。我们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认为政策的执行是有成本的，政策选择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经济问题。具有较低的执行成本的政策，执行的效果较好，比较接近既定的政策目标，被选择的可能性较大；反之，较高执行成本的政策，即使其相应的政策目标更为理想，但是是难以实现的，也就难以成为政府的理性选择。一般的说，政策选择本身对其实施是有影响的，一方面，政策会创造执行的激励，使得政策执行者有动机追求既定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政策会影响执行成本，以保证政策以最低的代价得以执行。但政策实施是对政策选择有决定作用的，后者只是对前者的再强化。明了了这些后，我们就可以对数量管制与税收展开比较分析。

二、基本假设与例证

首先，我们将政策执行的单位划分为公共执行者与私人执行者。公共执行者指税务局、行业管理局这类政府部门，他们执行政策的手段是正式而繁琐的程序，对违规行为的调查要深入的考察被审查单位行为，而其执行成本由政府负担；私人执行者可以认为是违规单位的竞争者，因违规行为利益受损者，甚至包括希望制止污染的环保主义者，他们执行政策的手段是非正式而灵活的，他们所处的地位使得他们易于观察到某些违规行为的发生，而其执行成本由个人负担。

其次，我们将政策执行成本划分为违规行为的调查成本与证实成本，前者是对被审查单位行为进行检查，以发现其是否违规以及违规程度的大小所付出的成本。后者是在法庭上将这一违规行为予以证实，对违规单位进行处罚的成本。如此划分成本是为了分析的简化，也可以附加上其他成本，但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最后，我们以调查成本的高低来区分数量管制与税收。数量管制的调查成本要远远低于税收的调查成本，其原因有二：一个是违反数量管制的行为是很容易发现的，而违反税收的行为，也即逃税，是很难发现的，直观的看，前者是一个有无的问题，后者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复杂程度就决定了调查难度；另一个是私人执行者参与了数量管制的执行，承担了相应的调查成本，而税收的调查成本全部是由公共执行者即税务机关承担的。原因很简单，私人难以了解被审查单位是否已经交税，交税是否足额，而在数量管制下，被审查单位是否违规，私人执行者是很容易察觉的。由于违规行为关乎私人执行者的切身利益，只要个人的调查成本足够低，私人执行者就有动力来执行数量管制。

由以上的假设可以看出，尽管数量管制有可能限制了一部分对社会而言有效率的行为，但是其较低的违规行为调查成本能够加强政策执行力度与提高整体政策效率。尤其当私人执行者成为关键因素时，对数量管制的依赖就特别重要了。

三、基本模式

假设政府要对污染加以控制，最为理想的政策目标是保持某种程度的污染水平，以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达到全社会的最优福利水平。我们分别采用数量管制与税收两种政策，在数量管制下，调查违规行为不花费成本，但要花费c在法庭上证实；在税收下，对逃税行为的调查要花费k，而在法庭上证实也要花费c.在这个模型内，逃税难以发现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两种政策下，我们假设公共执行者都能从证实违规行为中获利a，而它并不关心这一行为对社会而言是否有利。

市场上有两类企业在经营，第一类企业生产并造成污染，获得的私人收益为b1，占有市场份额为s，第二类企业私人收益为b2，同样的生产并造成同等程度污染。污染的社会成本为t，所以对社会而言，允许第一类企业经营，禁止第二类企业经营是有利的。如果这两类企业在法庭上被证实有违规行为，都要付出罚款z.我们假设关闭整个行业相对于允许两类企业都经营是更有效的，即w0=sb1+（1-s）b2-t<0，这里w0代表社会福利。在计算福利过程中，我们忽略了调查与证实成本，以及税收与对公共执行者的支付，将这些全作为转移支付处理。

先考虑数量管制，作为一种粗糙的工具，它不区分两类企业。因此，如果a>c，执行者查获所有的污染者，惩罚他们z，在此，由于两类企业同时经营是无效率的（w0<0），z就会设置的非常之高，以致于驱逐了所有企业，关闭了整个行业。相反，若a<c，执行者没有足够的激励在法庭上举证，所有企业会正常经营并造成污染，而不会被惩罚。

现在我们考虑税收方式，政府对污染征税t，t等于污染的社会成本，这也是模型中的最优税收（optimaltaxation）。此时，每个企业面临两个选择：是否生产，是否交税。如果逃税被发现，将要付出罚款z.显然，当a<k+c时，执行者没有调查和证实违规行为的动机，所有企业经营，社会福利w0<0.当a>k+c时，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相互猜测对方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税务机关严格，就大大增加了违规行为被惩罚的概率，纳税人就倾向于守规纳税；而面对守规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就不愿付出努力来监管，因为违规被惩罚的概率是很小的；但这一放松的管制又必然引起纳税人提高其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而最终又引致下一轮的严格监管。似乎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但事实上，这种博弈是可以达到一个混合均衡的。均衡结果是，税务机关选择一个固定的概率θ监管，纳税人以某一固定的概率υ交税。在均衡状态下，执行者在是否调查取证之间是无差异的，其收益为（1-υ）（a-c-k）+υ（-k-c）=0，则概率υ=（a-c-k）/a.企业在交税与逃税之间无差异，其收益为（1-θ）b+θ（b-z）=b-t，则概率θ=t/z.在混合均衡下，我们可以选择适当的税收来约束市场中的企业，令所有无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有效率的企业留在市场中生产，并以概率υ交税，而逃税被发现的概率为θ。很容易证明出，这只需要b1>b>b2，即b1>t>b2，而根据我们的假设，这显然是满足的。在此税收水平下，有效率企业收益为（1-θ）b1+θ（b1-z）=b1-t>0，无效率企业收益为（1-θ）b2+θ（b2-z）=b2-t<0，社会的福利水平为w=s（b1-t）>0。

那么政府的最优政策是什么呢？当a>k+c，执行者有充分的激励来调查逃税行为，此时最好的政策是征税，这样可以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尽管并非所有企业都交税；当c<a<k+c，征税不再可行，但是数量管制是可行的。数量管制使得社会福利达到0，因为整个行业被关闭了，但这仍然高于整个行业都生产时的w0<0；最后，当a<c，税收与数量管制都是不可取的，福利水平w0<0。

    四、结论与扩展

这个简单的框架反映了税收与数量管制的差异，提出了政策选择的成本因素。尽管我们的论证不够严密，但是至少可以定性的解释一些现象。虽然税收有可能带来最优状态，但是高昂的执行成本使得这一最优状态难以达到。退而求其次，数量管制就成为在税收不起作用情况下的最优选择，它虽然排除了部分有效率的行为，但是防止了社会福利的进一步恶化。而当执行成本过高，两者均无法实施时，惟一可行的就只有放任自流，这样至少还可以节省政府开支。

在模型中，我们假设有效的数量管制驱逐了所有企业，关闭了整个行业。实际上，绝大多数数量管制只是确定了上限，并未完全的禁止，通常的实现方式是执照、许可证等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对不符合意愿行为的约束只需要局限在少数具有执照、许可证的企业或单位，仍然大大降低了调查成本，这与我们的模型是一致的。但是伴生而来的执照、许可证的分配问题却产生了严重的寻租现象，这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额损失，这也正是数量管制招致经济学者谴责的原因之一。但是要注意到，执照与许可证的分配方式的无效并不代表着数量管制的无效，即使采用税收方式来替换数量管制，仍然会存在贿赂，欺诈等行为，只不过表现的更为隐蔽罢了。

如果我们将社会看作一个最优激励系统，政府应该坚持有效率的税收规则，可以通过提高a或者补贴c，k来激励税收的执行。当然，单纯的提高a或者补贴c，k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其后果可能是难以控制的。过高的a会使得税收机关过于热衷于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查证，这可能导致对企业实施过重的惩罚甚至进行虚假的控诉，个别情况下还可能出现企业与税务机关串谋骗取国家利益。对c，k的补贴则难以保证税务机关真正将补贴用于调查、证实违规行为，而将其用于在职消费等支出。众多的现实问题使得税收条件的易化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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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成本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开式地表水源热泵；寿命周期成本；能耗；系统优化

中图分类号：TU831 文献标识码：A

研究表明：全生命周期理论适合评价较大初投资情形下的未来投资回收问题7].全寿命周期不仅包括经济意义的成本，还包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从理论上讲，全寿命周期是指产品从研究开发、设计、建设、使用直到报废所经历的全部时间8-9].由于本文讨论的是开式地表水源热泵系统这一特定对象的评价方法，故可简化为只考虑设备的经济寿命，即指设备从开始使用到再继续使用在经济上已不合理为止的全部时间，本文称之为“寿命周期”.

本文将建立应用于开式地表水源热泵系统工程评价的简化的寿命周期成本计算模型，通过比较不同冷热源系统的LCC，分析能耗的组成及特征.研究一定取水温度下的最佳取水温差以及系统变工况运行策略，以此来改进方案，力求最优.

3.2方案初选

本文采用LCC这一概念，目标并不是全面、完整地计算整个费用，而是通过比较各方案的LCC，为选择最佳方案提供决策依据.

方案1为螺杆式冷水机组+燃气锅炉系统，方案2为江水源热泵系统.在计算两者的LCC时，只考虑不同的部分，而不考虑相同的部分.比如认为机房土建费用、末端设备费、夏季冷冻水循环泵能耗都是相同的，设备安装费也近似相等.两种方案的设备选型见表2和表3.冬季供热时，水源热泵机组单台运行.热泵机组及冷水机组部分负荷下的能效比曲线见图4，纵坐标为对应横坐标某负荷率下的能效比与额定工况能效比的比值.方案1燃气热水锅炉由于缺乏随负荷变化的效率曲线，本文假定运行中效率保持额定值，不随负荷率降低而降低，则耗气量随负荷率线性变化，这部分偏差可作为工程上的安全系数.

从表5可以看出，方案3的LCC值最小，其次是方案2，LCC值最大的是方案4.

在本工程保证机组最小水流量40%的前提下，方案1，2，3的变频泵变频范围依次为72%～100%，56%～100%，40%～100%，方案2变频泵变频范围较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变频泵的节能潜力，其机组能效在3种方案中最低.方案4机组能效最高，但由于取水量较大，取水泵能耗较高，并且取水量增大导致取水部分投资增大，所以其LCC值最大.而方案3的机组能耗和取水泵能耗虽然均不是最小的，但是LCC值却最小，为最佳方案.

由此可见，取水量过大或过小均不佳.取水量太小，与机组额定流量相差较大，会引起取水泵变频范围减小，而且排放水温度过高会使机组能效比降低.若取水量太大，则会增加取水设施投资，导致取水泵能耗过高，而机组因能效比提高而得到的节能效益无法抵消甚至低于取水泵的能耗增量.因而，要保证取水泵能耗、机组能耗和初投资均在合理范围内，才能得到最低LCC值.

下面根据多组工况计算结果进行曲线拟合.进水温度为24 ℃.横坐标为取排放水温差，纵坐标为对应的LCC值.由图5可知，本工程在定温差运行工况下，最佳取排放水温差为7.7 ℃，最小LCC值为441.80.

4.2考虑机组变工况运行，提高系统综合能效

根据Destc的模拟结果可知，满负荷运行时间占空调总运行时间的比例是很小的，可以考虑机组的变工况运行，兼顾取水泵的能耗及机组能效比，提高系统的整体综合能效.

考虑设计方案5：按照9 ℃温差来选择取水泵，80%～100%负荷率区间下定频运行，负荷率为80%时，计算得源水侧进出水温差约为7.2 ℃，接近前面分析得到的最佳取水温差，此时开始定温差变频运行能获得较小的LCC值，取得较好的节能效益.直至通过机组的流量小于所需最小流量时，水泵再次转为定频运行.

此方案在选择水泵时，按照大温差的原则来选择水泵，尽量减少设计取水量，降低取水泵额定能耗.同时，通过变工况运行，使除了接近满负荷下的大部分时间，机组都在最佳设计取水温差工况下高效运行.计算得该方案LCC值为433.50.

相比方案3，方案5的LCC值更低.方案5不仅降低了运行年限产生的费用，同时也减少了一部分前期投资.说明系统变工况运行能进一步产生节能效益，值得深入研究.

5结论

建立了基于寿命周期成本的简化的工程评价方法，可对开式地表水源热泵系统进行准确的评价和优化.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 建立的LCC计算模型采用流程图的形式呈现，清晰明了，易于理解.并且通过合理的简化后，运算简便，准确度高，便于应用实际工程的评价和优化中.

2）开式地表水源热泵系统的LCC组成部分中，最主要的是运行年限内的总运行费，其中，又以机组所占费用比重最大，因而，选取能效品质高的水源热泵机组本身就至关重要.

3） 在开式地表水源热泵系统中，影响LCC值的因素主要有两点：取水高差、设计取排放水温度.取水高差和取水温差直接影响到取水泵的能耗.而取排放水温度同时又会影响机组能效.取水量又与初投资有直接的关系.另外，要考虑在满足机组的最小水流量要求下，变频泵的变频范围受影响的程度.因此，在方案设计时，要综合考虑取水泵能耗和机组能耗的相关关系，考虑运行费用的同时，不能忽略初投资.通过计算分析得到，对本工程而言，在源水进水温度为24 ℃且定温差变频运行时，最佳取水温差7.7 ℃，对应的LCC值为441.80.

4）按照9 ℃温差进行取水泵的选型，保证尽量减小取水能耗和取水设施投资，同时考虑机组变工况运行，使除接近满负荷时间的大部分时间内，系统能在最佳设计取水温差工况下，保持高效运行，计算得该方案的LCC值为433.50，说明变工况运行更为有利，具有节能潜力.只有从提高系统综合能效着手，全面考虑，才能得到更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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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30033 Life cycle cost analysisS]. Beijing： China Standard Press， 1996：14-19.（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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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Fajie， WANG Yuling. Engineering economics M].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2007：22-25. （In Chinese）

税收成本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税收筹划成本　有效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可以达到节税和避税的目的，但筹划方案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这就是税收筹划成本。税收筹划的成本一般分为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

一、税收筹划的税收成本

1.时间成本。税收筹划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企业要进行纳税筹划，必须预先做好资料和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这些资料包括国家有关税收政策和法规、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企业一段时期的经营资料，以及相关企业的经营资料等。时间成本的大小与筹划项目的复杂程度、筹划税种的多少以及筹划期的长短有密切的关系。

2.货币成本。货币成本是指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而发生的货币支出，包括支付给税务顾问的报酬和与之相关的费用支出。货币成本的大小与税收筹划的复杂程度一般成正比关系。

3.心理成本。心理成本是指纳税人在处理税收筹划过程中因担心筹划不成功而产生的焦虑或挫折心理。这种精神状态将影响他们的工资效率。如果为避免这种心理成本而聘请人来从事税收筹划，心理成本就转变为货币成本。一般而言，心理成本的高低取决于税收筹划的复杂程度、纳税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政府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等。

4.风险成本。风险成本是在税收筹划过程中，由于利率。汇率等原因而不能实现预期筹划目标的可能性。在税收筹划过程中，风险是不能避免的，所以风险成本就表现为纳税人要选择更为缜密、细致的方案，因此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金。

二、税收筹划的非税成本

1.经济学意义上的非税成本

(1)成本。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成本的产生。不论税收筹划方案多周密，都不能摆脱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负面影响，成本的存在使很多筹划方案的非税成本被放大。

(2)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集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强制履约成本以及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的成本等。交易成本是非税成本的主要构成因素。

2.管理学意义上的非税成本

(1)机会成本。税收筹划其实是一个决策过程，即在众多方案中选择较优的方案，但选定一个必然舍弃了其他方案。不同的筹划方案具有不同的优势，有的可能税负较低，有的可能成本较低，当企业选定了一个方案时，机会成本就产生了。

(2)组织协调成本。税收筹划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企业内部或企业间的组织变革协调工作，与此同时，筹建或改建组织的成本、组织间物质和信息的交流成本、制定计划的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等都是组织协调成本。

(3)隐性税收。投资者选择税负较轻的投资项目，也就是选择税收优惠资产，而与此同时，也就等于投资者选择了较低收益率的投资项目，承担了隐性税收。所以，隐性税收也成了非税成本。

(4)财务报告成本。上市告诉频繁进行税收筹划，连年的低税前利润容易引起国家税务部门的注意，一旦对公司进行检查，给公司带来的不仅仅是形象上的损害，还容易对投资者、债权人的决策造成影响等。

(5)沉没成本和违规成本。税收筹划过程中因为无法预料的原因导致筹划方案失败，最初的资金投入就变成了沉没成本，成为企业无法弥补的损失。另外，由于税收规则对税收筹划的约束作用，纳税人的税收筹划一旦违反了税收规则，就可能受到惩罚，承担相应的违规成本。

三、税收筹划成本的规避

1.区分不同性质的税收筹划成本。税收筹划的成本有的可以通过一定方式来规避，有的则在税务筹划过程中必然发生。我们应该区分不同性质的税收筹划成本，针对有可能发生的成本，我们应该减少其发生的可能性；针对必然要发生的成本，我们应该努力降低其成本。

2.要确定筹划的重点对象。重点筹划是指企业针对其主要税种进行筹划。企业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都是企业在筹划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的对象。对于重点筹划的税种，企业应加大筹划成本，以期取得更大的筹划效果。

3.有效税收筹划――以“税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传统的税务筹划观念没有认识到有效税收筹划和税负最小化之间的差别。如果把税负最小化作为税收筹划的目标，没有考虑到税收筹划的所有可能发生的成本以及收益，忽视了筹划的总体效果。有效税收筹划认为，如果通过税收筹划产生的收益大于为此而发生的成本就应进行筹划，否则就没有必要进行税收筹划。所以，我们应当把“税后收益最大化”作为税收筹划的总体目标。

四、结论

目前，有一部分人对纳税筹划的认识走入误区，认为纳税筹划就是使税负最小化，而忽略了纳税筹划成本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认识到了纳税筹划成本的存在，但却只考虑到税收成本而忽略了非税成本。税收筹划是一个系统工程，贯穿于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全过程，需要纳税人系统、全面而又长期的规划。企业应该实行有效税收筹划，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税收成本以及非税成本，以“税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税收筹划。只有让纳税筹划真正地服务于企业的经济利益并有利于实施企业的税收战略，即使税负较大的纳税方案，有时也是一项成功的纳税筹划。

参考文献:

[1]王春玲:税务筹划的成本与收益.税务研究，2004

税收成本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增加值；驱动因素；提升途径

一、EVA的概念及计算

1、经济增加值的概念

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简称EVA）是由美国学者Stewart提出，并由美国著名的思腾思特咨询公司（Stern Stewart & Co.）注册并实施的一套以经济增加值理念为基础的财务管理系统、决策机制及激励报酬制度。它是基于税后营业净利润和产生这些利润所需资本投入总成本的一种企业绩效财务评价方法。

EVA 等于税后净经营利润减去债务和股本成本，是所有成本被扣除后的剩余收入（Residual income）。

EVA的一般表达公式是： EVA=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债务和股权）成本=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总额×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EVA 是对真正 “经济”利润的评价，或者说，是表示净营运利润与投资者用同样资本投资其他风险相近的有价证券的最低回报相比。假如EVA为正，说明公司有足够利润来补偿成本，从而为股东创造了财富；假如EVA为负，则公司侵蚀了股东财富。EVA与传统会计利润相比，它不仅考虑了债务资本的成本，而且考虑了权益资本的成本，因而更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

2、经济增加值的计算

（1）税后净营业利润的确定

计算公式：税后净营业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研究开发费用调整项-非经常性收益调整项×50%）×（1-25%）

（2）资本总额的确定

在计算EVA时，平均无息流动负债及在建工程作为扣除项，不作为资本总额计算资金成本。无息流动负债是财务报表中“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其他应付款”和“其他流动负债”；在建工程是指财务报表中的符合主业规定的“在建工程”。

（3）资本成本率的确定

按照国资委对中央企业计算EVA的统一方法，露天煤业2007年至2009年的EVA均为正数，并且是逐年增加的。国资委EVA考核资本成本率的确定：中央企业资本成本率原则上定为5.5%；承担国家政策性任务较重且资产通用性较差的企业，资本成本率定为4.1%；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的工业企业，资本成本率上浮0.5个百分点。露天煤业按5.5%的资本成本率计算。

（4）EVA的计算

计算公式：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调整后资本×平均资本成本率。

二、EVA的驱动因素分析

分析EVA的驱动因素，增加税后净营业利润，降低资本占用是提高EVA的两大直接因素。因此增加收入，降低生产成本和税收成本，改善资产资本运营效率以降低资本占用是影响EVA变化的根本驱动因素。

1、收入分析。尽管煤炭市场目前形势较好，但也应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加大销售半径，兼顾运力和产能两方面因素，以对集团外部市场的增量来增加收入。

2、成本分析：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税收成本两部分。

（1）进一步完善标准成本的管理，通过引入作业成本这一管理理念，尝试以流程优化和消除非增值作业为目的的成本管理，努力探索降低成本的途径和方法。成本指标与历史最好水平进行对标，比较找出差距，寻找这个差距的真正原因并努力弥补。构造科学的预测体系，通过编制预算尽可能预测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提高效益。

（2）降低税负。EVA与公司的税率密切相关，如果能够减少营业利润的税率，公司创造的财富就会增加，因此可通过合理的税收筹划，平抑不同地区间的利润水平；也可通过积极努力争取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税率达到公司整体税负水平的降低。

3、改善资产资本运营效率，降低资本占用。通过清理企业的低效、无效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在保证生产规模的前提下，尽可能控制债务筹资，最大限度降低资本成本。

三、 提升露天煤业EVA的途径

基于对EVA驱动因素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提升途径：

1、提高煤炭销售收入，增加税后净营业利润

（1）增加煤炭产销量，增加税后净营业利润。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分析，当生产量超过盈亏平衡点后，每增加单位数量的产能对企业利润的边际贡献越大，因此缩短达产时间同时提前做好生产扩能及报批手续，尽量避免企业因受产能的限制而压缩应有的产量。对处于基建期的矿坑尽快转入生产经营期，以使之产能充分释放来增加企业产量，从而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

（2）提高煤炭产品的品质，增加税后净营业利润。煤炭产品按品质分为原煤、块煤、土煤等，其发热量相差很大，导致价格也有很大差异。因产销量水平、生产组织、气候等因素影响导致煤炭产品含有大量的矸石，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煤质，从而影响销售价格，因此进一步加强科学合理的生产组织，掌握气候变化规律等客观因素对煤质的影响，提高原煤筛选系统的现代化水平是提升税后净营业利润乃至EVA的有效途径。

2、内部挖潜，降低成本

（1）加强大宗材料、油料及配件的管理，注重回收利用。由于公司生产条件恶劣，材料、油料及配件的消耗上容易造成浪费，除建立严格的内部成本管理外，对许多材料可以回收再利用，这对降低成本将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对提升EVA大有益处。

（2）降低税收成本。用足用好国家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扶持政策，将大幅度降低公司的税收成本。密切关注公司所得税享受15%西部大开发优惠税率的延续政策；对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节能节水、环境、安全生产等专项设备购置额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努力向当地税务部门争取，得到审批将大大降低公司的税收成本。对设在不同区域内的矿坑可通过选择运营模式和公司资产重组，平抑不同地区间的利润水平，从而降低企业所得税。

（3）提高职工素质，降低人工成本。我公司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随着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开采技术、运输技术、提升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等在生产经营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为了能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必须拥有熟练的技术，具备良好的素质。因此，除加强技术性人才培训、招聘高素质人才，对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实行劳务外包的形式，以此来降低人工成本，从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3、提高资产资本运营效率，降低资本占用

（1）清理低效、无效资产。我公司固定资产种类、数量繁多。一是以EVA为导向，全面、系统评价公司资产，不断优化资产结构。二是逐步推进非核心资产优进劣退，全面清理和处置低效、无效资产，大力盘活闲置、不良资产，从而提高经济增加值。

（2）节约存货和应收账款等非现金营运成本，减少资金占用。一是加强材料采购计划性和库存管理，控制库存余额，减少低效占用。根据检修备品的需要适度备货，尝试建立大宗备品寄存库机制，逐步实现存货零库存管理，减少资金占用；二是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尽快回笼资金，加快流动资金周转，要加强资金占用定额管理，减少资金占用。

4、做好投资控制，优化资金结构。对资本性支出，要适度控制规模及费用占用，因为投资增加势必造成长期借款或所有者权益增加，最终形成EVA的抵减。加强项目投资经济性评价，加强项目前期、可研、设计、建设、运营、评估等全过程管理，切实降低项目造价，严格限制项目非生产性设施的投资规模，优化资金结构。

5、加强投资收益管理，提高盈利水平。公司应该加强和控制对投资收益的管理，对收益低于资本投入水平的投资要进行清理，提高投资收益水平。

6、探讨研发费用支出，增加公司价值。多年来公司的研发费用几乎不发生，在煤炭企业现代化程度高速发展的今天，应该积极研讨新技术、新产品，努力提高产品品质的同时，加大对研发费用的投入。

7、筹划股利分配政策。公司应根据有无高收益投资项目为前提，考虑股利分配比例的安排，若近期无优质项目，则应适当提高股利分配额度，以降低权益资本占用。

四、对推行EVA价值管理体系的几点想法

1、建立EVA的考核机制

为使经营者充分关注企业价值的增加和长期经济效益，应当积极落实与各单位薪酬挂钩的经济增加值考核。只有采取激励和约束的机制，与各单位领导班子业绩和职工薪酬有机结合起来，奖优罚劣，才能将EVA指标真正贯彻落实到各个单位，最终实现提高整个公司EVA的目的。

2、完善EVA指标的计算

（1）EVA计算复杂，难以保证其准确性。

虽然EVA相对其他指标能更好地避免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为消除可能的会计失真要进行调整，但EVA是建立在会计体系基础上的，因其作为计算依据的数据全部来自财务会计报表，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评价者的主观判断。

（2）EVA没有考虑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特点。

EVA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财务指标，本身无法摆脱会计数据滞后性的缺陷。它给予了当前存量资产价值较大的权重，却忽略了未来增长机会的价值。由于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不同，因此采取的战略不同，业绩评价指标的侧重点也不同。然而EVA不具有前瞻性、发展性，是一个封闭、静态的指标。在项目早期可获取的收入最低，而据以计算EVA的资本成本最大，从而导致早期的低EVA。这样为了降低资本成本，EVA可能导致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出现投资不足现象。公司的盈利质量和长期竞争能力必然会下降。

（3）资本成本取决于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风险，由资本使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