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芙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弗吉尼亚伍尔芙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弗吉尼亚伍尔芙范文第1篇

作家的海洋情结在她的处女作《远航》中最为明显。该小说前四分之一内容都是发生在船上，而剩下部分始终充斥着水的意象。《远航》讲述了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女孩独自坐船穿越大西洋前往亚马逊港口的故事，她在旅行中陷入单恋，最后不幸患热病去世。

《远航》的故事始于伦敦海滨，一艘名为“尤芙罗西尼”号的货轮即将拔锚启程，主人公们正在登船。伍尔夫以“船”为故事的主要背景，伴随其穿越大西洋的航行，展开了对船客的叙述，推动了情节发展。“尤芙罗西尼”号是一艘货船，载着橡胶驶往亚马逊，同时捎带了少量的乘客。虽然是一艘虚构的船，但伍尔夫对船体内部以及航线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航行于大西洋海轮的真实写照。1905年，伍尔夫曾经乘坐布斯轮船公司的两艘海轮“安瑟伦”号和“麦德林斯”号远洋旅行。显然，这次海上航行经历成为她创作的重要资源。在伍尔夫的这部小说中，船舶爱好者们和船史研究者们不仅能欣赏到远洋船上生活的生动描述，而且能通过许多细节来探索作者本人经历与小说情节之间的关系。

1905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弟弟艾德里安乘坐蒸汽船“安瑟伦”（II）号，从利物浦出发前往里斯本。该船是一艘中型货船，船长121.92米，载重5 442吨，动力设备是三胀式蒸汽动力引擎，配单螺旋桨。布斯轮船公司在从利物浦、汉堡到其他各地的港口都提供了客运服务，包括里斯本，以及终点站巴西港沿途的帕拉（今贝伦）、玛瑙斯，在这些地方轮船要装运亚马逊橡胶。伍尔夫和她的兄弟在3月登上了“安瑟伦”号，这也是“安瑟伦”号的首航。轮船穿越比斯开湾，海上生活风平浪静。在日记中，伍尔夫写到比斯开湾“有些危险，但并不影响其名气”。然而伴随航程前行，引擎“慢慢地熄火了”。“安瑟伦”号艰难地行驶到葡萄牙港口城市波尔图，伍尔夫和她的弟弟下了船，改坐火车前往里斯本。船上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在写给亲友们的信件中，伍尔夫多处谈到船上生活，包括同行的船客乏味无趣、一天在舱外8小时呼吸海风来回踱步、以吃来消磨时间等等。船中所遇人物以及“安瑟伦”号的航线，在《远航》中均有对应，为小说增添了真实感和幽默感。假期结束后，伍尔夫和艾德里安乘坐布斯公司的另一艘远洋轮船返回利物浦。这艘名为“麦德林斯”号的轮船稍小一些，载重

2 831吨，也是航行于大西洋海域的常用船只。关于返航行程，伍尔夫在另外一封信中谈到“整个航程中她都穿着皮袄，裹着厚毯子”，这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又不谋而合。

在描述“尤芙罗西尼”号轮船时，伍尔夫运用了虚构与纪实相结合的手法，在船的大小和结构叙述上，伍尔夫参照了“安瑟伦”号和“麦德林斯”号的实际情况。虽然虚构的“尤芙罗西尼”号也是真实可信的蒸汽动力船，能经得起大西洋海域险恶的飓风考验，但并非那个时期最热门的大型远洋客轮之一。

二十世纪初期的远洋客轮，号称载重超过30 000多吨，只需6天就能完成穿越大西洋之旅。但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推断“尤芙罗西尼”号大约只有121.92米长，载重5 000吨，拖拖拉拉用了6周时间才到达巴西――这些情况与伍尔夫现实生活中所乘坐的“安瑟伦”号与“麦德林斯”号相似。将故事场景设置一艘中型货轮上，伍尔夫花了大量笔墨刻画小说主人公之间的关系、推进主人公瑞秋的性格发展。对于瑞秋这个未曾涉世的女孩儿，此次旅行不仅是她的首次海上航行，而且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生探索。

“尤芙罗西尼”号上的两个甲板都有出入口，船上设有女客间、吸烟室、餐厅、花厅等。船体空间布局极具当时的典型风格，与伍尔夫所乘坐的布斯轮船公司的两艘轮船非常相似。男女分舱在那时很普遍。“尤芙罗西尼”号上的女客间主要用于读书、写信和交谈，也为我们了解船上生活和船客性别角色提供了窗口，小说中如此描述到：

“当船上载满了乘客，这个屋子里就承载了精彩的话题，晕船的老妇人们纷纷离开甲板回到年轻人身边。斜倚着钢琴，地上摊着一堆书，瑞秋静静地思量着这间屋子；她可以静静地坐在那儿一连数几个小时弹奏高难度的钢琴曲，有心情的时候读一点儿德文或者英文，或者像现在一样什么也不做。”

除了船体空间，《远航》还形象地反映了深受海上旅行之苦的人――即那些晕船的人。伍尔夫在从葡萄牙返回的旅程中就经历了几次大风浪，在信中，她写到：“船摇摇晃晃，我们有些不太舒服。”小说中，她有一段描述是关于颠簸的船舶，充满喜剧色彩，“安布罗斯夫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见她在走廊上走着走着，突然从一边歪向另一边，一会儿伸出右胳膊一会儿伸出左胳膊撑在墙上，口中大声地喊着‘该死的！’”伍尔夫还提到了用香槟酒来医治晕船，这也是在二十世纪处被广泛采用的晕船良方。另外，用白兰地、三氯甲烷、海水、可卡因制作的酒水都是那时医生推荐的方法。

里斯本之行三年后，伍尔夫才着手写《远航》，其间易稿不计其数，最终花了五年多时间才完稿。毫无疑问，伍尔夫在“安瑟伦”号和“麦德林斯”号上的航行经历影响了她对小说中“尤芙罗西尼”号的描述，特别是船上众生相、波涛汹涌的大海、船体内部格局等方面。她将现实中轮船的构造细节与小说相融合，为故事增添了真实感。同时，她对小说主人公瑞秋所倾注的情感很可能折射出她自己在1905年乘坐“安瑟伦”号时的首航感受：“当‘尤芙罗西尼’号缓缓驶出英吉利海峡，海上朗阔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一种强烈的庄严感占据了她的心头”。除此外，伍尔夫对行驶在海上轮船的独特感受也诠释了小说主人公相似的内心世界，“她（船）是这茫茫大海中的栖息者，终日穿行于空旷的世界，船头船尾波浪翻腾，她比穿越沙漠的商旅更寂寞、也更神秘，行之于自身动力，持之于自身能量，大海是给她带来死亡还是史无前例的欢悦？无人知晓。她是一个正走向丈夫的新娘，一个对男人一无所知的处女，她的活力与纯净令人联想这世上的一切美好事物。作为一艘船，她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弗吉尼亚伍尔芙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到灯塔去》 双性化理论 两性平衡

1.引言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小说家、传记作者、作家及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文学的文坛巨匠。她之所以享有盛誉，不仅因为她一生中创作出15部小说，还得益于她独特的写作风格――意识流。她将现代观念和创新的写作技巧巧妙融合，将英国文学推向了顶峰。

尽管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现代小说领域中成就非凡，被认为是文学领域的先锋，但是，人们对她及她作品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兴盛起来。1972年，昆丁・贝尔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本自传》的出版使人们逐渐关注弗吉尼亚・伍尔夫。自那时起，评论家、作家和专家们便开始研究她的个人生活和她的生活对她的写作生涯、哲学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影响。这些写作技巧包括：意识流、象征主义和隐喻等。然而，除此之外，有一个观点较有启发性却很少被提及和研究，那就是伍尔夫创新的女性主义观点――双性化理论。

出生和成长在父系社会的伍尔夫一生中都非常关注妇女的地位。那时的女性未受过教育，也无法外出工作，她们只得困守在家中，照料家中一切，只是为了让男性生活舒适。因此，她们被称为“家中天使”。在伍尔夫时代，传统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被迫牺牲自己，委曲求全，她们总是呈现出温柔和纯洁的形象。很明显，在那种情形下，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统领着知识界。作为一名女性，为了立文写下女性的权利并据理力争，伍尔夫只得通过吸收自身的男子特质消除那些“家中天使”的称号。在《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就是“家中天使”。她是19世纪妇女意识形态的完美肖像，而拉姆齐先生则是理性、教条男子和严父的化身。实际上，拉姆齐夫妇的各自身份都不尽完美，因为他们缺少另一性别的特质。因此，伍尔夫创造了另一个主要人物――丽莉・布里斯科。这一人物打破了传统，将男、女两种性格特质完整地融合，最终呈现出真实的自我及伍尔夫对于艺术和生活的期望。

2.小说中的双性化理论展示

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上设立了许多可见与不可见的规则、限制，对待男、女两种性别也有极大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只是充当繁衍下一代、负责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的工具。此外，她们必须服从丈夫，听从丈夫的一切指令。然而，男性不管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都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在父系社会里，男性的优越性及对女性的镇压冲击着女性，但同时鼓励和刺激着女性进行斗争和反击，这便促使许多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

2.1伍尔夫的双性化视野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提出了双性化理论的概念。她说道：“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两种力量驱使，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脑中，男人支配女人，而在女性的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最普通和舒适的存在形式便是两者和谐共存，精诚合作。男性必须让他脑中的女性力量发挥作用；女性必须与她脑中的男性力量交流。柯尔律治曾说伟大的思想是双性化的，也许正如此。”

这一解释表明，伍尔夫认为人类的完美状态是男性、女性相结合。她强调两极和谐，这点与老子的“阴阳”理论不谋而合。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提出，世界万物都包含两种极端，一种是代表女性特点的阴，另一种是具有男性特质的阳。这两种带有互补性的极端不断相互作用，产生和谐。

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里，伍尔夫亲眼见证了女性遭受的歧视和不公。此外，那个时代的一切都遵循父系法则：男性是世界的中心，而女性只能被驱逐到世界的边缘。深感沮丧、悲伤不已的伍尔夫用一生见证了那样的不平等对待。在父系社会里，女性受到的教育极少，她们只能待在家里，做一些永远做不完的家务活。更严重的是，她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作，也没有独立的收入。由于缺少接触现实世界的机会，她们极度缺少生活经验。伍尔夫所遭受的痛苦和她见证的其他女性的遭遇促使她寻求解脱，将女性从痛苦中释放出来。

2.2拉姆齐夫人：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

在女性特征方面，整部小说以两个女人――拉姆齐夫人和丽莉・布里斯科为中心。她们两人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和魅力，尤其是拉姆齐夫人。维多利亚时代，自我牺牲、忍辱负重、忠贞不渝是真正女性的特质。那一时期的女性只能被礼节束缚。在《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就是这种传统的典型拥护者。

拉姆齐夫人学习维多利亚女王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竭尽全力成为丈夫至爱的妻子、关心孩子的母亲和体贴周到的女主人。尽管周围人都崇敬和爱戴她，她却在一点点地失去真实的自己。读了这本小说，我们可以看出，拉姆齐夫人总是希望为社会作出贡献，帮助身陷贫穷、鳏寡孤独等人，但父系社会的习俗并不允许她这样做。因此，她唯有在家用餐时才能谈及这些想法。更糟的是，为了确保她的丈夫甚至所有男性的优越地位，拉姆齐夫人竭尽全力牺牲自我、克制自我。她始终觉得很难实现自己的价值，看清真实的自己。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裙钗的附属地位》中提及的：“女性从小到长大成人都是为别人生活的，生来便是否定自我，舍弃自己独立的生活而屈从于他人的感情。”（米尔，141）这本小说以拉姆齐夫人的婚姻观为例，她认为：“婚姻就好像内心充斥着两种情感，其中之一是深刻的情感，这比男性对女性的爱更重要，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影响人。这种情感会在襁褓中灭亡，被这些幻想冲昏头脑的人注定遭周围人嘲笑，被花环点缀装饰。”（伍尔夫，1994：72）这种情形下，人们当然不能实现真实的自我。更糟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婚姻将压制妇女表达真实自我的意愿，甚至逐渐泯灭这种意愿。然而，拉姆齐夫人脑中深深根植着传统的女性角色，她深信这条路无论多困难，都是所有女性必须经历的。

2.3丽莉・布里斯科：理想的现代女性

2.3.1社会边缘的形象

拉姆齐夫人是彼时一位传统的女性形象，她几乎吸引着所有人的眼球，却被社会传统深深约束。与拉姆齐夫人不同，丽莉・布里斯科长相平平，言行古怪，甚至有点像异教徒，身处中年的她仍然单身。由于没有家庭，她自然不需同拉姆齐夫人一样将自己局限在条条框框的约束中。相比拉姆齐夫人而言，她毫无魅力，长相平庸，却热衷于绘画这片男性支配的领域。因此，在充满性别歧视的社会中，生活对于她而言是一项挑战，尤其她还缺少真正女性该有的美貌，以及奉献和牺牲精神。很快，丽莉・布里斯科便被驱逐到社会边缘的处境之中。

2.3.2社会整体的形象

万事都有正反两方面。被驱逐到社会边缘的丽莉・布里斯科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思考、观察甚至发展艺术生涯。这为她将来实现自我、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小说《窗》的第三部分中，丽莉・布里斯科回到拉姆齐先生家，试图完成很久以前未完成的画，而拉姆齐先生紧随其后。尽管有些恼怒和反感，但丽莉仍然淡然地支起了她的花架。早在拉姆齐先生生前，丽莉就有些反感他，她仍清晰地记得拉姆齐先生是怎样频繁地对拉姆齐夫人索求同情，拉姆齐夫人又是怎样为之精力衰退的。因此，丽莉不愿扮演传统的女性角色。拉姆齐先生对于同情的渴望与日俱增，丽莉・布里斯科的反抗心理也日益强烈。最终她选择以沉默不语来反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丽莉成为新型女性的决心，她能够勇敢地打破传统形象，追求自己的新身份。

当然，在成为艺术家的梦想道路上，丽莉也打破和否决了许多规矩。这些规矩被那个特殊时代的人视如珍宝，它们如婚姻、职业一样真实存在且必须拥有。如上所述，尽管拉姆齐夫人的婚姻令人窒息，她仍然认为那是必经之事。然而丽莉却不这么认为，作为一名中年妇女，她仍然单身，并且不愿结婚。因此，当她和拉姆齐夫人聊天并且希望得到拉姆齐夫人坚定的回应时，结果让她失望透顶。拉姆齐夫人如此看重美貌和婚姻，以致她不愿鼓励丽莉坚守自己的信念，反而让丽莉重视自己的外貌，甚至企图为丽莉安排婚姻。她还试图劝说丽莉放弃绘画事业，成为一名普通的女性。因此，交谈后的丽莉矛盾万分。一方面，她尊敬和爱戴拉姆齐夫人，更重要的是，她钦佩拉姆齐夫人，重视拉姆齐夫人的观念。另一方面，她深爱绘画，难以放弃。在两个女人间达不成一致时，她们只有通过男人的眼睛理解彼此，这正是丽莉不能解决困境，不能彻底理解拉姆齐夫人的原因。丽莉眼中的拉姆齐夫人与班克斯先生眼中的一样，是一位美丽端庄的贤妻良母。然而这仅是她形象的外在罢了，在她的外在之下，拉姆齐夫人热情洋溢，勇敢无畏。但这些性格只能深埋在她心中，并渐渐湮没。对于拉姆齐夫人的不解，丽莉心中充满困惑，但她一直觉得：“拉姆齐夫人深深存在于所有女性的脑海和心中的每个房间。正如王室坟墓中的珍宝和刻有神圣铭文的药丸，当人们能够取出它们，它们便能教会人们一切。然而人们永远不会公开呈现这些东西，更不会将其公布于世。挚爱抑或投机者究竟通晓了什么样的艺术，才能借此推开所有门，进入到那些秘密的房间中？”（伍尔夫，1994：37）但实际上丽莉并不知道那是什么艺术，这再一次证明了沟通的困难，而这一困难正是找到女性真实自我的关键问题。

这样的窘境困扰丽莉长达十年，小说将近结束时才有了转折点。拉姆齐夫人死后，拉姆齐先生向丽莉寻求安慰和同情。由于丽莉不愿意安慰和同情拉姆齐先生，她便转移话题以避免尴尬。令人吃惊的是，拉姆齐先生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情绪高涨。丽莉总为自己没能承担女性义务而愧疚，见拉姆齐先生精神状况不错，不免有些宽慰。自那以后，丽莉逐渐意识到，受迫于父系社会的境况，独立的女性观念和传统的女性角色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正因这些矛盾冲突，她才觉得拉姆齐夫人神秘、难以理解。从那时起，丽莉敢于像女性一样面对生活的经历和情感。同时，她也找到了拉姆齐先生的美德，尤其当拉姆齐先生开始改变对待生活和一切的态度时，她发现拉姆齐先生是个自信、实际、追求真理、渴求知识的男人。

经历了这些，丽莉理解了拉姆齐夫妇在父系社会必须面对的困难，也开始寻找这对夫妇身上的真实性格。这些性格后来成为丽莉性格的一大部分。在小说第一部分，由于从未接受过专业的绘画教育，并且没有能够效仿的女性画家，丽莉没有自信完成拉姆齐夫人留下的画。然而，在十年的探索之后，她被拉姆齐夫人对周围人的慷慨热情和拉姆齐先生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所鼓舞，最终拿起画笔，优雅地完成了画作。这标志着她职业生涯和自我实现的成功。

3.伍尔夫双性化视野的原因及影响

3.1伍尔夫双性化视野的原因

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日益繁华，随着科技、交通和教育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那时，维多利亚女王将自己开始塑造成了女性劣于男性的典型。此外，她还认为女性的首要工作就是在家抚育下一代，相夫教子。在这种观念下，社会被分成不同等级，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这样的社会规定中，男人必须是社会和家庭的中心，而女人只能局限在家中，追随男人，并听从指挥。

显而易见，在这种典型的父系社会中，女性几乎不能接受教育，更别说拥有社会化的机会。在那种情况下，女性几乎没有工作和独立收入，她们只得依靠自己的丈夫。女性变得穷困潦倒，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也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逐渐落入严重困境。因此，女性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充分表达自我的能力。

作为一位出生和成长在那个时代的女性，伍尔夫的生活经历和她细心的关注、缜密的分析促进了她启蒙式的女权主义观点的提出。在父系社会中，她见证了周围许多女性遭受的不公，尤其是她母亲。伍尔夫认为，她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女性。作为一个尽职的妻子，她一直以来忍受着丈夫，从无半句怨言。作为一名有爱的女性，她有条不紊地照顾着八个孩子，为他们提供世上最美的一切，即给予他们物质上的爱。作为一位贴心的主人，她竭尽所能牺牲一切，只为满足客人。另一方面，尽管伍尔夫的父亲极富理性，拘泥呆板，却勇于追求真理和梦想。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伍尔夫总是矛盾重重，迫切想要解决一切问题并找到真实的自己――要么像她母亲一样当传统女性，要么像她父亲一样做职业人士。

由于细心观察，积累生活经验，伍尔夫发现解决性别问题最合适的方法是将男性和女性的个性特点相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整体，并保持整体和谐。当然，这种特殊理论主要归功于伍尔夫的父亲，因为父亲给予她良好的教育。在书房里，她从父亲收集的大量书籍中学到了许多知识，并获得了诸多灵感。

3.2伍尔夫双性化视野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伍尔夫对于女权主义的贡献在于她的双性化理论。她提出，解决性格不公的理想方法不在于判决性别本身的优劣，而在于两个性别如何和谐共存。这是伍尔夫女权主义观点的精髓，也充分展现在小说中。例如，在拉姆齐夫人讲述给詹姆斯的《渔夫和金鱼》故事中，拉姆齐夫人清晰地阐述了这种观念。据说，有一天，一位渔夫抓到一条金鱼，金鱼乞求他放生。作为交换，金鱼将完成他所有的梦想。所以当渔夫告诉他妻子时，他妻子想出了各种要求，其中包括让自己成为女王。最终，那个女人成为世界的中心，掌控世界万物，包括男人。她甚至将自己的丈夫驱逐出了宫殿。如伍尔夫所描述，这个故事是以反讽的语气叙述的。故事中蕴含着对女性压迫男性的否认，这道出了伍尔夫的真实情感。两种性别的颠覆并非理想的解决方案，也注定遭受失败。只有两种性别和谐共存，社会才会更加美好、更加光明。

作为现代小说领域中的文学巨匠，伍尔夫成就非凡。许多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家都对她表示感激。例如，玛丽伊格尔顿称伍尔夫为“当代辩论的开国之母”。

4.结语

伍尔夫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还是女权主义作家的先驱。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是她一生的关注，也是她文学作品的一大主题。在《到灯塔去》中，她见证了一位真实女性的逝去：拉姆齐夫人拥有忠心、虔诚和纯洁的美德，她倾注一生于传统价值观上，牺牲自己，服务他人。然而，不管怎样，我们也见证了新的女性身份――丽莉・布里斯科的出现。她勇气可嘉，敢于反抗社会准则，实现成为艺术家的梦想。丽莉被人们当做伍尔夫的完美肖像。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在追求自己事业的过程中，她毫无疑问地经历了许多矛盾冲突。她的父母，在小说中被描述成拉姆齐夫妇，在性格上相互排斥。她的母亲是当时女性的典型，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女性，促使伍尔夫牺牲自己。她的父亲是当时男性的典型，则促使伍尔夫实现自我。这两种情形使伍尔夫疑惑不已，并陷入窘境，因为不管偏向哪种都是对另一种的否定。幸运的是，一段时间后，伍尔夫逐渐发现了自己的真实性格――两种极端性别的融合。双性化视野不仅是女权主义观点的伟大发现，还是实现男女性别平衡，创造社会和谐的理想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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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Roger Fry：A Biography.London：Hogarth，1940.

[18]――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y，（Volume III）.London：The Horgarth Press，1980.

弗吉尼亚伍尔芙范文第3篇

关键词：《奥兰多》；新传记；虚构传主；多线并置

1927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第一次在对于《某些人》（Some People）的书评中提出了“新传记”一词来概括当时以斯特拉奇为首的打破传统的传记形式创作，新传记也因此得名。《奥兰多》作为在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新传记”观点同年创作出来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伍尔夫为张扬自己“新传记”观而形成的一部“功利之作”。本文从两个方面对伍尔夫“新传记”创作实践进行分析，即虚构传主的选择和多线并置的手法的使用。

一、虚构传主的选择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理解的‘传记’是传统的文体样式之一，是反映真实人物生平的一种文体样式。”①而读者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的传记《奥兰多》却很明显能看出奥兰多的生命形式超出了我们正常人的生理行为模式。

《奥兰多》中主人公奥兰多是一位英国的贵族，他在三十岁之前以男性身份存在，在三十岁之后性别更替为女性，并以女性身份，生命延续了将近四百年的时间。作为一部以“传记”定名的作品，虽然伍尔夫曾经表示这个传主的原型是自己的女友薇塔，但是在史实上，文中的记述主体奥兰多却完全违背了人类的生命形式存在，而是伍尔夫的一场文学虚构。

虚构传主的选择展现了伍尔夫大胆而独特的选材风格，并对传统传记模式做出极大的挑战，这也符合当时新传记创作中作者们自由的选题意识。同时伍尔夫新传记的这一改革也具有极强的讽刺性，用虚构传主这一对传记大跨度的改变讽刺了当时的传统传记中对塑造英雄主义的一味追求，伍尔夫“新传记”模式创作以其存在夸张色彩为特点，目的是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新传记”观重视，使传记能够达到为普通人物立传的目的，通过使用虚构人物立传手段，将写作过程放大，增加作品关注度，而非主张所有“新传记”都应该宣扬为虚构人物立传。

二、多线并置建构圆整人物

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传记”的词条释义认为传记是最初因为纪念目的而产生的，因而使得传记倾向于歌功颂德②。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英国的传记文学创作中却出现了一段和时代密切相关的传记创作改革浪潮，即“新传记观”的提出。传统传记的精神指引性被传记作家广泛消解，传记不在只为塑造人物的典型精神而进行单线孤立创作，伍尔夫亦开始对传记人物进行多维立体建构。

如果我们将《奥兰多》看做是一部以奥兰多为传主创作的传记，忽略其中出现的种种不符合科学的境况来看，传记中描述了英国年轻贵族奥兰多从伊丽莎白一世治理后期到伍尔夫身处的1928年间近四百年的生活。伍尔夫将众多真实人物穿插在奥兰多的生活中使整部作品的文本时间合理的向后推移。

《奥兰多》中除了为奥兰多营造出真实时间线之外，还为奥兰多建构了两条虚构的生命线即文学线与爱情线。作品中《大橡树》这本诗作在奥兰多的文学生涯中反复出现，奥兰多对于自然界的种种热爱与观察都是基于想完成《大橡树》的创作，因而文学线的展开即是以《大橡树》的成书过程为窗口向读者进行展现的。在《奥兰多》的爱情线中，奥兰多的每一个阶段就会遇到一段不同的或者符合或者不符合生命节奏的爱情或婚姻。例如从最初的陪伴女王身边没有爱情可言，到突破束缚爱上萨莎被萨莎所伤，到贯穿了奥兰多由男性变成女性过程的罗马尼亚哈丽特大公，到屈服于时代渴望找到婚姻作为自己的归宿嫁给了谢尔莫丁。

而在每一次奥兰多的爱情徘徊后，都会促进奥兰多对《大橡树》的写作进一步推进，或能进行再次创作，或能对其进行删减，这使爱情线和文学线紧密相连，在对两条链进行对比梳理时可以看出，文学线与爱情线不仅是奥兰多生命虚构中出现的两条重要的故事线，同时文学线和爱情线的推进过程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三条线呈现出了相辅相成的状态，互相关照中更突出了伍尔夫新传记观中对传主精神塑造做出的尝试。

三、结语

因伍尔夫1927年提出“新传记”的巧合时间点以及伍尔夫为《奥兰多》的“传记”定性，所以本文中选择《奥兰多》作为伍尔夫新传记观研究的例本。研究《奥兰多》后得到伍尔夫对于新传记的创作实践包括为普通人立传的目的以及多线并置塑造A整人物等手段，同时关于伍尔夫的“新传记”观的叙事时间仍然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①田英华著：《语言学视角下的传记体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页。

②转引自唐岫敏著：《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透视》，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参考文献：

[1]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任一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M].戴红珍、宋炳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弗吉尼亚伍尔芙范文第4篇

论《达罗卫夫人》中的意识流与现实因素

摘要：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达罗威夫人》中运用叙述角度以及时间转换，一方面展现了一个存在在人物内心的内部世界，描写了一个被感知的现实，而不是传统的那个僵硬的现实，另一方面将外部世界巧妙的融入到小说中，也为丰富的内部现实提供了一个坚定的基础。

关键词：感受的现实 外部现实

时间 叙述角度

弗吉尼亚伍尔芙范文第5篇

关键词：女性 女权主义 认知自我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9-0007-01

《时时刻刻》（The Hours）是一部意识流风格电影，以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于1925年撰写的长篇小说《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为纽带，以高超的蒙太奇技巧，混合对女权、同性恋、婚姻与家庭、生与死等社会课题的思考，将三个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女性生活投射在银幕上，是一部看似很“闷”，却又发人深省的经典电影，非常值得细细品味。

影片的主角是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是劳拉·布朗（Laura Brawn），是克拉丽萨·沃恩（Clarissa Vaughan），更是所有的女人。镜头的拼接下，时间不断延伸，影评的主题--女性对于生命、自我、家庭的思考呼之欲出，男性一反常态地在影片成了“花瓶”。影片中的女人都拥有美好的爱情，有深爱自己的男人，可是她们快乐吗？弗吉尼亚在《达洛维太太》中就写道“爱情也有毁灭性，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真实的东西都会消亡” ，也就是说，爱的魔法让人幸福，也会让人窒息。20世纪初的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严重精神疾病的困挠下创作《达洛维太太》之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被束缚感，行走在绝望的边缘；20世纪中期的美国家庭主妇劳拉·布朗，正怀着她的第二个孩子，读了伍尔夫的小说后对自己所选择的生活产生了质疑，准备选择自杀，但是最后她犹豫了：她决定选择生存，但是生存在自己的世界里。20世纪末的美国编辑克拉丽莎·沃恩，与同莎莉相濡以沫，当前男友查理斯·布朗（劳拉·布朗抛弃的儿子）自杀身亡后，却悲痛得不知所措。电影将近结尾，年暮的劳拉与克拉丽莎不期而遇，一番恳谈后，劳拉对当年远离家庭的桎梏选择独立生活无怨无悔，而克拉丽莎也终于顿悟：面对真实的自我，勇于面对自己的人生，了解人生的本质，真正热爱生命，才能拿得起，放得下。”

这三位女性的故事相互交融，前后呼应，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达洛维夫人；她们都在思考着同样一些问题：女性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传统婚姻是女人最好的归宿么？如果生不快乐，死亡即是解脱么？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也都是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关于女性的生命意义。佛说：世界上有四种人：第一种人由黑暗走向黑暗，第二种人由光明走向黑暗，第三种人由黑暗走向光明，第四种人由光明走向光明。无论佛陀如何说教，基督如何指引，归根到底，他们教给大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后做出关键抉择的，还是人类自我。只有了解了人生的本质，真正热爱生命，才能拿得起，放得下。从这种角度来讲，女性生命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上天赋予的生儿育女本能，更是女性以不同于男性的方式，正确认识自我、如实看观内心、理性选择目标，最终做出选择与持续努力的一个漫长过程。电影中，三位女主人公在不同的时空中，面对不同的自我，在困境中挣扎、求索，在生与死的临界部，探求了生命的真谛，从黑暗走向了光明，实现了自我的认知与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