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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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四年级范文第1篇

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曾经讲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F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了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学确实中衰已久，不惟国内，海外也久已无人董理，有日本学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将其译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学生学习碑刻学的入门书籍。相比之下，此前这份讲义在国内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术》上公开发表过，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响还不及日本广泛。相信这次收入《古文献学四讲》，能够很快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代诗四年级范文第2篇

一、激发童趣，创设诗化意境。

“创设情境，就在于为学生精神生活提供基础，让学生全身心地进入情境，以促进语言形象和语言情感的深入感悟。”诗歌教学中，应该重点创设情境进行朗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孩子们在学习中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

如，教学作家金波写的儿童诗《春的消息》（四年级下册），我是这样激趣的：“春雷滚滚，带来了春的消息。在同学们的眼中，春天带来了什么样的讯息给你呢？”学生纷纷发言：“小草绿了！”“树枝萌芽了！”“草长莺飞！”…… 由此，教师带领学生进入《春的消息》描写的意境，反复朗读，细细品味，把学生不懂的地方提出来讨论。这首诗寓情于景，写出了童心童趣，与孩子们的生命体验非常接近，半节课的工夫多数学生就已经熟读成诵了。记得于永正老师说过：“语文课堂教学的亮点在于朗读。”所以，作为语文课，朗读是最平常、也是最有效的学习手段。

二、发现童心，体验诗意课堂。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要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生活体验是语文教学的沃土，新课标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提倡要在生活中学习语文，运用语文。

一张中国地图张贴在黑板中央，我带领学生学习《我站在祖国地图前》（四年级下册）这首现代诗歌。“金黄的是沙漠，深褐的是高山，碧蓝的是湖泊…… ”学生在地图上寻找着不同颜色所代表的不同地域，我在旁边适时点拨。一个学生赞叹：“祖国真大啊！”“说得对，还可以用什么词语形容祖国大呢？”“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孩子们在诗歌中深切领略了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激发了热爱祖国的情感。这首诗的第四小节只有短短的两行：“我站在祖国地图前，像依偎在妈妈身边…… ”省略号留白的内容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此时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也成为发现童心之旅。

三、捕获童言，发掘创作灵感。

“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是新课程倡导的重要理念之一，通过创设行之有效的教学情境，不仅可以使学生容易掌握知识和技能，而且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体验教学内容中的情感，使原来枯燥抽象的知识变得生动形象。

《大自然的语言》（五年级上册）这首诗分为三部分，用诗的语言告诉孩子们怎样看懂自然现象，启发思维，增长见识。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明白，鸟语花香、莺歌燕舞，抑或黄叶凋零、冰天雪地，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课后拓展题布置学生观察大自然的景物变化，学着去发现大自然的语言，然后仿照课文的写法写一小节。

教师示范《秋》：

落叶在空中飘落，

就像那彩蝶翩翩。

大自然的语言写着：

秋天已来到人间。

学生创作《春》：

小草伸了伸懒腰，

使劲地顶开了泥土。

大自然的语言写着：

春天已经来到大地。

这样的诗歌课堂，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超乎我们成人所能想象的。

又如，《小草之歌》（四年级上册）这首诗歌采用拟人写法，抓住小草的特点，赞美了小草的奉献精神。全诗押ao韵，读来朗朗上口。在充分理解诗歌内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即兴创作。学生作品摘录如下：

树种子的梦

我是一颗树种子，

闪着乌黑发亮的光泽；

渴望投入泥土，

生根发芽是我的梦想。

……

聆听春燕的呢喃，

感受夏雨的清凉；

我舒展开手臂，

撑起一柄绿色的大伞。

现代诗四年级范文第3篇

教材对诗歌的安排，一般是每册一首现代诗、两首古诗。这样的诗歌教学量，在教材中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而且仅通过几个课时的学习也满足不了学生对诗歌学习的需求。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浩如烟海，从开拓眼界来说，国外的很多诗歌也非常值得学习。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我们可以在不加重学生学习负担的情况下，把目光投向课外，以诗歌小课程的形式进行教学。小学一般在早晨安排40分钟左右的时间晨读，我们可以利用其中的20分钟进行诗歌诵读。

课程标准提倡“与黎明共舞”的晨诵项目是以适合学生的儿歌、优美的儿童诗及古典诗词为主的复合课程。晨诵诗歌教学的目的是让诗歌与学生建立起关系，丰富学生的心灵，使学生在晨诵的过程中与诗歌交融，沉浸其中，玩味其间，充分体验诗歌的丰富性。晨诵不提倡机械的背诵，而是将诗歌与学生联系起来，让诗歌真正成为润泽学生心灵的营养品。作为晨诵教学的内容，我们有很多合适的诗歌，但在小学阶段，还是应以儿歌、优美的儿童诗以及古典诗词为主。

晨诵，作为课内诗歌教学的有力延伸，选择什么样的晨诵课程内容很重要。儿歌、优美的儿童诗作为晨诵课程的重要内容，老师要对此有一定的了解。关于儿童诗，人们这样定义：以儿童为主体接受对象，适合儿童听赏、吟诵、阅读的诗歌。儿童诗应符合儿童的心理和审美特点，既包括成人诗人为儿童创作的诗，也包括儿童为抒怀而创作的诗。我们带给学生的儿童诗应总是带有饱满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构思，以及天真的想象。这样的儿童诗是学生所喜欢的，符合儿童的心理和审美特点。如这首《落叶》：蓝天中的美人鱼/跳着优美的舞蹈/在偌大的海洋中/打着旋儿，伴着风儿，潇潇洒洒/悄然无声地落下来/悠闲地静听着/大雁的别离歌。秋天是美丽的，片片落叶像彩蝶，像小舟，在诗人罗英的笔下，却又成了美人鱼，在蓝天这“大海”中跳着优美的舞蹈。多么奇特瑰丽的想象！作者把秋天的美写得酣畅淋漓，怪不得秋天被评为“万美之中秋为最”。这样的诗歌既有独特的想象，读起来又特别优美，作为晨诵的内容尤其受学生的欢迎。如果要设计以秋天为主题的晨诵课程，这首诗是很好的选择。

在儿童心理学中，儿童的年龄段很长，从初生至十七八岁都属于儿童。让小学高段的学生也像七八岁的孩子一样读相同的诗歌是不太合适的。在诗歌教学中，我们除了要带给学生快乐之外，还应该给学生带来思考，带来更多关于生活的启示，让学生明白，生活不仅有甜这种味道，还有很多其他的味道。因此，通过晨诵进行诗歌教学时，我们要分阶段进行。

新教育儿童阶梯阅读研究通过“毛虫和蝴蝶”阅读项目组，对儿童的阅读心理进行了精彩的阐述：童年不是一个静止的房间，它是一段由浪漫到精确，由粉红到天蓝的彩色阶梯，二年级和四年级，不是相近的两个教室，而是隔了几重天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因此，学生每一年的阅读，应该符合他们各自的不同特点。这段阐释与儿童的阅读心理相近，诗歌的阅读教学也是如此。在小学低年级，我们可以以这样的儿童诗作为教学和阅读的重点，如金波先生的《云》：蓝天蓝，像大海/白云白，像帆船/云在天上走，好像海里漂帆船/帆船，帆船，你装的是什么？走得这样慢/不装鱼，不装虾，装的都是小雨点/雨点，雨点，请你快下来，帮我浇菜园。这样的诗歌浅显易懂，由一连串的想象构成，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节奏感，洋溢着生机盎然的童趣。而到了中年级，我们可以以这样的儿童诗作为教学和阅读的重点：如贾尼·罗大里的《月亮海》：月亮海里，没人跳水嬉戏/那里没有一滴水/一条鱼儿也没有/不会游泳的人们/这是多么美好的海！这样的儿童诗除了语言非常优美之外，也很有意境，能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到了高年级，学生对诗歌内容的把握就更深入了。特别是到了六年级，老师完全可以把更多的不同的诗歌推荐给学生。如金子美玲的《雪》：上面的雪/一定觉得很冷/轻盈地依偎着冰冷的月光/底部的雪/一定觉得沉重/负荷成百人的重量/中间的雪/一定觉得孤单/它既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这样的儿童诗和中低年级的儿童诗比起来就多了很多可以思考的内容，读起来意味深长。只要符合儿童的心理和审美特点，像泰戈尔的《飞鸟集》、狄金森的诗歌等，老师完全可以推荐给学生。

现代诗四年级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诗歌；诗意；诗教

诗歌教学是小学语文的优势，《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诵读儿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

《大地的话》是北师版小学四年级第一单元的首篇主体课文。这是一首现代诗，生字也不多，要求会认的三个，会认、会写的五个。认识了生字，完全会读，理解也不困难。如果要说难一点的话，就是练习题要求“依照课文前四节，试着再写一节”。

《英才教程》讲解更是详尽无遗。分为五大部分：学前导引（阅读提示、学习目标、知识链接）、字词全解（生字扫描、读写易错提示、多音字辨别、词语解释、反义词、近义词辨析、多义词辨析）、句段解析（逐段逐句解析、总述概括）、篇章点拨（文章结构、中心思想、写法借鉴、品读感悟、语言积累、课后题解）、课业设计（字、词、句、段、篇）。

这样一番从头到脚、从外到内全面包抄、分割、解析，真是该用到的都说了，例如生字、笔顺、字义、词性、结构、形近字辨析、造句等，暂时不用的也说了，如繁体字、英语等。知识点、测验点全部理出来了，考试测验该提的问题全部提到了，哪怕一个细小的答案都有了。总之，一切都是现成的，不需犹豫，不需思考，不需质疑，不需探索，一切只需背诵，一切只需记忆。一切都是确定好了的。

学生有这样的宝贝，还需要教师教吗？

但是，我觉得，这样完美的设计，真有点像古代兵书中的“美人计”，让学生在“享受”中走向灭亡之路。这样完美的设计，如果再遇上拙劣的教师，学生的创造性几近于毁灭。

遇上这样的教辅书，教师该怎么办？

上课先撇开《英才教程》，按自己的“朗读”思路走。

第一步，在用较少的时间克服生字生词障碍后，引导学生读好课文。首先是读出童趣。出示标题主语“话”，启发学生想象理解：这是谁的话？你的？我的？他的？爸爸的？妈妈的？爷爷的？奶奶的？……都不是，这是“大地的话”。读出重音“大地”。

读第一节。充分发挥拟人的优势，引导学生边想象、做动作，边形象地读。指空中，读“假如你是种子”；转向怀里，读“请到我的怀里睡”；指自己的怀，读“这里有新鲜的空气，软绵绵的被”。稍停，指读“你可以发芽、生根，开花、吐蕊。”更形象一点，指向空中的“枝头”，读“让枝头的果子”，夸张地，做出接的动作，读“一嘟噜一嘟噜往下坠”。

全诗都这样想象，边做动作边读。一个人读了，还可以两个人对读，也可以小组内互相做这样的动作读。

第二步，读出每一节内部的层次。以第二节为例。如一二句为第一层次，确定谁，干什么。三四五句为第二层次，天空、大树、湖水，栖息的地方。六七句是第三层次，在哪里干什么。八九句是第三层次，我的态度和感情。其他几节都可以这样读出层次。多读几遍，层次有了，课文也背下来了。

第三步，读出每一节中的“我”，找出每一节中的“我”，把前四节中的“我”和后四节中的“我”联系起来，完整地读。然后提问：“我”是谁？“我”对种子的态度怎么样，“我”对飞鸟的态度怎么样，“我”对小鱼、小草呢？假如还有其他“人”――事物，后面我们可能会写到，你想“我”是什么态度呢？这说明什么？教师稍一点拨，本诗的中心思想也就有意会的可能了。

第四步，检查，前四节都写成“假如”行不行，都换成“即使”行不行，为什么。

第五步，仿写。当学生读熟了，背下来了，闭上眼睛冥想，回味全诗的内容。然后再仿照前四节中的某一节仿写。如果有时间，最好仿照一二节写一节，三四节写一节，再有时间，还可以仿写整首诗。

学生虽然读熟了，能背下来了，但写作还是有困难，因此，在仿写整节诗前要做些铺垫。如用“假如……”“这里有……”“你可以……”“不论……也……”“不论……但……”造句。这些句子造熟了，再确定一个事物，写一节，或两节，或一首诗。

现代诗四年级范文第5篇

我最近发现自己内心充满了嫉妒。

和我一起来台湾读交换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就住我宿舍楼上，她写诗、弹琴，学习好，用的是公费来台湾（我却要花多一万学费，因为甄选考试没她好）。每次我见到她，总是淡淡的，其实却特别关注她，想找到她的缺点，好让我自己内心平衡一点。

那天我听见她在楼梯间讲电话，笑得特别甜。我假装出去装水，顺势贴着墙壁偷听。我很怕听出，电话那头是我喜欢的男生。她和他在一个诗社，微信有互动，他也曾经向我提起她。我想，只要他们互相了解，一定会欣赏甚至喜欢对方的。后来听出电话那头是女生，我才放心。

这样偷偷的、隐秘的情绪实在让我不舒服，也觉得很不应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它，只好掩饰着，逃避着。

前不久，我参加了学校的现代诗比赛，却没有入选终审。她入选了。旁听终审会的下午，在诗稿中我认出了她的诗，写得太好了，我当时便明白，那首诗至少可以得前三名，甚至第一。果然，一位评审非常青睐她的诗，连说几乎十个“我很喜欢它的……”。每听到评审冒出一句，就像把我一只手指放进火里烧，一只，两只，三只，烧了十只。我只好暗暗祈祷，其他评审不要喜欢，不能喜欢。最后，她得了第二名，几乎和第一名同分。

我背着书包灰溜溜地离场了。有种想哭的渴望，被我努力压抑着。想起她每天七点半在楼梯间朗读诗文，我却在被窝里睡大觉。这个结果是我应得的。其实，这一切情绪都与她无关，是我不敢面对这样的自己。

有天晚上，她来敲我宿舍门，进门就问：“要是一个和你心心相印的男生每周和你通信，可他有了女朋友，你还会继续和他保持关系吗？”我马上问：“是在台湾认识的男生？”我问。“不，是我一个高中同学，我喜欢他。”顿时，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她和我喜欢的男生是无关的。那晚，是一个敞开的她，与一个封闭的我在对话。我说：“我也不知道诶……听说你现代诗比赛拿了第二名对不对？恭喜啊！”

前天我们在图书馆遇见，我内心挣扎后，告诉她《联合报》有个老师很推崇的专题报道。她便跟我一起看同一份报纸。我原本担心自己读得太慢，结果发现她也很慢，甚至要嘴里念出来，我这才放下心来。之后，她主动聊起关于专题的一些故事，说着说着哭了起来。这是个真性情的女子呀。我对她的好感爆棚，觉得自己对她敞得很开。

接着她问我去台大学探戈的事。这是她之前便感兴趣的，但我不愿分享给她。这次，我跟她讲了学舞的一些体验，讲到一次跳得像飞的感觉时，她也进入了我的想象之中。之前我以为，这样的感觉不会有人懂了。她的懂得让我分外快乐，觉得自己得到了意外之喜。

我跟她说，“我可以带你去舞会看看，感受一下！”她很开心地答应了。

但几乎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万一舞会里她很受欢迎，我被她比下去了，怎么办？她这么漂亮，还是不要带她去吧……我又开始关上自己世界的那扇门。

到这里，我已经发现之前的敞开是有条件的，条件是我和她没有利益冲突。先是知道她不会“抢走”我喜欢的男生，然后发现她阅读速度慢，后来聊天过程中感觉她的知识面不如我宽，思考问题也比较浅，也就是说，发现了她的短处，才心生愉悦。所以这样并不是真正的敞开吧？如何才能不嫉妒呢？这个课题好难。

女儿

女儿：

看完你的这封信，我想起自己的经历。我高中时候非常嫉妒我的同桌，她跟我一样，学习也不见得特别用功，却总能考全年级第一名，后来她上的又是北大。

这样的女孩子让人嫉妒得要死吧。可是，前两年我与她联系上，聊起那段时光，她说她可嫉妒我了，因为我收到过几个男生的情书，而她整个学生年代从来都没有收到过。

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只看见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忽略了自己的优点与美好。

《花样盛年》杂志吐秘密的栏目里曾做过一回关于嫉妒的小调查中，关于嫉妒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嫉妒自己身边人的人多过嫉妒明星的人，你也在这个多数人内。更有63%的女性认为嫉妒是有用的，说嫉妒可以让自己发奋图强。

我也认为嫉妒有用。早在高中时，我嫉妒我的同桌成绩特别好，所以我时不时偷窥她的学习方法，玩命儿似地读书，结果本考不上大学的我，考上了大学。这是一种飞跃。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也赞成嫉妒有用的说法，他说在难免产生嫉妒的地方，就用它去刺激自己的努力而不阻挠对方的努力。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告诉你，想要完全不嫉妒没必要也不可能。这世间，每一种情绪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之处。嫉妒除了让个人更努力之外，何尝不是让人类更进步？难道莱特兄弟不是因为嫉妒鸟儿可以自由地飞翔而制造出了飞机吗？

不过，我也想起了电影《东邪西毒》里的一句台词：任何人都可能变得狠毒，只要你尝试过什么叫嫉妒。王家卫总是极精准地抓住人性的幽微，事实上，关于嫉妒而令人狠毒的例子，社会新闻每天都有好多宗。

宇宙万物都存在利弊的两面。你强大，嫉妒成就你。你脆弱，嫉妒便毁灭你。

其实我反而很奇怪你为什么现在才聊起自己的嫉妒？嫉妒这种情绪几乎是人人自带。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就嫉妒我奶奶对弟弟比对我好。你是独生子女，虽然不能体会到兄弟姐妹间的嫉妒，但你不记得你八岁时嫉妒过邻居家小女孩的裙子比你更漂亮吗？四年级时，你嫉妒过班上新转学来的同学，成绩比你好，长得比你漂亮？

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你给家里倒了一个学期垃圾，我给你买了一条你觉得更漂亮的裙子；而那个转学的同学，你与她成了最好的朋友，取长补短。到现在，你们对彼此的优点与缺点都极了解，默契十足。

从那时候起，你已经形成了将嫉妒变成了动力的行为模式，所以你才能成为今天的样子，好到我为你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