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朴园的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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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朴园的长子范文第1篇

关键词：周朴园 周萍 爱情 自私 悲剧

一、周朴园的爱情悲剧

（一）周朴园与侍萍的爱情

周朴园和侍萍的感情纠葛历来被众说纷纭。周朴园究竟是否真爱侍萍，或许连他自己都无法说清。评定一场情感不是简单的爱与不爱，就如评价一个人不是简单的好人或者坏人。对于人物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我们要做抽丝剥茧的品读分析。

三十二年前，留学德国归来的周朴园受到国外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作为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涉世不深，对爱情同样有着向往与追求。而此时的梅侍萍虽是周家的侍女，却也年轻貌美、规矩贤惠。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彼此相爱了。可以断定，两人当时的爱是真挚的，不是玩弄的不负责任的一夜风流。他们在周家有自己的住房，公然同居，还有他们的爱情结晶――周萍和大海。相信这段美好的时光是让周朴园和梅侍萍终身难忘的。然而，好景不长，梅侍萍毕竟是个侍女，身份低微，除了给周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外，无法给周家带来财富和地位的任何利益。周家需要的是能门当户对的有钱有门第的大家闺秀。我们不能忘记当时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大环境，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周朴园虽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但没有强烈誓死的反抗精神，那也只能是蚍蜉撼树。于是，年三十的雪夜里，侍萍被逼离开周家。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留给周朴园的是无尽的痛苦与遗憾。虽然迎娶的小姐有钱有门第，但是却没有爱情，以致不到两年时间就抑郁而终。婚姻的不如意，更是让周朴园加深了对侍萍的怀念，初恋总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周朴园三十年来一直保留和侍萍一起生活的家具和摆设，从无锡搬家到天津还一直保持着。包括陈旧的雨衣、衬衣也都带着自己身边。记得侍萍的生日，就连侍萍生孩子坐月子时受了病，总是关着窗户的习惯也一直保留着。且不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做给儿子和周家上下的人看，还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罪过，内疚忏悔。总之，在梅侍萍被赶出周家之前，和被赶出周家跳河后，周朴园以为侍萍已死。这其中，我们能感受到周朴园对梅侍萍的爱是真挚的，难以割舍忘怀的。

但是，侍萍并没有死。她变得又老又丑，讨过饭、做过老妈子，还嫁过两次人。这样的侍萍突然出现在周朴园面前时，没有久别重逢的欢喜，没有家庭重圆的兴奋。周朴园的第一反应竟是“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是的，此时的侍萍并不是周阍靶闹心歉龌衬钭诺哪昵崦览龅某趿蹬子了，准确的说，在周朴园看来，站在他面前的并不是梅侍萍，是鲁侍萍，一个很可能给他带来麻烦的下等人。而他，周朴园，也不是三十年前的周朴园了。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两千二百个小工，为了煤矿，唆使矿警开枪打死三十多名矿工。这是一个十足的冷酷的资本家，他的眼中只有金钱。他苦苦思念的那个梅侍萍是死掉的，不会威胁到他的家庭、名誉和地位。那个曾是他黑暗中给他心灵抚慰、得以温暖的梅侍萍，那个活在他记忆里被美化的女神复活了，却成了奸诈狡猾的鲁贵的妻子。这让周朴园彻底绝望了。这个狠毒虚伪的资本家，饱受世故而又深知社会险恶的董事长，他只能拿出对付社会的那一套手段来对付这个可能威胁到他的女人，他的冷酷无情立马彰显出来，不管曾多深的爱都难以驱走金钱、地位及名誉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这是人性的悲剧，也是阶级矛盾的悲剧。周朴园既不会脱离自己的阶级属性，又不愿丢掉刻骨铭心的爱情，只能注定这样的爱是自私而可悲的。

（二）周朴园与繁漪的爱情

繁漪是周朴园的第二任正式的妻子，和周朴园还生了个儿子――周冲。繁漪受过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道追求自由，渴望甜蜜的爱情、幸福的家庭。但是却被嫁给了大她二十多岁，可以做她父亲的周朴园。并且还要饱受周朴园的精神折磨和专制压迫。理想与现实的强大落差让她痛苦不堪。

周朴园与繁漪的结合让人看不到人情的温暖，只知道，这是一个门当户对的正规的婚姻。在周朴园的眼里，他的家庭也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而这所谓的圆满是建立在他的专制之下的。为了体现他封建家长的权威，他看似对繁漪的关怀，强迫繁漪看病喝药。周朴园说繁漪有病，还给她请来德国著名的脑病专家。这看似对繁漪的关怀爱护，其实不然，为什么说繁漪脑子有毛病，是性格刚烈、桀骜不驯的繁漪并不受他的摆布，凡是反抗他的，不听从他的，自然是有病的，也只有这样以有病才能自圆其说，继续维系他的家长专制与权威。当繁漪实在咽不下苦药含泪恳求他，晚上再喝时，周朴园十分恼怒，想尽办法要求繁漪当着孩子的面做出服从的榜样。我们看到的是上级对下层的命令，没有丝毫的温情。

周朴园与繁漪的爱情更是纯粹的自私，或许连爱都谈不上。

二、周萍的爱情悲剧

（一）周萍与四凤的爱情

周萍是周朴园和侍萍的长子，他和四凤的爱情与他的亲生父母的爱情有着惊人的相似。周萍是周家的大少爷，四凤是周家的侍女。四凤年轻鲜活、单纯善良，她有着周萍渴望的活力。她是与繁漪完完全全不同的女人，她就如大海中一根稻草，沉溺苦痛中的周萍奋力抓住，想要借此得以自救。这样有目的的爱就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悲剧。虽然纯真的四凤深爱着周萍，并且怀有身孕。可是，周萍除了不断向四凤表白他的真心外，他还能为四凤做些什么？他不敢公开和四凤的情人关系。他和四凤偷偷见面时被鲁家人发现，他也没有说出和四凤的关系，而是立即反应逃离。被气愤的鲁大海拿枪指着时，前一刻还想着独自离开的周萍才说要带四凤一起走。这是为了保命才不得已说出的让鲁大海稍微宽心的话吧。在之前，四凤再三的恳求他带她一起走，周萍并没有勇气下决心要和她私奔。这或许是周萍想都没有想过的吧。从周萍懦弱卑怯的性格来看，他恐怕也会像周朴园当年对待侍萍一样，只要周朴园加以干涉，他一定会屈服，同样放弃四凤。这正是他性格的悲剧。周萍利用四凤来弥补心灵的空虚与罪恶，冲刷内心的悔恨，以此来证明自己还是一个正常的健全的有爱的男人，自己还不至于到无药可救。而四凤就是他的救命稻草，心中的太阳，这种自欺欺人的爱情本身就是自私的。只会铸成更大的错，周萍从一个的漩涡卷到了另一个漩涡，他和四凤是同母异父的兄妹，这对于周萍原本就痛苦不已的心灵无疑是伤口上撒盐、雪上加霜。其实，就算周萍和四凤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也未必能结出正果。在周萍的潜意识里，爱四凤只是心灵的一种自赎方式。他要借四凤摆脱一次错爱经历的心灵的折磨，急于回到道德的正轨上。当四凤不能了解也不能安慰他的疚伤的时候，便不由自主地纵于酒，于热烈地狂歌，于一切外面的刺激之中。于是他精神颓衰，永远成了不安定的神情。我们切实地感受到周萍对四凤爱的自私。

（二）周萍与繁漪的爱情

周萍从小失去母爱，从乡下来到周公馆面对的又是冷酷而专制的父亲。他从未感受到亲情的温暖。而此时，他却遇到了和他同病相怜的后母繁漪。周萍从繁漪那里得到了他从未有过的母爱，姐姐对弟弟的疼爱以及一个成熟对冲动少年的魅力与诱惑。让原本怯懦空虚、苍白脆弱的周萍找到了爱的抚慰与倾诉。而同样内心孤独寂寞，亟待雨露滋润，同样需要爱、受人关注的繁漪也找到了自救的希望，让她从枯井中爬出，重获青春活力。这样两个空寂的心自然而然地碰撞出叛逆的火花。然而，这样的爱情火花同样是自私的，也只可能是瞬间的绽放。即使繁漪不是周萍的继母，撇去伦理道德上的谴责不说，周萍和繁漪的爱情都是畸形而不可能长久的。尽管繁漪全身心地投入，不给自己留一条活路，死死地抓住周萍，想要重拾一堆碎梦以救出自己。但是，周萍在最初的火花闪现过后就害怕逃避了。他陷入了深深的道德自责中，他痛苦灼烧，“他觉得这样是卑鄙，像老鼠在狮子睡着的时候偷咬一口的行为，同时如同一切好内省而又冲动的人，在他的直觉过去，理智冷回来的时候，他更刻毒地恨自己，更深地觉得这是反人性，一切的犯了罪的痛苦都牵到自己身上。”周萍厌恶这个引诱他犯罪的家庭环境，在周朴园的绝对专制与冷酷权威下，他找不到自尊。和繁漪共铸大错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父亲，他很父亲，“愿他去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这种自救的反抗的方式只会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他要饱含长久的灵魂的拷打而不能自拔。

一切带着目的的爱情都是自私的。周氏父子爱情的悲剧源于他们的性格悲剧和社会的悲剧。

参考文献：

[1]朱芬.《雷雨》的爱情悲剧[J].教研天地，2015，（12）：52-53.

[2]王美玲.拯救式的爱情――谈《雷雨》中周家父子三人的爱情[J].现代语文，2014，（11）：36-38.

[3]邱焕星.心造的幻影――周公馆中三个男人的爱情“雷雨”[J].Z文学刊，2007，（8）：88-91.

[4]朱以光.偶像的黄昏――也谈《雷雨》中周朴园和鲁侍萍的感情[J].大学语文论坛，2007，（8）：64-67.

[5]姜鑫磊.“逃不掉”的俄狄浦斯――论《雷雨》中周萍命运的悲剧性[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12）：86-87.

周朴园的长子范文第2篇

一、设置的问题要有宽度

新课程提倡教学活动化，指的就是教学的实践性。教学活动并不单纯指课堂中学生的演示、讨论、探究等活动；也不单纯指课堂以外的社会实践活动。新课程下的教学活动，既有课堂上的活动，也有课外的活动；既有外显的行为活动，也包括内在的思维活动。

现行的高中语文教材，更加注重教学的实践性，设计了大量的实践性问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教师应该设计一些探究类的问题，可以让学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的空间有多大，探究的空间就有多大。学生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究问题，可以激活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地掌握知识。

比如讲授《雷雨》这一课时，笔者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周朴园对鲁侍萍的爱是真的还是假的？问题一提出，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笔者顿时便灵机一动，让学生开展一场辩论赛。正方：周朴园是真爱鲁侍萍的；反方：周朴园对鲁侍萍的爱是假的。笔者让他们准备十分钟，最后辩论开始了。正方同学的观点：周朴园是真爱鲁侍萍的，这可以从他三十多年来的家具摆设看出来。怀念一个人，并且保持她的某些生活习惯，坚持三年也容易，但坚持三十年却是很难，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正因为周朴园对鲁侍萍深挚的爱才让他有如此感人的举动。反方同学的观点：提出如果周朴园真的爱侍萍，三十年后，当她站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何以用这样的口吻对待自己心爱的女人，以及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长子呢。显然，这是作为资本家的自私、虚伪在作怪，至于他保留着以前侍萍的生活习惯，只是因为他的婚姻生活太不顺心，所以他很怀念年轻时和侍萍度过的美好时光，所以他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最后教师总结：三十年前我们应该肯定周朴园对侍萍是有感情的，他之所以当年要抛弃她，是基于当时的封建家长制度，但是后来作为资本家的他，自私、虚伪心占了上风，所以我们应该从两方面去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下课后可以继续交流。

二、设计的问题要有厚度

课堂主问题不应过于浅显，而需要对文本进行深度的挖掘，要有厚度，一节课中围绕一定目标，使学生活动的“量”达到理想的程度，“质”达到理想的程度，“趣”也达到理想的程度。

如教学《山居秋瞑》时，对“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进行赏析时，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姑娘们洗的是哪些人的衣服?”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与教学目的无关，离题太远,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对把握诗的主题，了解王维的归隐之“留”，有着极为重要的因果关系。在教学实践中，这个问题提出后，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有的说是给父母洗的，有的说是给丈夫洗的，有的说是给弟妹们洗的，有的说是给心上人洗的等等。我进一步追问，这表现了山中姑娘们什么样的情怀?这就涉及到性格美、人情美等问题。我总结道：正是因为山中景色美、人情美，是世外桃源，于是王维就有“留”的意味。这就使学生丰富了诗意的理解，加深了对意境的体味，更把握了诗的主题。

三、设置的问题要有深度

课堂提问在教学中是一个激发学生情感体验、活跃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感悟知识生成的重要过程，也是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设计的课堂提问要有一定的深度，具有可探性。教师应在认真研究教材和学情的基础上设置课堂问题。所设置的问题应源于教材、高于教材，探索从已知领域到末知领域；要挣脱教材的束缚，拓展学生思维的视野，引导学生观察、讨论、质疑，允许并鼓励学生富有个性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让全体学生发挥各自潜能，从而彰显课堂教学的更高学习水准和探究能力。为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生成知识，提升能力，应该多设置这样“为什么”“怎么样” 一类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学生通过实际的问题探究活动，体验过程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逐步深刻理解探究本身的真谛和本质。当然教师设计的问题让学生“跳一跳”，能够得着，符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才能激起学生探究的欲望。若设计的问题过大或过于抽象，学生无从下手，摸不着头绪，学生就会漠然处之，也就失去了提问的意义。

课堂提问不仅是生成知识、提升能力的过程，同时又是激活学生思维、激发学生自主创新的一种有效形式。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设置的课堂问题要具备一定的技巧，如设置的问题可揭示学生已知与末知的冲突，有目的地制造“矛盾”，将学生置于创新的“十字路口”，诱导他们于无疑之处见疑，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然后进行课堂讨论，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教师设置的问题，应当以教材的重点难点内容为切入点，以问题群或问题链的形式出现，问题与问题之间可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循序渐进，引发学生积极探索，激活他们运用已有的知识储备积极思考，大胆创新，大有裨益地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创新学习。

周朴园的长子范文第3篇

一、狂人：“吃人世界”的孤独呐喊

鲁迅的作品中塑造了较多的“疯子”形象，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祝福》中的祥林嫂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恐惧、多疑和有知觉障碍等症候，属于精神病学上的“被害妄想型”精神病。在狂人看来，迫害者想方设法要迫害他：赵贵翁、路人和小孩子睁着怪眼睛看他，议论他，嘲讽他，想“吃他的肉”；给他看病的何先生跨出门不远就对大哥说：“赶紧吃吧”；他的大哥也成了合伙吃他的人中的一个———“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从满本的历史书上只看到“吃人”两字。福柯认为“疯癫”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是“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紧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的“共谋”［3］。可以看出，狂人处在一种被常人世界所孤立的禁闭处境，无法与周围的人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他与身边的人有着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作为“正常人”的群众总是表现出一致性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与作为“疯子”的非正常人的“狂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格格不入，形成尖锐的对立。赵贵翁、古久先生、小孩子等对狂人的这种态度和行为，表现出冷漠、提防和嘲讽，并时刻准备着“吃他的肉”。这些人性中的阴暗面在小说中有多处表现，其内里正是几千年来国民性中“麻木不仁”的精神特质，而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正是封建伦理和礼教中“吃人”的“仁义道德”。

鲁迅塑造了狂人这一富有“意味”的典型形象，与《长明灯》中的“疯子”一样，表面疯狂，实际上是一位封建专制文化的叛逆者，是在“庸众”中保持清醒头脑并与之进行斗争的“独异个人”。只是这一精神界的战士“虽为民众而战斗，却往往反而被他们所灭亡”［4］，其悲剧意蕴在狂人自身力量的弱小与世俗力量的强大的悬殊对比中得以显现。对于狂人所置身的那个“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生活环境和固有秩序，他是一种异质性存在，是现存秩序的破坏者、颠覆者和历史文化的怀疑者、反叛者。然而世俗的力量在现实中形成一个话语的包围圈，狂人处在这个包围圈的漩涡之中———真正独异的思想者的话语权被剥夺，丧失了话语的权利。狂人不得不以“疯癫”的姿态从大众的阵营中独立出来，高声呐喊以唤醒愚昧的民众，只是人们对于他所做的努力和牺牲毫不在意，毫不理解。狂人在这种不被理解中体味着深深的孤独———他终究是一个孤独的战士！狂人最后被治愈了，“赴某地候补矣”，身上已没有了“疯”的气质。这意寓着先觉者最后被大众同质化，狂人由一个清醒的“异端者”回归到封建文化等级制度的“吃人”行列中。由“战士”到“庸众”，由“被吃”到“吃人”，狂人的这一结局不仅表现出常人世界吃人性无时无处不在的巨大力量，也表明狂人在与常人的对立冲突中必以失败而告终的悲剧性。鲁迅这一颇具反讽性和荒诞性的情节安排，加剧了小说的悲剧意蕴，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他对20世纪即将展开的中国社会新的精神之旅面临挫折与挑战的悲剧性预言。

二、繁漪：“什么我都烧个干净”的绝望与反抗

繁漪是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画廊中一个富有独创性的美学形象，她因不能让周朴园满意，而被周朴园称为“疯子”、“怪物”。但她忧郁、残忍的外形下却跳动一颗“交织着最残酷的恨与最不忍的爱”的“暴风雨”一般的心［5］，有着摧毁一切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的根源正是她要求冲破封建势力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追求自我与，争取个性解放的强烈伸张。正因如此，她的反封建的举动被周家这个处处渗透着封建气息的专制家庭强行披上了“疯狂”的外衣。孰不知，这疯狂的外壳下却有着繁漪最清醒的自我意识、最热烈的伸张和最强大的原始生命冲动。在周家这个封建大家庭里，繁漪承受着双重的打击、失望、痛苦和悲剧。一方面是她从周朴园那里遭逢到的悲剧：一个要求摆脱封建压迫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折磨和压迫。周朴园的封建家长的威严使她得不到一丝灵魂的喘息，即使生活在一个物质生活优越的家庭里，却遭受着无处伸张的精神折磨，这对一个追求个人幸福自由的女性来说，其心灵上感受到的痛苦比一般人更为深楚。另一方面的悲剧来自周萍：追求个性自由的女性在爱情中被始乱终弃。繁漪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下才爱上周萍的，而周萍在封建专制的强大压力下胆怯、退缩和逃避，最终选择抛弃繁漪。周萍的爱情是繁漪在这个封建家庭里唯一生活下去的希望和精神寄托，然而周萍的始乱终弃将她的希望活生生剥除了。于是繁漪不顾一切“疯狂”起来，发出“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的绝望嗷叫。“疯癫用粗野不羁的言辞宣告了自身的意义；它通过自己的幻想说出自身的隐秘真理；它的呼喊表达了它的良心。”［3］繁漪正是在非人的处境下发出令人惊栗的野兽般的嚎叫，呼喊着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的“良心”。在《雷雨•序》中说：“她是一把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繁漪在经历压抑与反抗、希望与绝望、复仇与疯狂的多重极端情感和悲剧性体验下，如“火山”般爆发了，她以其巨大的生命强力和摧毁一切桎梏的勇气充当了反封建的叛逆者和个性自由的守护者。指出：“她的可爱之处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追求自我个性的要求和反叛封建道德的勇气，就是她那“不可爱”的灵魂的核心。“悲剧给人产生悲哀的感觉，但同时给人产生力量的感觉。这种悲哀与力量的混成感觉,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悲剧精神。它是人类特定情感、意志和行动的构成体。”［6］我们通过繁漪命运的悲剧和其在反抗悲剧命运所做出的努力中反观女性的命运，看到的是要挣脱封建束缚的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不仅是繁漪叛逆精神的精髓，也是自五四以来回荡在时代上空“个性解放”声音的浩淼回音。#p#分页标题#e#

三、白蒂：“惭愧于征取一个使女的情人”的沉沦与救赎

白蒂是徐小说《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一个高贵、美丽却患有精神病的女性形象。她反对父亲指定的婚姻，并从此从那个冷酷无情、森严专制的家庭环境中逃离出来，就这一点看，她有着同繁漪一样反抗父权权威强加给女性身心的专制统治的叛逆精神和勇气。在开枪打死一个妄图对其非礼的男人之后，她患上了精神病并且彻底沉沦，吸烟、喝酒、赌博，同人吵架，整天混迹于下流场所，说着粗鲁的语言，做着与其上层社会贵族小姐身份极不相称的事情。如果此时白蒂的自我沉沦是以一种“疯狂”的“非理性”语言对禁锢人性的专制家庭及现有社会规范进行挑战的话，那么陷入与奉命来给她治疗的精神病医师“我”与侍女海兰的情感纠葛中，则是徒有的爱情在“谵妄的空隙中追逐自身”的精神迷狂与挣扎。白蒂爱上了“我”，而“我”却爱上了单纯善良且有着美好灵魂与人性的侍女海兰。高贵的自尊与强烈的权力意志力使白蒂“惭愧于征取一个使女的情人”，她压抑着强烈的爱意，常常陷入无名的虚空之中，一旦发现海兰与“我”的情感稍有升温，她便将自己放逐在歌舞之地、烟酒赌场而沦陷于精神的疯狂。侍女海兰试图用绝对忠诚甚至超乎一切的主仆之情将白蒂从精神沉沦中解救出来，作为医师的“我”也在想方设法拯救白蒂，然而海兰和“我”却不知其对白蒂的爱一方面让白蒂从虚空的边缘回归“正常”，而另一方面又将她狠狠地推入痛苦的地狱。最后细心的海兰发现了白蒂的痛苦源于得不到“我”的爱，不惜以“自杀”的方式来成全主人与“我”的爱情从而完成对白蒂的精神救赎。海兰的自杀，是用上帝的宽厚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将白蒂从现实的沉沦、精神的碎片中拯救出来，白蒂痊愈了，并且将自己献给了修道院。海兰用上帝的爱拯救了白蒂，却又使白蒂陷入另一场精神漩涡之中，她又背负了一个更大的精神负累———对海兰的深深内疚与亏欠。这使她不得不转而投入上帝的怀抱，向上帝忏悔以期获得拯救，这将是另一场永无止境的灵魂救赎。纵观中国文学作品中各类女性形象，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大致有三：社会或他人，自我以及不可知的命运，三种因素常常同时起作用且各有主次。社会、他人或自我造成的悲剧可以通过他人和自己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欲望、个性以及生命力得到改善，通过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拯救。而“命运”是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力量”，确如佛家的偈语“不可说”，难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徐将对白蒂的精神救赎诉诸于上帝和神，或许也暗含有对女性命运救赎神秘性和未知性的解读。

四、蒋蔚祖：“这是禽兽的世界”的强力控诉

《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是同《家》中的高觉新、《雷雨》中的周萍有着相似性格的悲剧性人物。他是苏州富户蒋捷三的长子，是家族权力的合法继承者，承负着父亲全部的热情和希望。蒋蔚祖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成长，举止优雅，通晓诗礼，但性格懦弱忧郁，优柔寡断，缺乏男子汉的血性和阳刚之气。他在妻子金素痕与父亲及家族关于家产的贪婪攫取与守护的矛盾中艰难地生存，父亲的失望、妻子的厌弃、家族的不和给他造成强大的精神痛苦。他要维护和保持有着诗书礼义传统的“苏州底典型”的家庭，不使它走向败落，同时又对人伦毁坏、道德倾颓的现代文明怀抱着极大的恐惧。

妻子的不贞和父亲的去世，击毁了他生命中的两大支柱与精神的全部寄托，他在绝望中走向疯狂。蒋蔚祖的疯癫隐喻着封建礼教体系的崩溃，他抛弃了整个传统的文化体系，同时他也看透了现代文明的黑暗与丑陋，不屑于在现代社会的泥潭中往自己身上抹黑，他成了历史的中间物、时代的边缘人，其悲剧所折射出的正是柔弱、传统的知识分子在欲望高涨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尴尬乃至绝境。发疯前的蒋蔚祖处在对父亲的孝与对妻子的爱、金钱与欲望、善良与丑恶、传统礼教与现代文明的夹缝中，在力与力的强力碰撞下经历着灵魂的撕扯、矛盾的生存。疯癫后的蒋蔚祖反而异常清醒，变得坚决、犀利，透析一切善恶，在“蒋家二、三十人中他是唯一清醒的人物”［7］。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深层的巢穴”，摇身一变成了“人间底王者、航行者”，自觉将自己变为这个人间地狱的幽灵；他痛斥人间的黑暗，悲恸人伦丧失；他撇开一切现实的眼光、世俗的羁绊，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他甚至喊出了对这个时代最沉重的诅咒和控诉：“这是禽兽的世界，我已经是禽兽！所有的诗书礼义，所有的人伦毁坏无余了！”莱恩指出：“正常这个概念是限制和扭曲了人性，而关于反常和疯狂的定义则是社会性的压迫手段，相反，疯狂高于正常，是对病态社会的反抗，是现代人的福音。”［2］4当个人与社会、理性失去了对话的机制，健全的人性不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容纳，得不到合理的发展，当蒋家所有人还在为财产进行无尽的争夺和攫取时，蒋蔚祖借“疯癫”这一非理表达了最为清醒和彻底的蔑视与嘲讽，那来自灵魂的呐喊是对现代文明中罪恶现实的反抗和现代人性沦丧的沉痛控诉。

路翎是七月派作家中偏爱写悲剧的代表之一，其悲剧意识常常通过人物内心遭受的“精神奴役创伤”体现出来，他曾引用苏联作家艾伦堡的话为自己的美学追求辩护，“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描写幸福，当然要比描写不幸愉快得多”；但只要现实中存在着灾难，就“不能简化人们的内心生活，从内心生活中抽出它的那些亲切的经验或悲哀”［8］。他主张与现实进行搏斗以反抗精神的奴役，蒋蔚祖这一文学形象就是此种文学主张在创作中的实践。但是，尽管蒋蔚祖用疯癫之后所呈现出的原始生命力与现实进行强力搏斗，然而他的抗争在强大的现实力量面前显然是微弱的。他向这个世界宣战却无力改变世界，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重负却只凭一己单薄的力量，他的抗争虽也轰轰烈烈地扰动了世界，但世界依然屹立于此岿然不动，他的努力注定要在现实中遭遇惨败。蒋蔚祖最后跳江自杀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看，“死亡”不也正是蒋蔚祖用生命的代价在绝望中做出的最后反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