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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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寓言故事范文第1篇

力推新闻发言人制度

2015年12月22日，经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主席会议确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庆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

现年64岁的王国庆，有着20余年新闻工作经验，从政后长期作为新闻部门官员和媒体打交道。谈到初任政协发言人的感想，王国庆用“诚惶诚恐”来形容。“要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做好这份工作不容易。”他的两名前任―――赵启正、吕新华，都因个性化语言给媒体留下深刻印象。

在2000年11月任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之前，王国庆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20余年，曾担任该台驻美国华盛顿首席记者，可以说，是位采访经验极为丰富的媒体人。

1952年10月，王国庆生于江苏无锡。他在黑龙江做过知青，1975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留学两年。1978年4月后，王国庆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编辑、副组长、组长、英语部副主任、驻美国华盛顿首席记者、台长助理（曾先后兼英语部主任、人事处处长）、副台长、分党组成员。

“无论是新闻发言人，还是做新闻工作的同志，有点新闻从业的背景对做好工作很有帮助。”王国庆曾说，新闻发言人有媒体从业经验，会很清楚的信息有哪些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是记者会感兴趣的。

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把王国庆视为自己的恩师之一：“王国庆副主任不仅是一位老新闻，也是一位现代意识颇强的领导，他经常用手机给我发信息，还经常点评教育部的新闻会。他从个人角度对我们工作的提醒，如‘不要给记者讲课，因为他们不是你的学生’‘不要给记者做报告，因为他们不是你的部下’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在王国庆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13年里，推动和见证了中国新闻制度的建立完善。2003年之后几年，每逢一些重大事件发生，部长们被请到国新办开新闻会，王国庆都是会主持人。

“坦率地说，发生‘非典’疫情之前，推动政府新闻工作的难度很高。”2005年，王国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原来要请一个部委的负责同志来开会，打电话、去函，有的时候甚至是求。2003年“非典”之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主动要求我们开会。

2004年，国新办、国务院各部门和省区市政府三个层次新闻制度正式建立。2009年，党委新闻发言人开始设立。2013年，军事单位新闻发言人也陆续出炉。

对王国庆来说，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不断增多的新发言人做培训。多年来，他前往北京、上海、江苏、辽宁、山东、吉林、河南、湖南等地，讲解突发事件处置、舆情研判以及与媒体记者打交道的技巧，为各地新闻发言人答疑解惑。

现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王国庆在努力推进新闻发言人专职化。他认为，新闻发言人兼职化是制约中国新闻和信息公开的最大制约，建议把新闻发言人作为一个新设专业技术岗位，增列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业技术岗位序列里。

“新闻发言人首先要诚实”

“一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首要素质是诚实，此外还要懂政策、懂业务、懂新闻规律。”对于新闻发言人该有怎样的“风范”，王国庆有自己的理解。

他曾举例说，2010年3月，山西疫苗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当地虽然积极回开新闻会，但面对记者提问，新闻发言人回答不专业、不能解惑答疑。“如果工作做得好，政策吃得透，事实了解得清楚，就必然有底气应对媒体。”

王国庆经常强调，新闻发言人和媒体记者应是合作伙伴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有的新闻发言人只是把头衔印在名片上，并不‘发言’。”王国庆曾对记者指出，新闻发言人不仅要在新闻会上面对记者，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面对记者。尤其是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或敏感问题时，最能挑战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能力。

在王国庆看来，新闻发言人万万不能做“花瓶”，得“内晓国情、外晓世界”。

被记者追问难题，有些新闻发言人会“怕”，希望不被提问、不被刁难。王国庆认为，新闻发言人水平的提高，需要来自媒体记者的挑战和压力。

“如果新闻发言人能经常被那些思想敏锐、熟悉情况、提问尖锐的‘刺头’记者逼得‘走投无路’，那他们的能力水平肯定会大幅度提高。”王国庆认为，如果在会上，记者经常不提问或提问水平不高，那么和他们打交道的新闻发言人的水平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做足功课，一个月收集1400多个问题

2016年3月2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厅显得异常热闹。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新闻会在这里举行。王国庆是全国政协大会的第14位新闻发言人，这也是他作为新闻发言人的首次亮相。

下午两点刚过，人民大会堂一楼的新闻厅，就已经被媒体记者和各种采访设备围的水泄不通，就连席前面的空地，也被席地而坐的两排记者填满。

下午三点，在一阵快门声中，新闻发言人王国庆进入了厅。政协新闻会，是每年全国两会的首场重大活动，历来备受关注。曾有政协新闻发言人开玩笑说，这是他“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

与往年不同，2016年政协新闻会的是采用同传而不是交传，这对于发言人来说意味着更多挑战：一、同样的会时长里，将会回答更多的问题；二、没有翻译的时间，可供用来反应如何回答问题。不过，此刻台上的王国庆，虽然一半头发已经斑白，却显得格外信心饱满。

被问到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2016年我国是否能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时，王国庆用他洪亮有力的声音说了两个字“肯定”。他说，“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能保持中高速增长，我给出的答案就两个字‘肯定’。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尽管有所放缓，但是放在全球这个坐标系上看，可能用‘鹤立鸡群’很恰当，而且总体‘气质’仍然很好。尽管面对异常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我们对中国经济是充满信心的。”

关于雾霾，有记者问道，许多百姓没有感受到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对此，王国庆说，“空气污染问题的本质我想是个发展问题，所以说铁腕治污，既要有火烧眉毛的紧迫感，更要有‘积跬步，至千里’的理性和耐心。因为污染不是一天形成的，治理也不可能一下子见成效。”

不到70分钟的会，从“十三五”规划、政协委员履职，到雾霾、反腐，王国庆马不停蹄回答了17个问题。

会结束后，记者在休息室再见到王国庆的时候，他的嘴唇已经干燥起皮。为了这场会，他已准备一个多月，收集了1400多个问题。但问起他如何评价今天的表现，王国庆说：“及格吧。这场会确实大家很关注，很遗憾的是我们准备的还有很多内容来不及讲出去了。”

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因为长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王国庆一直在思考，要怎么用国际语言来表达中国故事。

在这一场新闻会里，他就先后给我们讲了两个故事：“我想起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很少人知道东亚系的前身其实是由一名华人劳工建议并且捐款建立的……”，“说到这儿我又要讲故事。不知道是否各位听说过‘包虫病’？这是一种在我国部分高寒、干旱、少雨农牧区比较常见的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

王国庆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在演绎中国故事。中国人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每个中国人都是这本书当中的生动一页：“可能今天很多外国记者，我今天讲的他也未必全懂。因为我们很多方面还是固有的话语体系。所以这方面，要用国际表达方式把中国故事讲出去，这也不容易。我们很习惯的叙述方式，西方不是这样的，另一种文化我们要研究，然后把话语体系转变好。”

中国寓言故事范文第2篇

You can imagine that man and his whole night of scare. Every moment there was death, his hands were becoming cold, he was losing his grip1...... and as the sun came out he looked down and he laughed. There was no abyss. Just six inches down there was a rock. He could have rested the whole night, slept well---the rock was big enough---but the whole night was a nightmare2.

Fear is only six inches deep. Now it is up to you whether you want to go on cling3 to the branch and turn your life into a nightmare, or whether you would love to leave the branch and stand on your feet.

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一个人在赶夜路时，突然从岩石上跌了下去，吓得他赶紧抓住了岩石上的树枝，因为他知道这一带有个深谷，一不小心就会跌入上千英尺的深渊。一晚上，他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他大呼救命，但只听到了自己的回音---没有人能听到他呼救。

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处境和整晚的恐惧。死神随时都可能降临。他的手开始发凉，渐渐地抓不住了...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朝下看了看，笑了。下面压根就没有什么深渊。在他下方六英尺的地方有一块大石头。岩石那么大，他本可以在那儿休息一个晚上，美美的睡上一觉，但昨晚他却在梦魇中度过。

中国寓言故事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古代音乐教育； 历史； 演进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5）04-153-001

一、夏商周时期：音乐教育的系统化和贵族化

音乐作为社会文化形态，在古代出现直接从劳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劳动号子。原始音乐广泛出现于宗教祭祀活动。夏商周时期出现学校的组织机构，确定了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对象等。《孟子》中：“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商朝的音乐歌舞是进行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学习音乐教育，是为达到维护阶级统治的目的。周朝推崇礼乐执教，从对天神的祭祀转移到强调等级制度的社会道德规范。《周礼・春官・大司乐》提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成均即为古代学校，大司乐即为中国古代的乐官。有学者将成均解释为“以音乐教育为重要内容的学校”[1]，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不涉及建立机构。并且成均之法解释为乐律学理论明显过于狭窄，具体参见刘勇的《“成均之法”辩》。[2]

二、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一枝独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史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璀璨时代。音乐教育突破周朝礼乐制度的刚性制约，私学逐渐在各地兴盛。在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中，最为重视音乐教化功能的是儒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音乐教育的倡导者。孔子花费多年的心血整理古代文献资料，其中对于《诗经》的整理和教授，对于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的弘扬和践行，为中国音乐教育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认为音乐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能够培育美好的道德品质和提升人的精神生存世界。他将音乐作为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必备环节，列入教育课程，并视为君子成长必不可少的重要技能。孔子强调礼乐治国，将礼乐并重，并通过礼乐教育贯彻儒家学说“仁”的道德实质，实现教化民众，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在《论语・阳货》中，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要求从礼仪的玉器、钟鼓等外在形式中发掘所承载的教化内涵。在这里，孔子对音乐实现了祛魅化和人文化的双重进程，消解音乐与巫术相联系、与鬼神相沟通的形而上的神秘功能，建构了音乐人文化的教化功能。孔子倡导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成为儒家经典的审美教育思想。

三、从汉代到明清时期：音乐教育专业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短暂而强大的秦朝推行刚性的法家治国理念，焚书坑儒，禁止私学。作为《六经》之一的《乐经》也随之亡于秦火，成为中国音乐史的一大损失。汉代统治者采纳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官学与私学并举，推动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儒家思想开始渗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心理的深层次价值结构。统治者高度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沿用秦代的乐府名称，设立了汉代的乐府，专门从事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以了解人心向背、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工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纷争，客观上促使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交流，导致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合流，异域音乐和中原音乐交融，从而形成丰富和多元的音乐文化。魏晋时期，清商乐兴盛。魏三祖曹操、曹丕、曹睿起设立专门管理清商乐的音乐机构，称为清商署。到盛唐时期，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统治者崇尚儒学，重视音乐教育功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音乐教育机构（太乐署、鼓吹署、清商署、教坊、梨园等）。太乐署机构庞大，主要成员包括乐官、乐正、博士以及助教，研究和演奏范围包括雅乐和燕乐。始建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的教坊专门负责管理在宫庭中演出歌舞、散乐等的男女艺人，并负责宫廷俗乐的教习和演出事宜，其演奏内容以民间娱乐音乐为主。梨园是唐朝宫廷音乐水平最高的专业音乐机构。《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李隆基将宫廷中的歌舞伎集中在梨园，学习歌舞戏曲，以供宫廷宴乐。这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训练戏曲歌舞演员的培训场所。

宋元时期的音乐教育模式主要继承于唐代，设有太乐局、鼓吹局、大晟府、教坊、教乐所等音乐教育机构。在朝廷大宴、重大节日、皇帝游幸、赐大臣筵席等政府重要场合，由教坊演奏乐曲、剧目、歌舞之类。宋代宫廷音乐保持了唐代宫廷音乐的基本格局，雅乐是主导观念。在正殿进行典礼时，多用雅乐，在别殿设宴祝寿时，多用教坊乐。雅乐承载意识形态的社会教化功能，同样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明清时期，文化教育总体倾向于保守和僵硬。音乐教育成为技艺的传授，内在的音乐教化功能相对淡化。明朝朝廷的音乐、礼仪之事归于太掌寺管理。宫中的歌舞音乐之事归于教坊司管理。清代制度主要继承明朝，朝廷中主要是隶属于太常寺和礼部的乐部。宫廷的礼乐机构为升平署。统治者较为重视华夷之辨的正统问题，雅乐作为正统的一种表现载体，自然受到重视和扶持，因此雅乐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朝廷的典礼音乐为正式场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讲究政治形式和程序规范，逐渐失去活力。民间的娱乐音乐逐渐兴盛，出现了变雅为俗的要求，以戏曲为代表的娱乐形式逐渐普及，众多政府机构和富贵商人都蓄养戏班。

基金项目：咸阳师范学院专项科研基金项目（12XSYK065）。

参考文献：

[1]卢康娥.音乐教学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M]2008年1月，第28页

中国寓言故事范文第4篇

在青铜器纹饰上，燕国和中山国都大量使用绳络纹和动物纹。綯纹是战国时期流行的纹饰之一，多作为辅助纹饰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綯纹还有一种较为复杂的形式，即以几条绳索交织而形成套结，再彼此联结成网络状，一般称为“绳络纹”。绳络纹是北方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战国时期的中山国，这种作为主纹饰出现的复杂綯纹较为常见。1989年唐县西下素出土的提梁壶，通身饰四周綯索纹。平山访驾庄墓出土的提链壶，腹部饰绳络纹，圈足饰綯纹。唐县北城子出土的瓿、豆、鼎、双耳小铜釜等青铜器上也都装饰绳络纹。燕国的唐山贾各庄、阳原九沟村和三河大唐回村均出土有绳络纹铜器。三河大唐回村出土的铜簋盖上和腹部皆饰以双绳结纹组成的横长方格纹，圈足底边饰一周綯纹。战国时期中山国动物纹应用普遍，且动物形象生动逼真，特点十分突出。

行唐西石邱墓出土的铜匜，器内底部饰双鱼纹。灵寿西岔头墓出土的铜盘内底饰七鱼六兽。唐县北城子出土的铜盘底部有五鱼，六凫鸟作互相追逐状，形象非常生动，这样的纹饰在战国中原各国并不多见。中山王族三号墓车马坑出土的一件铜当卢，物件虽小，但双虎噬小鹿图案非常精致。虎的艺术形象在中山国出现极多，显示出其对狩猎生活的熟悉与怀恋。这一时期燕国出土青铜器纹饰中动物纹也十分引人注目。三河大唐回村墓出土铜鼎盖钮上饰鸟纹，铜豆盖上饰有变形蝉纹。市顺义县龙湾屯出土的铜簋盖顶中心置一环钮，环钮周围近边缘处浮雕三鸟。市通县中赵甫出土的I式鼎盖中心一环钮，三卧犀。贾各庄发现的两件铜豆上，都嵌有生动的兽形纹，在铜盘里面铸有双兽互咬的圆形纹、龙纹和两种不同姿态的兽形纹，铜匜的里面铸有一对鸭形纹。像这些兽形状，在一般的战国铜器上是不容易见到的。在青铜器纹饰上，燕国与中山国最典型的共性特征就是突出的狩猎主题。

战国早期的燕国和中山国均有狩猎纹饰的青铜器出土：燕国的唐山贾各庄出土一件镶嵌狩猎纹铜壶；中山国的平山穆家庄墓出土一件凸铸狩猎宴乐图盖豆和一件线刻狩猎宴饮图铜鑑。唐山贾各庄出土的镶嵌狩猎纹铜壶，腹部由双重结纽绳索构成12方格，格分为上、下两层，每个格内都镶嵌着狩猎纹。中山国出土的狩猎宴乐图铜盖豆，器盖上饰两组相同的狩猎和宴乐图象，图中有一座两层楼台，楼台外为猎雁图，图下方有游鱼；铜豆腹部铸有两组图像相同的狩猎图；豆柄座上也有两组相同的采集狩猎图案。狩猎宴饮图铜鑑，图案刻于鑑内腹壁，半幅为宴前准备画面，半幅为狩猎场景。战国时期铜器纹饰中狩猎内容较为常见。除了燕与中山这三件铜器外，比较重要的有战国早期的百花潭嵌错铜壶、陕西凤翔高王寺镶嵌射猎壶、辉县琉璃阁狩猎纹壶和陕县后川出土的铜盘以及战国中期的辉县琉璃阁舞乐狩猎刻纹奁和江苏淮阴高庄刻纹匜。燕国与中山国狩猎纹饰通过与这些同题材纹饰的具体比较，共性特点更为明晰。首先，从狩猎纹饰的位置看，燕国与中山国的狩猎纹饰面积大、内容丰富，是整个图像纹中的主体性纹饰。同时期其他各处出土铜器中的狩猎内容，大多不是以其作为主要纹饰出现的。如百花潭中学出土的嵌错图像铜壶，图像内容有习射、弋射、宴饮、乐舞、采桑、战争、狩猎等几项。壶的前后两面图像是对称的。每一面有三层画面，各层又都可分为左右两个图景，一共有六种图景。最下面的一行狩猎图像，只起花边作用。陕西凤翔高王寺镶嵌射猎壶图案分为四层：第一层为习射图三组；第二层为弋射图三组；第三层为宴乐图三幅；第四层为狩猎图。江苏淮阴高庄刻纹匜和琉璃阁刻纹奁中的狩猎纹也都是位于最下层。其次，从狩猎纹饰的内容看，燕国与中山国的狩猎内容更加丰富、狩猎形式更加写实。

中山国铜豆腹部的两幅肉搏的图像，猎人们半裸身体，有的手持刀剑躬身上前，正将利刃刺入野兽心脏；有的操着长矛，正在追捕奔逃的小鹿；两个猎人头戴鸟形头饰，身穿羽衣伪装成动物，正与猎物格斗；一个牛首人身者位于图中央，似是搏斗的指挥者。几只还未被追猎的野猪、兔等正慌不择路仓皇奔逃。铜鉴上的狩猎图同样激烈刺激，既有大规模围猎活动，又有车猎的场景。在围猎活动中，一狩猎者头戴伪装饰物，张弓射猎野牛，另有二猎者，前者在树后搭箭射猎，后者持箭以供前者使用。车猎场景描绘了猎车两辆：一为三马车，正在由左向右追赶猎物，中间二匹马有车衡牵制，左边一马由缰绳相系，御手站立在车厢内，一手持鞭驱马，一手拉缰，车厢后部插有伪装成小树的长戈；另一辆为驷马车，正在由右向左追射猎物，中间二匹马有车衡牵制，左右两匹马由缰相系，御手站在车厢里，一手挥鞭，一手抖缰，其后站着一个女射手，正在张弓射猎，车厢上插有箭及树枝。中山国两件器物上的狩猎纹饰，不仅真实记录了狩猎的紧张激烈场面，而且规模宏大，出场人物、鸟兽极多，仅铜豆上面就出现人像90个、兽63只、鸟26只、鱼4条。唐山贾各庄铜壶的狩猎纹饰，同样是狩猎场面的写实性描绘。有人持长矛与兽争斗的场面。在兽形中可分辨的有牛、象等。画面上禽与兽的形象有的在奔走，有的在飞腾。而江苏淮阴高庄刻纹匜上的狩猎图，与北方铜器上写实的狩猎图风格迥异。上面人物皆戴高冠，穿窄袖长袍。动物形象有马、鹿、猴、狼、狐、兔、鸟等，均为在山林间追逐嬉戏的放松状态，有执戈擒蛇的鸟头羽人，也有人头马身的怪物，有挽弓射猎的鸟头羽人，也有穿窄袖襦裙的耍蛇人，毫无狩猎之紧张刺激的现场感。通过和这些同题材纹饰的具体比较，燕国与中山国的狩猎纹饰透露出更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

货币文化共性

在货币文化方面，燕与中山都是主要流通刀币的区域。燕国使用的刀币称为“明刀”；中山国在战国早期使用的刀币主要是尖首刀币。这两种刀币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文化现象，就是都用于随葬。目前所见战国时期考古材料中有刀币随葬现象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平山县北七汲村北春秋中期出土Ⅰ式尖首刀币4枚．灵寿城址周围战国早期中山鲜虞积石墓中出土Ⅱ式尖首刀币，少者随葬20余枚，多者达到1000余枚。

平山县访驾庄西战国早期，出土14捆Ⅱ式尖首刀币，每捆100枚。通长15.5—16.1、刀首宽2、刀尾宽1.4—1.5厘米，重12—12.6克。该墓另出有16枚残酥骨贝。

平山县蒲北窑场战国早期，出土Ⅲ式小尖首刀5枚。

燕下都44号墓内第10、11—15、18—22号人架的腰部附近均有成堆的货币，每堆或刀或布，也有刀、布兼有的，数量数十至数百枚不等。刀币主要是折背明刀币，另外还有弧背明刀币和甘丹小直刀。

1952年唐山贾各庄战国时期墓出土残燕刀币。

天津宝坻县牛道口9号墓出土尖首刀25枚，时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

1978年滦平县虎什哈山戎墓出土燕尖首刀1枚，时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

1960年旅顺口区后牧城驿战国时期东胡墓出土燕明刀币3件。

1955年郑州杜岗战国时期墓出土刀币1枚。

中国寓言故事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教育研究；问题与对策

我国人民不仅创造了一部气贯长虹的文明史，还保持有研究历史、学习历史的优良传统。在当今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如何利用我国古代史中蕴藏丰富的文化元素，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道德文明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在实际的教育研究中，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为其教育研究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

一、我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1.对“历史教育研究”的概念理解过于笼统

从我们进入学校的那一刻起，历史学科就紧紧地伴随着我们，直到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因此，学习历史，接受历史教育，已经成了我们教育生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然而，在教育界却存在着把“历史教育”学科化的倾向。换句话说，我国的教育部门仅仅把中国古代历史当做了一门学科进行“教学”，而不是为了发挥中国古代史的特殊作用对学生进行“教育”，即出现了将历史教育的概念笼统化的问题。这样一来，具有极其丰富内涵的中国古代历史就变成了为应付考试的干巴巴的学科，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学生接受历史教育的权利，还无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更是对我国五千余年光辉历史的极大“浪费”。

同样，在学术界，对历史教育研究的概念理解也不够清晰。即便是不少带着“历史大师”帽子的专业学者，也没能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历史教育研究”的含义。也就是说，很多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者仅仅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不是“为历史教育”而研究历史，热衷于将某个历史事件研究清楚，而对这个历史事件教育意义却几乎“不闻不问”。因此，中国古代史研究陷入了“还原历史原貌，而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怪圈。这种研究理念，怎么会完成将祖国辉煌灿烂的历史发扬光大的任务呢？怎么能实现让中国古代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标呢？

2.中国古代史的教育研究眼光过于狭窄

首先，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教育方面。翻开我们的历史书籍，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几乎整本历史课本都是在叙述某某年发生了什么事，某某人完成了什么伟大创举，这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年代秀、名人秀”，而对中国古代历史深层次的诸如历史文化、历史经验等内容鲜有涉及，也就是说，我国教育界仅仅把历史教育局限在了几件历史大事上。更严重的是，中国古代历史是与经学、儒学等学科密不可分的，但现阶段的历史教育割裂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是典型的“历史本位主义”。而且，历史教育研究也仅仅把“教育与研究”局限在了课堂之中，不仅让历史教育脱离了生活，还造成了“历史无用化”思想在校园内的泛滥。

3.历史教育研究中的教育对象定位不准

我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前人在对历史经验的研究与总结中，就有着利用不同的历史经验对不同群体进行教育的优良传统。例如，在对国家管理者的教育中，会用“资治”思想，而对其他阶层则会使用鉴诫、垂训、修身、明智、授知、育人等不同的思想。但在现今阶段，中国古代史历史教育研究中却出现了教育对象定位不准的问题。例如，在笔者曾经学习过的小学四年级的《社会历史》中，有教育学生“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不可否认，这些历史精髓在当今社会仍有积极意义，但却并不适合“小学四年级”这一教育群体。笔者在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就有着云里雾里的感觉，远远没有“孔融让梨”来得生动有趣。总而言之，这种历史教育定位不准的问题对于历史教育顺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非常不利。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些策略探讨

1.树立“大历史”教育研究观念

从三皇治世，五帝分伦，到前夕，中国古代历史横跨了五千多个春秋。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不仅有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中蕴藏的历史经验也足以让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尤其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历史文化，更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瑰宝。而若想让这块瑰宝大放异彩，仅仅依靠几本历史书走马观花般的叙述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的是“大历史”教育观，是将整个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将历史与其他学科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此，在进行历史教育研究时，必须树立一个“大历史”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让祖国古代历史所蕴藏的宝藏重见天日，才能让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才能让其为社会道德文明建设建设作出贡献。

2.历史教育研究要以发挥实际性作用为目标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也就是说，历史教育研究应当做到“借古讽今”和“察往知今”。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是“还原历史原貌”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做的是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度的挖掘，研究其中蕴藏的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并以此来启迪今人。例如，某地区在历史上出现了非常多的著名“孝子”，被称为“孝子故乡”。本地区的历史教育研究部门就充分挖掘利用这一历史资源，研究出了一套独树一帜的历史教材，将相关的研究成果充分的应用其中。数年之后，本地区的道德风气为之一变，尊老爱幼、孝敬长辈的“孝悌之义”蔚然成风。由此可见，历史教育所蕴藏的实际价值多么巨大！因此，只有历史教育研究以发挥实际性作用为目标，才能够让历史中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3.注意历史教育研究中的教育对象定位问题

虽然我国教育界所使用的历史教材多次改版，但类似教育学生如何“做个好皇帝”“如何治国平天下”的内容仍然屡见不鲜。“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种历史教育中教育对象定位问题一日不解决，古代历史的教育价值就不能被充分利用。因此，在历史教育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根据具体的受教育群体，应用不同的教育理念，准确定位，以发挥历史教育的最大效能。

除此之外，在古代历史教育研究中，还要积极总结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并用来告诫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如此，才能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才能使历史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白寿彝.史学论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3-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