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齐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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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齐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战国策》　谋臣策士　语言艺术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国别史料汇编，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全书以谋臣策士的阴谋权术为中心，记载了春秋以后到楚汉以前240多年间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事件。《战国策》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刻画人物性格，对后代传纪文学和传奇小说影响深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语言方面，《战国策》以记言为主，善于铺陈排比和渲染夸张，语言精练生动，文笔奔放，巧用寓言、比喻，寓意深刻精辟。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在语言艺术上达到极高的成就。唐人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战国策》语言简明畅达，堪称“述作之尤美者”。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战国策》谋臣策士的语言艺术。

一、委婉含蓄，曲折达意

战国时代，周室衰微，群雄并峙，诸侯混战，各国使者往来频繁，外交活动风起云涌。各国君主推崇以谋略制伏敌国，各类谋臣策士纷纷云集各国朝廷，为其所效劳的国家或君主出谋划策。《战国策》的谋臣策士长于辞令，巧言善辩，特别是在各种紧要危急关头，使用大量含蓄婉曲的委婉语，往往能使一触即发的战争平息，使国家转危为安。王力先生曾经说“在封建社会里，说话有所顾忌，怕得罪权贵、统治者，以致惹祸，所以说话时，往往委婉曲折地把意思表达出来。”(王力《古代汉语》第四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年6月版)季绍德先生也说：“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遇到直说会强烈刺激对方情感或预计直接表达会影响语言效果的时候。便不言本意，采用一种委婉曲折的话来表达。”(季绍德《古汉语修辞》，吉林史史出版社，1986年版)《战国策》中的委婉语温和客气，态度恳切。

在《战国策・齐策四》中，“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这句话表面上的意思是齐王不敢任用先王的臣子，而实际上，齐王则是想解除孟尝君的职务。由于孟尝君当时在齐国威望高、势力大，因此，不敢明说，而采用含蓄委婉的语言来表达。

在《战国策・魏策四》中，“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在消灭了韩国、魏国之后，派人以五百里土地来换取安陵国，安陵君不想答应他的无理要求，但又畏于秦国的强大，不敢直言拒绝，只好委婉地推托。先是感激秦王对他的恩惠，“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然后借助先祖先宗的遗产，“受地于先王”，婉转含蓄地拒绝，“愿终守之，弗敢易”。安陵君运用委婉语保全了自己国家的领土。

在《战国策・燕策三》中，“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剂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秦国灭亡赵国后，继续向北进兵，到达燕国南界，太子丹惊慌失措，急切希望荆轲立即赴秦，去刺杀秦王。他内心着急，但又不敢直说，怕触怒荆轲，只好委婉曲折地表达，“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言外之意是秦兵马上要来了，你享受“太牢异物”、“车骑美女”的时间不多了，赶紧出发去刺杀秦王吧。太子丹语言客气婉转，态度恳切，入情入理，这才引发了荆轲向太子丹献计献策并进而义无反顾地舍身去刺杀秦王。

二、成语俗语，简洁凝练

《战国策》是一部汇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言辞策论的重要文献。现存出自《战国策》的成语多达上百条，这些成语内容丰富，耐人寻味，说理、论辩精辟犀利，成为后代典籍中极为重要的成语源。

出自《战国策・西周策》中的成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前功尽弃

出自《战国策・秦策》中的成语：

《秦策一》：比比皆是、侧目而视、抵掌而淡、前倨后恭、悬梁刺股、挟天子以令诸侯、引锥刺股、羽毛未丰、清官除道；《秦策二》：曾参杀人、两虎相斗、坐山观虎斗；《秦策三》：远交近攻、食不甘味；《秦策四》：积少成多；《秦策五》：末路之难

出自《战国策・齐策》中的成语：

《齐策一》：吠非其主、毂击肩摩、挥汗成雨、接袂成帷、门庭若市、以一当十；《齐策二》：战无不胜、画蛇添足；《齐策三》：比肩而立、不自量力、布衣之交、随踵而至、犬兔之争；《齐策四》：直言不讳、狡兔三窟、安步当车、归真反璞、高枕而卧、扶老携幼；《齐策五》：寝不安席、折冲尊俎

出自《战国策・楚策》中的成语：

《楚策一》：心旌摇曳、被坚执锐、狐假虎威；《楚策二》：贸首之仇；《楚策三》：桂薪珠米、食玉炊桂；《楚策四》：见兔顾犬、亡羊补牢、峻阪盐车、与世无争、惊弓之鸟

出自《战国策・赵策》中的成语：

《赵策一》：漆身吞炭、危如累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赵策二》：胡服骑射、不可同日而语；《赵策三》：不遗余力、弹丸之地、天崩地坼、排难解纷；《赵策四》：交浅言深

出自《战国策・魏策》中的成语：

《魏策一》：高枕无忧、积羽沉舟、四分五裂；《魏策四》：冠盖相望、南辕北辙、白虹贯日

出自《战国策・韩策》中的成语：

《韩策一》：宁为鸡口，无为牛后；《韩策三》：井中求火

出自《战国策・燕策》中的成语：

《燕策一》：转祸为福、同甘共苦、千金市骨、尺寸之功；《燕策二》：长驱直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坐收渔人之利；《燕策三》：无可奈何、图穷匕见、一去不返、痛入骨髓、肝肠寸断

另外，《战国策》中，还有许多谚语、俗语，简短精悍，富有哲理性、说服力，广为文人策士所运用，这也成为《战国策》语言艺术的一大特点，文学价值极高。如：

众庶成强，增积成山。《东周策》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秦策一》

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秦策一》

树德莫如滋，除疾莫如尽。《秦策三》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秦策五》

矜功不立，虚愿不至。《齐策四》

骐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齐策五》

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楚策一》

于安思危，危则虑安。《楚策四》

挈瓶之知，不失守器。《赵策一》

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元为贵知也。《赵策一》

借车者驰之，借衣者被之。《赵策一》

疑事无功，疑行无名。《赵策二》

战胜而国危者，物不断也；功大而权

轻者，地不入也。《赵策二》

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什者不易器。《赵策二》

信不弃功，知不遗时。《赵策二》

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赵策二》

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赵策二》

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燕策三》

仁不轻绝，智不轻怨。《燕策三》

论不修心，议不累物，仁不轻绝，智不简功。《燕策三》

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中山策》

三、比喻寓言，生动形象

《战国策》中的比喻、寓言故事俯拾皆是，谋臣策士善于运用生动有趣的比喻、寓言故事进行说理，而且大多以动物、植物、人体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事物为喻体或假托，去谈论严肃的政治问题和人生哲理，这些鲜明活泼的比喻、寓言故事能够变抽象为具体、变深奥为浅显，让人心领神会，倍感亲切，意趣横生，并借以引起强烈的共鸣而达成共识。

在《齐策三・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中，孟尝君想赶走一个对他不敬的舍人，鲁仲连劝说孟尝君时用了三组比喻：“猿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曹沫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当，使曹洙释其三尺之剑，而操铫耨，与农夫居垅亩之中。则不若农夫。”鲁仲连用三组比喻，具体生动地说明每个人都有长处、短处。言外之意是“舍人”也有所长所短，所以他劝孟尝君“故物舍其所长，知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鲁仲连运用形象的比喻，曲喻旁譬，以喻进谏。以喻说理，成功地劝阻了孟尝君。

在《宋卫策・公输般为楚设机》中，墨子为了说服楚王不要攻打宋国，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说明事理，最终使楚王放弃让公输般攻打宋国的想法。墨子说：“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墨子以“文轩”、“锦绣”、“粱肉”比喻楚国的富有。以“敝舆”、“短褐”、“糟糠”比喻宋国的贫乏，使楚王明白攻打宋国无利可图。这种比喻形象、生动，令人信服。

除了比喻，《战国策》中还有许多优美动人的寓言故事，据统计有近50则，很多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以成语的形式活跃在我们当代的语汇中，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三人成虎”、“南辕北辙”等。这些寓言故事寓理于事，深入浅出，具有诱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在《齐策三・齐欲伐魏》中，齐宣王想要攻打魏国，齐国赘婿淳于髡机智地为齐宣王讲述了一个寓言故事。使齐宣王放弃了攻打魏国的念头。“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而获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淳于髡以犬兔追逐拼杀而田父坐收渔利的寓言故事，来说明齐国、魏国相斗，只会两败俱伤，而使秦国、楚国得利的道理，寓意深刻，形象鲜明。另外，“两虎相斗，一举而兼”、“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等寓言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形象突出，说理深刻。

在《赵策一・苏秦为赵王使于秦》中，苏秦为赵国采取连横政策而出使秦国。可回赵国后，连过三天，赵王都不接见他，苏秦怀疑赵王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但自己的猜测又不宜对赵王直说，于是，苏秦假托寓言“两木的故事”，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苏秦为赵王使于秦，反，三日不得见。谓赵王曰：“秦乃者过柱山，有两木焉。一盖呼侣，一盖哭。问其故，对曰：‘吾已大矣，年已长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绳墨案规矩刻镂我。’一盖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大铁钻然，自人而出夫人者。’今臣使于秦而三日不见，无有谓臣为铁钻者乎?”苏秦借寓言中的一棵树抒发了自己的郁闷，人们想钻进就钻进，想退出就退出，自己已经成为赵王任意摆布的工具了。苏秦假托有趣感人的寓言故事，既抒发了自己的愤懑之情，又收到了良好的交际效果。

四、排比铺陈，气势充沛

《战国策》中，谋臣策士运用了较多的铺张排比句式，铺陈夸张，气势充沛，感情奔放，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如《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中，苏秦为赵国合纵而去游说齐宣王：“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还有《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苏秦为连横而去游说秦王：“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貂、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苏秦的说辞简洁明快，气势逼人，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战国策齐策范文第2篇

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分裂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并最终在社会上形成独特的阶层。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使用武力毕竟成本高昂，因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往往成为各国的首选。在激烈动荡的战国时代和三国时期，拥有高超的游说技巧的策谋之士作用凸显。

一、士人类型

“士”历经春秋，到战国时代，大都沦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和经济能力的平民百姓。尤其是战国时代的策士，今天看来虽然拥有辉煌的战绩和骄人的成就，却总也摆脱不了卑微、艰难困苦的出身。正是因为没有养家糊口的本领，饱读诗书后才会有游说的冲动和可能。他们一方面低微、贫贱，另一方面却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占有者。为了成就自己的勃勃雄心和实现卓越的才华，他们只能靠出卖自己的智慧和政治主张，以换取诸侯的认可进而实现自己辉煌腾达、位极人臣的人生目标。

《战国策》一书约有四百九十七章，前后计约两百年间（前460～220年）的事。书中叙及人物约有六百多位，形象鲜明者不下百人，上至国君，下及百姓。作品生动形象的描绘了战国时代各个生活层面的人物群像。其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士”这一群体。荀子在《荀子·尧问》将战国士人分为“仰禄之士”和非礼不进的“正身之士”。①熊光宪在《战国策研究》一书中把所有记载的士人归为策士。②其实《战国策》的士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为诸侯出谋划策或奔走游说的策谋之士，如苏秦、张仪、陈轸、公孙衍、冯援、庄辛、左成、触龙等人。第二类是那些为人排忧解难而不计报酬，拥有高义的正身之士，如颜斶、鲁仲连、唐雎、王斗、田子方等。第三类是那些知恩图报，不怕牺牲，舍命报主的勇武之士，如王孙贾、豫让、聂政、荆轲等。

与《战国策》相比，《三国演义》的士人类型更加丰富多彩，形态各异。其中所描绘的谋士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不下百人，而出过两个计谋的人就有近百人。他们性格千姿百态，文韬武略，聪慧睿智，可以说是古代策谋士人的大集合，大展示。他们凭借才能为各自的君主服务，在政治、军事、外交上举足轻重。一次次上演“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兵；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

《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谋士最具特色的是以群体出现。除袁绍手下一批谋士不和外，在魏、蜀、吴旗下谋士多能平和相处，共谋大事，与《战国策》中的策士有很大的区别。众所周知，三大集团下都有一批智谋卓越、文韬武略的谋臣，而每个集团都会以一人为核心，共同为君主服务，如曹魏集团早期的郭嘉，后期的荀彧、司马懿；孙吴集团早期的周瑜，后来的陆逊；刘蜀集团的诸葛亮和后来的姜维。这些核心人物和其他谋士共同构成集团的智囊团，他们精诚合作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曹氏集团就是典范，曹魏集团的智囊团是以荀彧为中心，然后引出程昱、郭嘉、刘晔等，在后来随同曹操南征北战过程中他们都是各自出力，配合的天衣无缝。如在擒吕布，斩颜良，灭袁绍，平冀州的重大战斗中，计谋出自荀攸。在官渡之战中提出“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著名论断的郭嘉，为曹操战胜袁绍作了理论阐述和思想准备以安定军心。因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荀彧的远见卓识，荀攸的足智多谋，郭嘉的忠心耿耿，贾诩的谨慎细微，程昱的善察直言，刘晔的长于权变。正是他们各自特色的性格，采长取短，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谋士集团，使曹操的整体实力大大地超过东吴和西蜀，为曹操统一北方起了关键作用。

二、游说技巧

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使用武力毕竟成本高昂，因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往往成为各国的首选。在激烈动荡的战国时代和三国时期，拥有高超的游说技巧的策谋之士作用凸显。

战国策齐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由繁化简　把握心理　以情动人

《战国策》是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战国策》它的主要内容，是记载战国时期策士游说诸侯、国君的活动和说辞，以及他们相互辩论驳讦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军事见解，所提出的各种斗争策略。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

在《战国策》中，无论是策土游说诸侯、国君，还是相互辩论博弈又或者是提出各种斗争策略，无不体现了中国古代策士们高超的游说技巧。那么游说是什么呢?它泛指多方活动陈述自己的建议、主张，希望自己的建议、主张被采纳、实施。这些策士凭借自己聪明的才智和伶俐的口才周旋于战国各个国家之间，充分的运用了说服的各种技巧和原则。其中讲故事和作类比是策士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这些故事不仅成功的说服了他们想要说服的对象，同时也丰富了战国策的内容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首先讲故事可以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战国策・齐策二》中《昭阳为楚伐魏》中，楚国大将昭阳率楚军攻打魏国，击杀魏将，大破其军，占领了八座城池，又移师攻打齐国。陈轸充任齐王使者去见昭阳，希望不要攻打齐国。陈轸为昭阳讲了个画蛇添足的故事。如今将军辅佐楚王攻打魏国，破军杀将，夺其八城，兵锋不减之际，又移师向齐，齐人震恐，凭这些，将军足以立身扬名了，而在官位上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加封的。如果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只会招致杀身之祸，该得的官爵将不为将军所有，正如画蛇添足一样!”昭阳认为他的话有道理，就撤兵回国了。

如《战国策・魏策二》中的《魏惠王死》一文。魏惠王死，下葬的日子已定。可是当天天下起大雪来，雪积得很深，城郭的路无法通行，太子准备用木板构筑栈道去送葬。群臣都去谏阻太子。太子说认为做儿子的因为人民辛苦和国家开支不够的缘故，就不按期举行先王的丧礼，这不合礼法。大臣们都不敢再去劝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犀首。犀首就去找惠子。

惠子听到后就驾着车去见太子，对太子讲了周文王的故事。“从前周王季历埋葬在终南山脚下，渗漏出来的水侵蚀了他的坟墓，露出棺材前面的横木。周文王说：“啊，先王一定是想再看一看各位大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渗漏的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就把棺木挖出来，给它搭起灵棚，百姓都来朝见，三天以后才改葬。”接着又对太子说：“这是文王的义举啊。现在葬期虽然已定，可是雪下得很大，牛车难以前行，太子为了能按期下葬就不顾困难，这是不是有些急躁?希望太子改个日期。先王一定是想稍微停留一下来扶护国家，安顿人民，所以才让雪下得这么大。据此推迟葬期而另择吉日，这不正是文王般的大义吗?像这样的情况还不改日安葬，想来大概是把效法文王当作羞耻了吧?”太子说：“你说得太对了，请让我推迟葬期，另择吉日。”

惠子不仅实行了自己的主张，又让魏太子不匆忙安葬先王，并趁机宣扬文王义举。向天下宣扬文王的礼仪，这难道是小事吗?

如果直接了当地从人民辛苦和国家开支不够的方面规劝太子，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的。但是从太子的孝心出发，正面地以鼓励的方式叫他真正的行孝子之实，那么太子绝对是愿意改变的。所以这种让对方感到自己所言确实与他的目的一致的游说效果就很好。惠子巧妙地将天下大雪这个事实作了另类解释，避开太子认为这么做是不孝的一面，通过对他讲周文王的故事将事件的重点转移到太子唯有这么做才能达到孝心的心理上，使太子不得不听从他。

讲故事更容易在情感上打动说服对象。《战国策・齐策一》中记载：邹忌身高八尺多，神采焕发而容貌俊美。一日他问妻子，自己和徐公谁更美，妻子回答他没，接着他又问了自己的妾和来访的客人，都回答他美。可是第二天，徐公来到邹忌家，邹忌细细打量他，自以为不及徐公美。晚上他躺在床上细细思量，领悟到：“我的妻子说我俊美，是因为偏爱我；侍妾说我俊美，是因为畏惧我；客人说我俊美，是因为有求于我啊!”

于是邹忌入朝参见威王，对他讲了这个自己的故事，并说：“臣确实晓得比不上徐公俊美，可是臣的妻子偏袒臣，侍妾害怕臣，客人欲有求于臣，异口同声说臣比徐公俊美。如今齐地纵横千里，有一百二十个城邑，宫中妃嫔、左右近臣，没有不偏私于大王的，朝中大臣没有不畏惧大王的，齐国上下没有不求于大王的，可见，大王实在被蒙蔽的厉害!”齐威王称赞：“您说得对。”于是发出诏令：“凡官民人等，能当面指责寡人过失的，受上赏；能上书劝谏寡人的，受中赏；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朝政，只要为寡人所闻，受下赏。”

战国策齐策范文第4篇

1、密切与晋国的特殊关系

中山国在春秋时期处于晋的北部，燕的南部，齐的西部，背对太行山。面向为了生存和发展。和这些国家的交往相对密切尤其是晋国。而晋国与中山国又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公元前569年，晋悼公前（572--558年）为了挽回晋国在同楚、秦等国争霸战争中的颓势，开始对国内和周边的戎、狄族实施和戎政策。而此时的鲜虞族正饱受秦国武力围剿，晋的和戎政策，无疑对于鲜虞族来说，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从前六世纪六十年代起，白狄族开始向晋国北部疆域的大规模迁移。

春秋中山由于与晋国相邻，彼此有密切的往来。中山的一些人还不断入仕晋国，通过干预晋国的政治生活，来扩张本国的生存空间，狐突、狐偃、狐射姑三代沉浮于晋国政坛，充分表明中山人积极参与晋国内政，并在诸多方面影响着晋国对中山国的政治取舍。

《通志・列传三》中说：“狐突、字伯行、文公之外祖父也，其先本唐叔之后在戎狄者，为狐氏，献公娶二女于戎，大狐姬生文公，小戎子生惠公。狐突以狐姬故，事晋为大夫，献公使傅太子申生。”狐突作为大狐伯之子，从中山入仕晋国成为大夫，后又傅太子申生荣显于朝，这是与其女狐姬得宠于献公分不开的。故狐突为太子傅的同时，又令其子狐偃、狐毛追随重耳，以巩固狐氏在朝廷的地位。

晋怀公二年，重耳依靠秦穆公的支持，重返晋国，即位为文公，执政之初，百费待兴，在狐偃，赵衰等人的帮助下，“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求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民，省用足财”，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使晋国很快出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所以吕不韦，韩非子都认为，晋文公“出亡十七年，反国四年而霸”的原因，“无他故异物，从狐偃谋。

狐突、狐偃三代在晋国的荣辱史其实也就是春秋中山与晋国的关系史。狐突荣显于晋，中山就配合献公的对外扩张；狐突受冷落直至被杀，晋与中山的关系也因之降到了最低点，狐偃、狐毛的再度崛起，中山将温邑转手于晋；中山有乱，分崩离析，狐射姑孤立无援，离开晋国，中山与晋狐氏，或者说中山国与晋国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使之联系在了一起。而中山国通过支持狐氏在晋国的活动，来密切与晋国的关系。以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

2、战国初期，执行均衡的外交政策。

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外交政策被迫做了根本性的转变。首先，战国时期各国先后进入到封建社会，平山发掘的战国时期中山国墓中，就已经没有发现殉人的情况，墓中的人应该是死一个埋一个。并不是任意杀殉的，且第一号墓所出土的方壶的铭文中有“赋敛中则庶民服”的文字，说明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人民的重要性，其的对立面也已经改成了庶民，即地主和农民，而不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其次春秋时期中山执行的亲晋政策在这个时期也被迫需要该变，晋国在昭公以后，军功贵族逐渐取代了公室贵族的地位，形成了“六卿强，公室卑”的局面。

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后，晋国发生六卿之乱，后以荀寅、范吉射逃亡齐国而告结束。在晋国的这场动乱中，中山鲜明的倒向了赵国，支持赵氏，这样在战争结束以后，按照赵鞅在誓师词中所说的“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的规定，在原来鲜虞的故地上，取得了大量的赏地，从而把自己的领土扩大到太行山的东侧。

战争的结束为中山的建国坚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这个时期。中山面对一个严重的外交问题。从公元前323年起，中山国与魏、赵、韩、燕五国相继称王，历史上称为“五国相王”，意指五国互相承认彼此为王。这就引起齐国的不满，齐国因此一直想攻打中山。其次中山的实力不断增强，又对赵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了威胁，中山位于赵国的北部。成为了赵国的心腹大患。赵国对中山一直以来并不放心，想消灭中山以彻底解决边境问题，中山虽然建立了国家，但他的力量还是相对弱小的。再建国后不久就多次遭到邻国的进攻。

中山国身处于战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与相邻的齐、赵这样的大国，各种复杂的外交关系摆在自己的面前，中山实行的更多的是一种灵活的外交政策。即前期依靠赵国的帮助和扶持建国。当和赵国矛盾激化了以后。中山又去依靠齐、魏等国。在这一时期。中山国虽然屡受攻击。可并没有灭国，应该说是外交政策执行成功的一个表现，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派遣大将乐羊进攻中山，战争持续了三年的时间，《战国策・秦策》说“乐羊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此外还有吴起攻中山，白圭攻中山的记载。而中山能在大国的屡次进攻中的到生存。应该说是其外交政策的成功分不开的。

首先，利用大国之间的战争无暇顾及的时机发展，前419年，魏国进行领土扩张，赵国和韩国彼此之间互相敌对，无暇它顾。齐国只想削弱魏国，燕国当时的国力弱小。这就造成了列国特别是相领的大国的力量在中山地区相对薄弱的局面，为中山国的建国和发展经济提供了外部条件。

其次，在齐、赵间采取平衡的政策从中取利，公元前323年。赵武灵王和公孙衍为了使中山脱离齐国的控制，拉拢中山参加赵、魏、燕韩五国相王。齐国先是反对中山称王，阻挠不成而又支持中山称王。中山国正是利用个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并成功的称王得以建立王权国家。

参考文献

[1]天平：《论魏灭中山与战国初期的格局》河北学刊1993年4期100页

战国策齐策范文第5篇

看齐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内最早提出看齐意识的是。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在延安召开。在4月21日的预备会议上，作了题为《“七大”工作方针》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提出了“看齐”的具体要求。他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由此可以看出，讲的看齐，是在中共七大工作方针下的看齐，是为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看齐。

在1945年提出看齐意识，是有着紧迫的现实需要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这与当时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有着直接关系。

党的队伍迅速发展需要讲看齐。自建党以来，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也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由于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得党的队伍迅速壮大。1945年中共七大前，党员数量已经增长到121万，党领导的军队（包括民兵）达到了311万，在全国共建立了19个解放区，解放区的人口近1亿。这么大的党和军队，这么多的解放区，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就不能目标一致、步调一致、形成合力。要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就需要讲看齐，需要向中央看齐。

集中统一党内思想需要讲看齐。遵义会议后，虽然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党内的思想还达不到集中统一，存在“看不齐”“不看齐”的问题。一方面，党内历史上的“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完全清除，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还有存在的土壤，许多党员对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方针政策了解不够，思想上还存在着很大分歧。另一方面，抗日战争后期，大批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涌入延安，加入党组织，在给我们党带来了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不免带来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集中统一党内思想，凝聚党的力量，就需要讲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