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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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一）高考选拔制度的隐性不公使农民工子女“学途坎坷”。近年来，一批重点大学采取多元招生改革，如保送招生、自主招生、艺术招生以及高考加分等多种形式，其招生过程不透明，不同程度地存在人为操作的制度空间，优势阶层往往可利用其所拥有的权力、经济和社会等资源对这些制度加以渗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获得这些入学机会，而农民工阶层则因缺乏此类资源而处于劣势。再次，农民工子女跨省异地读书，却要回原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这不仅造成异地读书、原籍高考的成本增加，也使考生“水土不服”，影响考试成绩。

（二）心理问题使农民工子女与大学“擦肩而过”。农民工子女来到城市后，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全新的环境，城市的繁华取代了农村的破旧，城市的高楼大厦取代了农村的低矮草房，城市商品的琳琅满目取代了农村的凋零萧条，这一切对农民工子女来说都是新鲜的，但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等与城市孩子完全不同，如语言等诸多问题困扰着他们，在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农民工子女却想极力维护自尊。为了减少伤害，他们常常将自己封闭起来，不爱与人沟通，沉默不语，遇到困难或委屈不找人倾诉，憋在心里，自我封闭。又由于生活的不稳定，家庭的贫困以及学习环境的简陋给他们造成了阴影，与家境好、吃穿住行各方面生活条件优越的城市大学生相比，他们自惭形秽，加剧了农民工大学生的自卑感，别人的鄙夷和漠视使自己觉得低人一等，直不起腰板，在心理上有很大的落差感。一份首都高校贫困农民工大学生状况调查资料表明，有60%的大学生因贫困而感到羞愧难当；22.5%的贫困生感到很自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并不可抑制地抗拒师生间善意的同情；42.2%的贫困生不愿意在媒体上公开求助，不愿意积极主动地与人交往，生活相当封闭；40%的贫困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不高；近20%的贫困生由于贫困而对社会持极端的观点，影响了心理健康。久而久之，他们会对金钱产生一种很大的欲望，他们会由于迫切想改变贫穷现状而放弃上大学，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早点到社会上打工挣钱，因此而与大学擦肩而过。

二、对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大学问题的对策思考

（一）降低高等学校收费标准,切实减轻农民工家长经济负担。降低高校学费后，国家应逐步增加高校教育经费。高校也要进一步加强学校经费监管，坚决杜绝截留、挪用、挤占和滥用教育经费现象的发生，努力降低办学成本。

（二）规范高校招生程序。高校招生应遵循公平原则，规范招生程序；加强自我约束，实行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采取多元录取机制时应考虑社会现实和公平保障条件，加大考测能力比重宜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在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之间寻求平衡点，尽量多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考虑。

（三）选择合适的大学学校。农民工子女在选择大学学校时，应该摆脱封建“官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可以尽量报考一些免费师范院校或公费院校，为父母减轻学费负担，也可以选择上一所职业技校，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做到“术业有专攻”。有些农民工子女片面地为追求名牌大学而苦苦复读，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增加了父母的负担，而且浪费了自己的大好青春。所以，农民工子女务必应从自身实际出发，放宽视野，全面分析社会需要和时代特征而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

（四）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开展大学生心理咨询，依据农民工大学生的心理特征，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应引导教育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刻苦，自强不息，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古训自勉，敢于面对现实，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武装自己；要根据他们的性格、家庭背景、情趣、爱好、个人经历等有针对性地进行说服和开导；教师和学生都不能对农民工大学生有任何偏见，在学习上要支持和帮助他们，在集体活动中要鼓励他们参加或放手让他们去组织，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把他们塑造成能独立进行道德判断抉择、道德自律并自觉承担道德责任的人。

（五）大力加强舆论宣传。农民工子女上大学难的问题是我国教育面临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全局性。引导媒体在关注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同时，应加大对我国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大学问题的正面宣传力度，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宣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在农民工子女上大学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宣传社会各界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后的各种关爱行动，关注农民工子女入学后的学习、生活情况，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民工子女上大学的问题，为农民工子女快乐生活、健康成才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六）健全对农民工子女上大学的帮困体系。通过建立奖学金制度、勤工助学制度、困难补助制度、社会资助和师生、学生互助等多渠道、多元化、多层次的帮困工作，不断建立健全农民工子女上大学的帮困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工大学生的经济压力，帮助解决他们学习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勤工助学不失为农民工大学生自行解决眼前困难的有效办法。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对于郭声健教授来说，能够一辈子从事音乐教育，是他生命中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他将自己的生命意义与音乐教育高度融合，可以为音乐教育付出一切，包括名、利，乃至生命。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有人问我为什么对这份职业如此执着和投入，其实理由很简单：当一个人一旦意识到命中注定为此而生时，他就必然会心无旁骛、无比专注，犹如对待自己的终身伴侣。”郭教授对音乐教育的认识有如此高度，绝对不是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他从长期的艺术实践和艰难的人生思索中获得的真情实感。通过《守望音乐教育》的开篇《让生命融入音乐教育》一文，我们可以读出一个音乐教育专家的“平民情怀”：出生在湖南一个偏远小镇的他，既没有显赫的祖辈音乐基因传承，也没有良好的音乐环境熏陶，但他从小就喜爱唱山歌和花鼓戏，还自学了拉二胡、吹竹笛。长大后，他进过地区剧团，上过中等师范学校，教过中小学音乐课，自学过作曲，上电大学习过英语，还曾经幻想当一名作曲家，真正接受正规音乐教育是在读硕、读博期间。所有这些经历，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之处，是他内心深处拥有着一份对音乐的热爱。正是这一份对音乐炽热的爱，让他在音乐教育的道路上表现出无比的勇往直前和义无反顾。

中师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他，因故由镇完小调到了乡下中小学任教，使他远离音乐课堂达三年之久。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自学歌曲创作，并陆续在省级音乐刊物发表和在电台录播了几首歌曲作品，于是，他对音乐教育又多了一份眷恋。他经常这样告诫学生：“不与人比较，那叫消极，那就没有进步的动力；但比较并不意味着与人相争，与人争，往往争的是虚荣，争的是一口气，争的是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因为属于自己的利益用不着去争，不属于自己的荣誉地位则是争不来的。”正是由于他对音乐教育充满了爱，对生活充满了正能量，他从音乐教育中获得了无比的快乐，体会到了音乐教育带给他的生命价值。

在《守望音乐教育》一书的附录中，郭声健教授对《艺术教育论》有过专门的解读。郭声健教授作为国内培养的第一个专攻艺术教育学方向的教育学博士，较早涉足了艺术教育规律的探索和研究。《艺术教育论》这本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中小学艺术教育为审美教育而存在”、“艺术教学三原则：参与、融合和愉悦”等观点。这些理论的提出，得到了论文答辩会专家的充分肯定：“从若干时间来的理论徘徊中，拔群而出，富有创见，堪称精彩之笔”；“论文逻辑严谨，观点具有新意，结论正确，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艺术教育论》出版后，被确定为“园丁工程”中小学艺术教师继续教育教材和部分省市音乐教师的必读教材。

艺术教育规律的掌握、教学原则的提出，是他多年扎根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长期从事音乐教育研究、虚心向一线音乐教师学习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经验是教育规律掌握的基础和前提，反过来，教育规律可以指导个体实践。郭声健教授着眼于音乐教育中个体实践的每个细节，从细微处入手，从音乐课堂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入手，鼓励教教学“用心”、“入情”，鼓励“大胆”、“创新”，充分发挥老师、学生的能动性，发挥音乐课程中“享受音乐”的特殊作用，让学生在音乐课堂上充分地享受艺术、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他的理念和指导，让许多一线老师受益，也得到了音乐教育理论界的好评。

“高高在上的理论说教，我做不来，老师们也害怕；空洞无物的夸夸其谈，我不愿做，老师们也反感。那么，唯有与老师们以心交心、以诚相待、平等交流，才是我的唯一选择。”《守望音乐教育》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深奥的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向人们呈现出当代音乐教育的整体状况。书中故事的主人公形色各异、丰富多彩：有从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成长为艺术教育专业博导、专家的郭教授本人，有他攻读硕、博期间的导师，有网络上进行教学交流的一线教师，也有他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甚至还有他那位武汉大学测绘专业毕业后继续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就读的儿子。这些人都与“故事”中的音乐教育有关，他们都在“故事”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江户时代是日本道德教育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线是武士道教育，它融合了日本神道思想、佛教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纵观中国知网的相关研究，这一时期的内容较少，而且大多出现在对于日本道德教育历史进程的通观研究中。程晋宽的《论日本道德教育的传统及面临的问题》认为，作为日本道德教育思想基础的神道教和武士道是对日本封建文化与道德意识的独特反映，为日本近代侵略行为开辟了道路，并为现在日本战后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提供了历史依据。［2］王凌皓等人的《日本武士道的生成、作用及影响》，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的历史、特点、作用与影响的阐述，为我们揭示了日本近代新武士道对于世界以及日本本国的消极影响。［3］解娟的《江户时代武士教育特点分析》指出，这一时代的道德教育比江户时代之前有着更完整的内容、更正式的教育地点并且融西方思想于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4］兰卉的《日本传统文化对青少年道德教育影响研究》，将日本武士道精神发展分为江户时代以前、江户时代、明治维新以后三个阶段，并指出武士道精神本身内涵并没有错，只是与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才导致人们对武士道精神的反感。［5］朱玲莉的《日本江户时期的平民道德教育》从平民阶层角度对道德教育的政治基础以及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一个专题性论述，并且十分少见地提到了对女子的道德教育，对于研究江户时期日本平民的德育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6］王瑞荪在专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7］，使用了通观比较和专题比较等一系列方法对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评价。饶从满的专著《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8］，对整个日本道德教育从时间上进行了梳理。这些文章或专著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介绍、评析，用大量历史事实使我们对江户时代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纠正了有人认为军国主义是近代日本的产物这一看法。此外，这些文章所提供的大量材料以及信息，为今后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对这一时期日本的道德教育研究缺乏第一手资料，大多数停留在对道德教育历史现象的简单罗列，缺乏对其深层本质的挖掘，研究具有肤浅性与重复性。

二、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明治维新对于整个日本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因此，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对这一时期成果的研究，虽然还是以介绍为主，但是相比江户时期，对这一时期的介绍更加详细、深入，不再只是对历史知识的再现，还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成果有:王智新的《日本的道德教育》［9］，姜辉的《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武士精神の様態についての考察》［10］(明治时代武士精神的演变)，张凤莲的《论日本教育中传统道德思想的渗透》［11］，孔祥宏的《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12］，尹贞姬的《教育敕语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启示》［13］等等，这些文章对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演变以及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关联性，综合以上诸多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内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启蒙与封建帝国主义的传统并存发展;由学制令向教育敕语的转变迎合了日本天皇制的统治需要，成为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大纲;修身教育制度由最初的从属地位跃居为主导地位;军国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变质的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国民的主要道德标准。另外，这一时期日本的第一次教育改革对日本道德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影响也是我国学者热衷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王建平［14］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一时代日本道德教育观念对国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涉及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5］第三章第一节，陈立思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6］第四章第一节，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17］第十章等，这些专著都对明治时代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民主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这一时期关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研究方法也由单一转向综合，研究视野、范围更加开阔，研究的深入程度与细化程度更加突出。归结起来主要有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途径、特点、现状、环境等方面。研究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目标，很多研究论文都有所涉及，虽然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它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学者们主要从有利于教育对象与社会发展的视角说明日本道德教育目标的现状。张德伟等人的《从培养丰富的心灵到培养丰富的人性再到培养人性丰富的日本人》指出，日本德育方针自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教育改革以来，道德教育的目标重心由重智不重德逐渐转向注重个性发展以及丰富心灵的培养。［18］王超的《比较德育学》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公民的民族精神，培养具有民族优越感的人，形成民族认同，使全体日本人具有民族意识。［19］曹能秀的《当代日本小学和初中的道德教育述评》对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了较全面的归纳，主要有四点:培养忠诚于国家、集团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公民;培养具有基本道德素质和社会公共精神的公民;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发展学生个性，促进学生人格健全发展。［20］王丽荣的《近现代中日道德教育目标比较》认为，日本在道德教育目标上实现了从过分强调外延较广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本位向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并重的转变，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同时对社会体系的健康运行产生积极影响。［21］饶从满的《关于道德教育中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基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目标与中国德育目标虽然都旨在培养学生的德性，但日本道德目标更多体现为一种有利于在社会生存的人格特点，强调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作用，而中国则将其认为道德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品德。［22］牛立忠的《浅论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经验和启示》认为，无论在哪个学龄阶段，日本道德教育目标都注重道德意愿、道德态度、道德判断力、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以对心的教育为核心。［23］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内容，研究者均有所提及，并且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大致相同，但实施的力度却越来越大。史忠媛的硕士论文《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体系研究》提出，日本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个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国际化教育、劳动教育五个方面。［24］耿华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包括自身培养、与他人相处、自然和崇高事物、集体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25］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认为，在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日本道德教育内容呈现出“规范”与“发展”并重的趋势，加强了文化传统和爱国心的教育，注重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26］在中国任教多年的日本学者奥田真纪子在《道德教育与人的价值创造》中，通过对日本道德文化的变迁、所面临的课题以及对牧口学说的赞同，认为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实现人的价值创造，只有创造社会价值的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抱有感恩的心。［27］除此之外，日本战后德育课程的改革也是学者研究日本道德教育内容的一个重点，例如王映哲的《教育改革中的日本道德教育演进及启示》，通过对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特点以及新的变化的研究，认为这些改革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它确实对日本成为世界强国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28］吴潜涛的《日本道德教育的战后演变及其现行改革》认为，日本现行的教育改革，在思想上重视学校教育地位，在内容上重视价值观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上重视全社会的合力，最终有利于构建终身道德教育体系。［29］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少学者无论在专著还是论文中均有所研究。在专著中，学者往往用单独的章节阐述日本是怎样进行道德教育的。代表性著作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王玄武的《比较德育学》［30］，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等。其观点主要有:一是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儿童的道德启蒙意识与初级的道德习惯，父母以实际行动影响儿童;二是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系统的道德体系，道德教育以正式课程、学科渗透、道德实践的方式融入学生所处的环境中;三是通过两种类型的社会教育，即针对大众的普遍性道德教育与针对失足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社会教育机构在联系学校与家长、促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道德氛围有着重要的作用;四是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制造良好的社会道德公众舆论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相关学术论文中，主要是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方面或者与其他国家道德教育进行对比研究日本道德教育的实现路径。白俊的《日本道德教育对我国德育教育的启示》指出，家庭教育不仅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个性，还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性与审美情趣。［31］基国林等人的《“中日新”三国高校实施德育途径比较及辨证思考》［32］、王佳的《日本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认为日本高校的道德教育实施途径有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共同努力，并对这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详细说明。［33］徐雯娟的《中日高校德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高校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有理论教育法、挫折教育法、直接体验法、言传身教法、环境熏陶法等立体多面的方法，比较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突出学生的主体性。［34］谢惠莲的《当代中日中小学活动德育比较研究》，通过对中日两国活动德育在理论、原则、形式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比较，强调了道德实践在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35］为我国道德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田静等人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发展趋势比较》指出在道德教育路径上，日本比中国有着更加完整的德育形式，日本道德教育发展不仅仅是一种趋势，更是形成了蓝图，是有计划的，这是中国道德教育所应该学习的。［36］还有学者总结出日本道德教育在途径方法上与中国道德教育有着共同特点:政府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的显性与隐性结合;道德教育注重整合化与社会化［37］。对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其他方面，我国学者都有所研究。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新慧的《二战后日本德育的特点和启示》，归纳了五大特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共同配合进行德育，政治化与组织化突出，挑战与缺陷共存。［38］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现状研究上，主要有王丽荣的《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状况》，通过图表和报告的形式指出日本现在青少年道德教育积极方面和问题都有，对与我国的道德教育现状比较研究具有参考作用。［39］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环境上，有郑永廷的《美国、日本的德育环境建设》，对美国与日本为构建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所做的努力进行了介绍，指出没有好的道德教育环境，道德教育是很难成功的。［40］钟启泉《儿童德性的形成及其环境影响分析》，通过对德性及其层级、影响儿童的环境进行分析，指出儿童的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自律性的基础上。［41］另外，对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道德教育荒废现象以及由此开展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研究，应该是我国学者今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简要评述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课堂管理伦理；研究综述；未来展望

自从有了学校教育，每个人与课堂关系就很密切，而每个课堂是由若干教师和几十名具备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心理特征、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学生组成的有机体。作为一个统一的集体来说，它肩负着实现课堂管理目标的重任，这就需要教师通过不同的课堂管理方式，引导、整合众多学生的行为，使其符合课堂目标的要求。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仅仅是管理技术或是管理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行为，包含着伦理价值；课堂不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更具有道德伦理教育的价值，其间时刻发生着具有伦理道德的对话和冲突情境。正是在充满伦理性意义的教育教学中，教师“育人”价值更加得以凸显，教师的道德导向作用更加得以发挥。因此教师的课堂管理就必须具有伦理意义。

一、课堂伦理管理的背景

对于教师课堂伦理管理的历史考究，可以追溯到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他的伦理管理思想主要有：

1.课堂学生的组成上

针对当时“学在官府”的癖习，他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并大胆实践之。孔子的课堂上学生组成是五花八门，不分贵贱和国籍、年龄的限制。他的学生中有贵族子弟，也有平民。而且对于以前名声不好的人，他也可以吸收。

2.教师的德育观

孔子一生传道、授业、解惑，被国人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作为我国最早专心致力于教师职业的代表人物，师德精神依旧具有现实性的意义。他的师德的第一个要求是乐道敬业、热爱学生。他形象地把乐道敬业说称之为要“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对待学生真诚无私，孔子把“仁者爱人”的精神倾注在学生身上，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在传授知识上“吾无所隐尔，吾不行不与二三子者”。师德的第二个要求是终身学习、诲人不倦。孔子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必须具备“学而不厌”的精神，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仍然在学习《易》；同时认为教师“诲人不倦”是仁的表现。师德的第三个要求是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孔子强调教师以身作则，身正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够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一生不仅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获得学生的敬佩，而且以其以身作则的人格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和尊重。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开始反思教育被日益赋予的工具理性和教育主体论、学生能动论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管理理念，课堂管理开始进入伦理管理时代。

二、课堂伦理管理的意义

对于课堂管理伦理研究的重要性，学者们阐述了各自的看法，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课堂管理的复杂性

课堂是教师和学生面对面互动的过程，在课堂中可能发生诸多教师想象不到的突发事件，需要教师着手进行解决，远非人们想的那样简单，而是充满挑战，这就是课堂管理的复杂性。课堂是培养、教育学生的主要场所，在整个课堂空间都具有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教师课堂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学生身心健全发展，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树立。而教育的根本属性决定了课堂管理不可能只是刚性的、效率最大化的，课堂管理应该是道德的、伦理的、充满人文精神的，“教育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管理不可能蜕变为纯粹的专业技术化和职能化的管理”。引介到课堂管理过程中，课堂管理不可能仅仅运用各种管理技术或艺术的活动，课堂管理必须具有教育意义，富含伦理价值。

2.伦理对课堂管理活动具有促进作用

课堂管理不仅仅是遵守成人而形成的游戏规则，道德伦理在某种程度上对处理某些课堂管理事件更有效，更合乎动态变化课堂的需求。伦理管理可以进行全域性覆盖，它的力量可以伸张到课堂管理的心理、行为的各个方面，促使单纯的技术管理充满伦理性、教育性。道德管理将谋求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契合点，维护管理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从而教师乐教，学生乐学，提升管理的价值性和可行性；伦理道德可以帮助解决课堂管理实践中的道德两难和道德困境。总之，课堂管理伦理将顺应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变化，变管制规训为主转向服务课堂主体为主，凸显教育的价值性和生动性，师生在新的管理理念下获得教育的重生。

3.我国课堂管理伦理缺位现状

审思我国课堂管理现状，教师和学生均没有体会到本应属于充满生命意义的课堂的幸福感，人性内心深处的伦理性诉求处于一种极度缺乏的状态。教师在课堂空间内人性关怀的缺位，有时导致学生选择极度对抗的方式，结果师生均处于痛苦和困惑的状态。在现实的课堂生态中，快慢分班导致的信心压抑，教育贿赂导致的人性扭曲，分数至上导致的竞争压力等促使课堂生态日益恶劣。总体上，我国课堂管理伦理出现的缺位，体现在对公正的侵害、对尊严的践踏、对生命意义的漠视上等。

4.课堂伦理管理重新配置教育资源

长期以来，教育领域盛行的工具理性、主体异化现象被人们逐渐反思。课堂应该是充满生命意义、追求内心幸福的场所，伦理管理将指明课堂发展的方向，促使教师课堂管理同时追求效率和人性关怀；伦理管理将提升师生的幸福指数，因为马斯洛的人性需求学说指出，物质层面的追求是最基本的诉求，而内心幸福感是人性发挥潜能获得自我认同的完美体验，这种自我认同的价值感从深层次上体现出人生目的和价值的追问。教师在课堂管理中对伦理的追寻将使教师和学生获得终极的幸福关怀，具有“内圣而外王”的社会与主体双重价值。

三、课堂伦理管理的内容

对于课堂管理伦理的内容，有的学者从宏观维度研究了伦理管理内容，还有学者从微观的维度研究了具体的伦理内容，但是不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我国对课堂管理论研究还远不成熟，目前依旧处于片段化、零碎化的阶段。下面将简要总结目前国内研究现状： 转贴于

1.课堂制度管理伦理

华东师范大学郅庭瑾老师借用法律和道德的相互关系认为，制度伦理应包括：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指向制度的设置合乎道德性、伦理性；伦理制度化是将人们普遍认可的伦理价值经过一定的程序加以制度化，形成制度规范。如同《道德的课堂：基于管理的视角》一文中，郅老师指出课堂管理的规章制度的应合乎道德性，包含两个方面：课堂管理的规章制度本身应合乎德性，规章制度的合理性“不仅表现它运作的有效性上，而且表现在它的性质的先进性上”。规章制度本身所体现的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是衡量规章制度性质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规章制度要真正保持先进性，必须要做到其中所蕴涵的道德的先进性。如尼布尔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文中指出，社会道德失范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有问题，导致人们的认知模式出现偏差，因为“制度为个人行为提供了一种激励系统，同时它还为个人提供了与环境有关的信息和认知模式，个人按照制度指引的方向和确定的范围出选择”。所以，对现有的课堂制度进行案列剖析可以发现管理制度本身的是否合乎正当性，将对未来课堂管理的效度和价值引导具有深刻的意义。

2.课堂管理理念的伦理

在我国，关于教育管理理念和学校管理理念伦理的研究文献发表得比较多，这些大都集中在宏观层面，而课堂伦理主要是发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并且常常发生在交往密切的课堂，所以，需要研究教师在课堂管理中伦理理念和行为，伦理精神和道德的渗透也主要是发生在课堂这一微观层面。

在郅庭瑾老师所写的《教育管理伦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书中，她认为教育管理理论首要构成要素是管理思想和理念，而正确的教育管理思想和理念的确立是在一定的社会道德理念的大环境中完成的，其本身不可能独立存在，往往受到其所处更大道德生态的影响。深度反思目前社会道德生态，打破教育道德生态孤岛的惯性思维，运用系统和联系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对于构建健康公正的课堂管理伦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也有学者从教师自身应该具有的内在教育伦理角度指出：教师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教师课堂管理伦理诉求的基点；和而不同的学生管理，教师课堂管理伦理诉求的关键；情理相融的课程管理，教师课堂管理伦理诉求的核心；宽严有度的精神环境管理，教师课堂管理伦理诉求的保障。

以上提供了一条提高课堂管理伦理的思路，对于形成课堂伦理管理有重要的意义。课堂管理伦理标准的提高，不仅仅要求道德个体，更需要道德社会的系统重建，为道德个体的价值认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当然课堂管理者道德水平需要通过系统的道德建设和培养，形成育人者高尚的道德情操，并鼓励育人者充分发挥道德主体性，自觉地辨别真善美丑，通过教育系统的道德坚持去达到社会道德结构化的改善，教育主体性的最终目的才能实现。

3.课堂管理方式的伦理

如果说前面论述是内隐性的，内隐在教师内心里秉持的一种理念的话，课堂管理方式的论往往就表现为外在的、教师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一种伦理。

在课堂管理方式的伦理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一些原则，如“热情、公平、因材施教”“制度化与人性化相结合”“刚性与柔性相结合”“宽严有度”“引导启发”。也有学者就伦理道德和课堂管理方式的关系做了探讨，并且解释了当前教师课堂管理忽视伦理道德的表现，对课堂管理伦理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加强教育管理伦理学科建设、构建教育管理伦理法律框架、健全教育管理者的责任机制、制定教育管理者的行为伦理准则、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此外，还有些学者指出，构建道德的课堂，除了课堂管理理念合乎道德、规章制度合乎道德等因素，还要求教师将道德意识融入常规课堂管理过程，经常用道德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学生的自主权，是否合乎道德。从中可以判断：教师在课堂管理中，需要尊重学生自主性，让课堂变成学生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积极性的场所；让日益僵化的课堂变成学生重要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中有意义的动态课堂。

4.课堂课程内容的伦理

在《道德的课堂：问题与思考》一文中，郅庭瑾老师提出一个案例：关于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要求学生在知识传授、技能培养的过程中受到道德方面的影响和教育，结果在沪港两地学生反应是大相径庭。郅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被泛化的文以载道，能带来的只能是道德的沦丧和虚无。“在很多时候，文以载道一旦失去了学生的配合与支持，所谓的道不过是教师的自以为是和一厢情愿。”在这样的课程内容渗透道德价值理念仅仅是教师的一厢情愿。在以后的课程内容中，改变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学生互动、争取学生的支持和配合，将间接生活经验和学生的直接生活经验相结合。

还有学者认为，课堂管理的核心环节是课程实施，教师应以“庖丁解牛”的方式，深度挖掘课程的伦理价值。教师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以教材为基准点，按照学科演进逻辑和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通过阅读、情境描述、学生角色扮演等方式，将静态的文字和动态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使之变成沟通校内外的伦理渗透的桥梁。华东师范大学的胡东芳老师还提出运用“金庸效应”，其核心思想就是借鉴金庸小说中的很多能深深拴住人的眼球的写法。另外在传授课程内容上，教师可以采取“三化”的方式来启发引导学生，即：学科性知识生活化、高深知识浅显化、枯燥知识幽默风趣化等策略。

总结前面学者的建议可以看到，在教师课堂课程伦理管理中应拉近学生的生活与课程内容的距离，将学生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结合，使学生在自我体验中，感受课程的伦理价值。让学生陶醉与教学中并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这或许就是胡东芳老师倡导的“金庸效应”的魅力所在，也是道德课堂的真谛所在。

四、教师课堂管理伦理研究的未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