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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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语录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不同的文化和人文精神角度出发，比较分析了它们对足球运动发展的作用。提出了中国足球要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必须探寻适合中国足球发展的文化和人文精神。提出了竞争、尚武的发展观念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新的理念。

在经过几代足球人的不懈努力，在等待了40年后，中国足球终于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上，亿万中国球迷终于有了助威呐喊的自己的球队。中国队历史性的进人了世界杯决赛，实现了中国几代足球人的梦想。但是，中国队却以0:2;0:4;0:3失九球，未进一球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世界杯处子秀。

2004年11月17日，虽然中国队以7:0胜了香港队，但是，中国队却以进球总数比科威特少一个球而被早早的当在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大门之外，世界杯又一次对中国队说“NO”。痛定思痛，痛何如载，中国足球要真正的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足球要有质的飞跃，我们必须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本质原因。

足球比赛的制胜要素包括技术、战术、身体素质、心理、环境以及教练员的邻场指挥能力等。中国足球发展了几十年，技战术、体能方面我们探索、摸索了几十年，进行了一番艰难的探索。既有五十年代向匈牙利的学习，也有八十年代的健力宝球员赴巴西深造。中国足球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跃成为亚洲足球强国。但是，在比赛场上往往是遇见弱队，我们球员的体能出奇的好，技术、战术发挥的淋漓尽致，打起来顺风顺水，而遇见日韩和西亚强队我们的表现却不尽人以意。技术粗糙、战术混乱、体能跟不上，场面之难堪让人难以注目。

中国足球到底路在何方?我们已经作了很多的工作，向外国足球强国学，输出球员，引进球员，引进高水平的外国教练，但我们还是以失败者的身份站在足球世界中。敢间中国足球路在何方?笔者认为中国足球缺少的是适合中国足球运动发展的文化和人文精神。

1、中西文化对竞技体育的不同作用

从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我们看到，世界上真正的近代竞技体育是在西方新兴资产阶级的历史脚步声中，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代表的人类理论精神向封建和教会势力的斗争中发展的。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16世纪的启蒙运动彻底否定了肉体的禁欲主义壁垒，为近代体育的发展扫清障碍，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彻底否定了肉体的禁欲主义壁垒，为近代体育的发展扫清障碍，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代表了人类理性精神对基督科学、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全面批评和冲击。在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西方近代体育家渴望扣开人体身心潜力的大门，并以夺取冠军、创造记录为荣，终于把古代体育推进到近代体育。从古希腊时期的角力、摔跤、跑、跳、掷标抢、掷铁饼到近代拳击、足球、健美运动，无不折射出其文化的光芒。这些运动使身体直接与大自然的各种变化相交，在人与自然对抗中，显示出征服自然的信念和能力。所以，在西方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更重个人、个性。

1.1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影响

1.1.1重伦理，倡中庸，轻竞争。事物的发展在于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没有发展，竞争更是竞技运动的主要内容。但儒家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与此相反，倡中庸、和为贵。同时也扼杀了中国人在体育运动中的创造精神和竞争意识。

1.1.2重文轻武，“静”不主“动”，“劳心者制人，劳力制于人”，自汉代，特别是从东汉大兴儒学之后，尚武之风大衰，而重文轻武之风则益盛。体育运动被儒家视为玩物丧志之举，尚武精神被无情扼杀了。

1.2西方文化对中国竞技体育的作用

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首页，伴随着的隆隆炮声和欧洲列强的坚船利器，西方文化也随之涌人中国，西方近代竞技运动也不可替代的气势在中国登陆。但一个民族的心理和思维定势是本民族千百年的历史沉淀，不可能轻易被打破，它们影响着民族文化的选择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体育发展趋势与方向。每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左右着体育运动的发展。竞技运动需要的是一种接近于人的自然本能的冲动，个性的充分发挥、强烈的进取心和自我表现的欲望，橄榄球、足球运动更为甚之。

2、不同的人文精神对足球运动发展的作用

何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对文化内在价值和意义的自觉，它通过人们的行动体现出来，是“体道”。所谓“体道”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自己所领会的文化“道”体现出来。文化知识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很重要的一层就是知与行的关系。“知”是重要的。但“行”更重要。因为在“行”中人文知识才能真正成为活的东西，成为主体的东西。

人文精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时文史哲学的兴起，在包括体育的全面教育中强调那些属于人和人性品质的领域，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的重视和关怀。翻译家们用“人文”一词来转译的西语，"humanitas" ( humanity)这个拉丁词paedeia在古希腊语中，指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和协调提供直接的培养，也理解为身心的全面训练。

西方体育进人中国，我们主要接受的是形式。西方体育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中国站稳脚跟，曾数度与中国传统的健身活动发生激烈的对抗，最后以胜利告终。这实际上是当时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对根植于农业社会的封建文化的胜利。然则几千年深厚文化积累的映涣大国，至今仍然还在潜意识的抵制体育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上的东西。西方社会的体育人文精神与中国的体育人文精神在做着潜意识的抵触。而与我们的邻居韩国与日要两个亚洲足球强国比较起来，我们还远远不及，要想让中国足球达到质的飞跃，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观。

中韩足球，韩国人比中国人技高一筹，除了体力和商业因素外，则与人文精神大有关系。韩国人虽然历史上一直受着中国儒家的教化并常以中国历史久长度为其文明长度，明代还曾被中国“托管”，两千年来，“春秋大义”真可谓不绝于口。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中国人历代所“造”的儒家思想。韩国国旗上居然也是中国文化徽章，但它不是儒家的“文弱”，而是“太极”强调的是“阴阳斗争”和“刚健有力”。“”之所以脾气刚强、倔强无比，当与这种“阴阳斗争”的精神有关。特别是在足球运动中，这种人文精神表现的优为突出，这也就是中韩足球的本质上的差距。

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的岛国，国人常称日本人为“小日本”。这个“小”字即指日本国土小，又指或更大程度上专指日本人身材的矮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矮小的国民，在近十几年内，其足球水平已超出中国，稳坐亚洲第一把交椅。1993年，日本足球率先走上了职业化道路，短短的一年时间接连摘得戴拿斯杯，亚洲杯，亚洲冠军杯，2002年日韩世界杯上进人16强，今年又击败中国蝉联亚州杯，在2006年德国世界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中的不败的战绩登上小组第一名，进人g强赛的角逐，日本足球已经将中国足球远远抛在了身后，那其中的奥秘就是“大和”精神。“大和”精神维系着日本足球的未来，日本“大和”文化源于中国，到近代又不断的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不断地学习充实，是一种动态的文明混合物。日本的人文精神是集团主义，大和民族的力量之源在于团结与合作精神。日本足球在今天亚洲足坛，已由昔日的二流球队一跃成为亚洲的足球老大，为了中国足球的明天，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学习借鉴日本人的人文精神和拿来精神。

3、培养中国球员的人文精神

3.1培养中国球员的竞争意识

足球运动是竞技运动，这是无可厚非的。既然是竞技运动就要遵循竞技运动发展规律。竞技运动从其一产生起就具有竞争性和功利性。竞争性是竞技运动的灵魂，是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唯一内在因素。中华民族在儒家思想两千年的熏陶下形成了“礼与仁”道德准则，中国人变的文质彬彬，“柔弱”成性。《说文》说“儒”柔也这使中国运动员在竞争激烈、有着直接身体接触和同场竞技的比赛项目中变的非常之文气，成绩不尽人意，而在隔网竞技的排球、羽毛球比赛中成绩突出，特别是在球场犹如战场的篮球比赛中，我们的队员的犯规次数，明显少于对手，足球比赛中能有效瓦解对手进攻、震慑对方球员的铲球技术动作更是用之甚少，好像中国球员不知道“铲球”为何物也。所以在传授球员技、战术打法的同时我们务必要给球员灌输竞技比赛的体育思想，培养其强烈的竞争意识，给球员灌输要第一，不拿第二的夺标思想。

3. 2培养球员的尚武精神

自从汉代有力的打击了由商周及春秋战国一贯之的“武化”风尚之后，中国人的社会品格便大踏步地朝着孔子的文化道路而发展。孔子的思想于“血缘、心理、人道、人格”四位一体，在汉代以后便牢牢地统慑了中华民族。中国的教育便清一色的孔子、儒家内容。中国的“重文轻武”便真正地发生。孔学儒术成为中国的文化核心，无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但无庸体言，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此以后，中华民族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先秦时期那种刚健威武和武侠仗义的外在行为。重文轻武的后果，使中华民族体魄的严重损害和精神的柔弱不振，使中华民族失去了征服和冒险的心智和体力。这种现象表现在足球上便是中国球员再比赛中缩手缩脚放不开，攻乏攻击力，缺少冒险和进攻性，遇到比自己实力弱的球队，能很好地发挥，而遇到比自己略胜一筹或实力相当的球队，我们球员脆弱的民族心理便暴露无疑，比赛常常以失败告终。最典型的战例是2006年世界杯预选赛客场对科威特一战，只要拿下比赛或战平，就可以进人8强赛，但是面对整体实力低于国家队进攻弱的科威特，我们却以保守的防守型打法迎战，结果是0:1输了。在主场对科威特一战中，科威产几乎没有几脚象样的射门，而在客场我们却输了，在总分相等的情史下，中国队还落后对手两个净胜球，这又一次暴露了中国队遇弱不强、缺乏冒险、征服精神，遇到对手死缠烂打、疯狂进攻时显得没有应对之策，缺乏必胜的心理品质。

希腊是一个极度崇尚力度的国家，在公元前776年创办伟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种尚力的体育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以后欧洲的历史发展，为以后的海盗冒险和商业竞争提供了道德依据，并最终构成西方人的行为学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欧洲逐渐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提起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却是从中国学去的。武士道精神与足球运动来说似乎不着边际，但是从武士道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出发却与足球运动有着很大的关系。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民族尚武精神的活化石。首先，它对民族的团结性有着巨大的作用，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在当今世界难寻其二;其次，武士道精神要求勇敢、顽强、不怕困难、永不服输、硬折不弯，勇往无前的精神品质。而这些精神品质正是足球竞赛中不可缺少的。所以本人认为应该给我们的球员传达不是传达而是着力培养“尚武”精神的历史时期了。

4、结束语

沈从文语录范文第2篇

我有时很怀疑我父亲的说法。他说我们家祖上是地主，有很多房子；又说过去的厅堂里有“慎远堂”的横匾，俨然书香门第的样子。其实，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我们家几乎没有书——除了母亲放鞋样的一本《红旗》，就是父亲抽屉里的《选集》。

我有一个朋友，一说起童年的阅读，便是《少年文艺》的滋养，是上世纪80年代某某少儿文学作家住在他的童年里。天可怜见，我的童年是一片荒芜的撒哈拉，从来不知道《少年文艺》长什么样儿。

我上小学一年级是1978年。那年月，读书是一件十分稀松平常的事情。农忙一来，大块头的男孩女孩会被父母拉着去干农活。读不出书的要留级，留上几年就不读了，下地干活、学泥师、做木匠或者煮饭洗衣“三班倒”。老师不紧张，父母也不着急，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那年月，大多数农家孩子的童年没有课外书，更没有教辅书。

从我家往北几百米，便是无涯无际的太湖。太湖的滩涂上，野芳发而幽香，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却对它们十分熟悉。我知道哪一种茎掐一把会“流奶”，哪一种果挤一下可以涂指甲，哪一种藤蔓长满锯齿，尖得不能碰一碰……潮汛来的时候，就看大人们捉虾摸鱼，那些大虾藏在滩涂水洼的杨柳败叶下。还有螺蛳，太湖边的螺蛳，尖屁股、很硬，味道不及池塘里的肥嫩。

东面是大片的桑园。桑树地里闷得很，并不好玩，只有结桑葚的季节，我才会用麦秸编的篮子去采桑葚吃。

我爱去的地方是田间。仰着脸，闭着眼，赤足走在田埂上，太阳光使人成为发酵的面包，光裸的手臂微微发烫，整个人都是甜晕晕的。田间的渠道，沟水不深，可以下去拦河筑坝。烂泥裹脚，拔脚来来回回走，把一群身子没有脑袋大的小鱼儿吓得不知道往哪儿游。我能辨识出黄鳝和水蛇的洞口，也知道蜜蜂扭动着肥硕的身子跳“8”字舞是向同伴报告油菜花开的消息。我看着小蝌蚪怎样一点点长成帅气的青蛙在田塍间扑通扑通乱跳，只是不敢把蝌蚪们带回家，我还不能分辨出青蛙卵和蛤蟆卵有什么区别，怕它们会变成满身疙瘩的癞蛤蟆……

我的心，总是为一种新鲜的声音、新鲜的气味所吸引。离我家只有几步路的桥头，那里有杂货店，有肉店，有豆腐店，有摇面店。我常常待在桥头看半天。于是熟悉他们做豆腐、杀猪、摇面的每一道程序。桥头有人爆米花，有人讲《山海经》，有人喝酒划拳，有人隔着河岸相骂，都很好看，都很好听。

然而，还是有想读书的时候。

桥头小店里买一包橄榄。包橄榄的纸是别人卖出去的旧书，有时是一个有头无尾、无头有尾或者无头无尾的故事。摊开来抹平了读，读得正有兴致的时候，没了。有一年“六一”节，母亲给我一元钱，让我买一本《新华字典》再买小人书。可怜我实在是不能掌钱的，刚到学校就把钱丢了。我哇哇大哭。不识字的外婆从庙港的书店里给我买回了两本：一本是《桃花扇》，一本是《封神榜》。我前前后后翻了很多遍，就是不知道“妲己”是什么东西。

说起小人书，我想起了一个远方亲戚，是干亲。他们家有人在上海的轮船上做事，有整箱整箱的小人书。每逢新年去他们家做客，是最高兴的事情。到了那里就趴在他们家的写字台上看小人书，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干亲有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儿子。他说，你给我做儿媳妇吧，你看我们家有这么多小人书。我暗自高兴。后来我去宁波的“天一阁”，听导游讲钱绣云的故事，才想起了童年的天真。

张爱玲的《对照记》发表时，配了一张她穿旗袍的照片。爱玲对这件并不合身的旗袍解释说，是继母送的，“料子很好”，“领口都磨破了”。前一句是继母说的，后一句是爱玲补充的。她记住了别人的恩惠，也记住了恩惠里的瑕疵。

“她向现实生活致敬，同时对他人说，不致敬也是可以的。”

苏童的这句评点，可以视作我对童年无字书时代的结语。

“一泓阳光晒透的清水。”朋友这样评价过我。

句子很美，意思也好。作为有文青倾向的我，自然十分喜欢。我想我是这样或者愿意是这样的：心底烛照透明，毫无渣滓——即便有渣滓，也要通透地映照，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佛曰，一切皆有因缘。我今天的赤子性情，得益于父母的教养和文学的熏陶、感染。

不能不说的，是诗歌。我最需要诗歌喂养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正是诗歌蓬勃兴盛、诗人备受尊崇的年代。那年头，身上没有一分钱的海子，从南走到北，从白天走到黑夜，念着“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

诗歌所具有的精神，是人类情感中最鲜亮、最纯粹、最炽热的部分。

诗歌在中国大地流行的岁月，我正上初中。非常传奇的是，班主任把我列入班干部的行列，做的却是传达室大爷的收发工作。所有同学订阅的书报，《中学时代》、《中学生天地》、《中学文学》、《读者文摘》、《收获》等等，先要从我手头过。利用“职务”之便，我会把书报扣压，迅速翻找诗歌栏目，把喜欢的抄下来。什么“最是一低头的温柔”，“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或者“让我怎样感谢你”，“你在桥上看风景”，或者“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我一度热衷于把诗和翁美玲一类的港台明星贴纸混搭在软面抄里。

工作以后，我得以接触到了泰戈尔、纪伯伦、里尔克、叶芝、华兹华斯、聂鲁达、帕斯捷尔纳克、洛尔加等一批伟大的诗人。读他们的诗作，才知道诗歌的高度在哪里。用纪伯伦的话说：“它是从流血的伤口或微笑的嘴边升起的一首歌”。

在现代诗歌里浸润久了，依然不能写诗，但有了诗歌这碗“酒”垫底，笔下写的，就不至于呆滞。古诗词我也喜欢。一本《唐诗鉴赏辞典》，每年暑假都要请出来回读、抄写。这点平平仄仄的“旧时月色”，教我沉静，也教我深情。

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不做银行的信贷员了，成了村里的会计。按照惯例，全村订阅的报刊都会送到会计的家里。我享用着一个家庭绝对不可能订阅齐的海量报刊。除了星期天邮差休息以外，天天都有新鲜的东西可看。最喜欢读的是《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上的散文和小说，还有一份纸张、印刷都上乘的《人民画报》，它们给了我愉悦的审美体验。

早些年，我们家书柜里全是散文集。沈从文、汪曾祺、孙犁、钟叔河、流沙河、老舍、周作人、鲁迅、萧红、董桥、白先勇、张晓风、席慕容、三毛、林海音……什么都买来，有空就读上一两篇。鲁迅有戾气，周作人爱掉书袋，我爱的还是沈从文、汪曾祺一路，包括后来接触到的苇岸、刘亮程、高尔泰等。沈从文是寂寞的，他的作品一度受到冷遇和误解。先生是一条澄澈的河。他的性情，就像河水一样，至刚至柔，有德有仁。他的作品有一种很亮的橙色，因为他对全世界、全人类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他不习惯大喊大叫，但他的作品中有一种燃烧的感情，是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永远倾心与赞颂。“温和而坚定”——我想它渐渐地占据了我性格的内核，成为一种信念。

不能不说还是挺遗憾。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读《追忆逝水年华》，可以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可以读《红与黑》与《罪与罚》……今天我把它们陈列在书架上，却悲哀地发现，我已经读不动它们了。不过，稍微可以安慰的是，后来阅读到一些国外的优秀童话《小王子》、《夏洛的网》、《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它们亦深刻地影响着我，塑造着我，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请容许我用爱尔兰的诗人罗伊·克利夫特的《爱》为我的文青阅读献诗——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

有一份电子刊物，名曰《啃读者》。其创办者铁皮鼓（网名）认为，有的阅读是溜冰，是看风景，是怡情养性的，譬如文学阅读；而另一种阅读则像登山。登山是累的，因为要克服自由落体向下的惯性，把自己往上托举。专业阅读，更多的是一种“登山运动”。“啃读者”，一个“啃”字，就道出了“非常硬，非常难”的特性。

我是怎样走上“啃读者”道路的呢？

1995年～1996年，我接连经历了从教生涯中的“滑铁卢”事件——那个曾经在各项教师基本功比赛里稳拿第一的家伙，竟然两次在市“百节好课”的比赛中名落孙山。落寞的同时，我开始低头啃书，读的竟是一本《现代认知心理学》。一边啃，一边收获：一个人的短时记忆容量一般为7个单位容量，但是我们把一些小单位组合成为熟悉的、较大的单位，我们就可以记住更多的东西，因此，教学中通过节奏模式、意义模式等对大量的信息进行编码、组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记忆力；问题有长解答距、短解答距和微解答距，微解答距的问题，思维含量很小，课堂上要尽量少提这样的问题；国外的眼动研究表明，人在阅读时的知觉和广度是有限的，成行成面的快速阅读训练要谨慎推广，但短期的快速阅读训练有助于减少阅读的回视次数……

作为一个中师生，我的语文原始积累就是初中生水平。“三脚猫”的语文功底，着实捉襟见肘。于是，我分门别类地进行学科知识的阅读与积累。为了了解汉字的渊源，我的手边常备两本字典：《汉字详解字典》、《汉字古今义合解字典》，有空的时候就翻翻。为了了解诗词格律，我读王力的《诗词格律概要》……

啃读者的读书姿势常常是正襟危坐的。与其说这是一次阅读之旅，不如说是一场征战厮杀：你的智力理解水平和作者进行着一场较量，跟不上趟、战败的时候是常有的。犹记得，我读王荣生老师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前几章简直是“痛不欲生”，“层叠蕴涵分析框架”这个术语说有多拗口就有多拗口。好吧，跳你没商量。我的经验是遇到自己即使慢读也实在读不懂的部分，就干脆跳过。譬如《语文科课程论基础》，我只取自己能读懂的一章《语文教材的选文类型鉴别》来读，其他部分，就等能力和需要都热情邀我再说。

读着读着，阅读力在不知不觉地增长。有一次我向一位老师推荐刘绪源先生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她说太难懂了，我觉得讶异，同时又十分理解：她所遭遇的，大概和我几年前读《后现代课程观》的情形相似。没有这方面的智力背景，你读到的只是书里的字与词，无法弄懂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意义。

北京万圣书店主人刘苏里是个了不起的读书人。他为读书人创造了一个宁静的读书环境，取名“醒客”（thinker）——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中英文都喜欢。当我把读书的触角伸向历史、哲学、法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读克里希拉穆提《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读崔卫平的《正义之前》，读林贤治的《午夜的微光》，读王尔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读勒庞的《乌合之众》，读吴思的《血酬定律》，读于歌的《现代化的本质》，我渐渐有了“醒客”的感受。我开始明白——

“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一朵红玫瑰不会因为它想做一朵红玫瑰而显得自私，如果它想要求花园里的所有花种既是玫瑰又是红颜色的，那才是自私到了可怕的地步。”

“不纯洁的心灵也有美好的一面。”

“沉默，不是中立，是同谋。迫害，是由不出声的好人们默默授权的。”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

感谢那些书，它们唤醒了我的理性，使我在沉静中、在深情里不至于孱弱无力。

买书也是门学问。

有一阵子，我以买到新书、偏书为自豪。似乎一旦比别人先读到，或者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书就很优越。为了买到当当、卓越断档的书，印数特少的书，从前上“孔夫子”，现在上“淘宝”。没有淘不到，只有想不到。

渐渐明白，读书原本是为了自己受用，早读到并不见得先知，晚读到也不见得羞耻。

有一阵子，我热衷于买大部头系列书，仿佛请客，一下子高朋满座，一个不缺，喧喧嚷嚷，好不荣光。

后来明白，啃不动的大部头，犹如皇帝后宫里无人宠幸的妃子。你连抹去灰尘的时间都没有，何必把它们囚禁于深宫？

有一阵子，我买书简直是“捡到篮里皆是菜”，一单下满500元，然后幸福得哼哼。等货一到，打开包装，扯去腰封，让它们一行行一列列整齐地排在书架上。而我，俨然成了司令员。

偶尔我会上“豆瓣”，浏览一下豆友们在读什么书。有一回，看到一条语录：“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我想我也是这样的，买得多，读得慢。然而，这样的买和读，也有意义。

书买来后，在上架的几天内，我总要抽出时间对所有书作一个概览，读一下序言，看看目录，再择一两个章节试试。特别上眼的，就展开阅读旅程；不上眼的，则还回书架择日再读。

农谚说，“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会有雨”，今天你读的，指不定哪一天会有用，然而你得学会“积”云，云积得厚了，就不愁不下雨了。

这些读书经验在教学中真能用得上。教《高尔基和他的儿子》，文中要求理解“‘给’永远比‘拿’愉快”这句话。教参上说：“给”是奉献，是牺牲，“拿”是索取，是获得；奉献是伟大的，所以，“给”永远比“拿”愉快。把“给”解释为放弃、被别人拿走东西或者做出牺牲，以此判断“给”是美德，不但空洞，而且几乎无法说服人。我喜欢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的创造性理解：“给”是力量的最高表现，通过“给”，我体验到了我的力量，我的“富裕”，我的“活力”，体验到了生命力活跃的欢乐，我会因见证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生气勃勃而欣喜万分。

事实上，我和孩子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时，当他们绕在“牺牲”和“付出”里出不来时，听我侃侃而谈弗洛姆，我能感受到孩子们的心是豁然开朗的。

有一回，我读崔岱远先生的《读罢西游不成精》，里面有一段话，“《西游记》师徒四人组成了一个优秀团队：唐僧是稳健派领导，孙悟空是技术骨干，猪八戒是剂型人士，沙和尚和白龙马是踏实型服务员工——团队所必需的要素全都占全了。”我在这段话下作了标记，表示很有意思。后来，我上《西游记》的读书交流课，设计了一个话题“我的西游我的团”，完全得益于这一章节的阅读，我问孩子们：假如让你组建你的“西游取经团队”，你会让《西游记》中的哪些人同去？为什么？

还有一回，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创建文明城市，吴江电视台要做一档节目“中华经典诵”。教育局长交代：你来做一个，时间只有3天。我忽然想起前不久朋友送我王开岭的《古典之殇》，里面有一章节讲的是《登高》，正应了眼下的“重阳节”。以此为蓝本，我巴拉巴拉就开讲了。事后，有人看了节目说，张老师，你好有才啊。我只能捂着嘴笑——这条路分明是王开岭踏出来的，我不过顺着走而已。