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区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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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讲解员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业；农村；种植业；草果
本文从元江县的实际出发，立足元江气候、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本地的成功例子为切入点，分别回答了：为什么要在元江发展草果、草果适合在元江栽培吗、草果市场前景如何、如何栽培草果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为当地农民指出了一条快速致富的路子。
草果，别名草果仁、草果子。学名：Amomum tsaoko，是姜科豆蔻属植物草果的果实。多年生草本，高2-2.5m，10-11月果实开始成熟。草果既是调味香料，又是常用的中药材，是我国广大城乡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主产于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元江有零星栽培历史，近年来其市场被逐渐看好而有逐步扩大栽培的趋势。元江县成功栽培草果的典型有因远镇浦贵村村民李正春和那诺乡打芒村村民李为有，因为栽培草果而在全县闻名，成了当地农民的致富带头人。
1 为什么要在元江发展草果呢？
元江的传统农业以粮食、甘蔗、烤烟、热带水果为主，近年来主要发展了芦荟、茉莉花、热带花卉，除烤烟外都要依托县城区的热坝资源，而广阔的山区农村缺乏一条长远的支柱产业，要实现建设“绿色经济县”的发展思路，任重而道远。而草果栽培，无疑为元江县山区经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草果是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林下草本植物，栽培草果不但经济增收，还能起到保护生态的作用，是充分发挥生态效益增加经济收入的好路子。元江境内山坝相间，山高坡陡，最高海拔2580米，最低海拔327米。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基础建设薄弱，交通条件落后，这些原因一直以来制约着元江经济的发展。而草果的生物学习性天生就喜欢山高箐深，元江的山地虽然土质贫瘠，林下腐殖质却较为深厚，恰恰适合草果生长。另外草果有别于其他经济作物的最大一个区别就是储运方便，这也是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元江县城乡交通困难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将交通运输对商品的经济损耗降低到最低点。
2 元江适合种植草果吗？
这一点，大可放心，元江县地处玉溪市的西南部，位于东经101°39’至102°22’，北纬23°18’至23°55’之间，全县植被覆盖率62.9%，森林覆盖率41.5%，山坝相间，立体气候特点突出，全县境内年平均气温12℃-24℃，最冷月平均气温7℃-17℃，最热月平均气温16℃-29℃，无霜期200-364天，年平均降水量770-2400mm。草果生长于热带、南亚热带，海拔600-1500米的山谷、山坡常绿阔叶林下。草果喜年均气温15-20℃的凉爽气候。适宜在树木稀疏（透光度约40%），富含腐殖质，排水良好而湿润的阴凉地带生长。在高山谷地或缓坡疏松、肥沃、湿润的砂壤土或壤土中生长繁茂，结果多。山顶、山脊土壤干旱贫瘠，水土流失严重，阴蔽少，植株生长不良。元江县山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为草果的丰产丰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李正春和李为有的成功也正是充分利用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优势。
3 草果市场前景怎么样呢？
目前玉溪的市场上的草果价格在43元/公斤左右，市场行情很不错，今后几年还有看涨的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日常饮食的品味越来越高，几乎所有的菜肴都要放入调料，草果作为药食两用品种，尤其作为调料食用，因其香味独特而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其用量日益俱增，其销售总量每年都在攀升。我国草果的主要产地在云南、广西、贵州，去年西南大旱，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南地区又是持续高温无雨，草果性喜湿润气候，对干旱十分敏感，必然导致主产区草果大量减产，将导致市场供需矛盾突出，注定引起草果价格上扬。从长远来看，由于草果生长需要特定的气候、土壤等条件，对森林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其生产地难以发生大面积的增加，这就造成草果供求矛盾难于得到解决，为今后几年草果作为市场紧俏品种奠定了基础。
4 草果具有那么多优势，那要怎样才能载好草果呢？
首先要采好种，选择果粒大、种子饱满、无病虫害的高产植株作采种植株。或者采用无性繁殖方法，在春季新芽开始萌发、尚未出土前，从母株丛中选取一年生健壮的分株。育苗用的苗圃地应选在上层阴蔽度为30-60之间，坡度在5-15度，排灌条件较好，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表土富含有机质，东北或西北坡向的半阴常绿阔林下的缓坡地作苗圃地较适宜。
选地：应选择有乔灌木密集覆盖有腐烂树叶堆积，土壤疏松肥沃湿润的林地建园种植草果。
整地：选好建园地块后，在春季进行 杂草清理，同时清除多作的不良遮阴树，对阴蔽度不够的山地应补种树木遮阴，并在8-9月份进行全垦松土，改善林地环境，提高土地肥力，保证幼苗成活和良好生长。在10月份打塘，规格为长×宽×深=50厘米×50厘米×30厘米，打好塘后等待定植。
适时移栽，合理密植：
以6月上旬至8月上旬移栽最适宜。一般移栽株行距为2米×2.2米或1.5米×2米，亩栽150塘至200塘。土壤肥沃，管理条件好的林宜稀植，株行距为2米×2米或2米×2.5，亩栽134-166株。对土壤瘦薄，管理条件差的地块宜密，株行距为1.5米×1.5米或1米×1.5米，每亩栽222株-300株。平缓地采用正方形株行距种植。陡坡地采用等高行距三角形种植。
栽培管理：
（1）幼龄期的管理：幼龄期是从幼苗移栽后到始花结果的这段时期，大约需三年时间。在这段时期幼苗主要以分株生长为主。主要工作是除草，为使幼苗不受杂草、小灌木的侵害，每年应进行三次除草。第一次在雨季来临前3至5月份进行，以保证幼苗进入雨季时有充足的水分、养分吸收；第二次在7-8月份进行，由于气温高，雨量充足，幼苗和杂草生长都旺盛，要及时除去草果园内的杂草及小灌木，为幼苗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第三次宜在冬季11-12月份结合追肥进行除草松土，切断土壤毛细管，减少水分蒸发，避免低湿寒害和干旱侵袭。同时，还要进行查苗补缺塘。在幼龄期管理中，要经常进行检查，发现栽植不正的幼苗，要及时培土扶正，如发现死苗缺塘要及时补栽，以免因缺过多而影响产量。
（2）成株期的管理
成株期从始花结果到植株衰老期，即从移栽后第三年到第15年以后。这段时期植株经过分株生长已形成了一定的群体，同时进入开花结果期。此时既要满足植株生长对水分、养分的需要，又要保证开花结果对水分养分的要求。这段时期管理的主要工作是除草，施肥，浇水，培土，调整阴蔽度等，遇天旱，要开沟引水进行浇灌，雨量过多会造成落花烂蕾，要随时清除杂草及花蕾周围的杂物，使其通风透光，以减少烂果烂蕾。开花时应注意保护根部和花蕾，防止鼠害，严禁在草果园周围伐木，烧山，放牧，以免生态失去平衡，草果受害。大的扶育管理每年进行三次。第一次在3-4月进行，此时正是草果开花季节，为防止杂草与草果争水争肥以及枯枝落叶盖花穗，影响草果开花和昆虫传粉，要及时清除杂草和植株下部的枯枝落叶。第二次应在7-8月进行，主要是除去杂草，使养分集中，促进果实壮大，籽粒饱满。第三次应在10-11月份收果后进行，除把林地的杂草清除，还要砍去当年的枯、残、病弱茎杆。以便改善林内的通风透光条件，促进花、叶芽分化。
（3）施肥
景区讲解员范文第2篇
"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流行于宋元时代，"湖广熟，天下足"则流行于明清之际，这两句略带夸张的谚语表明了苏湖（常）和湖广地区粮食生产不同时期内在全国的重要地位。"苏湖（常）"，代表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所谓"湖广"其实主要指令湖北、湖南境内的沿江濒湖平原地带，前者可上溯至古代的吴越文化，后者则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河姆渡稻作遗址，而两湖平原也有令人惊异的彭头山水稻遗存，这表明两地的稻作文明也可能是各自独立起源，且发展难分伯仲。实际上战国时期荆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一度领先于吴越，只是后来荆楚经济渐衰而吴越日盛，到宋元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已居国之首，其时的两湖地区在不少人眼中却仍是"火耕水耨"、"地旷人稀"的化外蛮邦。明清两湖平原农业经济的勃兴有渐振昔日雄风之势，"湖广熟，天下足"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斯时湖广地区渐成全国新的米粮中心，但还不能说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对这两个地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已有不少学者作了大量卓有见地的精辟研究。因此本文无意对"苏湖（常）熟，天下足"及"湖广熟，天下足"二谚本身及其传布进行详细的考证与诠释，而想从这两条谚语的转变表象探究它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含义，对诸如发生这种转变所代表的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异同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内外条件、结果与影响等问题进行粗线条的勾勒。如果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两湖平原可以作为封建晚期发达地区与已发展地区的各自代表的话［①b］，则这对发达地区与已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互补似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农业经营重点的次第转变
在开始比较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两湖平原明清时期农业经营重点转变之前有必要简要引述一下两地的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从全国地理区划角度来看，这两个地区同属于一个经济地理单元，即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光、热、水、气、土壤等条件大致相当，差别甚微。
长江三角洲地区通常是指围绕太湖的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府所属（明清时期行政区划），扩大时有时也包括宁绍平原。该地区地势低平，以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海拔只有2-5米，宁绍平原也低于20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000-1700毫米；水源丰富，太湖集水面积19000平方千米，最大蓄水量可达43亿立方米；土壤条件好，有机质含量高，熟土层厚，保肥性、通透性良好；热量条件好，年均气温15-19℃，年均无霜期230-280天［②b］。
两湖平原主要指江汉-洞庭湖平原及鄂东沿江平原。江汉平原及鄂东沿江平原地势低平，地面高程大多不到35米，较高亢平原与湖沼洼地沿江河成带状相间排列；年均降雨量1100-1400毫米，主要集中在作物生长期内；无霜期250-280天；区内大部分耕地系冲积土，富含有机质与矿物质，自然肥力高，土质疏松易于耕作［③b］。洞庭湖平原亦属湖积平原，土层深厚松软，富含有机质；年均降雨量1300-1400毫米；无霜期250-280天；年均气温16．5-17℃。［④b］
这两个地区的共同优势是宜农、宜渔，水上交通便利，贸易条件优越。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唐末以迄宋元时代不断发展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盛产米粮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因此有"苏湖（常）熟，天下足"之谚的广泛流传，该时期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种植是当地种植业，也是当地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明代中叶这种情况发生改变，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渐次下降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渐次上升，不但如此，农民投入经济作物生产的人力也更多，技术更细腻，农户农业经营的重点已不在种植粮食作物的"田"，而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有所谓"多种田不如多种地"的新的价值取向［⑤b］。这种转变在不同的小区域内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农业生产总的发展态势表现为多样化的特征。概括而言大致在太湖以东、以北的水乡地带仍基本以种植水稻为主，并辅之以麦类、油菜、席草等粮食、经济作物；在濒江临海的冈身沙土地带则以棉花、水稻为主，杂植麦、豆、靛青等作物；太湖沿边及浙西平原地势高亢而近水的地区则以植蚕桑、水稻为主，并兼植麦豆、烟草、乌桕等粮食、经济作物；苏南浙西的低山丘陵地带以植旱地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是竹、木、茶等。当地农民在种植上述不同经济作物时往往有与之相宜的生产活动互为关连，如植棉与纺纱、栽桑与缫丝等，并渐渐在不同自然区域或生产个体间形成分工，甚而演化为专业性生产，其收支盈亏与市场需求大小紧密相连。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结构演变的主要内容即这些多样化生产及由此而导致的农业生产综合化、专业化和商品化发展趋势。［①c］。
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复杂多样，人多地少也许是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杭嘉湖三府洪武年间人均尚有耕地3．5亩，所产有余；至乾隆中期人均耕地已降至仅1．2亩左右，以当时平均约2石的亩产量估算，人均得粮仅2．4石［②c］，尚不敷日食之需，遑论税粮、饲料、种子等其它方面用粮。
以常理论，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多地少粮食不足当更应加强粮食作物的生产，如扩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单产以尽量增加粮食总产量。但该地却恰恰相反，他们反常规的作法主要基于利益的考虑，因为种植粮食尤其是水稻不仅花工多、对季节要求严格，受自然条件如水旱影响大，且在生产技术未有重大突破的传统农业前提下，水稻增产潜力有限（御稻在苏南推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不合算，农民对它不感兴趣，封建帝王出面推广水稻品种也竟然无果而终，这说明当地民众对实际利益看重的程度），而种植经济作物如栽桑，用工虽多但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小，更主要的是潜在产出值高，可获得比种粮食高出数倍的收入。有的地方最初只是在土壤条件较差的田块或田旁路边植桑，后来干脆用上好的稻田栽桑，即所谓"桑争稻田"。桑树部分取代水稻不仅仅是作物种类的简单置换，它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农业经营重点从集约化程度较低的生产部门向集约化程度相对较高生产部门的转移，由于栽桑比种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因而又有从劳动力密集向资金密集转移的特点，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③c］。类似情况还有因改种棉花、烟草而出现的"棉争稻田"、"烟争稻田"等。
当地农民用在经济作物上获得的、远远超过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不仅可以完纳赋税（一条鞭法施行后可以以钱代粮），也可以从市场上购得自己粮食需求中的不足部分。显然，要到市场上购买粮食就必须有足够的粮食进入流通领域作为前提条件，即要有充盈的卖方市场，此时的两湖地区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
弘治以后两湖地区能大量输出米谷同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主要基于该地农业生产的勃兴和中转沿边省分米粮［④c］；其次是该地人均耕地较多，赋税漕粮负担较低，米价较低等［⑤c］。明代初期，两湖地区开始大兴垸田，并在明代中叶形成一个，垸田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土壤特性较适宜于种水稻，因此垸田的大量垦辟实际上即不断扩大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种植面积［⑥c］。这是明清两湖地区农业经济结构演变中最为瞩目的事情。尽管明清时期总体而论两湖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水平及单产量均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①d］，由于在有明一代两湖平原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得以有大量余粮输出；沿边省分如四川、江西等地米谷亦藉此地（主要是汉口米市）转运，其相对较低的价格吸引了大量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人将其转运各方；加上漕粮、军米等官粮的大量调拔，遂给朝野人士形成"湖广熟，天下足"的感觉。
"湖广熟，天下足"一谚中的"湖广"经今人考证并非整个两湖地区，而主要是两湖境内粮食生产最发达的几个农业经济区，即今湖南境内的洞庭湖平原和湘中丘陵盆地，湖北的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按有的划分方式，这其中的大部分亦可归为江汉平原［②d］），亦即广义上的两湖平原。所谓"天下"则主要指南半个中国，尤其是长江、珠江两流域对湖广米粮的依赖［③d］。当然其中也有相当数量逆汉水而上陕晋中原［④d］。
"天下"皆赖"湖广"的态势在清中叶后发生蜕变，两湖地区由于人口日多、水灾频仍等原因出现生产停滞，其米粮输出也盛极而衰，雄风不再。虽然两湖米粮济运江浙的现象直至解放前并未停止，但其可使"天下足"的米粮济运规模与声势已成昔日黄花［⑤d］。如果两湖平原在水稻生产达到一定程度难以再有突破时能循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轨迹开始结构转型亦属理想，然而两湖平原在此方面虽有发展趋势，但没有取得成功。该地区明清时期在发展粮食作物生产的同时其实并未偏废经济作物的生产，两者甚至可以说并行不悖，并终至形成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的总体生产格局［⑥d］（洞庭湖平原的经济作物比重较小）。虽然两湖境内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超过粮食作物的地区不少，但主要集中在丘陵地带及沿边山区，平原湖区鲜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该地经济作物的种植以棉花和麻类为主，均属劳动密集型种植生产，需要资金投入的蚕丝业则极不发达。麻类主要以原料形式自用或出售，棉花则用于家庭纺织或直接进入流通领域［⑦d］。当湖广棉布行销天下时，长江三角洲地区并未在棉布上与之一争雌雄，而是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转向效益更高的蚕桑业［⑧d］。两湖地区的农业发展较之三角洲地区总是慢一拍，但当清中叶之后两湖平原出现严重的农业人口相对过剩时却没有发生如当初三角洲地区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生产的大规模倾斜转移，粮食作物生产始终占主导地位，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性质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完全不同。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种粮自食、经作换钱，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分离，副业商业化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两湖平原粮食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二位一体，粮食商品化亦即主业商品化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⑨d］。
二、两地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结构转变的正负作用
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现象出现较早，这些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出路大致有内外两种消化途径。内部消化或称内部转移是指农民并不离开土地抛弃田作，而是在努力经营好大田生产的同时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包括丝织、纺纱、编织、烧窑等业。这些家庭副业、手工业在当地农村经济生活中作用甚巨，不可或缺，农家既以其收入维生计、纳赋税，还要靠它反哺农业，谁家的副业和手工业收入高，对农田投资就多，田也种得好，反之则否。从事农村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有农闲的青壮劳力，也有劳动力机会成本几乎为零的妇女儿童，他们昼耕夜织终岁辛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富庶正是建立在农户日夜劳作的基础之上，甚至有以此而致富者［①e］。
外部消化或称外部转移是指农民离开土地，向其它行业或异地谋生，这种途径的农民又可细分为三类：1．离土不离乡，指被迫沦为奴仆，依附于富家大族卖身过活者，总人数当不多；2．流入城镇成为工商人口，这些失去土地的城镇新成员不仅为繁荣当地工商业经济作出了历史贡献，其中在劳工市场上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生存的人还是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滥觞；3．流向开发中或未开发地区，既有政府的强制移民也有向未开发地区或开发中地区寻求拓展的自然移民，其流向地便包括两湖地区［②e］。以上各种转移方式或途径当然并非泾渭分明，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多种形式交错发生，其中以亦工亦农亦商型的转移方式或称"不完全转移"的比例最大，属于可农亦可非农的过渡形态［③e］。
两湖地区开发滞后在移民上亦有所体现。西晋八王之乱及唐中叶安史之乱时大量北方移民迁居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他们对该地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直至明清时代两湖地区才成为移民出入的主舞台，在这次始于元末止于清代的长江流域内东西向移****动中，迁入两湖地区的移民来自十余省分，而主体源于长江下游，尤其是江西。与此同时，大量的两湖人又移居四川，在这一进一出的过程中两湖地区人口结构与数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移入者多集中在平原湖区和河谷地带，而移出者多是毗邻川省的居民［④e］。外地移民入籍之后增加了对耕地的需求，而两湖境内平原地带的大量湖荒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不断开发，康熙末年至嘉庆年间两湖人口高速发展而垸田开垦也达到高峰并及至于滥。两湖地区劳动力转移与此密切相关。乾隆初年两湖平原的农业人口相对过剩已表现明显，"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渐失其往昔诱人之魅力，该地农业人口相对过剩之后的出路也有内外两种消化途径，内部消化主要通过更多地垦殖进行，外部消化主要是向平原沿边山区移民［⑤e］。
靠扩展耕地面积、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等农业内方法消融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粮食需求是传统的解决方式，但在某一具体地区当耕地扩展告罄而无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其容量受到限制，当人口增长到一定临界点之后必然会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准，因此更积极的方式是依靠农业外的力量如进行择业的改变（其前提是整个社会有粮食供应，哪怕是洋米）来消融相对过剩的农业人口。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与努力，他们放眼于狭义的以种植业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之外，或者虽仍不离农业，但徙居生产条件相对落后的异地，以先进者身份带动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并同时获得相应的酬报，这些无疑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两湖平原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转移显然逊色不少，入城镇务工商的农业外择业变化极其有限，主要靠的是垦荒与向外移民。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式不仅不具备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积极作用，反而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无穷的后患。两湖平原跨荆江而立，荆江乃长江水文最复杂、矛盾最多的地段，江南洞庭湖平原并无巨大堤岸屏护，向系长江自然调蓄池，但明清沿湖不断被垦，湖面日渐缩小并阻壅洪水自然渲泄，洪灾年甚一年，化解人口压力的恶果是环境的严重破坏与生命财产的不断损失。江北江汉平原襟江带汉，以堤为命，一旦堤决则漫漶无边、积水兼旬，恢复生产较难。明清由于不断滥围滥垦，把洪水大部逼入主泓，加大堤防压力，结果使得荆江两岸在清代后期几乎无年无灾。向平原沿边生产条件较差、生产水平较落后的山区移民效果亦极不理想。川陕楚交界地带、湘鄂西山区均曾掀起过垦山的，虽则初期的垦荒为移民换得了一时之温饱，然而垦山对环境破坏的负面影响却是深刻而久远的，其后果用"灾难"一词形容并不为过。首先，毁林开荒得来的耕地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表土层侵蚀殆尽，几年之后人们只好弃地他往，与藉此地化解人口压力的初衷背道而驰。其次，也是更为可怕的是盲目的毁林开荒不仅大大降低了长江中游大小支流两岸地带蓄留水分的能力，致使山洪频发，加大中游主干流蓄泄洪水的压力，且流失的水土在各支流下游及荆江河段沉降淤积抬高水位又增加对堤防的威胁；不断的泥沙淤积还迫使堤岸不断增高，致使汉水、长江部分河段成为地上河。因此，即或无灾之年，由于水悬地上，许多地方地下水位偏高，极不利于作物的正常生长，两湖平原水灾之多、之重鲜有能匹。到清代后期，该地水患已严重到阻滞当地经济发展的程度［①f］。其结果受害最重的竟正是输出这些移民的两湖平原地区［②f］！直至今天洞庭湖区及荆江沿岸地带仍饱受潴水之苦而乏解决之良策。
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业相对过剩人口的出路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转移方式。两湖平原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转移属于平面拓展耕地的最低层次，主要属内部转移，也是同一时期内中国农业的普遍和典型代表方式，这种方式以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时间为前提，它要求耕地面积（或至少是作物播种面积）与人口成线性比例增加，当可利用耕地增加到极限程度而转移方式不变的话，人地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总爆发，降低生存标准、社会剧烈动荡等情况都有可能相随而生。
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转移则已开始突破单纯内部转移的方式向外部转移过渡，并在局部地区取得成功。它并不要求耕地数量的等比例增加，但强调收入的等量增长，它仅代表了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农业经济区（另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外部转移是建立在内部转移已成熟或完备的基础之上，因此三角洲地区农村相对过剩人口的转移方式当更具有借鉴意义。
在粗略比较了两地相对过剩农业人口转移方式及作用后，这里附带提及一下两地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差异。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不仅经济繁盛冠于全国，亦是天下人文渊薮，整体文化素质较高，这不但表现在纯思想、文学等方面人才之多，作品之盛，即或地主小农亦多以"耕读传家"，有一部分士绅由于不同的原因参与了农业生产并记下心得要点，以农书形式传世。在王毓瑚先生《中国农学书录》中指明着者为江浙籍人的便有130部之多（全书共辑录存佚农书545部），其中属于反映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着名地区性农书有《沈氏农书》、《补农书》、《浦泖农咨》等（姑不论松江人徐光启所撰之集大成的煌煌巨着《农政全书》）。这些农书记载了当地较其它地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掌握了这些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民其素质亦当较其它地区农民素质要高。
明清两湖地区虽曾有公安三袁、湖湘学派等领一时之，但就农业文化而言，其地的农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却都无法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两湖地区未曾见有发生重大影响的综合性传世农书，寥寥数部小型专业化农书亦且散失殆尽，所保存者其价值无一堪与《补农书》之类农书相比较。如果从各地农书多寡与质量高低可以判别各地当时业农者农业技术水平高低的话［①g］，则两湖地区农民文化素质低于三角洲地区也是影响两湖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②g］。从这项比较可否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口的多寡并非一地经济落后与否的决定条件，人口作为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滞其发展，这其中包含一个适度的问题，在适度的前提下人口素质的高低则起主要作用，相同密度但相对较高素质的人口显然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反之则否。
三、城、镇工商业经济对当地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
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过剩农业人口部分移入当地市镇，一方面减轻了对有限耕地的压力，一方面也促进了市镇经济的繁荣，该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周围农村的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一地市镇数量的多寡往往与当地农村经济的盛衰相辉映［③g］，而市镇的类型及发展规模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农村副业、手工业的特色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保证了城镇非农产业人口对农副产品如粮食、菜蔬等的需要，不足部分才输自外地；农业生产同时也为当地市镇手工业、城市工业提供了原材料及半成品，包括供纺织印染用的棉花、棉布，供丝织用的蚕茧等，也正是因为当地城镇工业、手工业对丝、棉等原料或半成品的不断需求才保证了周围农村的农民能尽心于栽桑养蚕种棉织布等属于传统农业中副业部分的生产（实际上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副业在许多地方很大程度上已成主业）［④g］。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农村市镇按重要性依次为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及粮食业市镇［⑤g］，其与农村经济的紧密相关程度不言自明。
明清两湖平原的农村市镇无论从规模、数量还是功能上都无法与同一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同类市镇相比拟［①h］，影响较着、稍可比拟者唯几个大中城市。按照区域市场经济理论，每个经济区都有它的中心市场，长江三角洲地区充当此类角色的大中城市较多，如苏、锡、常、杭、嘉、湖皆然，沪、宁作用更大。尤其是上海，晚近曾是远东第一大城，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该地许多新镇即由于设立新工厂、出现新行业而形成［②h］。汉口是两湖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在全国也享有盛名，其名不在生产而在流通，因其处江、汉交汇之宝地，扼"九省通衢"之要冲，舟楫往来、百货充积，通过该地转运的绝大多数是粮、棉、茶、木材等农业初级产品，两湖产品在其中占了相当的份额［③h］。江汉平原是两湖境内的富庶之地，其境内的沙市在宜昌、汉口等城市未崛起前是荆江两岸即两湖腹地的重要中心市场，该城也是一座贸易城［④h］。两湖地区的大中城市极少具有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相同的生产功能，它们的单纯转口贸易性质未能形成足以自立的手工工场或大型专业化手工业市场，也没有发生大量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⑤h］，因而未能有效吸纳周围地区的相对过剩农业人口，未能形成相当规模的早期产业工人后备军，未能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初级产品加工增值，整个地区的经济格局亦完全未能突破传统农业的樊篱。至于散处各地的市镇功能更形单一，除了是政治中心以外，商业功用多仅交换货物而已，鲜有从政治、军事功能分离出来成为以经济功能或生产中心面貌出现的市镇，而这样的市镇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显然较多［⑥h］。
由于两湖地区的市镇主要只能吸纳当地农村的农业初级产品，极不利于该地农业过剩人口的非农转化和农业生产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农民主要是追求如何多垦荒地来增加总产而较少考虑择业的变化，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又主要是水稻种植）一直是该地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其经济作物生产的大宗是种植棉花，两湖平原地区（尤其是江汉平原）虽亦以输出棉布闻名于世并曾一度挤占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产棉布的市场［⑦h］，但细究发现这几乎全是农余的手工制品，它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其产品用于到墟市上交换农户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或完纳赋税，个体生产规模未能扩大，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转运贸易主要是靠贱买贵卖套取利润，无助于商业资本向生产的转移，它可以更多地利用闲暇时间，尤其是妇女儿童的时间，反正他们的机会成本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几乎为零。这一点与长江三角洲地区较相似，但此类劳动的使用在两湖平原地区并未导致青壮劳力从农业中分离，而且当两湖平原地区所产棉布挤占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产棉布市场之时，后者也已向经济收益更高的产业如丝织业进行转移了，倒不是这一地区棉纺织技术落后了或产量降低了［⑧h］。
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地区农村经济结构的演变是相辅相承、次第进行的。当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将经营重点转向经济作物种植、进入城镇成为工商业者时，依赖的正是以两湖平原为代表的地区的米粮供应，或者说两湖平原地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正是因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经营重点发生改变而提供了机遇。两者经营重点的次第变化虽说是当时经济条件下专业生产在不同地区的理性分配，有利于全国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但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却相差了一个层次并对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两湖平原农民以低效率、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支持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结构的逐渐转型。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与两地农村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不同转移方式及市镇经济对农村的不同反馈作用密切相关。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剩余劳动时间的农业外转移（这里的农业主要指狭义农业即传统意义上的种植业）有利于当地农村经济结构向专业化、商业化转变和整个地区工商业经济的繁荣，而两湖平原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平面转移（即尽量扩大作物种植面积）不仅融纳程度有限，垦山围垸反而带来阻滞当地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同时，长江三角洲地区发达的市镇工商业、手工业经济无疑也有助于当地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而两湖平原地区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长江三角洲地区明清时期农村经济结构向多样化、专业化和商业化的缓慢转变及由此形成的相对发达的整体社会经济基础，为以后的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该地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萌生的乡村工业及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强大的乡镇企业均与明清时期形成的传统一脉相承。相反，两湖平原直至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仍依然以农业为主，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农村工业的艰难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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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本文所指明清时期下限在前，后涉笔不多。
①b按郭松义《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2）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列为发达地区，包括两湖平原在内的绝大多数传统农业区列为已发展地区。
②b转引自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③b本书编写组：《湖北农业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b湖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编着：《湖南省农业区划》，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⑤b张履祥：《补农书》。
①c平：《论明清江南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
②c范金民：《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③c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
④c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
⑤c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论述》，《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
⑥c最近龚胜生撰文（《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2）否认了这一公认的观点。他认为垸田集中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没有提到江汉平原）湖区州县水田比重的均较周围地区低，而且愈往湖区中心比重愈低，其原因是①怕水淹而植麦非植稻；②洲渚涨塌无常宜旱作。但作者同时指出"湖区成为重要的稻米产区并不在于其水田比重高，而在于其垦殖指数高，水田绝对数量多和水稻单产高"、"水田绝对数量多"实际上佐证了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种植面积随垸田扩大而增加的观点。
①d对此有争议，本人对清代江汉平原的研究（《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详析》，《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持此论，对两湖地区的考察待刊。
②d本书编写组：《湖北农业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③d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
④d谭天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
⑤d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
⑥d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
⑦d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
⑧d这是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但美籍学者黄宗智先生在其近着《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就耕地面积的总收入而言，栽桑养蚕显然比种水稻要高得多，但如果考虑单位劳动报酬则养蚕的工作日均毛收入远低于种稻，极少例外，这并不排除劳动力年收入（而非日收入）和家庭总收入（而非人均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因为许多闲暇时间和没有机会成本的家庭成员都得到了利用。在这样的前提下，在耕地严重不足的地区发展蚕桑业亦是势在必行。该书提出了许多类似与中国主流学者相左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对其进行详细的介绍与讨论显然已超出本文的范围。
⑨d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作者在文中论述的是湖南四川小农，但笔者认为在粮食商品化方面湖南湖北的平原湖区地带比较相似。旱作区或经作区则当别论。
①e范金民：《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②e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③e马学强：《试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内变迁"与劳动力转移》，《史林》1993年第1期。
④e张国雄、梅莉：《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地理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
⑤e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①f张建民：《清代江汉-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
②f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
①g大致当正确，但不尽然，同时代的四川盆地及江西地区均有较有影响的传世农书，而两湖地区没有。此点同事王利华先生提及，惜未深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②g农业人口素质高低与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此暂不申论。
③g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④g张华：《明代太湖流域专业市镇兴起的原因及其作用》，《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4期。
⑤g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1990年第12期。
①h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明清市镇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的盛况相反，学者们对明清两湖地区农村市镇的研究较为冷漠，与该地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不甚相称。此处提出的说法原自一些附带性的研究，如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等。
②h详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附录），中华书局，1992年。
③h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④h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⑤h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⑥h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⑦h李伯重：《明清江南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景区讲解员范文第3篇
1 黑龙江省食品产业发展概况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食品工业基地，食品产业是黑龙江省“十大重点产业”中成长性最好、发展潜力最大的产业。特别是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期间，要大力发展绿色有机食品产业、食品加工业，做强绿色食品优势资源加工产业；围绕包括绿色食品、资源开发等在内的“十大重点产业”，打造特色产业链；构建粮深加工、畜禽深加工和绿色、有机特色产品加工等产业集群；健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体系。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11.34万亿元，黑龙江省食品工业总产值5500亿元，规模以上畜产品加工企业有671家；果蔬、果酒等食品企业还有6500多家，白酒生产企业350余家。这为黑龙江省食品类专业提供了有力的发展契机。
2 黑龙江省高职食品类专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黑龙江省各高职院校结合区域食品产业发展设置专业，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取得了一些成效，也为区域食品产业输送了大批高技能人才。2015年底，教育部重新了《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各院校也相应地对专业进行了调整。我们对黑龙江职业学院、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黑龙江旅游职业学院、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牡丹江大学、鸡西大学10所有食品类专业的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或本科高职专业）的食品类专业进行了调查，食品类专业开设情况是：农业类专业中，有3所学校开设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专业（专业代码510114，下同）；食品工业类专业中，有7所学校开设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590107），有6所学校开设食品加工技术专业（590101），有4所学校开设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590103），而食品营养与卫生专业（590106）、食品检测技术专业（590105）、食品贮运与营销专业（590104）均只有1所学校开设；生物技术类专业中，有2所学校开设食品生物技术专业（570101）；包装类专业中，食品包装技术专业（580204）没有学校开设。
3 黑龙江省高职食品类专业与产业发展对接情况及原因分析
由上述数据不难看出，黑龙江省的高职食品类专业覆盖面较广，10个专业中，8个专业有院校开设，其中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食品加工技术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和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专业分别有7家、6家、4家和3家开设；但是，全省没有一家学校开设酿酒技术专业和食品包装技术专业，这是一个空白，而产粮大省的粮食深加工转化也有酿酒业的一部分。原因是：
3.1 专业目录调整后的平台期
由于2015年底调整的专业目录在2016年即进行招生，食品包装技术是新增专业，学校很难在短时间内新建一个专业。除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外，其他几个专业虽然名称未变，但也是都是多个专业整合的结果，各院校也在适应调整过程中。
3.2 专业设置和审核过程地方区域行业参与度小
专业设置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牵头，行业参与以国家级行指委为主，考虑的是全国行业的发展情况，对区域产业的局部气候可能把握不足。比如黑龙江省的养殖业和粮食产量在全国举足轻重，食品加工业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专业设置应更细化而非整合。审核过程一般仅以教育主管部门专家网上审核为主，地方人才需求计划无法纳入审核过程，必然导致专业与产业的契合度不高。
3.3 跨地区招生和就业与专业设置的不一致性
绝大多数高职院均有省外招生名额，在专业设置和课程选择上，多以区域需求为主，难以照顾其他省份和地区产业的差异化发展和需求，人才职业能力与外省产业发展需求，还是存在一定差异。另外学生就业面向不局限于属地，特别是黑龙江的孩子，向往南方的气候和人才发展环境，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到省外发展，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与其就业岗位适应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3.4 照顾考生或家长的需求与专业发展对接存在矛盾
学校在专业设置上，也要考虑考生和家长的喜好，生源紧张的现实，促使各校考虑学生和家长的心理，特别是独生子女时代，家长对食品加工技术、酿酒技术等比较专业认识不足，认为就是在生产线上当工人，比如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等专业则由于其就业面向好而备受青睐，就业岗位好，
4 黑龙江省高职食品类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对接的路径和对策
4.1 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应与黑龙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黑龙江省食品工业发展形势良好，非转基因、绿色食品、休闲食品等发展良好，各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应与黑龙江省经济发展为依据，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出发点，合理定位，精心规划，以实现高职院校自身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对接。
4.2 建立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
每年春季，各高职院校都会对本校当年招生专业进行调整，但在新增专业时，要以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发展为出发点，而不是关注家长需求，追求扩大办学规模，增设专业要符合自身定位和传统优势，发展特色专业，立足地方经济，重点发展特色专业，提升院校竞争力。以黑龙江职业学院为例，2012年两校合并之初，共有100余个专业，食品类专业有三个专业和4个专业方向，2015年以来，学校在专业结构动态调整过程中，坚持发展优势专业，专业数降至45个，食品类专业取消所有方向，只保留三个专业。
4.3 建立专业建设保障机制
省教育厅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主管作用，通过统筹规划、政策引领、监督管理等方式，加强宏观调控和约束力度，合理布局省内高职院校新增食品类专业，避免专业设置的盲目性、重复性和短期行为。要完善专家论证环节，科学布局，鼓励各高职院校按照一校一品，一校一业的专业设置原则，针对黑龙江省发展食品工业的人才需求，扶持重点，突出特色，使各院校的优势专业做优做强，避免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
4.4 行业企业参谋专业建设和调整工作
改变以前行业企业参与度小的弊病，省教育厅要吸收行业企业专家参加专业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在专业审核时，参考他们的意见，关注行业发展，把脉行业企业发展趋势，建立前瞻性机制，发展长线专业，留出发展空间，避免盲目设置专业。
4.5 针对新专业目录发展新专业
从表1可见，酿酒技术和食品包装技术专业在省内高职院校专业中属空白，各高职院校目前仅在食品加工技术专业中设置此类课程，人才职业素养远达不到企业岗位需求，因此，建议各高职院校在充分{研的基础上，科学设置以上专业，服务区域经济，提高人才综合能力，适应企业岗位需求。
黑龙江高职院校食品类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对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产业在发展，经济在进步，专业调整与对接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各院校要充分调研，力求完美对接，服务地方经济。
【参考文献】
景区讲解员范文第4篇
关键词：乡村旅游；气象景观；讲解员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模式，通过到乡村旅游了解真实的风土人情、礼仪风俗，从而带动整个乡村的行业发展和脱贫致富。其中，乡村旅游讲解员是建设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是人们对乡村的第一印象。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涉及乡村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等多个方面，其中气象景观也是他们进行讲解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乡村旅游讲解员和气象景观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对于二者的理论阐述，结合实例分析得到当前乡村旅游讲解员对于气象景观内容讲解的具体策略，以便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旅游讲解员的专项内容服务讲解水平，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服务业的发展。
旅游讲解员及相关概念阐述
解说，翻译自英文interpretation。早在公元前460年，《哈利加诺斯的希罗多德》一书中就记载了有关于埃及金字塔的导游的工作记录。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罗马人发现荷马时期各地已经有解说者的身影[1]。16世纪60年代，西方贵族家庭的年轻人在外出旅游时总会有解说人员的陪同。1957年FreemanTilden在《解说我们的遗产》一书中对解说下了定义：解说是一种教育活动，目的在经由原始事物的使用，以指示其意义与关联，并强调亲身的经验和运用说明性方法或媒体，而不仅仅是传达一些事实性知识[2]。在中国最早倡议讲解服务的是南通博物苑的创建者张骞。他在1905年向清政府建议，在建设帝室博物馆时，要“遴派视察员、招待员，用为纠监导观之助”[3]。当前，我国学界对于讲解员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旅游管理专业，缺乏延伸和拓展。其中，在旅游管理方面的讲解员相关研究，又集中在博物馆及相关文创产业的讲解员管理建设层面，研究案例较为单一，研究重复性较大。讲解员作为面对面沟通交流的角色，在人际传播层面的价值可见一斑。将对旅游讲解员的研究与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勾连，是学科交叉发展的重要体现，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乡村旅游中的气象景观
前人在研究中曾对乡村旅游给出了清晰界定：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4]。在乡村旅游不断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对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礼仪习俗的关注以外，气象景观也是乡村旅游建设的重要范畴。国内学界对于乡村旅游的气象景观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停留在微观层面，更多的是关注某地区的气候适宜度问题，这与本文所探讨的气象景观研究差别较大。相较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气象景观资源指可作为独立观赏或利用的气象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单独个体，一切能够引起人们进行审美与游览活动的大气现象及其衍生资源，包括自然气象景观、人文气象景观。也就是说，能够将本地区旅游资源与气象特色相结合，开发出相应的新型旅游资源的，便是气象景观。对气象景观服务的强调，其实也是看到了气象因素对于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阴晴雨雪正在持续影响着乡村的旅游生态，对当地旅游资源、景观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气象对乡村旅游自然景观的影响，其二是气象对乡村旅游人文景观的影响。从乡村旅游的自然景观来看，山岳、湖泊、植被、动物等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要素，都离不开气象的影响。气象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例如，春季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适合在乡村踏青出游。而如果此时出现干旱（短期的异常干旱）可造成空气过分干燥、土壤水分亏缺，危害植物资源生长，影响旅游资源的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合理开发适宜季节气候变化的乡村旅游资源，便成了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旅游开发建设的重点。例如，因为独特的纬度条件在三四月份会形成独特油菜花田风景的江西婺源，根据自身的气象条件，打造出了独属于婺源县的自然景观，也打响了当地乡村旅游的招牌。从乡村旅游的人文景观来看，当地的气象条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景观不同于自然景观是清晰可见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不同地区的气象条件决定了当地原住民的生活习惯、状态、风俗等方面。北方人民爱面食，南方人民爱精米，这既是因为南北方种植作物的不同，更是因为南北方气候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人文习惯的差异。对于乡村旅游而言也是如此，在土家族、苗族聚集的地区，吊脚楼建筑别具一格，而正是因为这些地区潮湿多雨，当地人民才建造了这种建筑，这种建筑也成为乡村旅游中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在乡村旅游中，气象景观展现出了重要作用。那么在乡村旅游讲解员的口中，是如何去呈现这些气象景观，又如何将其与当地旅游产业相结合，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将是本文接下来进行论述的主要内容。
讲解内容原生态
乡村旅游讲解员是能够真正站在乡村角度，向旅游者讲解乡村历史和文化的讲解人才[5]。因此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讲解内容时不同于寻常的旅游讲解，其讲解内容既不是如同博物馆讲解员那般对古往今来的历史进行溯源，也不像自然景观讲解员一样注重对整体环境的阐述，更多的是针对乡村中富有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介绍。而在对这些对象的概述中，其展现出了独属于乡村旅游讲解员的特质。笔者在走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女儿城景区的讲解员后发现，他们在进行讲解内容培训时，相较于博物馆讲解员对内容上专业性和严谨性的重视，更看重的是讲解内容的本土化效果，也就是原生态。长期在女儿城担任志愿讲解员的L表示：“女儿城本身就是一个体现本地少数民族特色的景区，所以我们在向游客介绍的时候以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主，其实也没有特别高大上的讲解内容。”在女儿城内有一家民俗博物馆，展现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土家族、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L表示，讲解员在向游客进行介绍时，会尽量避免书面化和烦琐的讲解用词，而是简单直白地把恩施少数民族生活状况介绍清楚即可。通过原生态的内容呈现，让游客直观感受到乡村旅游资源的“原真性”，从而产生对当地的留恋情感，成为回头客。乡村性应该是界定乡村旅游的最重要标志。如果对乡村旅游概念中乡村性这个特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就可能导致乡村旅游概念的模糊，这既不利于构建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也可能会降低乡村旅游的丰富性[6]。尽管都市旅游者参加乡村旅游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对乡野农村风光、生活和氛围的追求却是共通的，这就要求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应保持乡村旅游活动中乡土气息的浓郁性和真实性[7]。乡村旅游讲解内容的突出特征亦是如此，讲解员只有重视原生态内容，在进行人际传播时注重对于接近性内容的传播，才能唤醒游客内心对“乡村”这一概念的深层认知，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共鸣，起到较好的讲解传播效果。在这样的基础上，聚焦于对本土气象景观的传播，将会更加突出原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介绍当地气象景观时，往往是根据本地自然特色和人文特色，结合气象特征进行说明讲解。讲解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内容上的过度专业化，而是将专业术语转换成口头语言表达给受众，从而达到讲解内容上的无门槛，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懂相关的乡村旅游气象景观讲解内容。
讲解手段交互性
在讲解手段方面，可以看到如今旅游行业的不断革新。如今大部分博物馆都推出了二维码扫码自动收听讲解的服务，在讲解手段上呈现出了科技性的特征。反观乡村旅游的讲解员，其在讲解手段上展现出了与其他旅游讲解截然不同的观感。对于乡村旅游讲解员而言，其所进行的讲解内容传播属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同时，可以看到，就乡村旅游的需求方面而言，旅游者无外乎是以下几种需求：第一，对于田园风光的向往；第二，扩大知识视野；第三，各种类型的旧地重游；第四，复合型的旅游需求[8]。基于以上方面的因素，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使用讲解手段时，更在乎是否能够达到有效交流，也就是讲解的交互性。所谓交互性，其重点在于传播的传受过程中传者与受者之间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互动。其中，传者指的是乡村旅游讲解员，受者自然是那些有着以上乡村旅游需求的游客。二者之间对于交互性的要求，自然决定了讲解员在进行讲解时多多注重与游客的互动交流。尤其是在讲解有关气象景观方面的内容时，由于涉及大量本土性、原生态的内容，同时，气象景观内容上具有聚焦性和专业性，这就决定了讲解员在讲解手段的使用上一定要注意旅游者的接收度。因此在讲解时更要注意与游客的直接交流，随时根据游客的反应和态度而及时调整传递手段。例如，在发现游客明显对某一讲解话题不感兴趣时，及时转换话题，直到发现游客的兴趣点所在。只有把游客的反应放在首位，站在游客角度调整讲解手段，才能够产生更好的交互作用，从而改善传播效果。综上所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大背景下，乡村旅游传播是重点研究方向，而讲解员是在整个乡村旅游传播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灵魂角色。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每一位深耕于基层和一线的乡村旅游讲解员。他们用多样化传播手段开展对乡村旅游文化的编码解码活动，让更多游客感受到乡村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中蕴含的独特魅力。本文重点探讨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乡村气象景观讲解层面的具体策略，通过实地考察与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发现，气象景观作为乡村旅游景观中的重要维度，同样是讲解员在进行旅游传播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探究讲解员在这一维度的传播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进行相关内容传播时，主要展现出讲解内容原生态和讲解手段交互性的特征。此类特征符合乡村旅游传播的特点，也贴合了乡村旅游受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本文仅对其气象景观的讲解策略展开了分析，在研究时也有不足之处，实地考察样本少、资料收集不全面等问题也持续存在。未来乡村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乡村旅游讲解员在工作岗位上的努力。因此，对于乡村旅游讲解员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在具体传播过程中的讲解策略研究，是建设乡村旅游传播良性生态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5]刘立成,解辉.乡村旅游讲解员的历史演变及特征研究[J].中国地市报人,2019(7):43-45.
[2]徐柯健.地质公园解说标识系统研究:以野三坡世界地质公园百里峡景区为例[C]//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建设:旅游地学论文集第十六集.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105-110.
[3]孙鑫.解说系统与解说员研究[J].学理论,2012(18):106-108.
[6]何景明,李立华.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125-128.
景区讲解员范文第5篇
关键词：景区；传统文化；英文导游；传播
中图分类号：F5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4028703
1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海外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了解中国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而作为中华旅游资源和语言文化的传播使者，在景点讲解之上，涉外导游们更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职责与使命。一方面他们满足了大众对认识中国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让更多人对中国文化具有感性认识。高素质的涉外导游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化层次，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翻译出去，让外国游客知道中国文化的伟大、古老和精深。
目前，全国旅游职业院校中的导游专业、旅行社经营管理专业、旅游管理等专业均开设《导游英语》课程。这些专业在导游英语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方法使用、考试考核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但大部分专业的导游英语课程从导游业务、景点讲解入手设计课程，组织教学，而基于文化传播的英语导游视角研究并不多见。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外文导游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问题值得学者们加以研究。
2相关概念界定
2.1景区传统文化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71年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性的复合体”[1]。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又具有民族特征。对于一个景区而言，景区的传统文化包含着这个景区内部的物质生活、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当地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以及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即这个景区内部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游客在一个游览景区的过程中见到的当地的民居、饮食、交通、民俗节庆活动、生活设施、人情往来等方面都是属于景区传统文化的内容。对于民俗旅游景区来说，传统文化是游客前来游览体验的重点。
2.2英文导游
我国的导游按照语言，可以分为中文导游和外文导游。其中，外文导游中占大部分的是英文导游员。本文研究景区传统文化在涉外导游中的传播促进措施，选择占主要地位的英文导游为主要讨论对象。另外，按照职能来分，具有导游职能的人员包括全程陪同导游、地方陪同导游及景区讲解员三者。全程陪同的导游（简称“全陪”）指受组团旅行社委派、作为组团社的代表，在地陪的配合下实施接待计划，为旅游者提供全程陪同服务的工作人员。地方陪同导游是指受接待旅行社委派，代表接待社实施接待计划，为旅游者提供当地旅游活动安排、讲解、翻译等服务的工作人员。景点景区导游亦称为讲解员，是指旅游景区景点为游客进行导游讲解的工作人员[2]。
全陪虽是组团社的代表，但由于其主要工作是带团外出，在传递景区传统文化的工作中作用并不明显。而地陪和景区内部的导游讲解员在游客景区游览的过程中，是作为景区传统文化的直接传播人员，所以在本研究中，笔者重点围绕担任景区游览过程中讲解的地陪和景区导游讲解员进行讨论。
3目前景区传统文化的传播现状
3.1景区传统文化传播的内容
3.1.1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民居、饮食、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导游在引导游客游览景区时，物质文化是游客感受最为直接、接触范围最广的内容。
3.1.2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 家庭制度、 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如少数民族的山歌、史诗、传说故事、民间工艺等内容。
3.1.3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这类文化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如婚丧习俗、迎宾习俗、生活禁忌、民俗节庆活动，等等。
3.2景区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
围绕着景区传统文化的内容，导游人员在传播各项景区文化时主要有以下几种传播途径：对于物质文化和部分行为文化，主要采取讲解相应的文化物品、设施和习俗；对于一些互动性、参与性较高的行为文化，如迎宾习俗、民俗节庆等活动，主要采取引导游客观看、参与表演等活动；对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则主要采用与游客交流与互动，以及解答问题等方式。
3.2.1导游人员讲解景区文化设施
景区内部的各项传统交通工具、生活设施、传统民居、饮食和服饰等物质文化是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最直接接触到的内容，也是游客可以用视觉、触觉等感观加以体验的内容。这些文化内容的特色、涵义一般是通过导游人员循循引导的讲解，帮助游客了解和加深体验效果的。而诸如生活禁忌的行为文化，更是在景区导游人员边游边提醒的讲解中向游客传递的。游客在观赏中了解到景区当地人的习惯，文化传播的过程和效果也就实现了。
3.2.2导游人员引导游客观看、参与民俗表演等活动
具备传统文化特色的景区都会将当地独具一番特色的民俗活动作为景区内部的游览娱乐项目供游客观看和参与。诸如苗族景区的对歌、抛绣球等活动，都是具有民族特色，参与性和娱乐性极强的活动。导游人员引导游客在景区内体验当地传统文化时，此类文化活动项目是游客乐于参与且体验性极高的活动。导游人员需要正确、有序地引导游客参与这些活动，使得游客不仅能理解这些活动的文化涵义，而且在这些有特色的民俗活动中达到最大程度的参与。
3.2.3导游人员与游客的交流与互动
游客至某一传统文化景区游览，游览时间是相当有限的，对于当地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不能够直接地体验到。这些方面的文化内容，只有导游人员通过设计提问与回答等互动环节将这些文化信息传播给游客，从而实现游客对景区文化更为全面的理解和体验。
3.3导游景区传统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3.3.1导游专业知识不足
目前的英文导游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历层次不一，语言水平和知识面也相对有限。对于传统文化内容不能以专业的翻译将信息准确地传递给游客；外国游客想要了解文化相关的问题时，导游员也经常不能给予全面准确的回答，从而导致传统文化传播过程受阻，外国游客得不到满意的体验。
在传播技巧上，英文导游员主要习惯于惯常的讲解套路，按照一定的景点讲解顺序将设计好的景点导游词一一陈述。对于其中的传说故事等，并不注重信息的可靠性；在讲解过程中也不注重设计互动环节，从而使得与外国游客的交流难免存在不顺畅的问题。
3.3.2导游道德素质有所欠缺
导游员的敬业意识是游客特别看重的素质。对于外国游客而言，除了体验当地文化的具体内容外，导游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亦是他们旅途别看重的体验内容。有些导游为了赶行程，随意地增加游览项目、改变行程，游览起来不能将具体文化内容传播到位，游客体验也就不能达到满意了。另外，在引导游客消费方面，导游也存在着为了多拿“回扣”而不正当地诱导外国游客多消费的行为[2]。
4影响英语导游过程中景区传统文化传
播的因素4.1游客本身的游览性质
外国游客对景区当地文化的了解程度和理解能力、对景区文化内容的偏好以及游客的性格等方面的因素都影响导游人员对景区文化进行传播的过程，并最终影响到传播效果。
4.2景区传统文化氛围的营造
景区内诸如交通工具、生产农具、服饰、饮食等各样物质文化内容的陈设与展示，诸如民歌、史诗、宗族观念等各样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展现，以及诸如生活禁忌、婚丧礼仪等各样行为文化的呈现，这些方面综合起来，通过多方面的互相作用，营造出了整个景区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外国游客随处可见、可闻、可品当地实实在在的文化内容。在导游人员的正确引导下，这类景区比之文化氛围一般的景区而言，传统文化在外国游客当中传播的效果要好得多。
4.3景区内当地居民的态度
不少具备传统文化的景区仍有当地的居民居住。这些居民除了在景区内生活之外，还会多多少少地参与到游客的旅游活动中，如销售当地的特色旅游商品，参与景区内民俗表演，甚至他们的生活情态也会成为游客游览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景区内的居民对外国游客持欢迎态度时，他们会对前来景区旅游的外国游客示以好意，并尽心尽意地为他们提供旅游服务。从而，在当地居民的配合下，导游人员能将更多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内容更为顺利地传递给外国游客。进而，景区的传统文化亦能较好地传递给外国游客。反之，若当地居民对外国游客持排斥的态度时，景区传统文化的传播则不能顺利地通过导游活动传播开来。
4.4导游人员的职业素质
导游人员是外国游客游览景区时的“窗口”，他们的服务质量决定着游客旅游过程体验的质量。导游人员对景区的了解程度、讲解能力、沟通技巧以及他们的服务态度等方面构成的专业素质是影响景区传统文化传播的最直接因素。
5英语导游过程中景区传统文化传播促
进途径针对上述列出的影响英语导游过程中景区传统文化传播的各项因素，笔者认为可以相应地采取如下促进景区传统文化传播过程的途径。
5.1景区对外加强宣传工作
旅游开始前，游客对该景区文化信息的多方面接触不仅有助于游客对景区了解的加深，而且可以促进游客前往当地进行旅游的活动付诸实践，并在游览过程中得到更真切的体验。对于外国游客而言，他们也通常会在出游前尽可能多地了解景区的宣传资料。这样，景区需要通过网络、旅游书、旅游杂志等多种媒介向外界尽可能多地传递景区当地的传统文化信息，使得文化传播在旅游活动开始前就有良好的开端。
5.2景区对内加强传统文化氛围的营造
既然景区内部的文化氛围直接地影响到英语导游人员进行文化传播的环境以及游客的体验环境，那么，景区对内部的文化氛围进行着力营造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景区需通过各种合适的方式将景区内富含传统文化内涵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文化内容展示出来，供游客游览，也方便导游更直接地将景区的传统文化传播给外国游客。
5.3景区加强社区参与工作的推进
针对景区内居民对游客的接受态度问题，景区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加强社区参与工作的推进，使得居民们在景区发展旅游这一活动中随着景区的发展而受益。居民们除了需要分享到景区发展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外，还需要在生活方面得到保障，如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旅游者不可随意侵入；又如周边的生活环境有所保证，不会因为发展旅游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等等。景区内各项旅游发展决策都需要纳入居民的意见，景区亦需要设立相应的渠道供居民反映意见。这样，在景区管理处和居民的共同参与下，积极友好的旅游环境便有助于游客在其中更好地体验景区的文化内容，从而促进景区传统文化在导游引导下的传播。
5.4导游人员专业素质的提升
导游人员的服务贯穿在外国游客游览景区的整个过程，结合上述的分析，英文导游人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升专业素质：英语水平、景区文化知识、沟通技能和服务态度等。这些方面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英语导游更好地为外国游客进行文化设施的讲解，引导他们参与各项旅游活动，更好地与游客进行交流互动。保证了这几项景区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能达到有效的文化传播效果，则实现整体上导游人员文化传播效用的提升也就没有难度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导游人员自身加以努力之外，政府和旅游部门加强导游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与规范旅游市场使之合理化，也是非常必要的促进途径。
6结语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的传播成了民族交流中所需重点研究的话题。对于旅游景区来说，如何使得景区的传统文化在外文导游的导引下更好地传递给外国游客，从而实现传统文化更有效的传播便成为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如图1所示，本文着重选取了英文导游作为讨论对象，分析了目前景区传统文化的传播现状与英语导游过程中景区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了促进英语导游过程中景区传统文化传播的几种途径：景区对外加强宣传工作、景区对内加强传统文化氛围的营造、景区加强社区参与工作的推进以及推动导游人员专业素质的提升。唯有通过政府、景区和导游服务人员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才能更有效地推进景区传统文化在外国游客中的有效传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