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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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论范文第1篇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Y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

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

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

科学方法论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科学方法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意义；培养；策略科学方法论是掌握一门学科的基础，只有方法得当才能最终在深层次上掌握知识、发现和创造知识。在新课标要求上，主张通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来加强对学生的培养，而这里的“方法”就是指“科学方法”。可以说，注重初步培养初中生在化学方法论上的教育意义重大，因此，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必须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建设，在点滴中对初中生加强化学方法论的培养。

一、培养学生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1.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

目前知识的生产创造是开放性的，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论，才能在终身学习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国民的综合素质仍有巨大的提高空间，通过从初中生抓起，可以更好地夯实国民素质基础，让学生从小接受正规、科学的方法论教育，让他们在信息的大海中能够最快、最全面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只有让学生能够知道如何“渔”，才能让他们获得更多的“鱼”，才能让他们的动手能力提高起来，让他们的实践能力不断提升。化学方法论指导人们认识物质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只有通过不断的实验和调查，才能让学生将科学方法内化为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

二、初中化学课程中科学方法的培养策略

1.以实验为基础，通过逐步引导提高学生对科学方法论的认识和掌握

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这点无论是化学史的发展还是现代化学的目前演进方向来看都是一贯的，因此，要培养学生的方法论，就要从实验出发，以动手实践为基础，让他们学习和内化科学方法论。要注意的是，不能光为了强调化学科学方法论而进行教学，而要将化学知识和方法论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学生的认同，才能让他们学得清楚、掌握全面，让他们对化学有整体认识，从骨骼到肌肉都有全面的整体性掌握，并且能提高他们的实验操作和知识掌握水平。下面举一例说明。在“二氧化碳”知识教学中，可以通过实验来让学生初步掌握控制变量法。教师可以将溶有二氧化碳的水喷在干燥的紫色石蕊纸张上，让学生观察纸张为何变红？学生的答案一般是：二氧化碳或者水。教师再设置疑问：这一实验能否说明二氧化碳和水的生成物能让石蕊变红吗？还有哪些因素可能导致这一现象？如何排除更多的因素？这时候，再做补充实验，将醋酸溶液喷在干燥的紫色石蕊纸张上，让学生观察现象。最终，教师在多次实验后，揭出谜底：是二氧化碳和水的产物碳酸让石蕊变色了。这个过程就很好地体现了控制变量法的使用和实质，让学生不仅掌握了相关知识，还给他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让他们指导很多科学知识都是从不断的控制变量中来的，要想攀登科学高峰，就得不断尝试并最终得到正确答案。

2.通过化学史的教学让学生感悟到科学方法论的产生过程

中学阶段的化学教学过程实际就是一部经过刻意编排的化学史，让他们重温先贤们如何发现化学知识的过程和相关情况。因此，要提高对化学史的重视程度，使他们从中体味到化学学习的乐趣和先贤们的努力。从而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探究化学规律和知识的路径、思维过程和科研方法，使学生在学习具体的化学科学知识的同时，不断接受科学方法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培养科学的思维模式。例如，在讲解拉瓦锡测量空气中氧气的体积分数这一科研过程，就能够让学生体会到如何细致和周全的观察、分析和归纳；在讲解瑞利为什么能够从非常小的实验数据误差中推导出稀有气体的存在这一科研过程，可以让学生体会到假说和推理的魅力和用处，以及对化学相关数据的科学处理方法；在教授门捷列夫是如何编制元素周期表这个著名故事中，可以让学生体会到科学归纳、分析、再归纳的循环认识论。这都是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不断地从点滴处加强学生的认识，才能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科学方法论的熏陶。

3.制造问题情境来诱导学生实践应用科学方法论

问题意识是科学知识进步的重要推手，可以说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科学发展，遑论化学知识的进步和积累。因此，可以在适当时候，根据学生的能力和水平，让学生综合运用所习得的知识和科学方法论，让他们用化学知识和方法来解决一些问题，从而让他们在实践中更好地掌握和强化科学方法论。如，在学氧化碳知识的过程中提出一个问题：工业上可以使用二氧化碳来制造小苏打，在一定的条件下，向饱和的氯化钠溶液中输入氨气和二氧化碳就可以析出碳酸氢钠固体，并请学生写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这个问题就是让学生运用观察法从问题中找出有关反应物和生成物的信息，并用抽象法化学语言将信息表述出来，能够让他们在实践中从问题出发，学习科学方法论。

初中学生刚开始系统科学地接触化学，这个时候对他们开展科学方法论教育非常有必要，效果也是长远的。因此，教师要将方法论融入和渗透在日常教学中的每一节课，让他们在历史中学习前辈们的科学思维，通过大量实验，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开展科学方法论的学习活动。

科学方法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舞蹈编导，舞蹈创作，，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社会主义科学方法论作为一门系统性的科学理论，在各方面、各领域都有其运用的价值。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指导性原则，包括客观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整体性（系统性）原则、具体性和发展性原则[1]。舞蹈是一种表演艺术，使用身体作为工具来完成各种优雅或高难度的动作，Choreographer舞蹈编导，舞蹈作品或舞剧作品的创作、编排、指导、导演、演出一系列过程中的创作和领导者。其专业特点是“创作”和“编排”的系统协作。舞蹈编导通过自身的社会认知（包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运用舞蹈编导理论知识联系实践在舞蹈编导创作（以下简称编创）中，从艺术构思——艺术创作——艺术呈现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完整的舞蹈艺术作品创作过程。舞蹈作品创编是指舞蹈编导以自身的世界观为指导，塑造舞蹈艺术形象，创作舞蹈作品的创造性劳动。舞蹈创作以社会生活为源泉，但并不是简单地复制生活现象，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舞蹈编导是舞蹈创作的主体，其生活积累、思想倾向、性格气质、艺术修养是舞蹈创作得以顺利开展和最终完成的基础和前提。

一、客观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体现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这是舞蹈编导需要严格遵循的根本原则。“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实践的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条件。实践不仅规定了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且为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手段。

舞蹈编创要把握时代的精神，密切关注问题，及时发现问题，深入研究问题。舞蹈编创要反映人民的愿望。艺术家要牢固树立问题意识，选择重大问题、根本问题，前沿问题。任何脱离了时代、缺乏现实观照、回避现实问题的作品，是难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强烈共鸣、留下深刻印象、树立良好口碑、确立经典地位的[2]。是时代的声音，赋予了舞蹈作品大格局、高境界、感染力。否则难免沦为舞蹈编创者的自说自话、无病生吟。

调查研究是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方法，也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因此，一部优秀的舞蹈作品的编创，一定是编创人员深入实际、精心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提炼生活的艰苦过程的产物。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赋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则显得苍白、空洞。一部优秀的舞蹈作品的编创，一定是编创人员深入实际、精心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提炼生活的艰苦过程的产物[3]。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赋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则显得苍白、空洞。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20世纪末被评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该剧女一号首演舞者白淑湘成功地塑造了吴琼花的形象。在回忆海南采风的经历时，白淑湘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细节：为了体验娘子军的生活，她曾光着脚在沙滩上行走，结果不一会儿，脚底就被烫得不行了。“而当年红色娘子军们大多数都是光着脚打仗的。”白淑湘说，实地体验生活对舞剧的创作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中一名女战士手持手榴弹的舞蹈，就是根据连长冯增敏的介绍而创作的。而且通过和老战士们的共同生活，让白淑湘对人物的情感和性格有了更深的了解，为成功塑造角色打下了基础。人民是舞蹈创作的源头活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舞蹈编导要创作出反映新时代中国人民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精神面貌、同心勠力实现“中国梦”的价值追求，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二、主体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应用

历史是客观的、真实的、唯一的。而认识历史却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方法。历史常常是跳跃的、曲折的，逻辑对历史的反映不是机械的、照镜子的，这种反映是按照真实的历史过程经过科学抽象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创作要高于生活。艺术作品不是简单地白描，如何以艺术化的形式将人的现实生活呈现出来，需要舞蹈编导的创造性智慧，需要对生活的细心观察，也需要艺术的灵感。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反映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4]。民族舞剧《丝路花雨》是取材于中国特色的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将静态的壁画艺术转变为动态的舞蹈艺术，该剧主题思想鲜明、戏剧情节矛盾尖锐反映中国人民在特定时期的历史和民族情感，形成特有的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它的音乐优美动听、舞蹈形象鲜明饱满，舞蹈风格独特多样，完美地体现了舞蹈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无疑是当代舞蹈创作的优秀范本。

艺术贵在创新。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唯有坚守理想，勇于创新，才能出精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需要舞蹈编创者沉下心来、凝神定气，全情投入，调动一切灵感、智慧，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艺术的光芒。在舞蹈创作方面，以舞蹈编导技法理论支撑创作舞蹈作品，也存在着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三、系统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反映

（一）整體性原则

社会系统是整体，整体不等于、大于部分之和，社会科学必须重视对社会的整体研究，在整体的视野中考察具体问题、部分、要素、结构、相互联系等，统筹兼顾，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舞蹈编创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创中必须考虑到舞者、灯光、音效、道具等诸要素的配合、衔接。任何一个环节的纰漏都可能破坏整个作品的效果。统筹兼顾、协调整合，是舞蹈编创者的能力之一[5]。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员均选自当时的上海舞蹈学校，演员阵容强大，是芭蕾舞和民族舞结合的典范，演员、服装、灯光、音响等选择的角度符合整体性原则。

（二）结构性原则

结构是系统中要素间相互联系、作用的方式。结构决定了社会系统的功能。社会科学研究要重视社会结构，通过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同理，舞蹈作品——芭蕾舞剧《睡美人》的结构根据童话故事结构：序幕：《洗礼》；第一幕《恶咒》；第二幕《幻影》；第三幕《婚礼》。层次分明的将剧情娓娓道来。构思精巧，逻辑缜密，结构严谨合理，不冲突，有呼应，是舞蹈作品质量的保证。（三）层次性原则

系统中大系统与子系统的层次关系。每一层次的系统与构成它的子系统都存在系统与部分的关系。不同层次系统活动规律不同；既有共同规律，又有子系统特殊规律。舞蹈作品中的主题思想与细节的具体表现之间的张力的表现是民族舞剧《大梦敦煌》可圈可点之处。舞剧编排颇具独到之处，群舞表现鲜明的地域特色，独舞、双人舞形成鲜明的对比，构成强烈的戏剧冲突。

（四）开放性原则

保持系统具有活力，否则系统就会僵化、封闭，导致消亡。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选用国际舞种——芭蕾结合我国地方民族民间舞蹈特色，多样性多元性的传统文化色彩，着眼于京剧、麻将、灯笼等中国元素。舞蹈编导在该作品的表演呈现中留给演员的自由发挥空间、留给观众的自我解读空间……

四、发展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呈现

社会历史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即渐进与飞跃、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正确对待社会发展的基本性质与状态，采取不同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问题。成功的舞蹈编导在舞蹈创作方面，以舞蹈编导技法理论支撑创作优秀舞蹈作品，也存在着有舞蹈作品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舞剧《一把酸枣》舞蹈编导在编创中的以山西常见的酸枣为故事发展的线索，酸枣不仅是女主角的名字，也是她与小伙计相爱的见证与定情之物。人物形象塑造了晋商艰苦创业的艰辛和悲欢的形象，“团扇舞”“伞头舞”“盘鼓舞”“驼队舞”等使舞剧情节气势宏大，展现了民族文化，点点滴滴逐步积累、最终完整呈现；作品思想紧扣反映晋商文及其爱情生活的主题通过细节的铺陈最后达致，具有丰富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对于舞蹈编创而言，处理好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是一种艺术，需要智慧。如果过于注重细节、甚至拘泥于细节，容易流于琐碎、平淡，削弱了宏观主旨的感召力，失之于平庸。如果忽视细节，不注重点滴的累积，不仅容易使作品的显得突兀，也会留下硬伤，直接影响作品的可信度、说服力。

五、具体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表现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具体的看问题。真理的具体性要求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要以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时间、地点、原因、过程等等一系列对象所具有的偶然性为研究素材，进行贴近实际、贴近对象的具体研究方法。民族舞剧《井冈·井冈》将真实历史素材进行艺术呈现，再现了当年井冈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和江西采茶戏的动率相结合，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以中国式的表达方式，反映中国人的历史与民族情感，使这部舞剧凝聚浓郁的中国风格。

科学方法论范文第5篇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掌握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构成，为社会研究的取向、设计、实施和策略提供程序上的指导，是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功能。法国哲学家孔多赛（Condorcet，1743-1794）自18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概念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经历由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两大取向的方法论对立体系，走向强调混合方法论，关注连续性、互补性、整合性的当代。蒋逸民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概括为：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1]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国古代关于人口统计调查的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商品买卖统计和测量方法，古希腊哲学自然哲学方法等等，此时的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形成，方法论多为哲学方法论。直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为止，古代哲学结束了辉煌时期。

其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此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体系，社会科学也从旧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此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为主，哈金（Ian Hacking，1936-），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等科学哲学家围绕逻辑实证主义是否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对自然科学进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与此相对的，是社会学家狄尔泰、韦伯提出的反对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经典阐释主义主张。至此，形成了经典的实证主义和经典的阐释主义两大基本社会科学方法论。

再次，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定量研究方法论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论模式的诞生，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了成熟时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论被普遍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检验研究，定性方法论则被用于理论建构方面。

最后是进一步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后现代思潮深入和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这种混合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采用相对主义的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的方法。

回顾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哲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融合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逐渐呈现出方法论取向多样化，多方法论主张相融合的特征。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这一特征，正是建构主义研究进路对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张的方法论体现。

二、建构主义进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

建构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各有其定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建构主义是方法论相对主义，即所有知识形式都应以同一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所有知识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构主义的起源而言，现象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修辞学、符号学等哲学视角为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并促使建构主义放弃用真理性或有效性问题来解释自然知识的独特研究进路。正如布鲁尔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所主张的那样，[2]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排除了传统认识论问题，割断了科学研究与传统认识论先入之见的联系，进而对以前不受欢迎的关于“客观”知识是如何由“非客观”因素建构而成的话题进行探索。

其次，就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持建构主义主张的研究者来看，大部分建构主义者都选择从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引出各自的研究主题，库恩的范式理论将科学看作是受一个逻辑结构、一个世界观所统治的传统形象彻底打破，并认为科学更像是“一个传统权威的组织”、“一种工匠活动”、“一种地方性的（locality）知识形式”，[3]所以，应该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同等对待。受这一科学观的启发，建构主义者放弃了宏观的科学研究主题，转向了狭窄而集中的微观分析，进而影响了社会科学叙事方式从宏观向微观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